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文（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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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论文1

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很快危机演化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实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如此，只是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危机的新的形式。由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过剩不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危机更为明显地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这也是此次危机在一个国家发生之后迅速升级为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原因所在。

1.危机发生前，全球供给与需求处于暂时的平衡状态。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当局于是尝试着依靠从公共和私人两方面鼓励提高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公共借贷的结果是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私人借贷的结果是家庭的透支。一方面，美国公共和个人的透支消费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这种经济关系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循环：一是贸易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生产并出口到美国；二是金融渠道，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积累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这些资金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一起，吹起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实际消费能力。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就是在这种暂时平衡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在2003—2007年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扩大，拉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众多行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在推动我国经济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长②。在美国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消费需求，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支撑这种平衡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巨额的外债将拖垮美国经济。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够足以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而巨额外债的实质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远远大于了他们的物质创造。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接近30%，美国的这种消费能力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内部的过度信用；一是外部的美元霸权。在二者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能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但是，这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和个人的过度借贷的基础之上。美国人依赖其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导致消费的畸形膨胀，即公共和私人的透支消费。以经济长期透支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体，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消费市场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7%，高于其GDP占全球比重近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不得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一旦美国经济开始下滑，进口首先大幅收缩，对全球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体现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美国经济对世界长期透支放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根据统计，80%的美国家庭拥有信用卡，每个家庭2008年底的信用卡平均债务为万美元③。在2001年—2007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的GDP增长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经济的增长完全依靠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这些皆源于宽松的信贷和飞涨的房价。尽管房地产泡沫和布什政府的庞大联邦赤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刺激，但是经济表现依然糟糕。在2001—2005年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对就业率的增长贡献接近一半。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消费和住房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跌落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1976年以来，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美国经济透支率(私人和政府总支出与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为正，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透支状态。80年代上升到%，90年代回落到%；但是2000年后急剧上升，2000年—2008年平均透支率超过%。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经济透支率超过%。透支率的不断增加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总之，与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相平衡的是被严重放大的美国消费能力。在这种暂时的平衡背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2.平衡破坏——危机发生

这种虚假需求是靠房价的不断上升来支撑的，但是，一旦金融泡沫破裂，消费能力必然要向真实水平回归，从而导致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使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由于事实上生产能力已经远远大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一旦泡沫破裂，市场需求将向真实值回归，这样就会在整个链条中出现生产过剩。美国的虚假消费能力，信贷市场快速增长，规模庞大，透支消费非常普遍；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透支，表现为它的巨额国债。由于投资的支撑，美国经济表面数据一片繁荣，但是背后却是信用泡沫的不断积累。最终，泡沫从房地产信用贷款领域开始破裂。信用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以上循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基于房价不断上涨而设计的金融产品面临价格的不断下跌。由于其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被迫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以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市场主体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急剧下挫，资产价值快速缩水。在负债不变而资产价格不断贬值的双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在内的资产负债表都迅速恶化，市场信心缺失，流动性急剧收缩，并严重侵袭到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将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模式。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之前过度借贷的消费者现在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调整过程。自2008年7月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公司濒临破产，美国政府向其注资2000亿美元“救市”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便演变成金融危机。此后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酿成金融风暴，其五大投资银行悉数解体，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25家银行先后倒闭。除美国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金融危机也随之恶性发展。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美国关系密切，受害尤深。不少金融机构或破产倒闭，或被其他银行并购，或被政府接管。连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英国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仍难摆脱危局。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苦，许多国家股市大跌，货币大幅贬值，外资大批撤离，财政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特别是东欧国家主要靠欧洲银行提供贷款来维持经济增长，共欠外国银行债务达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外资纷纷撤离，加重了其困境。在东欧国家中经济形势向来较好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货币分别下跌48%、30%和21%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全球财富大缩水。据权威专家估计，危机使全球财富损失达50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总值从2007年的63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2月底的28万亿美元，降幅达55%。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虚拟经济，也重创了全球实体经济，无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大国，还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一不受到冲击，经济都出现严重的下滑势头。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和世界媒体均认为，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表现为：世界各类国家都遭遇工厂大批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工业产值急剧下降。至2009年3月底，工业产值下降10%，其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中就有克莱斯勒和通用两家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欧盟失业人数一度达到2000万人，比危机前剧增20%。不少新兴国家工业产值也快速滑坡。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2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发达经济体负增长%，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大幅减少，其中俄罗斯出现了6%的负增长，为10多年来之首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08年9月以来，欧美市场的萧条和萎缩，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下降，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速。受外需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大批出口型企业经营困难、倒闭，失业剧增。据媒体报道，2008年上半年破产倒闭或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全国有约万家，下半年还在继续增加。随之，返乡农民工有约780万人。受出口持续下降和国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更降为同比的%，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⑥，由此可见危机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信用消费和透支消费(以房价上涨为依托，由于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能力被严重放大)——虚假需求快速膨胀——全球范围扩大生产能力——暂时平衡(潜在生产过剩)——房价下跌——信贷违约上升——金融危机——潜在生产过剩转化为直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本轮危机的突出特点在于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对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由于美国信用泡沫的泛滥，导致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实际消费能力，为了满足被放大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能力，以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维系过度消费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市场需求将急剧下滑并向真实水平回归，这样就会在全球性生产链条中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经济危机。

二、中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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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论文2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3

一、国际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意义和作用

现有国际金融框架的资源基础是国际金融资本，其资本实力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而且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最高决策机构不是联合国，而是控制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西方七国集团的首脑会议。1997年东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处于国际金融框架的决策高峰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于1998年10月发出了要求证券监管机构国际组织承认国际会计准则的呼吁。

会计直接承担了管理和监督微观经济实体的有关重要职责，因而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全球化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影响。经济和金融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是在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也就是在适应和满足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和金融业务的实际要求的曲折和进步中发展。与其他的国际经济活动相比，国际金融活动更为突出和集中地体现资本运动、资本社会化和资本运动全球化的实质性要求，更加需要准确、真实、可靠、可比的会计信息。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运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金融的发展对于国际会计的发展有更为直接的需求，是国际会计发展的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国际会计可以一方面减少国际经济生活和国际金融活动的风险和曲折，一方面促进国际经济运行和国际金融活动的发展和效益，从而保障和促进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全球统一的资本市场，需要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和跨国性资本所有权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没有国际会计准则，或者是只有准则而没有实务权威性和实际约束力，这样的有机结合就没有基础，更不可能形成全球统一、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国际会计信息系统。于是，一个全球统一、高效率、低成本、资金容量和流量空前巨大的资本市场也就难以出现。

跨国性和国际性的微观经济实体集团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国际会计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以及其框架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其业已发生的积极影响在于达成和促进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活动中的财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为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中的投资、贸易和信贷建立信用基础并提供决策信息，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规范、效率、安全和稳定。

但是，由于美元具有的世界货币主导地位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美国会计准则在国际金融市场举足轻重。而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金融业务和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则缺乏权威有效的法律保障，在实际应用中主要依靠各国的跨国公司和企业自愿采纳，实务权威性较为有限。会计信息的编制与披露缺乏国际公认和统一有效的原则和标准，使得会计信息跨越国境的处理成本提高，传递效率与内涵清晰度降低，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二、国际会计准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分割状态和统合难点

目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实际上不是一种高度有机统一的国际市场，而是由各自为大并吸收外国公司上市的各国资本市场所组成的一种国际拼板市场，存在着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统一的一些重要裂缝。例如，公司要得到和保持在外国资本市场的上市资格，必须向该资本市场呈交根据该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这种财务会计信息管理制度，以遵守东道国会计准则作为各国资本市场的跨国准入条件，在实际上分割了国际资本市场，从而也限制了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效率。全球统一准入条件等市场管理基本制度的国际资本市场始终未能出现，以这样的资本市场为基础并服务于全球化经济的国际金融框架也尚未形成，除了还有其他的复杂原因之外，国际会计准则的实务权威性不足以统一或取代主要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各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制度和标准不衔接，市场准入条件尚未国际化，也是一个重要障碍。

由于欧洲包括伦敦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得到恢复与发展，加上近二、三十年来美元的地位逐渐发生微妙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市场陆续形成、逐渐成长，国际会计准则应运而生，逐步发展。近一两年来，国际会计准则的实务权威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距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基本要求还有差距。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要真正地上一个台阶，首先要看美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此对应，国际会计准则是否具有全球统一的实务权威性，首先有待美国资本市场的认可与接纳。但是，国际会计准则在美国发生资本市场会计危机之前完成的机构、制度和准则内容的大幅度调整，仍未能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基金会对于会计准则质量的要求。而且，从美国有关方面的角度来看，国际会计准则在质量上明显低于美国会计准则。从表面上看去，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水准似乎才是美国资本市场承认国际会计准则的实务权威，从而进一步统一准入条件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对外开放的前提。

引人注目的是，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两年实行调整并大幅度靠拢美国会计准则的同时，美国有关方面为了巩固和更好地发挥美国会计准则在本国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展开了关于“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的公开大讨论。与此同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加强对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督力度的一些建议，却未能说服美国国会。不久之后，从安然公司与安达信会计公司涉嫌串通的假帐事件，到世界通信公司似乎瞒过了安达信会计公司的假帐事件，一系列重大的上市公司财务丑闻使资本市场会计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华尔街股市指数在这一次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的高潮中持续下落，美国经济衰退后的复苏，在经济基本面状态似乎良好的情况下，却面临着再次衰退的直接威胁。在野的为此发难，执政的共和党开始担心由此造成中期选举的失利。为了应对这一场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美国政府和国会不得不采取应急和减灾措施，加快推出对公司会计业务加强监管的公司会计监督法，并抓紧动用刑法严惩造假舞弊有关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发动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美国商业行为改革”。与此同时，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美国会计准则的质量，已经成为维护和稳定美国资本市场的一项迫切议程。

随着国际会计准则对于国际金融框架和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明确，大家在质疑和思考这种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的发生原因和整治措施的同时，一方面越来越看清：国际会计准则继续发展并取得实务权威性，是资本市场全球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一方面又不得不担心：国际会计准则是否比各国的会计准则更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和防范市场会计危机。三、国际金融框架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国际金融框架与国际会计准则，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但是却又相辅相成的专业领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强了国际金融框架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密切联系。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的实务权威和普遍遵守，前提是要有国际金融框架的自愿接纳、正式承认，并且需要形成有效的法律保障。在国际金融方面，人们非常重视国际金融框架的变化、调整和进步。在会计学方面，人们的关注焦点之一是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实施和修改。本文认为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还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及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走向。

国际会计业务活动的发展，必须适应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资本运动的客观需要。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相比较，国际会计业务活动的发展是一种国际经济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本身当然也要反映国际经济、国际金融乃至国际资本运动的自然和客观需要。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必须体现为一种具有国际公认性的专业文献，而这种国际公认性必须依赖于其制定和机构本身在人员构成、资金来源和工作程序等方面公认的国际独立性、国际专业水平和国际透明度，因而必然是一种社会政治因素及国际和各国的人为因素更多的事态发展。总之，国际会计的发展服务于国际金融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则更为明显地受制于国际金融框架的发展，而国际金融框架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也必须要有国际会计信息服务的支持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专业保障。这样一种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国逐步接纳和应用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历史过程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四、资本终将确定自己在国际金融框架中的会计信息标准

美国会计原则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影响力，依赖于美元和美国资本市场对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世界贸易的影响力。反过来说，美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实务权威性，同时也维护了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的国际强势地位。合起来看，美元、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会计准则这三个支柱，支撑着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强势地位。这种三柱支撑的强势地位，形式上显然比依靠强势货币的单一支撑更为稳定。但是在实质上，人们已经在这次美国资本市场会计危机中首次看到了美元、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会计准则的同时摇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基金会在国际活动中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从无暇一顾转为积极参与。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得到长足的恢复、进步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新兴资本市场的兴起，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全面瓦解，使跨国投资、国际金融和世界市场的统一潜力得以进一步发挥，各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既合作又竞争、以求自身发展的基本前景进一步明朗。美元、欧元和日元既相互竞争、又相互配合，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制已现雏形，美元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资本市场日益感受到来自伦敦、东京和法兰克福的竞争压力。然而，综合分析美方处理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的能力和表现，及其对于国际会计准则近年来改革的重大影响，又说明了美元、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会计准则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分别在国际货币体制、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会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应当看到的是，在加强金融安全合作和加强国际金融框架建设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证券监管机构国际组织、保险监管国际协会和金融稳定论坛等几大国际金融机构通过近几年来积极和密切的协商，已经于2000年3月26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金融稳定论坛第三次会议上，明确地将国际会计准则列为关键的的国际金融准则之一。金融稳定论坛是一个国际论坛，不同于国际合作的决策机构，对于国际金融框架并没有实际约束力。但是，其表态向世人展示了论坛成员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对此，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重新调整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大幅度修改和加强了原有的国际会计准则，并且通过国际会计发展论坛去探讨国际金融框架问题。

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会计组织的这一呼应姿态，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历史潮流，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同。其中，美国财政部已于2001年6月25日将国际会计准则作为的主要国际金融准则之一、与本国的有关准则对照列入自己的互联网页。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而不是财政部，该部这一动作对于美国资本市场没有实际约束力，因而既不代表、也不预示美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但是可以视为美方对于国际会计准则表示的一种肯定态度和积极姿态。与美方的态度相比欧洲方面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更为积极，业已通过欧盟的法律程序，决定从2005年开始在资本市场上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财务报表。

国际金融论文4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金融规则；新动向

一、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

(一)美国金融监管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变化，美国制定了和修改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来规范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变化可以看出美国的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变化：

1.开始从分业监管注重统一和综合性监管

美国在分业管理方面，传统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少，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成为一种趋势。美国在1994年9月颁布了《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1999年11月4日，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金融业综合化混业经营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金融分业和混业之争，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此走向混业。

2.注重风险管理，对银行业实行差别待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注重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对系统风险做出评估，并根据客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不断地修改风险评估体系和信用评级。美联储理事会在1996年12月20日又开始实施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评级系统“CAMELS”，也就是在原“骆驼评级制度”(CAMEL)基础上增加一个S(SensitivitytoMarketRisk)，即“对市场风险的敏感程度”，美国制定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革法》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这样有利于对银行业进行个别重点监管。这种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从监督和自律两方面促使银行去努力达标，从而保证了银行业的正常稳健运行。

(二)英国金融监管新变化

1.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1997年英国成立了一家对金融领域实行全面监管的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由其取代英格兰银行传统的金融监管职能。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取代了若干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而成为英国整个金融行业惟一的监管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对英国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金融监管的目标由安全第一，开始注重安全、效率与成本的统一

英国的金融监管不再完全以限制竞争、维护金融稳定为指导思想，而是适当考虑监管本身所带来的成本，即监管对金融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影响。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Bill)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还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对金融业影响的收益大于成本。英国1994年就在当时的证券投资委员会建立了专门的成本效益分析部门，现在则由法律规定对任何新的监管举措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目的是帮助监管当局制定更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出现产生违反初衷效果的监管行为。由此可见，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

(三)日本金融监管新变化

1.日本金融由传统的“护送船队方式”开始注重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

日本的传统监管体制被被日本社会比喻为“护送船队方式”，他来源于二战时期负责送粮食和武器的护卫舰队。整个船队的航行速度由最慢的船只来决定。“护送船队方式”的金融监管就是在大藏省的护卫下，以效率最差的金融机构为标准制定各种监管措施。1998年4月1日通过新的《日本银行法》，1998年6月22日成立金融监督厅使日本的监管体制开始走向相对独立。2000年7月诞生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金融厅一改过去的监管以安全为主的目标，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2.金融监管有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改变

2001年1月，日本撤消金融再生委员会，将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的监管金融业务。这标志着日本的监管体制由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转变。

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与现状

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二是如果实行分业监管，银行监管职能是放在中央银行内还是中央银行外；如果实行混业监管，监管机构是放在中央银行，还是另外成立统一监管机构。

1.目前有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不复存在，所以在欧元区国家中，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

2.大部分国家考虑将分离出来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统一于一个监管框架(综合监管机构)内，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挪威于1986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和澳大利亚于1998年都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2000年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韩国、新加坡、冰岛相继仿效，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

3.一些国家尽管已经或准备统一监管机构，但在159个国家和地区中，多数国家仍然由中央银行参与银行监管。在中央银行不参与银行监管的国家中：①一些国家(如英国、瑞典、丹麦等国)成立金融服务局的重要原因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银行监管职能也就无所谓是在中央银行内还是在中央银行外；②一些目前没有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其银行监管职能原来也不在中央银行，而是在其他政府部门；③即使是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出的国家，中央银行仍然以多种形式参与银行监管。例如，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的宏观监管(德国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备忘录制度(MOU)，固定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英格兰银行与英国金融服局)。这些都说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十分重视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国家之所以在中央银行外单独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因为国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居主导地位。具体见下面的表格

三、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

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在1988年制定了第一个《巴塞尔协议》(BaselCapitalAccord)(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银行业发生了重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I》)，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对策。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目前仍在实行的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国际标准，即《巴塞尔协I》。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监管资本与银行风险资产的比率，《巴塞尔协议I》的目标正是促成各国银行监管标准的一致，保护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并为各银行提供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该协议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涉及国际银行业务的国家所采纳。《巴塞尔协议I》提出了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及其计算方法。随着金融的创新和发展，银行资本和资产的定义一直在改变。一方面，银行监管资本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核心资本，包括普通股股本和资本公积金等；第二层是附属资本，包括长期次级债券和成熟期超过20年的优先股股本等

《巴塞尔协议I》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总体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另一方面，银行风险资产不仅包括风险加权的资产(risk2weightedasset，如贷款和证券等)，而且包括与资产相当的表外风险(risk2equivalentoff2balance2sheetexposure，如备用信用证，衍生产品契约责任等)。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需要根据不同资产的类型决定其风险权数；在计算表外风险时，表外风险需要换算为相当的资产，并以资产加权方法进行加权。比如，商业贷款的风险权数为100%，而对于住房贷款而言，由于其风险低于商业贷款，所以其风险权数为50%。在风险分类和计算方面，起初的协议主要是关注信用风险的资本，使得银行监管资本要求几乎完全建立在信用风险的基础之上。在1996年该协议修改后，市场风险也明确地成为计算监管资本的一个要素。但是，其他的风险类型，比如运营风险等，仍然处于《巴塞尔协议I》的规制范围之外。

《巴塞尔协议II》远比协议I精细复杂。第一，在现代金融环境下，银行承担多样性的风险，各家银行之间的风险结构和特征可能差异很大，《巴塞尔协议II》需要顾及到具体银行的不同风险情况，从而更加准确地监管银行风险。第二，与协议I不同，《巴塞尔协议II》具有多重目标，包括提升银行的风险管理和估算水平；最大可能地将监管资本额与实际风险额联系起来；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对话，共同努力决定最佳的风险管理模式；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情况的透明度。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的新变化有：

1.资本充足率规定更精细扩大了风险监管范围

《巴塞尔协议II》修改了《巴塞尔协议I》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提出了新的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详细规则。在新规则下，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本身并没有改变，仍然是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率，而且，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数值也仍然是8%，银行资本的定义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而唯一作出重大改变的地方是对于银行风险资产的定义。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新规则对于银行风险采用了更为全面和敏感的估算方法。一方面，新规则对于信用风险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修改，对于协议I没有考虑到的资产证券化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另一方面，新规则明确要求考虑银行的运营风险，即由于银行内部程序、工作人员或电脑硬件系统等问题所导致的损失风险。所以，运营风险的范围非常宽泛，实际上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风险资产类型方面的不同之外，协议I与协议II在风险资产计算方法的选择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协议I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对于所有银行都适用一个共同的计算规则；协议II则采用“因人而异”的做法，根据银行的不同情况提供了多种计算规则。

2.开始注重银行监管的激励机制的作用

《巴塞尔协议II》强调了监管者的日常监督及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自治的角色。引入激励机制，银行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达到简单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建立更能够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风险管理程序。充分发挥银行自身的监管积极性。由于监管者对于银行全行业具有宏观的了解，知道各家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技术，所以，它们能够帮助各家银行提高内部风险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监管者与银行应当进行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通过激励机制的作用促使银行自己积极地发现并处理所有的重大风险，让监管者能够有效监督并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

3.更重视信息披露与市场约束

《巴塞尔协议II》要求银行进行相关信息披露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以加强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督。这些信息披露能够让市场参与者评估具体银行的风险结构和资本充足问题。银行在资本充足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有些银行还可以使用自己内部的方法估算风险，比如信用风险基于内部评级的计算方法。监管者的资源和时间毕竟有限，而市场约束机制能够持续地监督银行。通过让市场参与者也能够评估银行的风险，这样可以促使银行谨慎地行使自主裁量权，努力地开发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技术。

四、结论

从以上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和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的变化：

1.国际金融监管理念发生新的变化。监管理念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过渡。由于混业经营的出现，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受到很大局限性，一些国家因而转向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心转向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的权衡。国际上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监管成本与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金融监管理念由原来的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考虑可能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权衡利弊，采取灵活的有应变能力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以在稳定的前提下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这已成为衡量监管有效性的新标准。

2.国际金融监管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方式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从单一的行政监管向银行内部控制和市场监管三者相结合转变。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更加注重“激励相容”，更加注重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内部激励相容的方面来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来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以及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内控机制，包括内部和外部审计制度。对银行内部模型管理的认可和通过审查模型来实施监管，代表了随着银行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方式上的重大转变。这一发展趋势与监管者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自身管理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同时不仅给银行的经营管理，而且也给监管者实施监管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

3.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生新的变化。为顺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正由分散的、多层次的管理体系，向统一的综合性的管理体系过度。监管体制也由分业独立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的趋势转变。现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监管体制上实行一元统一监管或正准备实行向一元统一监管。

4.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发生新的变化。《巴塞尔协议II》的新的规则不但要控制信用风险，而且要控制其他风险，特别是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或称营运风险；新规则也考虑到控制国际银行业的风险，不能只发挥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力量，而且要发挥内部管理约束的力量和市场力量，同时还考虑要具有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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