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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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1
从1992年到1997年，短短6年时间就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们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本文从马克思金融危机的现论支点入手，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简单阐述现代金融危机实践，并提出中国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措施，希望能为化解金融危机提供参考。
关键词：
现代金融危机；理论；实践；应对措施
一、马克思金融危机的现论支点
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对爆发金融危机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并提出金融危机理论。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金融运作的核心，使得一般的金融危机直接表现成货币危机，股票危机、信贷危机等其他情形都是以货币的表现形式而存在的[1]。同时，具备转换性与替代性的货币、商品间接造成货币自身无法直接增值，只能通过生产商品、流通商品等实现增值，注定了商品与货币是需要相互转换的，然而货币与商品在价值方面存在矛盾与对立，进一步加大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现代化的资本积累机制导致该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虚拟的资本商品由此衍生出来，导致它与货币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其本质就是爆发金融危机的内在基础条件。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践
（一）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泰国于1997年7月爆发了金融危机，而此时墨西哥与拉美的金融危机才刚刚过去。泰国金融危机迅速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扩展，导致全球再一次陷入金融危机的漩涡，不仅持续时间长，波及的范围也非常广，警示着人们须对金融危机展开深入的讨论与研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呢？泰国的经济发展与开放代表着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开放状况，但在1996年，泰国的政治与金融市场的动态日益剧烈，特别是曼谷银行（泰国第九大商业银行）因其坏账损失占据总资产的47%而倒闭，有力冲击了金融市场，同时将政治动荡的导火索点燃，呆坏账不断蔓延。泰国班汉政府于1996年9月被赶下台，国防部长通过行贿与武力的方式走上新任总理的位置。由于泰国人民担心回到军人政府时代，所以国内人心浮动，外资纷纷撤出，泰铢的贬值压力巨大，爆发一连串金融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骨牌效应跟其中一枚骤然倒塌后其余的骨牌也会相继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到周边国家。由于投资者信心的丧失，东南亚的溢出效应还没控制住，韩国的信用危机就雪上加霜，相继爆发货币危机。当东南亚的货币遭受重挫时，企业、银行等的财务状况愈加严重，刮起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风潮，导致债券利息与股价都暴跌，震惊了全世界。除此之外，拉美国家、俄罗斯也没能幸免，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冲击，导致经济低迷。
三、中国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坚持改革国内政策在改革国内政策时，只有以不同阶段里国民经济发展实情为依据，合理确定具体的外部均衡、内部均衡目标，并明晰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明确实施政策的步骤，同时联系理论与实践，对各种政策工具在不同政策目标上发挥的有效性进行鉴别，以此制定出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搭配或组合，还要针对各种政策工具在效力上存在的冲突，引入更多政策手段或工具将不利影响冲销掉，才能消除存在于国民经济内外均衡目标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才能确保人民币币值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性，确保国内金融体系更加安全，从而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有效抵御货币危机。
（二）快速关闭金融机构为制止金融危机下损失的不断增加，并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将那些接近资不抵债和已经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迅速关闭掉是非常必要的。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停业的58家财务公司中有56家都是因没能提出当局可以接受的充实资本的计划而被迫关闭清算的；开始时，韩国政府促使停业的14家商业银行中有10家都是被关闭清算的，接着又将另外7家商业银行关闭；印度尼西亚关闭了6家严重资不抵债的、小型的私营银行，引发对银行的大规模挤提，存款人获得的担保不全面、金融系统中仍然留有差的机构、对政府经济管理丧失信心、外币兑换风潮等共同引发挤提银行的现象。所以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也应迅速将那些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机构关掉，才能使关闭银行的政策获得成功。当然，关闭必须是可靠的、全面的重组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要有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做支撑，必须要将整个关闭过程明确地解释给公众知道[2]。
（三）加强国际社会协作国际社会协作提供的主要是官方援助，采取私人协调的方式减少资本内流，减少到期债务的滚动。如为了协助投资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反应，制定援助计划，帮助受严重影响的几个国家尽快恢复经济，并加强与外成员国进行磋商，防范危机传染；利用紧急援助机制下的特殊情况条款、快速程序等，满足成员国对获得援助、批准时间等的特殊需求；积极创建储备补充机构，帮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的特殊困境。此外，中国需积极与各国加强协作，共同采取宏观协调政策、应对措施来更好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程度、速度。
四、结语
在新时期开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货币危机的威胁，且这种威胁会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进一步强化。为此，中国应正视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积极找寻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周辉。从金融危机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J].科技创业月刊，2011（08）：36-38.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上面就是山草香给大家整理的5篇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金融危机论文的相关认知。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2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亿农民工中，返乡率％，％是正常的春节探亲，％失业回乡，失业比例％，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奧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德国下降％，日本下降％，法国下降％，英国下降％。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3
[关键词]金融结构 新金融相关比率 WFIR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101-04
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相关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得到了相当的关注。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于1969发表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成为现代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石。然而，在运用该理论研究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实际问题时，却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对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变迁早已丧失了解释力，与人们感知到的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因而，亟需结合实际做出新的探索。
一、新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构建
为了解决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重新构建了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区别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新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WFIR。WFIR共包含两个指标——WFIR1和WFIR2，以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分析。
1 WFIR1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利润率为pf，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为pn。金融部门利润率pf与国民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pn的比为WFIR1，则WFIR1=pf/pn。
WFIR1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而正是该能力的变迁，决定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
2 WFIR2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总利润占该经济体总利润份额为ω，即ω等于金融部门总利润（FP）除以该经济体总利润（TP），即ω=FP/TP；设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占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为ψ，即ψ等于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FGDP）除以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即ψ=FGDP/GDP；WFIR2指标衡量一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与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比例的分配关系，即WFIR2=ω/ψ。
WFIR2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变化关系的同时，更为准确地衡量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的变迁，准确反映出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体现了金融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
二、实证分析与比较
本文选取了WFIR1、WFIR2、FIR与g四项指标进行对比与分析，该四项指标及其变化的具体含义如下：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采用美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与GDP之比，体现美国经济社会中金融总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其变化反映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FIR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总量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增长；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降低。
WFIR1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指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与实体经济获利能力的强弱对比。如WFIR1指标的值为2，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是实体经济部门的2倍。该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并由此带来利润率的上升；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利润率的降低。
WFIR2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如WFIR2指标值为，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是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倍，其本质反映的是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其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WFIR2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获得分配份额的增加；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所获得分配份额的降低。
g为美国GDP增长率，用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参数。当g大于%时，表示国民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当其小于%，甚至出现0或负值时，表示处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阶段。
本研究选取了美国1963～2010年4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一方面是由于此区间是美国经济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危机高发阶段，同时数据时效性强、覆盖率好，使得该区间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出WFIR1、WFIR2、FIR与g在各年度的实际数值，各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通过基于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在衡量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中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价，本文对美国近50年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概括而言，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1963年到2010年近50年间，美国的WFIR1指标从上升到了，2002年达到了的峰值；WFIR2指标从上升到了，2002年达到了的峰值。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近50年的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金融业已经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正是此变化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同期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从变动到了，基本保持稳定，已经不能衡量出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无法通过它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了。这与人们对美国金融结构已产生较大变迁、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等重大问题的共识背道而驰。
第二，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准确地衡量了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并可以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较好的解释。通过金融相关比率WFIR指标的发展趋势线来看，虽然中间有过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WFIR1指标还是WFIR2指标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美国金融结构仍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且与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背离趋势。同时，近十几年来，WFIR1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WFIR2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之上，且两个指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从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其金融发展是过度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总的作用是抑制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GDP增长率g的不断下滑趋势得到证明，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其经济增长，并成为其金融危机形成的源泉。
第三，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较为准确地对美国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行了预测。通过观察美国近年的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发现当WFIR1指标大于和WFIR2指标大于时，后面都会紧紧跟随着金融危机，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越来越成为引发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暂时回落到较低的区间，但该趋势并没有方向性的改变，只是短时间缓和了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由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的日益加强，为了应对危机而不断出台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使得主导美国经济的金融部门成为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由图1可见，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短暂下落后，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迅速回升到危机前水平，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利润规模占比又迅速大幅领先于实体经济。因此，由本文分析可见，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新的金融危机爆发。
三、WFIR在金融危机预警中的应用
通过WFIR指标，可将不同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区分成四种类型，以此建立方便准确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1 当WFIR1
2 当>WFIR1≥1、>WFIR2≥1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稍强于非金融部门。考虑到一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垄断的地位与较高的进入门槛，在此情况下该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能得到较为有效地发挥，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3 当>WFIR1≥、>WFIR2≥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明显强于非金融部门。如果长期存在，则该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金融部门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利润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过高，使得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受到较大程度的侵占，导致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第二，在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本与人才会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其带来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发展停滞或进入衰退；第三，产生马太效应，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必将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4 当WFIR1≥、WFIR2≥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大大强于非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巨大，主要表现在：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源尽可能流向金融部门；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与衰退；金融发展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开始出现；WFIR1与WFIR2的值越高，危机到来的时间越快，程度越严重。
金融危机论文4
1.投资增幅低，管理难度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一度进入低迷状态，我国在房地产的开发和投资幅度上曾一度降低，尤其是2009年，仅广西的增速就回落29个百分点。而正是由于市场的低迷，投资幅度的降低，使得我国房地产泡沫被挤破，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例如土地购置及其开发力度下降、商品房销售难度较大、资金压大等问题的出现，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就直接影响了房地产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导致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较慢甚至迟滞不前。
2.楼市交易量下滑，失业人数增加。
房地产作为我国的经济支柱行业之一，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为降低我国失业率做出了结出的贡献。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楼市的交易量下滑，很多房地产企业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裁员，这就导致失业人员的数量极大的增加，加上一些房地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注重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导致房地产市场秩序难以得到优化，尤其是有的房地产企业自身抵御市场风险的意识和能力的不足，将直接影响房地产经济管理的水平，导致房地产经济发展缓慢。
3.外资撤离楼市，影响行业景气。
近年来，虽然人民币升值的消息不断爆出，房地产价格也在不断的上涨，但是在当今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当时的冲击已经得以逐步的消退，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会导致人民币停止升值，甚至贬值，房地产价格也会停止上涨甚至下降，此时外资就会抛售在中国的房产，而正是这一举动，则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例如在2008年的9月，由于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上海的很多外资就急于抛售高档物业，导致房地产行业的景气受到影响，而这就会对经济管理人员的经济管理行为带来不便，由此而影响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房地产经济管理过程中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浅显的认识了金融危机对房地产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而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在房地产经济管理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管理目标，加上现有的房地产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意识不足，导致房地产泡沫的出现甚至破裂，因而为了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对房地产经济管理带来的影响，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致力于房地产金融产品的创新。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极大的冲击了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时，金融所占的地位具有主体性，加上利率波动幅度较大，房地产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严重不足，导致房地产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而究其根源，主要是一些房地产的信贷产品的证券化链条长，往往将风险包装后就忽略对其的预防，因此只有对现有的房地产金融产品进行不断的创新，并始终基于风险可控这一前提之上，预防再次出现金融危机。就全球的房地产行业来看，抵押贷款债券化已成为最主要的特征，因而为了对现有的金融产品进行不断的创新，作为房地产经济管理机构，必须在央行的带领下对肆意放贷的行为进行监管，才能降低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从而更好地确保所创新的房地产金融产品符合现代人的需要。
2.加大房地产信贷管理力度。
在房地产金融中，信贷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房地产信贷，在我国的银行中的贷款总额较高，因而银行必须严格按照银监会和央行对房地产信贷方面的各种法律法规，对放贷事宜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批准，从而更好地防范由于信贷而带来的风险。而金融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信贷风险较大所导致，因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作为房地产经济管理人员，必须对房地产信贷进行科学全面严格的管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在银行信贷中最为成熟的抵押产品就是房产，这是因为其属于不动产，但是在将其作为抵押物并借贷时，必须对其价值进行合理的估算，这是因为其价格随着市场的波动而对信贷资产的安全带来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3.扩大融资渠道，盘活房地产经济。
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而这就必须通过融资获得更大的主动权。但是我国的房地产融资渠道主要在贷款、企业垫资和销售款。正是由于融资渠道较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很多房地产企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从而影响了房地产经济的管理，同时也难以抵御来自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只有对现有的融资渠道进行扩大，始终将市场作为导向，通过不断的强化房地产经济管理，提高房地产经济管理水平，加大对房地产信贷的支持和审核力度，最大化的将房地产经济盘活。
4.引导理性消费，降税抑价。
由于房地产的不可移动性及其保值增值性，在宏观经济看好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对未来房地产价格走向的预期已呈现过度乐观的趋势，出现了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政府应努力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加快落实已有的房地产政策，包括国六条、国八条及住房按揭贷款新政等，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违规行为如“囤房惜售、哄抬房价”等予以坚决打击。引导房地产市场的理性消费，加大房屋住房供给以满足广大居民的居住需求，打击和抑制投机需求。加快我国居民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扩大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付能力。房屋供给方面应大力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保障中低收入居民的居住需求，降低房地产开发税费，有效平抑房价，避免房地产市场出现动荡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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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对公司资本结构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不仅直接影响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选择，还会扭曲公司自身的决定资本结构选择的特征因素。因此有理由相信金融危机这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影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本文对国内外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进行总结，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真正揭示出金融危机下企业对财务风险的反应以及企业对资本结构进行重构后其公司价值是否有所提升的相关研究是比较缺乏的。
[关键词]
金融危机；资本结构；公司价值
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先后经历了金融产品危机、金融机构危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最终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顶尖国际投资银行土崩瓦解，东欧和南美的各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各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面临巨大的威胁。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深化，其影响渗透到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公司均面临严峻的考验。此次金融危机是否对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产生了影响，以及公司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其资本结构所进行的重构是否其有利于危机风险的规避和公司价值的提升，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本文对金融危机下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进行综述
一、财务风险与企业资本结构决策
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财务活动中因存在不确定性或不可控因素，在一定时期内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从而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国外诸多学者认为，经济周期、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宏观环境变量影响着财务风险，进而影响着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选择。Haekbarth等（2006）明确指出，目标杠杆与负债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有关。其中负债的税收利益与现金流水平有关，现金流水平又取决于于经济是扩张还是收缩；而破产成本与违约概率有关，而违约概率又依赖于当前的经济状态，因此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必定导致公司杠杆水平的变化。此外债务来源（Allayalmis等，2003）和利率期限结构（Nejadmalayeri，2002）等宏观经济变量都与企业的杠杆水平相关。
国内许多学者也指出了本次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以及财务风险与资本结构决策的关系。例如罗美娟（2009）指出，在正常的经济周期阶段内，财务风险控制应当保障规模、速度、资金、效益四者的平衡，以能够承受的财务风险为限谋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而在金融危机时期，财务风险控制的核心应当是确保现金流的畅通，使企业安全渡过危机。
邓秀英（2010）指出，企业的各项财务决策几乎都是在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金融危机下企业面临着融资渠道受阻且筹资成本上升、资金占用规模增大且营运资金紧张、投资风险突出、现金流量风险加剧等财务风险。企业应充分权衡债务筹资的利弊，根据自身特点和经验数据测算出资产负债率的安全边界，优化其资本结构。
刘爱英（2011）指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面临着银行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偏高、贷款难度大、资金回收难等问题，必须及时监测各项财务指标，以达到防范财务风险的目的。
二、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
对于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问题，一些学者在对涵盖金融危机年份的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出了金融危机会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以及金融危机前后公司特征变量对资本结构影响程度会发生变化的结论。
Deesomsak等人（2004）研究了亚太地区国家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变化。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杠杆水平正相关，成长机会、非债务税盾、流动性和股价表现与杠杆水平负相关，这些结论和主流的资本结构理论相一致。且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公司和国家的特征因素的对资本结构的作用。例如，杠杆和公司的特征变量，如企业规模，成长机会，非债务税盾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转变。
金建和王鲁璐（2009）在分别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对2006至2008年房地产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得出抵押能力（+），流动性（-），都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且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深化，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的结论。
和张波（2011）运用截面数据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得出二者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同时还指出，房地产企业在后危机时代进行的高负债融资行为的风险性正在提高。
但是，系统地分析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的研究，尤其是研究金融危机前后资本结构的变化对公司价值作用的文献很少。
三、研究评述
目前的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局限在静态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动态资本结构的文献的研究结论大部分都旨在探讨危机前后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是否发生了改变，并没有说明资本结构重构会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真正揭示出金融危机下企业对财务风险的反应以及企业对资本结构进行重构后其公司价值是否有所提升的相关研究则很少。
参考文献：
[1]罗美娟。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财务风险及其防范控制[J].会计之友，2009，（8）：2829
[2]刘爱英。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与控制系统构建[J].商业会计，2011，（8）：3637
[3]邓秀英。谈金融危机下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J].商业时代，2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