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七十周年感悟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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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感悟1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的伟大旗帜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在这场斗争中，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是我们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爱国主义成为他们英勇作战，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巨大精神动力，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成为全体志愿军将士的行动准则。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土家乡，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承担战争钢铁的压力，写下了一首首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祖国在我们的身后，人民在我们的身边。”对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深沉的爱，是志愿军官兵的精神支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涌现出30多万英雄模范人物和功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近6000个。他们是祖国的英雄儿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同时，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一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亿元，相当于购买3700架飞机的价款。
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物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自立与发展的基础。多少年来，我们的民族历尽艰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就在于我们有浓烈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气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不容侵犯，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信念。抗美援朝战争，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他们不畏强暴，英勇斗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以弱胜强，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不畏强暴、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形成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战争是生死搏斗，是血与火的较量。抗美援朝作战中，志愿军广大官兵发扬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谱写出一曲曲响彻云天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在上甘岭战役中，敌军以6万余人、300余门大炮、175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向我两个连平方公里的阵地攻击。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2米，岩石炸碎堆积起来的浮土有1米多厚。坚守部队在地面阵地和坑道与敌军反复争夺厮杀。
敌军付出伤亡和被俘万人的沉重代价，我钢铁防线岿然不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视死如归，不怕牺牲。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杨根思坚守阵地，最后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孙占元双腿被打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邱少云任凭烈火烧身，严守潜伏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杨连第抢修大桥，定时炸弹爆炸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在追歼敌人的征途上，一把炒面一把雪；在坚守坑道的作战中，艰苦卓绝斗志盛。为了建立坚固防线，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坑道建设，全军构筑的坑道相当于在我国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出一条石质隧道；在反“绞杀战”中，各运输部队舍生忘死，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个火红的熔炉，培养了无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士，锤炼了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七十周年感悟2
今天，站在鸭绿江畔，回望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志愿军指战员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这群“最可爱的人”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新时代的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历史、续写辉煌，从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中传承红色的血脉，从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从抗美援朝精神中赓续忠于祖国、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捍卫和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作战。朝鲜的东线战场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且气候寒冷。每年的10月即开始降雪，冬季气温零下30度以下，中国军人带着党和人民的寄托，抱着必胜的信念，克服艰苦环境，英勇顽强作战，把战火阻挡在祖国的边境之外。无论前路多艰险，唯有信仰铸忠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抗美援朝精神中锤炼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质，善于学习新理论、新思想，武装头脑、坚定信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从抗美援朝精神中赓续保家卫国、心系人民的责任担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影片《长津湖》中，毛岸英向彭老总请命入朝作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和秘书。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空袭志愿军司令部，正在向防空洞转移的毛岸英突然想起指挥部墙上还挂着为数不多的作战大地图，在回指挥部取地图时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牺牲时，除了彭老总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竟是__的儿子。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更展现了中国军人的气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舍生取义、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工作中不搞特殊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钉钉子”精神完成好每一项任务，认真履职担当，积极干事创业，真正担负起岗位职责，践行好初心使命，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贴心人”。
从抗美援朝精神中赓续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电影《长津湖》中，志愿军面对武器落后、战备物资匮乏的恶劣条件，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最终以少胜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率领战友击退敌人8次冲锋，危急关头更是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4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为守住阵地拼尽最后一滴血。“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斗争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挑战“不可能”，敢于在重要岗位、斗争一线“闯难关”，始终坚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心，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乘风破浪、创造实绩。
2023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感悟3
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与中国“对表”是常态，无论军事行动还是政治、外交举措，中朝基本上都是强调步调一致，而朝鲜对中国的意见和决策也非常尊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经过收拢、补充和调整，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问题，开始提上议程。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公开的组建了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朝方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统一协调和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解决了，但中国和朝鲜还存在“时间差”，即朝鲜的时间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快一个小时，这对联合作战显然会带来很大影响。为此，中朝双方进行了协商。金日成的态度很明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作为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对表时间。TOP100范文排行在此之后，中朝军队在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开始实施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朝联军”。中国与朝鲜在作战指挥上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同样是如此，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在打下汉城后，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此次战役。他的考虑是：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加之战线已经拉长到将近70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因而无力再向前进攻。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看穿了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的诡计，认为对方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很可能找机会反扑，我们不能上当。然而，对于彭德怀的决定，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大将却坚决反对，朝鲜领导人也感到很不理解。在与彭德怀会晤谈话时，拉佐瓦耶夫厉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中朝军队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拉佐瓦耶夫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彭德怀也将这种意见分歧向国内作了汇报。很快，斯大林有了答复，他在回电中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随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在此情况下，朝鲜领导人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决定。时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战术”，工作总结范文在对中朝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之后，由东到西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战场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朝鲜在这个重要关头与中方“对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代，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2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们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帝国的霸权基础。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进入了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改革的内容与19的沙俄军事失利暴露出的农业发展不足以继续支撑工业高速增长的问题相似，尽管程度上远轻于1905年的沙皇俄国，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从农业开始。1950年，苏联提前9个月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产量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生产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产量增长约50%左右。另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那里获得了赔偿，这有力地支持了苏联财政。
例如，在1947年，苏联3/4的进口来自东欧国家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据估计，价值达200亿美元以上。从1951年开始，第五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与其他五年计划一样，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领域，尤其是在航空、军工和原子能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尔加运河也已开通。但与此相反，支持苏联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却日益不堪负重，出现相对萎缩。
雅尔塔会议是美国(罗斯福)、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斯大林)三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
据统计，直至1953年苏联农业谷物产量仍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破坏的原因，在1940～1953年间，苏联1945年的谷物产量与1940年相比下跌50%，到1946年则进一步下跌至58%。
此后虽然谷物产量开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内跌幅达11%。1953年10月20日，呈报给赫鲁晓夫并标有“绝密”字样的“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对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亿普特(编者注：俄罗斯重量单位，1普特约为千克)。
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农产品数量折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去年同期收购粮食亿普特，完成计划的%。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亿普特。”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1950年，农业在苏联整个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总劳动人数中所占比例却高达54%。农业的萎缩导致苏联居民粮食消费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扬收到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的报告，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的苏联粮食消费数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和1940年的水平。
资料表明，从二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苏联支撑扩张政策的经济基础已出现萎缩。与之相随的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共谋并经过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定”中认可，最终通过苏联红军流血争得的庞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比如东欧和远东中国关外地区——建立之初就在其边缘地带出现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
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编者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9月成立，1956年4月解散)。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斯拉夫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
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已经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1953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的北京各界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会。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定”中规定在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
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帝国发生的第二次松动，是在南苏冲突5年后。其松动地点恰好也是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也为苏联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中国东北。
“外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这一条对苏联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是苏联出于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
“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外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变成了“死棋”。在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在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的“如来合掌”之中。
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
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
相反，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
1955年，就在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同一年，苏联宣布将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这表明苏联将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获得的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正式放弃。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发生于波兰、匈牙利和1968年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脱离苏联的运动。
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于60年代下半期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同年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苏联帝国，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松动与远东部分还是有区别的。与朝鲜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国的东欧部分的松动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预下出现的。从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舆论谴责外，对东欧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一样的态度。
鉴于西方国家没有动摇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曾达成的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默契，并没有出兵对苏联军队进行直接阻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基于苏联帝国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松动。在这些变化中，处于苏联帝国国力极限最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的控制，而处于苏联国力极限之内的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则遭到失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撬动苏联帝国东欧部分松动的真正杠杆并不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鲜战场；而造成苏联帝国在远东松动的地方并不在朝鲜战场，而是在中国东北。中国不仅将美国抵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
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没有改变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是与东欧一样改变了苏联帝国内部的控制结构：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
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协定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也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斯大林认定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将回转中国之手，只不过与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请”下出现的，而且这时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尽头而无力回天。可以想象，从巴尔干南斯拉夫到中国东北脱离苏联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动，对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刚将彼得大帝像请入自己办公室的斯大林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