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七十周年感悟（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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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感悟1

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与中国“对表”是常态，无论军事行动还是政治、外交举措，中朝基本上都是强调步调一致，而朝鲜对中国的意见和决策也非常尊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经过收拢、补充和调整，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问题，开始提上议程。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公开的组建了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朝方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统一协调和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解决了，但中国和朝鲜还存在“时间差”，即朝鲜的时间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快一个小时，这对联合作战显然会带来很大影响。为此，中朝双方进行了协商。金日成的态度很明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作为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对表时间。TOP100范文排行在此之后，中朝军队在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开始实施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朝联军”。中国与朝鲜在作战指挥上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同样是如此，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在打下汉城后，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此次战役。他的考虑是：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加之战线已经拉长到将近70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因而无力再向前进攻。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看穿了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的诡计，认为对方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很可能找机会反扑，我们不能上当。然而，对于彭德怀的决定，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大将却坚决反对，朝鲜领导人也感到很不理解。在与彭德怀会晤谈话时，拉佐瓦耶夫厉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中朝军队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拉佐瓦耶夫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彭德怀也将这种意见分歧向国内作了汇报。很快，斯大林有了答复，他在回电中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随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在此情况下，朝鲜领导人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决定。时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战术”，工作总结范文在对中朝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之后，由东到西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战场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朝鲜在这个重要关头与中方“对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代，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2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们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帝国的霸权基础。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进入了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改革的内容与19的沙俄军事失利暴露出的农业发展不足以继续支撑工业高速增长的问题相似，尽管程度上远轻于1905年的沙皇俄国，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从农业开始。1950年，苏联提前9个月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产量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生产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产量增长约50%左右。另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那里获得了赔偿，这有力地支持了苏联财政。

例如，在1947年，苏联3/4的进口来自东欧国家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据估计，价值达200亿美元以上。从1951年开始，第五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与其他五年计划一样，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领域，尤其是在航空、军工和原子能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尔加运河也已开通。但与此相反，支持苏联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却日益不堪负重，出现相对萎缩。

雅尔塔会议是美国(罗斯福)、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斯大林)三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

据统计，直至1953年苏联农业谷物产量仍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破坏的原因，在1940～1953年间，苏联1945年的谷物产量与1940年相比下跌50%，到1946年则进一步下跌至58%。

此后虽然谷物产量开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内跌幅达11%。1953年10月20日，呈报给赫鲁晓夫并标有“绝密”字样的“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对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亿普特(编者注：俄罗斯重量单位，1普特约为千克)。

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农产品数量折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去年同期收购粮食亿普特，完成计划的%。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亿普特。”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1950年，农业在苏联整个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总劳动人数中所占比例却高达54%。农业的萎缩导致苏联居民粮食消费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扬收到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的报告，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的苏联粮食消费数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和1940年的水平。

资料表明，从二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苏联支撑扩张政策的经济基础已出现萎缩。与之相随的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共谋并经过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定”中认可，最终通过苏联红军流血争得的庞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比如东欧和远东中国关外地区——建立之初就在其边缘地带出现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

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编者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9月成立，1956年4月解散)。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斯拉夫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

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已经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1953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的北京各界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会。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定”中规定在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

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帝国发生的第二次松动，是在南苏冲突5年后。其松动地点恰好也是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也为苏联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中国东北。

“外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这一条对苏联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是苏联出于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

“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外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变成了“死棋”。在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在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的“如来合掌”之中。

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

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

相反，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

1955年，就在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同一年，苏联宣布将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这表明苏联将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获得的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正式放弃。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发生于波兰、匈牙利和1968年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脱离苏联的运动。

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于60年代下半期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同年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苏联帝国，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松动与远东部分还是有区别的。与朝鲜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国的东欧部分的松动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预下出现的。从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舆论谴责外，对东欧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一样的态度。

鉴于西方国家没有动摇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曾达成的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默契，并没有出兵对苏联军队进行直接阻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基于苏联帝国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松动。在这些变化中，处于苏联帝国国力极限最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的控制，而处于苏联国力极限之内的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则遭到失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撬动苏联帝国东欧部分松动的真正杠杆并不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鲜战场；而造成苏联帝国在远东松动的地方并不在朝鲜战场，而是在中国东北。中国不仅将美国抵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

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没有改变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是与东欧一样改变了苏联帝国内部的控制结构：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

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协定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也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斯大林认定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将回转中国之手，只不过与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请”下出现的，而且这时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尽头而无力回天。可以想象，从巴尔干南斯拉夫到中国东北脱离苏联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动，对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刚将彼得大帝像请入自己办公室的斯大林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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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感悟2

1950年6月，朝鲜爆发战争，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彭德怀率兵赴朝鲜，将美军赶回“三八线”。

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所敬佩，他们百折不挠，不辱使命。面对新中国刚刚成立，综合国力十分贫乏，敌我兵力悬殊较大的情况下，以高超的战略眼光，过人的胆识魄力，英明的决策指挥，做出了一个个伟大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重重困难，英勇顽强作战，创造了中国人民对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人物事迹和战斗精神凝聚成一个时代的符号，启发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奋斗。

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牢记历史，勿忘先烈，将抗战精神好好传承下去。今后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遇到困难时都应该不放弃，把 “我不会”变成“我可以学”，把 “我不敢”变成“我一定行”，立足本职岗位，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2023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感悟3

在吉林省通化市，70岁的孙艳华被称为“红色文化活字典”，她不是抗美援朝的亲历者，却通过寻找、采访老兵，还原了许多抗美援朝期间的故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吹响抗美援朝的号角，作为志愿军开赴朝鲜的通道之一，通化地区全民动员保障前线是当时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70年过去了，那些健在的老兵、担架队员、民工，还有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如今还生活在我们身边，但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我希望能找到他们，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孙艳华说。

，孙艳华因病提前退休，身体转好后，她投入到写作当中。在创作一部以老兵为题材的作品时，她结识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守陵的老兵徐振明。徐振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转业时主动选择到通化靖宇烈士陵园工作，为将军守陵。他退休后，儿子徐永军继承了这份工作，父子传承守护了杨靖宇英魂62年。

徐振明的事迹让孙艳华对老兵这一群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鸣。，在徐振明的建议下，出生于抗美援朝期间的孙艳华萌生了寻找抗美援朝老兵并记录那段历史的想法。“大多数老兵已经80多岁了，我急啊！”孙艳华说。

她向通化市委老干部局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干部局当即决定组建老干部报告团，任命她为负责人。孙艳华二话没说，拉着老伴，自费驾车，开启了“寻兵之旅”。

7年里，她找到了先后7次荣立战功的老兵刘德厚，采访到15岁上战场的老文化教员李润兰，记录下带领114名铁路工人，冒着敌机轰炸修铁路、排炸弹、救列车的“铁道卫士”高殿甲……

她以纪实作家为身份，先后采访了200多位参战老兵，整理出400多位老兵的资料，完成了老兵访谈《冰川血山》、老兵故事文集《血性碑》以及5部长篇小说。此外，她还与老伴胡堂林合作编辑了录入413位老兵战斗简历和图片的画册《军旗的荣光》，其中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占比近六成。

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寻兵”范围还扩大到当年的担架队员、铁路工人、民工、妇女干部和医务人员，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加完整地还原了抗美援朝期间人民群众的真实面貌。

她和老伴将自己采集的资料、图片无偿捐献给通化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并亲自参与展馆筹建。她还动员老兵们捐献出战争中的老物件，让纪念馆的藏品更加全面真实地展现那段岁月，以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从6月开始，孙艳华协助通化多个部门策划开展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活动，并做了10场专题报告。她用一个个老兵真实的故事，讲述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战士们的保家卫国之举，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抗美援朝是红色历史的一部分，是志愿军老兵、老担架队员、老干部和老一辈人不能忘记的岁月，我要做的是真实反映那个时代的人和故事，把精神留住，传承下去。”孙艳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