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作文【汇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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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日记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清末；中国社会；马达汉

芬兰文版的马达汉中国之行日记《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1906―1908》经王家骥翻译成中文版名为《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于2004年4月正式出版。

该书以日记体的形式记载了马达汉受俄国政府委托在1906―1908年间从中亚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新疆喀什噶尔，到达西北重镇兰州，经过陕西、河南、陕西、内蒙古、河北到达北京的探险之旅，行程达14000公里。这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涉及到新疆，马达汉逐日记载了他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和阗（今和田）、阿克苏、伊犁、喀喇沙尔（今焉耆）、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吐鲁番、巴里坤以及哈密等地，六度天山的经历和见闻。马达汉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探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西北边陲新疆和甘肃的实力影响和清朝地方官员对“新政”的态度，并考察中国新疆和西北边境广大的人烟稀少地区，以便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战略计划。对此，马达汉也坦言：“这项指令的宗旨在于调查中国北部内陆地区的情况，收集统计资料以及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与此同时，他受“芬兰-乌戈尔学会”和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安特尔收藏委员会”的委托进行关于人类学、民族学、人文历史和语言习俗的考察并收集古代文物的任务。

通读全书，全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用笔记录下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马达汉从新疆的喀什噶尔开始，走遍了天山南北。他沿途测量地形、记录气象及水文数据，并对险关要隘和军事重镇都做了详细考察并绘制了地图。每到一处，他广泛结识各级地方官吏，了解军事、经济、民政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注重考察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专程拜访了一些民族首领和部落头人，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和现状。他也没有辜负“芬兰-乌戈尔学会”的重托，在和阗古城废墟和吐鲁番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在各地广泛收集经文手稿、木牍、碑铭等文物。马达汉收集到的民族民俗物品、钱币和其他文物资料共计一千多件。在北京，马达汉完成了给俄军参谋总部写的《奉陛下谕旨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他的考察报告长达173页，测绘了3067公里的道路图和18座城市的方位图，附有数十幅自己绘制或收集到的从新疆到内地的重要道路、河川和城市方位图以及有关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和民族的统计资料，并对当时中国的铁路建设、军队、学校、禁毒斗争、工矿业以及日本的影响和边区屯垦情况分别做出了评估。可以说，他收集到的都是比较客观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资印证的可靠材料。此外，他还对清末的一些社会现象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如在本书第58-59页他在叶尔羌的日记中写道“在清朝这个国度里，官职是可以花大价钱买的，而买到官职的人只能做三年官，三年后还得花大价钱买官，这就容易理解，其中隐藏着贪污腐化的主要根源。更有甚者，官员的俸禄出奇的低，好些职位全然没有报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级官员要欺压鱼肉百姓了。”马达汉对清末的税制、商业贸易以及教育等也都有独特的见解。

二、用镜头记录下鲜活的历史

马达汉在为时两年的考察中，将大量关于人类学、人文史地方面的资料用照相机镜头把他们定格在历史的瞬间。他拍摄的照片共有1370余幅，这其中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现象、各色人物、人体特征以及发掘收集到的各种文物。该书共收录了各种照片305张和他自己绘制的交通路线图共计344张。这些照片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更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例如本书第61页图53，在叶尔羌（今莎车）的一座寺院前面一帮聚赌的赌徒，一名妇女手执一根铁杠，她的丈夫的脚镣被拴在这根铁杠上，这表明当时的犯人是可以随意走动并参加活动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张照片探究其更多的历史渊源。总之，马达汉正是通过这一个敏锐善感的镜头，把他和它曾经看到的镜头，已经消逝了、令人浮想联翩的世界带到我们面前，将历史定格于瞬间。这些老照片的独特魅力令读者为之痴迷，心灵为之震撼。

三、用心记录下对中国“新政”的理解

马达汉到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央政府加紧推行新政的时期。在马达汉看来，收集到清朝地方政府官员对“新政”的态度、“新政”对边远省份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对待正在进行的革新进程的资料是十分有益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马达汉深知当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是当时启蒙和进步思想把中国推向改革之路；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行政权利分散的状况，专制的满清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与劳苦大众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又在阻碍着新政的推行。中国政府如何调适这一矛盾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该书对这方面的记载比较详尽。马达汉认为新政的改革工作在中国内地已经深入，尽管缺少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影响了改革工作的有序开展，但在有些方面如军事机构、铁路建设和教育设置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边疆地区如新疆等地新政推行相对较慢，但也在进行一些逐步改革。马达汉认为中国新政的困难在于缺少有教养的“改良主义者”和国家财政的拮据，并由此得出结论：“这个国家（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伟大的未来；一个新的力量中心将在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全世界又将再一次把她当作大国因素而刮目相看”。我们且不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但至少看出他对中国的新政有其独特的见解。

在近代外国探险家的考察中，马达汉的新疆考察虽不及斯文・赫定、斯坦因那么著名，他的新疆探险也有军事间谍和科学考察双重性质，但他留下的大量资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实录。正如许建英所讲：“诚然，马达汉在中国进行军事情报活动应该受到我们的谴责，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更应该关注他所留下的为数众多、内容广泛的资料”，以便更好的研究清末的中国社会。同时，我们也应清楚认识到，马达汉的西域考察日记中也可能存在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并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他也可能“因行色匆匆，道听途说，对事物的认识有很大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不可否认，马达汉是当事人，他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对中国社会风貌及民风民俗等的描述和记录，仍为从一个侧面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参考文献：

[1][芬]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摄影出版社，2004.

[2][芬]马达汉，著。马大正，王家骥，许建英。译。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3]王家骥，著。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马达汉。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

探险家作文【第二篇】

从前，有一位有名的探险家，他非常喜欢在大森林里探险，而且他还很善良，他在每一次的探险中都会帮助受伤的小动物们。

有一天，天气晴朗、万里碧空，他又去探险了，他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大森林里，这里长满了又高又粗又大的大树，路边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树上有一只美丽的小鸟在唱优美的歌唱，自言自语的说：“这里的景色真美啊！他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得走到了森林的深处，

探险家忽然发现自己迷路了，他试图找到回家的道路，可转了好几大圈还是在自己原来的位子上，探险家会不

了家了，这可麻烦了，他正着急着，忽然发现前面有一只受了重伤的小梅花鹿，探险家赶紧跑过去帮它救诊，他发现小梅花鹿被旁边的树枝刮伤了。立即给小梅花鹿的腿进行消毒包扎。小梅花鹿站了起来说：“谢谢你帮助，我知道你迷路了，送你一个指南针，他可以带你回家。”探险家说：“谢谢你！小梅花鹿，你真是太棒了！”探险家用指南针找到了自己回家的方向。

就这样，小梅花鹿和探险家开开心心地回到各自的家！

探险家日记【第三篇】

[关键词]斯文・赫定；乌鲁木齐；社会状况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处于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但因其偏处边疆，而一直不为人所知，最早记载新疆地区文物古迹名胜分布情况的是清代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以及《西域图志》。

乌鲁木齐，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作为新疆的省会城市，位于新疆中北部，天山中段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清代乾隆二十年，清廷在此筑建新城，乾隆赐名“迪化”。1884年新疆建省后，迪化成为省会。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迪化市人民政府成立，乌鲁木齐依然是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这就成了众多探险家关注的对象。在这些探险家中，对乌鲁木齐描述最多的就是斯文・赫定了，本文就主要将斯文・赫定笔下所描述的乌鲁木齐社会作一简要论述。

一、斯文・赫定的新疆探险及主要著作

斯文・赫定，瑞典地理学者、探险家，从1893年起多次到我国人迹罕到的

西部沙漠高原地区探险考察，尤其对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以及和田河流域进行调查，发现了丹丹乌里克等遗址。这位被称为“中亚探险巨人”的职业探险家，曾多次出入中国新疆境内，深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漂流于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1927年5月，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准备开辟柏林―北京-上海航线的考察，组成了包括中国、瑞典、德国学者在内的由斯文・赫定和我国徐旭升任团长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共同考察。1933年10月，斯文・赫定等受当时南京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1934年3月斯文・赫定又奉乌鲁木齐督办之命，调查了罗布泊。

一般来说，斯文・赫定的探险或考察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他与其他探险家的不同之处。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作交易……我不会与他们做买卖，既不会也不可能与这些人达成任何交易”。他在路经吐鲁番见到千佛洞被勒柯克等人劫掠，表示了义愤。从他路经敦煌，对那些洞窟缺乏应有的兴趣看来，也可以反证出，他主要是以地理上的发现而自负的。（1）

斯文・赫定第一次考察新疆，著有《穿过亚洲》等著作，第二次考察新疆，出版了《1899-1920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共8卷，其中的《塔里木》、《罗布泊》等卷都是饮誉当时的名著，在第三次考察新疆及中国西部的8年中，则写了《长征记》、《皇城热河》、《丝绸之路》、《大马的逃亡》（中译为《马仲英逃亡记》）、《漂泊的湖》等书。而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则是第三次考察中国西部的一个全景式的名著。在这些著作中，斯文・赫定对所到之处的社会状况都进行了一系列精彩的描述。

二、斯文・赫定眼中的新疆社会

斯文・赫定共来华六次，在这六次活动中，除第四次在外，其他五次都以在新疆活动为主，斯文・赫定探险考察生涯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抽取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斯文・赫定一生也就黯然失色。（2）尤其是在新疆省会城市乌鲁木齐，斯文・赫定将自己眼中的的乌鲁木齐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真实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一）对执政者的印象

斯文・赫定来新疆考察大多首先是与新疆的上层人士进行交涉的。第一次会见杨增新时，杨增新给了他一个“冰冷的接待”，（3）220但在他的眼中杨依然“令人难以忘怀，甚至心驰神往”。（2）220斯文・赫定深知这是个“拥有新疆的大权，我们完全处于他那哪怕是最微小的念头支配之下”（1）220的人物，但杨的帮助让斯文・赫定对他充满了感激。此外，斯文・赫定在讲到和杨的告别宴会时说：“中国人几乎很少是准时的，我们邀请他们一点钟到，在这之前几分钟我和徐教授赶到了那里。我们刚刚登上亭子的阶石，就传来了杨将军坐车的喇叭声……在其他客人到达之前我们坐在凉亭里又亲切的聊了一个来小时”。（1）232而在与盛世才的宴会时说到：“我们应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之邀于6月11日中午一点赴宴……三点钟，盛督办和他的夫人出现了――看来准时不是中国人得美德”。（1）663由此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位统治者对新疆地理考察事业的重视程度的不同以及对外国探险家态度的不同，杨的做法明显表示了对斯文・赫定的尊重与对其探险事业的支持，并说：“欢迎你再回来”。（1）232而盛世才不仅没有做到起码的尊重，甚至当他“听说考察团要来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的消息时十分生气，并感到惊奇和疑惑”。（1）664这些不仅让斯文・赫定觉得杨增新的遇刺让他感到十分惋惜，更觉得“杨将军的突然逝去，对于我们和我们正在进行与计划进行的科学研究，不能说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1）246同时总会祈祷在和其他领导人的宴会会有好的征兆，因为之后的领导人不再会让考察团的境况“像杨督军在世时一样令人感到放心”。（1）274盛世才对考察团的态度，让斯文・赫定觉得希望快些离开乌鲁木齐，甚至认为，“无论到什么地方，与这个窟窿一样的地方相比，都将是天堂了”。（1）661盛世才不仅没有给斯文・赫定像杨增新那样的帮助与支持，反而对他们的考察活动万般阻挠，这让斯文・赫定觉得：“盛世才在乌鲁木齐做的某些事情实在令人迷惑不解。不少外国人出于种种原因来到新疆，他竟长时间扣留这些人……这里的气氛总让人感到惶惑不安。18日尤寅照给盛世才写信询问他什么时候能见我们，为了同他谈谈我们的安排……督办的答复是，今天明天不行了，我后天见你们。可到了21日，接见的事毫无消息……6月22日，我们接到了一张大红请柬，邀我们参加宴会……可是我们知道在乌鲁木齐的宴会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④666虽然杨增新、盛世才时期的新疆社会，同样一片混乱，社会政治状况如同那时乌鲁木齐肮脏、不堪的街道一般，但我们不难发现，杨对外国探险家的态度，既礼貌又提防，把握得当，对自己的统治充满信心，斯文・赫定也对杨增新充满了感激与敬佩之情。对于盛世才，斯文・赫定在《马仲英逃亡记》一书中附了一张盛世才的照片，并说了这样一句话：“盛督办，新疆最有权势的人物。尽管很客气地写上‘赫博士惠存，弟盛世才敬赠’，却把我扣留在乌鲁木齐四个半月”。盛世才时期的新疆，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在不了解斯文・赫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强的防范意识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物价飞涨，通货膨胀

（1）食品价格飞涨，粮食紧缺。“1933年3月9日在轮台，100斤面粉的价格是75两乌鲁木齐的纸币；3月22日，在铁干里克已涨到550两；而6月26日，乌鲁木齐的标价已是5000两；后来一直涨到14000两，谁也买不起馕了。”（5）161“省里普遍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因为农民被征了兵，而土地没有播种。一切农产品都被没收了，到处都缺乏食物。军队征用了所有的大车。因而食物无法从一个地区转运到另一个地区。乌鲁木齐和四周的联系都被切断了”。（6）15此时，以斯文・赫定为首的考察团已经出来九个月了，生活在战争时期的乌鲁木齐，经费简直无法估计，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备受煎熬。

（2）货币贬值。“1928年春天……一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乌鲁木齐纸币……到1934年，已经是240两兑换一元了……存有这些纸币的人们会忽然发现，货币的贬值无形中已给他们造成了损失”。（1）665这里再一次反应了新疆乌鲁木齐社会的混乱状况，不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凡到过新疆的外国探险家，无不为这里货币之间的折算头疼。斯文・赫定初到新疆时，“亲眼见到了新疆奇怪的货币。现在这里所用的货币几乎都是一种叫“新疆两”的钱，他是在乌鲁木齐印刷，形式只有一两一种。还有一种中间带有方孔的中国钱也能用。有时人们也使用“元宝”，即一种船形的银币，它值50两。商人们则愿意换中国的银元，因为纸币一出省就作废了”。（1）202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并且由于钱币本身使用不便，所以给付款带了很多麻烦，就有探险家不得不雇佣毛驴才能将兑换的钱币驮回去的事情。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的乌鲁木齐百姓过着怎样艰难的日子……

（三）语言服饰、餐饮及建筑

（1）语言服饰。斯文・赫定第三次来新疆时，应俄罗斯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和夫人的邀请宴会，同时，也有陈德立先生，他在《丝绸之路》这样描述陈德立：“他身穿西服，说一口流利的俄语”。（7）151此时的新疆乌鲁木齐，主要居住着汉、维、回等民族，俄国人相对较少，各民族之间不仅从语言、文字方面，而且在饮食、建筑、生活习俗等方面都相互影响。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乌鲁木齐这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俄国等西方的文化逐渐的走进乌鲁木齐社会。斯文・赫定在参加一场婚礼时惊叹道，“中国式的婚礼真是非同寻常，太令人激动了！盛督办的弟弟是新郎……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出现了。她身穿轻柔的粉红衣裳，头上罩着粉红色的面纱，像是新娘的一顶王冠。他年轻貌美，手捧一束鲜花……”（2）154此时的乌鲁木齐，汉族官员穿起了欧式的礼服，汉族新娘也要“在婚礼上穿上一套她认为欧洲姑娘在同样场合穿的衣服”。（8）170在当时乌鲁木齐的上层社会中，由于受欧美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举行婚礼时，更多的会崇尚西方式的婚礼。

（2）餐饮方面。杨增新时期斯文・赫定来乌鲁木齐，杨增新用中式盛宴款待了他们，那时，“款待我们的是无数道真正的中国大菜，有鱼翅、竹笋、海参、燕窝汤、烤鸭以及所有中国餐桌上应有的美味佳肴。”（9）223在新疆，居住着众多民族，饮食文化也是多样的，但从这里，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与乌鲁木齐当地的维吾尔文化的相互影响。到了盛世才时期，斯文・赫定多次提到俄式风味的宴会，其中，在写到乌鲁木齐独特局势时期说：“宴会明显是俄国风味，有白兰地，白葡萄酒和香槟”。（2）666此时的新疆，由于推行亲苏政策，外国官员来到新疆的同时，也将苏俄的文化带到了新疆。除了语言服饰，餐饮等方面表现出了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外，城市的建筑更是生动的体现了这一社会现状。

（3）城市建筑的变化更多体现的是中西杂糅的特色，维吾尔族居民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城市中传统的维吾尔族居民中混杂着俄式和汉族风格的建筑。斯文・赫定刚到乌鲁木齐第一次会见杨增新时，看到“街道上建筑多是俄式建筑与维吾尔族式建筑混杂”。（2）220而到盛世才时期，便发生改变，斯文・赫定参加在乌鲁木齐公园的告别宴会时发现，“公园的主建筑被设计成稀奇古怪的汉族风格，其他地方有几座俄式风格的房子”。（2）231

通过斯文・赫定在著作中所描述的探险经历，清末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社会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他留下的数量可观且内容丰富的资料对我们今后进行新疆社会各领域的研究具有巨大的价值。在这里，各民族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但19世纪中期俄国势力向中国新疆渗透的加剧和经济的影响，英、俄等国逐步将其商品向中亚等地倾销，虽极大地改变了乌鲁木齐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内容，但社会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尽管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社会动荡局势长时期持续，使得物质生活水平依旧低下，人民生产方式依然落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与内地联系极少，严重影响了乌鲁木齐人民的正常生活。

参考文献：

一、书目（按出版顺序）

[1]斯文赫定。《马仲英逃亡记》（原名《大马的逃亡》）[M].年第一版。凌颂纯，王嘉琳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25》[M].1992年第一版。徐十周，王安红，王安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3]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回忆录》[M].王卫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斯文赫定。《丝绸之路》[M].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二、资料

[1]杨镰。《斯文・赫定及其》[J]

[2]任伊临。《斯文・赫定对新疆的探险与考察》[J]《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二期。

注释：

（1）杨镰。《斯文・赫定及其》

（2）任伊临：《斯文・赫定对新疆的探险与考察》，载《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2期。

（3）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25》，1992年第一版，徐十周、王安红、王安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25》，1992年第一版，徐十周、王安红、王安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5）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6）斯文赫定：《马仲英逃亡记》（原名《大马的逃亡》），凌颂纯、王嘉琳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7）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探险家作文【第四篇】

谭辛是西藏人，有名的探险家。他探险成功后，在英国立刻成为社会风云人物。他曾讲过一则有关他自己的笑话：

一次，他在一个森林里探险迷了路。经过两天盲目的奔波，终于见到了一个人，他把来福枪放下来，也把沉重的背包解下来

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我迷了两天的路，最后总算看到了你。”那人却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已经迷了十天路了。”

有一天，他看见几个小学生正在看课本上关于他的英雄故事，于是他也高兴地与小学生们一起看。

看完后，他问那些得意洋洋的小学生：“你们见过谭辛没有？”小学生们都摇头回答：“没有。”

谭辛说：“我就是。”小学生们睁大眼睛望着他一阵子，然后齐声说：“你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