职业教育的论文【通用5篇】

网友发表时间 2023-12-23 09:41:18 95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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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研究论文【第一篇】

[摘要]职业教育有别于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最突出的特征是它更强调技能性、实践的操作性。这就从根本上要求职业教育的教师有较高的实践技能能力，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仍以学历学位的高低作为选拔职业教师的基本标准。教师知识体系仍以理论知识体系为主，实践环节薄弱，这导致培养的学生走入工作岗位后，缺乏实践技能，仍需重新学习培训，学校所学知识和社会所需的技能不能衔接，这就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职业教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建立职业教育合理的教师选拔机制，主要包括严格选拔，注重教师的企业实践经验与经历，职业院校的老师应定期接受到企业的实践培训，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强校企合作，从企业选拔职业院校实习教师等方面内容。

[关键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选拔机制；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职业教育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带动我国人才培养的层次化、多样化，职业教育培养大批职业技能型人才，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高尖端技术人才、学术型人才等知识密集型人才，从人才储备的完整性、系统性的角度而言，社会的发展更需要有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一个社会人才的密集程度，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同我国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一样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最突出的特征是它更强调技能性、实践的操作性。这就要求在选拔职业教育教师时，更应该注重教师实践经历与经验。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仍以学历学位作为选拔职业教师的基本标准。教师知识体系仍以理论知识体系为主，实践环节薄弱，这导致培养的学生走入工作岗位后，缺乏实践技能，仍需重新学习培训，学校所学知识和社会所需的技能不能衔接，这就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职业教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探讨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选拔机制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选拔机制存在的问题

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构成是关系到职业教育办学很重要的核心部分。职业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高于普通全日制的教育的，它要求教师要具备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操作上，在理论上要具备一定的高度驾驭实际操作能力。因此职业教育教师的招聘与考核不能仅仅从某一方面确定其标准。我国目前职业教育教师队伍仍然以学历的高低作为进入职业教育领域门槛的标准。教师真正来自于企业的具有实践操作经验的比例很少，而依据学历的高低作为考核招聘教师的教师队伍的往往具备过硬理论知识体系，但实践操作能力比较薄弱。职业教育的教师要在具备理论知识的同时，具备过硬的实践操作能力，才能突出学生的职业技能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职业教育突出职业性的特点，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训对职业教育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职业教师队伍应该进行不间断的职业体系的培训，才能真正强化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职业性素养，职业教师队伍实践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才能使职业教育发展真正和企业的实际发展现状相对接，但从我国目前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体系上看，培训的力度不够，培训的形式以讲座、参观为主，没有更深入、细微的了解企业的变化动态，仍然是泛泛的了解这种浅层次的培训。教师在实践技能体系环节的知识储存不足，直接导致学生培养的状况不理想，不能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三、建立职业教育合理的教师选拔机制

我国职业教育教师的选拔一直以来以学历学位为基准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的选拔用人机制，以这种方式选拔的教师往往有过硬理论知识体系，但实际操作能力薄弱的特点。由于职业教育教师实践技能的缺乏，导致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指导实践实训的能力较差，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所以我国职业教育面临重新设置合理的职业教育教师的选拔机制。

(一)严格选拔，注重教师的企业实践经验与经历

我国职业教育在用人机制上应尽快出台符合职业教育规律和特点的职业教育任职资格要求，建立职业教育教师用人的新标准制度，把教师的实践经验与经历作为硬性的规定写在标准里。在德国、澳大利亚等职业教育发展前沿的国家，入职教师基本上需要经过严格的技能的培养并且必须具备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分为企业教师和专任教师，入职前，在主体中学学习9年，毕业后接受年国家认可教育职业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企业教师到企业工作3-5年获得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后，再到全日制2年获在职4年的师傅学校或专科学校学校，参加“企业教师资格考试”并取得相应证书，从而具备企业教师资格；专任教师是在完全中学学习12年毕业后，到大学学习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至少实习1年，通过国家考试者，再到职业学校和教师进修学院进行为期2年的预备见习，成为实习老师，再次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者，才能有资格成为职业学校的老师。德国教师的入职选拔是非常严格而且规范性很强，借鉴德国经验，我国在选拔职业院校教师时，也应该针对职业教育的特点，在教师的岗位设置上，设置企业老师与职业专任老师，在制定职业教师的选拔标准上，应该严格确定实践经历的时间，在招聘教师选择范围上，更倾向于招收工作经验较多的企业人士。随着校企合作的紧密程度加深，企业中有许多有经验的工程师，经过一定的师范培训后，就可以成为职业院校的企业实习实训老师。

(二)职业院校的老师应定期接受到企业的实践培训

因为国家政策、技术、社会环境等发生不断的变化，因此企业的经营是在不断在动态地发生变化中的，新的事物不断形成，要求职业院校老师要不断更新固有的知识体系和内容，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同步，因此，职业院校的老师定期的社会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接受职业院校老师的实践实习。不管是2006年的《关于建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的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还是《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的意见》，都提到要推进加强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但这些促进企业支持职业院校教师实践的政策法规还不够健全，没有强制约束力，没有明确企业的责任，操作性不强，这使得企业支持教师实践缺乏政策法律保障。因此，从政府的层面上，制定明确、详细地政策法规，使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接受教师的培训是解决目前职业教师实践环节薄弱的有力保障。第二个层面，职业院校应该支持学校的教师参加脱产与半脱产的培训，在脱产期间不改变教师的工作待遇，同时，对于培训优异者给予相应的奖励。第三个层面，接受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的企业应按照规定，认真对待学校教师的培训任务，不能只是流于形式，为职业院校教师安排工作岗位，选取企业有经验的一线操作者，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对职业院校教师以企业工作实习员工的身份在岗位上工作进行辅导、讲解。在教师实践学习期间，和企业其他员工一样，参加企业员工考核。

(三)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强校企合作，从企业选拔职业院校实习教师

近几年来，我国也颁布了很多相应政策，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职业院校集团化办学参与率进一步提高，规模以上企业参与集团化办学达到一定比例，初步建成300个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骨干职业教育集团，建设一批中央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的职业教育集团，基本形成教育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局面。要健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运行机制。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利益链”为纽带，促进校企双赢发展。这种改革举措无疑将推动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打破目前职业教育的瓶颈。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从规划到落实，从政策到措施，还必须找到有效的切入点。还需借助于政府强大的推动力，确定各个主体的利益边界。多渠道引入职业教育的投入资本，实施股份制，进行实体合作，让企业的投入资本进入到职业院校，实现校企更紧密的结合方式，对积极参与投入资本到职业院校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扶持，税收上的减免，推动更多的企业关注与参与职业院校的发展，校企的有效结合，会改进职业院校实践环节薄弱的问题。对职业教师队伍的建设有重要意义。企业选派一些人员参与职业学校的管理工作，同时，选拔一些技术工程师、有经验的操作人员，进行师范教育培训后，作为职业院校的实习实训老师。这些技术工程师、操作人员担负着双重职责，既在企业履行原职责，又承担着职业学校的管理、教学任务。校企这种更深入融合的方式，对双方来讲是共赢。对企业而言，投入资金到职业院校，参与职业院校的管理与建设从中既可以获得收益，与此同时，可以利用职业院校的平台，作为企业员工的培训基地。弘扬企业文化，扩大企业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职业院校由于企业的参与，增加了职业院校教师队伍教师来源的渠道，同时，职业院校的教师有更多的机会到企业参加实践。

[参考文献]

[1]季敏。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国别比较与企业[J].职教通讯，2014(26)

[2]于秀娜。浅谈国外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特点[J].科技创业，2014(11)

[3]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

[4]张欢，任程坤，陈志平。国外发达国家高职院校师资培养策略分析[J].高教学刊，2015(13)

职业教育论文【第二篇】

1与江苏省造船工业关联现状

船舶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推动了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如江苏省地方海事局与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联手打造的“扬泰造船”、“辅助验船师”等项目，是行、校、企三方优质资源对接共享、深度合作的成功案例。另一成功案例是在资源与利益充分啮合基础上，建设和培养地方经济发展紧缺的“内河船舶驾机合一”人才的“根植共生”合作模式。

2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船舶类专业设置与江苏省造船工业发展关系研究”过程中，对全省职业院校和部分造船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收集了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评价及要求，了解了相关院校在“十二五”期间的招生策略。根据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及江苏省造船行业发展规划，归纳梳理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数量与结构的矛盾

2．1．1技术技能型人才总量不足据统计，全国船企技能型人才中，高、中、低级技术工人的比例数为1:6．16:14．53，世界平均值为1:3:6，发达国家为2:4:5，造船企业每一万载重吨大约需要100个岗位从业人员。如果按全省年造船量3000万载重吨的目标估计，需要30万从业专技人员；如果将企业需求人才的理想结构归纳为A(中小型企业)、B(大型企业)、C(央企)3类，根据抽样调查，按此比例统计所需的人员分类见，高(中)职人才需求最大。同时还了解到，造船企业中外包工比例过高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因素，已经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正逐步增加基本工数量。此外，海洋工程产品单品较多，需要大量生产设计人员。

2．1．2专业结构不匹配造船企业在船舶体、机、电3个专业方向的传统人才配比是3:2:1。20xx年以前，船舶机械、船舶电气类专业多数转向通用型机、电专业，淡化了船舶特性，甚至于在一些船舶类知名大学也难觅船舶机电专业的位置。造船工业黄金时期，各类船用机电产品大都有生产厂家负责(或指导)安装、维修，因而企业对船舶机电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质量并不十分迫切。但是，随着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产业结构向海洋工程方向的发展，船舶机电类专业人才需求矛盾开展凸显。现代造船技术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集约化、国际化发展，复合型、应用型技能人才则十分稀缺。

2．1．3生源结构不合理船舶行业在众多制造业中仍是外场作业多、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高、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之一。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发达的地区，在苏南，焊接、船舶工程技术、船舶驾驶等专业生源正逐年下降(焊接高职专业“十一五”期间的招生总人数小于1000)。在众多造船企业中，现场作业的装配工、电焊工中本省人士占比极少，使用外包工成为惯例。在中高级专技人员队伍中，外省从业者或由于家庭等因素并不稳定(曾有苏中地区某船企招聘的40多位外省专科毕业生5年中流失了95%)，或由于经济、环境等因素而另谋高就(流向浙江、山东、安徽等地)，人才流失严重。

2．2教学内容与手段亟待更新

2．2．1课程体系陈旧船舶类相关职业院校中，各专业相对独立，在体、机、电三者中自成孤岛，涉及到造船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不够，海洋工程的职业教育还是颇新的课题。尽管数字化造船驱动了第一轮专业课程改革，但由于我国造船企业的技术改造大都自成一体，反映在教学中也只是课程的加减法，难以形成现代的、有效的、系统的课程体系。同时，造船是大型综合性工程技术，如果没有特定的情境、相当的手段，即使现场教学也只能认识表象。仿真技术早已运用在装备制造业许多环节之中，我们的教学手段并没有跟上，部分中职院校的校内实训场所还不完备，各院校对于核心技能的理解与设定缺乏统一的标准。

2．2．2国际化程度低船舶行业是典型的国际化行业，各企业反映最多的共性问题就是职业院校的专业英语水平太低。在中国从事船舶设计与建造者有国际教育背景的并不多，在江苏省教育界，每年都有师资培训国际项目，但鲜见与船舶或海洋工程教育领域的交流。此外，船舶类专业教师绝大多数来源于普通高校，缺乏工程实践。教育是教师先行的事业，师资尚且如此，又何谈工业的国际化？而职工素质将影响造船技术，影响造船质量和管理效率，影响产品附加值提升，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也必然会严重阻滞行业发展的进程。

2．3校企合作缺少互动

校企合作难以深入。校企合作当前在如订单式培养、冠名班、奖学金及工学交替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依然停留在用人层次。校企在制度上的差异，使得专技人员可参与教学的机会很少。教育主管部门虽再三强调教师必须保证每年有一定时间下厂实践，但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造船是系统工程，每年2个月下厂锻炼难有收获，学生下厂实习环节也因种种原因效果不佳。而企业，一方面多数没有建立人才培养及储备的长远规划，另一方面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方面的投入不足，满足于现状。企业、学校的资源和信息难以实现真正的共享，学校与企业难以形成合力。

3江苏省船舶职业教育发展建议

3．1合理调整专业结构与定位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设海洋工程技术专业，加强对海洋工程技术专业建设的研究，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强化相关学科知识、技能的结合。研究设置船舶仿真技术专业，为行业的两化融合储备人才。扩大高职、减少中职招生规模，增加专业技术技能项目培训，提高现有企业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3．2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师资必须要通过校企共同培养。对新教师，应该要求专业教师在企业跟踪完成相关产品的建造全周期，而不是以实践天数来衡量；鼓励从企业引进专职或兼任教师，进行适当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培训；资助优秀教师出国修学，担负起学习、宣传和引进先进技术理念及方法的责任。

3．3深入推进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力度很大程度决定了职业教育质量。企业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主动热情地深入到师资培养、专业建设、教材建设等各个育人环节之中，如邀请学校参与新产品研发、企业学习考察，把职业教育、职工培训的投入共同纳入预算中，对教育所需要的实训设备提供赞助，对职业教育需求的企业指导教师给予支持，派遣有经验的工程师、能工巧匠传授知识技能，适时创造、提供机会，创新合作模式，助推船舶与海洋工程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职业教育的论文【第三篇】

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上，有两次特殊的机遇。第一次是在民国初年民族资本经济快速发展，故对初级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许多教育家和实业家应时代需要，大力提倡职业教育，黄炎培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职业教育思想，成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的先锋和模范。在他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办职业技术学校。据统计，到1927 年各类职业教育机构达1 695所，其中设有职业专修科之大学及专门学校超过百所职业教育可谓盛极一时。

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中高级职业技术人才，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大好时机。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今天的社会背景与黄炎培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对职业人才的需求层次也提高了，但是，黄炎培早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仍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当代背景：机遇与挑战并存战略与战术矛盾

从1999年至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机遇与挑战并存，战略与战术矛盾。前者是指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势非常好，但需要我们克服的困难也很多，阻力也很大；后者是指我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战略目标是正确的，但由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战术措施与之不配套，二者间存在许多矛盾之处，因此，困难重重。

(1)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相当迅速，据《中国教育统计资料（20xx)》载，20xx年全国高职高专有1 091所，在校生713万人，分别占到全国普通高校总数（1 792所）的61 %和普通高校在校生的46%。在1 091所高职高专院校中，注册为高职的有921所，占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半数以上，其他高专很多实际上都改为了高职。可以说，高等职业教育己经占据了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从政策层面看，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政府决策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xx年11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强调了职业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明确表示政府将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教育发展的重点。此后，各省纷纷召开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重新认识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此外，教育部也明确提出，今后招生的増量指标，将主要给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所以，高职学校数和学生数还会继续増加，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形势仍将继续看好。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办学呈现出勃勃生机。今天，万人高职院校己经比比皆是，全国百所“示范性高职”都办得非常好，许多高职院校的就业率甚至比普通本科院校还要高。因此，从整体来看，高等职业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大好时机。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也仍存在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首先，部分学生宁愿放弃己被高职院校录取的机会，而选择重新复读，一心要考普通本科。在内地的一些高职院校，新生入学率只有70%甚至更低。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己经入学的高职院校的学生，并不安心于学习职业技术专业，而是一心想着“专升本％以拿到本科文凭为首要目标。很多高职院校也鼓励学生‘专升本”，并没有认识到学好职业技术知识的特殊价值。这就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继续发展提出了挑战，高等职业教育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二）战略与战术矛盾

从战略上来说，发展职业教育己经被写进了我国的国家政策中，被提到了“加快人力资源开发’、“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地位，这说明战略上对高等职业教育己经高度重视。在20xx年11 月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还提出具体的増长指标：十一五”期间要培养1 100万高职生。也就是说，高职毕业生将占到这五年高校毕业生的一半以上。此外，在发展道路上，也明确了要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道路，尤其是强调要依靠企业，发挥行业的作用。这为我国高职院校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将引导高职办学体制从主要依靠政府转移到主要依靠行业和企业的道路上来。可以说，这些战略都是正确的，依此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将取得更好的成绩。

但是，在战术上的政策措施与战略目标却并不配套。

第一，“低投入，高收费”。政府对高职生的投入远远低于对本科生的投入，而高职生的收费却高于本科生。在一些省份，这两个差距甚至可以以倍数来计算。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不足，从而使高职院校不得不高收费。“低投入，高收费”，己经成为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招生录取，先本后专’。高等职业教育目前绝大多数都是在专科层次，我国的专科招生一直都排在本科之后，本科三批录取完了才录专科。而实际上，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并不是高低两个层次的教育。“先本后专”这样的招生录取制度，将社会上重本轻专的偏见制度化了，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阻力。

第三，“录用人才，学历划线”。许多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招聘人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专科学生一律免谈，这也无形中强化了社会上重视本科而轻视高职的偏见，影响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择。

第四，“院校地位，本正专副”。本科院校正厅级，专科院校副厅级，即使是规模很小、办得很差的本科院校，也总是“正”的；专科院校即使规模很大、办得很好，也总是“副”的。这必然使许多高职院校不安于专科地位，一心想要升格。

再者，专业设置是目录指导而非市场导向。高等职业教育应以满足各行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为目的，其专业设置应该尽可能地与市场需求密切对应。但现实是，一方面，意识到要依托行业和企业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却又为高等职业教育制定专业目录，要求高职院校按目录设置专业。虽然专业目录是参考性的，但若要开设人才市场所需的、但专业目录中却没有的专业，就必须提请备案。而许多地方主管部门，视备案为批准。这无疑将影响到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形成和为地方服务功能的发挥。凡此种种，都是由于政策措施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战略目标不配套，使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二、转变传统思想，改革战术措施

战略目标是通过战术措施来实现的，如果战术同战略不配套，甚至相矛盾，战略目标就会被架空，难以实现。近代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解决上述问题不无启示。

中国的传统思想重学轻艺，强调“士为四民之首V‘学而优则仕”，对于职业教育，则一直存鄙薄之态。黄炎培在半个多世纪前曾感慨地说：习政法所为事业，分利事业也，其趋之也如彼；农工生利事业也，其弃之也如此——吾为此惧。” ?直到今天，这种重致仕、轻四民，重学术、轻职业，重选拔精英、轻实用人才的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且有意无意地成为制定战术措施的指导思想，因而也就会出现上述战略与战术矛盾的现象。

传统思想虽然根深蒂固，但并非不可改变。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传统思想得以改变的例子并不少见，黄炎培即是一例。黄炎培出生于书香门第，考过秀才，中过举人，但后来他并没有沿着读书做官的传统路子发展，而是大力宣扬实用主义，走上了办职业教育的道路，提出“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③的实用主义口号，这与其所受的教育是很不相同的。

从读书做官到实用主义、到职业教育、再到教育救国，黄炎培思想的转变，正说明了传统思想也可以改变。此外，民国初年职业学校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发展，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学生出来能当官，而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能够养家糊口。

上述事例表明，传统思想尽管根深蒂固，但制度适时的改变也可以逐步地改变人的思想。今天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必须采取措施，改革不配套的战术措施，通过制度变革来改变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传统认识。

(一)改变“低投入，高收费”的政策高职收费比本科高，原本是在大众化初期不得己而为之的举措。1999年高校扩招，并以扩大高职招生为主，但由于财政有限，无法増加投入，只好给出高收费政策，允许高职院校提高收费标准。当时提出的理由实际上仍然是“分不够，钱来凑”认为扩招进来的那些学生本来是考不上大学的，现在给了他们一个上大学的机会，因此，要求他们多出点钱似乎也合理。但在今天看来，这一理由其实是难以成立的。“低投入，高收费”的政策也只是一个权宜之策。时隔七八年后的今天，这一政策仍没有改变，就显得很不合理了。

首先，高职学生所需的生均设备，并不比本科生花费少。本科要建设实验室，固然要花很多钱但高职院校要办好，也必须有实训场地和设备，这些花费并不比本科实验室便宜。因此，不能仅根据学校类型来拨款，而应该从学校办学需要出发，调整投入比例。

其次，高职学生群体很难承担高收费。高职学生很多是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家庭条件较差，历来如此。对他们高收费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民初职业教育发展时，黄炎培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是为贫苦百姓解决生计问题的教育，因而收费不宜高。他设立中华职业学校时，校址是选在上海西南区，因为“上海之西南各区，民之贫苦无业的，较他处为多”并确立了“应收寒素子弟求学，费用务使减轻”的招生原则规定“工科甲种生，免纳学费，宿费不收丫工科乙种生，学、膳、宿费，一概免纳；商科生宿费不收”?。今天，职业教育主要是社会中下阶层子弟入学的特点仍没有改变，因此，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我国当前的“低投入，高收费”的政策也应该改变。

改变“低投入，高收费”的政策，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点和办学需要调整投入比例，降低收费标准，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者的积极性，増强高职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无疑是使高等职业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所喜的是，这一点己经在逐步改变。20xx年11月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规定：从20xx年起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己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20xx年各省召开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都明确表示要増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高职投入不足的问题，还需要各方面继续努力。

(二）改变“先本后专”的招生和就业制度

“先本后专”的招生制度也是传统重学轻术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认为，本科对应于“学”，受重视，是高人一等的；专科对应于“术”，是比本科低一层次的。据此，招生上应该先录取本科，再录取专科。这背后更深层次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价值取向的单一化，认为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只有高下之分，而不承认其多样性。根据这一思想，人才与人才之间的区别是才能的高低，可以通过考试这一“选拔优秀人才”的工具区分出来；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区别也是层次高低之分，因而本科一定就比专科高一等。这样，就只能按照考分的高低先录取本科，再录取专科了。

这一思想之错误，恰恰在于事物不能以如此单一的方式来测量和评价。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是才能的高下，而是才情的差异，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专科与本科院校的区别，也主要是在人才培养类型上，而不是培养层次上。对于前者，黄炎培旗帜鲜明地提出，职业教育是要“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乐业”的方式，也就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才情，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这正是对人的能力多样性的深刻认识。因此，他十分强调职业指导，认为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职业的各个不同，与人的天性、天才、兴趣、环境的各个不同，替他分别种类，谁则宜某种，谁则不宜某种。”?当时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根据这一思想，制成了七种职业心理测量器，在学生入学的科目考试之外，对其进行心理测验，以考察学生适合在什么方面发展。

以此观之，今天我们的招生考试制度，对高等职业教育实在是非常不利。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相比，是一种强调实践能力的教育，是另一种类型的教育。它和普通本科对生源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以单一的、全国统一的高考来决定这两种类型教育对学生的选择，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无法使学生找到最适合其个性发展的途径。何况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以理论型本科的招生标准来考试的，它根本无法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职业潜能，不适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的工具。因此，这一制度迟早要改变，只是这一改变过程需要先经尝试，逐步推进。

同样，由于人的才性差异，在人才任用上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学历划线，而应该根据岗位特点来招聘人才，不拘学历，适者任用。

（三）改变专业设置方式，让学校依市场需求自主设置专业

高职院校应依据什么来设置专业？是依据规范了的专业目录，还是依据市场需要？这与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与理论型本科不同，高职院校不是根据学科而是依据行业或岗位来设置专业，以培养的人才能满足工作岗位需要为目的。行业或工作岗位变化是非常快的，社会发展会不断出现新的工作岗位，一些老的工作会逐渐消亡。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的学校开始试办‘物业管理”专业，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但是几年后，物业管理成为了非常热门、就业非常好的一个专业，人才市场变化之快可见一斑。

同时，职业的地区性很明显，一些地区特殊需要的人才，也很难出现在全国性的、规范性的专业目录中，如果一所高职院校，只能根据目录来设专业，对于新事物的预测、特殊需求的调查无法转化成实践，必然难以很好地应对市场需求，保证人才培养的适销对路。因此，对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管理，最重要的不是规范其专业设置，而是如何促使学校做好市场调查。这些并不是我们今天的新认识，在黄炎培创办中华职业学校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到今天，这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成功经验。

中华职业学校最初设置铁工、木工、珐琅和纽扣四科。其中铁工和木工科的设置，是在学校自己组织的调查和委托其他机构进行的同类调查的对照中，确认当地人从事铁工和木工的最多，而设置的。“列为统计，则以铁工为最多，次为小工，次为小贩卖，又次为木工。小工与小贩卖，不足为固定职业，自为以木工为次多数。”委托调查，“其结果亦以木工为最多……亦以铁工占次多数”而纽扣和珐琅科则是“通过对海关进口情况的实地调查，发现珐琅、纽扣这两宗货物进口量特大，而实际上这两种货物国内完全有能力生产”，⑩因而设立了这两科，假如当时有‘专业目录”，必然不可能设此两种。对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黄炎培特别强调应满足社会需要：各种教育都应与社会需要为出发点，职业教育尤应如此……以占所造就人才是否能适应职业的环境，切合职业界的要求。一？因此，他主张：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即办什么职业学校。这一思想，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可见，由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近代职业教育家很早就意识到了应该由院校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自主设置专业。因此，高职院校应该有专业设置的自主权，不必以统一的“专业目录”来规范全国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

三、发展：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高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从数量増长上来说，继续看好；从质量提高上说，则未可乐观。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要提高，需要解决好下列三个基本问题：高职院校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 “专升本”；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高的标准是理论，是知识，还是技能；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是强调一技之长，还是全面发展。

(一)高职院校发展的目标一“专升本”？

笔者认为，当前不宜提倡“专升本”，也不宜一刀切地限制‘专升本”。

首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职业教育的质量要求和办学层次会不断提高，这是必然规律。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情况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职业教育的层次确实会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己经出现了从中职向高职，从专科向本科甚至硕士层次的高位移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职业教育列为5B类， 5B类也是有本科和硕士层次的。比较我国两个时期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层次也能看出这一问题。黄炎培所处时代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初级的，少量是中级的。今天，我国的职业教育虽然大量的是中职，但发展的重心正逐渐从中职转向高职，以适应经济増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因此，可以断定，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仍会逐渐提高，出现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一些高科技的职业和专业就己经需要四年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了。因此，不能一刀切地限制高职院校‘专升本”。

那么，是不是所有高职院校都应该朝“升本” 的目标努力？由于职业技术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职业技术人员也因工作性质和岗位需要的不同，会有一定的分工，其所需要的教育程度也必然不同。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高职院校都应该发展为职业型本科，就如同今天虽然有了高职院校，但我们仍需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样。以今天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大量需要的还是中专层次和大专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因此，不是所有高职院校都应该朝本科目标发展。

更重要的是，当前还不宜提倡高职院校“专升本”，这是因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立体系尚未建立，当前高职院校的升格，都只能走理论型本科的路子，而不是职业型本科。这对职业人才培养是十分不利的。一些办得很有特色的专科高校，升格为本科后，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反而不如专科办学时期发展得好了。因此，当前不宜提倡“专升本”。对于那些确实有需要又办得有特色的少量专业，如果允许其升本，则一定要坚持职业教育特色，走职业型本科的路子。

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期，虽然没有“专升本”这样的问题，但职业教育家也注意到了不同职业专业的培养差异。当年中华职业学校采用的是一种多元学制的做法，即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使学习年限长短并存。在其所办专业中，各科学制分别为：铁工科四年、木工科三年、珐琅科与纽扣科二年、商科三年、职业师范科三年或二年。一？这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即是否可以尝试按专业而不是按院校来确定学习年限。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理论？知识？技能？

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与教学等不同于理论型的普通高等教育，因而衡量其质量，不应以理论水平的高低为标准，而应以知识、技能是否与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相适应为标准。

在高职院校的教学安排中，对理论知识的传授以够用为标准，最重要的环节是实习实训。因为实习实训是知识转化为技能的重要环节，因此，也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环节。黄炎培在举办职业教育时就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须手脑并用。一？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规定中，实习是被放在首要地位的：生徒半日授课，半日工作，务各种技能达于熟练；每周授业时间总数约计48小时，授课24小时，实习24小时，但至必要时于休息时间亦得课以实习。” 一？他对教育质量的理解也是以能胜任工作岗位为标准，“学生修业期满仅发修业证书，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证明能胜任所担任工作后再发予毕业证书。” 一？初级和中级职业教育如此，高级职业教育就更应该如此。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高职院校的教师选聘问题。既然学生培养重视的是对知识、技能的掌握与应用，因此，教师也应该具有相当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而不应该是只懂理论的教师。黄炎培办中华职业学校时对教师的延聘，更强调教师的经验和动手能力。“凡职业学校欲聘专门教师，如不易得学校教授与经验并重者，毋宁聘用职业经验者，较之仅受学校教授者必差胜。”1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课程要强调双师型教师，在双师型教师不可得的情况下，应着重聘用有职业经验与动手能力的教师。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是以普通本科院校的评估指标为蓝本只是对其要求略作降低调整而来，没有较好地考虑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特殊性。比如其对教师的评估指标，更多地强调青年教师中取得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其以上学位者的比例等，这些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误导，尚待改善。

（三）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一技之长还是全面发展？

对职业教育质量的要求存在着两种认识：一种是认为应以理论水平高低为标准；一种是认为只要学好专业知识，掌握一技之长，就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以理论水平高低来评价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是不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的，那么，是不是有一技之长就可以算是合格的职业技术人才了呢？对于职业技术人才，要不要强调其全面发展呢？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的时代，人们就有过同样的疑问。黄炎培的回答是：人或疑主张职业教育，即不主张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不知二者与职业教育，并非立于反对地位，岂得因入此而便疑出彼，况主张职业教育者，同时必须注重职业道德，而公民教育，实合公民道德与公民职业两者而成，彼此均不可须臾离之势。一？指出职业教育中必须包含道德教育，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公民道德与公民职业结合的人才。就今天的高职院校而言，高职院校的学生也是大学生，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对他们也应有所要求。我们在培养出一名职业技术人员的同时，也要将他培养成一名公民。因此，对高职院校的学生，不但要求他们掌握专业知识，也应该强调公民道德教育，应将他们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职业技术专门人才。

但是，高职院校的素质教育有其特殊性，不能照搬普通本科院校素质教育的要求与做法。首先，在素质教育内容上，除一般素质的基本要求外，应着重于职业人文素质，培养学生诚信、合作、责任、敬业、创业等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其次，在做法上，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年限较短，技能实训任务较重，应当少开或不开专门的素质教育(或称通识教育)课程，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于课程教学或技能实训中。此外，在使教育要求内化为学生素质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校园文化和实训基地的人文环境建设，使学生在环境熏陶下自然形成良好的公民素养，成为全面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

职业教育的论文【第四篇】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在对学生的教育上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变化，高职院校人文素养教育就是在这种社会大变革下被提出来的。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个人素质的学科，我国高职院校近些年非常注重开展人文素养教育，并力图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情操、道德素质等，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高职院校人文素养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总结目前高职院校在结合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希望对高职院校开展人文素养教育有所帮助。

教育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其重要性愈发凸显，教育的内容以及教育方法也在与时俱进。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高校中开展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将成为高校教育模式培养上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社会对于高素质职业人才的需求，重点从高职院校中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课程结合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并给出了课程设置和教学上的合理化建议。

在实施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技巧是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环节，教师将各种教学技巧渗透、应用到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教学的导向阶段、导学阶段、导练阶段以及升华阶段中去。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了教育技巧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都研究表明，教育技巧是作为一名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教育素养。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对于教师来说，则需要具备更高水平的教育技巧和技能，才能适应当下信息时代对学生进行更加有效地教育教学。教师需要能创造性地正确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和突发教学问题，使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学结果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来看，现代教学模式是由传统教学模式发展而来。适应了当代教育需要的现代教学模式不断与时俱进，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教学方法，人文素养教育与职业教育教学在近两年的教学实践活动中脱颖而出，充分体现出了现代教学模式的优越性。当代教育背景下，不仅仅是帮助学生达到某种成绩上的提高，更是帮助高职院校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的个人素质的养成。将人文素养教育与职业教育教学相结合，促进信息教学向知识、技能和态度教学的转化，来实现打造高素质职业人这一终极目标。

1.人文素养教育授课呆板，学生兴趣不高。现代化的教学技术能展示的信息量大，突破了以往教师在黑板上板书的格局，不仅降低了教师的书写量，而且给学生带来了良好的试听效果。鉴于高职院校学生的年龄、经历特征，使其对于具有束缚性的教学有所排除。加上高职院校教师在人文素养教育授课过程中人员众多，教师不能很好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那么如何吸引其注意力就显得非常重要。现高职院校学生其未来的走向不再是学校，而是社会，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更能刺激学生眼球，提升学生兴趣。就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人文素养教育来看，基本以文科领域教学为主，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往往以单纯的讲授为主，缺少灵活性，显得课堂没有活力，而在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职业教育上，又缺少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集合，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到职业教育和素养教育结合的重要性，对学生未来职业规划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2.人文素养教育趋向文学化教学，与职业教育连接性少。正如上文说到的，人文素养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在人文领域对学生进行素养教育，属于文科范畴；而职业教育属于社会领域的学科，尽管在学科教育上看起来二者没有明显交集，但是，事实上人文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打造学生成为高素质、高道德的优秀人才，避免其进入社会后受到不良文化和习气影响，改变本质，为社会所谴责甚至是遭到法律的惩罚。当下高职院校开展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主要授课老师为本校语文教师，缺少在人文素养和职业教育知识掌握扎实的专业教师。因此，在讲授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教师个人思维影响，而文科类教师普遍在讲授中更愿意讲授文学方面的素养锻炼，实质上和职业教育之间差距较大，脱离了开授课程的初衷。

3.缺少与学生实际沟通，互动性不强。传统的人文素养教学和职业教育是以书本、课堂和教师为发展中心的，不能任学生自由的发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教师强硬地把书本上的知识进行单一的讲解，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抑制了学生对于职业素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甚至有的学生丧失了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对于生活在传统人文素养教学的师生来讲，师生间的互动是薄弱的，教师作为课堂上强势的一方会用其多年的传统思想影响学生，使学生在课堂上感觉枯燥无味，自然使学生在理解和学习职业教育和人素养教育重要性上有所欠缺。

1.充分调动学生兴趣，创建良好课堂氛围。教师要想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实现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效教学，就应该让学生在现有的知识平台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探讨与研究，让学生把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融汇贯通。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除了理论知识的传授，同时也应该向学生传达学习课程的重要性，重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对今后职业道路的帮助。因此，我们应注重教师的发展，以其自身的发展作为有效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保障。

2.明确人文素养涵盖方向，进行多元化教育。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课堂的建立提倡的是学生们的自主探究和和学生的多样化学习，即在教师讲授关于人文素养提升和职业素养对学生未来发展重要性认识上，学生要结合自身，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来增加学生的科学素养。我们知道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课程是由课上理论知识的传授和职业思维建立共同促成的。教师应该对课上的教学与学生做的职业思维和走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判断这种教学方法的效果如何，对学生是否有效，而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满足，如果不能就应该变换另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以适应学生的需要。另外，教师还需要培养学生对于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的兴趣。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运用学生对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的兴趣制定与之相符的教学策略，从而调动起学生对于学习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动力，培养学生关于自身职业素养思维能力。综上所述，随着社会进步，现代教育模式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何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教育需求，更好地培养我国更多高素质的优秀职业人才，高校中对于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养教学显得至关重要。不仅是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养，教师在教授学生过程中，也应不断提升自身掌握的人文素质及职业素质，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培养。因此，高职院校中创立人文素养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有效性作用，更可以满足学生今后的职业方向，为社会打造优质的高素养职业人。

职业教育论文【第五篇】

论文摘要：在教育史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既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又是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今天，普通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普通化，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正确认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有助于把握教育变革的本质，构建科学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论文关键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关系；辨析

一般认为职业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之上，或者说是和普通教育相对而言的。如此看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似乎是明晰的。然而，由于我们对什么是职业教育、什么是普通教育有着不同的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并非像表面那样泾渭分明。

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其概念在我国素存争议。仅就名称而言，在20世纪就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即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其中最后一场争论，至今仍没有完全结束。与职业教育一样，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是一个从西方翻译来的词汇，亦译“通识教育”、“一般教育”。一般教育一词已很少使用，通识教育则多被用于指称高等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在西方教育史上，普通教育和今天我们面临的“职业教育”一样，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直到1977年，美国学者还在抱怨：“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概念像普通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也没有一个概念像普通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的歧义”。因此，仅从字面或现有的辞书，很难正确把握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而要做到正确把握它们的关系，就需要了解其发展变化的历史。

一、作为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近代演进成两个对立的教育体系之前，首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或哲学。作为教育思想或哲学的普通教育，其先驱是古典的自由教育。[2]自由教育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英文“自由”（liberal）一词是从拉丁文liber（自由的意思）发展而来的。这种自由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不一样，它与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有关。因此，自由教育只适合于与奴隶、工匠相对的“自由人”。亚里士多德是古典自由教育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全部生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鄙俗”的，一类是“高尚”的。“鄙俗”的生活是以实用、谋利为目的的“劳作”生活；“高尚”的生活则是以深思为最高理想的闲暇生活。与此相对应，他把教育相应地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人”的（liberal）教育，即通常所说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类是“非自由人”的（或“偏狭的”，illiberal）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是以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性的完善为最高目标的教育，它以“自由学科”为主要教育内容，主要包括读、写、音乐、绘画、哲学等。“非自由人”的教育，是指为了谋生，以领取酬金为目的，以“工匠贱业的种种技艺”为主要内容，并以专门性的、狭窄的职业技能为手段而进行的教育。用今天的眼光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人的教育”和“非自由人的教育”，也就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他的观点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思想。自由教育的势利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上。他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立起来，并对职业教育持有非常明显的轻蔑态度，认为“工匠贱业的种种技艺都破坏公民的身体，而领取酬金的活计会劳瘁公民并贬抑其思想”。

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衣钵，在后来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思想家和学者那里得到了继承。19世纪公认的、最伟大权威的神学思想家和作家之一，红衣主教牛曼（也译作纽曼），就是当时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所谓“自由教育”，牛曼认为它的真实含义是：“首先，从语义上讲，它与‘工役性’（servile,或‘奴性’）一词相对立，‘工役性’一词的含义，按照教义手册的说法，指的是无心智活动参与的体力劳动和机械作业……‘自由教育’是大学教育和绅士的特点……自由教育和自由职业是心智的、推理的、思考的活动。”他对职业教育非常轻视和排斥，认为职业教育尽管有些用处，但会“缩小、贬抑人的精神力量”。他的这种态度和亚里士多德如出一辙。

虽然牛曼的自由教育思想强烈地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并且这种影响还将会继续持续下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渐强大，一种“实用”的教育主张正在悄悄滋生。在牛曼大力提倡自由教育的同时，另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重要人物如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ke）等，都对自由教育持反对意见。洛克认为，教育应该为着某种特定的目的，应该涉及具体的事物和工作。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有它的价值，凡是有所花费的，都理应有所回报，所以教育和教学必需是“有用的”、“实用的”。所谓“实用的”是指“对学生将来的职业和营生手段有用”。在他看来自由教育一无所用：它不能教我们改进产品，也不能扩大我们的土地和庄园，改善我们的经济；也不能使一个人立刻成为律师、工程师或外科医生；也不能导致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磁学等其他任何一种学问的新发现。牛曼和洛克，这两种对待自由教育截然相反的态度，由此拉开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主张实用的观念，终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倾向于把事物分成相互对立面的二元论。如把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对立起来，把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对立起来。杜威却倾向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连续性，他反对把职业教育与所谓文雅、自由的教育对立起来，认为这是封建时代的观念，是从前人类关系的阶级构造之残余。对于认为在初等学校甚至中等学校里开设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会贬低“广博的自由文化”的结构的观点，他指出“即使不会导致可悲的结果，也将是非常可笑的”,“当学术专业看作是文化或自由教育的类型时，一个机械师、一个音乐家、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铁路管理员的训练，就会被看作纯技术的和专业教育的类型。它的结果使我们到处所看到的“文化人”和“工人”的区分，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种结果是他一贯反对的。杜威认为，原来那些被自由教育所排斥的职业，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许多已经“渗入了一种理论成分”，应该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人要能完全胜任工作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欢乐，就应该懂得工作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基础艺术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在他的教育哲学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共存的。“职业是文化之根，文化乃职业之果”，这话是对他这种思想最好的概括。正象牛曼对于自由教育一样，杜威对于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专门教育）产生了巨大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 "

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反映了由18世纪末法国和美国爆发的政治革命和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变革。这种变革迫使“那种绅士的、尖子主义的传统处于被动地位，并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教育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观念”。面对这种变革，自由教育再也无法固守在传统的xx塔里了，因为xx塔的大门，早已在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浪潮冲击下轰然倒下了。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逐步强大，教育就不再可能只是为少数有闲阶级服务了。就连自由教育的现代继承者、永恒主义代表人物赫钦斯，为了维护自由教育，也不得不这样说：“如果自由教育是适合于自由公民的教育，如果全体公民又都是自由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自由教育”。另一方面，进入19世纪后，社会生产领域越来越需要掌握实用知识的人才，古典自由教育由于自然科学具有“实用价值”而将之排除在外的主张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改造自由教育，成为进步主义者的时代要求。“为了确保对自由教育进行重新思考所需的灵活性，一些人把‘自由教育’这一古老称呼还给传统主义者，同时打出了‘普通教育’的旗号”,普通教育的名称由此而生。经进步主义者改造为普通教育的“自由教育”，与古典的自由教育相比，至少发生了两个深刻的变化，一个是将自由教育由为少数人服务变成了“面向人人”的教育；另外一个是自然科学知识成为普通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国外许多学者认为普通教育和自由教育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但这种变化毕竟是一个事实。另外，从对这两个词使用的选择上来看，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保守派与进步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态度。

二、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

从学校的产生到工业社会前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教育有着同一的组织特征：缓慢的变化；教育更多的是和政治、宗教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经济联系在一起；教育内容和实际生活相脱节；教育为少数特权阶层子女服务等，这也就形成单一的、精英式的、以自由教育（普通教育）为目的的学校制度，而广大群众则被排斥在正规的学校体系之外，在所谓的学徒制中接受教育。但从工业革命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面向大众、以传播实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逐渐进入到了正规的学校体系。

作为现代学校制度的职业教育，一般认为形成于19世纪中期以后。在中等教育阶段，与文科中学主要以传授古典的文科知识为内容、实科中学主要以传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内容不同，“职业教育”学校主要以传授职业技术知识为主要内容。在高等教育阶段，在传统的大学之外，产生了各种技术学院、专门学校、短期大学等。这些中、高等的职业技术学校，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和组织形式，但都把培养现代职业技术人才作为自己的任务，从而和传统的学校有所区别。这样，在学校制度中，就结束了有史以来“普通教育”独霸江山的一统局面，形成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校体系。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在一开始就充满着不稳定性。在等级文化传统浓厚的欧洲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双轨制，即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别在不同的学校里进行；而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却形成了综合中学制度，即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一所学校里同时进行。美国的综合中学制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民主的价值观和教育普及化的混合产物。在这种制度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只是一种不同的课程组合。因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边界是模糊的。正是这种模糊性，用欧洲国家的眼光看，就会认为美国没有职业教育。20世纪60年代，英国等传统的欧洲国家，在教育民主化的浪潮冲击下，也纷纷效仿美国，采用综合中学制度，形成了一场综合中学运动。即使把职业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秘密武器闻名于世的德国，也不得不对“双元制”进行改造，通过增加“职业教育基础年”等形式，来加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沟通。 "

在高等教育阶段，一方面工程技术知识开始进入以自由教育为荣的传统大学，另一方面，新兴的技术学院通过升格为技术大学，逐渐获得了与传统大学相同的学术地位。这种状况，使上边我们提到的“模糊性”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解释职业教育的内涵时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除了反映了学校制度所发生的以上变化外，还反映了普通教育内容方面不断拓展的事实。在古典的自由教育阶段，西方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自由教育经普通教育改造以后，自然科学知识开始进入它的领域；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使技术由前技术时代的经验技术更多发展到今天的理论技术——技术越来越具有理论的因素。同时，科学和技术联系越来越紧密，“科技”这一名词成了科学和技术不可分割的有力证明。这使技术进入普通教育领域成为必然。在西方的高等学校中出现了“技术科学”科目。“普通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早已成为职业教育词汇中一个常见的名词。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长期以来，普通教育这个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它只限定了一定数目的传统学科。但是，现在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直到最近还是属于专家禁地的许多知识领域，现在已经渐渐向普通民众开放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之前，我国教育体系按照功能分成四个部分，即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在中等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分是明确的：一个是综合性的，一个是专门化的；一个是为升学服务，一个是为就业做准备。因此，职业教育和其他类别教育的界限是清楚的。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异军突起，原来明确的界限被打破了。职教界由于不满意“高职”的现状和不愿意把职教办成“断头教育”，出现了在学制上把“高职”扩展到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从而建立一个完全和普通教育相平行的体系的诉求。这就使“高等教育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或者“哪一部分是职业教育、哪一部分是普通教育”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于我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否应该分裂为相平行的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需要弄清一个概念：何谓“普通高等教育”？现在我们习惯上把普通高校纳入普通教育体系，把“普通高等教育”看作是和“高等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概念。然而，实际上，“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普通教育”是两回事，和高等职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高等普通教育”，而非“普通高等教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次序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还需回过头去看看到底什么是普通教育？第一个把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帕卡德教授，在谈到普通教育的来源时写到：“我们预计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这是普通教育最初被赋予的涵义。一位研究普通教育的学者，在总结了国外50余种概念后，对普通教育（通识教育）作了一个概括：就性质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根据以上概括，普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从性质上看是一种非专业性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应的词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专业教育（高等教育阶段），另一个是职业教育（中等教育阶段）。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是学习前苏联的结果，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模式。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成为高等学校的教学目标。这和西方的通才模式明显不同。《教育大辞典》对专业是如此界定的：“所谓专业，指培养学生的各个专门领域，它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划分的。高等学校据此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进行招生、教学、分配等项工作，为国家培养、输送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学生亦按此学习，形成自己在某一专门领域的特长，为未来的职业活动做准备。”因此，无论是从国外关于普通教育的见解，还是我国关于“专业”的界定看，按照西方的文化，或许存在着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争议，但毫无疑问，我国的高等教育肯定不是普通教育。也许，在西方存在着“高等普通教育”的学校形式，因为西方有专门施行普通教育的学校：文理学院。然而，在高等教育高度专业化的我国，到目前为止，普通教育还只能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普通高等教育”，最初对应的是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职业大学等成人高等学校。它们之间的区分，更多是行政上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最明显特征在于，它在招生和分配上被纳入到国家的正规体系，而成人高校则没有。因而，普通和非普通最恰切的含义应该是“正规”和“非正规”。把“普通高等教育”看作是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误用，反映了我们对普通教育认识上的模糊。也许有人会说，高等教育的某些专业是普通教育，比如说英语专业。持这种观点者，还是没有准确理解普通教育的内涵。与专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除了具有基础性这一特质外，还有一个重要特质就是“综合性”。在英语里，general除了有“全面的、普遍的、一般的”含义外，还解作“不限于（人的、事物的、时间的）一部分的”、“综合性的”。也就是说，普通教育是指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科目，而不是某一个学科。单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既可以是普通教育的，也可是是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的。比如：对于一个研究生而言，同样是接受英语教育，如果是为了学习和交流，可以归为普通教育，如果是为了英语教学，则实质上是属于职业教育。

如果普通高等教育不是普通教育，那么，该如何看待高等职业教育呢？著名的职教专家石伟平先生是这样评价“高职”的：“‘高职’，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全称也，它极可能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创造。我从事职教研究多年来，从未在国外的文献中看到或在国际交流中听到这样的表述……我们今天所谈的‘高职’大概是西方的‘高等专业技术教育’……照此理解，今天所谈的“高职”，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职教现象或形态，其实践活动在我国‘早已存在’。我国的专科教育、工科、应用性专业学科的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都可归于此类。只不过我们过去没用‘高职’这个词罢了。”其实，我国的高等教育无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教育，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我国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一个同质的连续体。职业学校可以说是高等学校的初级形式，高等学校也可以说是职业学校的高级阶段，两者只有量级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因此，所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平行体系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伪概念。

三、变化的趋势

总之，从最近的迹象看，无论是作为教育哲学，还是作为学校制度，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离和对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经历了不过短短数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发展的趋向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将逐渐消失”。原来的片面的教育将变成“多种价值的教育”：“不同类型的教学——普通的、科学的、技术的和专业的教学——之间的那种严格的区别必须废除，而教育从初等阶段到中等阶段，必须同时成为理论的、技术的、实践的和手工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正是反映了这一趋势。

当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趋势要完全变成现实，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以应试教育为主导格局的我国，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中等教育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立的状况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强调“普通教育职业化”，而且要强调“职业教育普通化”，以便使这两种教育朝着相互结合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与此相反。只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现代教育变革的本质，科学构建既面向未来又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