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亲情的故事（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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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亲情的故事1
[关键词]纪录片 故事化叙事 真实性
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体裁，纪录片的创作方兴未艾，而讲故事的手法也越来越盛行。采用故事化的手法，可以赋予纪录片更强的感染力，因此成为了纪录片突破传统表现方式的一种趋势。只是相对于影视剧中虚构情节而言，纪录片讲述的故事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真实题材。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刘习良提出：纪录片是以镜头为主、解说为辅、真实记录自然、社会和人类活动的电视节目形态。可见，真实性依然是纪录片的首要特征，一部好的纪录片不需要虚构故事情节，也不需要对事件进行过度的渲染，只是对生活原生态的忠实记录。
在我国，纪录片的创作经历了画面加解说、访谈加解说的纪录方式后，随着创作观念和欣赏水平的变化，故事化叙事的方式越来越成橹髁鳌U庵中鹗路绞椒炊允褂么蠖未蠖蔚闹鞴坌越馑担主张不干涉拍摄对象，保持生活的原生态，强调取材的客观性。“纪录片的故事化强调表达形式的情节叙事因素，不仅以讲故事的方式代替自然主义的刻板记录，而且在题材选择和表现内容上偏向人文世界的深度挖掘”。
故事化的叙事方法之所以成为目前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发展方向，主要在于其注重个性化的事件和人物，广泛使用铺垫、悬念、细节、冲突等各种讲故事的手法，从而使片子好看、耐看，加上纪录片本身具有的真实感，自然而然就能够吸引观众。
那么如何在纪录片中做到故事化叙事？在拍摄和制作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记者发现了吸引人的故事后，应当如何考虑将情节、矛盾冲突、悬念等诸多故事元素精心编排呢？下面笔者以《我的中国妈妈在哪里》为例来谈一谈感受。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个有关跨国收养和寻根的故事。1992年3月一个健康的女婴在武汉街头被遗弃，之后被送到武汉儿童福利院寄养并取名夏华斯。当年中国首次开放国际收养以后，一个美国单身女性经过重重申请手续来汉收养了这个女婴并带回美国抚养。20年后已经成为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女孩夏华斯由养母玛格丽特陪伴来到武汉寻找亲生父母。这个故事是当时的一个热点新闻：一个被遗弃街头的孩子，她对亲生父母的思念会有多么强烈？成长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她对故土的感情又会有多么深厚？美国养母为何会亲自陪她来武汉寻亲？联系这对母女并见面做DNA检测的家庭有四十多个，最后的检测结果如何？夏华斯的心愿是否实现了呢？这个“有故事”的事件情节复杂，细节众多，情感冲突巨大，用讲故事的手法表现出来，可以更好的呈现真实，烘托主题。编导和摄像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跟拍夏华斯母女在汉的行踪，如实记录她们和认亲家庭的内心感受，采集了大量原始素材和现场访问，最终制作出这部40多分钟的纪录片并于当年9月在武汉电视台外语频道播出，收到观众的热烈反响，并获得2012年度“湖北新闻奖”一等奖。
交叉叙事使片子结构紧凑
《我的中国妈妈在哪里》有两条线索，一是夏华斯的身世，她在何时何地被遗弃，如何被送到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如何被美国妈妈收养长大成人；另一条线索是她和美国妈妈向报社求助，寻亲报道以后接到很多认亲信息，和认亲的家庭见面并提取DNA样本，等待检验结果。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是先围绕第一条线索讲述夏华斯的身世以及这次寻亲的起因，但这样安排就会使寻亲这个社会热点事件的铺垫过于冗长，节奏沉闷，从而减弱这个故事的可观看性。于是，编导将两条线索交叉编排，在寻亲的每一个步骤中插入讲述华斯的身世和她在美国成长的情况，而这种插入常常是以拍摄或采访的同期声来转场，起到连接画面、转换话题的作用，整个片子就显得更自然、更有整体性。
例如在片子起始华斯向报社的记者介绍自己的情况，逐渐出同期声“这是小时候的我”，此时画面从这张照片推近，然后叠画到她幼年的其他照片和在美国的生活照，故事的情节也就从报社求助转场到叙述她的身世了。再例如，~口区宗关在夏华斯的心目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二十年前襁褓中的她就是在这里被人发现的。编辑华斯和妈妈来到宗关街办事处这一段情节时，编导较少依赖解说，主要使用同期声，以当年的工作人员罗大爷回忆往事的现场叙说，使故事的发展跳转到儿童福利院，从而引出华斯是怎么被美国养母收养到国外的。交叉叙事使得事件进程中的每个情节与下一个情节通过某个连接点自然跳转，每个段落不至于过分冗长，故事不断旋转进行，片子也就比较好看了。
拍摄过程中的真实客观要求
失去了真实性的拍摄也就不能被称为纪录片了，因此在拍摄中编导和摄像特别注意隐蔽自己和摄像机，大量使用同期声，在跟拍华斯母女的举动时尽量不干涉她们的意愿，不要求她们根据编导的意图而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由于编导和华斯在多年前已经熟识且有较长时间的邮件沟通，跟拍的过程一直是在一种融洽轻松的氛围里。基于对编导和摄像的信任，这对母女在镜头前特别放松，每次采访也是真情自然流露。而在与认亲家庭见面并提取DNA样本这个寻亲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场景，编导和摄像大多数时间也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静静的观看、记录，并没有要求双方按照节目的设想来说话或举动，更不会在抢拍不到某个情景时要求双方再说一遍或者再拥抱一次，所有素材都是现场客观记录下来的。
在华斯最后即将离开武汉的时候，记者瞅准时机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见到了你的亲生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可能这个情境在华斯的内心里已经预演了无数遍，因此一下触动了她的情绪，她先是带着微笑看着记者，然后凝神看着某处，眼眶开始泛红，极力想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但又实在无法控制，眼睛里开始泛出泪光，肩膀也微微颤抖。在这开口前近1分钟的沉默里华斯的面部表情极其丰富细腻，记者既没有打破静默催促、追问，摄像师也没有因等待而停机，而是一直开机以特写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这个真实无声的场景非常打动人，播放时不少观众随之潸然泪下。另外，在华斯和妈妈拜访曾经生活过的福利院，去宗关街头张贴寻亲海报等场景中，为了追求真实的现场感，通常采用肩扛手持拍摄，这种不稳定的镜头带有轻微晃动的呼吸感，反而会帮助观众进入到现场真实的氛围中。
纪录片中的采访与客观叙事
一部纪录片里少不了对拍摄对象的采访，这种采访一般由编导主导，在开始采访之前就有较为全面的设计，以保证能采访到片子需要的内容。采访是一种创作者的主观介入，编导一般占据主动权，但这种主动权不是要把自己的采访主题强加于人，把被采访者的感受放在次要位置，以编导自己的主观意志控制被采访对象。在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中，采访应当尽量客观，不过分煽情，依然遵循纪录片的纪实风格。纪录片的采访对地点的选择大有讲究，要尽量选择能让采访对象感到最熟悉、最放松的情境中进行，这样既可以使被采访人减少顾忌和疏离感，说出的话真实可信，也让采访现场和前后场景之间过渡自然。
采访的时机也需要编导慎重把握，合适的时机可以让被采访者真情流露，呈现出片子的一个亮点；相反则会抑制倾诉的欲望，使得采访效果大打折扣。在拍摄《我的中国妈妈在哪里》时，对华斯和养母玛格丽特的采访很多都是在跟拍的过程中发现她们情绪外露的时候进行的。例如“美国妈妈为什么决定收养一个中国女婴”这个问题，编导就选择了在华斯和养母重返当年抚养过她的武汉儿童福利院，重新打开收养档案的时机。从玛格丽特仔细翻阅当年的领养文件的表情来看，她一定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襁褓之中的华斯的情景，于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就水到渠成，非常具有感染力。总而言之，纪录片中的采访要尽量避免诱导被采访者，那种为了突出主题而刻意引导采访内容往编导预定的答案靠拢的做法是有违纪录片的初衷的。
细节是支撑故事情节的闪光点
“在一部作品中细节是十分重要的，细节像血肉，是构成艺术整体的基本要素。真实生动的细节是丰富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增强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手段，作者用以表情达意的有力方法”。纪录片中的细节可以是人物的某个眼神、动作或者某句话，善于捕捉细节往往会使纪录片的故事化加，与观众产生共鸣。例如在华斯母女与认亲家庭的相见现场，一个曾经丢弃了女儿的妈妈抱着华斯痛哭，在场的人们无不被感染，情绪随着这位母亲压抑已久的哭声而起伏。
而此时冷静工作的摄像师悄然把镜头对准了站在角落的养母玛格丽特，抓拍到了她眼眶发红泪光闪烁，目不转睛盯着眼前一幕的画面。此前许多国人对玛格丽特的举动特别不理解，不明白她竟然会支持养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而从这个眼神的细节，观众能体会到这位母亲无私纯净的内心世界，从而理解她的想法。此外还有在认亲家庭离开后，玛格丽特把情绪激动的华斯搂入怀中轻轻抚摸女儿后背这样的细节，无形中体现出了母女间的深情，从而烘托出主题。
结 语
对纪录片创作来说，故事化的叙事手法是目前广受欢迎的一种创作方法，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真实的生活和人物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展现，也应当故事化。创作的关键在于我们面对各种选题，如何去把握故事化叙事的精髓，使得作品更易于被观众接受，从而提高纪录片的收视份额。
参考文献：
[1]刘习良：《电视纪录片辨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3期
[2]冷冶夫：《纪录片的叙事与结构》，人民网2004年4月
[3]孙鹏：《纪录片的“真实再现”探析》，《视听纵横》，2006年第2期
[4]李劲松：《论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技巧》，《媒体时代》，2012年第1期
关于亲情的故事2
[关键词] 时空关系 主观视点 叙事表意符号 散文化
导演张艺谋在20世纪末运用娴熟的影视语言创作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导演张艺谋经历创作《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影片之后，强烈的人文意识，追求民族文化的美学品格，这种对宏大叙事的掌握，使得张艺谋在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形成清新隽永的叙事风格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影像元素在叙事和写意之间得以彰显，形成了平凡朴厚、诗意浓郁的散文化叙事风格。
从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时空关系、主观视点、叙事表意符号等方面可以看到张艺谋在电影创作中的造诣，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能够看到导演的蒙太奇思维。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营造一种含蓄诗意之美，这种意境架构在主流叙事基础之上。这种心灵深处的感动会触及到每一位观众——淡雅与温情，诗意与朴厚。
一、影片叙事时空关系构建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著作中提到两个时间：“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1]如何改变与组织故事的时间成为导演叙事的技巧之一。《我的父亲母亲》中对时间结构安排和再现形式的表现，实现了物理性时间和人物心理时间的深层把握。
影片开始运用黑白影调讲述了父亲去世的现状，随即运用唯美淡雅的色彩语言讲述回忆的段落。影片后期又回到黑白灰色的现实：父亲抬回家的路上，最终影片定格在母亲奔跑的镜头。影片并没有按照传统时间叙事策略。而是采用：现实+回忆+现实+回忆的叙事策略。
回忆性的段落更多为叙事表意服务。这些回忆性的段落里导演常用光影和色彩进行构建。母亲在织“红”的段落里，导演运用金黄色的光线从窗户边投射人物身上。随后镜头对准人物手部进行拍摄红红的布段。这种光影与色彩的运用，让观众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人物此时的面部形象。随后导演运用 “红”线作为前景，金黄色的影调作为逆光处理。朦胧而温暖的暖色为影片故事编织提供写意空间。“那些年，那些温暖。”这为张艺谋回忆段落运用暖色调的处理找到了人物主观心理的写照，现实的凄凉已成为现实，那些年的温情与唯美就显得更加美好。这种冷暖色构架现实和回忆的时间中，这是为影片叙事服务，更是为人物抒情表意服务。
“电影的基本单元——画面，就是一种完美的空间能指，以至于电影与很多其他叙事载体相反，始终同时表现引发叙事的行动和与其相配合的背景” [2]空间环境的设置为影片的整体基调提供外在依据。《我的父亲母亲》中金黄淡雅的田野，弯曲延伸的道路，质朴静谧的小院，宛如一幅幅宁静致远的中国画。一方面这样空间环境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场景，进一步讲为故事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外在依据。母亲第一次与父亲正面眼神交流，导演把场景安排在金黄淡雅的田野。远景拍摄到母亲回去拿篮子，羞涩的母亲成为田野的一部分，田野又成为母亲内心情感的外在表达。人、景、情在整部片子中营造了一种清新淡雅的叙事空间。
二、影片叙事主观视点表意
“讲述一个故事，意味着架构一个可供观看或阅读的文本。而要构建一个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谁来讲述故事？”[3]根据电影叙事学的理论，讲述的视点决定了电影的叙事形态。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用冷静的视角讲述故事，这是将主体意识隐藏起的一种叙事形态。影片中采用“我”的口吻进行讲述故事，颠覆了鲍十中篇小说《纪念》中的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张艺谋用画外音呈现第一人称的叙事形态，“这就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每一次画面与声音的归属与统一让观众对影像画面产生了认同感，潜意识里跟随人物的视角进行情感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主观视角演化成一种“冷静、客观”的视角，完成每一次情感共鸣。“我”来讲故事，同时也能看出：导演在讲故事。由客观视角变为主观视角，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 另一方面表现了我对父亲母亲的敬爱与尊重。 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在导演的镜头下得以挚爱真情的表现，导演的人文关怀情结得以彰显。
三、影片叙事表意符号生成
《我的父亲母亲》中娴熟的造型手法，实现了视觉语言与叙事策略的完美结合。张艺谋运用视听元素讲好故事，同时又唤起观众心中的真善美情怀。
第一，从叙事手法看，影片情感线索高于情节线索。从外部活动看，影片表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爱情故事。不论是父亲和母亲第一次相见还是影片最后母亲“送”父亲回家的道路。整部影片用一个个现实片段化的故事完成影片的叙事过程。从人物的心理活动看，这种片段化的过程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三次送公饭”、“送学生路上的等待”、“蘑菇馅蒸饺”、“红发卡”、“青花瓷碗”，那朗朗的读声音被赋予一种信仰贯穿影片，同时也承载着文化母题。
第二，从镜头造型语言上看，《我的父亲母亲》中多处运用长镜头造型语言。“我”回家后第一次见到母亲，导演运用28S的长镜头拍摄悲伤的母亲。影片中也多次运用长镜头拍摄奔跑中的母亲。影片中长镜头的运用一方面真实地展现了事情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影片的叙事节奏，形成舒缓的节奏形式。老年母亲听到“我”的读书声走路过程，导演运用长镜头拍摄此过程，长镜头此时传达出淡淡的悲伤基调，淡化了情节，进而是渲染了影片的抒情基调。这种影调和节奏对影片叙事产生影响。
第三，从运动镜头上看，《我的父亲母亲》注重对人物动作表现， 同时将人物的动作发展置立于运动镜头的表现， 影片中大量的跟镜头和推镜头表现母亲的奔跑， 运用特写镜头表现母亲痴情、期盼、失落、凄凉、欣望、幸福等细腻而丰富的面部表情， 人物的动作都在运动中表现， 镜头在运动， 画面在运动， 母亲的心事在流动，影片的节奏亦在变化， 流动创造着清扬淡雅的影像风格，进一步将那段纯真年代的纯情故事渲染得如流水般灵动， 风样飘扬，阳光似的灿烂。
导演张艺谋在舒缓节奏中凝聚真情，《我的父亲母亲》没有追求叙事的冲突性，而是将这种冲突性融入到散文化的笔触中刻画人物形象。点点滴滴的小事件上，表现一种原生态的生活状态。关注社会、聚焦现实、彰显情感以及刻画人生历程的人文内涵，这种手法融入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叙事过程中，积淀升华影片清新的散文化基调。
关于亲情的故事3
［关键词］ 受者；电影；故事
笔者虽然认为文艺界可以在道德、文化等方面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也赞同李安的说法：“如果一个导演有使命感去改变什么是不实际的。只能去拼命做些东西，产生一点影响。”
最近几年，中国内地的导演确实很敬业，电影年产量急剧增长，票房也一再飙升——“2011年中国共生产各类电影791部，总票房达到13115亿元人民币”［1］。但是，如此多的电影，真正能得到观众好评的、能被广为流传的不多；如此高的票房，真正能赚钱的电影没有几部。
影响电影创作水平与质量的因素很多，改变国内电影市场现状也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认为，在说话者、话题和听者中，决定对话目的和内容的要素是听者。［2］所以，考虑到中国人喜欢听故事的特点，笔者结合自己观看过的几部电影，立足于观众的视角，仅从“说故事”的角度分析创作“好电影”的“奥秘”。
一、能把故事讲清楚
一般观众看电影，看的都是剧情，也就是其中的故事。观众如果看不懂电影所讲的故事，就不会给电影很高的评价，有些人甚至在中途失去“继续看下去”的耐心。
观众中很少有人反思经典电影为什么被称为“经典”，但百分之百的人都能概述自己心中的“好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原因很简单，依据最小代价律，［3］169观众记故事比记具体的镜头、场景更省力，所以故事自然而然地被记住了，镜头、场景等细节则在无意注意的作用下“有选择”地被记住了一部分。
在传播过程中共享的是符号，不是意义——意义因人而异、因传播环境而异。［3］69所以，为了减少对故事理解的干扰，故事的主线越清晰越好。《建国大业》明星很多，票房很高，把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多的故事压缩糅合在一起也确实不容易，但若论传得广、传得久远，却不一定能与朝鲜老电影《卖花姑娘》、国产电影《海洋天堂》相媲美。原因很简单，前者的故事高度浓缩，线索也很多，如果没有一些历史常识，很难说清楚里面的故事；后者则是细细道来的故事，而且能够触及更广大人群的情感——当年创作和监制电影《卖花姑娘》的人是金日成之子，［4］所以，当年拍《卖花姑娘》的主旨应该是用一家人的遭遇演绎旧社会人民的苦难，教育人民热爱新社会。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上升到较高的政治层面来理解这部电影，但这并没有影响观众对影片的评价，因为他们都无法抗拒故事本身对自己心灵的震动。《海洋天堂》把肝癌父亲对自闭症儿子的牵挂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知道有多少人边看电影边流泪，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含着眼泪把电影看完的。
二、内容详略得当，能抓住关键点、卖点
正如印度电影《圣雄甘地》的开场白——“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用一个故事说完，无法逐年逐月地叙述，无法巨细靡遗地全部拍出来，也无法将他一生中有关的人物逐一拍摄出来……”——没有办法用一部电影表现人物或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所以对材料的取舍很重要。
《卖花姑娘》主要表现穷人的苦难，所以，尽管花妮及其家人的苦难与白地主一家直接相关，但片中白地主家的生活情境很少，花妮一家的境遇占了绝大多数篇幅：母亲忍着病痛，受苦受累受委屈，她这样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给白地主家当奴隶；花妮为了给母亲买药，采花、卖花，挖野菜、卖野菜，攒了几个月，终于给母亲买到药了，她和妹妹一起像拿着宝贝一样，满怀希望地往回走，恰巧遇见一群人围着刚刚病逝的母亲——刚见彩虹，又来暴风雨；哥哥是一家人的希望，母亲去世后，花妮身无分文地去找哥哥，把失明的妹妹委托邻居照料——花妮得到哥哥已经去世的确定性消息，妹妹拄着棍子孤零零地站在山冈上等姐姐回来；花妮因为妹妹才九死一生地活着回来了，妹妹却被白地主家给害了；花妮无所顾忌地到白地主家拼命，哥哥不仅回来了，还带回了大难不死的妹妹。
“受众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他们被不同的内容所吸引。”［5］所以，尽管能够把故事说清楚的素材都是电影的取材范围，但是，能够吸引观众注意力、能够引起观众情感波澜的素材才是电影制作的最佳素材。《卖花姑娘》之所以能够铸就“经典”，是因为选取的素材能够“牵着”观众跟着它“七上八下”，欲罢不能。
与《卖花姑娘》相比，《海洋天堂》的故事简单了许多，但简单的故事并没有给观众“简单”的感觉。父亲的操劳、病痛与成年儿子的“无忧无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人感觉心里沉甸甸的。特别是父亲教儿子乘坐公交车那段故事，儿子不知道下车，父亲就坐在椅子上不厌其烦地重复公交车报站，不厌其烦地教儿子应和下车——儿子每次反应对了，父亲都鼓励性地说“大福真棒”。看父亲那灿烂的笑脸，联想到他沉重的压力，还有教21岁的男子汉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需要采用此等方法，怎能不让人流泪——可怜天下父母心，哀民生之多艰，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情感一拥而上。
所有令人感动的电影都特别注意“细节”，因为观众感情的闸门就需要这些细节去打开。《海洋天堂》如果不能用细节取胜，那么，它只能给人沉闷、压抑的感觉，但实际上，它却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
三、善于挖掘和讲述故事之外的故事
如果电影中只有主角唱独角戏，那么，这部电影的故事往往是单调的，而且有时也是不可能的，毕竟“孤掌难鸣”，所以故事之外的故事作为“辅料”有时是必需的、必要的。
《海洋天堂》充满了父爱，但另一种爱在其中也没有让人感觉多余，相反，在其中增添了生活气息，那就是邻居阿姨与父亲之间的感情。邻居阿姨对父子两个都很好，所以父亲两次把后事托付给她。
第一次，电影开始部分，父亲肝癌晚期，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因为担心儿子大福没人照顾，所以决定带儿子一起葬身大海。临行前，父亲给邻居阿姨留了一把钥匙，嘱咐她七天过来照看一次家，还在桌子上给她留了一封信，以为是最后的遗言。投海后，大福解开了与父亲绑缚在一起的绳子，他死不了了，父亲也不能死了，所以父子两个平安地回来了。
第二次，电影临近结尾部分，父亲终于给大福找到了安身之处，但需要陪他适应一段时间。在搬家的时候，父亲和邻居阿姨坐到了一起，不仅告诉她因为怕拖累她而不能接受她的感情，还把贴在骨灰盒上的照片留给了她，让她帮忙贴上。
《海洋天堂》中有几个角色帮助父亲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人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但邻居阿姨的出现，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气息——邻居互相照顾以及相互守望的爱情。
其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很多时候都不是孤立的，所以有时为了刻画其中的某个人或说明其中的某件事而努力地把他们从与之相关的集合中剥离出来是行不通的。李连杰担任主演的《少林寺》《南北少林》，两部影片的主线都是报仇，但前者有“牧羊女”，后者有戴在小腿上的铃铛，而且两者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牧羊女给李世民和觉远（李连杰饰）送饭、假扮新娘掩护李世民逃走，然后才有李世民率领大军渡过黄河直取东都，使得正烧少林寺的王仁则乱了阵脚，落荒而逃，无家可归，无兵可调，顽抗至死；智明和尚（李连杰饰）腿上的那只铃铛，促使他不顾一切地跑到南少林，然后才有大家群起而攻之（赫索王爷）的痛快场面。
四、善于寻找推动故事发展的内在因素
尽管绝大多数观众看电影都不会用严密的逻辑来推敲故事的合理性，电影中的故事也不必严格地遵循逻辑，但是，电影创作追求逻辑上的完美还是必要的，因为遵循逻辑不仅可以进一步满足理性观众的需求，还可以使影片出现“点睛之笔”。
印度电影《地球上的星星》讲述了一位好老师——尼克——改变了一个诵读困难学生——伊夏——命运的故事，同时产生另一个结果：尼克老师被同事、领导认可，并且从临时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那么，尼克老师对伊夏的所作所为，是立足于“职业”，还是立足于“就业”，还是由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答案是后者，是“教育爱”。
影片通过尼克老师与残障儿童的互动，初步展示了尼克老师对学生的耐心；面对残障儿童成功地表演节目以及节目结束后孩子和家长激动不已的场面，尼克老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表明尼克老师对学生爱得很深。尼克老师去伊夏家与其父母沟通，在长途汽车上帮助邻座的母亲照看婴儿，就像父亲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自然”；中途，尼克老师漫不经心地在一家便利店吃饭，突然发现有一个儿童在该店打工，他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在那个孩子身上，心情变得有点沉重，叹了一口气，然后请该童工坐到桌子旁边一起吃东西，期间还心疼地拍拍那个小孩。婴儿、童工，说明尼克老师拥有教育爱，爱所有的孩子。总之，尼克老师是真正的“园丁”，不忍心看见任何一株花儿枯萎，所以他尽力“挽救”伊夏——这才是故事发展的真正内因。
同样，印度电影《圣雄甘地》在向我们展示甘地所作所为的同时，还为我们很好地解释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起源以及甘地一心为民的心理基础。影片中不止一次传达这样一种理念：“我们绝不攻击他们，可是我们将承受攻击，经由我们承受的痛苦，他们会看清楚自己的不公正，这和攻击他们一样具有杀伤力。”此外，影片意安排甘地与美国记者在海边对话这一场景，通过“甘地”之口告诉我们，他小时候经常在庙里唱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真正的信徒会了解，别人的苦难就如自己的。尊敬所有的人，不鄙视任何人。”坚持背后是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这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内在因素。
五、结 语
有人说，“好莱坞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观众心理学的潜心研究和学以致用”［6］。即便是我们不能跃进式地赶上好莱坞的水平，但至少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是受众中心”“如何以受众为中心”。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好”电影都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比如说，《卖花姑娘》就没有故事之外的故事，也没有进一步深入挖掘推动故事发展的因素——母爱、亲情——因为这些都没有悬念，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天然的。总之，只要影片把要讲的故事说清楚，故事够丰满，就可以了，不一定求全责备。
［参考文献］
［1］ 中国电影2011年产量近800部，票房超130亿［DB/OL］.省略/yl/2012/01-10/
［2］ 徐美恒，李明华。公共关系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82.
［3］ 南国农，李云林。教育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 创作“卖花姑娘” 的［J］.世界知识，2005(02).
［5］ 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M］.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9.
关于亲情的故事4
关键词 家庭变故；单亲家庭子女；消极影响；积极影响
关于单亲家庭子女的状况，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单亲家庭子女心理问题研究，二是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研究，三是单亲家庭子女越轨与犯罪研究。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认为家庭变故对于单亲家庭子女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对于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家庭变故是否也给单亲家庭子女带来积极的影响？以期为单亲家庭子女正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本次研究共访谈了九位单亲家庭子女，研究对象的获取是通过身边同学的介绍才得以和这些单亲家庭子女取得联系，采取的方式是面谈或者网络访谈。
一、家庭变故初体验：情绪表现和年龄及与父母亲密程度有关
在访谈的9位单亲家庭子女中，家庭变故有两种，一是父母离异，另一是父母一方去世。家庭的变故使本来拥有双亲的子女一下变为单亲家庭子女，最初面对这样的家庭变故，单亲家庭子女的情绪表现也不尽相同。当子女还比较小的时候，他们还不懂得亲人离开或者父母离异的意义，所以当他们很小的时候，面对家庭的变故，他们的情绪表现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A：6岁的时候，对他们的离婚没有太大的印象，其实6岁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分居了。当时对离婚完全没有什么概念，只是知道我爸不回来住了。
C：当时父亲去世对我影响不是很大，一是当时年纪比较小，二是当时父亲在去世之前已经躺在床上好几年了。
但是当子女年龄稍微大一点，能够明白家庭变故的意义的时候，面对家庭的变故，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极度悲伤的情况。
A：初三的时候我爸妈再度离婚，也就是在中考之前的那几个月，那个时候的变化挺大的，有一种“被赶出来”的感觉，因为那个房子是我爸爸买的，户主写的是我奶奶的名字。
I：家庭发生这种变故，当时特别伤心，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对自己影响也很大。
年龄的不同会让单亲家庭子女面对家庭变故时情绪表现也不同，与父母的亲密程度同样也会影响着子女面对家庭变故时的情绪表现。在单亲家庭中，如果离开或者去世的父（母）对子女本来关注就很少，和子女不是很亲密，那么单亲家庭子女即使年龄已经能够明白家庭变故对他们的意义，他们表现的情绪往往也不是很激动。
B：当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感觉影响挺大的。在他们没有离婚之前，爸爸对我的关心挺少的，爸爸离开我了，我也没有感觉缺什么东西。
有的子女在面对父母离异这种家庭变故时，他们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在他们看来，父母离异之前的常年争吵已经让他们饱受煎熬，父母的离异对父母两人、对这个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F：他们俩的性格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强势的人，以前在一起总是打架吵架，他们离婚反而我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觉得离婚对他俩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从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在吵架，他们分开对他们个人来说会更好一点，不然他们天天在一起打架、吵架，他们也不痛快。
二、家庭变故对单亲家庭子女的消极影响：“苦难的孩子未必早当家”
单亲家庭中，由于父母一方的缺失，家庭变得不完整，家庭的不完整对于单亲家庭子女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不一定会立刻显现，但是很多单亲家庭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多少都受到了家庭变故带给自己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最直接的可能就是经济上的影响。
B：家庭变故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经济上，因为爸爸属于在家庭中收入最多的，爸爸在的时候感觉家里生活比现在好些，另外一方面就是缺少父爱。
G：我老爸去世后，我就没有老爸依靠了，我上初中、高中、大学的钱其实都是我老爸的赔偿金，那几年我家都是零收入的，后来我妈去超市做工，每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吧，我家基本上就是没有收入的。
此外，单亲家庭子女还容易出现性别角色的混乱，有些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子女，受母亲对父亲敌意的影响，父亲的形象在女性单亲家庭孩子心中往往是负面的，导致了她们对男性整体的敌视，由于长期缺少和男性的交往，她们往往不懂得和男性朋友相处，男性单亲家庭孩子受到母亲的“女性”形象的影响巨大，往往表现出女性化倾向。
A：正常的男生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很奇怪，哪怕是普通同学我都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和我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莫名其妙的女性群体之中，很奇怪的是，我妈妈的朋友也都是离婚的，很自然的，从她们嘴里听到的都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样的话，而且我姥姥也这么说，所以当你身边所有人都这么说的时候，你就容易这么想了。
单亲家庭子女的消极影响往往还会表现出缺乏安全感，不太容易相信人，家庭变故让他们受到了伤害，他们很害怕这种伤害再次发生，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生怕受到伤害，有一种不安全感，也不太容易相信别人。
A：我觉得我就像把自己伪装成刺猬一样，不想让别人靠近我，害怕伤害。我高中和初中同学都说我是毒蛇，我通常噎人噎的血淋淋的，基本上几句话说完，朋友没得做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这句话不说的话，她就会伤害我，感觉像一种潜意识的自我保护心理。
D：现在觉得有很大的影响，首先这个家庭不完整，小的时候就感觉没有享受到母爱，到现在来说，我感觉我很缺乏安全感。
家庭变故对单亲家庭子女的消极影响还体现在子女的婚姻上，面对父母婚姻的不幸，有些单亲家庭子女对婚姻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害怕重蹈父母的不幸婚姻，另外，由于社会对单亲家庭子女的认识，往往会认为单亲家庭子女的孩子心理上存在缺陷，这对于他们将来的婚姻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B： 我现在对婚姻有一种恐惧感，我不想结婚，很害怕，觉得这个爱情吧，没什么意义，可能年轻人精力比较好，比较冲动，感觉比较好就结婚了，之后相处后矛盾就会显现出来，之后再去离婚，不管有没有孩子，对于自身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F：如果说单亲家庭对我有影响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在找对象的时候，人家可能相对不太喜欢离异家庭的孩子，因为会觉得离异家庭的孩子在性格上会比较怪。
三、家庭变故对单亲家庭子女的积极影响：“这种经历是我的财富”
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到最多的往往是单亲家庭对其子女的消极影响，很少涉及单亲家庭对其子女的正面意义，但在实际的访谈过程中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单亲家庭对其子女也是有一种积极意义的，并且这种积极意义也得到了很多单亲家庭子女的认可。
E：我觉得我的这种经历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塑造了一个新的我，就是一个更坚强、更自信的我。
双亲照顾变成了单亲照顾，在这个过程中，单亲家庭子女往往需要自己独立面对一些事情，得不到像双亲家庭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必须依靠自己努力来完成一些事情，这也让他们变得比同龄孩子独立和成熟。
B：我觉得单亲家庭对我来说，正面的意义多于消极的意义，这种家庭变故让我更加独立了，你可以把自己做的更好，理解问题也会理解的更深。
家庭变故对单亲家庭子女的积极影响还体现在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单亲妈妈和单亲女儿关系上，单亲女儿甚至扮演了“儿子”的角色，子女往往更懂事，能够理解父（母）的感受，并在日常的生活中关心照顾父（母）。
F：所以在家里我除了作一个女儿，就是孝顺一点，温柔一点，贴心一点以外，我还需要作一个儿子的角色，家里的重活累活我能做的，我都尽量去做，尽量让她觉得缺少一个男人不是不可以。
经历过家庭变故的单亲家庭子女，往往更能够理解那些有相同遭遇，遇到困难的人，这种理解也让他们更愿意用实际行动帮助那些有类似遭遇的人，在访谈过程中就发现，那些经历了家庭变故的单亲家庭子女更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经历让他们的“善心”放大化了。
D：由于自己的经历，遇到过很多困顿的事情，所以当我身边出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或者看到其他悲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有一种很想给他们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这是给了我一颗善良的心吧。
四、结论
最初经历家庭变故的单亲家庭子女，他们的情绪表现往往是和自身年龄以及与父母亲的亲密程度有关，当单亲家庭子女年龄比较小或者离开他们的父（母）亲之前一直很少关注他们，和他们的关系比较疏远时，那么，最初家庭变故发生一般不会给子女造成严重的心理危机，但是如果单亲家庭子女已经懂事，明白家庭变故的意义，离开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话，一旦家庭变故发生，单亲家庭子女往往就会陷入心理危机之中。从整个单亲家庭子女的成长过程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家庭变故已经远去，家庭变故仍会给单亲家庭子女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消极影响又有积极影响。过去的学者往往关注的是家庭变故带给单亲家庭子女的消极影响，认为单亲家庭子女由于父母一方的缺位，在心理上会给他们造成阴影，产生心理问题，甚至会走上犯罪之路。但是在本人的研究中发现，家庭变故的发生同样也在某些方面带给了单亲家庭子女积极的影响，这种积极影响是通过经历生活的磨难培养的，比如被很多单亲家庭子女提到的独立能力的培养，对苦难者的同情心等。研究家庭变故带给单亲家庭子女的积极影响可以更客观、真实地认识单亲家庭子女这一群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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