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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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调查报告1
为了有效化解执行信访案件，强化执行力度，突破执行难关，我们对全省法院的执行信访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除了对执行信访案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全面、客观把握之外，还专程与一些长期上访的当事人进行对话。通过执行信访这面“镜子”，可以反观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执行部门及时改进作风，跟进制度，扎扎实实将执行工作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解决执行难问题。由于执行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突兀的地位，而且执行信访已与执行难等问题形成一个锁链，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将产生连锁反应，推动其他环节的运行，使法院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一、执行信访案件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执行信访案件本身都有着许多明暗交织的原因促成，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执行信访案件中有所显现。据调查，执行信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陈年旧账多，化解难度大
执行信访案件中以旧案居多，新案较少。近年来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执行程序的不断规范，民诉法修改后相关救济程序的明确等，执行案件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些久执未结的案件主要是因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的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虽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最终难以实现债权。对于执行中确实无履行条件的案件，未向当事人做出合理的释明，致当事人不满。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因各种因素，使案件执行进展缓慢，有的案件历时久远，为此申请执行人意见大。这类执行信访案件所占比例约为56%。
（二）被执行主体履行不能问题突出
执行效果与被执行主体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执行信访案件也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象。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属弱势群体的案件，大多集中在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财产损害赔偿、追索劳动报酬等类案件。此类执行案件化解难度大，最易引发信访。申请执行人往往因为年幼待养、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生活陷入困难；与此同时被执行人往往也十分贫穷、无履行能力。执行工作陷入无物可执，双方皆有实际难处的两难怪圈。
（三）纠纷解决方式单一，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
对诉讼案件的信访，可以通过申诉复查、再审等方式救济。而执行信访案件的解决途径单一，惟有将案件执行完毕这一条途径，一些本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市场交易风险，一旦裁判确定，而又执行不能，风险则有可能转嫁到执行法院。交易风险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必须有人为风险埋单，公权力救济途径使申请人规避了市场交易风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限制，一旦执行不能，申请人就会纠缠于法院，使得本来属于普通民事案件审理途径，转变为执行信访案件，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在执行环节中法院执行措施并无明显不妥，但信访人认为危害自己的利益抗辩后执行法院不予理睬，致当事人信访。一些执行案件中正常的救济途径受阻，如应按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有的法院不予立案，导致当事人被迫以信访途径申诉。
（四）被执行人、案外人信访比例增大，执行信访案件的起因更为复杂
由于甘肃省高级法院加大了执行的督导，执行效果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申请执行人信访比例下降，而被执行人、案外人的信访比例却呈上升趋势。二零一二年，我们通过实施《执行流程管理办法》，《执行公开标准》，《执行监督信封》制度，大力强化规范执行，公开执行，强化执行监督。二零一三年，实行“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加强执行案件的督察督办，执行绩效大幅提升。从执行信访案件的数据反映来看，申请执行人的比例大幅下降，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信访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三个：一是执行力度加强导致被执行人情绪激化和对立；二是被执行人企图通过执行信访扼制执行；三是执行财产处分力度加大，在执行过程中，触及到案外人，案件第三人的利益。
当然，执行信访案件累积也不乏有些上访人基于投机取巧、无理取闹侥幸心理而引发。该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正确执行工作缺乏理解或对执行结果不满、对法律条文理解不清，或通过执行人员的解释仍然不理解，对法院有对立情绪。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不明法理，思想行为偏激，或对通过执行方式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太高，一旦愿望实现不了，就把自己应承担的风险全部强加于法院执行之上。
二、执行信访案件反射出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执行工作相对于审判工作而言，更容易发生信访，这与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对抗性有密切关系，与案件审理环节实体判决和程序不当甚至违法相关联，也有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和氛围息息相关，等等。
（一）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
由于立、审、执分立，相关环节脱位，每个阶段的办案人员只关注自己负责的这一阶段，而不在意其他环节的问题；有的甚至只求自己这一段平安过关、回避矛盾，将信访风险推到下一个环节；有的存在判决等执行依据表述不清、执行内容不确定，或执行保障措施不力等，待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即遭遇难以执行的困境。
1、诉讼保全不及时。在立案、审理环节，如果采取保全措施及时、到位，就为执行环节创造了良好的执行条件。但实践中，有些法院不注意立、审、执的协调配合，有的审判人员只考虑审而不考虑能否执行，致使在审判环节本应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却未能及时采取，导致当事人在立案、审理环节预先转移、隐匿财产现象屡见不鲜，给后一环节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最终导致执行不能，引起了当事人的上访
2、执行依据表述不明。案件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的主文内容，执行内容不明确，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从而容易引发当事人的上访。一些在审理期间就本已丧失继续履行条件的案件，判决的判项却是“继续履行合同”等简单的表述，进入执行环节后令执行人员无法操作。
3、片面追求调解率。调解本是化解矛盾的良策，但许多案件调解时办案人员并不注重自动履行问题，对将来能否执行考虑不周、缺乏预判，甚至明知调解确定的内容无法实际兑现却仍然积极以法律文书确认无法履行的调解结果，致调解后并无履行保障，将权利人权益无法兑现的难题交给了执行环节。
（二）执行环节措施不力或贻误执行良机
1、法院执行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归结点。案件执行是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最后环节，是矛盾纠纷的最终归结点。有些案件的矛盾，在审判阶段就得到了解决，但也有不少矛盾会继续存在发展。这些最复杂的矛盾到执行阶段已不可回避，最终爆发甚至激化。因此，执行作为诉讼的最后环节，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之处，也最容易引发信访。
2、措施不力、依据有误。执行过程中采取执行措施或所依据执行法律文书有暇疵、甚至错误导致执行信访申请人利益受损。这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执行或执行中存在瑕疵行为，或执行法律文书中有瑕疵，并给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案件。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执行人员执行方法不当，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或简单粗糙，机械地就案办案，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
3、执行风险告知不明。当事人往往认为法院已判决了执行就是法院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执行不能的风险理念。因此法院立案时应当向当事人清晰地告知执行风险责任，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履行能力的执行案件，应当向申请执行人告知清楚，申请执行人在执行阶段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流动去向、财产状况或线索，就要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责任。但在工作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未及时告知，导致申请执行人误解，心存不满。这样当事人易把案件的风险责任全部归于法院的执行环节。
4、终结程序设计不合理。执行案件往往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条件。而当案件执行工作受制于客观因素，短期内无法执行的，可以以程序终结结案。随着情况的变化，需要恢复执行时，对这些老案如何管理目前存在漏洞，且这种旧案并不计入办案考核指标，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而管理者也难以完全主动掌握，是否要恢复执行，有赖于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情况并由申请人提出请求，是否恢复却要由法院执行部门决定。申请人往往认为执行是法院的事，法院将查找财产等职责转嫁于申请人，对法院工作不满。
（三）执行人员责任心与办案水平等有待提升
无可质疑的是，执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执行干警工作很努力，但也有一些执行干警对执行工作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存在工作责任心不强、态度消极、效率低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工作作风不正等行为，也是造成执行信访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案件执行力度不够，办事效率不高，执行效果不佳；执行方法不当，执行人员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没有做好做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还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执行公开性不够。执行人员中嘴勤手懒现象普遍存在，执行人员接受一个执行案件后，做了哪些工作，没有相关记录，不但案卷反映不出来，当事人也不知道，这就容易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没做什么工作的印象，整个执行过程没有向当事人说清，有关道理没有说透，也是造成当事人信访的因素之一。
三、化解执行信访难题的对策与建议
就甘肃省三级法院而言，执行机构在执行信访案件上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省法院执行局内设三个处，执行信访案件专门由一个处负责，在接访和督办上全局三个处全员参与，对化解执行颇有成效，但繁重的信访化解任务势必影响执行工作和执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如何化繁为简，从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入手，将执行信访引入法治轨道，成为一大难题。
万事行为先。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也必须以切合实际的行动扎实推进。
（一）重视队伍建设，以队建促执行
据调查，执行队伍建设各地均存在历史欠账太多，近几年来，在强调执行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执行队伍人员配备相对有所改善，但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观念未得到根本扭转，最高法院规定的执行人员比例普遍未达到。同审判部门相比，学历偏低，行政辅助人员转任执行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整体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不强，造成执行质量和效率不高，进而引发信访，所以内部治理还需从队伍建设抓起，要选强配齐执行人员，从审判业务部门交流一批精通业务，重视程序，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中坚力量充实法院队伍。
（二）畅通法定救济渠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难题
执行中应做到畅通法定救济渠道，充分保障信访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尤其应充分发挥执行程序异议复议制度的功能，将无序化的信访问题引导信访人积极行使相应法律权利，使之进入法律渠道依法定程序加以解决。一些当事人因对案件的期望值与实际发生相距甚远而上访，上访理念偏差，固守“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心态，以上访为要挟，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由于一些绩效考核评比中将重大信访、进京访列为一票否决，使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一度走入误区，有关部门往往为息事宁人，做无原则的让步。对于这类案件，法院要能顶住压力。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信访人，适当予以司法救助，在合理合法范围解决信访人的实际困难，是体现法院人文关怀、为民司法的有效举措。但对不符合救助条件却以无理闹访、缠访的信访人，慎用司法救助等措施，尤其应改变花钱买平安的做法。否则，不仅破坏了基本的法律原则，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还会引发闹访人争相效仿、相互串通攀比，()动辄漫天要价等诸多负面效应，在社会管理方面后患无穷。由于在接访处理过程中存在多部门干预，意见不一，难有定论等情形，导致此类信访数量上升。类似案件中信访人的利益诉求显然已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与信访的本质相悖，不仅不应被如此的无理取闹而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审判、执行工作，而且应将此类案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将事情真相予以告知，不给那些企图通过钻法律空子侥幸获利的上访人以可乘之机。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相当普遍，甚至借力法院行虚假诉讼、虚假调解之事；法院的执行查询、划拨、交付等执行措施处处受人阻挠；协助义务人对协助执行事项不予协助的情形常常发生；执行人员在执行中受到打骂围攻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有的案件申请法院执行后久无结果，申请人转而寻求讨债公司解决问题。显然这是法院执行强制力不足的后果。因此，执行中只要符合法定程序，需依法采用强制措施予以应对。
（三）强化执行公开，确保每个执行环节的公开透明
多数法院对于执行工作流程已有标准化管理，立案通知、风险告知、权利义务告知、财产报告等方面大都有书面格式化文本，方便了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交流，节省了办案人员的时间、精力，也使当事人了解了法院的工作进程。但由于执行工作要求时效性，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要求证据交换、质证等程序，在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到期债权等多类案件中，相关方会感到法院执行工作不够公开透明。因此，法院应自觉接受执行各方当事人的监督，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增强执行工作透明度，严禁暗箱操作，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执行中除了要规范运用异议复议程序，还应强化听证制度，强化执行监督。
（四）改革管理积弊，重新设计案件终结制度
现行的执行案件结案计算标准，对于提高结案率有很大益处，但对于推进执行工作弊大于利。目前，由于执行案件的结案指标统计将程序终结案件纳入结案数据，至执行结案率、实际到位率等数据虚高不实；而程序终结制度其实是自欺欺人之举，许多法院将无法按期执行完毕的案件，通通采取程序终结的方式报结，而执行案件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久积成弊。一些信访人看到法院宣传的执行结案率、到位率如此之高，而自己的案件却没有得到执行，更会心生不满。因此，建议最高法院从上到下统一执行机构的案件管理，改革执行案件的结案统计标准，改革执行案件程序终结制度。
执行实务中尚有很多法律规定空白之处，近年的修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执行工作法律规定不完善的现状。建议最高法院针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和争议问题，尽快完善立法，及时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
（五）对内对外拓展空间，强化执行工作的引领、宣传
法院执行工作紧靠法院自身单打独拼是不够的，必须借力于公安、工商、银行、土地管理、房屋产权登记、车管、边境等众多部门协助形成合力的联动机制。法院应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相互配合，互相搭台。积极拓展信息共享空间，发挥理念转变的宣传与引领作用，强化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人积极配合法院执行的引导。近期，甘肃省高法在清理党政机关特殊主体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经省院执行局积极组织，主动向各方借力，开展了与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及省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多方联动、联合下文，省法院院长给各涉案地方政府亲笔信等多项敦促措施，有利地推动了这项工作高质高效地完成。
（六）强化社会诚信理念，力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当今社会许多市场主体追逐财富利益最大化，缺乏风险意识，更有一些人诚信理念缺失，失信、赖债之事频发。有些人明显有履行能力却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对抗执行。由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完备，客观上助长了失信人恣意妄为。应从制度层面对此种情形加以辖制，使其切实体会到失去诚信、不履行执行案件债务责任的严重后果。近些年法院开始实行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规定，今年推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都是强化社会诚信、促进执行工作的有力举措。法院应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勇于担当责任的领头羊作用。建议今后对失信被执行人市场准入，招标投标，银行融资，资质认定等方面出台相应的禁止或限制措施，从制度上限缩其市场空间，在促进执行工作开展的同时，也引领社会的诚信一体化建设，进而为执行工作创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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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案件调查报告2
今年8月，市委预防办、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采取以市院预防处为主体，统筹各发案县区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共同参与、上下联动，针对发生在我市农机购置领域的26件32人职务犯罪案件立项开展预防调查和犯罪分析。调查显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重大惠农政策。自20xx年中央将农机（具)购置补贴专项纳入国家“三补贴、两减免”的支农惠农政策以来，资金规模已由最初的数千万元增加至数百亿元。然而，随着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深入实施，资金规模日益扩大，骗取、侵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的职务犯罪案件也呈现出频发高发的严峻态势。不仅破坏了我市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更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户的切身利益，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有效遏制。
一、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情况、案件特点及作案手段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6件32人，涉及包括市级农机管理中心在内共11个管理单位。
（一）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特点
1、贪污受贿现象严重。在昭通市及所辖1区10县中，1市、1区9县的农机部门存在套骗农机补贴、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等情形。在全市11个农机站长（含乡镇农机站长）中，5个涉嫌贪污农机补贴、12个涉嫌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案件中，犯罪主体较为固定，即负责农机补贴的直接责任人，在所查处的26起案件中，涉及农机站站长17件，占65%。作案手段较为单一，19%是以虚报购机款的伎俩套取国家补贴。
2、涉案金额大。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26件案件，涉案总金额高达600余万元，其中5万元至10万元的12件，10万元至50万元的4件，50万元至100万元的特大案件3件，100万元的特大案件4件。涉及金额最大的是镇雄县农机管理中心主任涉嫌受贿案，其涉嫌收受贿赂高达200多万元，创下了涉农贪污贿赂案件金额历史之最。
3、“一把手”涉案突出。在查办的32人中，农机管理部门局长、副局长、站长、副站长、部门负责人有21人，占66%。其中，“一把手”单独作案的17人，占53%；“一把手”伙同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贪污受贿11人，占34%。
4、发案集中，发案范围广。农机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在农户大量购机的短短两年多时间(20xx—20xx)，农机购置补贴领域已成为贪污贿赂犯罪多发易发部位，全市10个县区及1个市级管理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除盐津县外，全市有10个农机管理部门发生案件，9个农机管理中心主任、4个副主任、1名市级管理科负责人及部分相关人员被立案查处。
5、窝案、串案比例高。所立案查办的26件农机管理系统案件中，90%以上系窝案、串案，呈现办一案挖一窝，查一个带一串的以点向面的辐射式传播。一人向同一农机管理部门的多人行贿，一人向多个县农机管理部门的多个人行贿，官商勾结共同贪污、官员之间勾结共同贪污和受贿现象普遍。在被调查的18名农机经销商中，绝大多数曾向2名农机系统工作人员行贿。
（二）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作案手段
1、按一定比例给予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好处费”。调查发现，自20xx年昭通市实施农机购置补贴以来，农民主要采购的是微耕机。从所办理的26件案件来看，微耕机经销商、代理商直接按照每销售一台微耕机给予农机部门国家工作人员300元、400元不等的回扣。如经销商曹某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向镇雄县农民销售微耕机4000多台，曹某就按每台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给予农业局长、副局长、农机站长、副站长“好处费”165万元，曹某还按每台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单独给予镇雄县农机站长吴某“好处费”156万元。
2、虚构农民购机花名册骗取各级所给的购机补贴。因农机机号均是唯一的，因此农机部门通过与经销商串通勾结，弄虚作假，申报补贴，套取国家农机补贴资金和县级农机补贴资金。一是由经销商提供虚假的农机机号、虚开发票，农机站人员伪造农民购机资料，农机站工作人员将虚假销售上报省农业厅、财政厅复核后，农机经销商套取国家补贴和县级补贴后，又将“协议”好的数额分给农机部门工作人员。镇雄县农机站长吴某伙同副站长谭某、农业局长王某、副局长庄某共同贪污国家补贴案，就采用这一方式。二是农机部门工作人员找到农机代理商，虚填农民购机花名册，按县级购机补贴标准套取县级购机补贴。如巧家县农机站长孙某要求农机代理商提供虚假的农民购机260台的花名册，并由代理商联系农机业务量多的经销商，由县农业局补贴每台500元转帐13万元到昆明经销商帐户上，再由经销商将套取的县补资金转帐到代理商个人的帐户上，由代理商提取现金交给农机站长孙某后二人平分所套取的县级补贴13万元。
3、借农机推广和技术培训之机肆意收受贿赂。区县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引进、试验、示范及技术的集成推广和运用，负责农机购置财政补贴的审批办理等。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农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借推广新型农机具、培训农机手之际，帮助经销商宣传、推销农机设备，并按销售额提取“推广费”。如昭阳区农机站长张某，利用职务之便为农机销售商推销微耕机、拖拉机等农机，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共收受多家农机经销商贿赂14万余元。
（三）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原因
主观方面表现为：
1、法制意识淡薄。从涉案的10多名农机系统管理层人员的情况调查发现，大多数在农机管理的能力方面表现较强，对自己职能职责认识得清、能兢兢业业工作，还积极参与许多政府中心工作，却忽视了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纪律、法律的学习，认为商业贿赂是普遍现象，办事找关系送钱送物大家都是这样，送上门的好处不要是傻子。因而，导致法律意识薄弱，单薄的思想防线在各种利诱的冲击下一触即溃。
2、受金钱至上腐朽思想侵蚀，廉政防线不攻自破。纵观农机系统的管理人员，无论是站长或是副站长，乃至局机关领导，都是生活富足，家有房产，收入不菲，但在社会的一些不良环境影响下，一些干部未能经受住利益的诱惑和考验，在糖衣炮弹的一次次轰炸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侵蚀和腐朽了自己的思想，进而一步步向罪恶深渊迈进，一发不可收拾。
3、不良嗜好迫其铤而走险。有一位嫌疑人曾经这样说道：“全市农机站长有许多是我的同学，我十分了解，以前大家太朴实了，都是因为玩麻将手中宽裕点才都出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和放纵下，农机部门一些人的不良嗜好渐渐突显，以致将黑手伸向惠民资金，贪污受贿，大肆侵吞套取国家农机补偿款。曾有几个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调查中，对自己贪污受贿的资金去向难以启齿，没有存款、没有用在家庭、没有用在子女就学。在办案人员的法律攻势、政策攻心下，答曰：都整去打麻将了。他们“血战”了人生，输光了前程，击溃了亲情。
四是攀比心理作祟，补偿欲望强烈。从个人因素来看，基层农机管理工作长期以服务“三农”为主，常常与机具和农民打交道，工作非常辛苦，且单一枯燥，而现行体制下，农机管理人员的收入往往与其工作强度有一定的差距，与一些高收入的行业工作相比，容易发生个人心理上的变化，特别是容易产生居功补偿心理而诱发职务犯罪。曾有一名主任在交待自己的问题时这样说到：“费了这么大的力从上面争取资金补贴农户，眼看用不完又要被财政收回去，太可惜了，不如把它套出来用掉”。
客观方面则表现为：
1、价格虚高，丰厚的利润空间导致贿赂案件多发易发。通过办案，我们发现同一品牌、同一规格农机具的市场销售价往往要比享受农机购置补贴采购的机具价低得多，而且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机具时常伴有拼装、组装成份，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低劣质产品充斥市场导致商家有丰厚的利润空间，形成了出手大方的行贿现象。如镇雄县销售机具的一经销商，拿出的行贿资金就高达4、5百万元。
2、监督缺失，给贪污贿赂犯罪孕育了温床。一是缺乏有效的上级监督。按照农机补贴办理和审批的程序设置，农民办理农机补贴手续全部在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完成，且省级部门安排的农机补贴专项资金都直接安排到县一级农机部门。市级农机管理部门虽然对县级农机管理部门批准的农机有审核权，但局限于书面这审核，监督流于形式。二是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农机部门既具体负责办理和审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又掌握着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结算大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财政部门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监管也仅局限于书面审查，公示制度在实际中也得不到有效落实，对农机部门的外部监督明显缺失。
3、领导不带头廉洁自律，上行下效。无论是贪污还是受贿方面的窝案，都存在站长或副站长起了贪心，一个人又不敢独吞，或是一个人无法运作，或是为寻求庇护，而向上级领导汇报，领导不但没有及时制止下属的违法犯罪行为，却在共同利益的趋动下，默许或签字认可，从而产生了犯罪，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的手下，形成窝案。
4、不切实际的量化任务，给职务案件易发多发埋下伏笔。一些地方政府或是农业系统不充分调查掌握我市农机购置、农机推广的基本数量和要求，而脱离实际一味追求数量，造成具体负责或经办购机补贴工作人员有利可图、有空可钻，导致虚报套取资金，诱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易发多发。
二、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通过对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环节、作案手段、案件特点及致罪原因的分析，结合调查发现的存在不足和薄弱环节，为切实服务“三农”工作，有效遏制农机(具)购置领域职务犯罪，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宣传和“政务公开”力度
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重要的惠农政策，惠及的对象是农民，而办案中发现广大农民朋友对补贴数额和补贴项目并不了解，对农机管理部门工作流程和服务职能也不清楚，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宣传和“政务公开”力度明显不够。因此应扩大“政务公开”范围，进一步促进局务、乡务、站务公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和广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补贴范围、对象、原则及操作程序、补贴目录、资金补贴标准，确保农机补贴宣传到位、落实到位，保证政策的公开、透明和群众的知情权。
（二）开展警示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知识讲座，强化干部职工廉洁自律意识
全市农业行政主管机关和具体承担农机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中层以上干部的职业道德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上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职业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认真执行党内监督各项制度，抓好干部廉洁自律，切实解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针对部门领导和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定期组织法律法规学习、党风廉政教育、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通过正面教育和反面警示相结合，引导每一个农机管理工作人员算好“五笔帐”，即组织培养帐、亲情悲欢帐、个人成毁帐、家庭安全帐，经济得失帐；自觉做到“四个珍惜”，即珍惜组织培养、珍惜工作岗位、珍惜个人名节、珍惜幸福家庭，抵得住诱惑，始终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同时，要十分注意发现和宣传在各自岗位上拒礼拒贿、廉洁自律的典型，弘扬正气。
（三）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督机制
1、明确和强化农机主管部门“监管主体”的职能定位，而不宜作为农机产品流通环节中的合同主体，确保从合同签订到付款、交货的全过程，农机管理部门仅作为监管主体依法审查农户购机资格，不干扰双方交易行为，有效降低行政干预。
2、增强服务职能，减少中间环节，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试行农机目录经销商经营为主经营向市场经营调节为主转变，推行凡是目录内的农机具，不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只要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农机具，由农民自主议价购买，逐步实现产品的流转从经销商→农机局→农户的间接渠道，转变为经销商→农户的直接渠道，促使企业与农户之间达成公平交易、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公平竞争。
3、借鉴涉农补助“一折通”方式，推行购机农户在农机管理部门实名备案及存折发放前在购机农户所在乡(镇)村公示制度，确保“补贴”直接兑现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真正受益。
4、搭建阳光交易平台，严格监管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全过程。优化、设立农机交易场所，为农机经销商提供摊位和展销场地，农机经销商负责组织列入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在交易所展示和销售；同时，建设完善信息发布、交易管理、售后服务、技能指导及投诉备案功能齐备的专网平台，适时监控农机补贴申请、协议上报、审核、供货审批、补贴资金结算等环节，做到程序严密、运行透明。
5、注重发挥政府监督、部门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切实改善“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平级监督太软”甚至监督缺位的局面。加大地方政府监管力度，有效整合政府、财政、审计、专门机关等相关部门监督职能，形成合力，有针对性地对农机补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充分发挥部门纪检人员的监督、检查作用，对各县区农业局分管副局长、购机办主任、县乡农机站长在工作流程、执行制度上实行严格的廉政风险防控，把严格程序、严肃纪律、廉洁自律，贯穿于农机工作的各个环节中。
6、严格社会诚信体系和市场廉政准入制度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与检察机关共同形成严惩行贿犯罪工作合力，不使任何一名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体、私营企业在我市有遂行“潜规则”的市场空间，以达到彻底净化市场空气，保护干部的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3
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分化，人们的婚恋观变得复杂多元，传统的婚姻家庭受到冲击。据民政部门相关数据，中国离婚率连续12年攀升，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了结婚率增幅。离婚案件的高发，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长沙市天心区法院通过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该院辖区20xx、20xx、20xx三年中受理的离婚案件共500件进行调研，基数较大，力求本次调研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一、天心区人民法院离婚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1受理案件数量
本院受理离婚案件数量每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xx年受理离婚案件300件，同比上升%；20xx年333件，同比上升11%；20xx年352件，同比上升%。
2、原告年龄分布
离婚案件当事人平均年龄逐年降低，婚龄逐年缩短。根据调研数据，离婚案件原告多分布在30岁至45岁之间，占比56%。30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原告比重相对均衡，均为22%。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是婚姻相对平稳期，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结婚未满一年的占15%；结婚1至3年的占12%；结婚3至5年的占31%；结婚5至10年的占33%；结婚10至20年的占7%；结婚20年以上的占2%。
3、诉讼主体
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大。原告的男女比率为：，女性起诉人数超过男性的倍。其中，原告为80后的离婚案件中，女性比重是男性的6倍多。但是，在45岁以上的年龄层，男性起诉的比重反弹，为%，接近女性起诉的两倍。
4、起诉理由
起诉理由比较集中，多为性格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性格不合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有201件，因家庭暴力的有47件，因工作生活原因导致长期两地分居的有35件，因小孩抚养教育观念不统一的有12件，因被告患有婚前不应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有9件，因被告有赌博、吸毒、醉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的有18件，因婚后未孕导致影响夫妻感情及家庭关系的有7件，因闪婚而导致双方沟通了解不够的22件，因家庭琐事争吵的有61件，因婚姻外遇的有74件，因被告无收入来源、经济压力大的有4件，因被告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有8件，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夫妻感情不睦的有2件。
值得注意的是，因性格不合已经成为原告主张解除婚姻关系的首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规定有直接关系，导致在没有法定解除婚姻的情形的条件下，性格不合成为主张感情确已破裂的主要理由。但是，由于性格不和在词义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念性，也具有涵盖其他法定离婚理由的包容性，这导致对性格不和的判断、衡量缺乏相应的标准，进而造成了司法认定之难。
5、一审结案方式
一审结案方式主要为判决、调解和撤诉，具体情况为：法院调解离婚106件、调解和好47件、撤诉123件、判决不准予离婚142件、判决离婚79件、驳回起诉3件。
4、适用程序
离婚案件中大量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占比%。一些离婚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尤其是婚姻关系维系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小孩的案件，往往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便利当事人诉讼，早日解决婚姻问题，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但是，对于离婚案件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不能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单纯地为了早日结案而适用简易程序。特别是，目前离婚案件呈复杂化的趋势发展，牵涉到财产利益分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家庭暴力、婚外情、赌博、吸毒等离婚理由的认定等，如果草率地适用简易程序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争议焦点的辨析。因此，在审理离婚案件中，要科学合理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适用程序。
二、离婚案件增加的成因及发展态势
1、婚恋观日趋自由，婚姻的人身依附性趋小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经济能力增强，更敢于追求自我，婚姻自由也成为当下的宣言。追求婚姻自由和期待婚姻能给自己更好的发展平台成为时下青年男女择偶的首选。特别是，女性职业化趋势的明显加强，妇女地位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和自由，改变了以往依靠婚姻维持生活的心理，摆脱了婚姻对人身依附性。同时，在当时下的现代文明时代，社会认识、人们思想观念迅速转变，离婚不再遭到社会较低的社会评价，离婚不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社会开放，人们享有婚姻自主权，“婚前性行为”、“试婚”、“好聚好散”等现象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越来越开放的婚姻观也改变了传统婚姻模式，特别是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流行，个体性被放大，婚姻对夫妻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当事人对婚姻的经济和人身的依附性也越来越小。当婚姻关系不能满足自我的需求时，离婚便成为一种解脱的选择。
2、法制意识加强，离婚手续简化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法律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并且善于利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和维护权益。作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之一的家庭关系自然也受此影响，当遇到家庭问题和矛盾时，法律手段往往被运用。但是，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由于婚姻案件的门槛低、诉讼费用低、起诉便利，原告往往在并没有穷尽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即提起诉讼，这会造成部分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后，简化了离婚登记手续，国家不再干预个人的私生活，消除了当事人的诸多顾忌。
3、沟通不足，性格不合成为婚姻的最大杀手
近年来，闪婚的现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没有长期的有效沟通和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就轻率结婚，到婚后才发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一致，导致摩擦不断、争吵不休，进而造成闪离的现象频发。此外，因工作、学习、感情等主客观原因导致长期分居也容易造成夫妻交流的减少和感情的疏远，而城市生活的诱惑，以及外在社会监督的弱化，使外出一方对夫或妻的情感有所淡化，对感情基础本来就薄弱的夫妻而言，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分隔和情感上的隔阂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
3、工作生活压力大，导致婚姻危机四伏
随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发展，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和通讯等工具的出现，使得家庭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范围大大增大，新鲜事物层出不断，打破了原有的观念和旧的道德规范，同时由于人们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以期寻求刺激来缓解工作生活压力的人不在少数，一部分人受花花世界的影响，痴迷于不法“娱乐”场所、陷入或“网恋”中，其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无法抵御物欲的侵蚀，婚姻观念的转变给第三者插足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便产生婚外情或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变。
三、妥善审理离婚案件的意见
婚姻关系是否和睦融洽直接关系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处在人格和性格培养期的子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生长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等心理障碍问题。因此，法院应该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审慎处理离婚案件，切实维护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同时，妇女作为婚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审判中应根据案件事实和具体情况予以相应的照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重视调解职能，慎重判决准予离婚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在推崇“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当今社会，调解是一种有效且能兼顾双方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调解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在审判离婚案件中更应当认真贯彻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将调解工作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庭前组织调解、庭中着力调解、庭后不放弃调解，努力穷尽各种调解方式方法，多做夫妻双方的教育疏导工作，不宜过快判决不准予离婚或未经有效调解既迳行判离。对尚有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婚姻，要尽量调解和好，避免因为诉讼的激烈对抗而加深夫妻间的感情裂痕。对于难以达成调节的，要正确把握离与不离的尺度，若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不得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对于离婚率较高的人群，有些当事人也并非感情完全破裂，多数是因误解、一时错误、沟通不足而使对方产生离婚情绪，法官应多加强“背靠背、面对面”的工作，促进家庭矛盾的解决。而对于感情基础差，婚后又长期分居的群体，大多是因为时间短，接触少而产生的离婚思想。对于此类问题案件，应当加强对离婚当事人的诉讼引导，避免因冲动而加剧感情不合。对于非因感情确已破裂，维系夫妻感情对双方当事人和小孩确实都没有意义的案件外，其他离婚案件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说服，化解家庭矛盾，给予当事人“冷静期”，以促进家庭关系的修复和改善。对于感情确已破裂，已无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应及时公正处理，使双方好聚好散。
2、对妇女适度倾斜照顾
妇女在社会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在婚姻中受到的伤害也相对较重，在合法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女方，体现了司法的关怀。法律并不是冰冷无情的评判工具，而是追求实质公平公正的保护机制，具有司法正义的精神内核。离婚时在财产处理上，原则上均等分割，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大部分妇女的经济条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妇女为家庭往往做出了更大的隐形贡献，适度照顾妇女的利益，按照优先照顾妇女儿童利益的原则给予妇女适当补偿，保证妇女不因经济问题而影响其正常行使离婚权利，避免妇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绝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3、加强对离异家庭子女的保护
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子女随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长，还要做好父母双方的法制教育，非抚养方及时支付抚养费，抚养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视权，使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双方的温情，双方相互监督，减少对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议可以与离异家庭、子女就读的学校建立联系卡，实时回访沟通，了解子女生活学习情况，及时制止对子女利益损害情况发生，使法院的审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护离异家庭子女，防止其成为问题少年。
4、加强对婚姻无过错方权益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的规定：“在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将此规定作为对有过错对无过错方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的依据以决定赔偿的数额。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该损害赔偿限制于金钱上的赔偿，对于过错方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略带隔靴挠痒之尴尬。因此，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予以惩罚，才会让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为前悬崖勒马，让未犯者对婚外不忠行为敬而远之。同时，无过错方在举证证明上往往存在举证难的困境，因此，在能提出过错方的过错行为之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错行为的取证权限适当放大，对一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应适当扩大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实现无过错方的权利。
关于案件调查报告4
为了有效化解执行信访案件，强化执行力度，突破执行难关，我们对全省法院的执行信访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除了对执行信访案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全面、客观把握之外，还专程与一些长期上访的当事人进行对话。通过执行信访这面“镜子”，可以反观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执行部门及时改进作风，跟进制度，扎扎实实将执行工作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解决执行难问题。由于执行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突兀的地位，而且执行信访已与执行难等问题形成一个锁链，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将产生连锁反应，推动其他环节的运行，使法院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一、执行信访案件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执行信访案件本身都有着许多明暗交织的原因促成，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执行信访案件中有所显现。据调查，执行信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陈年旧账多，化解难度大
执行信访案件中以旧案居多，新案较少。近年来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执行程序的不断规范，民诉法修改后相关救济程序的明确等，执行案件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些久执未结的案件主要是因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的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虽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最终难以实现债权。对于执行中确实无履行条件的案件，未向当事人做出合理的释明，致当事人不满。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因各种因素，使案件执行进展缓慢，有的案件历时久远，为此申请执行人意见大。这类执行信访案件所占比例约为56%。
（二）被执行主体履行不能问题突出
执行效果与被执行主体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执行信访案件也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象。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属弱势群体的案件，大多集中在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财产损害赔偿、追索劳动报酬等类案件。此类执行案件化解难度大，最易引发信访。申请执行人往往因为年幼待养、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生活陷入困难；与此同时被执行人往往也十分贫穷、无履行能力。执行工作陷入无物可执，双方皆有实际难处的两难怪圈。
（三）纠纷解决方式单一，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
对诉讼案件的信访，可以通过申诉复查、再审等方式救济。而执行信访案件的解决途径单一，惟有将案件执行完毕这一条途径，一些本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市场交易风险，一旦裁判确定，而又执行不能，风险则有可能转嫁到执行法院。交易风险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必须有人为风险埋单，公权力救济途径使申请人规避了市场交易风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限制，一旦执行不能，申请人就会纠缠于法院，使得本来属于普通民事案件审理途径，转变为执行信访案件，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在执行环节中法院执行措施并无明显不妥，但信访人认为危害自己的利益抗辩后执行法院不予理睬，致当事人信访。一些执行案件中正常的救济途径受阻，如应按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有的法院不予立案，导致当事人被迫以信访途径申诉。
（四）被执行人、案外人信访比例增大，执行信访案件的起因更为复杂
由于甘肃省高级法院加大了执行的督导，执行效果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申请执行人信访比例下降，而被执行人、案外人的信访比例却呈上升趋势。20xx年，我们通过实施《执行流程管理办法》，《执行公开标准》，《执行监督信封》制度，大力强化规范执行，公开执行，强化执行监督。20xx年，实行“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加强执行案件的督察督办，执行绩效大幅提升。从执行信访案件的数据反映来看，申请执行人的比例大幅下降，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信访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三个：一是执行力度加强导致被执行人情绪激化和对立；二是被执行人企图通过执行信访扼制执行；三是执行财产处分力度加大，在执行过程中，触及到案外人，案件第三人的利益。
当然，执行信访案件累积也不乏有些上访人基于投机取巧、无理取闹侥幸心理而引发。该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正确执行工作缺乏理解或对执行结果不满、对法律条文理解不清，或通过执行人员的解释仍然不理解，对法院有对立情绪。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不明法理，思想行为偏激，或对通过执行方式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太高，一旦愿望实现不了，就把自己应承担的风险全部强加于法院执行之上。
二、执行信访案件反射出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执行工作相对于审判工作而言，更容易发生信访，这与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对抗性有密切关系，与案件审理环节实体判决和程序不当甚至违法相关联，也有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和氛围息息相关，等等。
（一）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
由于立、审、执分立，相关环节脱位，每个阶段的办案人员只关注自己负责的这一阶段，而不在意其他环节的问题；有的甚至只求自己这一段平安过关、回避矛盾，将信访风险推到下一个环节；有的存在判决等执行依据表述不清、执行内容不确定，或执行保障措施不力等，待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即遭遇难以执行的困境。
1、诉讼保全不及时。在立案、审理环节，如果采取保全措施及时、到位，就为执行环节创造了良好的执行条件。但实践中，有些法院不注意立、审、执的协调配合，有的审判人员只考虑审而不考虑能否执行，致使在审判环节本应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却未能及时采取，导致当事人在立案、审理环节预先转移、隐匿财产现象屡见不鲜，给后一环节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最终导致执行不能，引起了当事人的上访
2、执行依据表述不明。案件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的主文内容，执行内容不明确，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从而容易引发当事人的上访。一些在审理期间就本已丧失继续履行条件的案件，判决的判项却是“继续履行合同”等简单的表述，进入执行环节后令执行人员无法操作。
3、片面追求调解率。调解本是化解矛盾的良策，但许多案件调解时办案人员并不注重自动履行问题，对将来能否执行考虑不周、缺乏预判，甚至明知调解确定的内容无法实际兑现却仍然积极以法律文书确认无法履行的调解结果，致调解后并无履行保障，将权利人权益无法兑现的难题交给了执行环节。
（二）执行环节措施不力或贻误执行良机
1、法院执行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归结点。案件执行是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最后环节，是矛盾纠纷的最终归结点。有些案件的矛盾，在审判阶段就得到了解决，但也有不少矛盾会继续存在发展。这些最复杂的矛盾到执行阶段已不可回避，最终爆发甚至激化。因此，执行作为诉讼的最后环节，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之处，也最容易引发信访。
2、措施不力、依据有误。执行过程中采取执行措施或所依据执行法律文书有暇疵、甚至错误导致执行信访申请人利益受损。这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执行或执行中存在瑕疵行为，或执行法律文书中有瑕疵，并给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案件。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执行人员执行方法不当，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或简单粗糙，机械地就案办案，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
3、执行风险告知不明。当事人往往认为法院已判决了执行就是法院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执行不能的风险理念。因此法院立案时应当向当事人清晰地告知执行风险责任，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履行能力的执行案件，应当向申请执行人告知清楚，申请执行人在执行阶段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流动去向、财产状况或线索，就要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责任。但在工作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未及时告知，导致申请执行人误解，心存不满。这样当事人易把案件的风险责任全部归于法院的执行环节。
4、终结程序设计不合理。执行案件往往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条件。而当案件执行工作受制于客观因素，短期内无法执行的，可以以程序终结结案。随着情况的变化，需要恢复执行时，对这些老案如何管理目前存在漏洞，且这种旧案并不计入办案考核指标，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而管理者也难以完全主动掌握，是否要恢复执行，有赖于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情况并由申请人提出请求，是否恢复却要由法院执行部门决定。申请人往往认为执行是法院的事，法院将查找财产等职责转嫁于申请人，对法院工作不满。
（三）执行人员责任心与办案水平等有待提升
无可质疑的是，执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执行干警工作很努力，但也有一些执行干警对执行工作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存在工作责任心不强、态度消极、效率低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工作作风不正等行为，也是造成执行信访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案件执行力度不够，办事效率不高，执行效果不佳；执行方法不当，执行人员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没有做好做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还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执行公开性不够。执行人员中嘴勤手懒现象普遍存在，执行人员接受一个执行案件后，做了哪些工作，没有相关记录，不但案卷反映不出来，当事人也不知道，这就容易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没做什么工作的印象，整个执行过程没有向当事人说清，有关道理没有说透，也是造成当事人信访的因素之一。
三、化解执行信访难题的对策与建议
就甘肃省三级法院而言，执行机构在执行信访案件上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省法院执行局内设三个处，执行信访案件专门由一个处负责，在接访和督办上全局三个处全员参与，对化解执行颇有成效，但繁重的信访化解任务势必影响执行工作和执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如何化繁为简，从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入手，将执行信访引入法治轨道，成为一大难题。
万事行为先。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也必须以切合实际的行动扎实推进。
（一）重视队伍建设，以队建促执行
据调查，执行队伍建设各地均存在历史欠账太多，近几年来，在强调执行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执行队伍人员配备相对有所改善，但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观念未得到根本扭转，最高法院规定的执行人员比例普遍未达到。同审判部门相比，学历偏低，行政辅助人员转任执行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整体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不强，造成执行质量和效率不高，进而引发信访，所以内部治理还需从队伍建设抓起，要选强配齐执行人员，从审判业务部门交流一批精通业务，重视程序，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中坚力量充实法院队伍。
（二）畅通法定救济渠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难题
执行中应做到畅通法定救济渠道，充分保障信访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尤其应充分发挥执行程序异议复议制度的功能，将无序化的信访问题引导信访人积极行使相应法律权利，使之进入法律渠道依法定程序加以解决。一些当事人因对案件的期望值与实际发生相距甚远而上访，上访理念偏差，固守“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心态，以上访为要挟，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由于一些绩效考核评比中将重大信访、进京访列为一票否决，使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一度走入误区，有关部门往往为息事宁人，做无原则的让步。对于这类案件，法院要能顶住压力。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信访人，适当予以司法救助，在合理合法范围解决信访人的实际困难，是体现法院人文关怀、为民司法的有效举措。但对不符合救助条件却以无理闹访、缠访的信访人，慎用司法救助等措施，尤其应改变花钱买平安的做法。否则，不仅破坏了基本的法律原则，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还会引发闹访人争相效仿、相互串通攀比，动辄漫天要价等诸多负面效应，在社会管理方面后患无穷。由于在接访处理过程中存在多部门干预，意见不一，难有定论等情形，导致此类信访数量上升。类似案件中信访人的利益诉求显然已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与信访的本质相悖，不仅不应被如此的无理取闹而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审判、执行工作，而且应将此类案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将事情真相予以告知，不给那些企图通过钻法律空子侥幸获利的上访人以可乘之机。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相当普遍，甚至借力法院行虚假诉讼、虚假调解之事；法院的执行查询、划拨、交付等执行措施处处受人阻挠；协助义务人对协助执行事项不予协助的情形常常发生；执行人员在执行中受到打骂围攻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有的案件申请法院执行后久无结果，申请人转而寻求讨债公司解决问题。显然这是法院执行强制力不足的后果。因此，执行中只要符合法定程序，需依法采用强制措施予以应对。
（三）强化执行公开，确保每个执行环节的公开透明
多数法院对于执行工作流程已有标准化管理，立案通知、风险告知、权利义务告知、财产报告等方面大都有书面格式化文本，方便了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交流，节省了办案人员的时间、精力，也使当事人了解了法院的工作进程。但由于执行工作要求时效性，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要求证据交换、质证等程序，在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到期债权等多类案件中，相关方会感到法院执行工作不够公开透明。因此，法院应自觉接受执行各方当事人的监督，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增强执行工作透明度，严禁暗箱操作，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执行中除了要规范运用异议复议程序，还应强化听证制度，强化执行监督。
（四）改革管理积弊，重新设计案件终结制度
现行的执行案件结案计算标准，对于提高结案率有很大益处，但对于推进执行工作弊大于利。目前，由于执行案件的结案指标统计将程序终结案件纳入结案数据，至执行结案率、实际到位率等数据虚高不实；而程序终结制度其实是自欺欺人之举，许多法院将无法按期执行完毕的案件，通通采取程序终结的方式报结，而执行案件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久积成弊。一些信访人看到法院宣传的执行结案率、到位率如此之高，而自己的案件却没有得到执行，更会心生不满。因此，建议最高法院从上到下统一执行机构的案件管理，改革执行案件的结案统计标准，改革执行案件程序终结制度。
执行实务中尚有很多法律规定空白之处，近年的修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执行工作法律规定不完善的现状。建议最高法院针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和争议问题，尽快完善立法，及时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
（五）对内对外拓展空间，强化执行工作的引领、宣传
法院执行工作紧靠法院自身单打独拼是不够的，必须借力于公安、工商、银行、土地管理、房屋产权登记、车管、边境等众多部门协助形成合力的联动机制。法院应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相互配合，互相搭台。积极拓展信息共享空间，发挥理念转变的宣传与引领作用，强化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人积极配合法院执行的引导。近期，甘肃省高法在清理党政机关特殊主体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经省院执行局积极组织，主动向各方借力，开展了与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及省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多方联动、联合下文，省法院院长给各涉案地方政府亲笔信等多项敦促措施，有利地推动了这项工作高质高效地完成。
（六）强化社会诚信理念，力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当今社会许多市场主体追逐财富利益最大化，缺乏风险意识，更有一些人诚信理念缺失，失信、赖债之事频发。有些人明显有履行能力却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对抗执行。由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完备，客观上助长了失信人恣意妄为。应从制度层面对此种情形加以辖制，使其切实体会到失去诚信、不履行执行案件债务责任的严重后果。近些年法院开始实行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规定，今年推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都是强化社会诚信、促进执行工作的有力举措。法院应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勇于担当责任的领头羊作用。建议今后对失信被执行人市场准入，招标投标，银行融资，资质认定等方面出台相应的禁止或限制措施，从制度上限缩其市场空间，在促进执行工作开展的同时，也引领社会的诚信一体化建设，进而为执行工作创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案件调查报告5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刷卡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种普遍的消费方式。信用卡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使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类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且呈现出高发性、隐蔽性、智能型等特点，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银行消费信贷资金和持卡人财产安全。威海中院以近三年审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分析此类案件的特点，并分析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一、案件基本情况
自2011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审理信用卡诈骗案116件，在134名被告人中，男性占90%，女性为10%，年龄阶段大体为20-40岁，犯罪形态方面包括使用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的3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13件，恶意透支的100件。从犯罪金额上看，116件案件中，犯罪金额最少5000元，最高为390429元。同时，116件案件已结112件，大部分被告人均自愿认罪，多数被告人主动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88%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12%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二、案件特点
1、从罪犯年龄结构来看，年轻化趋势明显，以中青年人群为准。其中20至40这个年龄段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反映出，中青年人群生活压力相对较大，往往容易滋生金融犯罪。
2、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高中为主。且很多被告人无业，职业多不稳定。
3、多数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从庭审反馈的信息看，很多被告人都以为恶意透支信用卡等行为只是违法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
4、发案数量持续上升，危害日趋严重。伴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在人们更多地享受信用卡带来方便，快捷的业务的同时，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的现象与日俱增，情况日趋严重，从统计的发案数量看，呈逐年上升趋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损失较大。
5、恶意透支行为居多。主要表现形式有积少成多型的恶意透支，即指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内，但多次透支，透支额累计达到立案标准的行为；一人多卡的恶意透支，即持卡人持有多张信用卡，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及法律的立案标准内，但多张卡累计透支超过信用卡诈骗罪立案标准的行为；骗领信用卡型的恶意透支，即指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的过程中，通过伪造身份证、提供虚假工作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等方式，向发卡行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从发卡行骗领到信用卡，从而骗领透支款的行为。
三、犯罪成因
（一）信用卡自身风险的原因
信用卡自身存在透支功能，这就容易产生犯罪的风险。持卡人只要办好信用卡就能在卡内余额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透支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消费者，促进了商品流通，但是这也给存有不劳而获思想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透支消费的引诱性是信用卡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金融机构的原因
首先是审核程序不规范。在办理信用卡入口审查不严。按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不得在客户不知情或违背客户意愿的情况下发卡”。银行普遍采用“绩效与发卡量挂钩”的考核机制，导致在发卡行营业网点偏重发卡数量而疏忽信用卡质量，放松了信用卡申领的审核要求，造成许多收入不高甚至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得以拥有透支额度并不小的时尚信用卡，有时还不止一张两张。有些信用卡审批人员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收入证明等文件审核草草了事，不负责地把信用卡发放给以他人身份证件申领信用卡的申请人。如环翠区法院受理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被告人吴某先后用父亲和岳父的身份证在徽商银行分别办理两张信用卡，而银行方面经过重重审核之后，在不认识被告人也没有身份证本人签名的情况下，先后批准了吴某的申办请求。
其次银行未尽风险提示业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信用卡收费项目、计结息政策和业务风险等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确认申请人已经知晓和理解上述信息……不得进行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宣传解释”。反观，某些信用卡营销员在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鼓励客户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倾向于更多介绍信用卡的有利信息，如送免费礼品，介绍信用卡积分，说明透支免息期等，而未能尽到风险提示义务，详细说明透支利息的计算、罚息、滞纳金、超限费、法律风险等等，使得未来的持卡人对利息等情况缺乏合理的预期，欠缺信用卡的风险意识。审理的部分案件材料中，多名被告人都表现出对利率及还款日等信息的“无知”，利率的规定对其也只是概念化的条款，并没有鲜明的意识和切身的体悟。等到银行催缴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偿还，索性逃匿。本来是善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最后变成恶意。
再次在信用卡欠款催收阶段，尚无统一规范。根据法律规定，在恶意透支后，需经银行两次以上的催收，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催收的方式、效力等没有明确规定。有的银行采取信函的方式催收，而有的银行仅仅采用电话短信的方式催收，不但催收效果一般，还没有相应的回复情况。即便是上门催收，也无持卡人或其他在场人的确认等，为催收证据效力的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
最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信用信息系统未联网，致使诚信评判缺失。因银行间信息不连通，犯罪分子在一家银行恶意透支后，往往又到另一家银行申领信用卡透支，连续作案，导致多家银行遭受损失。
（三）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意识淡薄。根据相关规定，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将会承担法律后果。很多犯罪分子在办理信用卡的初期，有可能财物状况良好，信用等级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自身财物状况恶化，又急需资金，不得不铤而走险透支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而很多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行为已经进入刑法调控的范围；其次被告人贪利、侥幸心理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利益的驱动性是财产型犯罪多发的重要诱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人在自身财力无法满足心理需求时，在贪利心理和能够侥幸躲过法律惩罚的心理驱动下，不惜以身试法。
（四）社会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公众诚信缺失，奢侈消费观念泛滥，对侵占他人或社会财产的行为态度冷漠。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压力不大，导致人们对恶意透支等行为的危害后果缺乏足够认识。从社会监管来看，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是此类犯罪逐年增多的一个原因。信用卡犯罪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涉及到的金融、网路、电子商务等各方面的知识，许多监管机构的人员，如公安等部门都缺少相关专业背景，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对此类犯罪的一个整体性把握，有可能有时候打击力度不够，会放纵犯罪。
四、预防措施
(一)持卡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识
收到信用卡时要及时修改密码，不要使用123456、6个9，6个6等数字或与生日、卡号等有密切联系的数字作为密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将密码、卡号等信息告诉他人，避免被他人盗用。在使用后要及时收回信用卡，回执凭证等不要随意丢弃。尤其是身份证不能轻易交给他人或者向别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信用卡及身份证要分开保存以保证安全。
(二)建立健全机制，规范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
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范发卡行为。
一是不得对营销人员采用单一以发卡数量计件提成的考核方式。发卡银行应当从根本上放弃以简单的发卡数字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方式，综合考量发卡数量和质量，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并且将之落至实处，一以贯之。杜绝一切为追求发卡数量而简化信用卡办理程序的营销方式，尤其是外包。根本上减轻业务员的负荷，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感。业务员在向目标客户营销信用卡时，要更加着重向客户介绍信用卡相关的风险和法律规定，加强未来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意识和透支使用的风险；提醒持卡人的注意义务，在住址、电话变更的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卡行等，避免持卡人不当使用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介绍语言应当明确、简洁、易懂，确保申请人对这些重要条款已经充分了解。
二是严把信用卡发放关口，严格资信审查。在信用卡审批流程中，提高征信核查广度和深度。对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谨慎审查和核实，必须有本人亲自确认的情况下才能为其开立信用卡；除了书面核实、电话访问等间接方式外，对透支风险较大的申请人应当通过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查询他(她)的资信状况，如亲自到申请人的工作单位核实其收入及资信情况。真正做到亲访亲签，谨防伪冒情况的发生。
三是科学控制信用卡的初始信用额度。信用卡业务风险的大小和透支规模息息相关，而透支规模与信用额度紧密相连。从恶意透支的各环节来看，信用额度是导致恶意透支的要害因素，因为其决定着持卡人能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多少。合理确定持卡人的授信额度，降低高风险客户的授信额度，对资信状况并不优越的申请人将透支额统一设定为1万元以下标准。尽管1万元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基准，但应该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的标准。不仅能够减少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投入资本，也应当能够有效减少恶意透支的现象，降低银行风险暴露的程度。透支额度也应当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随时进行调整。当发生频繁透支、大额透支或持卡人资信恶化等情况时，发卡行应当有所警觉并采取相应催缴措施。如持卡人不及时还款或提供其他有力资信证明，发卡行应当适时调整透支额度甚至止付。
四是提供跟踪服务。对持卡人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予以监管和跟踪服务，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两次催收之前增设有效的消费提醒服务。这里的提醒是指充分应用银行短信服务平台或信用卡自动拨号平台，对透支超过固定值（包括在授信额度内的透支，如5000元、10000元等）及透支即将到期的持卡人予以风险提醒，内容包括透支金额、还款日期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持卡人的频繁交易、连续消费、大额消费等异常交易予以监管，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尽量较少恶意透支风险的增加。
五是完善内控监督，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银行应建立多级控制体系、建立和落实岗位责任制、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加强银行业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素质。把信用卡业务的审计工作纳入到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整体计划中，结合案件和司法建议专向治理，由中国银监会对单位年限内信用卡存活率予以考核，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发卡行限制发卡资格和授信额度，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建立联动机制，防止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发生
一是建议公安机关增设督促催告程序。《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持卡人已经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降低犯罪率、和谐社会关系考虑，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可以根据情况，充分评估该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足以需要司法介入，然后再做区分处理。对透支金额在十万元以内，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应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向透支持卡人或其亲属送达催告书。催告书的内容包括透支金额、利息及给付方式等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后果及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督促透支人还款，为其改过留有挽回的余地。
二是建议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利，也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形态的应对之策。因此，建议检察机关从程序经济考虑，督促犯罪嫌疑人还款；对及时还款的嫌疑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这不仅是有利于对其本人的教育，也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原则，为其办理大案要案节约精力。
(四)加强金融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协作，实现预防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无缝对接
一方面要加大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力度，增强法律的震慑力，尤其是对盗刷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另一方面要进行法制宣传，倡导理性消费。适时的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途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广大民众宣传信用卡犯罪的性质、类型和后果，使得民众了解到信用卡使用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使其在主观上自觉抵制信用卡犯罪，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