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死调查经过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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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之死调查经过1

我在朋友处，看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卢作孚最后的日子》，我反复看了几遍，勾起了我对一段历史的回忆，久久不能平息。特别是文中提到卢的遗嘱“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我作为当时（1952年）2月8日晚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以下简称“西公部”）两个去卢宅者之一，而且是唯一在世的人，在改革开放的现在，对卢先生生前的某些事情，应当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交代。

第一，关于卢作孚的遗嘱内容

赵晓玲同志的文章《卢作孚最后的日子》，对卢先生在近代史（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上的卓越功绩，作了恰当的描述，本文不准备过多的涉及，只想纠正下述三点不太重要的谬误：

（1）卢的住宅是民国路12号，准确无误，不是民国路20号。

（2）关怀在1952年，还只有17岁，不是19岁。

（3）卢作孚的遗嘱内容只有“证章还西南行政委员会，沙发还公司，股票交给国家”，没有一、二、三、四编码及其内容。

第二，我随李俊成处长去民国路12号的经过

1952年2月8日晚，我已入睡，处长李俊成同志到西公部单身集体宿舍我的床边又推又喊：“起来，起来！”我坐起来蒙蒙、揉眼睛，处长大声说：“快去洗脸，带上手枪，我在网球场等你。”二处二科有七八个侦察员，窃窃私语：“肯定哪里出大事了。”我们的职业习惯“不知道的不问，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不问”。

我飞跑到球场坝，跳上吉普车，绕捍卫路到中山路、七星岗“胜利大厦”（后来叫重庆宾馆）、解放碑一路飞驰（那时汽车很少，晚上10点钟后，很寂静，街上一辆汽车也没有），到民国路12号门口，戛然停车。

民国路12号，在西南煤管局以西不远处，斜对门，坐北朝南，大门洞开，北屋三间，一个单人木床，横在正间偏西，木床西头，顶住正间的西墙，在西间角门的右边，卢夫人蒙淑仪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咽咽哭泣。李处长自我介绍后，伸手掀开盖在卢作孚脸上的黄裱纸，拉开卢先生身上盖的白布被单，看了不大一会，又匆匆盖上放下黄裱纸。床边床头柜下有一个倒放的玻璃瓶，地上散落十几颗白色颗粒，我蹲下一看瓶上标签：“made in USA 100”，我说：李处长！瓶上说明：“美国造，100粒装”，瓶中还有多半瓶，地上散落十几粒，大概服用20多粒不到30粒。

蒙淑仪说：抗战胜利后，作孚为民生公司战后的发展，去美国考察，在加拿大买的“荆门”、“夔门”客轮，在美国买了两瓶安眠药，这是最后一瓶，怕小孩翻腾，放在衣柜最底层，他竟然翻出来了。

卢夫人接着说：这不是床，是个宽约两尺的木板凳，是作孚午后休息的地方，吃饭是在后墙方桌上，他丢在地上的药瓶，就是他在这个宽板凳上吞后就地丢在面前。

紧接着卢夫人反复说：晚饭后我不该去“五一电影院”看电影。我不去“五一电影院”看电影……

从赵晓玲的文章看，蒙夫人向我们叙述的情况，是有戒备的；实际上，卢的尸体是从东间床上移动过来的，但2月8日晚一点钟左右和我们走时，她说她从电影院回来，卢就躺在这里。

李处长问：“有无遗嘱？”蒙淑仪说：“我不知道，你们看看东间桌子抽斗有没有！”我到东间，打开抽斗，遗嘱就放在信笺上面，信笺就是重庆刚解放时杂货铺一般卖的十行纸。

李处长看了上述三条遗嘱（卢字写得有点大，写了一张半）后说：“你把它抄下来，原件放还原处。”

我们向卢夫人告别，汽车一过胜利大厦，像飞一样直开西南财委。西南财委副主任是刘岱锋，主任是邓小平。在西南妇联院子里一个大楼的三楼，一点多了，室内灯火辉煌，显然在等待李处长勘察卢作孚自杀现场的汇报，这时，我才知道卢先生自杀的消息是刘岱锋告诉李处长的。

在从卢宅驶向西南财委的途中，汽车绕解放碑，速度较慢，李处长自言自语地说：可惜呀！人才呀！我说：李处长，卢先生的遗嘱为啥没有给卢夫人和他的子女说几句？李处长说：这就是卢作孚之为卢作孚，他的子女大多留学美国，受过良好正规的教育，就业没问题，卢夫人依靠子女生活，天经地义，何必多说，何况在那将自杀当晚，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2月9日上午快11点了，李处长到二处二科办公室，随同李处长一起来的还有副处长焦成、二科科长闫罗、副科长秦庸侠。李处长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卢案组长，你的二科一组不变，一组成员也是卢案侦察组成员，再给你多加几个人。又说：西南局和我们部的领导对卢作孚自杀很重视。上级指示：

（1）要注意中统军统特务对卢有无威吓迹象。

（2）关怀有无特嫌可能。

（3）卢先生有无经济问题。

第三，周部长亲自过问

卢案进行侦察还不到一个月，西公部部长周兴通知重庆公安局局长，西公部二处处长、副处长和重庆市公安局的处科长十余人，在解放碑派出所的一个灰色小楼，大阳沟菜市场西口路南宽仁药房对门，召开一次汇报会议。李处长汇报后，便要我谈谈卢案进展情况。我说：“派往广州的戚柳庄同志发来电报称，关怀1935年生，迄今还不到17岁，根据有关法规，属非成年人，我们已逮捕二十几天……”我还没有说出“应予释放”，周部长便厉声说：“我要关他一辈子！……”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拉我衣服，我转了话题，我说：“民生公司及其周围，没有发现敌特活动迹象。”周部长说：“经济上呢？”我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周部长说：“西南局很重视卢案的侦破，你们要齐心协力，细小蛛丝马迹也不放过……”

第四，北碚之行

1952年的4月，我深感一接触民生公司30岁以上的职工，像我们的评功摆好一样，对卢先生赞不绝口。民生公司职工告诉我：北碚在抗战前，是土匪出入频繁的地方，经卢作孚的治理，成为有名的花园城市。我先到公园管理处，负责人看了介绍信说：隔壁的图书馆和北温泉都是卢作孚一手缔造的，抗战时上海的黄炎培在北碚参观后，边走边说：“人杰地灵，地灵人杰，北碚是人杰而且地灵啊！”

第五，去合川调查

卢案几个月过去了，进展甚微。我想去合川一趟，李处长说他也去。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朝天门搭民生小火轮，中午一点来钟到合川，住在合川公安局。

我们在合川来去八天，走访了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他们说：卢作孚发财了，不忘邻居乡亲，他办的水厂、电厂、管线安装到每家每户，按重庆价格收水费电费，我们合川人，十分怀念他。第三天，他要我和他一起去钓鱼城，具体验证一下，郭老说的“合川人民钓鱼城抗元，大大地削弱了元军的锐气，合川人民在抗元的城门上‘吊’一条大鱼，表示城内不仅有粮、有鱼吃，有鱼就有水”。郭老认为“钓鱼城者吊鱼城也”。但也有游人说：说钓鱼城也不无道理，告诉元人，城内不仅有水，我们还钓了这么大一条鱼。李处长说：“你去不去？”我说：“我想去白鹿山中学看看。”但我认为李的目标太大，焦成副处长一再要我与李处长“寸步不离”。李处长说：“昨晚公安局局长大人，已经派他警员作我去钓鱼城的向导，你去中学，我们可以缩短一天合川之行。后天中午，我请客，吃广东清炖团鱼，感谢我们的同行公安局局长大人对我们的热情殷勤接待。”

在白鹿山中学接见我的是中学教务主任，他看了介绍信，问我想了解什么？我说，想了解一下卢作孚先生在建校过程中的情况。他说：卢先生对合川人民的最大贡献是他筹建白鹿山中学。校长、教务主任、语文、数理化以及体育教员，他都亲自招聘，一切凭裙带关系，滥竽充数，没学问、素质差的，一律解聘。解放前，合川的白鹿中学升学率，上大学的50%以上，加上学院的专科的收取，几乎是应届毕业生的100%。在师资的选聘方面，卢先生铁面无私，认真得很哩！下午5点钟，我回到公安局。

我们仍乘民生轮返重庆，途经北温泉时，李处长说：报载数帆楼可以看到小三峡（数帆楼濒临嘉陵江）上“白帆点点，渔歌唱晚”，是文学作家把吴越荆楚美丽的天光水色移截过来的。

第六，其余调查拾零

1953年，我去南京、武汉、宜昌民生公司码头，连来带去长达两个多月，这一趟的最大收获是卢作孚所有看过的“送呈”文件，卢作孚一律不签“阅”字，只写一个“孚”字――如果把文件放正，是个“作”字；向右15°左右倾斜，是个“孚”字；如果你再把文件放正，刚才看的“作”字也好，“孚”也好，就变成了既像“作”又像“孚”的混合体，有颜体气魄。

在宜昌，我和民生公司宜昌一个50多岁的售票员约好礼拜天在大白果树边不远的一个茶馆里边喝茶边谈抗战时，长江下游物资分类抢送入川的情况。上午8点半，我先到，泡了两碗茶，这位售票员9点准时到达，因为约好的谈话内容，他一落座，就谈卢作孚在抗战初期如何抢送入川物资，那时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豫丰纱厂，以及上海的大华纱厂、南京的制酸制碱设备，把沙市―宜昌的江边堆满了。卢作孚是个精干的人，他利用日本鬼子占领武汉后急于与军队在长沙会战，他料定日本会战后，还定会溯江而上占领宜昌，入川的物资设备必然要落入日本人之手，他决定先把入川物资抢运到三峡以西，再分轻重缓急长途送重庆、泸州，卢作孚这个果断决策，二次大战后得到中外记者的高度赞扬，重庆的几十个兵工厂、纺织厂，能够在战时支持抗日军备物资民用衣着，起了巨大作用。日本一个高级将领在占领宜昌后，得知上述抢运物资设备先过天险三峡，再分急缓西运重庆、泸州、宜宾，仰天长叹，后悔不已。

奉节、万县、涪陵等港，由荆广福等同志先后完成调查。

不少过去与我从南京公安局参加二野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的同志们，要我实事求是，把卢作孚的一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及他在战后准备将民生公司走向世界的鸿图，根据我调查的资料公告于众……我对他们说，我不敢，也没有人叫我这么作，因为在50年代，当时凡是自杀的人，均冠以“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死不悔改”等等，还有就是不知道从哪本字典找来的词汇，说什么自杀者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如今，在公园里，在茶馆里，总有一些人当谈到1952年的三五反运动时，会有人言不由衷地说：“卢作孚自杀，可能或多或少与贪污有关。”我出于良心上的责备，好像不说两句，对不住卢先生及其家人。卢公子卢国维，我在青草坝民生公司船舶厂（后来叫民生公司造船厂），为卢案和他接触过三次，卢国维是诚恳的、诚实的。我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卢作孚先生到底因何而死？可以说，卢先生是死于被他招收于广州街头的流浪儿后成为家政秘书的贴心仆从――关怀，在“三反”运动大会上，他指名道姓骂卢是资本家；也可以说死于公方代表张祥麟，没有执行西南局的指示：当群众情绪激动，超出允许界限时，应立刻出面制止。我认为：卢先生之死，死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士可杀不可辱。

（作者为重庆川东南地质大队离休干部）

一代传奇——卢作孚2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 2月8日），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自学成才后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

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教育救国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县一个贩卖麻布的小贩家庭里。少时就读本县瑞山书院，后因家境困难辍学。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小小年纪的卢作孚便知道帮助母亲做家务。15岁时，他到成都进入文化补习学校，进修数学、语文和英语。他阅读了一些欧美的社会学说著作和孙中山的著作，结交思想进步的同学，立志奋斗和爱国恤民的思想初露端倪。同时，他在自学期间，还编写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疑解》等书籍。在辛亥革命前夕，卢作孚作为中国同盟会的一位年轻盟员，以合江地方代表的身份，积极支持保路同志会的革命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卢作孚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但南北议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使卢作孚的革命理想破灭，因此在民国成立后，他避居川南江安县立中学。

1915年，抱定“教育救国”宗旨的卢作孚回到自己的家乡，先后在合江、成都担任教师。1916年春至1919年5月间，经其兄卢志林举荐，卢作孚先后在成都的民营报纸《群报》和《川报》任记者兼编辑。1919年夏，卢作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同年冬，卢作孚根据来往拉萨的商人秦君安口述有关情况，撰写述评《往事的谈话》，在《川报》头版连载，引起世人注目。同时，他以记者身份参加省议会旁听，在《川报》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评议省议会动态，在四川舆论界崭露头角。

1920年，卢作孚应川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之邀，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并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恽代英及萧楚女等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卢作孚与他们过从甚密，齐心推行“五四新文化运动”。

1924年5月，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聘请卢作孚任省教育厅厅长，卢婉辞不就，改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

然而红火一阵之后，成都通俗教育馆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卢作孚慎思之下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实业救国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航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航线。

1929年，刘湘打败刘文辉，企图控制整个四川。刘湘知道，若要控制全川，必须掌握川江航运。由于民生公司的顺利发展和卢作孚的组织经营才干，当川江航务管理处成立时，刘湘任命卢作孚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卢作孚利用这个职位，力求民生公司得到更大的发展。他不仅获得了渝合、渝长（长寿）各线的专利权，而且使民生公司承揽了盐、药材、山货等大宗货物的装运工作，从而确立了民生公司在川江航线上的地位。

卢作孚为谋求民生公司的发展，针对外商轮船公司船多势强、压迫中国商轮航运的现状，向川江上的中国轮船公司提出“集中财力人力以维持华商航业之生存”的“化零为整”要求。这样，自1930年10月合并福川轮船公司始，至1934年7月先后有23家华商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接收和收买轮船25艘。至此，民生公司统并了川江上的华商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1艘，总吨位超过万吨，职工增加到2000人，股本增加到117万元。民生公司随着船只的逐年增多，航线亦由短航向长航发展。1931年春开航渝宜线、1932年6月开航渝汉线，不久开航渝宁、渝申线；又相继成立万县、宜昌分公司及汉口、上海、沙市等办事处。

民生公司的崛起，引起在华外国轮船公司的惊恐，外商视民生公司为其牟取暴利的威胁，企图以雄厚资本将其压垮。卢作孚建立了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民生制度”，能依本土社会环境，适应航运市场的需求。四川地方当局及中央政权的支持，以及卢作孚经营有方，加上民生公司顺应了全国人民要求收回长江航运的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民生公司非但未被实力强大的外轮公司挤垮， 反而有所发展。1936年，民生公司轮船增加到48艘，股本增至160万元，资产扩充到1000万元。竞争最激烈的1934年盈利40万元，1935年盈利44万元。相反，各外商轮船公司却受到不同程度打击。到抗战爆发前夕，民生公司已成川江航运主力，卢作孚维护川江航权的理想初步实现。

中国的“敦刻尔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积极动员民生公司职员参加抗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卢作孚就主张武装反抗日军入侵，并把他1930年考察东北三省的见闻写成《东北游记》一书，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1937年8月，民生公司调配船只30余艘，两周内运送4个师2个旅川军赴抗战前线。9月，卢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年底，他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工矿、贸易三委员会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负责调配长江一切公私船只，转运长江中下游入川物资和人员。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运筹帷幄，调动以民生公司轮船为主的所有运力，赶在长江枯水期之前，在40天内将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10万吨兵工器材和战略物资，以及数万人员，抢运到四川，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命脉。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余万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

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在这段时间中，民生公司又收买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公司轮船70多只。是时，船只数量达到137只，共计36000余吨位，拥有职工17000余人。不仅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除附属民生机器厂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外，还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作孚本人曾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1948年4月，民生公司“南海”轮自香港首航日本成功。1949年初，该公司从美国购买轮船5艘，经改装为货轮后，开航东南亚诸国，成为远东航业界一支崭露头角的新军。至此，卢作孚早期设想的民生公司“由川江向长江、由长江向沿海、由沿海向东南亚和日本发展”的航业规划终于实现。此时，民生公司拥有江、海客货轮117艘，职工万人，创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之魁。

一代船王的晚年境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1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同年冬天，卢赴京开会，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卢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

但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运动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遭无情斗争，他不甘受辱，遂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辞世，他留给妻子的遗嘱全文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08年，重庆评出历史名人，卢作孚得到的评语是：“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1950:船运大王卢作孚秘密北归3

1950年，五十七岁的卢作孚应的邀请，以金蝉脱壳之计骗过特务，从香港回到内地，并带回了公司的全部海轮。五十九岁时他留下遗书，服下安眠药，以死昭显自己的清白

卢作孚（1893年-1952年），重庆合川人，民生公司的创始人，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1925年怀抱“实业救国”之志，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长江航运，到1949年该公司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之一。他被誉为民国的“航运大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其时卢作孚正在香港处理民生公司海外业务，被阻隔在香港无法回归。卢作孚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于1950年夏秘密返回祖国大陆，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1950年6月在北京开幕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谢绝台湾方面的邀请

1949年11月19日，重庆解放的前夕，卢作孚带着女儿卢国仪飞往香港。

几乎同时，他的老朋友晏阳初飞赴台湾参加“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会议，一个星期后取道香港，飞往美国，在美国东部地区定居。

此时人民的刘邓大军，正分两路向重庆进军，残军一路溃退，撤至重庆，而后又仓皇逃往川西、川北。果然如卢作孚在事前所料，溃军在大肆劫掠的同时，也曾想破坏沿江船只。所幸，民生公司的轮船大都开到安全地点隐蔽起来，少数被强迫运兵的轮船，也都因船员的机智而免于厄运。

在共产党阵营，情况大为不同。据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在重庆解放前夕，曾一连几天广播说“一定要保护好卢先生的家属”。11月30日，重庆解放。卢家在重庆的亲属，全都安然无恙。12月6日，中央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名单上，卢作孚名列其中，但没有向社会公开。

可惜卢作孚此时还不能安宁。到香港后，他住在中国旅行社开办的新宁招待所。这是一座灰色的四层楼房，位于香港英皇道上的一个住宅区内。卢作孚每次到港，都是住在这里。

卢作孚一到香港，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与基隆分公司和重庆总公司保持密切的无线电联络，凡是基隆和重庆发来的电报，卢作孚都要当即过目，草拟电文答复，指挥定海方面的营救和长江上游的保产工作。到12月末，重庆总公司传来消息，长江上游的轮船都平安度过了剧变时期，卢作孚才稍觉安心。

晏阳初这时从台湾前往美国，在香港中转。两位老友间有过一番晤谈，这是他们生平最后一次见面。

这一时期，滞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已经不多，大多数从江南撤到这里来的名流都已分批转道前往北京。卢作孚在内心对前途的选择已定，但留在香港没有走。因为此时民生公司还有二十一只重要的轮船滞留在香港和海上，如果他贸然采取行动，这批轮船的安全就有可能不保。

在一个敏感时期，处在一个敏感地区，他又具有这样一种特殊身份，一言一行都可能招致祸患，所以他对外不露声色，相当低调。

而在这一时期，香港民生公司本身的压力也在逐渐加大，需要他努力去解决。卢作孚在港期间，经常到各轮船上去看望船员，询问他们的伙食与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做好轮船的保养工作，还特别叮嘱他们：在香港这种地方尤其要注意洁身自好。

与此同时，他与中共驻港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会面。会面的地点，就在停泊于港内的“虎门”“石门”轮上。两人往往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所谈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民生公司的前途之外，还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共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等问题。

会谈时，常常是卢作孚讲话较多，谈了很多他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见解，深得张铁生的赞赏。

在不断的会谈中，卢作孚加深了对中共当前政策的了解，并与张铁生商定了如何将滞港船只驶回大陆的大致计划。

民生公司高层人员宗之琥在此期间离港北归，卢作孚嘱他转告中央人民政府，自己一定回大陆。胡子昂在离开香港赴北京前，也来看望过卢作孚，约卢作孚同回大陆。卢作孚因计划不宜过早透露，只对胡子昂说，迟早是要回去的。

卢作孚居港期间，方面的人士也纷纷出动，劝说卢作孚前往台湾。有一次，张群与卢作孚同乘民生公司的车返回住处。在车上，张群说：“作孚呀，到台湾去看看吧。”

张群虽是卢作孚的多年老友，但毕竟是的要员，卢作孚的心思不便向他明说，只能婉言谢绝：“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处理，走不开。”

1950年春，台湾方面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因事来港，几次与卢作孚见面，以民生的加拿大借款担保问题胁迫，以张群、陈诚的名义劝诱，企图说动卢作孚赴台，但被卢作孚拒绝。其后，台湾方面即将上任的“行政院院长”俞鸿钧，以及“财政部长”严家淦、台湾“省财政厅厅长”任显群，也曾先后赴港劝说卢作孚前往台湾，均被卢作孚婉言谢绝。

卢作孚当年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原“青年党”委员长左舜生，此时正在香港新亚书院任教，他曾用了半天时间与卢作孚晤谈，力劝卢作孚不要去大陆。

过去在四川共过事的刘航琛，此时也在香港。他找到卢作孚，力劝卢作孚不要回大陆，说是中共方面公布的一百多名战犯名单里，恐怕就有卢兄你在里头，还是去台湾为好。

卢作孚表示：台湾，绝对不会去！

第一次提出“公私合营”的建议

1950年年初，势力退守台湾、海南和东南沿海的几个岛屿，朝不保夕。为保住残存的这一点基础，特工人员在香港十分活跃。香港的处境，对卢作孚来说已相当危险。

这时，好友晏阳初曾劝卢作孚去美国暂避一时。晏阳初认为美国比香港安静，卢作孚可以在那儿写自传或事业发展史，由晏阳初负责组织翻译出版。卢作孚没有同意。

事后他曾就此事谈了他的看法：“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

这是卢作孚的心声。他阅尽半世纪的历史沉浮，对很多问题已然看透。此刻他唯一牵系于怀的，就是民生公司的事业。尽管香港码头上五方杂处、鱼龙混杂，不测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但卢作孚安之若素，并未采取什么特别的防范措施，仍旧住在新宁招待所的小单间里，每天到停泊在港内的轮船上去和船员们一起吃饭、谈话，日常工作一仍其旧。从这一刻起，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次卢作孚在香港的滞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从1949年11月下旬，到1950年的6月上旬，共有半年多时间。

在这半年多里，他沉着应对变幻莫测的局势，逐渐解决了香港民生公司所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也是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他与中共方面达成完全默契。回归只是个时间问题。

留港期间，卢作孚不仅考虑了民生公司的现实问题，对民生的发展方向也做了深入思考。有迹象表明，卢作孚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统战政策做过详细了解，据此，他开始考虑民生公司是否能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1950年3月24日，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驻北京代表何廼仁，向第一次提出“公私合营”的建议。这是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个概念。在卢作孚的构想中，“公私合营”是政府投资民生公司作为公股，帮助民生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参加公司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具体的经营运作。

就在这年春天，何廼仁衔总理之命，两次专程到香港，与卢作孚沟通离港赴京事宜。其中4月中旬何廼仁第二次来港的时候，向卢作孚转达了中共方面非常明确的态度：中共充分肯定民生公司对开发产业、便利交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欢迎卢先生率领滞港船只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当前外汇奇缺，但中央人民政府同意设法为民生公司偿付到期的外债。中共中央还建议，卢先生可于6月中旬回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这一消息，使卢作孚大为振奋，因为他最为担心的公司外债付息问题，有望得到妥善解决。

何廼仁在这次赴港期间，还与张铁生会面，详细商谈了卢作孚赴京的具体方案。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卢作孚同意在6月中旬离港北上。

卢作孚随即召集香港民生公司高级职员开会，拟定了滞港轮船北归的详细方案。为了实施这个方案，卢作孚特地将原定的北归日期向后推迟了一段时间。

为切实保证卢作孚的人身安全，卢作孚北归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由中共驻港组织负责人张铁生秘密安排。北归方案确定后，卢作孚在香港的工作与生活，一切如常，外人看不出有任何变化。

秘密北归

5月下旬的一天，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一家由启德机场附近迁到了九龙柯士甸路，在柯士甸公寓租了一套房子住下，次女卢国仪也随同他们一道迁来。两天之后，卢国维和卢国仪前往新宁招待所，将卢作孚接到了柯士甸公寓住下。外界都以为是卢作孚旧病复发，暂时住在儿子家调养。

此前在香港，曾发生过特工暗杀亲共人士的事件，因此卢作孚此行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周全。他最后的临时住所柯士甸公寓，是一个非常僻静的所在，公寓为五层楼，卢作孚住在第三层。楼旁绿树成荫，草坪环绕。这里除公司高层干部杨成质来过之外，民生公司的其他人都不曾来过。

比较有意思的是，卢作孚北归尚在极端秘密计划中，5月31日重庆市北碚区军管会就下达通知，聘请包括卢作孚在内的二十五位知名人士，组成北碚区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

带有几分惊险色彩的北归计划，终于开始实施。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离开香港。

当天早晨还不到7点钟，香港民生公司的一辆潘蒂亚克牌小轿车就开到公寓门前，悄无声息地停下，从车上走下来准备和卢作孚一起回归大陆的原国民政府四川省建设厅主任秘书谢明霄。卢作孚、卢国维、卢国仪和服务员林文裕在柯士甸公寓早已做好出发准备，轿车一到，就立刻上车。谢明霄随后也上了车，小轿车里除司机之外，一共挤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当中，除卢国维是去送行的之外，其余的人都将随同卢作孚一起赴北京。

轿车在晨光中穿过尚且安静的九龙市区，进入新界农村，疾驶在公路上。路两旁是大片的田野，早稻已黄，菜叶青碧。卢作孚不时探出头去，眺望着令人惬意的田园风光。

看了许久，他回过头来，对车内的人说：“这里虽然不错，但究竟比不上富饶的江南和成都平原。”接着，又不无遗憾地说：“想不到在香港的农村也看不到一辆拖拉机。”

沥青路面的公路到了尽头，汽车开上了山坡上的碎石路，盘旋的路渐渐升高，从车里就可以俯瞰新界的辽阔碧野。卢作孚凝望着那一片土地，自语道：“甚至香港和九龙半岛，都将不成问题了。”他指的是什么，车里的多数人都心领神会。

车行至一片茂密的树林前，来到了一个岔路口，靠右边的那条公路上停着一辆带篷的大卡车。这辆车，就是中共驻港组织事先安排好来接应卢作孚过境的。

卡车司机和一位中国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迎上来向卢作孚热情问好，之后就迅速接过服务员从小轿车上卸下来的两只衣箱和三个手提包，装在了卡车上。卡车的车厢里，预先摆放了椅子，司机和工作人员将卢作孚、谢明霄扶上卡车，安排坐下。卢国仪和服务员林文裕随后也登上了卡车。前来送行的卢国维到此止步，随公司的小轿车返回九龙。

卡车启动，沿公路继续向前行，不久在半途停下来，一行人又换乘早已等候在路边的两辆轿车，继续向北疾行。当天上午，顺利通过边境，抵达广东省的边境小镇——深圳。

宝安县人民政府早有安排，当天下午就将卢作孚一行送上火车，前往广州。在广州火车站，卢作孚受到了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领导的欢迎。由于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卢作孚在广州仅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乘火车北上。

以死昭显自己的清白

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夕，卢作孚如期抵达北京，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人士和一些老朋友的欢迎。

为避免民生公司留在香港的船只遭特工报复性破坏，卢作孚本人提出请求，经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总理，同意卢作孚抵京的消息不在广播电台和报纸上透露。

6月15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先是住在中国旅行社，后来住在金鱼胡同金城银行招待所。

因卢作孚一贯不允许亲属沾公家的光，因此女儿卢国仪就借住在著名民主人士、新民报系创始人陈铭德和邓季惺的家中。（由于有这一段机缘，三十年后，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卢国懿、卢国仪姐妹为父亲卢作孚冤案而奔走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协助作用。）

卢作孚居京期间，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隆重礼遇。政务院总理和副总理陈云曾经多次约见他，双方就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交通发展问题和航运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两位中共高级领导人认真听取了卢作孚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有一次，时间已是凌晨2点，突然给卢作孚打电话，提出要立即约见他，有要事相商，接着就派车将卢作孚接过去，两人一直谈到天明。

在卢作孚与的会谈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

卢作孚归来后，考虑到民生公司目前的人事构成与经营方面的复杂状况，便向提出，是否可以把民生公司交给国家，转制为国营公司。在征求了中央交通部的意见后，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只同意民生公司进行公私合营的尝试。

这期间，向他提出，希望他担任中央交通部的负责工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部级领导职务。总理的这个提议，显然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富有诚意。卢作孚向表示：自己创办和经营民生公司几十年，有许多工作还待处理，需要回重庆做一些安排。

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要求。民生公司经过三年的内战时期，很多问题积累下来未能处理，当此百废待兴之际，确实有必要整顿好了再说。卢作孚回到重庆后，便开始直接领导民生公司的全面工作。

无人可以预料到，就在此后一年零四个月之际，1952年2月8日，由民生公司海员工会发起、基层团组织参与，召开了“五反”动员大会，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意欲“震慑”卢作孚。卢作孚清白一生，不能忍受这种人格侮辱而于当晚自杀，以死明志。

卢作孚的多年好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获悉噩耗后，不胜哀伤，写下了《卢氏作孚先生哀词》，叹曰：

呜呼作孚！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