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延安读后感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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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延安读后感1
关键词：麻庄流域 遥感调查 IKONOS影像 延安
麻庄流域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部，为延河的二级支流，流域总面积58．63km2，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水土流失严重，年土壤侵蚀模数6500t／km2．a，流域年均输沙量34．5万t，是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的示范小流域。
本次遥感调查采用了1m分辨率的IKONOS卫星影像及1∶1万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根据卫星影像纹理及色彩，提取麻庄流域的土地利用现状及植被覆盖度信息，利用DEM数据提取坡度信息，依据前三类信息综合判断土壤侵蚀等级，以此调查麻庄流域的水土保持现状。
一、技术路线
以麻庄流域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及地形图为基础，利用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对影像进行纠正、调色等处理；通过外业调查，建立影像与实地对应的解译标志；依据解译标志在影像上提取土地利用及植被覆盖度信息，并建立相关矢量图层；利用DEM数据根据栅格数据空间分析获得坡度信息，并生成坡度矢量图层；结合土壤侵蚀分级指标，在已有三类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矢量图层叠加，并计算各划分单元的土壤侵蚀强度等级（如图1所示）。
二、信息源
本次遥感调查的主要信息源有麻庄流域的IKONOS卫星影像、1∶1万的DEM和地形图等。
IKONOS卫星影像拍摄于2001年1月，是分辨率为1m的真彩色影像，可直观地从影像中解译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度等信息，能够较好地满足小流域水土保持遥感调查的要求。
IKONOS为16－bit真彩色卫星影像，在解译前进行了文件格式转换、色彩调整等处理，然后在Arc／Info中进行解译。
1∶1万DEM数据栅格分辨率为5m，利用Arc／Info软件的空间分析生成栅格数据形式的坡度图，再将栅格数据转为矢量数据，利用它执行Arc／Info的Union命令，将坡度数据与其他数据进行叠加。
三、影像解译标志的建立
影像解译标志是内业解译的依据，在解译工作开始之前，必须结合影像到实地建立影像色调、纹理结构、颜色、形状与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度的对应关系，这样才可在室内准确地从影像中进行判读，保证解译数据精度（见表1）。本次外业工作的主要内容有：
①通过外业调查，建立影像解译标志。拍摄相应的野外实况照片，利用GPS准确定位，建立影像特征与实地的对应关系，供内业解译参考。
②利用1∶1万地形图进行适量的调绘，为内业解译建立判读的认识基础。
③进行重点淤地坝调查，采用Ms＝Vs／（FN）公式计算侵蚀模数（Ms为平均侵蚀模数，Vs为淤积量，F为控制面积，N为淤积年限），为内业判读提供参考数据。
④通过收集资料和走访当地群众进行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四、图斑编码
根据麻庄流域的实际情况，本次解译采用五位编码，第一、二位码为土地利用类型，第三位码为坡度，第四位码为植被覆盖度，第五位码为侵蚀强度。
五、影像解译
采用人机交互解译法。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①影像处理后，图像清晰，色调均一，反差适中，阴影、云彩或其他斑痕不影响应用。影像精细纠正后，误差控制在3个像元内。
②解译图斑属性的判对率大于90％。
③图斑边界线的走向和形状与影像特征之间的允许误差为1个像元。
④农田、林地等最小图斑面积为100个像元，荒草地为400个像元。条状图斑短边长度不小于5个像元。
1．综合判读
根据野外建立的解译标志、影像以及相关资料在Arc／Info下综合判读，按照土地利用类型和植被覆盖度分级情况勾绘图斑，并赋前三位码（ab＋d）。农田的植被覆盖度定为4级。
2．添加坡度属性码
在Arc／Info的空间分析模块下，利用DEM生成矢量坡度图，再与综合判读图叠加，添加坡度属性码（ab＋c＋d）。水面、梯田、坝地以及川台地坡度定为1级。
3．添加侵蚀强度属性码
根据前四位码（即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度和坡度）计算机为每个图斑添加侵蚀强度属性码（e）。自动判定标准见表2。
六、侵蚀强度等级判读精度验证
小流域的土壤侵蚀模数可以通过解译成果中所有划分单元（图斑）的面积和土壤侵蚀强度推算出来。推算出来的土壤侵蚀模数与野外实地调查获得的土壤侵蚀模数比较，即可验证解译成果中划分单元（图斑）的土壤侵蚀强度赋值的总体精度。
推算过程中，各侵蚀强度等级对应的侵蚀模数参考指标采用部颁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96），计算时取中值。
通过验算，解译成果侵蚀模数计算结果为6710t／km2·a，野外调查获得的侵蚀模数为6500t／km2·a，证明判读精度很高（见表3）。
本次遥感影像解译中，不仅影像分辨率高，而且首次采用了叠加DEM生成坡度图和计算机自动判定侵蚀强度等技术，使影像判读过程中的人为误差大大降低，客观性增强，判读准确率有很大提高，增强了麻庄流域淤地坝建设的科技含量，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保卫延安读后感2
消防控制室是为了出现火灾情况时及时报警扑救火灾而设置的，该系统由消防控制室、手动报警、烟感报警、制动喷淋、消防卷帘门、消防栓、消防泵站、消防水池等组成。为了更好的管理和使用该系统，保证应急扑火的需要，特制定。
一、火灾报警和接警
（一）一旦发生火警，要迅速将火灾信息传到消防控制室，报警方式通常有以下二种：
1．烟感探测器报警：消防控制室值班员应立即通知门卫到现场确定是否火灾。
2．手动报警：发现者应就近按动火灾报警按钮，并立即向消防控制室或门卫讲清着火点、部位、目前状况等，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可采取措施控制火势蔓延。
（二）消防控制室或门卫要迅速准确地记录火灾信息，确认起火后，立即拨打119报警。报警时一定要讲清发生火灾的地址、起火部位、燃烧物质、有无被困人员、有无爆炸及火灾有关情况，并留下报警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及时派人到路口等侯消防车的到来并做好向导工作。
（三）报警后，消防控制室或门卫应及时通知安全办公室主任，夜间同时告知带班领导。带班领导上报上级领导及火灾消防事故处置领导小组。
（四）火灾消防事故处置领导小组要立即察看现场情况，统一指挥灭火救灾。要及时召集力量（义务消防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等），确定现场灭火指挥人，布置救人、抢救物资、灭火、供水、送风排烟等任务，并检查执行情况。
二、组织灭火
（一）组织人员查看火情，掌握火势发展情况，并随时向指挥组汇报。
（二）根据火势，指挥切断电源，保证消防用水及消防泵正常。
（三）组织指挥人员在确保安全情况下灭火、抢救伤员及疏散物资，关闭着火层防火门，防止火势蔓延。
（四）消防人员到场后，协同配合灭火抢救。
三、火灾情况通报
（一）根据火灾的发展情况，可利用消防应急广播说明情况，疏散路线，并稳定人员情绪。
（二）通报的次序为：着火层、着火层以上各层、有可能蔓延的着火层以下的楼层。
四、疏散和救护
（一）根据建筑特点和周围情况，事先划定供疏散人员集结的安全区。
（二）疏散责任到人，由楼层义务消防员和引导员在疏散路线上分段指明方向，并查清是否还有人留在着火或应疏散的区域内。
（三）组织医护人员在安全区及时对伤员进行处理或送医院救治。
保卫延安读后感3
苏联首脑层最关心自己的领土安全，毛泽民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便紧急通知他汇报新疆问题
毛泽民在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刚安顿下来，就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几天后，在苏联养病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又给毛泽民带来指示：“随时准备去国际汇报新疆的最新情况。”
进入1939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战争的烟云。莫斯科首脑层最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新疆目前的情势令人担忧。新疆“八办”成立仅9个月，新疆督办盛世才与中共代表邓发之间即产生巨大的隔阂。这不能不引起莫斯科首脑层的高度关注。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苏联从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1933年靠成为新疆最高统治者的盛世才心机诡秘，他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1935年，盛世才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了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1937年12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新疆“八办”成为中共在新疆的指挥、联络中心，也是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干部往来的中转站。
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如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任教育厅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海外留学归来的原中共东京支部支部书记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来新疆工作。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所领导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对的成功。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便可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了。他向斯大林要“党票”，要支援，却被斯大林一一拒绝。盛世才败兴而归。他耿耿于怀，认定中共代表邓发在捣鬼，要在新疆向他夺权。
这时，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三全大会”）在迪化召开，会前会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更让生性多疑的盛世才怒火中烧。
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他认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在会上散发。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被排在最后一个很恼火，认为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
大会的成功使与会代表对在新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而参加大会的90%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与会名单恰恰又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了群众。
“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再也憋不住了，把所有怨气都撒在邓发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盛世才眼中的那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毛泽民也因财政厅档案室无端起火（疑似人为纵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月的处分。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请病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盛世才曾几次约毛泽民谈话，发泄对邓发的怨气。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我们的工作难免存在缺点。但方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盛世才一反常态的种种表现，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
在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自习室，毛泽民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报告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他希望由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打破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与盛世才之间的僵局。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委会。
这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时，与他充分交换了意见。谈话后，毛泽民又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在信中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塞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一致。不久，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从全局考虑，决定立即调回邓发，由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接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新疆“八办”负责人。
季米特洛夫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党工作情况的报告，毛泽民用犀利的笔锋戳穿王明的“天方夜谭”
毛泽民对新疆情形的深刻分析，以及在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精彩发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部将毛泽民的住处从中国党校搬到了柳克斯饭店。马特维洛夫部长多次与他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马特维洛夫为毛泽民与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之间建立了联系，多次在其间传递指示和书信。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他通过马特维洛夫，向毛泽民转述，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接到任务后，毛泽民集中阅读和研究党的历史文件，写下厚厚一沓读书心得。当他感到手中的学习材料还有欠缺，对于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证时，季米特洛夫及时给予支持。苏共中央档案馆借出资料，提供毛泽民阅读。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呈交这份报告？毛泽民决定以一名中共普通老党员的身份，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
毛泽民的《读后感》很快被译成俄文，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这份俄文文件通篇用铅笔做满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画了圈。从这些重点记号来看，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这些错误论点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这份《读后感》主要包括“痛苦的教训与经验”和“关于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两部分。其中对中共建党以来“左”倾错误的梳理和批判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而重中之重又是剖析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更加巨大的损失和危害。
在毛泽民阅读俄共（布）十七大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发言材料时，当他看到米夫、王明编造的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气愤至极，他将这些谎言逐条记录下来，以“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为题，给以有理有据的批驳。
早在一年前，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米夫被怀疑为反革命，已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秘密枪决。而米夫对中国党造成的重大影响，却远远没有肃清。毛泽民的第一个目标，即对准王明的后台――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随后，毛泽民针对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天方夜谭”――对红军根据地，红军歼敌、缴获数字等不着边际的、连篇累牍的夸大和造假，给予不留情面的“回敬”。
王明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比德国的面积大％，比日本的面积大％，比英国的面积大％。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多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
毛泽民针锋相对：“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政府早就被了！”
毛泽民援引王明的这段发言，以及毛泽民的批驳和更正，共产国际领导人阅读时，在段落旁边全都画了标注重点的双线。
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毛泽民都要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他对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按照王明的说法，1933年1月至4月，有3万军投向红军，那么，国家银行就要有3万人的军费和给养支出，这样大的数字，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能不知道吗？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毛泽民动怒了！他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党中央责成毛泽民，将其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着表中仅存的党员数字，毛泽民痛心疾首，“左”倾错误路线葬送了革命，葬送了党，“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
毛泽民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表达愤怒的词语：歪曲事实、推卸责任、颠倒黑白、痴人说梦……毛泽民在莫斯科大胆揭露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戳穿了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西洋镜！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就是共产国际干部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提交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以及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了虚假情况汇报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毛泽民的《读后感》写在1939年下半年，距离――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早了近3年的时间。
一个只读过4年私塾的韶山农民，一个始终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工农干部，据他自己所述“因我是泽东同志之亲兄弟，党内许多重要事件并不告诉我。泽东同志也因避免借口，党内斗争从未和我谈过。因此，我所知道的，也仅上述那很少的一点” 。那么，为什么他在莫斯科对党的路线和政治斗争的脉络能梳理得这样清楚，分析得这样透彻？
毛泽民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亲历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经历了复杂斗争环境，加之兄长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对党内问题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毛泽民和刘亚楼、联署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了解和弄清导致重大失败的主要原因。先期到达苏联的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已经向共产国际作过汇报，共产国际还想从其他中国同志那里了解更多的东西。的弟弟毛泽民的到来，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在交换意见时，毛泽民客观、坦率地向马特维洛夫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中央根据地是在和的领导下，红军花费多年艰苦努力创建并巩固起来的。在粉碎了军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建立了拥有包括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10万红军的中国国内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但在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持在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那里的领导人陆续来到江西，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把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适合弱小红军作战特点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之战略战术，当作“经验之谈”。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逐渐成了“光杆司令”，他的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夺。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不顾进攻军队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摆开架势与军“决战”，眼看着红军花费数年艰难创造、巩固的苏区被葬送，苏维埃给与人民的果实被反动豪绅地主收回，红军空前减员，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
听过毛泽民一五一十的汇报，马特维洛夫极为愤慨，他怒斥李德是“法西斯探狗的阴谋家”，称博古是“这个法西斯探狗的帮凶”！他还告诉毛泽民：“据有关部门认真查证，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有关调查材料不久将会正式公布。共产国际监委会正准备解决他的问题。”
闻听这一情况，毛泽民大为震惊。他愈加感到这次莫斯科之行所肩负的重要责任。他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帮助共产国际全面、系统地了解博古、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所造下的罪孽。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回忆，毛泽民撰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汇报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呈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2月29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以及毛泽民、刘亚楼、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严肃的审查批判会。
会议开始，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首先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随后，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们为他的“”作证。
第一个发言的是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刘亚楼结合红二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浴血战斗的经历，系统地陈述了李德所犯的军事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
接下来发言的是被称作中央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1934年4月，在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和博古不接受以红军主力转入外线进攻，以调动敌人的建议，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把全部武器、弹药都运上阵地，也无法抵挡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攻破。因后勤保障不利，杨至成被贬为队列科长，带领着工兵无休止地筑堡垒、挖战壕。杨至成越说越恼火，他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道：“李德同志，你不是军事专家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愚蠢的打法！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你这个号称红色军事家的德国人，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最后发言的是毛泽民。他简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地排挤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巩固的苏区是如何被葬送，以及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惨痛经过。随后，他深入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当在座的外国同志得知，这位发言的中国同志正是中共领导人的胞弟时，无不投去好奇与钦佩的目光。
在接下来的会上，马特维洛夫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当军事顾问。据有关方面查证，李德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后来，他到了上海，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遇见博古。李德与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硬是被捧了出来。
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监委会主席福洛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提交给执委会。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刘亚楼）、李进（）、周全（毛泽民）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报告正是根据福洛林的要求撰写的。
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他们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依据，概述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错误方针是从1932年1月开始的。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造成逃跑主义，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错误方针才宣告破产。报告分别指出了各次错误的负责者，还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
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
博古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为什么“现在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和相当重要的工作”？
“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
刘亚楼、和毛泽民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其实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王明从1931年秋天去苏联，到1937年底回到延安，一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主席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把自己完全凌驾在党中央之上。毛泽民他们向“左”倾宗派主义奋勇宣战。在莫斯科拉开序幕的这场斗争，无疑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王明不能代表中共做七大组织报告！毛泽民义正词严。共产国际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所做的工作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部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最初，盛世才批准他到苏联治病的时间只有4个月。而此时，他离开迪化已经整整8个月了。他的归期一拖再拖，是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他能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讨论。
即将离开莫斯科的那个夜晚，毛泽民回顾着8个月来的经历，回想着见到季米特洛夫时的情景。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和马特维洛夫能够让他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伸张正义。
几天前（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季米特洛夫亲自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更没有想到季米特洛夫诚恳地请他发言。但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做”这件事，让毛泽民久久不能平静，他为中国党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这无疑会为中国党埋下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当然，这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认真回顾了自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后的种种表现：
12月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影响很大。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王明、博古、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谈判；由、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任书记。3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图。
1938年2月9日，不经同意，王明就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和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指示和文件。
……
毛泽民的心情很沉重，他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他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李德的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
毛泽民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和政纲。
其次，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做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做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做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做组织工作报告。
最后，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过去教训绝不应忘记。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与、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磋商。
这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
3月初，、任弼时一行启程回国。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一封发送给的电报中指出：“将会将一切情况转告您本人，我们就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切并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最终决议。”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出具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