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原文【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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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范文【第一篇】
攻进这座标志性建筑，让胜利者欣喜不已。我们从照片上看见，他们三五成群，四处闲逛，或者坐在豪华的沙发上持枪留影。既然主人已经逃亡，他们便非常自觉地把自己当成新的主人。
随着卡扎菲政权逐步瓦解，类似的场景天天上演。不断有外国记者受邀参观这些被卡扎菲遗弃的庄园，看见士兵们在宽敞的房间里跳舞庆祝，跳到主人的沙发甚至大床上狂欢作乐，“卡扎菲永远不会出现在这儿了”，几乎是他们一致的想法。
前任执政固然不会回来，但是他遗留的大笔财富，应该如何处置呢？
成者王侯，败者寇
有句名言：胜利者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当一个政权突然地、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轰然倒地的时候，它的继任在处理前任“遗产”时，往往无所顾忌。
公元前480年，波斯大军攻入雅典，纵火焚城，希腊人的圣地雅典卫城被夷为平地。一百多年后（公元前330年），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攻陷波斯帝国首都之后，“动用了一万头骡子和五千匹骆驼才将这座城市所有的财宝运走”。据说，为了报复波斯人焚毁雅典卫城，亚历山大大帝在酒醉之后投出火把，也把壮丽的波斯都城烧得一干二净，城中最著名的建筑“百柱厅”，只留下巨大的残骸。
征服者大行劫掠与破坏，既是胜利者身份的体现，也是肆无忌惮的心态使然。被征服者早已从肉体上被消灭，他的财富当然为我随意支配。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只是有的时候，这样的破坏与劫掠，同时伴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和精神因素。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愤怒的群众攻克巴黎城中象征封建专制的巴士底监狱并把它夷为平地。当时，塞纳河上有一座石桥尚待完工（已经起好名字叫“路易十六大桥”），老百姓热情高涨地把监狱拆下来的石块运到工地，为的是“每天都能踩在万恶的旧城堡的碎块上面”。1791年新桥落成，名字已经改成了“革命”。1810年，拿破仑一世为纪念替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八个已故将军，在桥上安置了他们的雕像；路易・菲利浦复辟以后，桥名又恢复成“路易十六”，拿破仑的将军雕像当然也被扫地出门。
面对旧政权的“遗产”，拿来主义的态度最常见，也最实惠。
“父死子继”，有特例
如此种种，国际法上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继承”。当一国分裂成数国，数国合并成一国，或者其他的能使国家领土发生变化的原因，引起的结果叫“国家继承”。当一个政府因为革命或者而发生了变化，政权有了更迭，引起的结果就叫“政府继承”（依照宪法引起的政权更迭，比如说选举，不属于政府继承）。还有就是发生在国际组织之间的合并与分裂，统称做“国际组织的继承”。今天发生在利比亚的情况，就属于政府继承；而卡扎菲1969年发动革命之后，也产生了政府继承。当年的继承者，如今被新人继承，历史就是这么爱捉弄人。
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主要为了解决旧政权的国际权利和国际义务如何在新政权下完成交接。新政权希望接过旧政权的国际权利（比如说联合国席位），国际社会则希望新政权继续履行旧政权曾经承诺的国际义务（比如说遵守已经签署的条约）。这是新政权和国际社会打交道所必做的功课，而新政权如何“继承”旧政权遗留的种种国家财富，纯属内政，似乎就和国际社会无关了。不过在现实中，并不是这么简单。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希特勒政府。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德国政府多个部门、纳粹党部，秘密警察机构的大多数秘密档案被盟军缴获，这些文件除去向纽伦堡提供审讯证据之外，还促成威廉・夏伊勒创作著名的《第三帝国兴亡史》，这位幸运的作家谦虚地表示：“如果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我的这种个人经历还不会诱使我尝试写这本书……这样大批的珍贵材料落入当代历史学家手中的事情，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此以前，一个大国，即使战败了，它的政府被革命了……它的档案也总是由它自己保管的。”
2003年，萨达姆政权在美英联军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新政权，“继承”局面格外复杂。
有些继承，是新政权内部的烦恼。萨达姆掌权时，为了个人享乐或者弘扬武功，在国内留下许多“遗迹”。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屹立在巴格达“绿区”、为纪念两伊战争而建的“卡迪西亚之剑”，就是其中的代表。拆除派认为，这些“遗迹”是“萨达姆压制人民的体现，没有任何审美价值，因此不值得纪念，应该被彻底销毁”。而保留派则坚持认为，无论如何，萨达姆的这段统治已经构成伊拉克历史的一个篇章，“他对国家的影响不该被轻易抹掉”。保留，拆除，还是征作他用？伊拉克政府颇为头疼。
还有些继承，因为有美军掺合而显得复杂，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就是其中的代表。2003年萨达姆政权以后，美军“继承”了这家监狱，投资5500万美元改造它，警卫工作全部由美军负责，主要用于关押和审讯囚犯。2004年美军虐囚丑闻爆发，阿布格莱布监狱顿时成为美军残暴的象征，也在伊拉克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把自己的监狱交给美军去“继承”？
假如把政府继承不恰当地比作国家财富的“父死子继”，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前者遗留的东西，后者未必一定能拿到。
拿来，什么最受欢迎
在书本上，国际法上的继承（包含国家继承、政府继承和国际组织继承）指的是国际法的权利和义务由一个承受者转移给另一个承受者所发生的法律关系。转移的内容多种多样，这里面既包括好的东西――比如说国家财富，也包括不那么讨人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政府债务。从理论上讲，挑肥拣瘦是行不通的。
不过，一旦遇到好的东西，大家还是要抢，要争，或者拿它当作外交谈判的砝码。
黑海舰队是前苏联四大舰队之一，也是前苏联战斗力最强的舰队。1991年苏联解体，因为舰队司令部和92%的基地都设在乌克兰，因此它的归属就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争论的焦点。黑海舰队应该归谁继承？谁应该拿到这支舰队的主要部分？这个问题直到1994年才有了第一个协议，而在此后若干年中，俄乌双方围绕黑海舰队举行了N次谈判。最近一个重要决议发生在去年4月，乌克兰同意这支舰队继续驻扎在境内，期限延长25年。作为回报，俄罗斯继续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价格在原合同基础上再降30%。
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另一个继承对象就不像黑海舰队这么讨人喜欢了，它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从地理位置上说，它百分之百位于乌克兰境内，苏联解体后当然归乌克兰继承。但是1986年的爆炸事故仅仅是一系列善后的开端：发生事故的核反应堆上覆盖的“石棺”需要重新加固；很多人受到放射性污染之后，慢慢患上各种疾病，需要不断投入医疗援助……什么都需要钱，而一笔接一笔的后续开销，是否也该由乌克兰全部“继承”下来？2006年4月，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借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展望未来”国际学术大会的场合公开表示：希望签署消除该事故后果备忘录的有关各方遵守自己的承诺，补偿乌克兰因为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而遭受的损失。
……
拿来主义范文【第二篇】
对待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鲁迅先生的主张是“拿来”。这“拿来”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辩证认识的东西很多，现实中的错误态度也很多，对于批判继承这样的重大问题，可以写成学术性长篇大论，也可以写出理论性很强的鸿篇巨著。但鲁迅先生只用了一个包含若干小比喻的大比喻来阐述这个道理，一下子使这个道理变得形象生动、浅显易懂了。
我们不是要谈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吗？好，先生就顺手打个比方，把我们要面对的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比作祖先留下来的一座“大宅子”，又用“大宅子”里的人和物来比喻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组成要素。我们要不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大宅子”？由此问题引出了三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在旧的遗产面前吓破了胆、无所措手足的“孱头”，一种是为表示自己“革命”而故意毁坏遗产的“昏蛋”，还有一种是欣然全盘接受遗产中不良成分的“废物”。针对这三种错误态度，鲁迅先生提出了“拿来”。这“拿来”与欣然接受者可不一样。“拿来”以后怎么办？当然要清点清点，分门别类，该要的要，不该要的就丢，你看，这多通俗呀！
鲁迅先生把“大宅子”里面的人和物分为三类：一种是有益无害的“鱼翅”（精华），一种是有毒却也有用的“鸦片”（可利用的糟粕），还有一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姨太太、烟灯、烟枪”（纯粹的糟粕）。针对这三种遗产，先生提出了处理“三原则”：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至此，鲁迅先生对待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拿来主义”也就明确了，不是不继承，也不是全继承，而是批判性地继承。
《拿来主义》中这种形象说理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比喻说理的方法。比喻被誉为“修辞之王”，它既是一种形象化的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在论说中常用的方法。比喻说理，就是运用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道理，变复杂为简明，变抽象为生动，表述婉转而有较强的说服力。一个恰到好处的比喻，胜过一大篇平淡的议论。任何艰深的道理，一经比喻就易解好懂多了。
运用比喻说理，一要选好喻体，二要力求新颖，这两点在《拿来主义》中均有体现。一座祖先留下来的“大宅子”具备两个特点，一是祖先的遗产，二是包涵性强。作为遗产，符合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整个人类遗产）的特点；作为一个包涵性很强的对象，利于拆分。若不具备这两个特点，就没法“拿来”论述“拿来主义”。同时，这个比喻还有利于对比手法的运用。面对“大宅子”，错误的态度与正确的态度就形成了对比，而对比又使说明的道理更加明晰，让读者一看即可发现其是非对错。
形象说理是鲁迅先生杂文的一大特色，有时他点到为止，有时他通过比喻加描写来详细刻画。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他把反动文人称为“落水狗”，提出了要“痛打落水狗”的著名论断。你看，“落水狗”这个比喻多么形象，多么生动，把反动文人的本质揭示得穷形尽相，淋漓尽致。
主席也十分擅长形象说理，从而使其文章能够深入浅出。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分析批判“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时说：“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你看，这段话多么形象生动而又幽默呀。
学了《拿来主义》，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拿来主义》中“拿来”形象说理的方法呢？下面，不妨试一试。
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沉滓的泛起》，思考并回答问题。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现在可以说能打仗的，是要操练久不想起的洋枪了，但也有现在也不想说去打仗的，那就照欧洲大战时候的德意志帝国的例，来“头脑动员”，以尽“国民一份子”的义务。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记得了文天祥、岳飞、林则徐――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
先说一点另外的事罢，这叫作“和平声中”。在这样的声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据说还告诫青年，教他们要养“力”勿使“气”。灵药就有了。第二天在报上便见广告道：“胡汉民（胡展堂）先生说，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并劝勉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这样的宝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张旧影片，将探险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两亲家游非洲》。
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终于“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六卷七号）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和《艺术三家言》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不成。这恐怕不必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未必会相信。没有法子，只得再加上两个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爱国文艺家所主宰的《申报》所发表出来的――十月五日的《自由谈》里叶华女士云：“无办法之国民，如何有有办法之政府。国联绝望矣……际兹一发千钧，全国国民宜各立所志，各尽所能，各抒所见，余也不才，谨以战犬问题商诸国人……各犬中，要以德国警犬最称职，余极主张吾国可选择是犬作战……”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谈》里“苏民自汉口寄”云：“日者寓书沪友王子仲良，间及余之病状，而以不能投身义勇军为憾。王子……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余立行试服，则咳果止，兼旬而后，体气渐复，因念……一旦国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壮志，灭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1. 从标题可以看出这篇杂文的构思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请简要分析。
2. 请赏析第一自然段的划线部分。
3. “反语”是讽刺性杂文的常用手法，请在文中挑出两例并加以赏析。
1. 从标题“沉滓的泛起”可以看出，这篇杂文的构思建立在一个比喻的基础之上。这篇杂文把要批判的人和现象比作臭池塘里泛起的“沉滓”，本身就含有对他们的讽刺和批判。民族危机日重，抗日反蒋运动不断高涨，但胡汉民却同一批政客、文人以及投机商人，借抗日之名营私，徒作空言，侈谈“救国”。鲁迅就用“沉滓的泛起”来比喻他们，揭露他们。（用一个比喻来构思全文，好处是说理形象，这形象之中往往可以渗透极强烈的褒贬之情。臭水塘里泛起的“沉滓”，你可以看到它的烂像，你可以闻到它的恶臭，厌恶之情油然而生；用这样的东西来比喻那些在国家危亡之时虚谈救国甚至借抗日之名营私的人和事，真是太贴切不过了）
2. 以池塘比喻黑暗腐朽的社会，以沉滓比喻社会的败类，用描写就把社会丑恶的样子活现了出来，也把“显示”者的心态暗示了出来。（这里采用的是比喻加描绘的方法。这个比喻是统管全文的，说“沉滓”就必须说“池塘”；而一个“停滞多年的池塘”同时也写出了当时社会的状况，社会是黑暗、腐朽的，所以才会有大量的“沉滓”，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泛起来，而且，“沉滓”的“显示自己存在”的心态也表现出来了。可以这么说，这一个比喻，言简义丰，形象生动，说服力很强）
3. 例一：“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赞扬“新的文艺界”，说他们在“国难声中”表现积极；而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他们的所谓“积极”，如“爱国歌舞表演”，如喝茶聚会，如成立“上海文艺界救国会”等，其实都是在显示自己，对国家危难不起任何作用。
拿来主义【第三篇】
随着科技、文化、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学科门类之间的渗透日益增强，单纯的学科门类已不复存在，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而在新的《音乐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提倡学科综合是音乐教学的基本理念之一，在这种形势下，要贯彻执行《音乐课程标准》，每个音乐教育工作者就必须勤学泛览，广吸博纳，对歌舞影视、体育美术、文史哲学、天文地理诸多方面知识应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在音乐教学中为我所用，以汇成音乐教育的源头活水。
一、对姊妹艺术的“拿来主义”
1.拿来戏剧，增强直观效果。戏剧以其独特的形体语言，生动的神态表情，直观的舞台造型，给人以形象而深刻的艺术感受，在音乐教学中可以拿来借鉴以增强学生的直观感受。例如在欣赏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曲》时，可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有关情节，让学生在听觉和视觉的双重感觉下体会乐曲所反映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增强了音乐的直观性。再如欣赏《十里风雪》一曲时，可借助歌剧《白毛女》的片断，让学生在戏剧情节中体会杨白劳在风雪中踉跄，在黑暗社会中挣扎的情形，这比单纯听、凭空想的效果要好得多。
2.拿来影视，营造现场气氛。在初中音乐教材中，有许多歌曲来源于影视的主题曲和插曲，而每首曲子都有其创作和演唱的背景与氛围，学生不了解这一点的话，很难准确地把握歌曲所表现的内容和抒发的感情。若能借助影视的形象效果来展现歌曲背景的话，就会营造一种现场气氛，有利于学生对歌（乐）曲的整体把握。如教唱《红星歌》时，可播放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一些片断，随着潘冬子肩扛木枪，昂首阔步的形象的展现，学生不由自主地便会在一种勇往直前、豪迈乐观的气氛中受到感染，歌曲的主题和情感基调在不知不觉中便被学生所把握，课堂上回荡着雄壮有力的歌声。这样，既提高了课堂效率，又活跃了课堂气氛。
二、对艺术外其他学科的“拿来主义”
1.拿来文学，把握内容主题。文学具有广泛的表现力，它既区别于其他艺术，又同其他艺术有着广泛的联系。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的诗、词、赋与歌从来都是一脉相承的，初中音乐教材中的许多乐曲都是从文学中产生灵感而创作出来的。因此，在欣赏或学唱歌曲之前，先让学生理解歌词或了解乐曲的相关文化背景，将更有利于学生对音乐内容和主题的把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欣赏古曲《阳关三叠》时，可先将歌词显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根据已有的文学素养来分析歌词，讨论歌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当学生明确了歌词所表现的对即将远行的友人无限关怀、留恋的诚挚情感后，再来欣赏歌曲，学生便会溶入自己的情感，更容易体会歌曲的神韵。再如，欣赏《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可在欣赏前，给学生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传说，然后在欣赏过程中，对乐曲内容及其表现手法进行相应的讲解，最后学生完整地欣赏乐曲，便会在头脑中再现乐曲相关内容，全面地理解乐曲。
2.拿来地理，使人身临其境。初中音乐教材中也有不少是表现地理风光的曲子，在教学中有机地将音乐与地理结合起来，就会使学生身临其境，乐曲所蕴含的意境不言而喻。如在欣赏民歌《无锡景》时，可出示有关介绍无锡风光的地理图片，让学生置身于江南风光中，在细腻秀美的旋律中去体验无锡的优美风景；在欣赏《牧歌》时，可播放有关蒙古草原自然风光的VCD，让学生在领略自然美的同时，体会歌词的形象纯朴，旋律的悠扬飘逸，从而理解歌词中表达的蒙古人民对草原和生活的热爱之情；在欣赏《蓝色多瑙河》时，随着音乐播放多瑙河美丽风光的地理画面，让学生看着蓝色的河水静静地流淌，船只扯满了风帆驶向远方，仿佛闻到芬芳的花香在空中飘荡，体验着多瑙河的恬静……每个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飞到多瑙河边，尽情地享受着音乐与地理风光的完美结合。
拿来主义【第四篇】
鲁迅发明“拿来主义”这个词的原意，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间接针对的是崇洋。“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所谓“新文化”，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在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化以“全盘西化”的口号扫荡中国社会，似乎中国传统旧文化只有裹小脚、留辫子、娶小妾、八股文之类的糟粕，因此，传统文化几乎统统被置于应彻底抛弃的行列，甚至竟有人提出要取消汉字。然而，当时很多“新文化”也非常拙劣，一味地模仿西方，弄得不伦不类，遭到很多嘲笑。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回潮，当时称为“发扬国光”，也有人称为“复古”，其对立面就是“全盘西化”。鲁迅就是在反对“全盘西化”、提倡“发扬国光”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拿来主义”的。
我认为，鲁迅在1934年写《拿来主义》一文时，对自己过去过分偏向“五四”新文化、痛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反思，从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上退回了一些。因此，鲁迅“拿来主义”的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拿来主义”也是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按照鲁迅在文章里的阐述，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继承、有吸收、有改进、有抛弃。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主张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态度的产生，一是因为“全盘西化”过于偏执，二是因为针对“全盘西化”而反弹的“全面复古”过于顽固。因此，鲁迅的“拿来主义”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动脑子、有眼光，自己去“拿来”，实际上也是对“全盘西化”的间接批评，不能一味否定传统文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特意提到西方的“送来主义”在中国引发的“恐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全盘西化”的否定。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立场，与他自己过去的主张已经不完全一样了。
然而，在鲁迅首创“拿来主义”很多年后，一些人对于“拿来主义”的理解与鲁迅当时的本意已全然不同。现在的“拿来主义”更主要的是要从西方“拿来”，而不是鲁迅所说的要从传统“拿来”。现在的“拿来主义”在某些时候甚至等同于鲁迅批评的“送来主义”。当年西方送来的是鸦片、枪炮、香粉、电影，如今，有些还在继续送来；有些已不再好意思厚着脸皮强行送来了；有些换了新东西，仍源源不断地“送来”。而现在很多人打着鲁迅的旗号高喊“拿来主义”，其实就是鲁迅批评的“全盘西化”，对“送来主义”照单全收。与此同时，现在的“拿来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差不多也就是全部抛弃，统统视为垃圾。事实上，这正是鲁迅反对的，这样使用“拿来主义”，鲁迅地下有知，恐怕也不会同意。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在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时，应该要有点新的认识，要有自己的头脑和眼光，这样才能判断西方文化的本质，才能知道哪些是需要“拿来”的，哪些是不该“拿来”的，哪些是需要“拿来”后加以改进的。当然，“拿来主义”在这里多少也有点天真或不准确，因为，我们希望的“拿来主义”与西方希望的“送来主义”并不合拍。西方想送来的东西，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要付钱的，甚至是强行摊派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西方免费送来的东西往往是钓鱼的诱饵，我们某些人则以为那是“拿来主义”成功的证明。而我们想拿来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拿不来的，是需要付钱的，一厢情愿地“拿来”，很容易被西方、惩罚。所以说，对于西方，我们兴高采烈地想象着“拿来主义”，却常常会被西方视为“偷盗”。因此，我们也发现，“拿来主义”有时就是“买来主义”，“拿来主义”也经常成为内外勾结的幌子，这可能就是某些人偷换鲁迅“拿来主义”概念的动机。
针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与针对传统文化的“拿来主义”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对于传统文化，如果想拿来，一般不会有什么障碍，最多讨论一下，拿来后到底好不好？是否适合现代？而且，对于传统的“拿来”，基本上是免费的，没有“买来主义”，也没有“送来主义”。但是，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发现，某些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确实是有用的好东西，我们非常渴望“拿来”，甚至愿意花大钱，彻底兑现“买来主义”，西方还不愿意，比方说高科技，这似乎可以称为“拒绝主义”。所以，对于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除了要有头脑、有眼光，挑选着“拿来”外，还不能太一厢情愿，以为我们只要想“拿来”，别人就愿意给，以为我们想买来，别人就愿意卖。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渴望“拿来”，却遭到拒绝，根本“拿不来”“买不来”，而很多我们不想要、不需要的东西，西方正源源不断地“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