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延安读后感【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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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延安读后感【第一篇】

1937年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在武汉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先后派出毛泽民、刘亚楼等人，到莫斯科执行“外线作战”任务

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遥”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12月9日，即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第一

天，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行动”等主张。王明口称代表共产国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议期间，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等人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王明、博古、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谈判；由、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任书记。三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继续宣传他的错误主张。

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具有大智勇、大气魄、大手笔的，从来不惧怕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称“国际路线”的领导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把握住新一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大力改进领导工作，加强与各国共产党中央联系的有利时机，派出一支特别梯队，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这年年底，毛泽民胜利完成接受共产国际巨额援助的任务后，从上海回到延安，准备接受新的工作。当他来到凤凰山看望大哥时，才知道党中央已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治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北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要做的工作很多，摆在面前的困难就更多了。大敌当前，毛泽民怎么能安心去苏联学习、养病呢？但表情凝重地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望着大哥期待和信任的目光，毛泽民明白了一切――去莫斯科也是战斗！

元旦刚过，毛泽民便动身了，经过六天的长途颠簸，终于到达甘肃省会兰州。一到兰州，毛泽民首先向兰州办事处中共中央和的代表谢觉哉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以及党中央的坚定立场。谢觉哉支持的正确主张。在他的主持下，毛泽民连续几个晚上向办事处全体人员和中共过往兰州人员，传达和宣讲中央的主张，并与一些重要领导深入交换意见，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当飞机刚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机场降落时，毛泽民就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手中接到和从延安发来的紧急电报。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盛情邀请，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虑，决定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

而此时，王明在武汉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经同意，他就以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中央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和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就决定把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情况的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被派到莫斯科，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赋予的特殊使命

1938年1月，28岁的红军师政委刘亚楼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住处搬到了凤凰山住的窑洞旁。

刘亚楼是于1929年在闽西参加小澜农民暴动后，加入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三年内，他由“刺刀见过红”的士兵升任红军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十分看重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加之他上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长征结束后，特意把刘亚楼留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训练部部长，1938年1月起任教育长，协助他研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协助他组织讨论会，搜集资料，整理文件和文稿。

自从搬到凤凰山，刘亚楼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晨和夜晚帮助整理文件。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于1936年12月在抗日红军大学所作的报告，1937年5月整理完成。刘亚楼亲耳聆听过的报告，又认真阅读了修改后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想不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当刘亚楼结合过去的战例，兴致勃勃地谈起读书体会时，满意地频频点头。

1938年4月初，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治病。这时，刘亚楼才茅塞顿开：原来，几个月来，的亲切教诲，关系到一个重要的战略使命！

嘱咐刘亚楼：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告诉笔者，1938年，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6位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其实，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赋予的特殊使命。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说：“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完整的《决议》到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时，已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而且还不是通过正式的途径”。李德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派刘亚楼到莫斯科呈送遵义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的史实。

十二月会议后，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党内情况时，执委会领导人主动向他询问有关王明的情况。首先是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意见的倾向？王明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是否处不好关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不能不介绍王明向党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

这年7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并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别提到：“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随后举行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形成推举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

季米特洛夫交给毛泽民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1939年春，鉴于毛泽民的健康状况，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安排他到苏联学习、治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递交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贝利亚批准了这一请求。

6月初，毛泽民到达莫斯科。他刚刚安顿下，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马特维洛夫便提出要求，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了解和弄清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什么失败，以及导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和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部在柳克斯饭店为毛泽民开了房间。马特维洛夫多次与毛泽民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毛泽民撰写的《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几段片段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报告，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等，被陆续转到季米特洛夫手上。加上刘亚楼等人汇报的情况，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他通过马特维洛夫，向毛泽民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9月初，毛泽民来到乌克兰共和国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雅尔塔休养。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大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有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向导》周刊等中共机关刊物，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联共(布)十七大的相关文件。季米特洛夫专门指示干部部，要为毛泽民阅读有关材料提供方便。

在一个月的疗养中，毛泽民一刻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每天学习、工作到深夜。他集中阅读和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历次错误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梳理，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下厚厚一沓读书心得。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写出这份报告更能反映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又最能切中历次机会主义的要害呢？毛泽民决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立场上，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

这份从莫斯科找回的《读后感》是俄文翻译稿，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中文原稿估计有4万字左右。在报告的每一页，阅读者都用铅笔作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作了重点记号。从这些记号的规律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错误实质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都作了重点记号。

毛泽民认为：“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在汇报材料中，毛泽民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历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在分析“左”倾错误的教训时，毛泽民重点剖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纵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的真正立场。毛泽民认为，正是在四中全会新的“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在1932年至1935年这一时期，党不仅没有清除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相反，某些忠于错误路线的人仍然掌握着党的高层领导权，由此带来一系列沉痛的教训。

毛泽民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戳穿了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

在《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一节中，毛泽民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戳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他针对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编造的天方夜谭似的谎言，给予了不留情面的驳斥。

王明在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

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除了1930年在与作战中缴获过2门火炮外，再也没有缴获过。”

王明在证实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时补充说：“1932年，红军仅在中央苏区就俘虏了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月至4月，又俘虏了2名师长、2名旅长和4名团长，约3万士兵投向红军。”

毛泽民批驳道：“1932年的赣州战役，红军遭到失败，我红三军团1名师长被俘，似乎根本没有俘虏敌军3名师长的情况。在此期间，也没有俘虏数名旅长和团长的事情。1933年1月至4月，确实俘虏了2名已死或重伤的师长，至于3万士兵投向红军，如此多的数量，也是被夸大了。”

在谈到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果时，王明说：“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为拆解其中8艘，用了1万名工人。”

看了王明这段报告，毛泽民哑然失笑。在此期间，除了红二军团曾在有船运河流的湘江地区作战外，红军部队甚至没有在有任何小型船运河流的地区作战。至于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的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毛泽民不无讽刺地说：“为了拆解8艘汽船，红军竟雇用了1万名工人，看来这些汽船真是够大的！”

王明在报告中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比德国的面积大%,比日本的面积大%,比英国的面积大%。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对此，毛泽民不无讥讽地批驳道：

我首先应该解释的是，1934年，不仅稳定的苏区没有68万多平方公里，而且红军曾到过的地区也远远没有达到比日本的面积大%,比英国的面积大%。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

第二，正规红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35万人。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所谓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和游击队，全国最多共有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总之，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政府早就被了！

毛泽民援引的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的这段发言，以及他的批驳和更正，共产国际领导人阅读时，在段落旁边全都画了标示重点的双线。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央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按照王明的说法，1933年1月至4月，如果有3万军投向红军，那么国家银行就要增加3万人的军费和给养支出。这样大的数字，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能不知道吗？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看到这里，毛泽民几乎动怒了：“1931年至1934年，由于李竹声的叛变，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34年，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毛泽民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中共中央责成毛泽民将这份统计表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这一节最后，毛泽民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可得出如下结论：

我不知道王明同志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依据是上海党组织的报告，那么，这些材料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因为上海党组织当时被叛徒李竹声控制。如果是这样，王明同志是被叛徒欺骗了。

如果王明同志被欺骗了，那么他也欺骗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因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他是根据王明同志提供的材料写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被李竹声这个坏蛋欺骗了。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毛泽民在莫斯科大胆揭露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戳穿了王明“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

到莫斯科治疗臂伤，同时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刘亚楼、、毛泽民联名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

1939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到莫斯科治疗臂伤。此行，他还带着党中央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呈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的问题。李德作为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支持者，对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负有重大的责任。李德随同一起来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于12月29日正式召开。、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审查批判会。

会议正式开始后，先由李德本人作全面检查。随后，大会进行审查发言。首先发言的是。他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同时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发言后，即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为他的“”作证。

第一个进行作证发言的是红军一线指挥员刘亚楼。他以“福建事变”为例，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随后，他又以湘江战役为例，继续陈述李德的错误。当谈到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万人，这时已减员到3万多人，他领导的红二师由7000多人减少到4000多人时，刘亚楼怒火中烧，对李德发出连珠炮似的质问。

接下来作证的是杨至成。他是参加过湘南起义的老同志，跟随、走上井冈山。他痛斥李德和博古在广昌保卫战中不接受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作战以调动敌人的建议，不顾红军十分疲惫、减员严重的现实，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把库存的武器和弹药全都运上阵地，也无法抵挡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攻破。红军血战18天，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说：“李德同志，你不是军事专家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窝囊、愚蠢的打法！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你这个号称红色军事家的德国人，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最后出来作证发言的是毛泽民。他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两条路线斗争，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地排挤中国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同志，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撤销了他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他深入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剖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民的发言提纲挈领，字字句句犹如重锤，猛击要害。他严厉地质问李德：“由于你和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在、领导下经过六七年艰难创造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这样白白地葬送掉了，大批英勇忠诚的红军指挥员和红军战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李德同志，难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吗？”

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他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以便更准确、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并将这一情况提交给季米特洛夫总书记。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刘亚楼)、李进()、周全(毛泽民)联名提交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正是他们根据佛罗林主席的要求撰写的，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

关于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遵义会议决议已经作了说明，错误的最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和李德，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博古，这与共产国际监委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那么，博古、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为什么能独揽党和红军的大权？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由来和背景又是怎样？每一阶段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探究？经过缜密思考和研究，刘亚楼、和毛泽民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清责任。他们报告了以下五个问题，内容大意是：

一、根据马特维洛夫的揭发，李德不是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国际派去中国的；在中国党任总负责人的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和李德是干错了呢，还是有计划这样干的？

二、遵义会议仅撤销了博古中央书记的职务，他现在仍然是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之一。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继续犯错误。他的几个主要助手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担任相当重要的工作。博古继续担任党的重要工作是不应该的，对党的事业不利。

三、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依据，概述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错误方针是从1932年1月开始的。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造成逃跑主义，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错误方针才宣告破产。报告分别指出了各个阶段错误的负责者。

四、1936年党中央专门派方林(邓发的化名)将遵义会议的决议案送交国际，时已三年却没有到达国际主席团。希望国际迅速查明其原因。

五、以上各情况“都与国际处理中国问题有关”。中国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封信也是作为提交共产国际对指示中国党的一种参考材料。

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第三个问题占了一半的篇幅。其他四个问题虽然篇幅不大，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三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刘亚楼、、毛泽民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民指出：王明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由他来作中共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

当的

自从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对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格外重视。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938年内召开党的七大，然而由于战事紧张和准备工作不足，七大未能如期举行。1938年9月至11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开七大。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通知，要求1939年9月1日前代表选举完毕。随后，全党范围的中共七大代表选举，开始进入议事日程。

毛泽民正是在这一特殊时刻来到莫斯科的。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这天夜里，毛泽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回顾8个月来的经历，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能够让他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为代表的中国党的正确路线伸张正义。同时，他又在仔细地思索着，还有哪些事情被遗漏，或者没有表达清楚。

几天前，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毛泽民参加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会议。在会上，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进行了详细的宣讲，同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最初，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会上发言，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来不及发表意见。特别是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让毛泽民对中国党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极为担忧：由王明来作党中央的组织报告，就意味着王明在党的七大后仍在党内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无疑为中国党埋下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当然，这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他立即起身，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毛泽民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掌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与李德的相互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毛泽民提议：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与政纲。

其次，毛泽民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布)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讲)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讲)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再次，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都是由过早与过左所产生的。过去的教训绝不应忘记。

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与、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了重要决议。在中共七大召开前，这无疑是共产国际就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这年3月，和任弼时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都明确讲过，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任弼时告诉，对王明要进行帮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的几位中共军事干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回国参加抗战。季米特洛夫在7月21日的日记中记有“邀集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和军事小组)座谈”的内容。和军事小组，即、刘亚楼、杨至成等人。季米特洛夫对一行说“中国共产党是从错误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今天成为强有力的党了。你们要记着，要紧紧地团结在同志的周围，像苏联的党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一样。你们回去，请代为致意上至下至伙夫、马夫同志，说季米特洛夫向他们问好！”

就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副部长维尔科夫、干部部主任顾问久津和干部部主任顾问莫尔耶夫等人，分别写下两份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开始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1941年秋，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明确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其思想特点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其组织特点是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1942年2月，接连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

在1943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不久，中共中央开始全面批判王明，将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王明是这条路线的祸首，并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来批判。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才使能够大胆地解决王明的错误问题。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被解密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保卫延安读后感【第二篇】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打开书的扉页，一页一页记录着**英雄赵一曼短暂辉煌的一生。

女战士赵一曼一生都投入在**战争中，她面对战士们的严刑拷打下保持了*人宁死不屈的气节，赵一曼面对敌人乌黑的枪口，她没有丝毫的畏惧。她迎着敌人的枪口挺胸抬头，视死如归。她举起带着手铐的右手，高声地喊着**——*****！****！年仅三十一岁的赵一曼英勇地**了，但她崇高气节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赵一曼女士坚贞不屈的**精神让我敬佩。她是女中豪杰，她也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她为了**民族的**，洒热血，不怕**，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她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给我们传播了正能量，播撒了*。当*冉冉升起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千千万万的像赵一曼一样的**烈士，他们用鲜血染红了那随风飘扬的*。

我想对他们说：“烈士们啊！我们会牢记你们的。如果没有你们当时的奋斗，就没有我们和*的今天！我们会带上你们的决心，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让我们唱一首英勇的赞歌，献给我们的先烈们吧！读《保卫延安》有感天宁小学五（3）班顾夏添在每个*人的心上都烙印着那段新*成立前的屈辱史，在那时，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受尽了屈辱。然而悲愤的同时，我们也体会到了*勇士们的精神，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如今美好的和*生活。在清明期间，我们总会伴着“上帝的眼泪”，在无数座烈士的墓碑前纪念他们。

而这次，我还阅读了《保卫延安》这本书，让我不禁再次感叹烈士们的英勇顽强与永不放弃的精神。

保卫延安读后感【第三篇】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需要我们做很多事，想很多办法。这里只就几个问题提供一些意见。

首先是推荐和介绍书籍的问题，这是个复杂的细致的工作。我想这里首先要掌握的原则是：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的互相结合。我们赞成从某个地方的工作需要和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来介绍书籍。比如商业机关为了解决一些青年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而介绍“我们切身的事业”；鞍山为了鼓舞青年工人坚持冬季施工的热情而介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配合当前政治运动介绍书籍也是必要的，比如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中介绍一些有关原子能的科学知识书籍。但除了目前需要，我们还必须想到以共产主义教育青年的全部内容，要想到如何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如何培养青年新的道德品质和优美的思想感情，也要想到不断提高青年的文化水平，扩大他们的知识领域。青年正在“长知识”的时期，我们介绍业余阅读书籍时，必须为青年的成长做长远打算。因此就不能只限于配合当前需要来介绍书，更不能只是有一批新书就介绍几本。而应该有计划地根据教育青年的要求来介绍书籍，供青年们经常阅读。

其次介绍书籍必须照顾青年各方面的需要。介绍文学书籍，也要介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籍。青年的求知欲望很高，对学习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介绍书籍只限于那一类，往往不能满足青年群众的要求，但注意给青年介绍各类书籍的意义还不只此。我们必需看到：我们的时代是个需要高度文化的时代，这一代青年人掌握的知识的面不应当太窄。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各种人才，各种书籍将会启发和引导各种才能的发展。

再则是要考虑对象的不同介绍适当的书籍。青年人需要读的书很多是共同的、因为他们正在吸收一般知识的阶段。不应强调岗位不同，读书也要不同，那也是一种狭隘的看法。但农村和城市，高小程度和大学程度的区别应该注意，不能把一种书目到处推行。所谓程度不单是语文阅读能力，而且包括其他方面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当然业余阅读不是学校里的系统学习，不必也不可能严格到分出几种程度，但程度差别较大的青年分别重点推荐一些他们能够完全吸收消化的书籍，效果总归是更大的。

最末一条是必须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推荐书籍。不仅是开列书目，运用书评，简介新书内容；而且可以利用晚会上的朗诵，组织故事讲演会，某本书的座谈会等等活泼生动的方式来向群众介绍。不仅利用墙报、广播、图书馆书架陈列新书等固定办法，而且应该通过团支部、团小组、工会小组、集体宿舍里的生活单位，把推荐的书送到读者当中去。更重要的是介绍和宣传一定要下到基层、车间、俱乐部、集体宿舍……这些青年人集中的场所去。办法多样，深入群众，这样的推荐才能兼起宣传和组织的作用。

此外，推荐书要有重点，重点每年不宜过多，三两本就可以。但凡是重点就要集中一些力量，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墙报出专号，写读后感等等，使它收到较大的效果。一般的书籍，也要在一定时期选择一批，供青年自由选择。有些好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保卫延安”……间隔相当时间，就要注意再加介绍，因为青年读者群，是每年有新人加入的，他们可能还没有读过。对好书如果不做反覆推荐，有时也会在无意中被人遗忘——而好书却是不易得的。

推荐了书籍之后，就要注意阅读辅导。因为如何学习，如何比较深刻地理解一本书的内容，是一般青年最感觉困难的问题。应该组织书评阅读，举办报告会、专题讨论会与作家会见，等等，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辅导青年阅读。这方面是可以创造许多新鲜的办法的。在这里有领导地建立读书小组、文艺社团、科学研究会等等是很有好处的。这种组织不仅可以成为青年团组织派系群众、推动读书活动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且可以培养骨干。这些组织的成员可以先阅读推荐的书，先讨论，先听报告，准备了辅导的能力，然后回到群众当中，就可以成为帮助一般青年阅读的积极分子。任何工作都需要骨干，我们应当花费力量来建立一些这样的社团，长期培养，来增强开展读书活动并辅导阅读的力量。

当然，辅导阅读并不简单，凡事这个工作，需要政治、文学修养和专门知识。因此这绝不是青年团独立担负得了的，必须有各方面特别是文艺界的帮助。假如说过去某些地方我们的工作有些成绩，那是和各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些同志对指导青年阅读的工作重视不够，不大乐意给予帮助，忘记了书籍的读者最大量的就是青年，忘记了书籍对培养和塑造青年成为怎样的人的密切关系。广大青年对这种情况是有不满的。青年团在这里要成

为积极的推动力量，经常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提出要求，团结社会力量做好阅读辅导工作。

在团的干部中间，更要提倡读书风气，加意提高自己的修养，先走一步，才能胜任地为大家服务。有些团的干部，自己不读书，不关心文化出版情况是不好的。团的干部绝不能允许自己在学习上落后于广大青年日益增涨的学习迅潮之后。

开展读书活动，需要解决书的供应问题。我们首先就要充分注意连用现有的图书馆和图书室。这方面有很大力量。团鞍山市委调查，鞍山有一个市立图书馆，九十三个工会俱乐部图书室，十二个文化馆图书室，共藏书六十方册以上但过去的利用率很低，很可以大大开展围绕这些“图书集中地”的阅读活动。青年团可以帮助图书馆做很多工作，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图书室备书不当，靠青工宿舍的图书室没有通俗书刊和连环画，靠技术人员宿舍的缺乏自然科学书籍。有的工厂图书室备上几部“莎士比亚全集”和成套的古典作品（有一点自然也很好），但却很少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和技术知识书刊。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搜集青年的意见，向图书室建议并协助改进。又如很多机关、工厂图书室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青年，其中还有不少团员，但很多不安心。缺少工作办法。团的组织就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并给予具体帮助。把我们的工作紧紧地和各类图书室结合起来，对开展阅读活动是十分有利的。

以上都是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方法。但搞好这个工作最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还在于加强团的干部对这个工作的重视。有些团的干部只关心布置青年做什么工作，而不很关心青年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因此对青年的迫切要求视而不见。有的是对书籍的重大教育作用认识不足，以为可有可无。一般的思想障碍，一种是认为与中心工作无关，一种是要求“立竿见影”，认为这既不能都针对工作或生产中的问题直接迅速地解决问题，便不感兴趣。这都是不对的。青年团担负的首先是教育青年的任务，不能只要青年去工作（这是必要的，但不能只有这一点），而不管青年的学习要求。事实上，没有引导青年好好学习这一部分内容，就不可能把青年培养成社会主义的新人。青年团应当抓这一类工作，这也正是青年团根据青年特点来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保卫延安读后感【第四篇】

1947年，是形势严峻的一年，更是波澜壮阔的一年。

敌众我寡，形势严峻，人民*与十倍于我军的敌人浴血奋战，局势容不得他们迟疑，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不畏环境之艰险，不惧道路之崎岖，他们始终奋战在一线，枪不离肩，马不离鞍，任朔风清寒、雪漫山岭，他们毫不畏惧，不曾退缩，在长期的****中，他们锤炼了坚毅的性格、优良淳朴的品行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家、军事家，在这场战役中展现了高超的指挥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是*同甘共苦的战友，是**远瞩的战略家，更是*易近人的人民公仆。

周大勇奉命带一个营夜袭敌人据点，深入敌军，顺利完成任务，他作为*的指挥员，在艰苦的环境和严峻的战争形势中不断成长，展示了****为了无产阶级事业和人类**而无私奉献的精神。王老虎、李诚、卫毅、张培……无数个如他们一般的战士，用血肉之躯在战火之中英勇抗争，他们完成了精神的升华，灵魂的洗礼，他们心怀同一个信念——保卫延安、保卫*、保卫*、保卫人民，为此，他们不畏**，顽强抗争。

这样惊人的鼓舞人的力量，并不限于个别英雄，全书都充满着这样令人精神一振的力量！这样的力量让每一位品读它的人都不自觉地将自我代入其中，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一个强盛的*而努力奋斗。

这次战争的胜利，源于*和*对于战争局势的正确分析，源于*将军的英明指挥，源于陕北人民的忠诚团结、万众一心，更源于千千万万个*战士的英勇作战。

保卫延安是一部英雄史诗，壮丽而辉煌，悲壮而伟大，在*和*、*将军等人的**和指挥下，*战士们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们的**情怀和大无畏精神，他们这浓墨重彩的辉煌诗篇，将被我们永远铭记，永远传承。

星星之火，能够燎原，正因为他们的奋斗，才换来此刻的盛世长安、山河锦绣。如今，四海传唱的红色歌声在传承着他们的事迹，人人传颂的故事在重述当年的传奇。

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员，更应传承**先辈之精神与风骨，不畏艰险丛生，不惧道阻且长，居安思危，铭记历史，传承风骨，不忘初心，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展现新一代*人之风貌，展现新一代大学生之风采，为新时代的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