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分级制度(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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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分级制度1
正 文
民间的笑话往往代表了普通民众对于事件最基本的态度和理解:分级无疑意味着普通级和限制级之分,那么分级是否意味着内地也能拍摄限制级的电影?
和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业内人士强烈呼吁电影分级不同,许多观众对分级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一位观众坦言:分级后是不是可以看到内地产的三级片了?
倡导分级的人们
对分级的这种理解当然是片面的,可以肯定,因为特殊的国情,即使真的分级了,国产影片也决不会允许拍摄香港那样纯粹色情化的三级片。其实早在20年前,电影就曾经试图初步分级,即标上“儿童不宜”的字样,但很快这四个字成为放映者大肆利用的商业噱头,于是这种分法很快就被有关部门停止了。
在今年“两会”上,由于编剧王兴东提交的一个提案,电影分级制度再度成为电影界的热门话题。而且所有的业内人士,尤其是导演们,更是对此举双手赞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法律顾问徐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节目,不得有渲染暴力、色情、、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但因为内地没有实行分级制,而是实行电影审查制度,原则上所有公开放映的影片都是合格的,所以即使出现了“少儿不宜”的内容也没有相应保护措施和诉讼渠道。有专家认为,时下很多流行的影片都属于辅导级,比如《谁说我不在乎》、《有话好好说》、《周渔的火车》等等,但孩子们都可以随便看。
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如果电影在放映方面不分级,就会出现国外的限制级影片在国内反而没有限制。比如像许多国外大片《神秘拼图》、《拯救大兵瑞恩》,其实里面有很多血腥、暴力镜头,在产出国放映都是有限制的,引进国内以后倒没有限制了,很多学校甚至组织包场。
同样,如果制作方面电影不分级,那么这意味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要牺牲全体成年人对电影的多种需求,牺牲电影艺术应用各种手法表现这个世界的权利。王兴东表示,“没有电影分级制的法规,创作者只能按照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同欣赏的'大锅饭'标准创作给成年人欣赏的产品。结果是成年人不满足,未成年人看不懂。”
这个原则也是最让内地导演叫苦不迭的,因为拍摄老少咸宜、大小通吃的影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电视剧《心疼女人》的编剧就告诉记者,实行分级制,肯定有利于繁荣电影创作。而且应该制定详细的分级标准。像在国外,分级标准有非常细致的划分,细到可以拍到什么部位、这个部位占画面的几分之几,什么样的部位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部位不能看到、暴露时间有多长,全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如果内地要实行分级制,也应该非常详细。此外,内地电影市场将和国际接轨,如果不实行分级制,内地产品走出国际市场必然遭受极大限制。
为什么迟迟不能分级
其实,不光是分级这一件事,内地的导演说起国产片的创作环境几乎全都是苦大仇深的样子,其中主要矛头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电影审查制度。而之所以此次分级的说法引来这么强烈的关注,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分级制很可能意味着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分级制和电影法的最终确立将意味着电影真正从意识形态的工具走向产业化。但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官员明确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就算分级制确立了,审查制度一样要存在,因为就算在国外,审查制度也是一样存在,只不过有了分级制,一部电影为什么被禁、为什么可以通过都有了明确的说法了。
在内地,长期以来很多在国外获奖无数的片子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无法和观众见面,以致于拍摄的影片被禁过简直像当年的“儿童不宜”一样成了导演可资炫耀的资本。而内地一些导演成名的共同轨迹也就是从地下到地上,即从拍摄边缘题材被禁而出名,最后转而拍摄主流影片或商业影片走到前台。
国家广电总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国电影市场并不成熟,电影要分级涉及到很多问题。不只是电影,内地很多事情总是处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最后总是不能真正走向市场化。所以在目前的国情下,政府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开放电影市场的。另外,执法不严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现在未成年观众观看成人电影的并不少,分级制度虽然能够标明这部电影适用于哪部分人群,但真正做到严格控制观看人群,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一系列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此外,内地的盗版市场屡禁不止,很可能使分级制形同虚设。
虽然电影产业化发展目标已经确定下来了,电影分级制度的实行是早晚的事。但是怎么分级、怎么实施都需要仔细研究。如果实施跟不上,分了也是白分。美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没有父母的陪同进了影院,父母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对影院也有相应处罚规定。内地现在根本做不到这样。
分级制蕴含电影业新政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据说,此次是因为《英雄》亿元的人民币票房让电影部门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坚定了电影向产业化推进的决心。据说,今年下半年一系列重要的电影新政策有望出台,包括电影分级、外资改造影院、放宽行业外民营公司投资电影政策、国产片发行、政府奖项评选标准的改变等等。
在这个国产影片一直比较低迷的年代,分级制的再次提出无疑成为电影开始改革的一线曙光,也毫无疑问地被所有郁闷的中国导演看作希望的开始。可以看到的是,几乎所有导演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是一肚子苦水要倒,仿佛国产电影的衰落就是这几十年的电影规则闹的。
可是,分级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很多观众说得非常直白:“就现在中国电影和导演的这种水平,分不分级有什么用?我不相信分级了他们就能拍出什么好片子。”
许多媒体说到应该分级,都拿孙周拍的《周渔的火车》被剪了多少镜头来说事儿,可是《周渔的火车》的缺陷绝对不是色情片断太少的原因。恰恰相反,《周渔的火车》是内地影片缺乏分级制的获利者,如果内地影片早跟国外市场一样开放,如此单薄的色情镜头怎么有资格成为一种大书特书的宣传噱头?
没有分级或审查制度严格是内地电影衰落的惟一原因吗?显然不是。敏感题材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内地电影近年来虽然也有一些真正受欢迎的影片,票房也不错,但整体来说,从导演的观众意识到电影功力,内地都远远落后。这就不是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分级制可以解决的了。
电视剧《心疼女人》的编剧认为:《英雄》被作为内地电影希望的标志也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做法,它不应该成为电影推行产业化的榜样。张艺谋的《英雄》在业内争议很大,但因为得到有关方面支持,炒作极其成功,这样其实害了中国影视界。因为像张艺谋这种神话在中国是不可能复制的,永远只能是一个个案,但媒体还觉得张的这种炒作是和国际接轨的。好莱坞的确也进行炒作,但它的炒作必须是与电影真正的好坏相结合的,好莱坞的权威影评家可以使这部作品成功或失败,但他是靠对无数的影片向老百姓说了真话才建立起的威信,不会为炒作而炒作。而内地现在一部戏出不出名,几乎全是文本以外的炒作,根本不关注作品本身的好坏,这种风气是要害死中国影视界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如果一部影片有300万元投资,原来只要拿出十几万做宣传,现在拿出五十万上百万,影片就只能更加差劲。另外,其实就算在创作环境宽松的国外,色情或暴力也只是电影的一小部分,好影片吸引观众的还是情节、人物或其他的电影元素。内地电影目前的真正危机在于缺乏创作力。
所以,有专家表示,分级是势在必行的,也有利于电影产业化和市场化,但电影真正的产业化却远远不是分级就能解决的。
电影分级制度2
在电影上映前,《金刚狼3:殊死一战》片方20世纪福克斯及国内各大院线均接到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相关规定,进口影片《金刚狼3:殊死一战》需在线上线下售票窗口显著位置标明以下提示: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应在家长陪同下观看。”各大院线如耀莱影城、卢米埃影城等影院随即按通知执行。
《金刚狼3:殊死一战》里有大量不适合少儿观看的血腥暴力镜头,比如小狼女劳拉抱着一个人头跑出来,狼叔的钢爪刺穿敌人头部、血浆喷涌等画面,该片在北美被评为R级(限制级,须成人陪同观看),国内上映的版本已经删减了14分钟之多。
对此,影评人阿历克斯对《中国名牌》评论道,由于中国大陆没有电影分级制度,所以要想让全国观众全都能看到,尤其是保护未成年观众,必须删减;但是删减过多,将R级因素删没了,损失影片的完整性和艺术性,反过来伤害更多成人观众的权益,院线收益降低。此时“观影提示”的出现,巧妙地平衡了两者,《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促进”二字的意义得到了彰显。
“总体来说并没有特别大影响。”上海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政对《中国名牌》说,票房好坏全由观众口味决定。这在票房上似乎也得到了印证。3月份,3部进口大片“碾压”大陆票房,《生化危机:终章》逾11亿元,《一条狗的使命》逾5亿元,《金刚狼3:殊死一战》逾7亿元,居中。阿历克斯对《中国名牌》总结说,无论分级还是“观影提示”应当都是“中性”的,对票房没有直接影响,不应成为也不会成为炒作的“梗”。
难道这就是中国式的电影分级制度?中国电影将来就分为“有观影提示”和“无观影提示”两级? 《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后,许多业界人士认为虽然并未像西方电影审查制度一样明确对电影分级,但采取观影提示的方式,似乎更像是一种委婉的、界限模糊的分级雏形,因此,这一条例也被网友和影评人戏称为 “手动分级”“委婉分级 ”。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认为,这是对《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一种误读。这仅仅是指面向观众的电影当中的部分情节和部分镜头,不适合未成年人,这仅仅是一个观影的指导提示,也没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媒体人赤兵对《中国名牌》回忆说,张艺谋的《红高粱》有一个著名的片段,这就是身体的姜文发疯地砍伐高粱,呼哧带喘圈出一块圆圆的高粱地,巩俐身体摆开一个大字形仰天而躺,镜头飞速旋转……看到此地,成人们的血压都会升高,小孩子们的感受呢?
早在2013年电影分级制就热火朝天地讨论过,在一次在讨论会上,著名导演冯小刚提出,分级制度是否可以涉及“黑帮”“卧底”、健康正常的镜头,以及像《拯救大兵雷恩》中“血流成河”的镜头。电影局副局长吴克回答说,即使中国实行电影分级制,也要考虑到社会接受程度。目前像《无间道》这样反映“警察队伍中间有黑帮卧底”的影片,即使实行分级,也未必能够通过审查。另外,为了区别港台所谓的“”,今后出台的中国电影分级审查制度将不会沿用“”的称呼。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尼跃红表示,《电影产业促进法》遗憾的就是电影分级不够清晰。分级是适应不同的观影人群,分级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怎么分。电影是传播文化,如果只是采取删减的手段,无法和国际对接。所以,中国电影发展到一定程度,分级问题早晚要解决。
江西赛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片人苏明晴对《中国名牌》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分级制度是应当的,否则项目开发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雷区,分级后就明确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一级编剧王兴东则对《中国名牌》表示,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建立起了相关的电影法和电影分级制,具w规定有所不同,但都旨在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美国分为大众级、普通级、限制级成人级。欧洲的电影大国法国,在1961年有了《关于对未成年人进入电影院的规定》,对不同限制级的电影和未成年人的观看作了详细规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同样有类似的分级制度。
电影分级制度3
众所周知,自电影问世起,人们就知道电影审查的必要性。由于电影具有高度的真实感,且对观众的影响远大于文学、戏剧等,因此各国当政者均警觉到电影系一种具有危险性的媒体。至于此种危险性究竟属于性方面、暴力方面、犯罪方面、政治方面,或者表达形式方面,那全看各国的认定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各国中,仅有比利时从未对实行公映前审查,后来丹麦和乌拉圭也撤销了审查。现在,除了美、英、德、日四国是由电影从业者自行建立事前审查的制度外,其他各国均由部级机构负责审查上映影片。
权威的《牛津电影指南》认为,最有效的电影审查当推“自发性审查”(auto-censorship)或“自律审查”,亦即电影业者自行衡量公众的意见或感受而自我节制,在国家面临危险如战争或恐怖袭击时,自律尤为必要。在所上映或延期的影片中往往可以看出此时的舆论倾向和大众情绪。例如美国电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突然从孤立主义转为黩武主义;再如“9·11”袭击事件后,好莱坞对暴力片、恐怖片等明显少拍、少映。
电影审查的方式可以分为剪片(cuting)和分级(classification)两种制度。剪片制的基本准则是不考虑受众(观众)的心智能力之差异,只要审查机构认为影片中的某些部分会造成公共危险,即不予通过。而分级制则把观众依照年龄区分为不同的心智阶层,当影片的内容适合某一心智阶层的人观赏不致造成公共危险时,就把该影片归为某一级别。如果考虑人类心理的发展、社会教育和心智成熟的差异性,无疑是分级制比较合适。但分级制如果无法实行得当,则仍然不得其法,这是分级制的困难之一。不过以近年来各国审查的趋势来看,分级制已经渐为大多数国家采用了。
英国实行分级制最早,1930年就由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设“H”级,旨在禁止儿童观看恐怖片。后又设“U”级。几十年下来,已形成这样的4个级别:U(老少咸宜)、A(适宜成年人;儿童若由成年人陪同亦可观看)、AA(适宜14岁以上儿童)、X(只适宜成年人;儿童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观看)。在这样的分级之下,《发条橙子》《巴黎最后的探戈》等均被列为禁片,好长时间内不得在英国公映。而被日前去世的美国最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列为“伟大电影”的《战舰波将金号》也因“可能引起社会骚乱”而在英国遭禁。
其实,分级制实施起来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容易。
就拿被某些人奉为“惟一参考”的美国分级制来说吧,美国电影从审查到分级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191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电影放映“完全是一种为牟利而操作的商业活动”。这为国家权力介入电影制作和发行提供了理由。后来许多宗教组织都称“电影正在败坏美国的道德价值观”。1930年推出了《电影制作法典》即《海斯法典》旨在规范影片的制作,在呈现犯罪、性、粗俗、舞蹈、种族关系、民族情感、宗教和使用的语言等方面都有一系列“不得”。该法典在实施时非常严苛,自律变成了审查(批准)。在好莱坞的不断抗议之下,加上50年代对电影性质看法的根本变化和60年代美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电影分级制才在1968年11月正式确立。最初为4级,即G、M、R-16、X-16级。1970年M级被PG级取代,R和X级的年龄限制提高到17岁,后来PG级又被细分为PG级和PG13级,X级被NC-17级取代。
电影分级制度4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最初只使用两个分级级别:U和A。U代表老少皆宜,A代表更适合于成人。1932年,由于恐怖片发行数量的增大,委员会添加了H级别,限定16岁以上才能观看。1951年,H级别被X级别取代,同样限为16岁以上观看,但表明关注点已不再是怂人的恐怖,而是性和暴力。1970年,为更有效地保护青少年,同时允许更多的面向更大年龄、更成熟观众的无删剪地通过,委员会开始使用以下4个级别:U:老少皆宜;A:5岁和5岁以上儿童可以元人陪伴观看,但电影也许含有某些家长不希望14岁以下儿童观看的内容;AA:14岁以下儿童免入;X:18岁以下免入。
1982年,委员会将分级级别更细致地调整为:
U(Universal),老少皆宜。
PG(Parental Guidance),家长陪伴指导,影片有某些镜头也许不适合年少的儿童。
15,18,15岁及15岁以上,18岁及18岁以上方可入内。
R18(Restricted 18),在特别许可的有执照的院或电影俱乐部的有限范围内放映,18岁以上方可入内。
1989年,委员会又新增加了12级别(适合12岁及12岁以上)。2002年,影片《蜘蛛侠》的火爆使委员会屈从于商业压力将12变更为12A。这意味着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由成人陪伴指导观看。
对移动影像的审查因1984年《录像法案》的颁布而实施。该法案使新更名的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成为家用录像片的法定审查机构。委员会实施的对录像带的分级级别如下:U,Uc,PG,12,15,18,R18。其中,Uc表示老少皆宜,尤其适合于儿童;R18表示只允许在有特许执照的性商店内向18岁以上的人出售。其余级别与电影分级级别类同。
本文通过探讨英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确立、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功能及其运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电影审查体制中的作用和地位,旨在解析和评价英国的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
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的确立
年《电影法案》的制定
英国对公共娱乐的审查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1543年就有国家法规出于对政治和宗教异端邪说的恐惧,首次对戏剧的内容加以限制。1737年的《剧院法案》和1843年的《戏剧法案》确立和加强了戏剧审查制度。1751年的《混乱场所法案》则监管以音乐或舞蹈为主要形式的娱乐场所。英国电影的公共放映活动始于19世纪后期逐渐繁荣起来的歌舞杂耍剧场,但很快便自立门户,1906年出现第一家纯粹的影院,1911年迅速发展为近4000家影院。①这些影院的活动没有音乐和舞蹈的成分,理应免受1751年法案规定的地方政府的发照管辖。然而,潜在火灾危险以及对主要是吸引工人阶级的大众娱乐形式的怀疑和控制欲,使地方政府呼吁对影院颁发营业执照以实施监控。1909年的《电影法案》授权地方政府对所有用于电影放映的场所实施检查,并发给合格者营业执照。法案内容完全是基于观众生命安全方面的考虑,并没有明文规定影片在公映前要接受审查。但该法案某条款措辞含糊,地方政府很快利用其发照权力填加施控内容。在电影工业对地方政府的诉讼中,英国法院通过自己的解释,确认了地方政府自行取得审查影片权力的合法性。②
2.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立
电影分级制度5
[关键词] 生产力;电影分级;提高效益
什么是电影分级制?就是电影生产和电影管理的一种规范与模式,是将电影按照内容表现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级别,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欣赏,其目的一方面可以保护未成年观众不受充斥在电影里的暴力、色情、吸毒、恐怖等镜头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尊重艺术规律和艺术个性,提升艺术表现能力和鉴赏能力,提高广大电影艺术生产者的积极性。电影分级,就是对电影生产力的解放。
一、电影生产力构成与分级制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分析,生产力是一种生产能力,包括生产者、生产资料和产品三大要素。以此分析,电影生产力包括电影艺术生产者、电影生产资料和电影产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中,劳动者本身是最核心的要素。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编剧、导演及电影相关的工作人员,而编剧及导演是电影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电影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质上都是进行社会生产活动,而电影生产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农业生产或者某种机械生产,而是一种艺术生产,其产品就是艺术作品。电影产品不是满足日用物质消费生活需要,而是满足社会的精神需要。电影生产力的硬件主要是指电影技术水平的发展,即生产的电影工具。中国电影的硬件,随着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彩色走向数字电影,技术不断更新,电影的技术含量及产生的艺术效果越来越具有魅力。电影生产力的软件则是电影工作者自身,电影工作者的电影生产观念、管理观念及电影发行观念,这些思想观念直接关系到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态势、设计规划、开拓途径和价值定位。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生产力的性质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相应的信息传递和处理水平也得到了发展,信息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主要要素。在当代社会,信息同样对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直接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社会的进步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步伐,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电影生产来说,电影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电影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综合关系,包括电影的各级组织管理关系。电影生产力决定了电影的生产关系,电影生产力要求电影各种生产关系必须推动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生产力的积极性和生产能力。
电影分级制是电影的一种管理形式,是属于建立在电影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范畴,是为电影生产力服务的。作为电影管理关系模式的分级制,无论有多少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干预,但它必须尊重电影艺术本身的规律,必须为电影生产力服务,尊重电影生产力,适合电影生产力。
电影分级制有四基本个特征:首先,它是电影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是电影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需要。其次,电影分级制属于艺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与政治意识形态彼此关联,但艺术意识形态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更不能无故钳制、孤立艺术形态,让艺术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奴婢。第三,电影分级制具有普适性,即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管理,都可以有一种共同的分级原则与标准,各个国家的电影分级制并不是绝对孤立的。第四,电影分级制有特殊性,因为不同的文化信仰、道德要求及民族个性,对电影分级的标准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但是,任何电影分级都必须适合电影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禁锢压迫电影生产力。
在任何体制的社会里,作为电影生产者都希望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发展,还包括电影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的全面发展。电影分级制可以促进电影事业的全面发展,美国、香港、台湾、日本、印度,甚至伊朗,由于早已经实施电影分级制,谁能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发展不如中国?谁能说伊朗阿巴斯的电影水平低于张艺谋?电影分级制能够促进电影制作者导演、编剧、演员及所有电影工业相关人员的主体性的全面解放与生命力的彻底释放,保护电影的观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选择权力的自由与对电影批评的自由。任何电影的管理手段,都是为了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僵硬的管理体制下非得狭隘片面地理解电影分级制,从而扼杀电影分级制,其结果是不适应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电影发展的绊脚石,这样的电影管理体制则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以促进电影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中国电影需要真正的的蓬勃兴旺,而不是一种表面的、强加的电影“GDP”的假乐观,电影分级制势在必行。
二、电影体制的压抑与分级制的呼吁
应该说,中国的电影发展一直非常压抑。第六代之前的导演,其压抑来自起步阶段电影生产力的落后及中国现代史发生的战争混乱。从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代导演开始时期,到当代电影的发展,百年电影史就是一部电影生产力的压制与反压制的历史。
第一代导演由于整体上属于电影的起步阶段,电影的发展受到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低下的压制,电影产品制造比较粗糙,但是,第一代中国导演是开拓者,在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下,开始了中国电影的起步。第二代、三代导演,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大战争冲击,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使得电影生产力更加受到牵制,一方面要经历战火纷飞的现实情境,另一方面需要执著地为电影艺术奋斗。即使如此,从中国第二代导演开始真正形成了电影的独立价值,他们开始了中国电影的艺术探索,将“写实主义”和电影结合起来,反映现实社会战火中民间百姓的生存与痛苦,有意识地将电影与舞台剥离开来,从对戏剧的模仿形式转向电影自身内涵,让电影真正成为“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体制是在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电影生产,是遵命于计划内的电影政治宣传,第三代、第四代导演由于在严格的大陆政治形势压制下,生命被束缚,个性被枪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主张“阳谋”的幌子,电影生产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和打击。“”时期,电影导演几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文艺界沉入了万马齐喑的泥潭,八个样板戏则是对中国电影界彻底的变态结局。第三、四代中国导演,犹如悬崖上的小树,在裂缝中面临风暴肆虐的考验,同时坚强地从事着自己热爱的电影艺术。“前十七年文艺”(“”前)依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电影。“”结束,第五代导演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电影生产力开始得到了解放,导演不再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奴婢,开始了一些电影艺术的探索。电影从“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中摆脱出来,开始了电影的复苏与觉醒,被压抑的电影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1978年到1989年是中国电影生产力真正解放的大时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电影风格从一元走向了多元,张艺谋、陈凯歌得益于那个特点时代的造就。第五代导演是幸运的,时代的春天让他们真正地“百花齐放”。
第六代导演开始了独立电影的探索,但是,第六代导演一直生活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压抑,一半是自由”的纠结中。虽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经历了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第四代在“”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成长,这些导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在时代面前的无奈与压抑,然而,最无奈、最压抑、最痛苦的则是第六代及新生代的年轻导演们!第六代导演们没有经历硝烟弥漫战场上的洗礼,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的豪迈激情,也没有“”时期的青春狂热,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从学院到社会,从国内到国际,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电影思潮在第五代那里轰轰烈烈后已开始趋于沉寂,第六代导演更多的是以极其外冷内热的姿态,极其个性化的电影语言,极其平民化的叙述视角去观察,去寻觅,去表现,从而去展示一个真实客观的现代中国,去展示中国在从狂热的政治崇拜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在传统道德与文化的坍塌下,在社会良知失序情况下中国转型期的时代阵痛。但是,第六代导演所受制于的是中国电影管理局的严格体制,他们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无情地拒绝;他们的作品只能属于“地下电影”,他们的积极性不是对于中国电影体制管理的负责与导演身份的光环,而是作为“60后”“70后”觉醒者对中国整个社会的一种良知的关注。在无情的电影体制压抑下,第六代大多数导演开始希冀与体制和解,而最好的办法是将中国电影管理进行分级,然后按照世界电影的管理惯例,第六代电影属于何种等级可以名正言顺地予以划分,满足热爱第六代电影观众群的需要。2003年,对电影分级的要求达到了高潮,那些被压抑的导演抱着天真的态度,以为电影分级即可实现,显示出多年压抑与茫然后的兴奋。南京作家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米》被改编成电影,7年一直无法获准上演,“我赞成电影搞分级,《米》如果成为首部分级片算是比较凑巧吧。”①对即将亮相银幕的《米》有望成为中国第一部分级影片的消息,苏童似乎也表现得格外期待。可是又一个10年即将过去,《米》不但没有分级,却依然被禁。第六代导演非常愤慨,为什么他们的电影无法公开上演,他们的投资无法获得市场,他们的心血就因为体制而白耗!《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100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17岁的单车》入选第51届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可是依然很难获得大陆电影体制的通过,无法与观众见面。导演王小帅对电影分级早已充满了热切期盼。②《鬼子来了》《小武》《蓝风筝》《冬春的日子》《苏州河》《北京杂种》《东宫西宫》,甚至港台华人导演的电影《蓝宇》《盛夏光年》《喜宴》《盲井》《盲山》等无数部非常深刻、非常具有人性、非常个性与艺术的电影为什么都被中国电影体制一起扫除干净?客观地说,第六代导演了除了要受到电影体制的压抑外,还要受到市场的双重挤压。因为他们的电影很少能得到通过,即使通过了,也无法与进口的国外大片相竞争,也无法与极度炒作的第五代的“贺岁片”“节日片”竞争。第六代注定了是地下“小众电影”,可他们电影的内涵及艺术深度并不会逊色某些大片。
第六代导演对电影分级愿望十分强烈,2005年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电影局。希望电影局能给他们电影一条生路。其上书内容非常客观与中肯,让人感慨而无奈,重读这份提纲,依然可感受到包含了电影人多少压抑,电影人多少悲愤!上书提纲写道:“(1)十多年来中国内地人在内地拍摄的部分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内地影院公映的权利。我们希望电影管理部门能够安排人员和时间对这些作品进行审查,以使部分从来没有经过审查但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规的作品得到与公众见面的机会。(2)我们希望在目前的电影改革的进程中,电影的审查或未来的分级制度能够对社会公开,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影片制作者、媒体在内的公众可以了解各地审查或分级标准,审查或分级小组人员名单,审查或分级意见可以在媒体上发表。(3)我们认为应该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我们以为分级制的科学性在于首先能够保证电影导演的创作自由,同时对影片的受众范围予以分类和限制。这意味着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引导和控制电影受众,同时导演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4)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对本土电影中具有创造性但市场能力有限的电影予以政策性的资助和保护,以保证民族电影文化的长久活力。”③第六代导演们分级制的呼吁,充满了理性和正义的呼声,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电影的忧虑与保护的严肃思考,充满了对僵化的中国电影体制的呐喊。“上书”已经快10年了,可电影分级依然被拒绝,仅仅的理由是“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市场调查研究,但在调研中感觉到,从理论上说,电影的分级可以保证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但在实践中目前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国外一些发达的电影国家,在管理的过程中,市场还存在很多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进入市场、进入影院、进入网络、进入网吧看电影的情况”④。电影管理部门调研中真的没发现其他国家电影分级的“成功经验”吗?还是不愿意看到人家的经验?
三、电影生产力解放与分级制的确立
中国电影的分级为什么如此艰难,每当看到分级胎影萌动的时候,突然宣告已经流产。2003年和2010年是电影分级热烈期盼和争论最强烈的两年,但最终没有实现分级制的结果。其主要原因不是没有外国的“成功经验”,而是我们电影官僚的思想保守与故步自封,一种表面稳定与和谐的伪理性的电影管理。这种电影管理,已经给无数导演造成了伤害,甚至侵犯了电影创作的自由,并没有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那么,中国电影如何去实现全面的、真正的电影生产力的解放呢?
第二,电影体制不能仅仅被伪和谐的理念钳制。非常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电影管理部门非但对第六代导演少有扶持,反而更由于第六代电影观念的独特与个性,特别是对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的新写实的暴露,冲撞了管理者的“和谐”理念而遭到更大的压制,将第六代导演及其他导演们辛苦拍摄与投入的电影进行封祭。“和谐”是社会的根本,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和谐的局面,可“红色影视”垄断一切都是和谐的惟一局面吗?难道我们社会在如此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如此人心浮躁与不安下,在底层百姓如此受到多少盘剥与压榨下,不允许一种客观真实的异己声音吗?没有理性,就没有真正的和谐。理性是一种客观、冷静、真实的逻辑判断,通过理性对社会、对现实、对各种复杂现象进行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只有通过理性的管理,才是真正深得人心的电影管理。电影分级必须消除电影管理者的一些“忧虑”,担心中国百姓压抑几千年的“性意识”猛然觉醒,担心中国百姓的自治能力的欠缺。实质上,中国是一个传统的道德文明的国家,大多数人还处于前现代的思维定式,中国的电影分级也绝不会允许“三级”影片的拍摄和放映,电影管理局达摩克斯利剑――无情的剪刀会自觉地剪除这一切。另外,中国电影管理观念远远落后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管理,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了多元主义的存在,新写实、先锋主义、寻根文学、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广泛兴起,特别是新写实以暴露及反映普通百姓生存压力的作品非常繁荣,但是,这些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却要被遭到广电局的禁止。《安阳婴儿》原载于《小说界》2001年第1期,入选人民文学2001年度小说精选集,可是被王超拍摄成电影后则被打入了“地狱”。刘庆邦小说《神木》是获得老舍文学奖的作品,被拍成电影《盲井》,却一直是内地的禁片,而这部电影使得王宝强从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真正地开始走红影坛,今天活跃在红色经典的银幕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至今,有多少部非常优秀的电影被革除院线,也许只有广电局的领导最清楚。一种为了保官利己的伪和谐,保守与中庸的姿态,坑害了多少电影人的心血!中国电影生产力的压制依然存在,中国电影分级制任重道远。
第三,中国电影分级制必须实施,并让电影生产力早日获得全面解放。犹前所述,电影分级制是电影自身规律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人为的阻挡及僵化的限制,可以压制一时,但绝不可能压制永世!中国电影审查者的几个官僚的审美,不能代表全国13亿民众的审美需要,事实上他们压制的不少电影在中国大街小巷DV店里随时可买,在网络上随时可以下载。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电影艺术家的辛勤汗水与经济投入,电影分级是非常必要的。电影分级制的动力,更多地来自观众的迫切需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郭志坚就在其个人博客上痛批《让子弹飞》“故事情节有点不合逻辑与拖沓冗长”“充斥全片的脏话(国骂)、血腥场面和性暗示”,“让观众感觉极不舒服”,不适于青少年入场观看。他表示,自己在电影未散场时已主动退场。郭志坚指出,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一部影片只要通过相关部门审核就可以进入院线向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播映。他说,“试问当一个孩子,尤其是青少年看了这些‘拳头加枕头’的画面之后是否会给他们正在成长的身心注入一股非理性的冲动,我很担心!票房重要,责任更重要!”⑥主播郭志坚的呼吁代表了大多数普通观众对电影分级的心声。
第四,中国电影分级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虽然每年中国都进口不少国外影片,拉动了国内电影的票房价值。可是,在中国早已经加入了WTO后,中国的电影市场管理应该与国际接轨,中国不仅仅是将国外的电影进口到国内,而还应该将中国的电影输出去。电影是文化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样,要占领国际市场。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可以满足电影与国际国内需要的双向市场,而分级制则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平台。中国目前电影管理者对分级制的偏见和保守,使得中国电影生产力继续被压制,不敢大胆投入与创作,担心被广电局封杀。在如此冷酷严肃的体制下,中国主流电影能够走向国际接轨吗?大量的红色经典能够卖到美国去吗?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获得金熊奖,使张艺谋一举成名,可这部电影获奖的原因,是电影里表现的“抗日”的政治元素还是表现出中国北方农民的野性、顽强的生存力及“我爷爷”“我奶奶”的传奇经历元素?张艺谋后来的电影又有几部走向了国际市场?《断臂山》《大逃杀》《香水》《索多玛120天》,虽然是有争议的题材,同性恋、暴力、性变态等,但是,这些电影毕竟在世界上非常流行,在国际上拥有相当多的观众,中国的导演能够拍出这样的电影吗?中国的电影体制在这些电影孕育阶段就可能把它们全部“枪毙”!中国不存在电影分级,不需要人性复杂的电影,只需要的是红色经典与儒家伦理范围能接受的极其简单朴实人性的电影。在官僚的意识里,中国13亿人口里不存在同性恋,不存在心理暴力,不存在SM和性变态,所以,凡是像《断臂山》《大逃杀》《香水》《索多玛120天》这样的电影,既不准拍摄,也不准进口,当然更不存在出口。可事实上,中国现实人群里,中国电影观众到底有没同性恋存在呢?据专家估计,中国有接近五千万同性恋者,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漠视这些人的情爱选择权与生存状态呢?为什么我们的电影管理者不允许同性恋题材电影的拍摄并禁止进口呢?市场有需要,观众有需要,根本不是三级低俗的影片,仅仅是涉及了复杂的人性就可以被官方禁止吗?这难道不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破坏与干预吗?对观众影视审美需求的扼杀吗?在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电影分级制可以促使中国电影拍摄出更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竞争力的影片。中国电影需要走出去,需要占领国际市场,需要成为电影制造、电影发行的电影经济大国与电影强国,为此,电影分级制必须实施。
第五,体制内计划经济电影管理审查制度早应淘汰。中国经济改革让全世界瞩目,而政治体制改革十分缓慢,中国体制的管理虽然调整了一些政策,允许外资、合资及独立投资电影,但电影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十分僵化,依然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目前,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标准是什么?其标准合符艺术规律原则、市场原则及审美原则吗?是一种主观的官僚意识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世界性意义的标准?中国体制内审查拍摄的电影每年都是500部以上,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又有多少电影真正进入了中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呢?多少电影真正属于艺术审美水平高准的电影?事实是这些电影最终成了仓库的祭品,无法上线,浪费电影资源。中国体制内计划经济模式的电影审查制已经过时,严重阻碍了电影生产力积极性发挥,呼吁将其淘汰,以电影分级制的设立而代替。
总之,电影分级是一种必然,导演呼吁,观众呼吁,市场本身也在呼吁。作为国家电影的管理者,必须高瞻远瞩,以理性客观的视野对待电影分级制本身,在没有试验之前,匆忙地得出中国电影不宜分级是独断的、草率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如果阻止电影分级,就是阻止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是对电影人的不尊重和漠视,对艺术家及中国观众的审美践踏。中国电影分级制不颁布实施,对于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对于下一代人的成长,对于中国当代民族的整体素质的完善与提高都是有着妨碍作用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中国百花齐放的电影真正的春天还会远吗?
注释:
① 顾小萍:《〈米〉原著作者苏童:中国电影分级我赞成》,《江南时报》,2003年3月6日。
② 王小帅:《中国电影必须分级,暗流必定会涌出》,《城市画报》(广州),2005年11月。
③ 袁蕾:《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电影局》,《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4日。
④ 杨华云:《广电总局:中国尚不适宜推进电影分级制》,《新京报》,2010年8月20日。
⑤ 黄维:《张宏森:解放电影生产力 电影产业六年探索变化可喜》,中国文化产业网,2009年5月8日,/content/200958/news_。
⑥ 《央视主播痛批“子弹”电影分级制遥遥无期》,《南方周末》,2010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