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对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论述。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习近平关于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论述体现着我们党政治概念政治话语的继承和创新。并且，如果把时空视角放得更宽广一些，我们会发现高素质干部队伍概念的界定、范畴内容的确立与共产党人独特的历史任务，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的历史使命紧密相关。因此，深入理解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概念必须放到共产党人承担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进行思考，为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提供原创性概念支撑。
一、高素质干部队伍重要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大历史观的政党，强调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立场上，完成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承接，包容、动员、统合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德性，运用通变之道，完成各社会力量的革命性整合。同时，又站在中西方文明对话融通的立场上，深刻洞察世界发展趋势，全面审视中国与世界互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掌握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运行规律。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我们对事物进行概念的界定，往往需要考虑“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三个环节”。一方面，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立足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从共产党人承担的历史任务、历史使命中理解高素质干部队伍。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较量和人类文明发展中深入理解高素质干部队伍。
第一，政治性。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拓展了对政治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与人之间普遍交往的确立和世界历史的转向，一个区别传统的社会开始出现。随着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的开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出现。“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基于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没有抽象和独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政治的本质特征有所不同，其本质要到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去寻找。苏共垮台、东欧剧变的历史深刻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从政治上看问题，确保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选拔培养出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信仰，对人民大众具有朴素情怀的执政骨干，是注定要丧失领导地位和执政权力，最终走向失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崇高政治理想、鲜明政治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历史变革的政治进程中应运而生，在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政治追求中发展壮大，讲政治是其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也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第一要素。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确保全体党员、全体执政骨干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第二，主体性。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过程中，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世界文明进步之间保持了历史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民族国家维护其文明之间出现了对抗性。这种对抗性和冲突的发生来源于西方文明内在的缺陷，“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们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更是深刻指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使人的力量屈从于物的力量，不断走向异化。针对西方文明的局限，马克思主义高举人的主体性，第一次把作为自为性、目的性和超越性存在的人及其未来发展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予以哲学观照，把人类历史生成着的超越意识、自由意识和未来意识纳入现实活动中作出实践理解，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恩格斯指出：“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正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中国共产党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思维素养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探索一条促进人与物、人与政治、人与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的协调发展的道路。坚持人的主体性，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的现实，不同于西方政党工具化集团政治的设定。中国共产党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主体性的逻辑起点，决定了党的干部队伍具有自我革命的彻底性，可以始终做到根植人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把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与人的解放过程统一起来，真正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破解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
第三，专业化。高素质内含专业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既关注工人阶级眼前的目的和利益，也关注长远的幸福和价值；既注重把握当下的历史，又始终坚持运动的、未来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贯通现实和未来，把握目的和价值的突出特性，必然要求党的干部队伍具备专业的素质、专业的知识和本领，实现党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干部队伍专业化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用各种科学知识把自己更好武装起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加符合规律。”在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部分，习近平提出了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八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习近平多次强调，领导工作要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如果只是泛泛知道其中一些概念和要求，而不注重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讲话做事就会缺乏专业水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多次强调提高斗争本领，增强担当本领。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二、存在的难点及问题
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前，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党是忧心忡忡的，我是忧心忡忡的。”在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当前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切行为的源动力。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受到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主义、商品经济、“圈子文化”、权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蜕变，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有的干部信奉西方理论，自以为坚持价值中立，其实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吹鼓手。有的干部讲利益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讲面子不讲规矩，毫无底线意识、政治意识，党性和人民性荡然无存，影响党的公信力，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理想信念缺失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极可能出现商品交换原则泛化、非组织活动等问题，严重的甚至表现为“七个有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承载着中国社会整体利益、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政党，是一个要完成中华文明再生再造的政党。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是执政党干部队伍最深沉的危机。党的干部队伍是践行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主体，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决定了党的干部队伍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德性政治底色，坚持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相统一，坚持以上率下与引领示范，从根本上不同于代表部分利益的西方政党，跳出政党沦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窠臼。
（二）考核评价不够精准。考核评价一直是选人用人中的核心问题。从实际工作看，当前考核评价的难点主要集中在知事和识人还未真正有效结合。未能将干部德、能、勤、绩、廉的考核与“事”和“人”两个关键结合起来，让“事”显出来，让“人”动起来。一是党委（党组）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201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中央强调加强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解决唯票、唯分、唯生产总值、唯年龄等问题，切实选好用好每一位干部。2014年、2019年修订施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干部工作中更好加强党的领导，改进考核评价作了进一步深化和规范，但在更好规范动议研判环节，做细做实谈话调研等方面仍有不足，影响着党委（党组）在选人用人中的主导权。二是对“事”的界定还不够清晰，缺乏岗位职责的进一步具体化。要做到考核的客观性，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结合实际制定岗位说明书，明确岗位责任清单，在此基础上，通过细化分解形成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实践中，我们虽出台了总体性的二十字好干部标准，但仍缺乏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岗位的要求，缺乏岗位职责进一步的具体化、指标化。三是考核结果的综合运用上还有差距。实践中，我们考核方式不少，考核工具不缺，但难的是综合运用，难的是精准。年度考核、业务考核、具体考核之间的综合运用还不够，对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年度考核、绩效考评、关键时候表现、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以及日常了解掌握等情况进行收集汇总、综合分析还不够。
（三）激励约束不够充分。有效的激励约束是保持干部队伍活力，激发干部队伍动力，让干部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重要保障。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压力型体制”“目标责任制”“行政发包制”“晋升锦标赛”“一票否决制”等激励约束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和约束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开展，问责在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显；干部考核中“唯GDP”转向“重实干、重实绩”；干部选拔任用中“唯票、唯分”转向注重政治素质考察，这一系列的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激励约束机制，新的还未完全建立，作用发挥还不够。一是问责制度的整体效能有待进一步完善。2016年中央制定实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来，问责力度逐年加大，在倒逼责任落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以问责代替管理，把不符合问责情形的事项纳入问责范畴，甚至滥用兜底条款的情况也随之而来。有的简单依赖问责推动工作，只要结果不满意就随意问责，特别是在疫情防控、生态环保、信访维稳、违建拆除等领域，片面强调属地责任，没有注意到基层部门权责不匹配，缺乏必要的工作权限和履责条件等情况。二是容错纠错机制建设相对滞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深水区改革的复杂性，决定了决策过程和具体工作中容易出现各种失误，需要容错纠错机制的建设，实现权力运行的整体规范和效能平衡，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劲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区分开来”以后，容错纠错机制建设有很大的进步，但仍面临三个核心问题有待解决，要积极破解容错纠错机制原则性规定、实操性细节双向不足的问题，要积极破解受党纪政纪处分、受问责干部影响期满后鉴定评价机制，要积极破解重容错轻纠错的问题。三是干部队伍整体激励不足的问题。新时代干部队伍激励需要系统思维、整体设计。随着地区差异、层级差异、价值观差异的存在，干部群体的异质性特质日益明显，单一的激励措施往往效果较弱，需要把握干部诉求的阶段性变化，综合运用政治激励、精神激励、物质激励等激励机制，发挥正向激励的长效作用。从目前实践看，对干部队伍的普遍激励、逆向激励、择优激励的统一还不够，对干部队伍心理健康、心理压力的关注还不够。
三、思考与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立足当前存在的问题，着眼党的事业的未来，还需要在一些基础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一）在“两个结合”中坚定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新时代，解决理想信念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核心是做到“两个结合”。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的秩序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天然的共融相通。马克思与黑格尔及其以前的哲学革命性的区别在于从人的主体出发，建立了与世界的全新联系，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外在之物对人的控制。今天西方文明发展中存在的四大局限，乐观的理性主义、傲慢的人类中心说、无限制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去平衡背后，体现的是西方文明二元思维下物与人的冲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中西方文明对比中，积极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史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华文明的再生再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独特价值，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当今世界竞争中，短期看是科技水平的竞争，中期看是制度模式的竞争，长期看是价值理念的竞争。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传统文化，强调“亲、诚、惠、容”，具有“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特质，具备很强的柔性和韧性特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走出狭隘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走出文化排外主义和文化偏颇论，中西文化对立论，以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为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占据人类道德制高点，为坚定理想信念提供最深沉的力量。
（二）坚持系统思维，贯通体系和要素。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2018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首次完整阐述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首次提出五大体系建设，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五大体系的提出，将干部队伍的进、退、留、转从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大体系进行统筹，这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突破，着力破解了干部队伍建设上的一些体制性弊病。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体系的有效运转都离不开制度主体、体系间核心要素的支持和贯通。首先，要进一步明确主体意识，要把党组织对干部工作的领导把关落到实处。党组织的主体作用体现在选育培用各个方面，体现在进退留转各个环节，贯穿整个干部工作始终。其次，要用制度要素打通各体系之间堵点。体系建设中好干部标准是导向，干部分类是基础，干部考核是依据，要以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贯通好干部标准、分类与考核，避免体系建设成为空架子，各说各的话，各干各的事。具体来说，政治建设应该是一个涉及标准、类别、行为特征的综合指标体系，具有本土性、可测性、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特点，而不是概念化的、口号式的政治用语。在指标设计上，一级标准建设上要注重“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五个方面；二级类别设让上要注重科学，更加注重用技术和数据支撑反映岗位分类特性，形成岗位说明书；三级行为特征上要注重精准，要能比较不同岗位差异，比较绩优者和普通者素质差异，形成相对具体的岗位胜任素质模型。再次，坚持“四个自我”不断完善体系和要素。在系统思维下，干部队伍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根据干部成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进行调整优化。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贯通完善体系的内在保障，推动中国共产党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方面，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的权力监督机制和网络体系，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政党、人民政协，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使各种监督渠道、各种监督形式和手段紧密衔接，互相配合，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综合优势和整体效应，形成系统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另一方面，从权、职、责、利四个维度动态思考权力的运行条件和约束边界，做到权、职、责、利四统一，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牢牢把握干部队伍不断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进程。
（三）坚持结果导向，贯通赋能和问责。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既要有宏观层面的体系建设，又要有微观层面的结果导向，注重赋能授权和精准问责解决干部队伍的动力和行政效率难题。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和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宏观层面，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通过体系建设，通过党管干部及时调整党的组织路线，调整党的干部政策，为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难题。微观层面，通过赋能授权等方式调动干部积极性，不断激发主体潜能；通过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克服个别领域问责简单化、泛化的问题，不断提高权力运行的效能。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提高干部能力和监督约束两方面，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提到要指导干部、提高干部，要检查干部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照顾干部的困难。今天，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微观层面的逻辑主线仍然没有变，要继续围绕赋能授权和精准问责深化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关于能力素质的针对性培训，克服本领恐慌、能力恐慌，解决不会为的问题。要继续深化完善干部队伍分类基础上的培训体系，更好满足专业化的需求，实现组织需求、岗位需求、专业需要、干部自身需求的内在统一。二是要重视调动干部主体的主动性。主体性是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人事相宜”“人岗相适”中的关键所在。具体来说，一要满足干部主体的物质需要。干部是社会环境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要建立与他所在地域、所从事岗位的相对匹配的薪酬体系，不能以讲政治的名义忽视干部的物质需要，更不能把干部谈物质利益、谈生活压力误解为对党不忠诚。二要重视对干部主体放权赋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有效授权、岗位自主性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新时代既要坚持“放管服”改革，坚持“权力清单”制度和“街道吹哨、部门报道”等好的做法，通过上级向基层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权，激发主体行动潜能，让地方政府“权责”匹配，提升行政效率，更好提供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又要深化干部岗位工作的自主性建设，把忠诚与担当更好地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干部队伍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素质。三是要坚持精准问责。坚持精准问责是现代责任政治的要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落实主体责任的要求，也是落实权力运行全周期管理的重要环节。接下来，要以精准规范问责进一步厘清权责边界，推动“权、职、责、利”治权体系的完善；要进一步构建纵向层级间的责任界定分担机制，避免因责任不均衡导致层层推诿，积极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评估、回溯、分担机制，形成“干部为事业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