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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重要性的认识通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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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第一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又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科技界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上,肩负着重大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科技进步和创新要为和谐社会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中,尤其要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切实依靠科学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竞争力,只有将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轨道上来,才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从而创造满足人民和社会需求的雄厚财富。

科技进步和创新要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创新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当前,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和谐社会需要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诚实守信的科学道德,整体和谐的科学观念,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崇尚理性、支持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第二篇】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dimension, this paper gives an framework of dimensional structure with respect to corporate science & technology culture, which includes five dimensions:market orientation, time orientation, people-orientation, risk attitud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Simultaneousl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needs of corporate science & technology cultur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ational selection and positioning of dimensions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ulture in modern business, which includes the market-centered, long-term interest-oriented, people-centered, encouraging risk-taking and collectivism.

关键词: 科技文化;文化维度

Key words: science & technology culture;culture dimensions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2-0102-02

0引言

企业科技文化是企业文化体系中的职能子文化,它主要用于指导和规范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行为,并为科技人员共同遵守和奉行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式。企业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与经济文化的交汇。从科技文化角度而言,它反映了科学研究的真理、知识探索与创造属性,即社会的科技精神、科技意识、科技伦理道德观等;而从经济文化角度而言,它反映了企业的经济属性,即企业的经济目标、经济价值观及经济伦理等。

1文化维度理论

对于文化维度的认识,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与斯乔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1961)在其《价值取向的变奏》一文中,提出了六大价值取向,用于描绘文化群体的文化轮廓图,分别为:对人性的看法――善和恶;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人是自然的主人或人与自然和谐并受制于自然;人们对自身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人们对活动的导向――重视做事或重视存在;人们的空间观念――隐秘或公共;人们的时间观念――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或同时做多件事。该理论开创了人们对价值观的二元对立区分认识方法。

沿袭克拉克与斯乔贝克的文化维度理论,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认识企业文化的文化维度分类,如戴尔特,施罗德和莫里埃尔(Detert,Schroeder & Mauriel,2000)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8个维度:①组织中遵从的基本理念;②对时间和时机性质的理解;③激励;④稳定与变化;⑤以工作任务或员工为核心;⑥独立工作与合作;⑦控制、协调与责任;⑧关注内部或外部[1]。罗宾斯(Robbins)和卡尔特(Coulter)在企业文化分类上提出了文化七维观:①创新和甘冒风险――表示企业鼓励员工进行创新和甘冒风险的程度;②注意细节――表示企业希望员工精细、注重细微处的程度;③以结果为中心――表示管理人员对员工的放手程度,即管理人员注重结果而不管取得其结果的方法和过程的程度;④以人为本――表示管理层在决策时考虑决策实施的结果对企业员工的影响的程度;⑤以团队为中心――表示企业活动围绕团队来安排而不是围绕个人来安排的程度;⑥进攻性――表示企业员工进攻、竞争而不是随遇而安的程度;⑦求稳――表示企业行动注重保持现状而非发展的程度[2]。

我国学者李晶、卫则围绕企业内部创业型文化,提出了五个维度:①支持创新的态度。②时间倾向,对内部创业的评估周期和创新方向是着眼于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③人本倾向。④合作协调,即企业采用个人主义倾向还是集体主义倾向,个人主义倾向文化中,创新是以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基础,鼓励个人冒险精神;集体主义倾向文化中,创新是以团体工作为基础。⑤开放式协调[3]。

2企业科技文化的维度结构

企业文化对科技活动目标、作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也是一个多维度的体系。结合企业的文化维度和科技活动创新型文化内核的要求,企业科技文化维度可包括如下方面:

市场倾向――以市场为中心与以技术为中心市场倾向描述企业对科技活动基本功能的认识,以市场为中心强调企业科技活动基本目的和归宿在于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以科技为中心则强调企业科技活动目的和归宿在于增加社会的科技文明。

时间倾向――长期利益导向与短期利益导向时间倾向描绘企业对科技决策与科技绩效的判断依据是以未来长期利益为评价标准还是以短期利益作为判断标准。长期利益导向以未来长期战略和经济利益作为科技决策与绩效评价的依据,而短期利益导向则以当前科技活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作为科技决策与绩效评价的依据。

人本倾向――以人为中心与以物为中心人本倾向描述企业与科技人员的关系。以人为中心强调企业关注的核心和焦点是科技人员的价值,以物为中心则认为科技人员是实现任务的手段。

风险态度――鼓励冒险与惧怕冒险风险态度描述企业在对待科技活动产生的科技、财务、市场等风险和威胁时的容忍程度。鼓励冒险,对风险容忍程度高,大胆倡导创新来追求科技活动不确定性收益;惧怕冒险,对风险容忍程度低,强调通过秩序来保证科技活动的稳定收益。

合作协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合作协调描述企业组织科技活动方式及成就导向。集体主义强调科技工作以团队合作为基本组织形式,注重科技人员对科研团队的归属感,以团体共同利益、荣誉作为成就取向。个人主义强调以科技工作者个人作为基本组织形式,以个人英雄主义作为成就取向。

3现代企业科技文化维度的选择

现代企业科技文化在取向上需选择推动创新的文化内容,表现为:

以市场为中心企业科技文化价值观不同于科研机构、大学等公益性研究机构的价值观,企业对科技活动目的基本认知应立足于不断满足顾客和市场的需要。科技人员创新构思的形式、科技项目的设计、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的设计均需以市场需求和企业内部业务发展作为基本的判断标准。它是基于企业家动机而非科学家动机的科技创新价值观。3M公司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活力的公司之一,其创新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以市场、顾客需求为前提,创新围绕着对市场的回应与考察。

许多学者对创新型文化的研究均表明,对市场和外部环境反应速度或敏感性是提高企业创造力的规范之一(Charles O’Reilly、Enrique、Claver、Schneider等)。对市场和外部环境的敏感性表现为:①将顾客和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创新思想的源泉,研发项目的设计和立项着眼于用户需求;②科技研发和创新全过程中的充分授权,最低限度地降低科研部门中的官僚作风;③迅速决策和创新实施的快速度、短周期。

长期利益向导企业科技文化应着眼于保证和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以长期利益为导向,而不能受短期利益的驱动。长期利益导向表现为多个方面:①企业追求持续进步。企业在技术能力培育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核心刚性”的现象,即原来的核心能力制约和阻碍新的核心能力的培养,无法形成适合市场变化的核心能力更新。企业长期利益导向,就是要克服“核心刚性”,追求持续的进步和更新,形成与市场发展动态适应的技术能力;②企业以未来战略和经济利益作为决策和科技绩效的判断依据。在科技决策和科技绩效评价中要引入战略利益考量,如着眼于建立技术壁垒、形成技术标准或扩大员工安全、健康福利、降低环境污染与伤害。

以人为中心杰恩・川迪斯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社区意识、鼓励用户忠诚和注重细节的实验室才可能拥有关心用户、而且愿意为实验室做出贡献的成员[4]。

科技人员是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企业的科技创新完全依赖于科技人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积极性。由此决定了企业科技文化的定位应着眼于人员,而不是工作本身。只有通过对科技人员的能力培养和满足其需求的积极性提升,才能保证科技工作的质量与效果。

以人为中心的科技文化,要求重视科技人员的作用,尊重科技人员的价值和需求;知人善任,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工作能力与特长,将科技人员安排至适合的岗位上;培育人才、积极对科技人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科技人员的科研能力。

鼓励冒险企业科技活动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其企业科技部门较企业中的其它部门在风险态度方面需要具备不怕失败、宽容失败、承担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新经验的心理意识。因此企业科技文化中必须建立鼓励冒险的群体意识。

Charles O’Reilly(1989)对于成功企业鼓励冒险的规范总结为:①拥有尝试新事物的自由,允许失败;②宽容错误;③允许对“思想者”思路的讨论;④不惩罚失败;⑤对现状的挑战;⑥忘记过去;⑦不热衷于短期行为;⑧希望创新成为工作的一部分;⑨对变革的积极态度;⑩发展和提高动力等[5]。

集体主义企业科技活动的复杂性及知识分工细化与科技创新的综合化矛盾,使现代企业普遍采用了项目团队的组织形式,当前的项目团队不仅来自于同一学科、同一科研机构、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学科、不同科研院所,甚至来自于不同职能部门和企业以外其它单位。因此,团队合作的组织形式决定了现代企业科技文化的基本取向应着眼于集体主义,而不能推崇个人主义。如惠普公司的基本思想是“挑选最优的员工,强调团队协作,激发第一精神”。

现代企业科技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①团队成员拥有共同愿景和目标。Charles O’Reilly (1989)对于成功企业共同目标规范总结为:对组织的自豪感、团队工作、荣辱与共、工作的灵活性、主人翁感觉、消除混淆信息、管理的互相依赖、共同的愿景和方向、建立统一性、互相尊重和信任[6]。集体主义要求科技人员在团队工作中应建立共同理解的目标;共同承担科技活动的责任与后果;团队成员间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与信任共同将科技任务付诸实现;②建立集体主义成就倾向,科技成果及衍生出的科技奖励均来自于项目团队的集体主义贡献与成果,而不是来源于哪一个单一的个人;③开放的信息,在团队工作中要鼓励开放的思想交流与信息共享,而不是知识垄断。Charles O’Reilly(1989)对于成功企业开放性规范总结为:开放的沟通、交流渠道及信息的共享、仔细倾听别人的意见、开放的渠道、才能、开阔的思维、从公司外部获取力量、允许人员跨职能交流、鼓励横向思考、适应顾客的需求、接受批评、不要不理性、智力上的诚实正直、持续培训、期望和接受辩论、主动请教别人等。

参考文献:

[1]Detert J R., Schroeder &Mauriel J J. A framework for linking culture and improvement initiatives in organizat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25(4):850-863.

[2]李桂荣.创新型企业文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15-16.

[3]李晶,卫.内部创业型文化:内部创业与企业文化耦合.科研管理,2008,3:22-27.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第三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Hofstede国家文化理论;科技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技创新是企业占据市场、持久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提高经济实力,参与国家竞争的重要标志。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1]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持久性,会通过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规则制度等多个方面对科技创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传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分析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双重影响,从而为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建议。

1、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

在针对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差异的研究中,荷兰学者H· G ·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Hofstede通过对IBM公司万名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归纳出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主义/女性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Hofstede将Michael·H·Bond针对中国的研究融入自己的文化差异研究,总结出第五个维度:长期倾向/短期倾向。具体而言,五个文化维度如下:

(1)权利距离:指一个组织或机构中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程度。权力距离通过组织中权力较小的成员的价值观表现。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环境中,组织成员对权力的差异持认可态度,对权威的极大尊敬,称号、身份及地位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反之,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则提倡组织内成员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充分交流。[2]

(2)不确定性避免:指一个社会考虑自己利益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模棱两可的环境威胁时,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的程度。[3]在高不确定性避免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较低,性格外向活泼,同时呈现出焦虑、忙碌和不安,为此,需构建各种社会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相反,低不确定性避免社会中的人则显得更加冷静、随遇而安,他们能够包容各种未知情形和不确定性事件,但也比较抗拒规则的束缚,追求多样性和自由的生活。

(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人们强调群体关系及对团体的忠诚,个人的身份以群体成员关系为基础,群体保护个人来换取个人对群体的忠诚。个人主义是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4)男性主义/女性主义:Hofstede基于社会性别的分工将文化分为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男性主义社会中,社会性别分工明确,男性负责追求事业、地位及物质财富,而女性则守护家庭、养育子女。相反,女性主义社会中,主导价值观是关心他人、重视生活质量,强调谦逊和关注生活环境,地位和物质不作为成功的标志。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没有显著差别。[4]

(5)长期倾向/短期倾向:即一个民族的长远观念或短期观念。Michael H·Bond将这个新发现的文化维度命名为“儒家精神动力”,特指儒家思想在东方文化中产生的影响。具备长期倾向的社会倡导坚韧和节俭精神,以动态的观点考虑事物发展,注重长远利益;短期倾向则更关注眼前利益,保证个人或组织的稳定性,以静态的观点看待周围环境,特别强调对过去传统的尊崇。

2、基于五个维度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在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中,列举了74个国家五项指标的得分并进行排名。其中,中国文化的五项指标数值为:权力距离80分,个人主义20分,男性主义66分,不确定性回避30分,长期倾向118分。[5]下面根据这五项分数所呈现的特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科技创新产生的影响作用。

(1)权力距离

中国文化的权力距离得分为80,在74个国家中排名12,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类型。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统治不可分离,中国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威统治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自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作为封建等级统治的主导思想,儒家倡导等级森严的礼教制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社会关系都表现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特征。这种权威统治和遵从心态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中国人普遍接受等级的差异。而科学倡导自由探索、为真理献身、敢于质疑的精神。学术研究上,论资排辈,遵从权威,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学者无法充分发挥创造能力。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权威特征抑制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思想,也不利于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

(2)不确定性避免

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避免得分为3,总排名68,有较高的不确定性避免反应。儒家文化一直倡导中庸之道,安分守己、明哲保身,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对不确定性包容性较低。儒家强调人们严格遵守秩序,以维护君主政权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的观念使人们固步自封,丧失个性,追求稳定保守的生存状态。而科技创新需要的是善于质疑、打破常规、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熊彼特认为科技进步是“非连续的范式转移”,即“创新性毁灭过程”,是对以往认知、观念的颠覆再造。显然,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保守观念,使得他们在面对实际问题时,缺乏主动求知求变的动力,习惯用以往固定的思维模式进行处理,科技创新的意识也被逐渐弱化,明显抑制了科技创新思维的发展。

(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中国文化的个人主义得分为20,在74个国家中排名56,属于高度集体主义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服从与归属,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重整体、轻局部、重和谐、轻竞争。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当今学科发展纵向化和交叉化,科学研究已经不能单靠某一个研究者就能有所创新,必须依靠大量信息的交换和团队的合作。1901年到1972年间28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三分之一是与他人合作而获奖,可见,科技创新是需要协作的。[6]另一方面,过于强调集体主义,为维护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会挫伤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注重“关系取向”和 “身份取向”,强调维护人际关系网的稳定。[7]这种对关系的重视会导致小集体主义,使个人过于依赖团体的社会资源而缺乏创新拼搏的热情,不利于整个社会创新意识的普及和推广。

(4)男性主义/女性主义

中国文化的男性主义得分为 66,在74个国家中排名13,具有明显的男性主义特征。“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直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现在倡导男女平等,女性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事实上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女性在各行各业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仍大大低于男性。[8]而且,市场经济制度下,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更加物质化、功利化,权力和财富是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志。而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推崇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步入仕途,治理国家,政治色彩浓厚,这种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重视符合男性主义的特征。

科技创新的过程漫长艰辛,会面临各种挫折和困难,因此需要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国自古倡导“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积极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体现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促使学者在科研攻关中不畏挫折,不动摇、不放弃,直至实现目标。另外,男性主义倡导的理性思维也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从而做到权责清晰,保证科研团队的创新活动的有序开展。

(5)长期倾向/短期倾向

中国文化的长期倾向得分为118,在39个国家中位列第一,是典型的长期倾向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勤俭节约、持之以恒的美德,坚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发展,人们熟知的典故“滴水穿石”、“愚公移山”表明中国人重视恒心和毅力。而且,中国传统教育注重知识的积累,所谓“不积畦步,无以致千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都说明中国人对待学习持有踏实、勤奋、坚忍不拔的精神。科技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经历了长期的量变积累最终到达质变,创新就是一种质变,新思想、新发现的产生是以过去的学习积累为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这种长期规划的特点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知识储备,使科学研究更具务实性和规划性,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创新过程中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持之以恒。

结论

在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五个文化维度中表现出明显特征:高权力距离似的年轻学者遵从权威,阻碍公平竞争机制的构建;高度的不确定避免,使得研究者思维僵化,墨守成规,这两种特征对科技创新都会产生抑制作用。高度集体主义特征会对科技创新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男性主义特征体现出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能帮助研究者克服困难,并建设合理有序的创新制度;长期倾向注重研究的积累和总结,能为科技创新提供质变的基础,这两种文化特征都会科技进步和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项目资助:2007年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江西省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软科学研究基地。

参考文献:

[1]邓厚平。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7,29(8):42.

[2]陈春花,刘国江。中国文化的特征分析及对组织学习的影响[J].理论与改革,2006,(6):129.

[3]陈东平。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江淮论坛,2008,(1):124.

[4]李文娟。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跨文化研究[J].社会科学,2009,(12):127.

[5]Geert Hofstede,Gert Jan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 [M].NV:Mc Graw Hill,2005:161-211.

[6]魏书敏,刘君雯。从Hofstede的文化视角看中国文化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2):34.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第四篇】

时至今日,科技创新已成为人们说、写、用最多的词汇之一了,有人会认为,再撰文提什么是创新好像没有什么新意了。邓小平同志曾再三谈到“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显然,一个不能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的是快速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

按照逻辑推理,我们的创新工作也要把什么是创新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创新型国家搞清楚。因为一个只能惠及自己,目的只当个什么研究员等,不能惠及人民也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有所贡献的创新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既有学术性,又能创造经济效益的创新,如认识世界客观规律的公益性的基础研究,众多产生经济效益的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同时还必须惠及人民,对社会经济及民富国强有贡献的创新才是我们需要的。科技创新是狭义创新,是基础。只有真正达到民富国强的广义创新才能简称为创新。创新应面向实体经济,发展新兴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的目的不是论文数量以及专利的数量,而是要看产业化和创造价值,进而实现民富国强。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又强调“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2014年8月18日讲话中指出:“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自觉把求真与求用有机结合起来,从立项起就瞄准应用需求,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改变大量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里、‘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弊病。要积极推动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各方面各环节的支撑和联动,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扩散机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从制造到创造,从速度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牌”。

显然,科技创新是手段,民富国强才是目的。

狭义创新是广义创新的第一阶段

那么什么是狭义的创新?

一是革新,指现实生活中一切有创造意义的研究和发明、见解和活动。包括创造、创见、创业等;

二是打破陈规,突破框框,以不同以往任何形式的发明创造,产生出新的形式;

三是科学发现(第一次看到)或技术发明,或是发明新方法。发现主要是揭示未知事物的存在及其属性。发明主要是创造出过去没有的事物。发明必须是有应用价值的创新,它有明确的目的性、有新颖的和先进的实用性;

四是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拉丁语,它原意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更新,其次是创造新的东西,最后是改变;

五是科学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技术则是回答做什么?怎么做?

六是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综上所述,上述创新的概念是科技创新只能算作狭义创新,因为只凭科技创新形不成大量的物质财富。过去人们经常把科技创新当作整个创新,这是片面的。即使是真和实而且能应用的好也仅只是科技创新。

一个简单的比喻:这些科技创新也只能算是一座大厦的地基,它是建一座大厦首先要做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万丈高楼平地起,但这些也只是止于地基,盖不起大楼,因为这个地基即使再好,没能盖起大楼,它也就产生不了价值、效益,对民富国强起不到实际的作用。最终的结果就是这块非常好的地基,只是用了大量的金钱,花了许多的人力、物力而已,其实际效果和浪费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过去我们把科技创新就作为创新全过程,把手段当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科技工作者确实投入民富国强的创新中去,但也有少部分人的论文、专利搞了一大堆,而其成果却并没有实现产业化的希望。他(她)们不是在创新的路上跑步向前,而是多处去要钱。有些人很会申请资金,其实那些人根本很少作科研,但奇怪的是“能按时完成任务”,也能“通过鉴定”,甚至“经常获奖”。所以,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观念更新,就要坚持“四个全面”把科技体制改革搞好,就要将重点从只讲学术性的狭义为创新第一阶段的科技创新转到学术性、应用性、价值性、惠及性、公益性的广义创新上来,让创新真正产业化实现其应用的价值。

创造价值才算创新

事实证明,从爱国、爱民角度出发,大力宣传对国家、人民和有价值创新论是很有必要的。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该词及理论,并在其1939、1942年出版的《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使该理论系统化。

熊彼特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是研制或引进新产品;二是运用新技术;三是开辟新市场;四是采用新原料或原材料的新供给;五是建立新组织形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21世纪初所说的创新,在熊彼特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延伸和发展,已从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演变为含义宽广的哲学概念,包括思想理论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等。

只有把发明转化为产品研制、工艺试验,转化为技术革新、试生产、批量生产和推广应用,才能成为现实技术。大量的科技发明出自欧美,将这些发明“物化”为新产品或试制品,也多出自欧美人之手。然而将新产品或试制品最终变成值得批量生产的商品,并推向市场的“最终阶段”工作大多是日本人完成的。

有调查机构对二十世纪全世界的新发明数、新产品化、新商品化数作比较,其结果是:第一,出自美国的新发明数达29项,出自欧洲的新发明数达11项,而出自日本的新发明数为零;第二,出自美国的新产品数达30项之多,欧洲为6项,而出自日本的新产品数为两项;第三,出自发明最多美国的新商品数却只有6项,欧洲只有两项,而出自发明为零的日本的新商品数却多达24项。真正实现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的全部内容即开发新商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等。

创新与发现、发明有区别。只按照“创新”的定义,“创新不只是科学或技术,而是价值……因此,一个工商企业中的创新始终必须以市场为中心,如果创新以产品为中心,很可能产生一些‘技术上的奇迹’,而报酬却令人失望。”这相当于将技术发明专利束之高阁,实现不了市场价值,也就说不上是创新。所以,创新不只是以科学中的发现或技术上的发明作为标准,而是以实现市场价值为其判别标准。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很快,只要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过不了几年,这些科技创新也从新变旧了。

这其别要注意的是在发现或发明的成果与这些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而恰恰是后者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它要求付出的劳动以及所花的代价比前者(即发现、发明)要大得多,困难得多(如果把专利的发明与使专利技术产业化的创新两者混淆起来,在实践中就有很大的危害性,人们误以为有了发明就有了创新,其实相比之下后者要难得多。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技术发明的转化率低下是必然的)。

硅谷之所以是创新的摇篮,是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就是因为它“不仅仅局限在取得的科学进步或技术的突破上”。“硅谷与众不同的不是这里发明的技术,而是把这些技术进行开发、利用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在当地创建的企业。换句话说,硅谷的故事是企业尤其是创新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市场应用的历史。”

由上可见,创新与发现、发明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的成本和代价也是不同的。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经验规律,如果把产生一种新思想上花费一美元,则在对之进行研究以便把它转化为一种新发现或新发明,就必须花费十美元。在‘研究’上每用十美元,在‘发展’(‘开发’)上至少要花费一百美元。在‘发展’(‘开发’)上花费一百美元,则在市场上引进和建立一种新产品或一个新企业就需要花费一千或一万美元。而只有在市场上建立了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企业之后,才能说已有了一种‘创新’。”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著名创新研究专家肯特指出:“创新首先是人们能够迅速地了解一种市场需求”“几十年的产品研究表明,使用者是刺激创新的第一要素……领导技术发展的公司现在意识到,他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概念而不简单的只是优秀的技术。”《第五项修炼》一书的作者彼得・圣吉说:“当一个新的构想在实验室被证实可行的时候,工程师称之为‘发明’,而只有当它能够以适当的规模和切合实际的成本,稳定地加以重复生产的时候,这个构想才成为一项‘创新’”。

所以,创新与发现、发明不是一回事,因此,它们的方法论自然也是不同的。

当然,创新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毫无疑问,如前面所指出的发现和发明也都有风险,都要付出代价,但比起创新活动来,风险会小得多。因为创新还必须与市场相联系,而市场的风险比起实验室内的发现、发明可能遇到的风险要大得多。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原初意义上的创新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桥梁,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所以,要强调指出创新大于科技,创新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这才是创新。1909年德国化学家哈伯首次用空气中的氮和氢合成氨(这是发明)。哈伯的发明不久被德国巴登苯胺纯碱公司所接受与采纳,但从发明到生产出产品,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单就为了获得较理想的催化剂就经历两万多次试验,到1913年第一台合成氨工厂才建成投产。这个过程就是创新过程,而发现、发明,只是这个创新过程中的一部分。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轻视发现、发明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现、发明,创新就成了无根之树、无源之水了。其实,我们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达这个创新过程:DSMV。这字母也各有含义,D:即研究与开发,亦即科学技术过程;S:新产品与新服务;M:代表市场;V:代表价值。

这是一个创新过程,研究这一过程是否有逻辑推理程序,是否有模式或方法,这就是创新方法论。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公式是早期创新的线性程序,现在已远比这个程序复杂得多了。根据作者的实践,其既有往、复的过程如DSMD―S―MV,而且还多条线合作前进。

创新的基础

深刻学懂本课题已有知识是创新的基础,既有的知识如果学不好,就如同不懂恩肖定理却去做恩肖定理的课题,其结果必然会失败。

伟大科学家牛顿说过“要站在巨人肩上”,也就是要站在本课题的现有知识上,这是基础。因此,不要认为创新就是个人的苦思苦想,也不能有碰运气的想法,而要在较全面的收集资料、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深思并发展下去或提出创新观点,才能有所创造。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史,有许多发现、发明是发现、发明者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善于观察,捕捉机遇,“注重如何去发现问题,寻找答案,独立思考和创新”。

科技一直在发展,科技工作者也应活到老、学到老,创新到老。学习是重要的,但作为一个创新者又不能把已有知识作为终点,而是作为基础、作为起点。应进一步深入思考、深入探讨,寻求更优方案,寻求创新方案。别创新成功了不知怎么成功的,失败了不知怎么失败的,这样很难吸取经验教训。创新的过程是很艰辛的,但成功了后又是很幸福的;就像爬一座高山很累,但到了山顶,登山一望,甚感幸福。

一个创新者要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让科技服务于祖国、服务于人类。有了崇高目标,才会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去完成创新及促进产业化的工作。

当然,在创新的基础之上还应该有创新的先决条件。

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广大科技工作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是人生幸福和成功的重要支柱。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爱民、爱科学、勤劳、团结、互助、诚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

一个科技工作者既应有高尚的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还要有科学道德。创新者的高尚人格真正的有利于人民的创新,都要经过长期艰苦的研发工作才能成功。只有那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科学而奋斗,有贡献精神的人才能做出大的创新;只有那些立志造福人类,勤奋、坚韧、能吃大苦、坚持创新、不计个人名利的人才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就。

科技工作都应该倡导对人类、国家、人民、他人有利的前提下,也对自己有利的共利人生。其实做起来也并不难,只要真正按国家政策办就行了。只有追求多作贡献,多出创新成果,实现成果产业化惠及人民作为幸福作为价值取向,广大科技工作者才能在劳动和贡献中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对企业层面创新而言,则要以“爱国、爱民、贡献、创新、合作、争先”作为企业的创新文化,去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除此之外,做创新还应该明确创新的目的。其实创新的出发点不同,也就有不同的目的,可以说对于从事认识世界的基础科学的科技工作者,也许写论文可作为目的,但其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应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而对于从事改造世界的从事应用的科技工作者,论文就只能是手段,不算是目的,目的是实现产业化,促进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以对经济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评价应用型科技工作者应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

创新两点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道路,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世界,实事求是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科技创新及促进产业化工作可形成两点论。

首先是勤奋和勤俭两勤。

勤奋:科研工作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要能吃得苦,才能有成果。小吃苦,小成果;大吃苦,大成果;特别能吃苦,就有特别大的成果,做出大的原始创新。而且现代科技又是合作起来的科研团队工作。所以,一个创新者既要有良好的公民道德,又要有良好的科研道德,高尚人格之外,还要有良好的科研方法。

勤俭:对科研来说更重要,因科研仪器贵、材料贵,稍大手大脚就会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用进去。必要的仪器是需订购的,但关键还是人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很多民营企业资金困难,有一些仪器不必都买,可借用。

还有就是两自,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

自力更生:就是不要依靠国家或他人,自力更生有主动性。自主创新: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创新,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难度较大,自己要做,更好的方法是联合起来做。

再就是两个积极性:上梁正,下梁也就正,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尽量调动合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做好这些就必须要对合作者采取扬长避短的合作。

还要两条腿走路,两条线齐头并进。

两个重视:要既重视理论也要重视实践;重视理论可以少走弯路,重视实践才能把产品做得出来。

两个规划:即长规划、短安排,这样有利于协调,能充分发挥每个人作用。两个兼顾:很多中小企业是搞产品的,对于产品的创新研究与产业中的具体问题都要兼顾。某些科研时间长,出成果慢,往往不被人所理解,这需要企业领导向群众解释。

两个系统工程:对科研工作者来说要对自己的课题从理论、技术、产品、工艺等系统进行了解才便于产业化和高质量。还要横向和相关部门合作完成各个系统的配合。

两出:既出创新产品,也出经济社会效益。

两种人才结合:现在科技经常是系统工程,要各方面的人才互相合作,所以,应是理工结合,创新型人才与知识型人才结合。在人才应用与培养上以国内、外结合,但应以国内为绝大多数。在仿制与创新方面则要根据各个具体领域的具体情况,一般差距太大的,引进后再创新为好。过去我们国家与外国差距太大,所以大多为引进或仿制。这正如钱学森同志说的“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所以,对于创新而言,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努力使我们中国从科技大国变为科技强国,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民营企业更应重视创新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同时,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经济的民营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民营企业决策快、行动快,民营企业在解决就业、税收、各种商品的生产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一起来探讨民营企业的困境,能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困境。目前出现的“订单荒、钱荒、创新乏力、前进艰难、需求疲软”等根本问题还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发展质量水平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承接比较多的是一些高耗、高污染的产品的生产。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更是这些中低端中的中低端,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也更低。因而,中小型企业必须重视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

主席说:“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济,要有强大的科技实力,要改变高端产品依赖进口。我们坚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广大中小企业必须抓好科技创新,使企业拥有核心技术,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

怎样创新

有许多人做学问应付各类考试都很在行,成绩也很好,但在真正面对科技创新的问题上,不少人搞很多年最终也不知从何着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不太好说清楚。如果对《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创造学》《逻辑学》有一些研究,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因为成功的创新不外乎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伟大的创新来自于伟大的人格

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创新历史,就不难发现伟大的创新来自于伟大的人格这一规律。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由于他领导工人运动,三个政府驱逐他,他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具也早变卖,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举家迁移。马克思写资本论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余本。据说跨越40年写成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等的评价,由于原文内容较长,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但主要还是赞扬她的伟大人格。

2005年,钱学森曾感慨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写出大量的中国科学史,他也发出如下的感叹:“为什么一个曾有古代四大发明,科技在世界领先的民族,为何在近代的科技发展上落后了。”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一个是伟大的爱国科学家,一个是对中华民族很友好的伟大的国际友人。他们的提问值得我们深思、警惕。

空谈、坐而论道、闭门造车、本本主义、瞧不起商人、应试教育、应职(应付升职)科研影响着我国的发展速度,要创新驱动必须既培养知识型人才,也培养技能型人才,也培养复合型人才,而重点应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的五要素就是:德、知、能、合、体。

“德”就是树立为人民创新的贡献人生观,至少是对国家、人民和自己都有利的共利人生观。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特别是现代,大创新、大难度、时间长、失败次数多。有德,才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有利于人民、国家、人类的就会坚定的去作,坚持去作,而获成功。既应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公民,又应是具有科学道德的科技工作者。培养知识型人才难度小一些。培养有重大原始创新的人才,难的是培养其既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又具有西方的科学精神。

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主要是爱国、爱民、多作贡献、造福人类,勤俭、谦虚、求真、求正、求实、求用、求新、乐于学习、乐于创新、深思、“温故而知新”。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幸福观。西方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敢字当头、严字把关。

“知”则是要对课题的现有知识充分了解,用不着将无关的知道那么多,对于创新的领域必须是“知己知彼”。应该对一些民间发明家搞的一些并不现实的研究坚决说“不行”,因为很多失败就是在知识欠缺上。要认识到“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要不停的学。要本本,但“不能本本主义”,要本本,而又不能太过迷信本本,要站在本本之上,发展本本,要敢于“挑战传统知识”。

“能”则反应出过去应试教育重知识轻能力是有问题的,某些成功很多得益于其个人能力。对个人能力要着重培养,作者认为,作为要从事原始创新的人才应具备以下能力:一是基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二是具有以下推理能力: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物理推理、一般推理等能力;三是具有创新思维,科学抽象,能从眼、耳等五官及脑等感官的认识到灵感、直觉、心理实验、想象、联想,从感官认识到理性认识,善于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总结、归纳、演绎,从而获得创新。四是爱因斯坦说方法的知识比知识更重要,要掌握一些创新方法。不停止的实践,不停止的创新,就会有不断提高的能力。

“合”则是善于合作起来作大事。这一点就比较好理解,有些项目创新难度很大,成功几率难说。这种合作很多时候是必须要和各方面人士合作,同时在团队的密切配合过程中,不能太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双方的合作才会更好更顺利,最后也就能促成更大的成功。敢于创新也是一种能力。不要不作为,见新的就说“不行”的“不行先生”。要当“敢字”先生,要敢字当头,严字把关,敢于超越前人,敢于创业,敢于创新。

“体”其实就是身体,很多较大的研究项目工作会异常辛苦。对于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极为重要。科研工作者首先是自己喜欢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创新,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工作上的成功或失败,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心情好身体自然也会好。

二、从科学史看狭义、广义创新方法

其实,从科学史不难看出狭义和广义的创新方法。

就比如电的发明――丹麦科学家奥斯特于1820年发现电流的磁效应,其后大科学家安倍将导线置于磁场,但未发现电流。1821年杰出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提出反问,既然电流能产生磁场,那么磁能生电吗?他经过十年实验于1831年发现比安倍多两个字,将导线在磁场中运动就产生电,即导线切割磁力线而感生出电流,可以说这是反问创新的典范。法拉第反问的成功开创了电气化时代,他的研究方法是从实践出发总结规律用归纳法成功。而数学公式是14年后由物理学家、数学家诺埃曼推导出来命名: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还有电磁波的预见,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从物理推导、数学推导、演绎法得出变化的磁场激发电场,变化的电场激发磁场,从理论上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88年赫兹通过实验检测到电磁波,1895年俄国的波波夫和意大利的马可尼分别实现了无线电讯号的传输,开创了电讯时代。因而麦克斯韦成为与牛顿、爱因斯坦齐名的伟大科学家。

同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质能公式等均主要采用演绎方法,他说他的直觉、心理实验、灵感等完成。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熟能生巧,“温故而知新”,创造性思维、直觉、心理实验、灵感、科学抽象是从勤奋中来,实践中来,是唯物的。

再看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近来有报道说比尔・盖茨又成为了世界首富,乔布斯的苹果有一年的财富比瑞士这一国家的收入还多,真正富可敌国。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就是创新、创业实现市场价值的典范,就是创新(广义创新)的典范。

三、懂得些认识论、方法论

首先是唯物辩证法,在科研工作中经常用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抓住主要矛盾;两点论与重点论并重;对立统一规律;要客观、本质、全面、发展、联系的看问题等。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有人形容创新就像搬砖,看似有道理,但全面来说创新和搬砖不同,搬砖98块就有98%的成绩,而创新差1%也不行的,就会失败。

搞创新是要懂得点逻辑学的,其实这种例子也很多,如三段论法,英籍华人科学家高锟的博士论文中的逻辑思维:玻璃导光,光纤是玻璃,所以,光纤导光,是世纪性大发明,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然还有更浅显的例子,就如所有的南充市人是四川人,西充是南充市的一个县,所以,西充人是四川人,这么简单,在创新中用逻辑推理其实并不困难。由此可见,其实逻辑不是那么神秘,关键是要会用它。

四、狭义创新的两种模式

实践证明,狭义创新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归纳法:间接知识――实验――众多的科学方法理论――实验――理论。其二是演绎法:间接知识――理论――实验验证――众多的科学方法――理论实验检验。

即总是理论与实验相结合与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等往返结合。

五、“政资用产学研媒”联合、联盟创新(即广义创新)的模式

当然,一些大公司如华为能自行创新当然很好。条件不够的,采用此法。其一是流程:科技创新(理论发现、技术发明)――专利――新产品、新服务――批量生产――市场――价值。二是用“政资用产学研媒”合作完成上述流程:我们应该按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以政(政策、政府有关部门)、资(各种资金投入)、用(以市场为导向,为用户服务)――产、学、研、媒联合出力,完成创新。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第五篇】

[论文摘要] 主要探讨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当今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世界大势、内外环境和战略目标迫切要求我国加快创新,创新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创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引导方向,并提供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创新提供各项条件,是创新的基本保证,创新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重大历史使命。践履使命,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是什么,中央提出靠创新。当我们将创新与社会主义置于同一平台并加以研究,便可发现二者间的互动关联及内在规律。这对建构有关创新的理性认识,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和信心,强化创新能力,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创新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一)历史启示:社会主义的成败与有否创新紧密相联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即是创新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深入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五大社会形态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还预计几个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将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依据马恩设想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之与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后者认为,一个或数个国家可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打碎其链条,率先夺取胜利,迈入社会主义。根据这一理论,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发动十月革命,一举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开辟历史的新纪元。

是背离创新精神和创新原则的恶果。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前苏联在20世纪20-40年代创造的辉煌业绩,初步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如同其他新生事物或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完善、改革和创新。20世纪是大分化、大发展、大变动的世纪,社会主义更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强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却几十年一贯制,在领导体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不做改革和创新,依然高度集权、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等,致使民主乏力,经济大滑坡,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新思维”,表示要实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表面看来,戈氏要改革,对社会主义进行创新,实质上恰恰是背离了创新的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反动。其“创新”的真实用意不在于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将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点在当时多数人是不清楚的,多为其表象所迷惑。1999年10月,他在土耳其发表演讲,明白宣称:“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①这种“创新”的资本主义取向能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吗?非也。并不表明社会主义的不合潮流,而是固守其僵化模式和放弃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然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卓然挺立,深深烙上了创新的鲜明印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遵循马列主义原理,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失时机地将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他们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上下求索,以其为鉴戒,希冀克服其缺点与不足,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子。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即是明证。但后来在复杂的内外背景下,中央领导人对阶级斗争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致而指导思想上逐步偏离正轨,不恰当地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这何尝不是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尽管事实证明这种创新是不成功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吸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果断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改革,全面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应当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进行创新的产物,但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创新”葬送了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创新使社会主义生机盎然,前景广阔。

解读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而深刻的。第一,社会主义在其80多年的历程中,尽管有曲折,但总体上说是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历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第二,创立社会主义需要创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创新。没有创新便没有社会主义。创新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第三,创新是全面的,不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还要始终保持创新的正确方向。如果说,社会主义不创新,毋宁死;那进一步说,没有创新的正确取向,社会主义还是摆脱不了消亡的惨痛结局。

(二)现实呼唤:创新势在紧迫

国际大势和外部环境的挑战呼唤创新。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超多强的复杂而急剧变动的时代。单一的超级大国凭恃科技进而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一方面,试图建立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着力遏制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 ;另一方面,采取没有硝烟的“和平演变”战略,图谋“分化”,“西化”这些国家,妄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单极格局。它们视中国为实现其目标的最大障碍和威胁,因而将中国列为首位打击目标。第二,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随着资源、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而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影响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可以预料,二十一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生产发展的主导力量。”②谁在技术创新上首先取得突破,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优先权和竞争的决胜权,就可以有效地抵御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的冲击。我国在科技、经济乃至综合国力上还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取得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创新。

实现现代化和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呼唤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很不完善,其内在功能尚未充分发挥,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史无前例,无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必须全力探索。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质量不高等问题,就必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完成这些艰巨任务,都需要加速科技进步和创新”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

再者,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目前正由局部、表层、经济领域向整体、纵深、政治上层建筑领域推进,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如下岗再就业、贫富差距拉大,这些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不仅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影响到社会稳定。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和矛盾,旧的思路、方式、方法不行,必须要有突破,要依赖创新。

简言之,创新之于社会主义中国,其重要性、紧迫性超过任何时代任何阶段,创新不是可有可无、可快可慢的问题,乃是重大的战略问题。正如江泽民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④创新“对我国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二、创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引导方向并提供强大动力

创新是一个具有内在层次结构的理论体系。2000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创新。”在十六大报告中,他重新作了概括,创新,包括理论、制度、科技、文化创新和其他创新。它们既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又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灵魂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方向

世纪交替之际,中国面对的内外环境较过去更为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取向要求我们实现三大超越:经济上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传统工业化模式,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跨越式”发展模式;政治上超越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和多党制政治模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体制;文化上超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再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说,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要超越西方模式,又要超越传统模式,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要实现这一社会主义目标取向,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实践中没有不走错了路的。

怎么办?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理论创新,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品格。“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事实上,“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成果。”⑤没有这一理论创新,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而为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十四大以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着“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科学精神,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思想;关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等等。理论一当被群众所掌握就将变成强" 大的物质力量。上述理论创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且始终保证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体现为生产力比在其他制度下的更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说明,生产力发展得慢,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就难以实现。“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其制约因素很多,但主要的是两个,一是体制不顺,二是科技水平及劳动者素质较低。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来推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科技生产力就必须建立适应科技创新的体制。因此,江泽民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进行的制度创新,其义就是不断完善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实质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之所以进行制度创新,是因为制度体制性矛盾亦即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是为制约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障碍,换句话说,不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就难以取得新的突破。

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从传统体制的向核心部分深入,通过不断地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进行深层次的、全面配套的、力度更大的体制创新,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此,中共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要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以减少体制碰撞与摩擦,比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等。尽管这些新制度、新体制仍然处于有待完善的过程中,但方向是正确的,有利于协调、理顺各方关系,保持社会稳定,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同时,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把它看作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江泽民依据马列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联系变化着的国内外实际,高度评估科技创新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他明确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不仅是社会生产力解放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而且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最终要靠科技创新来实现。它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很明显,科技创新在整个创新工程乃至社会主义大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科技创新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科技创新意味着基础科学上的有所发现,技术上的有所发明,其实质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它通过新体制新机制将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生产力质的飞跃提供巨大的驱动力,带动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优化升级,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从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预示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源源不绝的动力源泉。

在创新的理论体系中,理论创新是制度、科技、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保证;制度创新为理论创新的运用提供途径和保证,又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提供外在的环境、动力和内在的途径及方向;科技创新离不开理论创新,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迷失方向,它要取得突破和实效又必须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文化创新又为制度、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邓小平理论是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其他的一切创新都是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指导、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先导,制度创新是保证,科技创新是归宿,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构作社会主义的灵魂和发展动力。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创新工程提供各项条件与保证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性质的国家政权为创新伟业提供了各项优势条件。

(一)政治条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党的坚强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和创新目标是一致的。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与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创新事业在其目标上是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振兴中华民族,理所当然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从而" 获得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其一。其二,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上还不富裕,生产力、科技水平还不高,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他社会制度所没有的政治优势,即有着统一的意志,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聚集起来,大力协同,重点攻关,再加之市场经济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相结合,通过竞争机制实现资金、人才、技术和经营管理等要素的最佳组合,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一切有利于促进创新的积极力量,从而使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创新是项系统工程,更是项战略工程。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需要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关系,创新本身又千头万绪,它还事关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前途,具有战略地位。搞好创新工作,客观要求组织协调和领导,也就是说创新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而在这一点上,我国又极具政治优势。中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聚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领导工作经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政府都很重视创新,正把创新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首要地位。党的领导是创新事业成功的政治保证。

(二)经济条件:厚实的物质基础

创新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资金、设备,没有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要搞好创新尤其科技创新是不可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脱离物质条件搞创新,那是唯心论的表现。当今,尽管我国还不富裕,但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多项经济指标跃居世界前列;敞开的国门,频繁的经贸交流,数量可观的外汇结余,较雄厚的物质储备,标志着创新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基本具备。正如江泽民所说,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把我国的创新事业搞好。⑥

(三)人文条件:创新传统与创新环境的紧密结合

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没有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国家的创新战略乃至终极目标的实现是困难的。开拓创新型人才的涌现,不只是秉承天赋,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及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又是有优势的。

中华民族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蕴藏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开拓创新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意志、性格和悠久传统,是我们民族的永恒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无不承继、携带着我们先人创新的血脉与基因,“中国人是聪明的。”

改革开放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和历史机遇,特别是90年代以来,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把创新提升到国家兴亡的战略高度,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创新意识的历史性升华和时代的自觉,而且将之作为一项直接的和现实的工程加以设计、规划,并努力从学习、工作、体制、政策、环境等方面予以组织和实施,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使得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热潮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在此氛围和背景下,无论精英,还是民众,不能不受到创新文化的浸染、滋养,不能不为个人的成长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努力创新,这就是我们文化、社会的价值取向。

此外,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自1999年起高等教育连续扩大招生,它正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挺进,人才资源在数量进而质量上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及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必将是知识不断创新,新事物、新业绩不断涌现的时代,必将是百舸争流、人才辈出的时代。”⑦

总之,创新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对立,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二者构成良性互动,共同作用并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民族的创新必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带来生机和活力,而后者又将为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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