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雨中呼喊》读后感（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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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雨中呼喊》读后感【第一篇】

再次“见”到鲁鲁，我已为人母。时间是在前些天的一个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随手翻开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就这样，一个活泼、可爱、倔强、孤独、可怜的小男孩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那一刻，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鲁鲁抱在怀里，想为他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

可以说，第一次见到鲁鲁，他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依稀记得那是在大学时代，偶尔一次逛书店，看到了《在细雨中呼喊》这本书，之前已经读过余华的《活着》，我再一次被余华那压抑、忧伤的语调所吸引，冲动之下买下了这本书。

由于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心境的变化，两次见到鲁鲁的心情已大相径庭：第一次的最大的感觉是可怜，为鲁鲁可怜的命运而流泪、不平；而这一次是心疼，想为他做点什么来减轻这不公平的命运带给鲁鲁的伤害。

鲁鲁的悲惨命运来源于他的母亲——冯玉青，她的鲁莽、轻率使他的爱情之路颇多崎岖，她先是爱**村里的无赖——-王跃进，这个男人在占有了冯玉青后娶了别的女人；冯玉青在第一次感情受挫之后，跟着一个卖货郎私奔他乡。几年后，卖货郎不见行踪，冯玉青带着一个小男孩——鲁鲁回到了县城，当起了单身母亲。孤儿寡母的不易最终迫使冯玉青走****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最终把她送进了**，也使鲁鲁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如果仔细品味冯玉青和鲁鲁母子俩的生活，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流淌着一种幸福——酸涩的幸福。母子俩相依为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对方。鲁鲁，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就知道体谅母亲了！对于母亲的打骂，他心甘情愿地承受着，没有抱怨，没有记恨。而当冯玉青坐牢后，鲁鲁又一个人几经辗转找到了母亲。

鲁鲁是一个倔强而孤独的孩子，由于“来历不明”，鲁鲁受到同伴们的歧视和排挤，然而他内心又是非常倔强和坚强，当别的孩子欺负他时，他坚决反抗，不退缩，不求饶，他的脆弱只有在他那虚幻的哥哥面前表现出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鲁鲁，尽管你不能选择人生的起点，你的人生一定会朝着你所希望的方向前进！

《在细雨中呼喊》读后感【第二篇】

《在细雨中呼喊》回忆了孙光林少年时的往事以及家庭的过去的某段历史以及第一人称我带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气息。

其中一些片段让我联想到了许多，感悟到了许多，了解了许多。婚礼一章中冯玉青这个形象有为鲜明，她敢于争取自己的幸福，她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真正的尊严，在绝境中她表现出的是坚强，是镇定，那时她还是个羞答答的大姑娘。冯玉青身上坚强，勇敢的品质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想，它应该是我心中的妇女形象了。

友情是光，照亮你心中的灰暗；友情是火，燃烧你心中的希望；友情是手，是你困难中的援助之手。友情是生命中永恒不变的旋律，每个人都需要友情，我们的主人公——一向独来独往的孙光林也一样。书中重点描写了两个特殊的朋友，一个是比他大几岁的苏宇，另一个是小几岁的鲁鲁。让我体会到了友情的重要，对于身边的朋友，我也倍加珍惜。是苏宇和鲁鲁让孙光林感受到了友情的巨大作用，也让我时刻警醒，珍惜友情！

百善孝为先。说到孝，自然要提到孝子，孙光林的祖父孙有元也是个孝子呢！对父亲，父亲建造的桥塌陷后，他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桥重新建成功，从而营救了父亲，欣喜中，在大热天里狂奔到**，以至中暑。见到父亲，一下子晕了过去。孝是一种美德，更是每一代人所应具备的品质。

抛弃一章中谈到了国庆的爸爸，他为了自己的婚姻，狠心的抛弃了年幼的国庆，国庆最终却凭借平时的细心，召集到了母亲一方的亲戚，虽未阻止父亲再婚，却得到了亲戚们的瞻养。其实他从侧面告诉我们：父母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关爱孩子。只有这样，下一代才可以健康成长。国庆走上**的路，大概也有得不到亲人之爱的原因吧！

文章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勇敢，坚强，善良的人们。比如：冯玉春，他的宝贝儿子鲁鲁，国庆，苏宇。他们身上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个真理，体现了种种优秀品质，用鲜活的例子来教育人们。生活就像一个漫长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有你把握！最后谈谈主人公孙光林吧！他幼年时被家人送给了王立强，王立强死后，他又重新回到故乡——南门。孤僻的性格，使友情来之不易，进而更加弥足珍贵，幼年的生活环境加上南门的生活，使得他的世界广阔而丰富。书中提到，最终他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这更是他付出的回报。孙光林回到南门后，父母是他可有可无，兄弟之间更无欢声笑语，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这是他得坚强；对处处受人欺负的鲁鲁，他更加爱护，这是他的善良。

每本书都富含这特有的意义，我相信《在细雨中呼喊》会使你成长更多。

《在细雨中呼喊》读后感【第三篇】

“人们对在面对过去时会比面对未来时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东西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回忆的理由。”

余华以一个活于凡世的上帝的视角，用平静又看似淡漠的心态，利用孙光林的前半生，通过回忆他的一生，从孙广才、孙光明、苏宇的死，和孙光林的看似荒谬的经历中透出人性的苍白、命运的无情和人生的悲怆，以及孤独。余华借此表达回忆的伟大，在孙光林回忆起屈辱和卑微的往昔时，变得心平气和，好像不曾经历过那些苦难一般。人们之所以喜欢回忆仅仅是因为人们出于对美好的向往会不自觉地模糊回忆中痛苦和恐惧的部分，让美好的部分变得更加美好，因此人们喜欢回忆，因为它比现在和未来看着都更加美好。

荒诞的情节，灰色的语调，像每个人的人生一样，没有那么多的诗和远方。苦难一直存在，贯穿于过去，现在，未来，不能逃避，那就面对，在灰蒙的细雨中呼喊过后，再回首，眼中还会有光芒。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细雨中呼喊》导读【第四篇】

1991年，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原名为《呼喊与细雨》)问世，人们惊异地发现擅长于书写“情感的零度”的余华，甚是“温情”地回忆了一个孩子的童年，小说似乎开启了随后《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朴素”风格。然而作为余华的长篇处女座，《在细雨中呼喊》的意义绝不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符号，而是以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达到了余华长篇创作的顶峰。

《在细雨中呼喊》以儿童的视角回忆了童年，这种回忆是杂乱的，不以时间为向度的，但是余华清晰地把它放置在了一个具体的环境里――“在细雨中”。这个环境有着无限的广阔性，他涵盖了“我”在孙荡、南门以及可能所处的一切位置，而“在细雨中”本身又让这些空间具有了一种时间的持续性，这便使得日常生活的时间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在细雨中”的体验将贯穿“我”的整个童年。“我”的对抗姿势则是坚定却又无力的“呼喊”,持续而又空洞。文本一以贯终的只有“过去”――“我”的童年，“现在”与“未来”是缺席的，余华很好地做出了注释：“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回忆的理由……”恰恰是这种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的态度，才更好地建构了一个孩子永远“在细雨中呼喊”的孤独姿态，并且让人难以相信未来，这种绝望、残忍是余华一直不肯舍弃的。

《在细雨中呼喊》不是一个“成长小说”的摹本，文本中“我”的童年是一个静态过程，这里的时间发展没有生命的痕迹，孤独感是童年的唯一线索。“我”童年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和成年人的对立状态，成长并不能解救这种孤独感，文本中余华轻易地瓦解了成年人世界的“权威”。孙广才、孙有元为父都是以绝口不提自尊为代价，换取卑微的活的权利，国庆的爸爸更是直接放弃父权；作为“代父”的哥哥，曾经是“我们”模仿、虚构的对象，然而之于“我”,他终归只相当于“一元”报考费的价值；至于“老师”,是个只会借助“严厉而独特的惩罚”来施加权威的伪君子。童年的梦魇，正是来自于这种取消任何联系的孤独与绝望，这种只能以独自呼喊没有回应贯穿始终的姿态。这里体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残忍，这种残忍不再是隔岸观火的冷漠与无情，而是夹杂内在生命体验的，有温度的，通达至于理解的。余华在赋予童年创伤的同时，竟也施以援手，然而这些帮助终究不能抵御旷日持久的孤独。于是王立强夫妇给予“我”的“关爱”只能是五年那么短；苏宇――“我”生命中给予我最大温暖的人本身就是孤寂的、沉默的，况且他又那么快的死去，使得“我”沉默的友情都无处安放；鲁鲁――“我”渴望呵护的孩子，一直以来就处在孤立无援中，“我”无力救助；国庆、刘小青也终于和“我”相识一场又分散。这让“我”清晰地认识到，温暖只能是片刻的，谁也拯救不了谁。这种认识是伤感而温情的，和此前那种坚硬的风格不同，它带着强烈的生命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的深沉思考，这证明了《在细雨中呼喊》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文本，它应该隐藏于作者整个童年和此后对童年不断的想象性建构中。

然而温情，也终究是属于余华的，他无法放弃“死亡”的话题。死亡在这本几近朴素的“写实的”小说中，没有触目惊心，带着一种理解，甚至还有些许悲悯，这就证明“情感的零度”在这里还是失了效的。在文本的一开始，就有一个死去的陌生男人，“对于六岁的我只能是微微的惊讶，不会出现延伸的感叹”,“我第一次看见了死去的人，看上去他像是睡着的。这是我六岁时的真实感受，原来死去就是睡着了”。第一次面对“死亡”的平静是缘于一种理所当然的不理解，它奠定了我的死亡经验。随后的故事中，母亲、祖父、王立强、被死人遗弃的老太太、刘小青的哥哥、“我”的弟弟、苏宇，这些人陆续死去，对他们的死，“我”未置一词，混乱与焦虑让我接受，甚至来不及悲哀，只有以理解来掩盖活着的苍白。然而这里的死亡不再是此前文本中整体性的死亡，只是一种身体的死亡，情感与思想作为一种生活经验保留下来，填补着我的童年。无所谓恐惧和过多悲戚，只是试图理解的接受，这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继续发扬，让文本不再止于死亡的极大兴奋与幸福中，用时间一点点去丈量死亡，靠近死亡，带着通达而柔软的心。

这个被死亡笼罩的文本，之所以还可以说成是温情的，其实源于作者一种接近真实的努力。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说道，“当我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理解：我在逃离现实生活。汉语里的‘逃离’暗示了某种惊慌失措”,这正是《在细雨中呼喊》之前作品的状态，然而，“另一种理解是上述理解的深入，即我是属于强调自我对世界的感知，我承认这个说法的合理之处，但我此刻想强调的是：自我对世界的感知其终极目的便是消失自我”。投身于现实生活成为有可能丧失个性的普通人，而不再像一个英雄那样从生活中逃离出来，这是余华选择的转变。《在细雨中呼喊》的成功就在于余华放弃了从前那种阴鸷的思考方式，而融入了人性的普遍情感，他的面目模糊于人性的恒常中。文本中，孩子的感情就描摹得很真实，那种不稳固的，时隐时现的温情，让“细雨中的呼喊”显得真实而有意义。“我”和国庆的友情是建立在相同的经历之上的，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般自怜而又维持自尊，友谊时时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受损伤。和苏宇的友情是伴随着青春期的秘密共同成长的，这种友情建立在一种不嫌弃、不做假的基础之上。被排斥和自动游离，避免伤害让“我”又一次在别人的身上和自己相认，我们交流生理的困惑，互相舔舐创伤；但是，这次相认比上一次的相认，更加清醒与自觉，温情意味也更浓重。我们因为互相珍惜而害怕伤害，又因为害怕伤害而伤害，其间产生一种温暖的感情，它填补了青春期的躁动，暧昧却又无关，正如苏宇被释放后，向“我”解释抱着时内心的感受，“其实不是抱住郑亮的肩膀，是抱住你的肩膀。我当时就这样想”。这种温情，这种时时因为利益而背离的温情，这种夹杂不安与期待的温情，可能就是余华放弃个性，“融化在大众里，融化在常识里”所获得的，这种努力为他带来的是一种“可然的”事实，文学的现实。

《在细雨中呼喊》在余华的作品中绝不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尝试，它的成功是深思熟虑后的必然。它延续了对于“暴力”“死亡”“人性”的书写，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它们。当暴力不再是狂欢，死亡不再是终结，人性的弱点蕴含着一种悲悯，一种理解，在文本中展现出一种节制的、朴素的美感时，余华的写作变得温情脉脉。这种温情渐渐又深化为一种理解，悲悯而有情感的厚度，甚至带着点哲思，在日后的创作中有所表现。但不同的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外在苦难并没有超越《在细雨中呼喊》的内在的悲悯意识，那种苦难生发出的含笑的幽默，渴望建立的更为宽宏与通达的心态并没有超越这种放弃言明，在理解中反抗，反抗中寻找理解的姿态。原题的“呼喊与细雨”正是传达了那种对立却不紧张，不理解中理解的态度。这种深切而直观的体会或许源于作家童年的记忆，当然这种记忆必然已经千万次的重新塑造，它属于余华，属于每一个孩子曾经难忘又无法言明的童年，是真实的，又纯然是假的。但是，有一点不容质疑，那就是延续至今的深切的孤独与绝望感，那种“在细雨中呼喊”的犹豫与坚定，童年记忆中那些无人应答的呼喊，比一切屈辱、创伤更让人印象深刻，而在这其间，拥有的是整个摇摇欲坠的想象的童年。

资料链接

1. 余华1960年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医生家庭，后移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做过五年牙医，早年的医院生活和行医经历对其后来创作影响很大。《十八岁出门远行》标志其以先锋作家姿态初登文坛，短短两年写出《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等作品，近于偏执地执行小说的先锋性实验。《在细雨中呼喊》是其长篇处女作，开启了余华长篇小说的序幕，《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意识的表述，英雄史诗的颠覆，温情的人性关怀，以及对文学真实的追求，使得余华由“先锋小说家”成功转型，艺术创作获得飞跃性进步。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松动，以及“纯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学观念的反省、调整的步伐加速，小说方面出现了种种新变，“先锋小说”应运而生。先锋作家们关注性、死亡、暴力等主题，重视“叙述”,掀起了一场“形式革命”。小说“实验”的观念和方法的依据，“零度叙述”“反小说”等方法的借鉴与使用，开拓了形式和叙事技巧的探索，但其局限性也日益加深，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惫。苏童、余华、孙甘露、叶兆言、扎西达娃等是“先锋小说家”的主要代表。

3. “成长小说”的概念来自于巴赫金的《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成长小说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主人公“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类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

4. 《在细雨中呼喊》标志着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随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坛上：“人物不再是脱离了泥土的抽象符号，故事不再支离破碎，人物鲜活，细节生动。作家的思考方向由形而上转向形而下的现实生存，作家的写作技巧由生硬张扬转向不露声色、不留痕迹。余华由艰涩、隐晦变得朴素、流畅起来。”

(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