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教案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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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教案【第一篇】

关键词“本真” 思维发展 案例教学

一、案例背景

“洋务运动的作用”是历史教材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从洋务运动发动者的主观愿望上看，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其最终强清朝之兵、富封建之国的目的。但从客观上看，就洋务运动本身而言，它对清朝历史的演变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乃至和辛亥革命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教材已有了一定的跟进和阐释，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实际教学仍更多地强调了对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但是学生对中国发展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对后期中国的发展等方面，好似雾里看花，效果一直不很理想。于是，我设想在课堂上实践辩论形式，以研究性学习，借助大量的史实，让历史本身来说话，进而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毕竟这样内容的度是在教师的把握中，一旦出格，对于教学效果便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且研究性学习和辩论相结合的新颖形式，也使操作添加了难度。但对于学生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思维培养的过程，更是建立自己思维倾向的机会。

我提前把问题交给全体学生，指导他们去图书馆，通过阅读文献、上网等方式查找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准备在课上讨论。学生都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有的还制作了多媒体课件。我也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有关资料和图片，并制成了多媒体课件！

二、案例过程

课堂上，有备而来的学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原来并不打算发言的学生也被卷入了论战。整个场面火爆、精彩，学生搜集材料翔实、明确，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将一些过程摘录如下：

正方：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惨败乃至全军覆没就能证明这一点。

反方：洋务运动从20年来看，确实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从更长时间去看，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假如没有洋务运动，中国可能连我们今天看来在黄海战役中那一点微弱的抵抗都做不到，也就更不存在那个“惨败”了。

正方：洋务派创办的企业是清政府的官办企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洋务企业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反方：从事实上看，洋务运动创办了一大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国留下了许多的第一，尽管它的投资（清政府投资）、生产管理（清政府派官员管理）、产品的分配（清政府统一调拨）都采用的是落后的“官商”形式，但在这些企业中采用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先进的技术，而且采用雇佣工人的方式进行生产，都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

三、案例反思

本节课通过师生努力，意见逐步趋向一致，补充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的看法，打破了教材的传统结论，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洋务运动影响的争论是学生思想碰撞而产生的火花，通过辩论，培养了学生批判、质疑的精神和思辨能力。但是，受时间限制和本人过分希望突破教材的结论等因素，所以未能教会辩论双方辩论的标准，这是本节教学的遗憾。

在教学中，学生会发现许多问题，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讨论，因为学生只会对那些能够发表自己观点，展现自己独到见解，有发挥余地的问题感兴趣。教师可以从中选择一些作为研究性的课题展开教学，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关于洋务运动的讨论，涉及对传统观点的质疑，所以，学生都很认真，学校图书馆、区图书馆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这次研究，令我最为满意的是网络资源在教学中的运用。我利用网络找到了大量的洋务运动人物、相关企业、产品等的照片，极大地丰富了教学的直观性，而学生在网络中也找到了一些相关资料和图片，做成多媒体课件，展示和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现代信息技术给传统历史教学增添了勃勃生机。

教学法百变，但其中关键本质不变。那就是如何促进学生发展，如何引导学生在现存的有限时料中，把握自己的观点，理性对待自己的思维，不因为观点的异化，而出现不同的立场。

四、案例评价

在学生提出的众多问题中，什么问题是最值得“研究”的？在基础型课程中，不仅仅是来自学生的有兴趣的问题，而且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这一“研究”能够深化和激活已学的历史知识或技能；二是学生必须对此研究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准备；三是这一“研究”可能进一步开拓学生学习的视野和热情。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课题研究的选题是恰当的，在回归史实本真的基础上，再加之信息技术的运用，效果可以预见。

可以商榷的是，个别教师认为这次“研究”的结果是“对教材的一个小小的突破，它打破了教材的传统结论”，这与“背景介绍”中，承认教材已有一定改进似相矛盾。如果认真阅读教材就可以发现，教材并没有否认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而且在多处做了肯定。问题是与分析洋务运动的失败相比，显得薄弱了，对其长远影响也未作集中分析与评论。所以，与其说是对教材的“突破”，不如说是对传统观点的突破，是对教材的不足进行弥补或再开发。

问题还在于，教师虽然已认识到之所以花这么多精力，不仅是因为要让学生对洋务运动有客观、全面的认识，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目标，即培养学生“批判、质疑的精神和思辨能力”，但对能力目标的设想似还抽象了一些，如定位在“怎样客观、全面地理解和评价过去的事实”及其具体目标上，“遗憾”就会少一些，教师的任务就不仅是真正地“放”，而且能适时、到位地“导”了。

第一，“你确认的事实是从哪些资料中得出的？”“你是否考虑过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你是否看到过不利于自己观点的资料？对这些资料你怎样理解和解释？”

第二，“你不同意的观点在对事实的认定上哪些是对的？哪些还有问题？或不够全面，或缺乏客观性？你能简要说明一下吗？”

第三，“你的评价标准呢？能不能用比较明确的话向大家介绍？”“能否解释一下这个标准为何是正确的？”“你觉得对方的评价标准如何？请说明你的判断？”

第四，“当我们对事实进行了确认，对评价标准作了统一，为什么还有分歧？想一想各自的推理逻辑是否有问题？”“如果用发展的观点或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能否合二为一？想一想，我们曾经做过许多这样的评价……”

洋务运动教案【第二篇】

关键词：满族；端方；晚清；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97-06

晚清时期，清政府中央权力衰弱，现代化运动主要依赖以汉族官员为主体的地方都抚进行。但一些满族开明派，思想解放，追求新潮，又因其满族的身份，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端方就是其中一位。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皇帝重用，曾奉旨督理农工商局。1899年任陕西巡抚。1900年两宫西狩，端方接驾有功，由此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与信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升任湖北巡抚，此后历任江苏巡抚、湖南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1911年11月端方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带兵入川平定保路运动，途中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发动起义被杀，时年51岁，谥忠敏。端方与荣庆、那桐被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是清末满洲贵族中有才干又开明的一位。他满族的身份、开明的思想及与立宪派的密切关系，使得他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端方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对端方几乎没有关注，对其研究近乎空白。那时人们提及端方，多为负面评价。端方一生仕途中的辉煌是出任地方督抚时期，期间他推行各项革新措施，卓有成效，被严复称为“近时之贤督抚”。口端方的幕僚劳乃宣曾对其赞赏不已：“公昼则接宾客，见僚属；夕则治文书。其治事也，幕僚数人执案牍以次进，旋阅旋判，有疑义随考核加谘取焉。谋虑即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亦未闻其事之有遗误也。”赵尔巽在《清史稿》中称赞其“性通悦，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上希毕、阮云”；“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但张之洞认为：“至谓端有学有术，则未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无穷，谈何容易，彼不过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此乌足于言学耶。”

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风气好转，端方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研究端方的论著大致有论文二十余篇，研究专著一部。对于端方在新政时期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举措，一些学者进行了详实地探讨研究，如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端方与近代教育、端方与立宪运动是研究中的热点。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是论述端方对于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主要从创建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改革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阐述。对于端方与立宪运动，多数学者肯定了端方对于近代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作用，顺应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趋势。运用现代化理论从整体上梳理端方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文章还比较鲜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审视端方。不当之处，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二、现代化理论解释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和西方现代化理论传人，以现代化为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国现代化理论主要开创者罗荣渠先生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思想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本文就是依据这一现代化理论来考察端方与晚清现代化的。

晚清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现代化。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认为：“外源性的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的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中国晚清现代化的三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都是在清政府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清末新政的现代化程度远比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深刻得多，现代化成果非常显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末新政表面上是由中央政府主持，实质上仍然是地方督抚促动和领导的。因为新政运行过程中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和措施，几乎都是督抚促动的，如新政的实施、科举制的废除、预备立宪方案的确定等，其中湖北巡抚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新政初期的方案是地方督抚制定的。清廷并没有拟定也不可能拟定出新政方案，而是以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三折”为蓝本，吸收了端方和袁世凯的部分意见而确定了新政的初步方案。新政中后期主要采纳了端方的意见。

三、端方对晚清现代化的推动

(一)影响和促进了清廷现代化的决策

清末新政中的每一项重大决策，端方都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是以张之洞、刘坤一于同年6月上书的“江楚会奏三折”为蓝本的，而在此两个月之前即4月端方和袁世凯同一天上奏提出新政主张。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新型学制的创立是端方、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积极筹谋的结果，㈣同年又促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外交举措。1906年“预备仿行立宪”实施准备由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而运作是以端方等出洋考察五大臣的回国报告为依据的，特别是端方上奏的欧美政要是的重要参考。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太后的先后驾崩，朝中局势大变，优柔寡断的载沣摄政。端方心系宫阙，一再上折，请求速设禁中顾问，“以重根本而维大局”，希望决策机构顺应民心加快推进新政。

(二)推动了政治民主化

预备立宪是清末政治体制的最大变革，它使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预备立宪运动中，端方是极其活跃的地方大吏。他顺应中国近代化的潮流，主张革新政体以应对内忧外患，被称之为新派人物。1905年11月4日端方等出洋大臣电商袁世凯、张之洞、周馥，拟联衔奏请两宫明降谕旨，宣布实行立宪。11月25日清廷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中央机构，专司研究各国向朝廷提供改革的咨询。当天端方、戴鸿慈、袁世凯、赵尔巽联衔奏请五年后实行立宪。在出洋考察政治以前，端方未曾跨出国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了解有限，其认识尚未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

围。1905年，端方奉旨出国考察政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和社会风俗等方面有了一定了解，加深了对理论的认识。随着政治眼界的开阔，他逐渐接受了西方的立宪观点、三权分立学说和以法治国的思想。他看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潜在危机，要求清政府面对现实，跟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为此，他根据自己在外洋考察的所见所闻，编辑成《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和《列国政要续编》，详尽地介绍了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大力宣传立宪思想，为清政府推行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三)推动了教育现代化

端方很早就认识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地位：“伏念中国积弱已非一日，惟赖尽人知学，始能养成智力，与外洋竞存取胜。”因此他始终将兴学作为最急切之要务，在任湖北、江苏、湖南巡抚时，端方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兴办新式学校，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1905年12月端方作为五大臣之一赴欧美，考察学务便是其中重要一项。通过此次考察，端方认识到西方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其发达的教育。归国不久，端方上呈“考察学务择要上陈折”，就教育行政机关、学堂模仿办法、教育趋向、学堂经费、学堂冠服和游学章程提出了一系列整改建议。1906年9月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进一步将自己的改革主张付诸实践。端方的教育改革主张和措施包括八个部分：积极促成科举制度的废除；改革教育行政体系；重视学前教育；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首次提出普及基础教育的口号并付诸实践；发展高等教育；重视留学教育；重视军警教育。㈣

(四)推动了经济现代化

端方对经济现代化的推动主要分两个时期：

1.戊戌维新时期，端方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运动中最重要的变革是官制改革，官制改革中增设的最重要官署是农工商总局，这个总局就是由端方等三人奉旨督理。据《国闻报》记载：“农工商总局设在椿树胡同，已于月之十二日开局，督理端午桥、徐申虎、吴调卿之视察，每日到局议办各事。”当时，在农工商总局的三官员责任不专，后来改派端方主管农务。“一局责成三人，往往执意见，互相警警，每晨起议事，日中未有所决……改派建寅主工，憋鼎主商，端方主农。”“端方等先从农务开始，请立农务学堂，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聘日美农师。”光绪帝很器重端方，赏其三品卿衔。

2.任职两江总督时期，振兴工商、改善交通是他最重要的执政理念。执此理念，他把发展两江工商事业当作他施政的一大重点，在任期内端方扶持过多个工商企业。值得称道的是筹建现代交通通讯，即在吴淞至崇明间建设无线电通讯台和筹建南京城市小火车。1908年4月，吴淞至崇明之间的越海电报线被流沙损坏。端方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线通讯以无线电报取代有线电报，成为当时国内通报能力最强的无线电报台，也是两江范围内第一座无线电通讯台。

端方任职内又一特殊的贡献是举办南洋劝业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是晚清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端方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端方认为博览会对整个国家经济有巨大的引导和推进作用，“近来欧美工艺发达，程度日高，大都举行万国博览会，罗致全球工艺精研深究，以求其进步之优胜。”“江南地大物博，轮轴交通，商务之繁为各省冠，现在城内开辟公园，地势空旷，组织会场最为合宜。兴商劝工，实以此举为紧要关键。”1908年12月，端方正式上折皇帝，奏请朝廷同意他在南京举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物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得到朝廷赞成后，端方立刻动员农工商界，抓紧筹备。端方离任后，南洋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并未因其离任而中止，至1910年6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商品博览会终于在南京隆重开幕。南洋劝业会构筑了中外工商业者交换商品和切磋工艺的巨大平台，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

(五)推动了民族矛盾缓解

端方是新政时期清廷中首先提出消除满汉畛域的清廷大吏，对平息满汉之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7世纪上半叶满族人关一统全国，满族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政策镇压了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满人作为统治阶级，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特权。19世纪中后期满汉之争再次兴起，湘军虽然被解散，但以汉族人任地方督抚逐渐增多，中央权力被削弱，这就加大了汉族官僚与满族官僚的民族分化。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满族统治者在外交上的不断丧权辱国，广大人民群众和汉族知识精英以不同形式表达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不满。甲午战后，立宪、排满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地民变接连不断，清政府统治危机四伏。

端方认为“满汉畛域为中国新政莫大之障碍，为我朝前途莫大之危险。”“家无论贫富，而兄弟阋墙者必败；国无论大小，而人民内讧者必亡。”满汉之争久已有之，有识之士多能洞察其弊病，但在此之前多为革命派言之，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满人处于统治地位成为朝廷一个禁忌的议题，正如1907年《东方》杂志载文所称：“吾国之不克成立，其原因至为复杂，而满汉之争不相下，实为其莫大之总因，此其故人人能知之，而无一人敢倡言之。”但满人端方一出此言，立即引起了极大争论。一时之间，消除满汉畛域的呼声高涨，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纷纷上书要求颁布上谕，化除满汉畛域。1907年8月24日端方上陈《均满汉以策治安折》，提出平均满汉的四条办法。端方的奏折上陈后，慈禧随即谕令政务处议处，不久即正式做出了将旗民陆续编人民籍的决定。端方的建议对于平息满汉矛盾和加强民族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推动了中国外交现代化

端方出色的外交能力促进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缺少以国际社会存在为前提，以国家平等为基础的近代意识，习惯以传统的夷夏观看待其他民族和国家。鸦片战争后，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等开明人士主张积极对外交往，促进近代外交观念的转变、外交体制的更新及外交人才的大力培养。端方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平等的对外取向。1898年戊戌后，他写的《劝善歌》里宣称基督教也是天地间应有之道，“教民也是良家子”，要求绅民“一体相待勿歧视”，透露出他对中外关系“和为贵”、“战有损”的理性思考。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时，他倡议文明对外，不仅文告，还给下属官吏写了大量信件，要求以国家大局为重，设法庇护在陕传教士。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不少在外华人成为端方的好朋友。在其后的工作中，大胆聘用外籍专门人才。

2.国家的维护。1901年，端方在《筹议变通政治折》中批评在华外人的领事裁判权，提出了处理中外交涉之案应有华洋不偏不倚适用于双方的共同之法，“惟近时华洋杂处，教案繁兴，彼此刑律轻重悬殊，比拟难期允洽，办理殊形棘手。拟略加变通，定一中西参合之公律，讯办教案，易于就绪，亦不致偏祜。”1905年出国考察前夕，他向朝廷提出设法收回关税和邮政的主张。他认为，税务为国家内政所系，不

容旁假，邮政涉有军国重要机关警密消息，须归国家自办。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建议以渐进的方式分步进行。

3.夷夏观念的转变。端方的夷夏观念的转变是建立在清醒认识世界局势基础上的。他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写道：“凡此世界之上，无论何洲何国，苟有内政不修国贫积弱者，即为彼等投资本、殖人民、扩势力、争国土之地。西人谓此为帝国主义。”也就是说，中国之受辱不是少数西人故意寻衅闹事，而是西方渐强中国趋弱的缘故。因此，端方在处理涉外事务过程中既痛斥西方国家的不义之举，同时理性审视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盲目行为。1905年至1906年，中国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抗议在美华工遭到驱逐事件，但端方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与在美华工自身的不良习惯也有关系。

四、对晚清现代化的思考

(一)关于洋务运动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它以一种外力刺激下的被动适应模式，揭开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序幕。洋务运动是由官僚地主阶级的洋务派为了“剿贼”、“御侮”维护其封建统治，发起的“自强”、“求富”运动。以奕一沂为首的洋务派的思想观念较为开明，历经三十余年，先后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立了海军、陆军，创设了近代学堂。但洋务派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取向的固守，他们的改良只在“中体西用”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而提出制度层面的改革。但几乎同时期开始现代化运动的日本明治维新则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变革。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对两国现代化成果的大检阅，结果中国海陆军惨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先后进行技术革新，完成了工业革命，由自由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开始了现代化的快速运动。

(二)关于戊戌维新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后，国人受辱，变法呼声高涨。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后，和梁启超一起奔走，著书立说，开办学堂，宣传变法。袁世凯将其条陈《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呈递给光绪帝，抨击顽固派的守旧主张。光绪皇帝不甘受辱，意欲奋发图强，和部分满族开明派成为维新人士。端方就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光绪皇帝赏识并重用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国是”诏书，开始变法。变法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是晚清较深刻的现代化运动，但措施急躁冒进，触犯了顽固派的利益，仅进行103天就以失败告终。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在于维新派仓促上阵，政治实力、社会动员严重不足，但维新运动的影响深远，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的现代化总动员。“在思想文化上，它开启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它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架构上，它引发了现代团体活动和意识；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三)关于清末新政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布“变法”的上谕，内称：“一切政是，尤须切实整顿，以其渐致富强。”4月清廷成立了以奕勖为首的督办政务处，李鸿章、荣禄等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预，新政正式启动。“《庚子协定》也使顽固保守派中最排外的人士相信，中国迫切需要推行彻底的制度性变革计划，因此它也标志着一系列政府改革的开端。”慈禧太后经庚子之变的沉重打击，被迫实施新政，光绪皇帝、荣禄、奕勖、载泽、那桐、端方、荫昌、载沣等满族人士成为新政时期的开明派。新政首先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改革，而后在政治层面。在端方等人的促动下，清政府改革官职，设立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学部、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邮传部、法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等12个部，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中央还成立了资政院，地方设立谘议局。1911年5月设立了内阁，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已具雏形。而日本于1885年实行内阁制，这比日本晚了25年。

正当新政进行时，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年轻的少壮亲贵载沣摄政。少壮派虽然思想较为开明，但年轻幼稚，政治经验不足，对于满汉畛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做出妥善的处置和回应，面对中央权威的衰弱，希图加强中央集权。1909年初，手握兵权的外交部尚书袁世凯无端被“开缺回籍”，11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满清大员端方无故被革职。袁世凯、端方的先后被打压，使得立宪派渐次失去对清政府的信心，革命派的反满声浪更加高涨。1911年中央权力失控，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很快灭亡，晚清现代化被中断。

洋务运动教案【第三篇】

一、“学案导学”教学法注重学生自主学习

“学案导学”教学法是指以学案为载体，以导学为方法，以教师的指导为主导，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体，师生共同合作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法旨在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教学效益。

“学案导学”的基本特点是：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解决为目标，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活动，着眼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关注知识的建构和运用。

二、“学案导学”教学法的关键是学案的编写

“学案”是在新课程标准下，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心理特征等基础，为自主学习、知识构建和研究探讨而编写的学习方案。编写学案是“学案导学”教学法的关键，在设计学案时应具备以下特点：

1、钻研课程标准，紧扣教材。

要从整体上把握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内在联系，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和整体化；一课时一个学案，以便控制学量，使学生明确目标，最大限度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2、有启发性。

对教材中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要有适当的点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在解决问题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3、问题设计有层次性、梯度性。

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带着问题学习，针对性强，有的放矢，要让学生学会看书、学会自学。

4、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学案设计中要有梯度，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有不同要求，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让每位学生都学有所得，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三、“学案导学”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的落实

“学案导学”教学法有明确的任务，包括探究什么、探究目标、怎么探究等等。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习的愿望和动机，都是通过教师的“教”来完成的。在导学过程中，学生能不断地体验成功，维持持久的学习动力，缩短获取知识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培养探究问题的能力。“学案导学”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1、自主学习阶段。

占10分钟左右。预备铃响后发放学案，学生在学案的指导下对课堂学习内容进行自主学习。

2、合作探究展示阶段。

占20分钟左右。自学、互学、研讨，这是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过程。教师通过巡视有选择地参与到小组讨论中，并给予必要的纠偏和点拨。在组内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展示，不妥之处由学生纠正补充，关键问题由老师释疑并适时点评。

3、知识强化阶段。

占10分钟左右。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案中的相关内容，然后组内互查、教师抽查，实现堂堂清。

四、“学案导学”教学法实践的反思

在同样的时间和相同的学习资源条件下，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探究程度不一致，探究结论有差别，因而，导学过程是动态的、不可预设的，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1、时间保障。

教师要放手让学生进行充分的自主学习和交流、自主质疑和探究。有一定难度的问题，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需要反复地推理和归纳、分析和整理。只有让学生有充分思考和探讨的时间，才能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思考。

2、活而有度。

在“学案导学”中，要大力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但不能偏离教师设计的学案，学生的自主探究活动必须目标明确才有价值，这对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及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注重实效。

《地理课程标准》强调学生参与、活动、操作、实践、探究和体悟，旨在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引起学生研究探索的欲望，激活学生的学习思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此，在“学案导学”过程中，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不能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限制学生的探究活动。

4、“学案导学”教学法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学案导学”教学法对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思维品质的培养作用最终会体现在学科成绩上。

以期中和期末测试为例，对比实验班和非实验班学生在“大洲和大洋”一节的学习，分析如下：

样例1以下各项选择只有一题是正确的，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代号填在相应括号内。

（1）关于大洲的叙述，正确的是（）。

A、大陆就是大洲

B、大陆及其附近岛屿合称为大洲

C、大洲就是面积较大的大陆

D、大洲比大陆面积大

（2）地球上陆地和海洋的比例是（）。

A、四分之一是海洋，四分之三是陆地

B、三分之二是陆地，三分之一是海洋

C、71%是海洋，29%是陆地

D、海洋和陆地各占二分之一

（3）按面积大小顺序排列大洲，正确的是（）。

A、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

B、亚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

C、亚洲、南极洲、南美洲、大洋洲

D、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

（――选自《蚌埠六中2010―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阶段检测七年级地理试卷》）

样例2读东西半球图，完成下列各题

（1）请将图中数字所代表的大洲的名称填写在相应横线上。

①______；②______；③______；④______；⑤______；⑥______；⑦______。

（2）请将图中所代表的大洋的名称填写在相应横线上。

A______；B_____；C______；D______。

（3）七大洲中面积最小的是______，四大洋中面积最大的是______。

（4）跨经度最广的大洋是______，跨经度最广的大洲是______。

（5）由三个大洋包围的大洲是______，由三个大洲包围的大洋是______。

（6）①和②的分界线是______；③和⑤的分界线是______。

（――选自《蚌埠六中2010―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阶段检测七年级地理试卷》和《蚌埠市2010-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教学质量监测七年级地理》）

表一

洋务运动教案【第四篇】

关键词： 曾国藩 是非功过 客观评判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13-18

2010年底，笔者在《湖南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5期拜读了梁绍辉先生为易孟醇先生新著《曾国藩真相录》所作序言《还曾国藩以真相》一文（以下简称“梁文”），笔者深感该文作者旗帜鲜明、思路清晰地继承并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间，对曾国藩生平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式的政治评判的观点。这既体现了作者坚守传统观点的勇气和态度，又从一个侧面活跃了“曾学”领域的学术氛围，警示人们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位 具有重大影响又存在重大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不能简单予以全盘肯定或不加区别地加以褒扬抬高，更不能为了追求纯粹商业性功利而去人为美化曾国藩，或者如“梁文”指出的，在“思想深处有着一种对农民政权的反感和仇恨，借歌颂曾国藩以打压太平天国”。的确，对曾国藩的简单肯定或人为美化抬高，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存有“反感和仇恨”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缺乏客观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而用某种先验的原则去评价曾国藩这样一类本来就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会使得其结论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1］。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政治评判替代学术研究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文”，在批评、反对全盘肯定曾国藩的前提下，步入了对曾国藩全盘否定的旧框框而不能自圆其说，其结论也就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为此，笔者拟就如下几个问题谈谈与“梁文”不同的看法，竭诚期盼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关于“曾国藩研究的立足点”问题

“梁文”结尾时提出了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阐述“采取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曾国藩”的基本观点。其中第五点指出，“我们研究曾国藩的立足点，是应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还是应该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乃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已’。”即强调对曾国藩研究要做到客观科学，就是要“站在今日所处的立场”；再就批评曾国藩研究中存在着“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甚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己’”全盘肯定曾国藩、美化曾国藩的现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笔者认为，“梁文”上述观点中确有可取之处，但只强调“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评价曾国藩，则又步入了很难客观、全面、科学研究曾国藩的“窘境”。笔者主张，对曾国藩这样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应当“站在近代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通过全面分析考察，指出他与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同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在研究历史人物思想言行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分析考察造成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寻找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所在。”［2］综合起来是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首先必须站在当时所处的时代立场，去分析评判他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才谈得上客观科学评价曾国藩；二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应“站在今人的视角”，即“梁文”所强调的“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指出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中的消极作用，缺点甚或过错。三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应站在当时所处时代和今日所处时代两者相结合的立场，去梳理、总结和分析、考察造成曾国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研究曾国藩才有价值，才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所言。因为，曾国藩和他那个时代虽已成为了历史陈述，但作为昨日中国历史下产生的曾国藩，他的生平思想言行在许多方面还与今人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肯定他在当时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下，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提供了新的东西的同时，指出其“你如果这样做就更好了”，这就可以使今人避免重复前人的过错，这就是我们研究曾国藩等历史人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可以避免如“梁文”指出的“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乃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已’”的不客观、不科学现象的发生。

还须指出的是，“梁文”提出的“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的观点，对于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其结论很难做到客观、科学。因为，只“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而不顾及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立场，不仅缺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标准来分析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更谈不上从思想文化上探寻造成其功过是非的深层原因，而研究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是从“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出发，“梁文”认为曾国藩“其为人之残忍好杀，却超过了任何一个军事家”。文章并列举曾国藩自诩“以杀人为业”、反复教诲其弟曾国荃等“克城以多杀为妥”，还以亲信幕僚赵烈文所记安庆一战，“太平军伤亡精锐三万余人，其中死于攻战者万余人，城陷后被杀者万余人，被俘或投降后被杀者又万余人”为证，指称曾国藩是“杀人魔王”。不过，“梁文”所列材料，尽管都有事实依据，但不全面。从更完整事实依据而言，曾国藩对“以杀人为业”多有苦衷，并自言是迫不得已，而且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内心多所自责，而且在攻城掠地时尽可能做到少杀人、少“造孽”。如率湘军出师东征之初，曾国藩即劝导诸弟“切不宜干涉军政。”因为“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3］当得知其弟在此前已参与团练的消息后，他就去信反复叮嘱“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4］此后，曾国藩虽认为“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5］但仍告诫其弟，对太平军与地方哥老会要加以区别对待：“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即明知其哥老会，唤到密室，恳切劝谕，令其首悔而贷其一死。”［6］他特别劝导曾国荃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7］为此，他特别告诫曾国荃及湘军将领，注意尽量少扰百姓，并制订出《爱民歌》等通俗易懂而又含意深刻的规条在湘军中广为散发。他还说：“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8］“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9］当他看到战争所及各地萧条景象后，并非如“梁文”所言以“市场人肉价多少钱一斤作为谈资”而“那样心平气和”无动于衷。他在家书中就说：“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阻，若兄则不特气阻而已，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10］他在《禁扰民之规》中的强调：“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11］故在《爱民歌》中有“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12］的告诫；在《陆军得胜歌》中则规定：“不许吸烟并，不许高声大喧哗。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13］从上引完整材料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乐意充当“以杀人为业”的“魔王”，而是强制自已及各部将尽量少杀人、少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所以只有全面完整看待曾国藩“以杀人为业”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客观、科学分析考察其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目的和主客观效果。

继而，我以为有必要站在曾国藩当时所处时代的立场和“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两者融为一体的立场来分析曾国藩是否是“杀人魔王”的问题。笔者不赞同用“杀人魔王”的定性来对待曾国藩，更不主张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就对其学术与事功而加以全盘否定。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属性所决定了的。饱读诗书身为朝廷求二品大员的曾国藩，面对封建统治秩序大乱已至的现实，勇担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重任，是他的唯一选择；面对皇恩浩荡给予的既得利益，曾国藩只有“夺情出山”以示对清王朝的血性忠诚。在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战场，要求曾国藩不杀人、少杀人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在，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但为了扼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也曾带着病弱之身区前往广西“剿贼”；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与太平天国对行敌；被人们称之为抵抗沙俄侵略、收复新疆的爱国者左宗棠，杀过不少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等等。可见，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功绩，且被后人加以颂扬的人物，由于他们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在阶级矛盾激化之际，一般都很自然地站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为封建王朝效劳卖命。曾国藩也不例外。二是曾国藩、成就“中兴大业”之后，并未像一般顽固守旧派官僚士大夫那样谨守传统，不思变革，而是秉承“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14］的理性认识，揭举理（礼）学经世的大旗，将魏源题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时展命提从理论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勇敢倡导以自立自强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河，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长技是为了制服西方的新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详述）。就此而言，曾国藩的远见卓识，比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举措更具积极意义，其作用更值得肯定。所以，我们不能以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而对其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梁文”之所以对曾国藩予以全盘否定，将曾国藩定性为“杀人魔王”，就在于只“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苛求曾国藩。其全盘否定曾国藩的结论，恰恰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表现。

二、关于曾国藩是否“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问题

“梁文”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另一个依据是，认定曾国藩“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而没想到如何去改善它，使众多的人得到好处。”这一观点和结论，同样是不符合事实依据的，既不客观，也不科学。

“梁文”虽承认曾国藩“严于律己，克勤克俭”，坚持写日记，“视为一门自我修养的功课”，“确实难能可贵”。但以认为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曾家的荣耀，为了曾家的富贵长久。”进而，这样结论到：“遗憾的是，曾国藩的关爱心和责任感多限于家庭、家族和朋友，对社会却是另一副心肠和面孔。”为此，列举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不顾时局紧张、朝廷焦灼、百姓呼声，一味寻机回避，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从而，谴责曾国藩“身为一品大员，朝廷倚弼，遇事竟如此自私，其为人不足道，也就十分清楚了。”认为曾国藩“从小处看似是圣人，从大处看却是小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不仅将家庭与社会前途、命运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社会的进退、封建王朝的兴衰放在首位加以认真对待，尽到了义务和责任，起到了应当肯定的作用。为反驳“梁文”所作的曾国藩“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这一结论，笔者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其一，曾国藩对家庭和家族的关爱教诲，并非“主要是为了曾氏一家，为了曾家的荣耀，为了曾家的富贵长久”，更不是引导曾氏家族子弟“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索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曾国藩对家庭和家族的关爱、教诲，与其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和关切之情密不可分，这在曾氏家族子孙后代中产生有积极效果。有关例证，进多，如，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教导曾国荃等：“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15］对曾国潢说：“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16］对曾纪泽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17］在临危遗嘱中还嘱咐曾纪泽等人，“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如做官，则应“以不要钱为本”，如从军，则应“以不扰民为本。”［18］他常常感到平生有“三耻”，其中一耻就是对“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考虑到大清王朝的未来，认为只有学习西方长技，重视自然科学，才能“勤远略”。他在家书中郑重告诫曾纪泽：“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19］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教诲、引导和督促子弟们关心国家、社会前途命运，要求他们不要视社会为攫取和掠索对象，不要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而是落实到了行动上。他明确规定，曾家娶儿媳妇、嫁闺女，聘礼不能超过三百金。不管是在军营，还是在两江总督衙署和直隶总督衙署，曾家妇女都亲历纺纱织布、做布鞋等针线活，都要下厨房做饭菜。据曾纪芬回忆说，“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照此遵行”。［20］为了给家人作出表率，曾国藩在总督衙署坚持种菜，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当他得知修理富厚堂花钱进多时，即去信批评曾纪泽：“富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21］为使曾家子弟学习西方科技，曾国藩曾在两江总督专辟类似现今科技馆的陈列室，备有地动仪等仪器及西方科技书籍供子弟们亲身领略其旨要所在。总之，曾国藩是希望其子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民族、社会有用的人。就实际效果而言，曾氏子弟持身清廉，靠自身本领吃饭，并未误入损公肥私、攫取和掠索社会财富一途。曾纪泽既是著名爱国外交家，同时又对近代西方化学、数学、物理、天文学等，都用心钻研过，并能著文介绍推广，如给《几何原本》、《西学述略》等书作过序言，反映出深厚的西学功底。曾纪鸿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撰写出《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受到著名国际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充分肯定。在曾氏兄弟后裔中，出现了不少有能力、有学识的专家学者，如曾昭抡是中国有机化学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新中国高教部副部长等要职；曾昭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曾约农、曾宝荪是著名的教育家；曾昭权、曾昭、曾昭亿、曾昭桓、曾宪模、曾宪栋、曾宪植等，或是有名的化学家，或是有名的机电专家，或是有名的铁路工程专家，或是有名的工矿学家，或是有影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成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多有贡献的有用人才。对于曾国藩及其子弟们，我们无法找到其向社会“攫取和掠索”钱财以肥其私的明显例证。相反，他们自身清廉，并以自身言行为他人作出了榜样。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22］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就曾纪鸿请他转向刘锦棠借钱为例大发感慨说：“曾栗诚托我向毅斋借钱，闻亦由家有病人，缺资调养之故。毅斋光景非裕，刚又出使外洋，栗诚景况之窘可知。……栗诚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23］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无论是做千金小姐，还是做官太太，做资本家的母亲，均能节俭以处世，曾在晚年撰有《廉俭救国说》长文，大倡勤俭之风，主张“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24］这些材料足以从一个重要侧面证明，曾国藩不是一位向社会攫取和掠索钱财“以肥其私”的“小人”。他的子弟后裔延续了他的家训、家风，大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

其二，应当全面看待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态度及其全过程。曾国藩奉到清廷要他查办“天津教案”的谕旨后，虽感到极度惶恐不安，在家书中即称：“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25］在奏疏中说：“此次赴津，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26］但这并非如“梁文”所言，是“一味回避，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如，曾国藩之所以感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其深层原因，除了他当时体弱多病，精力日衰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他处于战争第一线，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了解 “坚船利炮”的厉害，西方列强是“论势不论理”。更使曾国藩忧虑的是，中国与西方各国并未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守旧派官僚士大夫并未认识到运用外交途径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仍企图套用和谨守中国历史上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那样的“古方”去应对的西方列强。曾国藩，对于此中不利因素看得很清楚，故为此忧忡忡。

我们还应当看到，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全过程中，尽力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利益，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曾国藩到达天津之初，将办案方针确定为：对于天津百姓为“义愤所激”伤洋人，焚教堂的举动，“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27］还将法国与英、美、俄、等国加以区别对待，“以免岐混”［28］。面对外国公使百端要挟和武力威逼，和清廷“早日完案，免滋后患”［29］的严旨急催，曾国藩在向清廷表示“万难迅速”了结的同时，与西方列强进行了必要的抗争，甚至还调遣李鸿章的淮军“由秦入燕”［30］，配合他与侵略者的谈判。他在奏折中明确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31］在家书中表示：洋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32］然而，掌握清政府外交大权的慈禧等人，不准曾国藩再拖延时日，决意对外妥协迁就，“一日一函，迫于星火。”［33］外国公使则“猖獗无忌，肆意要挟”。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曾国藩不得不以捕杀“闹事首犯”、充军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赔款、修造外国教堂的代价来取得西方列强的“谅解”。平心而论，曾国藩在当时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再看曾国藩当时参与处理其他对外交涉事务的表现，如面对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花钱组建的舰队时，曾国藩坚决主张“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34］，强调以维护主权为重。又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欲凭借不平等条约以扩大侵华特权时，曾国藩建议奕“不欲率行允准”，并向朝廷建议派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35］的不利局面。为了抵制外国商品对中国的冲击，曾国藩主张制订“征收落地税”新章程，禁止洋商不得藉口于子口半税而扩大侵华利权，达到既保护国家税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华商待遇不如洋商优厚的目的。对于洋商提出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他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对于西方列强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的要求，企图控制中国交通命脉时，曾国藩表示即使“因此而致决裂”，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36］

事实还说明，先儒那种爱人为仁、为民做主、公而忘私、舍身体国的精神，在曾国藩身上不是“几乎找不到痕迹”，而是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此外，如为国家培养、储备、举荐人才的独特理论和方法，编辑出版《船山遗书》等古籍和组织专家学者校勘、出版经典书籍，创办印书局和恢复、扩建江南各地书院，倡办洋务自强新政造船制炮、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以及派遗幼童出国留学等（下文将有专题叙述），尤其是他与彭玉麟等人经过四年左右时间，合创《长江水师章程》，为筹建中国近代海军之前身长江水师作出的重要贡献，都明显体现了曾国藩关心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命运的积极入世精神，是无法用“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索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的结论来加以否定得了的。

三、关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社会究竟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的问题

笔者认为，“梁文”之所以将曾国藩定性为对中国社会起了阻碍作用的人物，将其思想言行予以全盘否定的原因，就在于“梁文”仅仅“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评价曾国藩，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曾国藩。然而撇开站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这个立场，去对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作全面、深刻的分析考察，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违背了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相结合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原则，其结论当然不会令人信服。

从总体而言，曾国藩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起了推动社会进步作用的人物。最主要最关键的理由，在于曾国藩在封建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过渡的19世纪50、60年代，在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尖锐激烈，交流、融合刚刚开始的时代背景下，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视西方科技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守旧观念占据主流社会的特定氛围中，他能够勇敢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方的地方，积极思考“勤远略”之方，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付诸于实践，倡发旨在自立自强的洋务运动。这需要有远见、有学识、有勇气、有胆量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河。而不对内改革，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将会步入更加灾难深重的境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要承担风险的，是要受到反对和责难的。因为，近代中国人始终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两难，在抵御侵略者的同时，还必须向侵略者学习。这个道理，当时的中国人中只有曾国藩等少数人清楚，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曾国藩倡发洋务运动，尽管只从科技层面认同并学习西方长处，但它已经挪动了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在实质上涉及到了学习西方是为了抵御西方的深层内涵。

从学习西方到抵制西方，在洋务运动那里并非空洞的名词。洋务运动牵涉到相当广泛的内容，诸如造船制炮等军工企业，开采矿山、修造铁路、纺纱织布、电信航运等民用企业，还有新式陆军的训练和近代海军的创建，派遗幼童到国外留学和新式学堂的兴办等，由曾国藩倡发并在李鸿章主持下，前所未有地在中华大地艰难开展起来。通过洋务运动，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金矿，第一个大型纺织厂，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信电报局，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等等。“这些都在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开了风气，至少在小农经济的荆棘从中踩出了一条小路，为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37］还须引起注意的是，洋务运动在曾国藩在生之时，就由对枪炮轮船的制造，引发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出版。1867年冬，曾国藩采纳著名科学家徐寿的建议，为解决制炮造船过程中制器之器的困难，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由中外专家学者合作译书，次年即译出“《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四种。［38］至1899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出书126种，加上已译未及印行者，共计约有两百种，差不多占了全国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这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书籍占据主要数量，尤以化学和数学书籍的翻译出版最多［39］。这是因为，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与兵工制造尤其是造船工业关系密切，其译书的目的又重在致用，所以特别注重工艺之学的引进。曾国藩将《几何原本》后九卷在金陵重校付印，并命曾纪泽代为作序加以推介，就是一例。正如梁启超指出：“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40］

尽管对于洋务运动的目的和作用，至今仍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持否定论者的主要理由是，认为洋务运动由“靖内寇”镇压农民起义而兴办，由于它维护满清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从而其反动性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但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勤远略”，主要是为了“自强御夷”。曾国藩强调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达到“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41］的长远目的。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笔者明确认为对中国社会不是起了阻碍作用，而是起了促进作用。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洋务企业尤其是后期兴办的民用企业，大都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公开招收商股，标志着官府默许投资工商业并以此获利并非低贱行为，这就很自然地导致了人们思维观念的更新，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42］。二是洋务运动中大量译著的印行，为中国近代众多新的学科体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逐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43］在洋务运动期间，专门化的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化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西医学等相继建立，古老的数学、地理学等学科，也获得新生。同时，洋务动动期间的译书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基本书籍入门的。他们在西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强调科学技术与国家存亡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如谭嗣同就曾著有《以太说》、《论电灯之益》等科学论文，并在南学会讲义中提出了“学问救国”的主张。总之，洋务运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曾国藩未能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但它对洋务运动的倡导之功、开拓之功是不可抹煞的。就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规律而言，洋务运动则是这一演变过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梯。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进程中，有识之士们所作的贡献、所起的作用，都应当予以历史的肯定。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倡导者、开拓者，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紧随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理应受到肯定。

综上所述，还曾国藩以真相，应当还历史的曾国藩以真相，而不是还今人所要求的曾国藩真相。

参考文献：

［1］［37］［42］ 成晓军著：《曾国藩论稿》，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26、326页。

［2］ 成晓军著：《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3］［4］［5］［7］［8］［9］［15］［16］［17］［18］［1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09、302~303、737、638、560、548~549、540、592、324、662、418页。

［6］［10］［21］［22］［25］［32］［3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275、1326、1325、1370、1369、1376、1383页。

［11］［12］［13］［1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66、430、428、141页。

［20］［24］《曾宝荪回忆录――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66页。

［23］《左宗棠全集》第十五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85页。

［26］［27］［28］［29］［30］［31］《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975、6982、6975、6984、6998、6998页。

［34］汪世棠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35］《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59页。

［36］《曾国藩全集•奏稿》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786页。

［38］《曾国藩全集•奏稿》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093页。

［39］参见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26页。

［40］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页。

［41］《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01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8页。

Abstract:Contrary to Mr. Liang Shaohui’s view that tends to completely negate Zeng Guofan, this paper proposes views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irstly, Zeng Guofan initiated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hich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Uprising; secondly, Zeng Guofan and his descendants carried on the spirit of caring the country, nation and society, in both words and deeds; thirdly, Zeng Guofan was a historical figure who facilitated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