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例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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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情况报告1
比如，奥巴马上周签署的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其中第727条款就规定：“根据本法所提供的任何拨款，不得用于制订或执行任何允许美国进口中国禽肉产品的规则”。
与之前“购买美国货”条款尚不指名受制约具体对象不同，“禽肉条款”则直接规定针对的是中国，而且是从源头制约――通过限制政府经费用途的方式，不允许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自中国进口禽肉产品的解禁工作。
低级错误的背后
这种指名道姓针对单个国家的歧视性做法，明显是违背了WTO相关原则，属于非常低级的“错误”。但这个“低级错误”最终能“一路绿灯”成为法律，凸显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也反映了在经济危机下，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正越来越多地将矛头对准“中国制造”。
经济危机――失业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制造”成为替罪羊，一切也就顺理成章。《华尔街日报》就指出，沉重的经济压力，正引诱美国自我隔绝于全球其他地区，“这种倾向在奥巴马所在的内尤其明显，在当前情况下，这种不断增长的诱惑尤其危险，因为全球贸易锐减，可能使目前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和持久。”
更多针对“中国制造”的法案将会出炉
除了“购买美国货”和“禽肉条款”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近的一份统计显示，自第111届美国国会开始运作以来，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参众两院提出的与中国有关的贸易条款已经超过了10个。
其中，众议院方面，有贾森・奥特迈尔和帕特里克・墨菲提出的“支持美国产业法案”，查尔斯・兰赫尔和桑德・莱文提出的“加强贸易法案”，以及阿图尔・戴维斯提出的“非市场经济体贸易补偿法案”等。参议院方面，有戴维・维特提出的“加强进口海鲜安全法案”和“药品市场准入法案”，以及戴比・施塔贝诺提出的有关经济援助法案。
上述所有法案都对中国产品做出严格限制，虽然这些法案不一定都能最终成为法律，但接连不断的以中国产品为对象，显示了国会某些人对“中国制造”的敌视态度。也可以预料，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更明目张胆的针对“中国制造”的法案将会出炉。
合法保护主义
尽管不少举措或明或暗地都有违反WTO相关规则的嫌疑，但WTO程序繁琐冗长，而且，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的话说，“WTO规则漏洞多多……如果你只是说遵守规则，你会有很大的空间实行我称之为的‘合法保护主义’。”
一直自诩为自由贸易拥趸的美国，也向保护主义低头，自然更加剧了全球保护主义抬头趋势。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显示，贸易锐减和保护主义抬头的双重威胁正在加大，全球贸易量由此今年将会出现80年来最大降幅。
该报告指出，许多国家都在考虑保护本土产业的政策，而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有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被提出，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仅在20国集团内，就有17个国家“身体力行”。另外，2008年全年，全球反倾销制裁案例也比2007年大幅增加20%，其中2008年下半年案例又比上半年增加20%以上。这当中，不少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双反”制裁――反倾销，反补贴。
对此，许多美国有识之士都感到忧虑，担心这会导致贸易战，进而使经济危机演变成经济萧条。《纽约时报》日前发表的社论，就敦促奥巴马政府必须抵制保护主义抬头倾向。社论警告，贸易将在世界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保护主义举措将导致更多类似举措，向其低头将导致贸易战，最终将毁灭复苏的任何可能性。”
共同应对贸易保护
不过，至少还让人略微宽怀的，就是奥巴马至少在许多场合都强调，美国将会抵制保护主义；而即将召开的伦敦20国集团峰会，应该也会在反对保护主义方面达成一致。但从奥巴马仍签署“购买美国货”和“禽肉条款”的相关法案看，将抵制保护主义落到实处，依然困难重重。光凭借美国的誓言，还不能有效阻止保护主义抬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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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情况报告2
美国再压人民币升值
此前不久，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去年12月的亿美元增加至183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出口减少％，降至亿美元，为此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汇率问题发表讲话向中国施压，这预示着为平衡贸易逆差，未来美国方面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再度大做文章。紧随其后，美国国会百名议员联合上书美商务部和财政部，认为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有操纵汇率的嫌疑。要求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国”名单，并敦促奥巴马政府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
事实上，早在2009年10月3日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将汇率问题作为重点议题，指出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不久国际经合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连报告指称，人民币汇率被大幅低估，由此美国与西方各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联合开始了新一轮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攻势。
在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指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总理和周小川行长再次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解读并非空穴来风，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面临压力情况下的表态。
中国汇率改革不惧外压
虽然，中美双方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始终存在着重大分歧，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却与以往有所不同，唇枪舌剑愈演愈烈。美国更是气势汹汹，称中国自始至终在操纵汇率，大肆渲染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对此，中国也立刻做出正面回应，反驳美国的无端指责。对美国的发难积极应对。
中国国家主席4月12日出席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强调，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这是基于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改革措施需要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统筹加以考虑，尤其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加以推进。
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中方无意寻求对美贸易顺差，愿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自美进口，促进两国贸易平衡。中国希望美方努力扩大对华出口。尤其希望美方尽快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希望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两国经贸摩擦问题，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大局。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有利，对美国有利，对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利。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进一步复苏的关键时刻，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中美都面临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更应该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稳定。
自1994年美国将中国终止为“汇率操纵国”以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在美财政部“操纵汇率国家”的名单中出现，如果此次美财政部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中美经贸关系将必然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是倒退。
人民币有效汇率已然升值
从近期人民币面临新一轮升值的压力看，与不断增多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无关系。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摩擦与争端问题上，对华政策不仅没有放宽，而且更加趋于强硬化。并始终没有放弃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导致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
尽管中国面临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威胁，但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大的动作。即便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未必能够解决中美贸易不均衡问题。根据美国贸易法案，列为“汇率操纵国”只是启动有关停止干预汇率的谈判，而且美国曾多次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没有能够扭转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局面。
人民币汇改事关重大
鉴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增大，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人手：首先，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次，由于流人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大；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在国际经贸中，各国追求各自的利益纯属正常，出现摩擦和纠纷在所难免，对于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摩擦和争端，应当通过协商谋求合理解决，而不是一味地采取制裁手段将双边经贸关系带入困境。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双方应着眼于未来，共同面对现实。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3
关键词 中国 美国 经贸合作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1979―200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4亿美元增至2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贸易都达不到中美这样的水平，这是经济全球化和两国经济互补的结果。但全球化带来的效应并非都是正面的，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合作规模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也出现了一些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
特别是进入2007年以来，围绕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美国对中国压力不断，中美贸易摩擦较为频繁。2007年5月，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闭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要妥善处理这种关系，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需要我们有智慧、有胆识、有能力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确，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是客观的，频繁的经贸摩擦短时间内也难以避免。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以便更加理性地应对。
一、美方具有消极影响的片面认识
在近些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的议题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而美国之所以大谈特谈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在此种贸易格局下，美国是受损的，中国是受益的；而且中国的利益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美国大众和国会往往还把贸易问题跟其国内就业岗位的减少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放缓联系到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系列的片面认识。对此，我们可以逐一分析。
（一）“中国贸易只惠己”
美国少数人认为，“中国贸易只惠己，中美贸易逆差对美国有极其消极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片面认识。
1.从中美贸易对美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看。
很显然，美国消费者直接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实惠。中美经贸合作是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对美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为主，主要包括低技术含量的玩具、鞋类、箱包、服装等，大部分为美国国内不再生产或不愿生产，但又是消费者必需的产品。大量中国产品出口使美国家庭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节省了美国消费者的开支。据统计，1995年至2006年来自中国的商品使美消费者节省开支6000多亿美元，特别是近几年，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的花费约在1000亿美元以上。显然，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大大增加了美国的消费者福利。
2.从中美贸易对美国企业利润的影响看。
部分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必然减少美国企业的利润。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的劳伦斯・洛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仔细分析后指出，事实上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很多利益，这是因为美国经济从对华出口上获得了更大的附加值，比中国从对美出口上所获得的附加值要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产生越来越强的溢出效应。中国的一般贸易是逆差，实现中国贸易顺差的绝大多数是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有80%以上是外资企业实现的。跨国公司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统计，以欧美为主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出口的产品占中国2006年出口产品的58％。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而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产品在华销售总值，加上以中国为基地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的总值是11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再加上货物贸易中的逆差，这几个值相抵，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利益上是平衡的。中美贸易表面上顺差在中国，实质上利润在美国。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说过，正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中美的贸易才能一路顺风，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二）“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剥夺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机会”
美国有人强调，大量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和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使本国制造业者的饭碗被“抢走”，加剧了失业问题。有人甚至指责说，中国应该为近些年美国制造业丧失的近300万个就业岗位负责。
而我们注意到，在2007年5月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之前，针对美国国内有所升温的保护主义思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曾专门研究报告，指出在对美中贸易及投资的认识上，美国国内存在几大误区。其中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美国制造业的衰落，特别是就业的下降是中国造成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过去四十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因为美国经济已经从制造型经济转型为服务型经济。而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则是发生在最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并非是中美贸易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随着世界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不断调整，发达国家一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由此出现就业岗位转移的问题。从美国制造业情况看，美国制造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逐渐失掉竞争力等原因造成的。事实上，由于中美双方产业结构本身的互补性，即使中国的某些产品被拦在了美国门外，其他国家的产品依然会取而代之占据美国市场。而中国产品对美大量出口，虽然对美国的制造业就业造成了压力，但也为美国的服务业，包括零售、批发、运输等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三）“中国对美国企业关闭市场”
在美国还有人认为，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中国对外国企业关闭市场。
而实际情况是，近年来中国市场面向全世界积极开放。中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一直积极增加进口。中国既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既大量出口商品，但也在大量进口商品。在中国国内，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施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破解“三农”难题等战略都将成为世界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驱动力。中国的快速发展向世界各国提供发展的机遇、市场和空间，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而是一个“现实的大市场”。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模式显然是与世界互利共赢的。
尤其是针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加大，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开始采取“一次性采购”的做法来缓解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状况。2006年4月，由吴仪副总理率领的中国经贸代表团在美国13个州进行大采购，最后成交金额达162亿美元。2007年5月，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在美国签署了138个采购、投资合同或协议，总金额达到326亿美元，采购商品包括飞机发动机、第三代核电站技术和设备、通信及网络设备、手机、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铁路打磨车、汽车及零配件、计算机软件、环保设备和一些农产品。
可见，中国从未对美国企业关闭市场。2006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合计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市场，出口总额高达730亿美元。在2000年至2006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40％。近年来，美对华出口增速远远高于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过去十年中增长了近四倍，中国已连续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四）“人民币汇率导致美中贸易逆差”
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是“人民币汇率导致美中贸易逆差”。
从历史上看，大国之间争夺有利于己的汇率安排的利益斗争和较量几乎从未停止过。自2002年12月以来，美国的某些政客、学者对“人民币升值论”的鼓噪一直没有停息。美国部分议员对人民币汇率耿耿于怀，他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便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严重不足，于是通过低汇率等手段，形成商品低价优势，将过剩的商品推向国外市场，并造成了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如果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大大削弱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阻止中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同时可以扩大本国的商品出口，缩小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
部分美国人，特别是部分国会议员越来越多的把人民币汇率问题视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莱德・伯格斯坦曾经在国会证词中说：“要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人民币对所有货币的汇率应上升20%以上，而对美元汇率要上升40%左右。”2005年2月，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著名的《舒默――格雷厄姆议案》，指责中国政府人为地把人民币汇率跟美元直接挂钩，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得到了平均%的优势。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如果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不能有重大改革，就要对全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的关税。
众所周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突破了：1关口。统计显示，至2007年5月，与汇改前相比，人民币已净升值元，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比率约为7％。同时，中国向美方保证，会让人民币汇率区间有更大弹性。但扬言要对中国发动制裁的美国国会议员却并不领情。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后，美国部分议员仍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依不饶。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称，他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受到挫折”，因为会谈“明显忽略”了人民币必须升值的问题。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一直主张采取措施制裁中国，对本次对话没有涉及“低估的人民币”问题“深表关注”。
尽管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如此关心，部分国会议员将人民币汇率指责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国内部分产业岗位流失的“罪魁祸首”，甚至试图对中国强硬施压，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导致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是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最大的片面认识。
从实际情况看，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导致中国产品价格低廉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甚至是中国的低环保成本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在对美中贸易认识上，美国国内存在的最大误区就是，人民币低估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并阻碍美国产品更多销往中国的直接原因。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尽管的确有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但人民币汇率问题绝非美中贸易的关键问题。汇率并非影响其在中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更多企业担心的是，如果两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摩擦加剧，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可能受到负面冲击。
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也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中国大幅增加的贸易逆差等问题，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强压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度升值是美国的习惯做法。美国在上个世纪曾压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短期内将其各自货币升值40―64%，而多年以来，美国对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仍在扩大。后来，美国还将同样的手段用在了欧盟身上，从2002年1月到2006年7月，欧元兑美元升值了50％，而美国对欧元区12国的贸易逆差却从2001年的54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915亿美元，增长了70％。同样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后，按美方统计，2007年一季度美对华逆差569亿美元，比2005年一季度对华逆差419亿美元增长了％。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未起任何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将纺织品等产业转移到中国不过是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延续。这些产业之所以转移到中国，并不是缘于中国的汇率优势，而是因为中国有大量优秀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因而即使人民币升值，这些产业也不会重新流回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美国解决贸易失衡和岗位流失的关键在其国内。有鉴于此，摩托罗拉公司的全球商业关系主管里奇・布莱克说过：“人民币的升值对整个美国贸易状况和国内制造业就业形势的影响几乎可以不予考虑。”
二、产生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根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国内存在着一系列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片面认识，这些片面认识显然是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实际上，对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学者和政客都心知肚明。美国一部分人之所以不断以经贸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横加指责，实际上是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分析起来，既有国际政治的因素，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的根源。
（一）从国内政治角度看，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实际上有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因素。
在中美经贸交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老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没过多久又发生反复，而且新的问题又会接着发生，可谓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实际上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正如《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不久前所指出的，“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简而言之，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
1.美国国会、党派竞争的影响。
美国炒作中国议题经常是随着其国内政治经济“气候”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上半年通常是中美之间的多事之秋。美国舆论拿中国“说事”每年都有一个周期。二月份开始出现迹象，三、四月份升温，五、六、七月达到高潮。其中的原因就是，每年的上半年都是美国国会通过各种预算案的时候，各种力量都要为自己多切一点预算蛋糕而制造理由。于是，跟美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有差异，贸易又不平衡的中国便成了首选的靶子。
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制衡也是影响中美经贸气候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借对外政策“作秀”的成分。尽管政府是相对务实的，但就对外贸易政策而言，由于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授予了国会，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影响力大于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因而在政府和国会的互动过程中，对外政策有时便会成为牺牲品。美国政府是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因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在“强势国会”的压力下，政府又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与白宫相比，国会议员更多地代表着各自选区的选民利益。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国国会议员要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们的提案多数反映本地区选民的意愿。有些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提案在局部地区来看，可能对保护当地经济有利，但从全局和战略层面看，则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中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国会议员首先考虑的是选票，只要对增加选票有利，都会被用来炒作，至于提案本身是否从根本上反映国家的根本利益倒在其次。
2.美国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
美国学者彼得・格里维奇在其著作《困难年代的政治――对国际经济危机反应的比较分析》中指出，政客们和其他在体制中有一席之地的人做出最终的政策选择。他们的权利来自于现存制度。不过政治领导人总得想办法谋得职位并且保住它。所以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希望能从受影响的劳工、投资者、消费者那里得到认可，最好是得到欢迎。他们的政策选择必须能够动员或维持政治支持。
首先，面对选举政治，美国需要为不景气的经济寻找“替罪羊”。经济问题历来是美国选举的重要问题。而近年来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范围很广，例如，双赤字问题、医疗支出问题、养老金问题等，这些都使经济问题在各种选举中突出出来。各种政治力量会围绕经济问题互相攻击，做足“文章”。因此，为了选举，美国政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一点，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指出，从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萎靡不振的痛苦中，美国的政客和商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为这些麻烦而责备的对象：中国，或更明确地说是人民币，已成为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
其次，面对选举政治，美国要迎合利益团体的需要。显然，在美国，无论是贸易政策还是国际金融政策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利益集团相互角力的政治过程。近年来，“健全美元联盟”是美国国内“人民币升值”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这个由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等80多个团体所组成的联盟，代表着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贸易团体的利益，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必争的“票源”。为了获得众多诸如“健全美元联盟”等制造业团体的支持，布什政府和国会自然要迎合他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
事实也证明这些利益集团的游说是非常有效的。近年来，美国国会为人民币汇率举行了大量听证，并接受了制造商的几乎所有言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受政治利益驱使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是回应国会的要求，货币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政治家在为制造业选区的选民考虑。从这个角度看，要求中国浮动汇率实际上是治疗美国国内政治伤口的手段。
（二）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实际上有遏制中国的意图。
1.利用经贸问题逼迫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
把经济问题同其他问题挂钩对美国来说并非新鲜事，而那些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持批评态度的人更是认为，贸易仍然是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逼迫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的一张可以利用的“王牌”。他们认为美国需要用经济压力来抵抗中国的外交攻势。早在1999年中国追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有议员就曾经非常露骨地说：“中国如果以现在的条件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接纳，那么美国总统在未来就不可能运用这个‘挂钩’来牵制中国的力量。”他们认为，“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就不可能再有效地运用从中国进口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对台湾潜在的威胁、在西藏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迫害”。
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在批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时附加了许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在美国国会单独设立一个与行政和立法部门联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监督中国的人权记录”。
时至今日，某些美国议员仍坚持着这样的思维方式，即一项不能带来政治利益的贸易政策便不是什么好政策。所以他们在考虑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时便往往“项庄舞剑”，“醉翁之意不在酒”，总是试图通过经贸的压力达到经贸以外的目的。
2.利用经贸问题羁绊中国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对手和竞争者，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尤其是“中国经济威胁论”抬头。2007年5月，美国合众社和佐格比调查机构共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越来越被视为美国的经济威胁。％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的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经济威胁。在被问到什么才是中美之间最为重要的议题时，29％的人认为是巨大的年度贸易逆差，21％的人认为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而另外13％的人则认为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形成的竞争。另外，在采访中，还有％的人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是美国经济的更大威胁。
“威胁论”必然导致“遏制论”。遏制中国，延缓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题为“聚焦龙：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二十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最理想的方法。否则，等到中国经济真正崛起的时候，美国就失去了战略上的先机。因此必须在对华贸易上对中国进行控制。
对此，俄罗斯《商报》引用俄经济学家的话说，美之所以在贸易上找中国的麻烦，根本上还是因为把中国看作假想敌，不让中国强大起来，绝不希望在世界上出现一个可与美国相匹敌的大国。
总之，近些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复杂，仔细分析，其中的消极因素具有各个方面的根源。全面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及其根源，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并进一步推动中美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吴仪：推进中美贸易互利共赢，《华尔街日报》,2007年5月21日。
朱周良：贸易委员会：美国内对美中贸易存七大认识误区，《上海证券报》,2007年5月24日。
吕邦安：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与可控性，《学习时报》,2007年5月29日。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4
紧接着，5月26日，美国公布《考克斯报告》，在指称中国盗窃核机密的同时，也对涉及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些敏感问题，如美国的高科技输出，提出对中国不利的建议。
当然，“抵制美货”之类的过激口号并没得到广泛响应，考克斯的建议也不会立即成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但5月以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裂痕，确有可能对两国经贸关系形成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清醒的声音，需要再次把积极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目标提出来。
不可意气用事
中美在经济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加强经贸往来，发展经济合作关系，对两国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从我们的国家利益出发，在这个问题上不应犹豫和含混。
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从贸易额来看，中美间的贸易总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40％左右（包括转口贸易）。1989年以后，中国已经意识到，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比较大，当时就提出要搞贸易伙伴多元化。但是过了10年，中美贸易份额并没有减少，绝对数字一直是直线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市场相对开放得多，而欧盟、日本的市场则相对比较封闭。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最终也是在美国市场得益最多。在当前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对美出口，对于稳定经济、保持增长、增加外汇收入，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除了市场之外，美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也相当重要。美国对华的协议投资额是463亿美元，实际投入214亿美元。以合同金额计，美国在华投资居世界各国对华投资中之首。而且，从技术含量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华投资的技术含量远远高于港台地区和日本。
当然，美国也需要中国，因为双方的经贸往来是互惠的。如果失去中国这个伙伴，别的不说，单是美国市场上的纺织品就要大幅度涨价。而且美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其战略意图是占有中国的广大市场。美国商界和许多老百姓将来都能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好处。
相比较而言，美国对中国在经贸领域的依存度不是很高。统计显示，美国对华贸易只占其对外贸易额的3％到4％；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也主要在北美、欧洲、日本，发展中国家主要在墨西哥等国。但近年来美国在华投资确实有很大增加，已经引起政府和国会的重视，许多老百姓对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比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上一直有摩擦，但又一直在摩擦中不断发展。当前对美国来说，无论从稳定亚太地区的大局看，还是从维护其自身利益的需求看，还是会比较重视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但因其经济上对中国的依存度不是很高，而自己的回旋余地较大，所以美国国内一些强硬势力有较大机会出来闹事，也会带来相当阻力。而中国从自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必须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些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务实精神，万万不可意气用事。
冷静看待霸权主义
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和全球贸易政策共有四个层次，即单边、双边、区域和多边。这种结构是美国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上回旋余地较大的制度保证。
单边层次的贸易政策是指美国不跟贸易伙伴讨论，单方面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比如301条款就属于这个层次的贸易政策，该条款涉及到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美国对日本、欧盟和中国都曾经威胁过要使用301条款，单方面勒令对方在限定的时间内满足其要求，否则就制裁。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国家都对美国作出让步，而美国也作出相应的让步，因此，301条款并没有真正地使用过。因为美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与高技术联系紧密，而高技术又有一定的垄断性，如果遭到制裁或反制裁，后果将是两败俱伤，制裁将使被制裁国失去获得高新技术的机会，而反制裁将使美国失去高新技术的市场。
在双边层次上，中美之间最主要的就是“最惠国待遇”问题。现在美国已经将每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审议与人权问题脱钩，但是美国仍然能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卡中国。
在区域层次，美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盟主，在其主导的北美市场占优势。同时，美国对欧盟和尚未完全成形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也有明显的渗透能力。
从多边层次来看，美国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力也非常显著。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变成世界贸易组织（WTO），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来自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WTO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与主要用于规范商品贸易的GATT相比，着力于规范服务贸易包括电信、金融业贸易的WTO更能保护美国的利益。此外，美国还在事实上控制了世界银行，并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很大发言权。当前的国际竞争，除商品和贸易竞争外，更重要地表现为“游戏规则制定权”的竞争，美国在这场竞争中是最大的赢家。
美国在对外经济战略中，确实体现了浓重的霸权主义味道。我们对其霸权主义不能一味迁就屈从，在必要时当然必须斗争和揭露。同时也应当承认，这种霸权主义是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比如美国搞单边制裁显得很霸道，不给人以谈判余地，但确实因为它在高科技领域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强调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话和协商，谋求与美国多层次的经济合作。
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当前维护、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我觉得首要的是必须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尽管“抵制美货”这样的口号并没有广泛流行并成为事实，但这种过去20多年来都没有说过的话公然提出来，影响就很坏。必须看到，轰炸中国大使馆首先是个政治事件，而不是经济事件。它并不符合美国商人的利益，也不符合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利益，不能把美商和美国人民都当成自己的敌人，更不能以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方式来处理经济问题。
美国在华企业和贸易机构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基石。他们和中国有共同的利益，比如每年美国国会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时，在华的美资公司都能做一些游说工作。要维护中美关系，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稳定它们，不能搞抵制美货，不能卡美资企业，而且要欢迎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来投资，让更多的美国企业和中国坐在同一条船上，以便为中美关系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相当一批美国的利益集团对中国比较友好，比如美国商会。可以在对美策略上多听听他们的意见，通过与他们的合作和沟通，吸引更多的美国公司到中国来，进一步加强中美的经济合作。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身份有助于中国对国际政治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能加入更多的国际经济组织，也会有助于中国对国际经济问题保持更大的影响力。WTO就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自从出了个轰炸大使馆事件后，反对加入WTO的声音变大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现在看来，加入WTO这样的多边机构已经不仅仅是个开放的问题了，而是要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的问题，是为中国争取对国际经济施加影响的重大机会。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是退让不得的。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5
连线天津：
“引资”与“引智”结合
《关于天津市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天津市2011年对内对外经贸合作势头较好。411家外资企业增资额增长78%，亿元以上内资项目到位资金占全市的77%，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9家，累计达到150家，国内500强优势企业达到187家。成功举办国际生物经济大会、国际矿业大会、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津洽会”等大型会展活动165场。我国首部3D动漫电影走出国门，天津钢管公司赴美投资建厂。
对于2012年天津市贸易发展目标，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志强指出，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大力扶持“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和高技术、高效益、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升一般贸易比重。做强汽车及零部件、科技兴贸两个部级出口基地。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组织多种形式开拓新兴市场。
张志强表示，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装备、重要能源原材料进口。大力推进规划招商、产业链招商，促进“引资”与“引智”紧密结合，引进国内500强优势企业30家，推动一批新的世界500强项目签约。深化与资源富集国的投资合作，扩大中高端劳务输出。加快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强与内陆地区合作，高标准做好对口支援和帮扶协作工作。
连线福建：
对台经贸合作优势明显
福建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目标是，2012年福建外贸出口增长10%，按可比口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低于100亿美元。
多名代表建议，福建省应积极争取在福建闽台农产品市场设立台湾地区农产品直销免税市场。建议称，台湾地区农产品销往大陆目前还不稳定，时多时少，时有时无，尚未常态化。大部分台湾农产品虽然品种新、质量好，但本身价格较高，加上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进一步推高大陆终端销售价，由此直接导致大陆企业的采购积极性不高，影响销量。在福建闽台农产品市场设立台湾地区农产品直销免税市场可以地区农产品销售中面临的困难。
连线河南：
打造“无国界中原经济区 ”
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在河南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成为河南省历史上引资总额最多、进出口增幅最大、开放成效最为显著的一年。
郭庚茂指出，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吸引境内外投资者进入现代物流、金融、旅游、文化等领域。深化农业对外开放，重点引进品种培育、精深加工等高技术项目以及畜牧、花卉等高效农业项目。扩大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领域对外开放，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积极承接出口型项目，实现进出口总额400亿美元以上。
河南省人大代表、省商务厅厅长李清树说，直到2010年，在提到进出口时，我们仍为不到200亿美元的数字和出口产品多以资源型、初级加工品为主的状况而尴尬，但2011年这种状况被迅速改变。
《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草案）》作为2012年河南省两会的重点议程，《纲要》中也对中原经济区在对外贸易上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实施办法。
《纲要》指出，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提升郑州综合保税区功能，建设郑州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推动具备条件的地区申报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一批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中心。争取符合条件的省级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升级为部级开发区。
连线江苏：
“内练苦功，外拓市场”
江苏省省长李学勇作《江苏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江苏外贸2011年再创佳绩，进出口总额首超5000亿美元，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同时，一般贸易增幅高于加工贸易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增幅高于货物贸易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出口增幅高于传统市场。
江苏省人大代表、商务厅厅长朱民表示，一般贸易增幅高于加工贸易，表明江苏自主产品出口的份额在提升；服务贸易增幅高于货物贸易，表明江苏出口由依赖资源优势，转向依赖服务和人才优势；新兴市场增幅大，反映出开拓市场的能力在提升。
朱民还同时指出，2011年的外贸形势异常复杂，迫使我们下更大的力气“内练苦功，外拓市场”。去年在外贸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质量也有明显提升。民营企业、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和个百分点，内资企业增速是外资企业的倍；光伏、轨道交通、船舶等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出口增长迅速。对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速均在30%以上。
与会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社科院院长刘志彪说，江苏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承接了两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国际知名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服务贸易的兴起，既是产业发展自身的需要，也是外贸转型的需要。
在出口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报告提出，要在优化结构的前提下继续扩大有效投入，加快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
江苏省商务厅外贸处分析认为，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给江苏外贸带来了不利影响。但经过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洗礼”，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已成为江苏外贸企业的内在动因，其综合竞争力正逐步增强，应对危机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有所提升。2012年，江苏省外贸增速相较去年虽将出现回落，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连线浙江：
外贸转型浙江要先试先行
浙江省省长夏宝龙表示，要加强出口企业引导和服务，利用出口退税、信用保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政策，培育提升重点出口基地，扩大自主品牌产品和服务贸易出口，促进出口结构升级。
2011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成为国家战略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交出了全年亿元的贸易成绩单，同比增长%。连续21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榜首。2011年前11个月，义乌实现自营进口额亿美元、自营出口亿美元，分别增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