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论文范例最新4篇
【导言】此例“文化交流论文范例最新4篇”的范文资料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文化交流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中非音乐；交流；反思
1 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特点
文献数量增长迅速，尤其21世纪以来15年里研究成果激增
据统计，自建国以来近10年来，国内对非洲音乐的文献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期，并无相关理论研究论文的发表，而自1963年
发表的第1篇研究论文以来，近50年间共有论文181篇，而2000年至今产出论文146篇，增长率达到倍，研究成果占总量的81%。而本文所统计数据截至至知网上2015年9月之前发表的成果，加之有尚未统计到的，故而文献的数量发展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发展，侧重不同
建国初期的学者只是聚焦于革命歌曲、非洲传统乐器的简单普及介绍以及翻译国外学者对非洲音乐的研究著作。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研究非洲音乐的视角更加开阔，在非洲音乐不同方面的研究中都颇有成果，其中乐器与器乐的研究所占比重最大。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在音乐概览、乐器与器乐以及歌舞音乐方面文献数量有大幅增长外，还在音乐作品分析以及音乐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研究上有零的突破，在不同学科的视角下探讨非洲音乐。
在研究范围方面，对非洲音乐的研究从起初仅关注个别非洲国家的音乐文化到之后逐渐研究更大的非洲领域上的音乐文化，将北非、南非、东非、西非等囊括其中。在充分研究非洲本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还能将非洲音乐与其他民族音乐进行对比研究。
2 演出学术交流所呈现的特点
中非演出交流日益频繁，完成从单纯政治演出到官方演出和民间交流相结合的转变
建国初以官方交流演出为主，其中东方歌舞团的交流演出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当时外交政策下的文化交流产物，有着较强的政治目的。自2000年以来，官方交流日益紧密。从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成功举办以来，中国已与非洲各国共签订了65个文化协定，已执行文化交流计划151个。中国同非洲国家的表演艺术团互访达数百起，上万人次。由此可见官方演出交流十分频繁。
此外，中非民间音乐文化交流的开端也从2000年开始，除民间中非文化交流组织开展了大大小小频繁的艺术交流活动论坛之外，还有中非人民自发的音乐交流，不胜枚举。如非洲歌手玛丽亚在背景举行个人演唱会，聚集在广州的非洲音乐家团体，他们往往自发来到中国，从事其他工作同时又是音乐家，是中非民间音乐文化交流最普遍且具有代表性的群体。
演出交流内容逐渐融合中国地方民族特色
中国赴非洲的文艺演出团参与省市之多、出访艺术团演出水准之高、表演形式之丰富，与以前相比都有较大提升。并且由早期的国家歌舞团出访为主转变为加入了地方艺术团的出访交流，为非洲带去了更具民族特色，种类多样的中国音乐文化。如2008年云南艺术团、北京华夏民族乐团、福建艺术团携“闽江韵”赴非访演、2014年西藏艺术团赴非访演。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交流演出将更具本土化的中国音乐艺术带去了非洲，向非洲展示了包含多种民族音乐文化，内涵丰富的中国音乐。
学术交流有更多专业音乐院校参与，促进双边共同进步
中非文化艺术的学术对话呈现繁盛之势，为中非音乐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好的学术理论平台。自2012年起举办中非文化部长论坛，为中非在新时期深入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指引，同时促进中非学术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除官方组织学会所举办的学术交流研讨会外，2000年以来开始有专业音乐院校参与其中，牵头举办了中非音乐交流会议及活动。如中央音乐学院相继在2005年、2007年举办“中非音乐对话”，期间邀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专家参与学术讨论。此外，孔子学院、驻非中国文化中心音乐文化课程的开设以其创新的方式，固定有序的实践加深非洲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了解如定期组织戏剧表演、音乐会等活动。由此带动人才交流与教学研究的发展。可见“非洲学”在高校内的逐渐受到关注与重视，专业音乐高校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与资源环境，为非洲艺术文化在中国的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3 突出存在问题检视
论文研究缺乏深度，学位论文鲜少产出
近年来对非洲音乐的研究虽在数量上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从学位论文与期刊的比例来看，建国以来对非洲音乐研究的期刊文献总共为176篇，学位论文仅有5篇，且5篇均为硕士论文，二者的比例为35∶1。多数音乐研究层面仅停留在对非洲音乐的简要性概览介绍上，或是描述自己对非洲音乐的感受体验，虽给予非洲音乐一定的关注度，学术角度依然缺乏，专业性依然不够。一般来说，学位论文相比于期刊论文更具严谨性，其掌握资料的全面性，学术思考的深度和学术关注的角度都具有优越性，而建国以来仅有5人（董云、吴娟、谢佳音、杨英、李彩）选择将非洲音乐文化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尽管有人进行了博士学位的攻读，但其博士论文也另选他题，对非洲音乐的研究持续性不强，也不禁令人惋惜。
研究类别存在低层次重复，学科交叉性不足
在占有较大比重的研究论文中，有不少文章的内容选择和论述成果都缺乏新意，存在着低层次的重复，如在笔者统计的26篇研究非洲鼓文章中，其中有5篇将非洲鼓的“说话功能”作为研究角度，论述内容雷同，材料的选择和论述的成果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另一方面，虽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探讨非洲音乐，也有学者研究文学、哲学思想与非洲音乐的关联与发展，但是数量仍然不足，讨论的深度也有待再发掘。
缺乏国外资料，译著数量稀少
文化交流论文【第二篇】
噶尔家族被降罪之缘由探析
扎西当知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吐蕃时期噶尔家族的研究论文。嘴尔・东赞宇松及其子孙是吐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辅佐两代吐蕃赞普。对吐蕃王朝的统一、疆域的划定、法律的健全、社会的安定以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到了吐蕃赞普赤都松芒布杰时期噶尔家族遭到被灭门的悲惨遭遇。文章依据敦煌文献资料和古代汉文史料对噶尔家族被灭门的原因做了探析，认为：位高权重是噶尔世家获罪的客观因素；吐蕃王族的猜疑心理是噶尔家族降罪的主观因素；离间计是噶尔家族降罪的直接因素。得出这些结论的作者认为，据他所调查搜集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唐宋有关吐蕃的文献史料中，并未发现噶尔家族背叛或谋反的丝毫痕迹。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巴桑旺堆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古藏文写本研究方法探索的论文。作者在海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种判定古藏文写本年代的方法：1、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2、书写工具笔墨，3、字体的书写形式，4、字体特殊的书写现象，5、书头符、点符、甸符，6、特殊构词或古语法现象，7、古词语和词汇互为通用现象，8、书写中的特殊符号，9、写本中的图像、绘画，10、写本的装帧形式及页面的设置，11、页码的标属形式，12、文字厘定原则，13、梵文术语的藏文拼写法，14、写本的抄经，校经者、施主署名，15、写本的题记。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
王海燕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论文。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1939～1944年西康省康属各县宗教样态的社会学分析
文化交流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文化交流“逆差”现象
Abstract:Culturalcommunicationpushespeopleforwardinthelongrunofhuman'''',thecommunicationontheuneq“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hasbeenraisedinthispapertocalltheattentionsofthewholeChinamedia.
Keywords:Culture,Communication,“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但人类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文明进步大体上保持了同步水平。那些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相对走在了前面。“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①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国家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创造的过程及成果的体现，它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只有不断地充实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并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继续进行的动力，进而加快本国文化进步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用于文化交流、传播的各种信息传播媒介。正因为如此，人类为创造发明和有效使用传播媒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不断地完善、改造传播活动的内容、形式作出了成功的探索。目前世界上现有的传播模式和传播市场格局就是这些努力和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得意的成果。平心而论，目前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模式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加强人类信息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形成人类社会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同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但是，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变化，人们对长期习以为常的文化交流模式和文化传播市场格局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不平衡、信息传播不对等的问题。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自主、平等，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时，都应该以国际大家庭一员的身份出现，绝不能因为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而企图在文化上也实行强权式的垄断。无论多么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过自己积极的贡献，他们同样都有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平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②所以，国际上的许多有志之士长期以来为争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平等交流，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利益的关系，特别是以强国自居的国家的一些人和一些媒体，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在他们眼里，自己所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最先进的、十全十美的文化，并企图以自己认为最先进的这种文化代替或同化世界文化，让众多他国、他民族文化对自己俯首称臣。因此这些国家及其所属的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凭借发达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的实力，他们很快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本应以同等规模和数量与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弱势，在文化交流中不得不处于下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由此而来。
文化交流的“逆差”，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的现象。这种国与国交往中的“逆差”现象在经济领域早已有之，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中的这种“逆差”问题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的。近40年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建设世界新闻新秩序”为核心的一些设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交流的“逆差”现象反而愈加突出了。甚至有人公然提出以强势文化或所谓的“优良文化”同化、影响甚至取代弱势文化。于是某些发达国家的传播机构打着传输文明的旗号大举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的传播，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制品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狂轰滥炸，大有取发展中国家本地文化而代之的趋势。“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③这里所说的共同的价值等指标都是以发达国家文化为标准的，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标准的。凭借强势文化的优势，美国人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尽管应该具备同发达国家进行对等文化交流的地位和机会，而实际上强弱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占据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阶段以后，世界文化交流的速度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大加快，但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中流动的却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文化。尽管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自己国家的文化也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同样始终处在劣势状态。甚至连一些经济上发达的国家，由于在国际斗争中地位的变化，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感到了被动，不得不关注本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现状。如一向以人类文化优秀成果集中发祥地著称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举起了“文化反击战”的旗帜，因为他们看到，“好莱坞的模式是欧洲的电影模式；美国歌手占据着欧洲的排行榜；而欧洲的互联网语言也是说英语的。美国的文化入侵成了全欧的问题。”④实际上，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多年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是同美、英保持一致的，但他们慢慢发现，美英已经占据了垄断全球文化的“话语权”，以英语、好莱坞、麦当劳等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符号为内容的美国文化具有同欧洲传统文化竞争的巨大优势，一向以传统文化代表自居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同样出现了“逆差”现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公布的数据，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瑞典、西班牙、波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进口的影片中，分别有55-72%来自美国。在世界图书进出口贸易中，美英两国是最大的赢利国，顺差额都在12亿美元以上(1995年)。⑤而在世界文化交流市场上长期处在劣势状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就更加无法避免“逆差”现象的出现。
在我国，这种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同样严重地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修筑抵御外来文化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铜墙铁壁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时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处在长期封闭中的国内受众也没有大量接受外来文化的愿望和胆量，当时的中国国内文化可以说是非常“纯洁”的。这种“纯洁”也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缺乏同世界主流文化的交流，导致我们一步步地拉大了同发达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距离，中国大有被排斥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外的趋势。当国门被打开之后，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世界文化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继续在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路上走下去，将使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困境。于是对外来文化的介绍、引进甚至模仿、学习，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外国文化大规模地进入外国人一直感到神秘的国度，令发达国家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们兴奋、激动。而同他们一样感到兴奋、激动，甚至还有些刺激的却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极左文化思潮统治下生活太久的亿万中国受众，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接受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进而一点点地接受了这种文化所携带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乃至思维方式，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找到巨大的市场，发达国家也就不惜代价发起了向中国的文化进攻，特别是以电影、电视、音像、印刷、娱乐、软件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制品向各层次的受众发起了全方位的轮番进攻。据统计，在1998年我国图书报刊进出口贸易中，进口为3925。4万美元，出口为1212。65万美元。而电子出版物出口为2种，进口却高达170种，出口仅为进口的1。176%，令人触目惊心。⑤在单调、封闭的文化环境长期生活的我国受众在最初的一点吃惊、迷茫、下意识的抵触以后很快地适应了、喜欢了，并有不少人开始主动地、积极地追求了。加之国家媒体的主动倡导、文化传播市场上反映出的令人心动的收入，在国内出现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又一个浪潮。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生产早已进入了大工业生产阶段，所以在很短时间里，来自国外境外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迅速取得了主动地位，并逐步加大传播力度、提升传播层次，在我国文化传播市场上的信息拥有量和传播影响力大有超过我国传统文化之势，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在我国同样产生了。就连刚刚在我国开始普及的互联网上，运行的绝大多数信息也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少而又少的国内中文信息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用户的基本需求，人们只有转向外国网站寻找信息。发达国家在新一轮的媒体竞争和文化交流竞争中又抢到了先手。而我们国内快速膨胀的网民队伍仍然在为发达国家文化的进入提供着可观的市场。
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现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在本国文化与信息市场上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信息产品的封锁，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能等量进入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市场对发达国家是全面开放的，而发达国家只把自己认为必要的文化信息制品引进自己的市场。这一来一往中的差距就是文化交流中“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说，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一边，事实上当代国际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文化交流“逆差”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弱势文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在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就会发生向西方文化的变异，有的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⑥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那么现实，但这种“逆差”的累积性后果也是十分令人深思的。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逆差”已经对国家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了损失。而发达国家的媒体又有意识地利用“逆差”的便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文化入侵”，尽管常常打着“新闻自由”、“传播自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文化事业的旗号，尽管所传播的内容表面上也确实是纯娱乐的、纯文化的。隐藏的越是巧妙，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麻烦也就越大。特别是“以直接冲击人的视听感官为特征的电影、电视及音乐，虽然对大众而言主要是娱乐品，但它们同时也必然是文化传统、政治理念或价值观的载体；换言之，它们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向他们暗示着、诉说着关于是非善恶、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伦常秩序的种种观念或评价尺度。”④
[page_break]
文化交流的“逆差”首先对“入超”国的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形成威胁。主权和资源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宝贵的，并且具有十分特殊的“唯一性”，一旦被别人侵犯或占用，是很难恢复原状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完成了民族独立过程，取得了国家主权，但由发达国家长期造成的“文化殖民”现象并没有随着殖民者的离开而消失。相反由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播事业的需要，不得不委托发达国家培养传播人才，从而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传播模式，有些国家的传播机构成了发达国家媒体在海外的“代言人”、“办事处”，有些传播媒体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传播机构的“克隆”。在我国目前的文化传播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文化信息制品，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有限的传播空间和传播渠道被占领，同我国自已的传播媒体为争夺受众展开了搏杀。而在内容选择、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距，使我国传播媒介常常处在被动状态，受众数量的减少、传播市场的缩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前我国传播媒体曾有得天独厚的市场专有权，在国内的各种传播活动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如今却被外来媒体和外来文化插了一杠子，市场风云突变，只有仓促应战，为争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和市场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外交难题，由于自身传播力量的微弱，自己的国家形象是由西方大国塑造的，一交手，首先是处在一个先行的、被歪曲、被误解的偏见中，被剥夺了享受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外交礼遇，一旦被激怒，又引来更多的非议与围攻。自己的立场、观点都无法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中让人们知晓，更谈不上理解与支持。”⑦
文化交流“逆差”给发展中国家受众造成了“文化紧张”局面，整体文化素质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的大量外来文化信息，囫囵吞枣式的信息接受现象普遍存在。“一下子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迷茫和压抑。”⑧“文化紧张”正是由于某种强势文化突然进入原本单一、封闭的弱势文化环境后，给在单纯文化环境中长期生活的受众造成的紧张、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等心理压力和情绪压力。为缓解这些压力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速度明显拉开，原有的文化发展的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向世界扩张的需要，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大肆倾销文化产品，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各国的文化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甘心于本国文化就此衰落，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混战使文化的接受者们常常无所适从，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由于陌生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和盲目，紧张状态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文化交流“逆差”给弱势文化地区造成了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价值观的冲突。虽然目前人们对世界的“一体化”非常感兴趣，也在高喊文化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社会成员都做好了进入“地球村”的准备工作。在本国本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活了若干代的人，很难在一种域外文化进入时迅速地抛弃原有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转而信奉自己并不认识和熟悉的“时髦货”。祖先遗留的文化传统和每个人在特定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将在长时期中产生下意识的作用。就连一些自以为非常前卫的现代派，在以外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的同时，必然拖着传统文化的尾巴。对众多的普通人而言，面对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所支撑的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往往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准确判断，也就很难在行为过程中有满意的结果。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很可能被不断进入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争斗搞得左右为难。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就经历了并且在继续经历这一过程。为人民服务和既得利益、大公无私和个人主义、团结互助和自我奋斗、个性张扬和老成持重，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迫使人们进行新的选择。外来文化信息制品提供的全新观念，带给人们的是同原有观念形成巨大反差的现实。就连我国自己的媒介，为了争到必要的传播市场，也不得不给外来文化提供一席之地。十几家电视台同播一部境外电视剧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文化交流“逆差”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弱势文化的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产生。尽管在外来文化进入的初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习惯，但当外来文化逐步地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扎根以后，就会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类似于传统文化式的影响。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外来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文化如今这种大规模的侵入。在我国，来自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每周都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至少来自港、台等资本主义地区的影视作品更是充斥于各级传播机构的传播内容安排中。在相对先进的物质产品的配合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正在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吃麦当劳、喝可乐、穿牛仔服、用名牌车、唱卡拉OK、看好莱坞电影、打高尔夫球，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髦行为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和偏僻小镇几乎都可以看到，在五、六十岁到七、八岁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有不少人尝试过。就连刚刚才呀呀学语的幼儿也嚷嚷着要吃麦当劳喝可乐。相反对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人却是那么陌生，年龄越轻，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就越接近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说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有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向以清高、自主、独立自诩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这些年同样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干扰。一拨又一拨的外国文化思潮、学术思潮不断地在我国思想、文化、学术界造成冲击，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和各种文化人当中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国学家”了。洋人的思维方式、洋人表达方式都很受学术界的青睐。在“一体化”、“全球化”、“地球村”等美好的理想背后掩盖的是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们成功的喜悦和无比的兴奋。
虽然说，同发达国家文化入侵进行抗争的最好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军事的实力，通过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方法树立本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传播市场的地位，但文化自身绝不是无所作为。而对资本主义国家一天天强大的文化进攻，发展中国家只有针锋相对，强化文化主权意识，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外来文化进行积极的防御，同时要设法加大本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才能在世界文化传播市场上取得主动权。如果指望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施以公心和同情心，那将继续加剧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和“入超”现象。依照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明显特色和丰富多彩，进入世界文化传播市场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丁宗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④龚刚：《欧洲文化反击战》，见《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⑤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⑥关世杰：《国际文化传播》，见上书第250页。
⑦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文化交流论文【第四篇】
（1）英汉委婉语的礼貌性在人际交往中，对待彼此要以礼相待，“礼”不仅是彬彬有礼的表现，更体现出一种良好的修养，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在日常交往中，应该避免说一些令人不快的话而伤害对方的感情。一般选用比较温和的词语来表达说话人尊重、体贴他人的心理，从而达到融洽氛围、促进交际顺利进行的作用。例如，西方文化中年轻就意味着有活力、有竞争力，能在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老”就意味着社会弱势群体，会被人瞧不起，因此，在英语中常使用“老”的委婉语，如thelongerliving来表示年老者，而很少用senility。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自称，委婉语在人际交往中随处可见。如“贵姓”“请”“劳烦”，这些委婉语既传达了自己的礼貌，又使对方听起来温和、易于接受。因此，礼貌用语可以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在人际交往中树立良好的形象。（2）英汉委婉语的掩饰性一般来说，一个词语外延越广，包含的意义越多，其准确性就越低。因此，委婉语一般是用修饰过的、抽象的表达来掩盖一些不好的现象，从而掩饰那些人们不愿说或不能说的事。例如行贿、贪污、毒品等社会不良现象，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用一些委婉语来代称，以便掩人耳目。如用blackstuf（f黑东西）代替opium（鸦片）。此外，对一些易受种族歧视的群体，常用接受救济金而非政府施舍来表示。同样委婉语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作用，比如用“高墙”代替“监狱”，用“三只手”代替“小偷”等。（3）英汉委婉语的避讳性禁忌语是委婉语产生的最初来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语。因此，人们往往比较避讳一些他们不敢说或令人恐怖的事情。这些事情多与疾病、死亡等人们比较禁忌的事情有关，直接表达不免显得比较尴尬和无礼；反之，如果委婉一点来表达，给人的印象就是含蓄、有礼并且比较中听的，从而增进人际交往中的和谐。例如死，人的生老病死本来属于自然现象，但大多数人却比较忌讳这个字，所以与死亡有关的委婉语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交流中，如英语中用离别（todepart）、安息（tohavefinalrest）等来代替。（4）英汉委婉语的褒扬性褒扬性是指用褒义词来代替贬义词，如对于一些从事比较低微工作的人员，为了对他们的职业表示尊敬，常用委婉语进行美化。例如，把“清洁工”称作“保洁人员”，“理发师”称作“美发师”等等。这些委婉语既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任何工作都是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不仅不应该瞧不起他们，更应该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感谢他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2英汉委婉语使用的差异性分析
（1）英汉委婉语等级观念的差异所谓的等级观念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地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便可看出身份地位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语言的产生与它所依赖的文化息息相关，这种等级文化自然而然产生了代表不同身份地位的词语，如圣人、凡人、贱人等等。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身份地位的高低决定着权利的大小、财产的多少、甚至决定着身份低贱者的自由与生死。而西方国家崇尚自由、民主、平等，虽然也存在着贵族与平民的区分，但却不太明显，与此有关的委婉语也不多。（2）英汉委婉语表达方式的差异中华文化延续至今，从儒家谦恭礼让的思想中演绎出了很多的谦词和敬词，与此有关的委婉语也大量存在。所以人们一般在称呼对方时多采用委婉的语气，而提到自己时，则多采用自谦的形式。如：贵姓——敝姓，高见——愚见，令尊——家父，令郎——犬儿等等。在听到赞美之词时，汉文化人多用“不敢当”“您过奖了”等谦词，这种表达方式给人一种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有思想、有内涵的感觉。而英美人则喜欢直截了当、简洁明确，以“Thankyou”等回答欣然接受对方的赞美。并且，在西方文化中，他们多采用先扬后抑的表达方式，缓和的过渡，从而使人易于接受。如“Youhavedoneagoodjob,butifyoudealwiththisdetails,itwouldbemuchbetter”。可见中文和英文针对同一种行为，出现了明显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也是来源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3）英汉委婉语价值观念的差异西方倡导的是个人主义，对于自己的隐私不允许别人窥探和侵犯，尤其表现在年龄、收入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而中国则主张集体主义，强调分享的精神和集体利益最大化，有时候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与西方截然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自我奋斗、自我进取。因此，西方树立的是一种具有竞争意识的价值观。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等这些集体主义思想，要求我们要牺牲小我、顾全大局。所以，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英汉委婉语也表现出差异。
3结束语
委婉语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在社交中可以达到一种理想的人际交往效果。而且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从产生之初就被烙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对英汉委婉语的研究、交流和探讨，分析其表现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有助于增进对彼此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了解，从而减轻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阻力，进一步消除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异国文化，建立和培养人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真正做到在异国文化中“入乡随俗”，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为东西方之间建立良好的友谊提供坚实而宽广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