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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简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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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简介【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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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7年9月15日23点23分,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2岁。此前的23年时间里,他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这一次,我们走近他执着的一生,缅怀南老,致敬科学精神!

南仁东的名字,与fast密不可分。

洪亮的嗓音,如今变得嘶哑,曾跑遍大山的双腿也不再矫健。72岁的南仁东,把仿佛挥洒不完的精力留给了“中国天眼”——世界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fast。某种程度上,他成就了fast,fast也成就了他。

他,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1945年出生的南仁东,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在东北的一个无线电厂一干就是十年。改革开放后,他代表中国天文台的专家曾在国外著名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做过访问学者,还参加过十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

这位驰骋于国际天文界的科学家,曾得到美国、日本天文界的青睐,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当时他一年的工资,只等于国外一天的工资。

“南老师20多年只做了这一件事。”南仁东的同事和学生们如此评价。

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设想。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施工难度能不能克服?这些都是未知数。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他要寻找当地的窝凼——几百米的山谷被四面的山体围绕,正好挡住外面的电磁波。

有的荒山野岭连条小路也没有,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但访山归来,南仁东心里有了底,正式提出利用喀斯特洼地建设射电望远镜的设想。但能不能筹到足够资金,南仁东心里没底。

他,推动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

有那么几年时间,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大会小会、中国外国,逢人就推销自己的大望远镜项目。“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他一度这样自嘲。

每一步都关乎项目的成败,他的付出有时甚至让学生们觉得“太过努力了”。连夜要赶项目材料,课题组几个人就挤在南仁东的办公室,逐字逐句推敲,经常干到凌晨。

fast项目副总工程师李菂说:

fast项目就像为他而生

在fast现场,能由衷感受到“宏大”两个字的含义。而在10多年前,这样的图景在南仁东的脑海里已经成型。他要做的,是把脑海里成型的图景化成现实。

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做锁网变形,既要受力,又要变形,在工业界没有什么现成技术可以依赖。国家标准是10万次伸缩,而fast需要200万次的伸缩,南老自己提出的特殊工艺支撑起fast的外形。

2016年9月25日,fast竣工进入试调试阶段。利用这一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人类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等这些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探索宇宙起源。“这个庞杂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就像是为他而生。”姜鹏说。

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简介【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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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东,吉林辽源人,中国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曾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负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科学技术工作,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2017年 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7年 9月 15日,“天眼”落成启用一年,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2018年 1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同时获评“‘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

祖国让他割舍不下

现实生活中,南仁东的故事可谓是“《三体》前传”—— 他耗费24年、带领团队完成的“中国天眼”,就是帮助人类从宇宙杂乱的信息中分辨出有意义的声音。它看似一口大锅,却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来自广漠宇宙深处的电磁信号。他将其比喻为“从雷声中听见蝉鸣”。一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1945年,南仁东出生在吉林辽源龙山区。南仁东自幼勤学好问,是个妥妥的“学霸”,上初中时曾连续三年六学期荣获全校唯一的“学习标兵”奖状。 1963年,南仁东以平均 分的优异成绩摘得“吉林省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成为辽源地区 10年间唯一考入清华的少年才子。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年过而立的南仁东捡拾书本再次加入了“高考大军”。这一次,他同样令人震惊,跨专业考入中国科学院天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南仁东被派去荷兰做访问学者,后被日本国立天文台聘为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这期间,他参与了 10个国家的大型射电望远镜计划,以多项优秀成果赢得了国际天文学界的赞誉。

然而,就在南仁东名声大沸之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身为中国人,祖国让他割舍不下。 1990年,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选择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那时,他在国外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很多人笑他傻,他却淡淡地说道:“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国家要有知识!”这简短的话语,折射出南仁东甘挑中国天文事业担子的信心和勇气。

疯狂畅想:“萌生”大国重器

2006年,在南仁东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被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分部选为主席。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否孤独?”这是南仁东生前常常提及的3个问题。这一切还要从1993年说起。那是在日本东京一场聚集了全球顶尖无线电科学家联盟大会上,有人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的今天,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南仁东坐不住了,他一把推开同事的房门:“中国为什么不能做?我们也建一个吧!”从此,他的生命重心就再也没有远离这一主题。

“天眼”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还不足30米。南仁东却放出“狂”言:要建造一个口径500米,全球最大的!有人嘲讽他痴人说梦,南仁东说了一个比喻:当年哥伦布建造巨大船队,得到的回报是满船金银香料和新大陆。但哥伦布计划出海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不知道,哥伦布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现一片新大陆。

这个工程虽不被世人看好,但南仁东就认准了这件事,他迎难而上,从此紧紧咬定这个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不放松,殚精竭虑20余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如果建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

2007年7月,射电望远镜项目获得国家批复立项,随后开始动工建设。在正式开工那天,南仁东站在大窝凼的正中央,看着工人们砍树除草平地,沉默了许久的他只庄重而严肃说了一句话:“如果建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他心里非常明白这笔账目:国家投入11个亿,fast寿命若为30年,相当于国家每天投入10万多元资金。如果建设工作没做好导致停工一天,这笔经费就等于白白扔掉了。正是因为这样,南仁东不敢坐在大后方的办公室里做负责统筹协调的总指挥,而是一天到晚泡在大窝凼施工现场,亲自参与工程建设的每一个部分,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开工建设伊始,在审核施工方案时,他看不懂岩土作业的一些细则,就找来专业书籍恶补了一个月,掌握了岩土相关知识,得以轻松阅看全部图纸。有一次,要建一个水窖,他扫过设计图纸,随手标出几处错误给退了回去,令施工方负责人大吃一惊: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竟然还懂土建。而在后续施工过程中,他还多次向不同工序的作业工人拜师学艺,先后掌握了多门手艺,上钢架去拧螺丝、用扁铲削钢材、在高空梁山上打孔套丝、看试播器调整设备……久而久之,工地上流传出这样一种说辞:在大窝凼,别想蒙南仁东,天文、无线电、金属工艺、画图、力学,他几乎都懂,颇有些“超人”的味道!

事实上,南仁东的“都懂”,完全是建立在他“每天都在学”的刻苦钻研和勇于尝试上的。

寻找外星生命,在别人眼中“当不得真”,但这位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的电脑里却存了好几gb的资料,能把专业人士说得着了迷。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他也时常告诉学生,“科学探索不能太功利,只要去干,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南仁东的性格里确实有股子“野劲”。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在正式吊装之前,要先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送到 6米多高的试验节点盘上,然后在无落脚之地的半空中全程手动操作装试,操作时,如果稍有不慎,人就会摔落地面造成伤残。起初,有好几位年轻工人争抢着要求先上,说下来后会如实汇报结果,但都被南仁东劝阻了,他坚持自己第一个上去。幸好,有惊无险,南仁东完成了各道工序作业后安全落地,并就亲身体验过后总结的注意事项和操作要点一一作了交代。

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施工现场,南仁东特别会“难中作乐”。

有一阵子,fast建设进入攻坚期。南仁东紧盯在工地上,常常顾不上按时吃饭,于是他就往口袋里塞了些饼干,饿了吃几口。但有时一忙,就忘记拿出来吃,以至于最后饼干在口袋揉搓成了末儿。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要扔掉的时候,却见他直接把饼干末儿倒进茶缸里用白开水一冲,再拿树枝搅拌均匀,然后热情地请大家品尝美味的饼干糊糊,偌大的工地,传出了此起彼伏的欢快笑声。

南仁东喜欢冒险。“天眼”现场有六个支撑铁塔,每个建好时,他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人”。几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要第一个上去,甚至在圈梁上奔跑,开心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在南仁东的亲力亲为下,建设团队克服了深山作业的枯燥乏味和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fast终于在 2016年 9月 25日全部竣工。

这个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或八个鸟巢的“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且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开机后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并能接收 1351光年外的电磁信号,未来可用于捕捉外星生命信号。

竣工当天,满脸沧桑的南仁东爬上高高的fast圈梁,望着“初长成”的射电望远镜,欣慰地说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艰辛过后,尽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惬意和自豪。

“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

中国天眼完美交工了,作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却病重倒下了。

其实,早在2015年,南仁东就因身体不适住院被确诊为肺癌。消息传出后,大家都说是 fast工程把他累倒了。的确,为了 fast工程,南仁东常年奔波操劳,长时间扛重负,身体的免疫系统早已紊乱并发生病变。

初次手术后,南仁东住进北京郊区的一个花园小院,静静休养。有一天,有位同事前往探望,宽慰南仁东说:“也是好事,总算可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谁知,原本谈笑风生的南仁东忽然沉默寡言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摇头说了这样一句:“像坐牢一样。”没过多久,他就偷偷离开那个小院儿,跑回了大窝凼建设现场。

好多人苦劝南仁东回去疗养,可是他却坚决不肯。大家都说他是拿命相搏,南仁东反驳说:fast不成要命也无用!20多年前,自从“中国天眼”的梦想从心底生发出来,南仁东就决定奉献余生,为梦想而活,以至于到生命尽头亦这般果敢决绝。

2017年 9月 15日晚 11时,就在“中国天眼”即将顺利调试运行一周年前夕,南仁东的生命在病痛中戛然而止,他所期待的“中国天眼”探测宇宙新突破性发现亦无法看到,独留深深遗憾弥漫天地间。

南仁东的一生无疑是光辉灿烂的一生。这个外表潇洒的天文老头,不是院士,也没拿过什么大奖,但他把这一切都看得很淡。“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

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简介【第三篇】

从1993年开始,南仁东联系了20多家大学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从那时起,他不仅是研究fast的首席科学家,也是研究众多科学家的科学家,他由此看到“可能性”的存在,重要的是把散在各地的科研力量凝聚起来!这个过程,就是fast总工程师的诞生。

fast一经正式立项,决定由我国自主建造,全国积极参与这项大科学工程建设的有近200家大学、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20xx年9月25日,fast终于落成启用。

南仁东生前淡泊名利,在天文台众所周知。他说过:“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的`一生无论做过什么都微不足道。”但是人们记得南仁东,不少外国友人也记得南仁东。英国天文学家乔瑟琳·贝尔就是其中之一。

乔瑟琳·贝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脉冲星的人。20xx年8月她到中国贵州,第一次看到绿水青山之中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空中高悬着馈源舱,一切有如幻想的天宫奇境……她赞叹道:“太美了!这是一位画家设计的吗?”她当然知道,这是南仁东设计的,她是对设计之美发出由衷的赞叹。

每个人都有理想。南仁东把一生的三大理想——美术、建筑、科学——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如此开阔地将地球、人类,同宇宙联系在一起。

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简介【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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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中国天眼”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首次发现脉冲星是在2017年8月22日,那时候南仁东正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

而截至2021年3月29日,通过“中国天眼”,我国已发现300余颗脉冲星。

为什么特别说到脉冲星?

“脉冲星就像宇宙中的灯塔。由于它精准的规律性,脉冲星还被认为是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南仁东曾这样说。

想象一下,就像你在大海上看到灯塔上的航标灯,航标灯不断地旋转着,一明一灭。脉冲星自转时发出的光,就像灯塔的光束不断地扫过太空。当它的光束直射到地球时,就是用射电望远镜能探测到的脉冲星信号。

再想象一下,人类进行深空探测、星际航行,如果飞往火星,或飞出太阳系,甚至飞出银河系,那是无法用地球上的定位系统去导航的。如果确知分散在宇宙中的很多脉冲星的位置,就可以通过它们来定位和导航。同理,当人类发射飞船去火星或更遥远的地方,在行程中发回脉冲信号,“中国天眼”就能接收到它的信号,并判断它的位置。

“中国天眼”的功能远不只是寻找脉冲星。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权威说法,“中国天眼”的设计综合体现了我国高技术创新能力。它将在基础研究众多领域,例如在物质深层次结构和规律等方向,提供发现和突破的机遇;它还将推动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南仁东就是“中国天眼”的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17日,南仁东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同年9月,坐落在贵州的“中国天眼”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吉林省东辽河上游的辽源,是南仁东的家乡。1945年2月19日,南仁东在这里出生。

少年南仁东爱看“小人书”,口袋里有几分钱就会到出租连环画的书摊去。有时口袋没钱,摊主也让他免费看。一个人小时候对“不知道的事物”充满兴趣,眼界和情怀都会在阅读中悄悄地生长。

南仁东读书成绩不错,但直到上了初中,也只是不错,并不很突出。有位名叫赵振声的老师观察南仁东,认为这个学生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出类拔萃呀!一个星期天,赵振声把南仁东叫到家里“谈了一天”。谈什么?就是鼓励南仁东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南仁东考上大学后,曾特地去看望赵老师。他一生都感激赵老师在他15岁的那个星期天,打开了他的人生之志。

人生之志!这是中华文化弦歌不辍的精神瑰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心中有没有志,学习是不一样的。18岁那年,南仁东参加高考,以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1968年初冬,大学毕业的南仁东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这是个1966年新建的小厂,总共不到150人。这个普通的工厂,成为南仁东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所大学——社会实践大学。

起初,厂里安排他去包装车间。他去车间里转一下就出来找厂长“理论”,要求换工种。厂长把他改分到无线电组装车间去做“小金工”。金工是各种金属加工工作的总称,包括车、铣、刨、磨、钻等工艺。南仁东喜欢小金工。可是,他很快就体验到“连车个简单的小零件也连连出废品”的尴尬。正是这尴尬,使他认识到什么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并重新认识“工人”二字的含义。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时工厂操场的墙上、车间里、食堂里都贴着王进喜这句话。那时关心工厂研发收音机的不只是科研小组成员,而是全厂职工包括家属。南仁东感到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在鼓舞着研发。

他们研发的“向阳牌”收音机走俏全国,成为著名品牌。这是南仁东第一次参加一项科研新产品的设计研制,第一次实现了把知识变成技术,把技术变成产品,进而变成商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这个经历对南仁东非常重要。

他在通化无线电厂“学工”10年,经历了研制便携式收音机、电视发射机和小型智能计算器的全过程。今天通化厂的老干部、老工人对南仁东的评价是:他车、钳、铆、电、焊样样都会,样样都精,设计、制图也很专业。

“我是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南仁东这句话里有他对自己青年时代工厂生活的回忆,有他同工友们的友谊……那种在车间里铺开图纸,一边端着饭盒吃饭,一边讨论技术问题;那种日夜加班,没有加班费,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那种大热天吃完饭,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汗,接着干的生活是快乐的。

什么叫总工程师?哪一块都拿得起来,权威性就有了,协调能力就有了。多年后,南仁东成为“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通化无线电厂是他成长的摇篮。

1978年,南仁东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告别那天,很多人掉泪了。”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也许不容易理解这告别中的深情。他的青年时代,党和国家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南仁东做到了。

1981年南仁东获硕士学位,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档案里记载着这一时期他取得的一系列专业成就。然而能做出创造性成就的人不是只靠“专业”,1985年,南仁东感到需要走出去开眼界了。

这年他40岁。秋冬之交,他去苏联访问了两个射电天文台,也是为了去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学生时代,他喜欢读文学作品,最打动他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一直为保尔·柯察金所感动着。他不知道养育了保尔·柯察金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很想去看一看。

他去了。那里有他青年时代的英雄情结。我想,南仁东去看保尔·柯察金生长的地方,是想去寻找一座精神的熔炉。然而,此后他将以自己的生命经历证明:真正的熔炉不在别处,就在他自己的理想、情感、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中。

我再次看到,一个人心中坚忍不拔的志向,这种心志所凝聚的价值观,是比才华重要得多的东西。

1993年发生的一件事,是值得在这里记述的。

这年9月,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第二十四届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南仁东参加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属的射电天文学分部的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多国天文学家共同提出:要抓紧建造新一代功能强大的“大射电望远镜”。因为地球上无线电的大量使用,越来越多的电波干扰了接收外太空信号,如此下去,人类将被封锁在自己发出的无线电波之内,无法对浩瀚的宇宙做更深入的探索研究。

这是要超越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一国的力量难以实现,须多国联手。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代表组成。

在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主办的南仁东事迹展里,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他先后在荷兰、日本、美国、英国及意大利等多家天文机构进行客座研究,回国后曾任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从1985年到1993年这8年,南仁东去多国天文机构做客座研究。他在日本京都参加射电天文学分会的讨论,深知多国将联合建造大射电望远镜这件事的意义!1993年9月24日,他从日本回到北京,迅速向中科院提出:我们要积极争取让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南仁东说。如能争取到,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天文学乃至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但是,多国也在争取,我们有希望争取到吗?只有去筹措,才有希望。南仁东开始四面八方联络一批天文学家共谋此事。

1994年初春,北京天文台院子里的树枝冒出新绿的时候,南仁东拿出了1篇《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共万字,融入了我国天文学家积蓄百年的科研理想和奋斗激情。这是一份历史性文档,也是南仁东全力以赴为国“出征”的宣言书。

建议得到中科院支持。随即着手选址。这年6月底,他和一位在选址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相遇,这个人就是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博士聂跃平。

在贵州万山深处选址,这是南仁东与农民结合的10多年。无论去哪里,总有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为他带路。无路的地方,要用柴刀在丛林中劈出一条路来,没有农民兄弟的帮助是进不去的。而建造“中国天眼”,也正是在无路的地方辟出一条路来。

雨衣、解放鞋、柴刀、拐杖,是他们长年携带的装备。这是南仁东、聂跃平和选址的科研人员再次经历的“社会实践大学”。不论科学多么尖端,理想多么高远,仍需脚踏大地前行。

最让南仁东无法忘怀的是,普定和平塘两地,仅仅听说尚家冲和大窝凼有可能成为大射电望远镜的台址,农民们就把能通汽车的路修到了大山深处。

“不要修,不要修,还没定啊!”南仁东反复说。可没人听他的。那是冬季,那两条路都是在荒山野岭中修出来的。当时的贵州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那里的农民有股精气神,他们筑路的劳动里有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东西。

南仁东曾说“要积极争取”,贵州人民的“积极争取”一次次让南仁东感动泣下。漫长的12年选址和种种“积极争取”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挫折,贵州人民的殷切期望和真情相待,是他最大的支持力量。

选址是卓有成效的。就因中国的选址报告,1995年10月,有30多位国际著名的天文学家到中国贵州来开现场考察会。但此后,南仁东遇到的困难变得复杂起来。他越来越感到有一股力量在阻止中国争取到这个国际项目。1997年,南仁东意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放在争取国际项目上。一个想法逐渐在他的头脑里成熟:我国应自主建造一架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个计划被命名为fast。

这是南仁东的“两手准备”之一,他并没有放弃争取国际大射电项目。南仁东曾去征求一位外国友人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怎么能造大射电望远镜?” 这句话激起南仁东痛彻的反思。他想起自己十分敬佩的“两弹一星”科学家,当年中国的科技、经济条件都很落后,但老一辈科学家却成功搞出了“两弹一星”!南仁东强烈地意识到:关键技术需要自主创新,老一辈科学家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现在要向他们看齐!

这期间他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结肠溃疡困扰了他多年。由于他抽烟多,同事们担心他肺部出问题,曾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总是说工作忙没时间,不去体检。同事说他生怕查出问题会影响“大射电”立项。他的学生说,南老师其实是个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但他说,我要用没死的时间去完成fast这项巨大工程。他说我们没有退路,fast没有退路,我们的民族也没有退路,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南仁东在大窝凼施工现场(2013年12月31日摄)。新华社发(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就在2005年11月,60岁的南仁东向中科院提出:要向国家申请,由我国独立自主建造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2006年7月,中国申请国际大射电望远镜的方案被否决。2007年7月,我国发改委批复fast工程正式立项。

壮志可嘉。但,能不能成功?

从1993年开始,南仁东联系了20多家大学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从那时起,他不仅是研究fast的首席科学家,也是研究众多科学家的科学家,他由此看到“可能性”的存在,重要的是把散在各地的科研力量凝聚起来!这个过程,就是fast总工程师的诞生。

fast一经正式立项,决定由我国自主建造,全国积极参与这项大科学工程建设的有近200家大学、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2016年9月25日,fast终于落成启用。

南仁东生前淡泊名利,在天文台众所周知。他说过:“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的一生无论做过什么都微不足道。”但是人们记得南仁东,不少外国友人也记得南仁东。英国天文学家乔瑟琳·贝尔就是其中之一。

乔瑟琳·贝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脉冲星的人。2017年8月她到中国贵州,第一次看到绿水青山之中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空中高悬着馈源舱,一切有如幻想的天宫奇境……她赞叹道:“太美了!这是一位画家设计的吗?”她当然知道,这是南仁东设计的,她是对设计之美发出由衷的赞叹。

每个人都有理想。南仁东把一生的三大理想——美术、建筑、科学——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如此开阔地将地球、人类,同宇宙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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