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意见书【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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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意见书【第一篇】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
案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起诉书号：兴检公刑诉[20xx]33号
审判长、审判员：
在今天公开审理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危害公共安全一案的法庭上，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受本院检察长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分别对被告人进行了讯问和发问，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分别就自己参与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事实向法庭作了供述，在法庭举证阶段，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一系列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物证。以上证据均当庭经被告人进行质证，已充分地证明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共同作案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下面，公诉人就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构成，犯罪的根源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及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公诉意见：
一、《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为了非法谋取他人财物，相互勾结在一起，事先预谋，分工明确。马文艺、郑彦康伙同范少聪、王利强于2012年4月17日，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实施制造虚假交通事故，诈骗他人财务，危害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客观上，该犯罪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
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被危害的权利主体的不特定性。行为人在侵害开始时就没有明确具体的人和物，而是指向不特定的多数，或者是行为人的初衷是要针对具体的人和物进行侵害，但由于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在危害特定对象的同时，也随时可能危及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案中，四被告人虽然是事先选定了一个特定的被害人及所驾驶的车辆作为侵害对象，但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由于案件发生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多、车速快，这种制造虚假交通事故的行为可能随时危及选定目标以外的其他多数车辆，使其发生追尾或其他车毁人亡等不确定的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
三、主观上，被告人具有明知的犯意。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要求行为人对危害公共安全这一危险后果具有“明知”的认识。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虚假交通事故，肯定对造成所选定车辆上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事先有明确认识，属于直接故意；同时，根据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被告人也应该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在高速公路上的这种行为，极其容易造成对选定目标以外的第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但却放任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
四、该犯罪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
众所周知，交通事故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每年都造成相当多的人死亡，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尤其如此。因此，本案中被告人在高速公路上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刑法》已经列举出来的其他四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同时，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一般都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受损，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可以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
五、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根源及量刑意见。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四人于2012年4月17日相互勾结，共同作案，除了四个被告人文化程度低，存在侥幸心理外，还与四被告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奉公守法、规矩做人，自私、狭隘的本性是分不开的。常言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四个被告人，你们想得到财物，不通过正常渠道如劳动、打工等方式取得，而是通过制造虚假交通事故来诈取他人财物，危害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你们是于心何忍？而且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的刑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还要更严重。
我国《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v^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被告人犯多大的罪，就应当依法判处其相应的刑罚。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确保公民的人身权不受侵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触犯了《^v^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在共同犯罪中，马文艺、郑彦康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范少聪、王利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因四位被告认罪态度较好，故建议判处被告马文艺、郑彦康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被告范少聪、王利强两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需要，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以上意见，建议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公诉人：王彦莉、李虎
公诉意见书【第二篇】
根据《_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公诉人对被告人齐平景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被告人齐平景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_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贪污公款人民币6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_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依照《_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
第二，被告人齐平景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根据《_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第三，被告人齐平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对其犯罪行为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省。在今天的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齐平景虽多次强调其为国图公司创造的效益和做出的贡献，对其受贿的主观恶性也进行了辩解，但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保持了比较好的认罪态度，并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
审判长、审判员，请合议庭综合本案的事实、证据、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对被告人齐平景依法作出判决。公诉意见暂时发表到此。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
案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起诉书号：兴检公刑诉[20xx]33号
审判长、审判员：
在今天公开审理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危害公共安全一案的法庭上，根据《_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受本院检察长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分别对被告人进行了讯问和发问，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分别就自己参与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事实向法庭作了供述，在法庭举证阶段，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一系列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物证。以上证据均当庭经被告人进行质证，已充分地证明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共同作案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下面，公诉人就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构成，犯罪的根源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及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公诉意见：
一、《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为了非法谋取他人财物，相互勾结在一起，事先预谋，分工明确。马文艺、郑彦康伙同范少聪、王利强于2012年4月17日，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实施制造虚假交通事故，诈骗他人财务，危害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客观上，该犯罪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
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被危害的权利主体的不特定性。行为人在侵害开始时就没有明确具体的人和物，而是指向不特定的多数，或者是行为人的初衷是要针对具体的人和物进行侵害，但由于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在危害特定对象的同时，也随时可能危及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案中，四被告人虽然是事先选定了一个特定的被害人及所驾驶的车辆作为侵害对象，但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由于案件发生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多、车速快，这种制造虚假交通事故的行为可能随时危及选定目标以外的其他多数车辆，使其发生追尾或其他车毁人亡等不确定的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
三、主观上，被告人具有明知的犯意。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要求行为人对危害公共安全这一危险后果具有“明知”的认识。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虚假交通事故，肯定对造成所选定车辆上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事先有明确认识，属于直接故意；同时，根据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被告人也应该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在高速公路上的这种行为，极其容易造成对选定目标以外的第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但却放任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
四、该犯罪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
众所周知，交通事故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每年都造成相当多的人死亡，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尤其如此。因此，本案中被告人在高速公路上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刑法》已经列举出来的其他四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同时，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一般都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受损，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可以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
五、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根源及量刑意见。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四人于2012年4月17日相互勾结，共同作案，除了四个被告人文化程度低，存在侥幸心理外，还与四被告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奉公守法、规矩做人，自私、狭隘的本性是分不开的。常言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四个被告人，你们想得到财物，不通过正常渠道如劳动、打工等方式取得，而是通过制造虚假交通事故来诈取他人财物，危害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你们是于心何忍？而且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的刑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还要更严重。
我国《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_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被告人犯多大的罪，就应当依法判处其相应的刑罚。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确保公民的人身权不受侵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触犯了《_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在共同犯罪中，马文艺、郑彦康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范少聪、王利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因四位被告认罪态度较好，故建议判处被告马文艺、郑彦康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被告范少聪、王利强两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需要，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以上意见，建议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公诉人：王彦莉、李虎
公诉意见书【第三篇】
被告人单增德从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堕落为重大职务犯罪的被告人，究其原因，客观上确实存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其个人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没有及时深刻的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忘记了_员的崇高理想信念和宗旨，丢掉了作为国家干部的职业操守，从而导致道德上的滑坡，作风上的蜕变。
被告人单增德的犯罪是严重的，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第一，“手莫伸，伸手必被抓”。犯罪离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并不遥远，守不住自己的底线，把手中的权力当做捞取财物的资本，就在那一伸手之间，就沦为阶下囚。
第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检加强政治修养和党性锻炼，严于律己，防微杜渐，自觉与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长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的侵蚀，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廉以养德，洁身自好。同时在如何掌权、如何用权、如何对待权与钱、处理公与私这些原则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处于公心，才能坦坦荡荡做人。只有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公仆本色，才能对党负责，为民尽责。
公诉意见书【第四篇】
内容提要： 我国《物权法》第 28 条因“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是司法裁判权、仲裁裁决权、强制执行权行使的结果，属于因公权力的行使发生的物权变动，故物权变动是否因公权力的行使而发生是确定该条款中“法律文书”涵义和类型的基础。由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及形成之诉各自功能所决定，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形成性法律文书，不包括确认性和给付性法律文书。形成性法律文书主要是指形成判决，即因形成诉权的行使作出的判决，而确认单纯形成权行使效力的判决不是形成判决。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和强制抵债裁定也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民事调解书不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的范畴，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一、据以讨论的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 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公司购买乙公司的某房产，甲公司支付房款后该房产即归甲公司所有。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如约向乙公司支付了房屋价款，乙公司也依约将房屋交付给甲公司。因房屋未过户到甲公司名下，甲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对于该案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已经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是物权变动的依据之一，从充分保护买受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于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法院可以做出确权判决。”[1]另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28 条中的法律文书仅指形成性法律文书，而非确认性或给付性法律文书。本案应属于履行合同的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此类案件，应遵循物权变动原则，告知当事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并据此进行裁判。(该案例来源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2011) 济民一初字第 12 号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案例二： 甲、乙夫妻共有房屋四间，登记在甲名下。2008 年 1 月，甲、乙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第 2 项载明： 登记在甲名下的夫妻共有房屋自愿赠与婚生子丙所有。离婚后，甲、乙分别居住两间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2008 年 5 月，甲以原有的四间房屋抵押，骗取丁 18 万元并挥霍一空。2008 年 8 月，甲被司法机关以诈骗罪科以刑罚。后丁另案起诉甲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判决甲赔偿丁 18 万元。判决生效后，丁申请执行，法院裁定查封了甲名下的房屋。丙依据上述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执行裁决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定争议房屋归丙所有，异议成立，解除查封。现丁起诉，要求确认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对于本案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生效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据《物权法》第28 条之规定，物权已发生变动，房屋归丙所有，应驳回丁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机械理解《物权法》第 28 条，只有形成判决才可以引起物权变动，就物权变动事项所作调解书，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形成力，故应判决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2]
我国《物权法》自2007 年10 月1 日实施以来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其中关于《物权法》第 28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上述两个案例清晰地展现了此类争议。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包括： 从法律文书的形式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包括调解书、裁定书？从法律文书的性质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仅限于形成性文书，不包括给确认性和给付性文书？ 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形成性文书，形成性文书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由于这类问题的普遍性，为杜绝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权法司法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试图对此作出界定，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第 9 条就“发生物权效力的法律文书”列出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变更或者消灭既存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 28 条所称的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法律文书。第二种意见，导致物权变动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是指直接为当事人创设或者变动物权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第三种意见，该法律文书应当仅限于形成判决、裁决，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确认判决、裁决以及调解书均不在此限。)虽然该问题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还略显单薄。(现有研究没有深入分析《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法律文书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对于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类型分析也不够全面。参见程啸：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含义与类型》,载《人民法院报》2010 年 11 月 10 日第 7 版； 胡川宁： 《论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正如德国学者弗德里希·米勒所言，法定的规范必须经过澄清、精确之后才能适用。[3]14以下，笔者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就《物权法》第 28 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作进一步的澄清。
二、法律文书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特征
任何财产利益的转移都要有法律上的原因，这是罗马法以来的原则，[4]物权的变动也不例外。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依发生根据不同，可分为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虽然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为主要，也最为典型，但是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也并不少见。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以一方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或双方( 或多方) 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为基础进行的物权变动。根据我国《物权法》第 9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此类物权变动必须遵循物权公示原则，未经登记或交付，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非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是在无原权利人甚至法律有意识排除原权利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发生的物权变动。[5]此类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而是因法律规定的事实条件成就而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依照《物权法》第 28 条至第 30 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事实行为等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只要法定原因发生，无需经登记或交付，即可直接发生效力。
为什么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需公示？ 有学者认为，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并非对物权公示原则的破坏，而是对物权公示原则的有益补充。其一，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等引起的物权变动，或有公权力介入，或有法律依据，物权变动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公示性，从而不必进行登记或者交付而直接生效。其二，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作为公示手段，虽然具有使权利关系明晰和保护交易安全的优点，但因其要求过于严格，也给当事人带来不便，不尽符合交易便捷的要求。因此，在将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同时，对本身已经符合公示要求的物权变动，例外地承认不以登记和交付作为生效要件，可以弥补公示要件主义过于严格的缺憾。[6]笔者认为，仅就因生效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而言，此类物权变动之所以无须以法定的公示方法作为要件，关键在于这类物权变动是司法裁判权、仲裁裁决权、强制执行权行使的结果，属于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的物权变动。[7]若此类物权变动仍需公示要件，则与裁判的形成力相矛盾。判决的形成力，在我国又称判决的变更力，是指形成判决所独具的依判决的宣告而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力。[8]判决的形成力于判决确定时发生，不需要通过强制执行。一般情况下，形成判决的形成力及于当事人和任何第三人。此外，由于我国《物权法》第 31 条规定非依法律行为取得物权后再行处分的必须进行宣示登记，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因此，这种物权变动虽然缺少公示，但一般不会损及交易安全，另行公示已无必要。
《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这种物权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物权变动的发生原因来看，这种物权变动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而非基于法律行为。若仅通过判决或裁决的强制执行力实现法律行为所欲的物权变动，则这种变动仍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一方当事人因未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协助另一方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或者判决一方当事人将某动产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这种物权变动的原因系合同，而非司法裁判。其二，从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物权变动的原因在于判决的形成力，故这种物权变动不必公示，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当然发生，无须通过执行程序予以实现；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在发生诉讼的情况下则存在判决的履行问题，物权变动仍然采公示要件主义，履行行为( 交付或登记)即为公示方法。其三，从物权变动的时间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的物权变动于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于公示完成时发生，即动产为交付完成时，不动产为转移登记完成时。
三、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指形成性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