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考研论坛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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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考研论坛1

思想小传

70岁以前，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

程恩富教授的学术生涯有三个历程。其一，学成执教复旦园（1972年4月―1989年3月）。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学位，以及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他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他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他的读书兴趣至今还很广，思考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这为其进行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不过，程恩富教授计划70岁以前，还是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撰写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论著。

其二，育人转教上财大（1989年4月―2005年9月）。从1989年4月至2005年10月他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这16年半期间，复旦的老师仍深深地关怀着他，支持他的学术工作。比如，张薰华教授已过80寿辰，可出席并指导了每一次的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沙龙；关于劳动价值论等一些创新观点的出笼前，他依然习惯于请教洪远朋教授；蒋学模教授一直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后继研究寄希望于他，并给予鼓励。

在上海财大期间，除了作为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他先后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约10门课程，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和主任、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其三，研究高登社科院（2005年10月至今）。从2005年10月开始至今，他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在这个阶段，他不仅研究中外经济学和经济实践，而且扩展研究非经济学的其他文科领域。

“操作决定成败”，他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

程恩富教授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和奉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积极创新政治经济学。1994年，他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较早地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十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这一思想是超前的。

2000年，他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2008年扩编为百万字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完整版教材，综合了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六分册体系的精神，在学术界首创“五过程法体系”。新教材有扬有弃地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强调原理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精神。“操作决定成败！”他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

其二，领衔创立海派经济学。由他任主席创立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成立于1995年11月，曾先后召开了20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2001年，又成立了由他任主任的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2004年开始隶属于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并成为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学术团队。他的学术影响在国内外日益扩大，因而8年前被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选为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会长。

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简称“新马派”）。一是就地域来看，它是由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学者逐步创立的，原产地在上海，但后来扩大到国内一些省市，如“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等。

二是其理论特征和实质在于，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构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

三是其学术风格，强调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赶风头。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副会长颜鹏飞等资深教授、“海归”经济学教授薛宇峰等认为，海派经济学已合乎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的全部要素和标准。

其三，首创大文化经济学。大文化经济学的代表作是他主编的《文化经济学》，以及在《人民日报》《复旦学报》《上海改革》等发表的文章。该著作出版后，《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等发表了推荐性书评，受到等一些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他重点研究的是大文化经济学问题，包括知识经济的问题。他提出大文化经济学以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和科技发展的素材为主，着重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对话

“我走了学术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学术抱负”

人民论坛记者：我们知道您出版了《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著作，您有何治学体会？

程恩富：在学术道路上一路走来，我觉得治学成功首先要有浓厚兴趣，兴趣是治学的基础，这是其一。想当初，在黑龙江国有农场当知青、读马列书籍时期，我就一心只想读文科。我对文科的不少学科都有强烈的好奇与兴趣。

有了兴趣后，还要有远大抱负。目标是治学的动力，这是其二。调离复旦的时候，我曾同导师洪远朋教授说过，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我的目标十分清楚，因而后来有了当官的机会没去，有了下海的机会也没去。我走了学术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学术抱负。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定得越高，那么动力就越大，越难以达到就越要持久去努力。我后来之所以能联合其他学者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即海派经济学，同样也是因为较早设定了这个目标的缘故。

治学要有思想原则。思想是治学的灵魂，这是其三。面对现在西学渐盛、国学崛起的学术气候，有人主张“西学为体”或“国学为体”，而我则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和治学方针。北京大学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也是对本人的一个写真吧。

治学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学的途径，这是其四。从1983年出席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大会开始，受到几位青年同行的榜样影响，我开始注重写作，并逐渐注重书面表达自己可传世的思想观点和论著。在研究型重点大学和社科院，教学是基础，研究是主导。

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我的体会是：与人摩擦，其烦无穷；与书摩擦，其乐无穷。学者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人民论坛记者：在学术人生道路上，您有什么人生感悟与梦想？

程恩富：我想以“祖国与我”作为小结性的人生感悟。从理论上说，“祖国和我”是一种双向互动互促的关系，而不应是单向或单线的偏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祖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山草香☆)差别的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作为祖国的一份子，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和生活对中华民族整体产生作用和贡献，然而由于各种个体差别的存在，这一作用和贡献也是不尽一致的。

回首60多年，我深感“祖国与我”的意蕴和紧密。处于“50后”的学者，既经历了时代的熏陶与磨练，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有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试图扬长避短，优优结合。这体现在我的一个座右铭上――“智商、情商、毅商、健商：成功者四要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面的3篇复旦大学考研论坛是由山草香精心整理的复旦大学考研论坛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2

概括起来，此次年会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入选论文、老师点评：视野丰富、严谨精彩

本次年会的特点之一为参与面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篇论文投稿，经过专家匿名评审，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10余所大学的40多篇论文入选。这些论文在年会宣读发表后，又经专家再度评审，产生了《竞选网站：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阵地--试析其传播功能及对选举传播的影响》、《新闻职业化的萌芽--再读黄远生的新闻事件和新闻思想》、《新闻报道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实证研究--以〈新民晚报〉房产新闻报道为例》、《试论都市报的主流化--兼评〈南方都市报的转型〉》等10篇优秀论文。

在两天的论文分组讨论上，代表们围绕大众传媒与和谐社会、新闻从业人员与媒介素养、媒介政策法规与传媒市场、电视新闻与视觉传播、媒介新技术与新媒体、等"热"话题发表"冷"思考。论文视野很广，从贾樟柯的艺术电影到博客；从海德格尔传播思想到媒体集团的经营之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和新闻学院的老师们一起进行着学术探讨之旅。新闻学院李良荣、殷晓蓉等诸多教授担任点评嘉宾。老师们对论文的内容和规范性进行了严谨而热情的点评，给予大家很大启发。大师们不约而同地提出：研究生搞研究不要太宏观，从个案做起是展开研究比较好的视角，太宏观反而容易“平平过”；同时，一定要提出矛盾、提出问题，因为针对假问题、空问题的研究是没有办法深入下去，也是没有学术价值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继去年举办题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的Panel之后，本次年会再度举办了“交流视域中的符号互动论”Panel。Panel的组员都是新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精心准备的PPT以及黄旦教授的精彩点评，让现场座无虚席。

在11月6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总结了本次年会论文的特点：首先是选题比较多样，焦点是新闻报道内容的分析，博客、网络等技术性问题也受到了较多关注；其次研究的方法除了以往常用的文献分析、个案研究、内容分析以外，还有一些调查，比如说对赣南农村的分析，对青浦农村的调查，对大学生娱乐动机的调查等；最后通过论文，可以看出研究生同学是不断努力，争取达到学术上的规范。以上三点都是可喜的现象。

二、业内动态、学界新得：妙语连珠、相得益彰

本届年会邀请了许多业界、学界的嘉宾，充分体现了复旦新闻学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的好风气。

开幕式上，百度公司副总裁梁冬、《南华早报》编辑总监柯林（Colin Kerr）、《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任天阳、新闻学院广告系主任程士安教授等，分别就搜索引擎改变传播格局、怎样规划独特的新闻生涯、中国城市类综合日报发展路径、新技术引爆传媒革命等发表了主题演讲。

业内人士以他们的经营实践，带来了最新鲜的业界咨询和情况。梁冬用在百度搜索引擎公司的经营实践，展现了这家刚刚在那斯纳克上市的网络新宠，对于行业和自身目标的理解。他讲到，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一个声音、一个价值的发源地和一个资源；同时也让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声音和价值的搜集地。他信心十足地说到，互联网有多宽广，搜索引擎的受众就应该有多宽广。搜索引擎以它的中立性和宽容性，能够令一个看似很简单的网站变得突出，这也是它在整个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任天阳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城市类综合日报的发展路向--以《南方都市报》为例。他为大家勾勒出中国报业竞争比较充分的珠三角地区，城市类报纸的状况和特色；总结了中国城市类报纸十年内的缺陷以及面临的危机；并且预测到未来城市类报纸应该：时政类报道成为主要品种；时事评论成为报纸灵魂；海量新闻和深度报道并驾齐驱；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数量剧增；读者层次明显提升；分工更加专业；盈利模式多元化；和政府的关系更加务实和开明等。《南都》作为城市类报纸的领头羊之一，它的经营之道和面对新兴媒体考验的思索，对与会者颇有启发。

柯林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的例子，讲述了How about being a sports reporter?（当个体育记者如何？）他指出，中国的运动产业是个朝阳产业，做体育记者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不要以为这仅仅意味着可以全世界旅游并且采访所有女记者都想采访的贝克汉姆。体育新闻报道背后有许多的学问，如何明辨政治在体育中的作用就是其中之一，

程士安老师的题目是：新技术引爆传媒革命。程老师主要针对现代传媒对信息传播系统的革新，阐述了她的一些思考。指出技术、新技术的创新和变革颠覆了传统的媒体，给现代传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概念。其中三点特征分别是，终端的大异动趋势；终端的个性化和效果的社会化问题；中心的弱化和信息制度化。

三、网络论坛、影视沙龙：形式多样、活泼新颖

本届年会的讨论形式不拘一格，十分新颖，创办了分论坛和沙龙。作为本届学术年会的新亮点，“时代的网络传播”论坛于11月6日下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百度公司特别提供赞助支持，IT时报社协办。据悉，这是国内首次以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以百度、博客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和《青年报》、《东方早报》等传统媒体共同对话互联网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嘉宾们就时代的新传播模式、搜索引擎营销策略、知识产权与媒介伦理、给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可能带来的影响等主题发表精彩报告。

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博客网首席运营官谭涌泉认为应当是“博客的普及，在分享自己和分享别人中美好生活”，这是博客的精髓。土豆网创始人王微相信，如果真的到来，在宽带如此普及的中国，出现而且胜出的公司一定具有世界竞争力。而《IT时报》总编辑王昊青则大胆预言：在这一波网络发展中，中国无疑从新技术和新模式的追随者跨入了创造者和见证人的行列，“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带着鲜明中国特色的IT时代”。百度副总裁梁冬为时代传播新模式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和百度贴吧，我们提前三个月就知道李宇春一定会很红，传播的搜索化发展将成为未来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篇章”。

在这样一场扑面而来的新技术浪潮中，传统媒体则将目光放在时代如何寻求新的增长方式上。《青年报》总编辑吴烨宇乐观地预计：“将会极大丰富传统媒体的信源，并为传统媒体拓展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东方早报》总编助理徐俊则强调，所倡导的多中心、互动等特质将对平面媒体的运营带来诸多启示。

11月5日晚上6点30分左右，根据“水门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总统班底》赏析沙龙在新闻学院中庭举办。影片放映结束后，新闻学院的数位老师及媒体人士，应邀到现场畅谈自己对于调查性报道的观点和看法。陆晔老师以研究广播电视新闻著称，她从专业视角谈论了节目制播中的调查性报道；吕新雨老师刚从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归来，她着重谈了同学们关心的台湾媒体在这方面的现实情况，并与大陆的媒体进行了比较；《南方周末》的戴敦峰先生对曾写过的调查性报道《济宁市市长下跪》，详细地谈了新闻生产过程中信息来源、采访经过及定稿、审批等内情；《外滩画报》资深记者邵嘉翔先生有着丰富的采访经验，他列举了实际采访中的一些例子，让同学们大饱耳福。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3

2007年10月20日，“北京中青年学者文化论坛”第五次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围绕着“后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危机和重建”这个议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中青年学者做了精彩发言，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30多名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论坛。论坛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高旭东主持。他说，价值危机和失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文明的观点看，中国的孔子、西方的耶稣、印度的释伽牟尼都规定了各自文化的发展路向。但到了现代，从西方的“上帝死了”到中国“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传统的价值都发生了危机。没有价值尺度会导致文化的危机，那么在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价值重建？杨恒达认为，西方虽然经历了价值危机，但现在比较稳定。西方一向有否定批判的传统，作为《尼采全集》的中文翻译者，他认为尼采否定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主张从多角度而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单一角度来看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使我们摆脱了贫穷，但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却忽视了精神建设。他认为，后现代质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是颠覆传统，而是指出它的缺点。宏大叙述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会导致虚无。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从小事做起，价值自在其中。陈晓明也赞同从小事做起。接着他从西方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在一个复杂多元的语境中，整体性丧失，所有的价值都是空心的，价值危机必然会出现。中国的“后现代”不是因为经济有多发达、社会有多现代化，相反，始终是一种多元混杂的、变形的、多元交叉的社会状态。现代性的危机累积在中国，被放大了无数倍，所以我们现在处于巨大的现代性过剩发展阶段。作为学人，很难在肯定的意义上去思考。杨慧林则从神学来切入这个问题，认为神学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说，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新神学”已经不再谈论传统的宗教问题，而是深入到人文领域。他们认为，价值缺失的时代不是要回到基督教的传统，他们的逻辑不认为因为我有信仰，所以我比世人更完美，而是我有信仰，因此我更明白人是不完美的。张颐武从王朔的新书谈到现在知识分子的困惑和焦虑：为什么在一个人文理想丧失的时代，我们在经济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什么民族的兴盛是用庸俗的方式达成的？他认为现在的“读经”热其实表现了中国人对传统价值的一种矛盾态度，抽象上肯定，具体上反对。他还提到抽象的全球资本主义与神学的契合：资本主义与神互相拯救。在中国，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盛行，80后的人通过玄幻小说、电子游戏达到了神学的目的。肖鹰表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思考个体价值的重建，在知识分子体系中，是否有道德底线。我们要从小事、具体的事做起，而不是去空谈，放弃责任、放弃承担。我们在物质上达到了小康，但是在精神上，文化身份上却日渐迷惘；我们呼唤大师，却离大师越来越远。张文定认为，公正、诚信、友情等基本价值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严重缺失，物质的飞速发展不应该是精神的偏枯，和谐社会是我们的长远目标。陈跃红指出，价值问题不应该用本质主义的方式做出简单的结论，或者凭想像建构，而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考虑。但是，我们现在对于一些基本的范畴都缺乏价值的充足理由。马海良指出，人们生存条件满足以后，会追求精神价值的高度。在类属的意义上，人更容易追求价值，尽量过一种美的生活，人的劳动要按照美的理想实现美的生活。他认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也许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学术情怀，还没有等中国的实际情况沉淀下来再来进行思考。西方现在的情况是其自身逻辑演绎的结果，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用西方话语时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和语境的独特性。陈永国讨论了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认为文化不会因为全球化而失去。价值的危机可以讨论，但是不必为它过分焦虑。任何时代，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好的价值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流失，因而强调价值的继承性。曹卫东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当我们处于纯学术的地位时，会想去关心政治，而处于政治的链条上时，又会渴望纯学术的单纯研究，由此构成了一种价值的悖论。高秀芹认为，就目前而言，教授享受到的资源要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美国学者有的也没有车，却很安宁，因为他们安守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价值。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我们应该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现在这种力量还没有在世界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李玲认为，论坛讨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价值方面各个领域有不同的规则，而制度层面，人的道德建构应该与社会怎样对待我、他人怎样对待我相关。论坛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的热烈讨论，随后高旭东做了总结，进一步强调了当代价值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又强调了价值的继承性以及重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