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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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第一篇】
一、加强教育管理，不断提高团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1、我校团员队伍的总体素质是好的，但也存在着素质不高的问题。
为了全面提高团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一年来校团委以上为重点，开展工作。一是进行了开展增强团员意识教育活动。增强团员意识教育活动工作是团员素质评估，增强团员意识的一项重点工作，根本宗旨是为了提高团员的思想和政治素质，进一步激励广大团员发挥模范作用。二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寓教于乐。一年来，校团委围绕学校各时期的中心工作、根据广大团员青年的特点，抓住契机，不失时机，充分发挥校园舆论的导向作用，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各种活动。配合学校工作，提高团员的素质。如今年初开展的“树立新校风，由我做起”、“增强团员素质，提高团员们的思想品德”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促进团员队伍的建设。三是大力地开展了成人宣誓活动，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展各种团员外出活动。如：四月份我校团委组织部分团员代表参加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山纪念堂”，增强了爱国主义素质。一年来，积极对团员进行公民素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在十一月份，举行了03级成人宣誓活动，培养了团员积极向上的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情操，增强社会责任感。四是每个支部每月做好“三个一”活动，一期墙报、一次组织生活、一本团日记，并定期检查评比，每学期进行奖励，做到评比专人负责，规范记载。
2、严格把握发展团员的标准，把好团员“入口关”，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有原则地开展团组织发展工作。
团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团员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团员的质量。发展新团员必须坚持发展的标准。一年来，我们严格按照“双重筛选、四项考核”，“合格者选择录取、不及格者不予发展”的原则发展新团员。对申请入团的同学，按标发展，宁少勿滥，从而保证团员质量。同时也督促青年同学们努力向目标迈进，使后进变先进。
二、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完善各项组织制度，大力加强团的组织建设。
“改革才能进步”，为了使各部门更好的发挥其职能，团委会各部门积极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了有关以下工作：
1、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多种形式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的水平。
组织部不定期地进行支书谈心工作，对遇到困难的支部，特别是低年级的支部，提供指导和帮助。团日记是反映团员心声的园地，政宣部通过团日记的评价工作，收集同学的意见、建议，了解同学们的思想动向，及时向学校有关领导汇报、反映，并及时沟通协调。在四月份，经学生科、团委、学生会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筹备，组织召开了新一届“双代会”。通过此次大盛会，到会代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委委员，这是一次承前起后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会。在团委的指导下在五月份召开了“五四表彰大会”，有郑礼周、钟丽姗等10位同学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和郭思漫、梁利琼等30位同学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03预算班、04—5班被评为先进团支部，03给排班、04—1被评为表扬支部。
2、坚持组织工作的检查监督制度
一年来，在组织建设方面，重点抓团支部工作制度的建设。在使用团日记互评表，团支部工作评估表，支部墙报评比办法不断改进，使评比办法更加科学、切实实行。团委坚持每月一次部长、委员例会，部署工作，做到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组织部在团委老师的安排下，每周对各支部进行团徽抽查。增强了团员的纪律性。实践部对学校“三室”开放进行及时的监督和管理，保证“三室”财务管理工作的廉洁性，与此同时做好“七室”的财产登记和管理工作。
三、加强青年志愿服务队建设，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校团委在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重点抓了“青年志愿服务队”的工作。一年来，我校“青年志愿服务队”本着服务社会、服务学校、服务他人的宗旨。对孤寡老人进行慰问和探访，参与慰问“寿星大厦”、“海珠区福利院”、“广州市荔湾颐乐园”等进行了自编自导的小品，舞蹈等节目的表演。参与进行打击沙河大街乱摆乱卖活动和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十九路军陵园”悼念革命先烈活动。展现新一代市政学生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时代新风的宗旨积极走向社会开展志愿活动，在学校和社会上都塑造了良好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和肯定。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第二篇】
关键词盛宣怀；教育思想；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09-0348-01
盛宣怀教育思想的独特性
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正处于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批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落后，救国应从教育入手。作为身处洋务运动第一线的清廷重臣盛宣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学习西方各种先进知识，并于其洋务运动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开始创办一系列新式学堂，在改革教育的活动中迅速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政治与教育主张，就是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为根本，借鉴和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若干具体办法，以达到富国富民而又不背离中国道统的目的。盛宣怀在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时，始终以“中体”为指导方针，以“西用”来增强中国的实力。
盛宣怀认为要想培养人才，必须发扬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中学为体”方针的指导下，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说：“中国遣使交邻，时逾廿十载，同文馆之培植不为不殷，随使之员阅历不为不广。然犹不免有令才之叹者。何欤？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值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人，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可见，无论“西学”如何重要，盛宣怀也绝不放弃“中学的指导地位”。他希望通过经学修身等伦理过程向学生灌输中国传统道德和伦理纲常，以中国经史仁义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为我所用。
（二）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的创新精神
盛宣怀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筹建南洋公学。在当时中国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兴建一所近代新型高等学校，根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创建一所大学需要涉及到政府、经费、师资、校址、管理等方方面面，千头万绪十分复杂。最后在上海西南的徐家汇附近选定校址。盛宣怀和何梅生、福开森等人又着手研究聘请教师、招收学生、设置课程等一系列事宜。1897年，南洋公学举行--第一次招生入学考试，数以千计的学生前来应试。经过严格筛选，层层淘汰，结果仅有30余人被录取有资格进入南洋公学学习。这30余人是南洋公学，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的到来，表明了中国近代历史上N新型大学的诞生。
在创办南洋公学的同时开创分层设学，自成体系的办法。他于1897年首先招收师范生，设立师范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始。盛宣怀仿照西学师范院有附属小学的做法，成立了“外院”，“外院”就是小学堂，由师范生分班教学。1898年开办二等学堂，接着又开设了头等学堂，头等学堂的学生学习语言学之外，主要学习理工方面的知识，公共课主要有“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除公共课外，头等学堂分成“律例、矿务、制造”三个专科，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
（三）严格选拔，严格管理的治校方针，
严以治校是盛宣怀办学的突出风格，表现在南洋公学教学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在人才培养的各环节都坚持高质量、严要求。无论是招生考试，还是学籍管理；无论是升级留级，还是出洋留学；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校外实习；无论是操作评定，还是体育锻炼；无论是学生学习，还是老师授课……一律严字当头；严格要求。南-洋公学以及后来的实业大学堂、南洋大学堂，直至上海交通大学，一百多年以来，都是以“严”闻名于世。在南洋公学，对所招学生采用“试业制”即进院之后，试业两月，若发现其质性有不可教者，则于辞退；可教育者发给“肄业据”继续留校学习，如果不努力、不长进，以致于落伍，则立即被淘汰。南洋公学学生的功课之多，功课之深，在国内屈指可数。盛宣怀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考核工作，他把南洋公学师范学院的学生按品德和学业水平分为五个层次，要求学生按各层次标准不断进取，每进一层，发给凭证和奖励。对于每次考试，都是派学堂的总理、总教习或是由集捐筹办学堂的单位派员主持，以保证考试的质量。
盛宣怀为南洋公学制定了十分周全而详尽的章程，总共有15大项，共一百多条小项。对课堂纪律、教员职责、职工职责、学生礼仪、学生用餐、学生休假、学生游息，功过奖惩等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如有违反者，惩戒极严。体现了盛宣怀办学从严的教育管理思想。
（四）注重实践，学以致用的办学目的
盛宣怀注重办学实际，从其创办的南洋公学所设置的一些学科可以看出其注重实践。其所设的学科，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至于各类“西技…西艺”课程，更是和当时社会办实业、发展经济紧密相关。
从他为新式学堂指定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到：测量、格物学、化学、地学、驾驶、英语等实用性极强的课程占据全部课程的主体地位，并规定对传统经学的学习由学生自修完成。盛宣怀强调按照社会的需求来设置学科，布置教学，学生研习课程时，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动手操作，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学校不惜重金建造“格物化学机器等房”，“以备各学生阅视考据”。学校的实验实习课程安排非常丰富，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占有很大比重。例如，当时铁道科学生的铁路测量课程，教师每讲授3小时，学生便实验4小时，实验时间超过了讲课时间。学生的毕业设计，要具体设计一条铁路线，教师认为合格以后才准予毕业，否则就不能毕业。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第三篇】
一 、 盛宣怀涉足航海教育的历史背景――其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19世纪70年代起，盛宣怀先后创建或经营了轮船、电报、铁路、矿务、纺织、银行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兴办洋务事业的实践，使其深刻地认识到人才匮乏的严重性，认识到要办好洋务事业，必须创办新式学堂，培养通晓西语、西艺的新型人才。早在兴办经营煤铁矿时，他就指出：“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注：指懂得新式开矿技术，能指导中国人开矿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1“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人尤为办学之先务”。2这表明在盛宣怀心目中，企业人才重于资本。早在1873年在考察福州船政时，他就提出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主张。1883年，他就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创办电报学堂。但它们仅仅属于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的培训班，不属于正规的高等学堂。
从1872年开始，盛宣怀开始涉入轮船、航运领域。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其采纳。李鸿章委任盛宣怀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宣怀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自此之后，他相继出任与航运相关的官职，1879年，署天津河间备道；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盛宣怀还在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后，倡议设立航行于内河的小火轮航运公司并取得成功。
随着盛宣怀航运相关事业的发展，机器制造和轮船航运方面的新式人才的缺乏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盛宣怀在主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洋人技术人员以“傲我无视”（左宗棠语）而不肯听命于我的傲慢态度，盛宣怀认为：“必俟华人能自驾者，（洋人）方能俯首听命。”3大量使用洋员也使得国家航权难以自主，中国高级航海人才的缺乏桎梏着海运业的发展。为挽救航权，振兴国运就必须“急仿各国开商轮驾驶学堂，教育人才。”这是因为“既需船械，要精制造；既精制造，要识驾驶。所谓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也。”4所以，盛宣怀于19世纪90年代初说过，他自己对于培养驾驶等航运方面的技术人员“久有此意，志在必行……志在设一商船学堂……”5这个愿望直接促使盛宣怀办理或支持办理培养航运专门人才的科目和学堂。而且，随着他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的过程，愿望逐步实现了。
盛宣怀于1896年南洋公学创立之时即任学校督办，至1905年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管理后卸任，苦心经营十年整，一直是南洋公学的最高决策者，他为创办南洋公学多次上奏朝廷，为发展南洋公学殚精竭虑。
盛宣怀极力主张办商船学堂。南洋公学于1905年改归商部办高等实业学堂后，除商科、工科外，复设立了高等船政专科。1908年，盛宣怀任邮传部6右侍郎，1909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航海高等教育走上了自己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道路，在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及航运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离不开盛宣怀的推动。
1911年，晚清邮传部鉴于招商局高级船员皆借才异地，因此要建设商船学校以为船员之需。9盛宣怀于1911年呈皇帝溥仪的《筹办商船学校大概情形折》中说：“……商务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通商以来，洋舶辐辏内河外海门户洞开，我国地居大陆，不习海事，虽有轮船招商局，仅通域内，未涉重瀛，管驾各员且皆借才异地，三年蓄艾，今为要图……”8此折很明确地说明他筹办商船学校是为了培养航海人才，发达行业，振兴商务。吴淞商船学堂于1911年7月招生，报名投考者竟达2000余人。但“取额极隘”，乃由浙江旅沪学会移拨吴作镆捐商船公会会银2万两，开办了宁波分校。盛宣怀亦拨款支援。
二、盛宣怀对航运教育的经费支持
盛宣怀对航运教育一直很支持。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其采纳。之后，他参与了轮船招商局的筹办，招商局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效益的改善，开始捐助新式学堂办学。如，向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海军学堂每年捐款2万两白银。
盛宣怀自1885年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以来，对于航运人才等新式人才培养的经费支持，他更是不打半点折扣。1895年，盛宣怀筹办北洋公学；1896年，筹办南洋公学，这两所学校筹办的过程中，经费需求，盛宣怀也没少从轮船招商局支出。盛宣怀曾在上奏朝廷的《条陈自强大计折》的附片《请设学堂片》折中，为免除朝廷对办学经费的担忧，他再次强调学堂的常年经费由自己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拨付，其他关于公学房舍、仪器、图书等设施，乃至派遣学员出国留学等经费，均由他自行筹措和储存。南洋公学的筹建，盛宣怀倾注了相当大的心力。盛宣怀也实实在在地支持着南洋公学，在他担任南洋公学督办后，轮电两局每年都提供了十万两银作为学校经费，只有在1903年袁世凯利用盛宣怀处于丁忧期间（其父亲去世）霸占轮电两局，断了学校经费来源，才暂停拨付。
1905年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管理后，盛宣怀请辞南洋公学督办。但之后南洋公学办学过程中遇到的经费问题，盛宣怀总是鼎力相助。南洋公学1907年移归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成为当时全国交通系统最高学府。
1907年底，唐文治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其上任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短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属于邮传部，学校经费主要来自邮传部管辖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局每年十万两，以及以学校名义购买的股票生息和存款利息。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学校建筑费以及教职员工开支日繁等等，原定的十万两早已入不敷出。经费短缺也成为是唐文治掌校期间始终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但学校从1907～1915年间经费总能略有结余，[9]学校正常运转，这一切都离不开1908年升任邮传部右侍郎的盛宣怀的支持。
1911年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尚书，对唐文治更是全面支持。唐文治得知盛宣怀升任尚书后自是欣喜万分，致函曰：“文治忝领斯席，倏已三年余，兹明知库款维艰，时时加意抟节。但年来百物翔贵，而学生之负笈来者业已数倍于前，至不得已而改招通学生之冀从此可节赔垫之费，然实业各科注重工厂实习，校中厂屋尚不敷用，本年只好暂缓，而目前支绌情形正在无从设法，幸逢我公入长邮曹，千载一时，与本校有密切之关系”。10
盛宣怀也以实际行动支持唐文治，不仅增加学校预算，还将自己的私产赠予学校建筑校舍。11唐文治掌校期间是学校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既有辛亥革命前后的动荡政局，又有学校自身积累的弊端。而学校却在这样的环境中，稳步前进，不断拓展，盛宣怀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盛宣怀的帮助，唐文治的办学必定甚是艰难。1917年学校举行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唐文治在纪念会上感叹说：“幸赖大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援，卒能转危为安”。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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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盛宣怀在钟天纬《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上的批词，《格致课艺全编》卷2，页8.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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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盛宣怀在钟天纬《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上的批词，《格致课艺全编》卷2，页8.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6] 清代邮传部是清廷主管“路、轮、邮、电”四政的行政结构。
[7] 史业校，大连海运学院校史[M].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 12 ,14 ,20.
[8] 洪振权、桑史良主编。中国航海高等教育之源，吴淞商船学校建校一百年纪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9] 《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315.
[10] 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10－8－31［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57718)．
[11] 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11－3－24［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44084)．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清末时期；师范教育；背景；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20）01-0072-07
師范教育，是教育的母机。近代梁启超置身中西文化交锋的特殊时期，深感兴办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为此，他明确提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1]35正是在开明思想家的呼吁下，在西学东渐与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我国终于在19世纪末开启了师范教育。1897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院，标明中国拉开了师范教育的序幕。“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同样，教师教育发展理应回溯其发展历程、反思其利弊得失，因此，研究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清末师范教育发端的背景与动因
近代中国社会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近代中国教育却始于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因为中国首次出现与西方教育接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从此西学开始纳入教育内容，班级授课制的首次采用，现代管理模式走进学校，这些均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改以往传统教育的课程、教学与管理模式，给历经数千年施行传统教育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气象。然而，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发端于1897年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师范教育肇始于此时的原因：一方面是洋务运动以来新式教育快速发展对大批合格师资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是教育救国思潮驱动、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
（一）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教育借助军事与政治力量逐步浸染古老的神州大地，中西文化教育进入碰撞、博弈与交锋时期。在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威迫下，清政府改变了以往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传统思维，看到了西方先进器物背后的科技与教育的发达，因此，启动试图强兵富国的洋务运动。在办理洋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困难是人才问题。于是从1862年开始陆续兴办语言学堂、军事学堂、科技学堂等各类新式学堂，语言学堂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军事学堂包括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科技学堂主要有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福建电气学塾等，这些学堂采取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培养目标、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日常管理、课外活动等各个环节均采用现代西方教育模式，着实给千余年来奉行固有传统办学模式的中国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使中国教育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近代化道路。
然而，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尚未形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洋务学堂大致相当于中学教育层次，因而当时的新式学堂可谓“空中楼阁”，下无基础教育，上无高等教育。第二，地域分布不均匀。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新式学堂，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中西部地区很少，导致新式教育在全国的影响力有限。第三，教育内容设计不够科学。中西学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与有效结合，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西学学习仅限于皮毛，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第四，缺乏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本国师资。洋务学堂的教习分中国教习和外国教习，洋教习是直接聘任的国外来华传教士，洋务学堂大都是洋教习，因此，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讲道：“一切教习，多用西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展转口述，强半失真，其不相宜一也。……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2]445而仅有的少数中国教习也多来自饱读儒家经典的旧知识分子，这些中外教习中接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甚少。
在甲午海战之后，洋务派苦苦经营三十多年的北洋舰队被“蕞尔岛夷”——日本打败，使得这个老大帝国无地自容，同时也引发了大清臣民的彻底反思，并重新审视东方小国日本。从此中国人开始学习和借鉴日本文化教育，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而且为了“开民智”参照日本建立初中高三级学校体系。甲午战争之后，“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校，复古法，采西制，以教多士”[2]446。随着中小学堂的不断增加，培养大批适合新式学校教育的师资势在必行。
（二）教育救国思潮的驱动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接连不断地发动多次战争，清政府屡屡失败，每次战争均以签定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大清帝国的尊严丧尽、威风扫地。在清末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有民族自尊心的国人均试图从各个层面掀起挽救民族危亡命运的运动，譬如军事救国、革命救国、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等等。其中倡导与参与教育救国的人士也来自各个领域和阶层，有来自清朝统治集团的要员，如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有来自维新改良派的代表，如郑观应、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还有实业家及封疆大吏的幕僚，如盛宣怀、吴汝伦、张謇、严修等。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代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统治集团要官看到了教育在挽救民族命运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观念促使他们产生教育救国的理想并开始了初步教育改革。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创办开始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创办了首批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到欧美，翻译西学著作，这些对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理念具有积极作用。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与转折时期，正如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所讲：“19世纪90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90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3]27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惨遭失败，民族危机的现实更激发人们去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关注的是日本近代强国经验，形成了教育是国家图强重要途径的共识。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大力呼吁发展教育，通过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来拯救民族危机。1892年郑观应就提出学校教育是治理国家的关键的论断，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509康有為于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也强调：“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5]97将人才视为国力强弱的关键，人才培养有赖于教育。梁启超也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中讲道：“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2]433将兴学校、开民智作为强国富民的第一要务。
同时，实业家及封疆大吏的幕僚，如盛宣怀、吴汝伦、张謇、严修等，也加入倡导教育救国理想与实践的行列。一方面，他们极力呼吁兴办教育，拯救国家；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兴教设学，开展教育救国实践。曾为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于1895年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中写道：“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2为此，之后不久就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普通学校分级设学之开端；1897年又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并内设师范院，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后来，实业家张謇也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尤其呼吁大力兴办师范教育，他说：“一艺之末，学必有师，无古今中外之通义也；况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及教育乎！”[5]310并创立了通州师范。正是在这批致力于教育救国理想与实践的教育家的极力呼吁与推动下，我国的师范教育才得以发端并逐步发展。
（三）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
西学东渐，是自明清以来到近代西方文化逐渐向中国传播与渗透的历史过程，是中西文化交锋与碰撞的产物，也是引领中国文化教育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牵引。自明万历年间始，西方传教士就来中国在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科学技术，明清时期翻译了几部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但对中国政界和学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只是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增添了好奇心而已。后来随着雍正的禁教和乾隆的闭关，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一度中断，但个别的西学东渐活动并未完全停止。
19世纪中叶传教士借助西方的强大军事力量再度大批进入中国，设立学校、成立学会、翻译书籍，广泛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与教育。活跃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传教士有马礼逊、米怜、布朗、爱尔德赛、裨治文、狄考文、丁韪良、施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日意格等，这些传教士在创办的教会学校全面传授西学课程，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实行班级授课制，注重实验教学，以促进学生德智体和谐发展为指归，当然传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对近代中国而言，这些教会学校采取的是全新的教学与管理模式，这就给“青一色”的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
面对西学东渐对教育的影响，清政府的应对策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所以形成“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有赖于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呼吁，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冯桂芬倡导“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53，到郑观应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5]53和沈寿康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最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作了理论总结与提升。因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其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3]324，因此可以说，尽管“中体西学”有其弊端与不足，但总体来看对近代中国教育逐步形成开放格局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正是在西学东渐的牵引和中体西用的推动下，19世纪末期中国教育进入了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时期，包括师范教育的开启。正如费正清所说：“在1896-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3]324这两年是清末教育实践改革最活跃时期，譬如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师范教育办学实践也是起步于这两年当中。
二、清末师范教育思想的内涵解读我国师范教育办学实践活动能于清末得以开启，得益于晚清教育思想家的极力呼吁与倡导，其中影响最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张之洞与梁启超。这两位教育家分别在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时期站在教育救国的角度去大声疾呼应兴办师范教育，培育中国师资，促进教育发展，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尽管两位教育家所处时代不同，所站立场不同，发表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命运，大力呼吁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优先兴办师范教育。
（一）张之洞的师范教育思想
晚清名臣张之洞学问高深，位高权重，功绩卓著，声名显赫。他身居高位四十余年，在兴办洋务企业过程中，深感人才的奇缺，因此，毕生关注教育，注重兴教设学，倡导教育救国。而发展教育的关键在师资，他说：“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7]424他在积极兴办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对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价值做了诸多思考，逐步自成体系的师范教育思想，而且对清末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初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价值
张之洞从国民基础教育发展对师资需求的角度去论及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价值，认为我国要发展国民教育，必须解决中小学教师问题；而中小学教师的培养与造就，有赖于师范教育。因此，他于1902年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讲道：“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2]379借鉴国外办学经验来强调清末兴办师范学堂的重要价值。
清末针对师范教育在我国是否要从普通教育中分离出来独立兴办，曾掀起过争论。有不少人不主张单独创办师范学堂，而作为向来重视教育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站在中西教育比较的高度，全面审视了师范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极力主张独立兴办师范学堂。强调“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尤为重要，师范学堂应在筹办小学前先普通学堂分设。”[7]334张之洞在参照日本办理师范教育模式基础上，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清末创办师范学堂。他认为，只要师范学堂办好，又能带动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5]247张之洞的这一思想被吸收到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当中，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学制中明显将师范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得以确立。
张之洞毕生热衷于兴办各类教育，每到一地任职，均要兴办或修复书院，创办新学堂，但在辦学过程中深深感到，师资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因而他发出如此感慨：“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无款无地，而在无师”。[8]1663为此，他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8]1590的论断，并且将师范培育的教师置于各类学校教育的整体治理框架内进行考虑，认为师资在学校教育中比课程、教学、管理更重要。他强调：“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9]4255在他看来，师范教育中人的因素是最能动的第一要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洞身体力行率先在自己任职的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师范学堂：1902年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1904年在武昌兴办湖北师范传习所，1904年又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1905年令湖北各地中学堂一律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师范讲习所，1906年又创办湖北女子师范学堂。在办学实践中，他的师范教育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2.师范学堂的内部管理
张之洞不仅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师范教育的地位及价值，而且从微观层面对师范学堂的内部管理也作了具有的指导性论述。
首先，给予师范学堂学生以优厚待遇。清末师范学堂学生分官费生和私费生两类，官费生由政府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私费生则由学生自己解决学习与生活费用。当时官费生占主体和多数，这些官费生按照张之洞的建议，依照日本实行公费制，无论初级师范学堂学生，还是优级师范学堂学生，一律不收学费、学习用品费与生活费。在张之洞主导下制定的《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经费，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师范学生无庸纳费。”《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公共科及分类科学生在学费用，均以官费支给；惟加习科学生，由分类科毕业生选取者，仍由官给费用。”[7]258可见，师范生中的官费生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完全实行师范生公费教育。
其次，教育师范学堂学生应尽职尽责。张之洞主导制定的《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清末优级师范学堂学生在校享受免费教育，但毕业后必须服务于本省或全国其他教育部门的教育工作，而且在教育领域的服务期至少为6年。“优级师范学堂分类科毕业生，有效力本省及全国教育职事之义务，其义务年限暂定为六年。”如果不服从安排，就取消其教师任职资格，同时还要“缴还在学时所给学费以示惩罚”[7]258。旨在巩固师范生的专业思想，进而稳定各类教育的师资队伍。
再次，培育师范学堂学生的优良品德。张之洞从维护晚清统治的高度去认识加强师范学堂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还将师范生的品德放在关乎国家强弱与国民智愚的高度去思考相关问题。在他看来，对师范生“当激发其爱国志气，使之学成后必当勤学诲人，以尽报效国之义务。……必须常以忠孝大义训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性纯良。”[10]667师范学堂应当培养师范生养成爱国勤学、志趣端正、善良纯朴的优良品质，进而使之忠于职守，潜心教学，报孝国家。
复次，强化师范学堂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未来教师，师范学堂学生必须加强对教育类课程的学习，掌握教育基本原理，为日后从事教学工作奠定专业基础。张之洞也有同样认识，他主张师范学堂学生在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对教育理论的学习。他在办理湖北师范学堂时明令“于普通学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日课以八点钟为率，专为养成中小学堂教习。”[4]380将教育学、教学法、学校管理学等课程列为师范学堂的专业必修课程，以此来帮助师范生掌握教育教学专业知识与技能。
最后，培养师范学堂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之洞深知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学堂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否则日后难以胜任教员职务。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于1902年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谈到湖北师范学堂办学事宜时讲道：“湖北现在省城设师范学堂一所，择地城东宾阳门以南，老官庙以东，青草坡地方创建屋宇。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归师范学生教课，以资实验师范课程。”[4]380明确提出在湖北师范学堂附近设立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实习实践基础，主要用来为师范生提升教学实践能力。他主持制定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也规定，师范学堂学生“要到附属小学堂练习教育幼童之法则”[10]671；《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更是明确规定，“附属学堂之设，所以备研究普通教育之成法，以图教育进步，为各普通学堂之模范，且以资本学堂学生之实事练习。”[10]694要求各级师范学堂均要设立附属学校，为师范生提供实习与实训场所。
总之，张之洞从教育救国的高度，以参与主持洋务运动的体验与思考为基础，纵论清末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意义，甚至将其上升到富国强兵的战略层面。同时，结合自己在湖广和两江办理师范学堂的经验，又从微观层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师范学堂的具体办理理念及方法。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对指导清末师范教育实践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也为当今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二）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其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文采卓越，在近现代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引领风骚。其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立论恢宏、多有创新，尤其是他的师范教育思想论述精辟，引领潮流，直接推动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办学实践。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是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和“教育救国论”思潮日益兴起的背景下提出的。尤其是当洋务派苦苦经营了30多年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惨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定，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教育的发达；中国的落后并不在器物层面，而在于制度老化与教育落后。因此，欲救亡图强，必须进行法维变新，包括变革教育体制，大力兴办新式学校。梁启超大声疾呼：“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433而开民智的关键在兴办学校，“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438。为此，他说：“今之识时务者，其策中国也，必曰兴学校。”[5]143可见，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建立在其教育救国理想的基础之上。
1.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在反思中国传统教育与洋务教育存在弊端之原因的基础上，得出了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教育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所设各学堂，所以不能成就人才之故，虽由功课未能如法，教习未能得人，亦由国家科第仕进不出此途，学成而无所用，故高才之人不肯就学。”[11]324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没有合格的教师，而没有合格教师的原因是没有培养教师的摇篮。中国古代的官学教师大都是科举出身，其十有八九“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2]444，在教学中一味追求师道尊严，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导致“士之教焉学焉于其间者，亦终身盘旋于胯下而不复知有天地之大。”[5]142使学生的视野受到很大局限，能力也得不到培养。让这些老学究当教习，真乃“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2]446可见，师资对于教育质量而言是何等之重要。因此，他说：“师范学堂未立，教习不得其人，一切教法皆不讲究，前者学堂不能成就人才，皆由于此”。[11]229
即使是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新式学堂学习西学，也是“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454尤其是新式学堂“一切教习，多用西人”[5]143，而这些西方教习大多不懂汉语，教学效果并不好。原因有四：其一，西方教习语言不通，教学困难。因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5]143，因语言沟通的不畅，导致难以达到预期的培养效果。其二，中国与西方教学方法不同。“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往往有华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5]143。其三，长期聘用外国教习容易导致中国学生“弃中亲西”。他说：“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故吾国之就学其间者，亦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2]445。如果长期聘请西方教习，就会导致我国学生丢弃传统文化，出现崇洋媚外的倾向。其四，各国在华教习知识背景与教学规则各异，导致中国学生无所适从。“所聘西人，不专一国，各用所习，事杂言庞”[2]445，容易将学生搞得思维混乱，不知所云。其五，西方教习薪俸又成倍于华人。梁启超认为，洋教习不仅不适用、没效果，而且还薪俸非常高，“西人教习，既不适于用，而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2]445。其六，况且还有一些缺乏专业训练的洋教习。梁启超说：“率天下士而为一至粗极陋之西人，夫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果何取之？”[5]144用这样的不合格洋教习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鉴于以上原因，梁启超极力倡导尽快开办培养专业师资的师范教育，“学究必由师范学堂，使习于教术，深知其意也”。[12]209进而提出梁启超提出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科学论断。为了呼吁清政府创办师范教育，他于1896年在《變法通议》中专门单列了《论师范》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他明确提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5]144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2]439“故师范学堂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学校是一切学校的根基，教师则是学校教育的关键与核心，“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13]980
2.倡办师范教育的理念
梁启超不仅强调我国开办师范教育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且参照日本师范教育模式，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师范学堂办学理念。
第一，师范学堂的设置。由于清末新学制颁布以后，府州县均设立新式学堂，因而基础学校教育对师资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各级学校需要大批教习。在他看来，新式学堂不能再用那些传统旧式官学或书院培养的耆学名宿为教习，也不能大量高薪聘请那些语言不通、态度粗陋的外国人为教习。最好的办法是本国兴办师范学堂培养适合自己国情的师资，即“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校”[5]143，尤其是设立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5]144他明确倡导普通师范学堂主要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专门师范学堂主要以培养中学以上教师为主。正是在梁启超对师范教育办学理念引领之下，1896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内设立了师范院，1904年清政府出台的癸卯学制中对师范教育做了明确的制度安排。
第二，学校课程设置。梁启超主要根据日本师范学校课程体系，提出了我国近代师范学校课程设置的设想与建议。他认为，日本普通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17门：修身、教育学、国语（日语）、汉文、史志、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习字、图画、音乐、体操、西文、农业、商业、工艺等。他主张参照日本师范学校课程标准，适当进行修改增删，我国师范生应掌握的课程内容包括：“须通习六经大意，讲求历朝掌故，通达文学源流，周知列国情状，分学格致专门，仞习诸国言语。”[2]446除了倡导借鉴学习西方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外，他倡导师范生应当认真研习《学记》，因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思想和为师之道，因此，建议师范生须“循而用之”。
第三，培养质量评价。师范学堂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师资水平，进而影响到中小学校的办学质量。因此，梁启超说，应“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5]144判断师范教育教学水平与培养质量，主要依据其培养出的师范毕业生所任教的小学校所培养的小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师范生培养质量高，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就会教学有方，尽职尽责，从而培养出优秀的小学生。
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于是荟而大试之，择其优异者为大学堂、中学堂总教习，其稍次者为分教习，或小学堂教习。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而后起之秀，有所禀式，以底于成。十年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2]447
梁启超就是想通过鼓励优秀的中小学教师逐步升任总教习，或逐级提升为高一级学校的教师等办法，来激励师范生热爱教育，安心向学，进而提高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水平与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