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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阿房宫赋》原文及译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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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赋原文及翻译范文1

一、比喻句的翻译

文言文中,比喻修辞格运用得相当普遍。比喻是用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事物,以便表达得更加生动鲜明。例如李密《陈情表》中的“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该句也是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方式。此句中的“日薄西山”就是比喻祖母刘氏寿命将尽。在翻译时可采用描述性的语言将其译为:只因为祖母刘氏的生命就像太阳将要落到西山一样,奄奄一息,生命垂危。

比喻可分为明喻、暗喻、借喻三种类型。明喻的翻译方法,一般只要把句子译成“……像……”或“…好像…”的格式就可以了。暗喻的翻译方法可以有两种,一是直接译成判断句,成为“甲是乙”的格式;一是把它变成明喻,在本体和喻体中间用“好比是”相连,使之成为“甲好比是乙”的格式。例如《鸿门宴》中的“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该句是暗喻,可译为“现在人家是刀和砧板,我们是鱼、肉,还辞别什么呢”。

借喻的翻译方法就需将喻体直接换为本体或抓住喻体采用形象描绘的方式进行意译。比如贾宜的《过秦论》中的“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一句,其中的“金城千里”就要译为“坚固的城池连绵千里”或“像钢铁一样坚固的城池连绵千里”。

二、借代句的翻译

文言文中,借代修辞格运用得也是相当普遍的。借代是借用相关的事物来称代要说的事物,对借代的翻译就是要译出所代的事物。例如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句,这里的“布衣”是代指“平民”,因为古时平民多穿麻布衣服,所以用这一特征来代指,因此应译为“平民百姓”。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按字面译为“穿布衣服的人”,那就译错了。再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一句,就要把“口舌”译成“言辞”。这样的句子还有《荀子・劝学》中的“金就砺则利”一句,经过分析我们知道此句采用的是借代的修辞方式。“金”是借代,代指“金属制成的刀剑”,属材料代物。翻译时要直接点明借代的本体,译为:金属制成的刀剑放在磨刀石上去磨就锋利。如果不了解该句中使用了借代的修辞方式就很容易闹出笑话来。

所以在遇到含有借代修辞的句子时,就应采用直接点明借代本体的方式进行翻译。

三、互文句的翻译

互文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在文言文中也较为常见。它虽在形式上分开叙述,但在内容(意义)上要合起来理解。其特点是上文里含有下文将要出现的词,下文里含有上文已经出现的词,上下文的意思互相交错、补充。我们在理解互文时,应将相应的内容合并到一起意译。

比如《孔雀东南飞》中的“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一句,在翻译的时候不要错解为“(墓的)东西栽上了松树和柏树,左右种上了梧桐”,而要判断出该句是采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应理解为“(墓的)东西左右都种植了松树、柏树、梧桐”。再有《阿房宫赋》中的“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句,应该译为“燕、赵、韩、魏、齐、楚聚敛收藏的珠宝、珍奇、精品”。

这类句子在翻译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内容上前后互相补充的情形。

四、委婉句的翻译

在语言表述中,为了某种需要,对某件事情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委婉。委婉在文言文中运用相当广泛,尤其是外交辞令、人际关系等方面。在具体翻译时一定要译出其本意来。例如《赤壁之战》中的“曹操遣权书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一句,这一句属于外交辞令的委婉,曹操大军压境,企图一举灭吴,而表面上却说和吴一起打猎;其中“会猎”是用委婉的方式进行军事威胁,意思是“较量”,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而应注意译出其本意来。实际上讳饰也是委婉的一种,往往是由于人的忌讳而改变了说法。如对于“死”,帝王死叫“山陵崩”“宫车晏驾”等,老百姓死则称为“填沟壑”等等,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中“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一句,在这里该句为了避凶险不吉,不说“死”,而说“填沟壑”,说法比较委婉,在翻译时可直接译为“死”。

因此,在翻译含有委婉修辞格式的句子时,要注意直截了当地译出其本意来。

五、并提句的翻译

阿房宫赋原文及翻译范文2

关键词:文化内涵;音译;等效原则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地名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语言符号,是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为了识别周围环境对位于地表特定位置上的地方所赋予的名称,是由一定的词和词组构成,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对toponymy 的解释为:“the place-names of aregion or language or etymological study of them.”从以上中英文对地名的解释来看,地名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具有一定的形态和意义,尤其是词源意义。地名的命名都有其原因,或依据自然地貌特征,或依据某社会人文特点。如“海参葳”,其指称意义是指前苏联与中国、朝鲜接壤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词源意义是“盛产海参的港湾城市”,又如Europe,其指称意义是欧洲大陆,而其词源意义来自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欧罗巴”的芳名。可见,地名往往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或社会文化内涵,它还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某一地区及其某一历史阶段的地貌特征、物产、经济、历史史实(事件或人物)、生存范围、历史变迁以及宗教信仰等。中华大地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对地理位置的命名更是丰富多彩。

一 中国地名的文化内涵

1 中国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地名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许多古老的地名往往负载着历史时代的许多印记,地名可以告诉人们朝代的年号、官府的名称、皇帝用字的避讳等。而且一般都会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如:古城苏州,有十几个别称:春秋时期是勾吴的首府,称为吴中,也称吴都。战国时建立吴国,别称吴门。秦属会稽郡,郡县连称吴会。隋朝以后才以姑苏山为由改称苏州。

在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如有地名与帝王及其皇族的名字相同,就必须更改,也就是避讳。这种避讳在历史上非常流行,唐宋时期达到高峰。如河南省洛阳市的宁人坊,原名为宁民坊,因其讳唐朝李世民的名字,而更改为宁人坊;湖北咸宁县,原名为永安县,但在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因避太祖父赵殷永安陵讳而更名为咸宁县。

另外,地名还能够折射出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各行各业,各种市集的集散地。如北京的马厂、羊房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兴旺发达的畜牧业;北京的沙锅刘胡同、豆腐陈胡同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的手工业情况;北京的瓷器口、帽儿胡同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的经销的商品。北京的周口店、长城、天安门、紫禁城、十三陵等地名都能折射出古老北京的悠久历史。

2 中国地名的宗教文化内涵

中国自古至今曾出现过许多宗教,各种宗教名胜古迹的名称均属地名,是宗教文化产物。我国的宗教名胜大致可分四类:庙(如八仙庙、药王庙、老虎庙等)、观(如白云观、玄妙观、回龙观等)、宫(如天宝宫、后天宫)、寺(如南山寺、少林寺)。庙是人们供奉祖先、佛、神、仙、历史名人或进行祭祀的地方,如关帝庙、岳飞庙、土地庙等。这些庙名虽然简单,却反映出丰富的文化含义。有的庙名是以各种神、佛、仙名命名,如财神庙;有的是以历史人物命名,如周公庙;有的是以其他神如动物神或山神命名,如老虎庙。观,在上古,是作为宫廷或宗庙大门两侧的高大建筑物。如白云观、产生观、等。这些道教的“观”名称,有的表明道教的理想,如产生观;有的表明道教的信仰,如朝天观。宫,原用于指人们的住宅,后指帝黄的高大居室。道教兴起,尊奉天上玉皇大帝、神仙,自然可用“宫”作为建筑物名称,如太清宫、布答拉宫。这些道教的宫名称,有的表明道教的理想,如万寿宫;有的表明道教信仰,如奉仙宫。寺是佛教建筑名。禅院,佛寺的别名。“禅”的意思是“静虑”、“思维修”,即心中寂静、没有杂念。这是苦修成佛的途径。“院”本指宫室的围墙,后来和尚、尼姑等主处称院。明代以后,出现禅院。佛教的命名反映出所供奉的佛神、佛教文化追求的理想、倡导的修行理念以及对国家的态度。有的佛寺是以佛神命名的,如千佛寺、观音禅寺;有的是以佛教追求理念命名的,如报恩寺、永泰寺等;有的是以佛教修行的理念命名的,如南华禅寺、观音禅寺等;有的是以佛教教义命名的,如菩提寺、华严寺;有的是以佛教爱国观念命名,如兴国寺、报国寺等。[1]

3 地名与社会心态

郭锦桴认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心态不仅有伦理观念而且还有社会价值观、社会共同心理,甚至有宗教信仰精神。[2]从文化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地名不仅反映地理的自然景观的种种特点,而且也反映人文地理景观的各种特点,甚至还反映民族的社会心态。在我国地名中,地名往往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心理、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精神等人们所共有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映。如长安镇、吉安县、福建省等这些地名反映出人们对美好富裕生活的一种向往,对幸福长寿生活、富强昌盛的社会的一种追求;太平山、永安市、安定门等这些地名反映出人们希望天下太平,永远过着和平、安定、平安的日子;顺义县、武汉市、五华山等这些地名则反映出人们重义、重武卫的社会心态。另外,中华民族的历史社会是一个重宗族的社会,人们把宗族看成是社会构成的主要支柱。皇帝把天下当做自己的天,老百姓把本宗族的居住地当做本族的乐土,在地名上冠以族姓。如石家庄、李家弯、王家店等。除此之外,我国许多地名还反映人们对龙神及历史人物崇敬和敬仰的社会心态。汉代《说文》介绍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由此表明,龙并非一般动物,它变换摸测,是了不起的神物。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因为其头部像牛、马或蛇,又有蛇躯、鳞身、鱼尾、鹰抓、龟足,因此人们认为龙能反映中华多民族的融合,被作为中华民族崇拜、信仰的图腾。因此中国许多地名都带有“龙”字。如盘龙江、龙王庙、龙山等。 二 中国地名的翻译

阿房宫赋原文及翻译范文3

对文言文的“文”深入理解探讨,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精神品质,促使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文言作品中的“文”还是吸纳写作养料的重要途径。文言文是一座储存丰厚的艺术宝库。学了《苏武传》,学生就深深懂得了什么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学了《陈情表》、《项脊轩志》,学生就明白了至爱亲情的可贵。学生多和这些人物“对话”,感受他们非同一般的情感、智慧,直接体味他们不同凡响的忧患意识、生命意识、家国意识,这样就会形成高层次的生死观、荣辱观、忧乐观,在精神上走向丰润完满。而这些都将会化作他们写作的素材。既然文言文教学不能重“言”轻“文”,那么我们在对学生进行“言”教时,如何进行“文”教呢?

一、诵读法

言为心声。作者在写作之时已融入自己的情感,或悲或喜,或平淡或失落,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握文本的内在情感及变化,引导学生诵读,注意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韩愈在他得知痛失哥哥的独子、自己相依为命的亲人韩十二郎时,回忆了嫂子哺育之恩,叔侄情深,自己工作频频调动,无暇顾及十二郎,而今却是“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从此阴阳两隔,悲从中来,全文诵读时感情应是低沉、凝重、伤感的。学习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我要求学生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个描写奇险场面的句子,用高昂语调、稍快节奏将那种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的意境表达出来;而对最后“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两句要读得低沉些、缓慢些,以表达壮志难酬、白发早生的无限感慨、叹惋的感情。

二、联想法

顾名思义,由此事联想到彼事,由此人联想到彼人。我曾给学生讲过神话故事《夸父追日》,只有37个字。理解文意之后,我引导学生展开联想,那个向着心中太阳永不停下前进脚步的夸父,越过千年悠悠岁月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会令我们想起谁呢?历史上还有哪些“夸父”?学生想起了很多人,想起了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进行不屈革命斗争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想起_r我国文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鲁迅、老舍、傅雷等,这些“夸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对今天莘莘学子的精神成长仍能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

三、比较法

1 同一题材文章的比较。《过秦论》和《阿房宫赋》比较,两文都讨论秦国由盛到亡的原因,写作意图也都讽喻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但立意上有所不同。贾谊认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则认为“六国不能各爱其人,秦亦不能复爱六国之人”。

2 同一作者文章的比较。前后《赤壁赋》是苏轼在同一地点黄州所作,前后相隔不过三个月,但作品中流露的情感已大不相同。《前赤壁赋》中诗人“扣弦而歌”,后虽然生出悲凉之感,但终在山水中超然物外、忘怀得失。《后赤壁赋》中,苏轼想从山水中寻求超脱,结果却事与愿违,对前途、理想、追求、抱负感到渺茫。

3 同一时代文章的比较。先秦诸子散文放在一起比较,可更清楚地感受到各家的风格,《论语》质朴含蓄,有格言味;《孟子》气势充沛,长于论辩;《庄子》想象奇幻,行文恣肆;《荀子》朴实浑厚,严整精密;《韩非子》锋芒锐利,说理透辟。

四、问题探讨法

通过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加深对文本内涵的理解。比如我在教授《后赤壁赋》时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①来到赤壁,首先进入诗人视线的是怎样的景色?②南此诗人抒发了怎样的感慨?③诗人为何会“划然长啸”?④诗人为何又会“悄然而悲”,“凛乎”不可久留呢?⑤长啸后的寂静悲伤,使苏轼不敢久留,于是重新回到船上,放任一叶扁舟随流水漂荡,这表现出诗人怎样的情感变化?引导学生理解苏轼是如何从屡遭贬谪的困境中突围出来的。

阿房宫赋原文及翻译范文4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应充分调动、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的意识和在课堂上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进取精神,如何将文言文教学融入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本文尝试看图复述、据图背诵,配置翻译、展开对话,翻译“接龙”、优胜劣汰,发挥想象、读写结合,成语概括、一举两得等教法,以求解学生学古文之难,教师教古文之累,让经典古文陶冶学生的情操。

关键词

文言文教学 创新教法 尝试

一、看图复述,据图背诵

图画总是以最直接最形象的方式呈现生活内容,这刚好可以弥补文言文与实际生活距离大的不足。如教《邹忌讽齐王纳谏》,可出示五幅图:第一幅题曰“问妻”,画着刚刚起床的邹忌照着桌子上的镜子,问正在替他整理衣服的妻子(此细节表明与妻子关系的亲昵,体现文中的“私”字),显示出字幕“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答话也可用字幕显示。第二幅“问妾”,画中之妾最好能显出“畏我”的神态。第三幅“问客”,第四幅“自省”,第五幅“巧谏”。要求学生对着画把故事情节复述、翻译出来。最后,还可对着画进行背诵。画面内容教师可自行设计,最好能显示文章的情节层次,突出能表现人物特征的细节。画的题目可以让学生通过对课文内容的概括自拟。

有时,画的内容不限于人物与情节。如教《触龙说赵太后》,可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自行绘制出郑、晋、秦的方位、形势图,请一位上台充当烛之武,对着黑板上挂着的自己绘制的图作形势分析,说谏秦师。

二、配置翻译,展开对话

如果文言文仅仅是对字词句的翻译,那么久而久之它在学生的眼中就会成为一堆文字堆砌的材料。但文言文和现当代许多情文并茂的文章一样,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饱含着作者的爱恨情仇。只是因为文字的隔阂,才使社会生活淡化。因此,活化文章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许多老师让学生演课本剧,其用意便在于此。但演课本剧耗时大,参与者有限。可对此加以变通,由前后两桌同学搭档,给主角配置翻译,展开对话。如《触龙说赵太后》以对话为主,而且对话中显个性,对话中显口才。可安排前后桌四位同学搭档,一人饰演触龙,一人饰演赵太后,用课文原文对话,他们的同桌分别充当他们的翻译。于是在充分的背诵,准备好台词后,触龙一瘸一拐地从教室门口走进,他的身后,跟着他的同桌翻译。而教室里,赵太后正“盛气揖之”,她的身旁,有位侍女正在给她打着扇子。可别小看这侍女,必要时,她还要充当太后的翻译呢。于是,一场好戏正在开演……

这种方法可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再现出当时的场景。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背诵、翻译、对话训练,可谓能较好地融背、译、说、演于一炉。但在演出过程中,教师应注意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理解、翻译、背诵,并要求各组先在位置上预演一遍,教师再请出一、二组表演。

三、翻译“接龙”,优胜劣汰

文言文不翻译不行,老师从头到尾译,不仅自己累,学生听着也累。请同学翻译,请到的只是几个学生,面不广、兴趣也不高。可引入竞争机制,让每小组翻译“接龙”,一个同学翻译一句,一小组按座位次序挨个来,只要有一位同学翻译错,就将该组淘汰出局。这种方法,可激发同学的“斗志”,他们往往为了整组的利益,而充分做好翻译的准备,因为不知道自己轮到的是哪一句,因此,得把每一句都弄得很准确,他们查找资料,询问同学,请教老师,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也可进行“挑错”比赛,由老师翻译,在重要的字词上故意出错,让学生找出老师翻译错误的地方,哪一组找的错误最多最准,哪一组取胜。这种方法可以加强学生的注意力,培养他们专心听的能力,同时也可督促他们的预习。

四、发挥想象,读写结合

想象是构成语文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都与想象力有关。学习一些故事、寓言性质的短小的文言文,如庄子的《秋水》《庖丁解牛》,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的文章等,可以事先不告诉是哪篇文章,先出示蔡治忠的漫画,掩盖掉所有的文字,让学生发挥想象设计对话,自编一个故事。然后再出示蔡治忠为画面配上的对白和文字,最后才出现原文。这样倒个个,到最后才揭出谜底,既可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言语能力,又能在对比中引起对课文内容的关注,加深印象。

如我曾用多媒体出示蔡治忠的漫画《阮裕焚车》,让学生自行编制画面说明,可用现代文,也可用简略的古文。有学生这样编制,画面一:裕有好车,日日招摇过市,市人望之,避之唯恐不及。画面二:有一人求见,见之,曰:“君子当谦谦有礼,狂妄非君子也。”裕曰:“诺。”画面三:裕慨然叹曰:“君有好车,本为可喜。乃使人畏我,何以车为?”言罢,纵火焚之。学生动手写完发言后,再出示蔡治忠为画面配上的说明。画面一:阮裕在刚县时,曾有一辆好车,只要有人向他借车,他无不答应。画面二:有一次,有人为了埋葬母亲,想跟他借车,但又不敢开口。画面三:后来阮裕知道了,想“一个人有车,却让别人不敢向他借,有车又有什么用呢?”便把车子烧了。最后才现出原文:“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

虽然学生编的不管是在故事情节上,还是语言上都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但学生在编制的过程中已经开动了脑筋,而且动用了他们原来学过的文言知识和句式。这正是我们教者做这样设计的目的。

五、成语概括,一举两得

阿房宫赋原文及翻译范文5

关键词:文化内涵;音译;等效原则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地名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语言符号,是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为了识别周围环境对位于地表特定位置上的地方所赋予的名称,是由一定的词和词组构成,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对toponymy 的解释为:“the place-names of aregion or language or etymological study of them.”从以上中英文对地名的解释来看,地名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具有一定的形态和意义,尤其是词源意义。地名的命名都有其原因,或依据自然地貌特征,或依据某社会人文特点。如“海参葳”,其指称意义是指前苏联与中国、朝鲜接壤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词源意义是“盛产海参的港湾城市”,又如Europe,其指称意义是欧洲大陆,而其词源意义来自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欧罗巴”的芳名。可见,地名往往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或社会文化内涵,它还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某一地区及其某一历史阶段的地貌特征、物产、经济、历史史实(事件或人物)、生存范围、历史变迁以及等。中华大地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对地理位置的命名更是丰富多彩。

一 中国地名的文化内涵

1 中国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地名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许多古老的地名往往负载着历史时代的许多印记,地名可以告诉人们朝代的年号、官府的名称、皇帝用字的避讳等。而且一般都会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如:古城苏州,有十几个别称:春秋时期是勾吴的首府,称为吴中,也称吴都。战国时建立吴国,别称吴门。秦属会稽郡,郡县连称吴会。隋朝以后才以姑苏山为由改称苏州。

在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如有地名与帝王及其皇族的名字相同,就必须更改,也就是避讳。这种避讳在历史上非常流行,唐宋时期达到高峰。如河南省洛阳市的宁人坊,原名为宁民坊,因其讳唐朝李世民的名字,而更改为宁人坊;湖北咸宁县,原名为永安县,但在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因避太祖父赵殷永安陵讳而更名为咸宁县。

另外,地名还能够折射出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各行各业,各种市集的集散地。如北京的马厂、羊房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兴旺发达的畜牧业;北京的沙锅刘胡同、豆腐陈胡同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的手工业情况;北京的瓷器口、帽儿胡同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的经销的商品。北京的周口店、长城、天安门、紫禁城、十三陵等地名都能折射出古老北京的悠久历史。

2 中国地名的宗教文化内涵

中国自古至今曾出现过许多宗教,各种宗教名胜古迹的名称均属地名,是宗教文化产物。我国的宗教名胜大致可分四类:庙(如八仙庙、药王庙、老虎庙等)、观(如白云观、玄妙观、回龙观等)、宫(如天宝宫、后天宫)、寺(如南山寺、少林寺)。庙是人们供奉祖先、佛、神、仙、历史名人或进行祭祀的地方,如关帝庙、岳飞庙、土地庙等。这些庙名虽然简单,却反映出丰富的文化含义。有的庙名是以各种神、佛、仙名命名,如财神庙;有的是以历史人物命名,如周公庙;有的是以其他神如动物神或山神命名,如老虎庙。观,在上古,是作为宫廷或宗庙大门两侧的高大建筑物。如白云观、产生观、等。这些道教的“观”名称,有的表明道教的理想,如产生观;有的表明道教的信仰,如朝天观。宫,原用于指人们的住宅,后指帝黄的高大居室。道教兴起,尊奉天上玉皇大帝、神仙,自然可用“宫”作为建筑物名称,如太清宫、布答拉宫。这些道教的宫名称,有的表明道教的理想,如万寿宫;有的表明道教信仰,如奉仙宫。寺是佛教建筑名。禅院,佛寺的别名。“禅”的意思是“静虑”、“思维修”,即心中寂静、没有杂念。这是苦修成佛的途径。“院”本指宫室的围墙,后来和尚、尼姑等主处称院。明代以后,出现禅院。佛教的命名反映出所供奉的佛神、佛教文化追求的理想、倡导的修行理念以及对国家的态度。有的佛寺是以佛神命名的,如千佛寺、观音禅寺;有的是以佛教追求理念命名的,如报恩寺、永泰寺等;有的是以佛教修行的理念命名的,如南华禅寺、观音禅寺等;有的是以佛教教义命名的,如菩提寺、华严寺;有的是以佛教爱国观念命名,如兴国寺、报国寺等。[1]

3 地名与社会心态

郭锦桴认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心态不仅有伦理观念而且还有社会价值观、社会共同心理,甚至有精神。[2]从文化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地名不仅反映地理的自然景观的种种特点,而且也反映人文地理景观的各种特点,甚至还反映民族的社会心态。在我国地名中,地名往往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心理、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精神等人们所共有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映。如长安镇、吉安县、福建省等这些地名反映出人们对美好富裕生活的一种向往,对幸福长寿生活、富强昌盛的社会的一种追求;太平山、永安市、安定门等这些地名反映出人们希望天下太平,永远过着和平、安定、平安的日子;顺义县、武汉市、五华山等这些地名则反映出人们重义、重武卫的社会心态。另外,中华民族的历史社会是一个重宗族的社会,人们把宗族看成是社会构成的主要支柱。皇帝把天下当做自己的天,老百姓把本宗族的居住地当做本族的乐土,在地名上冠以族姓。如石家庄、李家弯、王家店等。除此之外,我国许多地名还反映人们对龙神及历史人物崇敬和敬仰的社会心态。汉代《说文》介绍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由此表明,龙并非一般动物,它变换摸测,是了不起的神物。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因为其头部像牛、马或蛇,又有蛇躯、鳞身、鱼尾、鹰抓、龟足,因此人们认为龙能反映中华多民族的融合,被作为中华民族崇拜、信仰的图腾。因此中国许多地名都带有“龙”字。如盘龙江、龙王庙、龙山等。

二 中国地名的翻译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交际的正常进行有赖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和对象。源出者(originator ,指作者或说话人) 按照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传递信息,接受者( receptor 指读者或听者) 根据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功能来正确把握其意义。译者只有忠实完整地再现原文,尽量做到译语与原语的功能效果对等,才能使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多的信息和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感受。[3]

关于地名的翻译问题,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新华社、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在20 世纪中叶, 各自制定了英、俄、法、德等语种的地名译音表。1989 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统一制定了《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和英、法、西、德、俄、阿等语种的地名汉字音表以及罗、蒙、捷、匈等54 个语种的地名译章表草案。1993 年, 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了英、俄、法、德、西、阿等地名译写规则。 中国地名委员会撤销后, 这方面工作由民政部

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司负责。1999年我国又颁布了《地名标牌城乡标准》,明确规定用汉语拼写我国地名。

笔者认为“等效原则”(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最适用于地名的翻译。所谓等效原则并不是指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对等关系,即“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作的内容,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4]等效原则强调的是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应该大致相同,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而非形式对等。地名是某一文化有事物的名称,属于专有名词。翻译时究竟采取什么译法,必须视具体情况而作灵活处理。

1 地名的译写应以音译(transliteration) 为主,力求准确规范

过去我国地名、人名译写均使用威妥玛式拼法。威妥玛式拼法是由英国外交官、汉学家Thomas Francis Wads(威妥玛,1818-1895)所创,他在中国从事了四十多年的侵略活动,与1888年创造的威妥玛式拼法影响很大。威妥玛式拼法拼法译写我国地名人名是不准确的,如用英语的清辅音“p,t,k”拼写汉语的爆破音“b,d,g”,如青岛(Qingdao)-Chingtao,北京(Beijing)-Pewking等。1979年后,我国政府规定使用汉语拼音译写我国地名和人名,这是符合“以标准音为依据”的国际通用惯例。音译要严格遵守源语和译语的标准发音规则,如英语发音要根据通用的国际音标,汉语发音则要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地名的音译可参照《英汉译音表》、《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或《世界地名译名手册》(辛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如果一个地名的专名和通名都是单音节词,翻译是应根据汉语的读音规则,将通名看作专名的组成部分进行音译,然后再意译通名,分开书写。如:泰山(Mount Tai), 长江(the Changjiang River),太湖(Tai Lake)等;对于那些同字不同音的汉字,由于他们在具体的地名中读音却是固定的,在翻译这类地名时,我们必须按照中国地名词典标注的汉字读音进行翻译。如:洞庭湖(the Dongting Lake), 哄洞县(Hongtong County), 六盘水(Liupanshui City) 六合县(Luhe County)。

2 蕴涵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应以意译为主,音译加意译为辅

地名的基本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它能够反映出该地名的地域特征意义,或表达人们对地域的吉祥期待,或人们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纪念等。[1]由于有的地名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旅游点名称具有浓郁的文化内涵,在翻译地名时,为了引介地名的文化涵义,激发游客的好奇心理,引发人们对地名的联想,所以地名的翻译除了采用音译法外,还采用意译的方法。所谓地名的意译是指翻译时可将不易为英语读者理解的地名先化解为意义相当的词或词组,然后再译成英文。所以钱钟书先生说过:“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许渊冲教授也认为“翻译甚至可以说是‘化学’,是把一种语言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艺术。”[5]由于英汉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即使将我们所熟知的地名搬到译文中去,英语读者也会莫明所以。

如:祥子昏昏沉沉的睡了两昼夜,虎妞着了慌。到娘娘庙,她求了个神: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味草药。(老舍《骆驼祥子》)施晓青将其译为:Xiangzi was dead to the world for two days and nights,and Tigress began to went to the Temple of the Goddess of Fertility and asked for magic prescription, which called for a little incense ash and two or three medicinal herbs.

如果把娘娘庙按照音译的方法译为“Liangliang Temple”,则无法把我们崇尚神灵的宗教文化内涵表达出来,而施晓青将Liangliang转化为the Goddess of Fertility,国外读者就会对中国这样的宗教文化一目了然。又如“聚仁巷”体现了中华民族讲仁义道德的心理所以Paul White 将他转化成“Gathering Benevolence Lane”;“妙峰山”转化成“Fantasy Peak”等。

三 结语

由上可见,地名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已引起了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的重视,它可以帮助人类了解某一地区、某一阶段的经济、文化、地理。宗教等。在翻译地名时。探析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地名翻译的关键在于 译名究竟以何种合适的方式在目的语中指称源语名称之所指。由于地名解释中,译者实际处理的对象是源语名称的所指而非名称本身,因而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相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实际上执行着一个对源语名称的所指进行重新命名的行为,从而实现语符——所指关系在目的语的重构。

参考文献:

[1] 卢红梅。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 郭镜桴。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3] 杨晓军。东西方地名文化比较及翻译策略[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5):1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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