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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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第一篇】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它却影响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影响或改变了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我们回首改革开放30年的艰难曲折和伟大成就时，感慨万分。岁月易逝，改革开放的情结难消。回顾和总结过去，是为了展望和更好地走向未来。本文试图与大家一道在那已逝去的历史碎片中寻觅改革开放的轨迹和方向。
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可以从多视角多层次来评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比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尤其是效率比30年前大大提高了。从法学角度看，法治在逐渐替代人治，秩序和公正正在建立；从政治学角度看，国民的公民权利比30年前大为增加了等等。正如茅于轼先生所概括的，30年最成功的是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自由度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不论如何评价，几乎人人都不会否认相比30年前，社会的物质财富更为丰富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大大改善了。本文从以下四个层面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
－－－－把古老的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我国的现代化发端于160年前的西方入侵，侵略者带来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但救亡压倒一切，革命、战争不断，现代化夭折。1949年建国后本可以认认真真地搞现代化，但“革命”（阶级斗争）又压倒了生产。现代化的努力几经曲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如果没有意外，中国还将有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
－－－－把封闭和半封闭的中国带进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30年前的我们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沉浸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封闭经济之中。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赶上了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真有“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正是得益于全球化，中国经济才能够超速发展和跨越式进步，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搞封关自守，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对内搞限制商品经济，结果是封建专制回潮，法制的破坏，人权的践踏，文化的凋敝，经济的混乱。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状态而走向现代文明，正如一度向北的九曲黄河，最终还是向东流入大海，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为中国重新崛起提供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在30年前提供的GDP约占世界的3%，远落后于世界人均水平。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够勤劳吗？都不是，是体制出了问题。落后的体制机制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压抑了亿万人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本质上是改制度，改规则，立新规，回归常识，回归人性，回归主流。正是由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我国经济才得以重新崛起，奋起直追，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增长到占7%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据统计，从2005年起，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4%以上，并逐年提高，仅次于美国而排世界第二位。如果不出意外，我国GDP总量可望在30年后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位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
－－－－大历史眼光：改革开放是千年变局中的百年变革的延续。当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破了有3000年之久的古老专制中国的大门时，李鸿章惊呼“三千年变局”开始了。期间虽经多次战争与革命，但我们仍处于中国皇权专制解体的百年振荡和变革之中，从那时候起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如果200年算一个周期，30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百年振荡和变革的延续，也就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称之为200年“大革命”历史进程的延续。在这个千年变局的百年振荡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正在走出传统循环的周期律，正在建立一个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转型的继续。20世纪最悲壮的试验是一大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20多年，我们也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穷过渡”的社会主义瞎折腾和巨大挫折，以血的教训唤醒了一代人，催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乌托邦式幻想的破灭使中国的发展重新回到世界主流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转型：
一是从指令性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从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全能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三是从人治转向法治。这三个层面的转型有快有慢，但其进程远没有结束。
改革开放30年的阶段划分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从胡温新政开始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回归主流，回归人性，回归民主法治，回归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放权、分权。从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财政包干的行政分权改革――扩大自的国企改革――发展私人经济――建立市场体系等经济改革以及相应政治体制改革可略见一斑。开放的主要特征是建立一系列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打开国门，迎接外资。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有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理念在80年代都提出过或探讨过。可以说，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是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伦理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的年代。当然，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但它鼓舞了整整三代人。总体上看，当时的双轨制带来的贪污、官倒、寻租等腐败虽已有增长，人们也有不满情绪，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距不大，各阶层的收入相应提高且差距不明显。公正地说，从社会生活的质量、安全性、和睦程度以及政治开明看，都是建国以来“政通人和”的最好时期之一，借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这是“帕累托改进”时期。
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邓小平南巡，止于本世纪初，其主要任务是加快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二是加入以主流文明为基础的WTO，三是彻底结束短缺经济。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更由于缺乏相应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被称为“单兵突进”或“短腿”的改革不能不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甚至曲解和异化，如市场经济的扭曲，收入差距过大，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及恶化，贪污腐化，诚信沦丧等等。
第三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史家所称的“胡温新政”，至今尚未结束。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解决或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遗留的各种问题，如政府的失灵或权力的错配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失衡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和信用基础的缺失问题等等，进而最终确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要措施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等等。
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评价
30年改革开放究竟走到哪一步？还有多长的改革之路要走？如果改革开放贯穿于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那么，与现代化同步的改革开放同样只是走到了中期。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半截子”工程。我个人认为，理解改革的进程需要对改革定义，改革就是体制变革。所谓体制变革，一是社会机体组织及其功能结构变动或再造；二是约束社会组织形态的规则重塑或西方政治经济学称之的“制度”变迁。从现代社会组织功能看，社会组织形态可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从事公益性活动并带有强制性的政府组织（国家组织）；二是从事生产性、赢利性活动的市场企业组织；三是自愿从事公益活动的非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即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三者的组织结构及功能迥异但定位明确，各行其道，共同构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组织形态。从社会机体组织运行的秩序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的规则制度，像法律法规、契约规章等等；另一类是无形的规则（制度），如道德信用等等。不同形态的组织既受统一的规则（制度）如宪法的约束，又受本组织系统的规则（制度）约束。
中国改革主要是改变国家和社会合一、“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重建现代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NGO组织及其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政府组织逐渐退出一些公域和本属私域的领域，扩大私权和私域，以利于市场组织和NGO组织的生长。
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一个理想的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组织）应是建立在“在民”基础上的治权（即行政权和立法权）与司法审判权相分立的架构，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应相互制衡；一个理想的市场企业组织应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交换基础上的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一个理想的NGO应是建立在公益性（或互益性）基础上非盈利性的自愿、自律的自治组织。从这个角度看，相比较而言，中国市场组织生长最快，改革也最深；政府组织其次，NGO组织生长最慢。这有一点不符合改革的内在逻辑，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应是经济――社会――政治。NGO之所以发育缓慢，可能与对NGO的误解有关，NGO有不同的种类，不能因噎废食或一概而论，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发展非政治领域的NGO。因为事实上，NGO缺位已成为社会的“短板”，解决这个短板，从而替代政府退出的某些社会公共领域和行业领域，应提上改革日程，否则，改革会事倍功半。
从制度规则看，同样也是市场制度的创立和通行处于领先地位，滞后的是政府制度，更滞后的是NGO制度，由于NGO准入制度和监管规则的混乱，打着公益性招牌的各种赝品NGO随处可见，真正的NGO又无法健康地生长。因此，应当加快社会、政治领域的规则或制度重建，以利于促进市场企业及NGO的健康发展。
30年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经验启示是：
－－－－坚持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本国实际出发，破除教条，正如邓小平当年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等等。如果不破除这些旧教条，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也无从深化。过去、今天、未来都是如此。
－－－－开放带动改革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开放带动的，由于“存量”不能动，“增量”只能靠外部引入，值得庆幸的是与前苏联不同，中国有着大量的华人资本，如中国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可引入，于是有了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进而破除了旧的规则制度。开放使中国走出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生产要素的组合，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坚持走渐进性改革的道路
从边缘改革开始，逐渐向中心推进；从外部改革做起，逐渐启动内部改革，从局部改革推向全局改革等等，如从农村承包开始再到城市改革，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起步，逐步推向全国等等，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坚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原则
事物往往是新不立则旧不破。改革就是以新代旧，否则就会散了和尚折了庙，又回到再请和尚重盖庙的老路上去。比如，发挥民营企业、民间组织的功能，就能替代政府的某些职能等等，从而促进政府的改革和转型；再如，用法治替代人治等等。
－－－－改革的主体生长先于规则的创立
是游戏规则（创立）优先还是游戏者（主体）生长优先？在大多数领域里，似乎是游戏者的再造（生长）先于游戏规则的创立。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及体制的建立似乎走的是市场主体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创建的路子，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先有了许许多多个体工商户――众多的分散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出现，才可能有市场经济及其规则的创立，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理，中国民主政治规则的创立也必然以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如果没有多元的非政治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应当看到，上述经验既是中国式改革开放的优势，但也是问题所在，这正像一个铜币的两面一样，比如沿海先于内地开放会带来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分步走的渐进改革会使由此而生的既得利益者阻碍新的改革；双轨制的改革会加剧寻租带来的腐败和政府的趋利化；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会将矛盾积累和后移；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主体生长优于规则创立的改革，会使改革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使法治难以推行并带来产权的无序化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势
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过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是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体制规则和政策制订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可能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更不可能像30年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制订和改变规则。欧美尤其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都将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可控的因素在加大。另外，与开放的市场经济相连的世界通行的法治规则，民主政治规则对中国的经济、政治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调整规则和政策，化解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适应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新环境？
其次是民生的压力。民生的压力还不仅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素分配不公以及公共品的逆向配置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民粹主义的高涨。如何处理民生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应对民粹主义？
第三是民权的诉求压力。与少数具有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精英不同，大多数的民众的民权要求是源于民生问题，由于市场的权力化以及分配的扭曲，社会大众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要求政府增大和改善公共品供给的政治诉求才日益高涨。如何应对民主政治的诉求？
第四是改革动力的衰弱，或改革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八十年代改革的动力是上层与下层的共同“合力”，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喻为“诸侯”的地方政府和喻为“王爷”的部门以及强势利益集团，那么，今天的改革动力来自何方？有强烈改革诉求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利益受阻的多数“群体”却无改革的“权力”，握有权力的少量“群体”的改革动力却日渐式微，而不思改革，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我认为，唯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或化解上述压力、挑战、矛盾和问题。
未来的5～15年是中国现代化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开放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东亚国家（地区）看，一个强有力推行改革的中央政府、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基层的自治（民主）和公益性（互益性）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仅不能同时完成发展和转型的多重目标，甚至会陷入拉美现代化的泥坑。
总的来说，未来的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突破：一是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30年的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我们的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最显著的标志是产权制度仍然处于不完整不健全状态。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比方说，人力资本的建立健全最明显的标志是人力资本的可观察可测量（可度量）从而可交易性，但在中国，构成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核――个人信用就不可观察和不可量度，从而无法形成人力资本的“完全产权”。类似美国国民信用记录的“安全保险卡”，理论界呼吁多年也无法在中国推行。再如，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不论是采取集体还是个体的形式都是不完整不确定的，更谈不上产权交易和保护的法治化，另外，国有资源的产权也是界定不清的，这是中国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因此，包括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产权）及要素（产权）市场的改革必须有新的突破。将土地产权分给农民并规范土地产权的流通、建立人力信用资本制度及分类市场交易规则、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已迫在眉睫。
二是市民（或公民）社会的培育以及社会领域（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等）改革的新突破。公民（市民）社会的培育应从社会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做起。比如社区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公益性NGO和互益性NGO的放开与有效监管；公共卫生体系、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九年制免费教育的全面普及和落实；社会文化、新闻乃至意识形态的有效管制和逐步放开等等。
三是民主法治上的突破。党政、政事、政教等等的如何分开和分离；人大议政权、审批权、表决权、监督权的逐渐落实和强化；党和国家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法治政府的雏形化等等。这一切都应自下而上的展开，首先从基层做起，有条件的基层政权要实行行政首脑负责制加公共财政制以及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与政权适当分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第二篇】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HenryLiddell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战略路径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战略主体的能力、能动性和外部环境。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战略路径的选择上要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改革开放战略的重心在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也应服务这个大局，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发展领域，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时则体现为不同的战略重点。例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也是重点。”在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表明经济发展重点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国家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开放一开始从试验开始，但这是在大系统之中的突破，因此虽然是“单兵突进”却具有全局意义，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展开，这种系统性更加显著。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构成了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改革逐渐走向“整体性、系统性”方向，开放逐渐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这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特征。
(三)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着强烈发展意识的决策层的自主选择，而不是自身危机无法解决时外部冲击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内生性和自主性，自主性意味着改革开放战略有其行动主体——中国人民自主实施，即中国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力度、速度和进步，这是原则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自主性也意味着中改革开放的方略、方针、方式由中国人民自主选择，既不为传统的战略模式所束缚，也不为国外的模式如“华盛顿共识”所左右，因此，在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突破前人、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与实践，如“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改革目标，均具有开拓性。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框架中的重要环节，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与国情相联系的特色性。对比其他转轨国家，中国既没有选择俄罗斯激进式的改革模式，更没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失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这表明，中国的市场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中国国情，从而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上生成自身特色。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第三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 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 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另外，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jp+1〗中国改革一开始大多是由内在需要推动的，即所谓“内生性”机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的，有人称它是经济改革的“倒逼”机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国际规则办事”而逼出来的。据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共修订了3 0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入制度化开放阶段。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鉴并吸收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后，人们会明显感受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认识国外先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旧体制的弊端，进而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开放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放使人们杨长避短，开放使人们从“拿来主义”中受益，开放使人们拥有了世界市场，开放“督促”人们进步。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第四篇】
《决定》的出台以我省30年改革开放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新时期新阶段我省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人民立足省情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充分把握历史性机遇，率先改革，加快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发展道路。我省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积极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我省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培育块状经济，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我省率先推进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商品市场，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形成了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我省率先联动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强区域经济协作，促进“走出去”、“引进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内外开放格局。我省率先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积极实施城市化战略，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形成了城乡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我省30年来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浙江加快发展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我省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继续走在前列的发展先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前，我省正处在人均GDP6000―10000美元发展阶段的崭新起点，处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处在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我省经济转型升级仍然面临许多体制：一是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不健全”,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二是微观经济主体制度建设“不规范”,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放宽民营经济准入“不彻底”,许多方面存在着“玻璃门”;四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改革“不协调”,影响城乡区域的统筹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整体提升；五是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政府职能转变进展迟缓，宏观层面改革相对滞后；六是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七是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对出口依赖过大；八是对外部资源的利用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不适应”,整合利用国内外先进资源要素促进省内产业升级的效果不够明显；九是“走出去”的环境支撑“不完善”,企业对外投资面临人才、融资、信息、中介以及政府配套政策等方面的障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开放，是我省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历史性任务。省委审时度势，作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决定。
《决定》明确了新时期新阶段我省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明确了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在总体要求上，强调加快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体制机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增添动力，为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在指导原则上，强调“五个必须”,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强调了围绕保增长、促转型，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决定》强调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把保增长、扩内需作为当务之急，把优化发展环境、增强企业活力作为关键之举，把调整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作为重中之重，突出了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推进金融创新、健全产业转型升级机制、建立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体制、完善生态建设保护机制等7个方面的改革重点，努力再创浙江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体制机制新优势。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产业转型升级机制建设，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中之重。
强调了围绕惠民生、促和谐，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决定》强调以全面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城乡就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全民社保体系、健全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等6方面的重点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将是我省近期社会领域改革的突破性内容。
强调了围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决定》强调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弘扬“浙江精神”,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突出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创新文化管理体制等3个方面的重点，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强调了围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提高行政效能，深化政治领域改革。《决定》强调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突出民主制度创新、加强地方法制建设、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制约监督机制等4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深化扩权改革、进一步扩大县(市)一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是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突破点。
强调了围绕拓展发展空间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构筑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决定》强调以建立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重点，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突出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转变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扩大长三角和省际交流合作、完善各类经济功能区建设等4个方面的开放重点，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构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新格局。
强调了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决定》强调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载体，先行先试，重点是加快推进三大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启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力求使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示范引领全省改革开放。会上提出了全方位扩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思路，对各市及重点县市区都提出了改革试点的建议主题。
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决定》强调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突出抓好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营造深化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加强对改革开放的组织领导等3个方面的重点，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决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浙江特点
《决定》通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充分体现发展第一要义，将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将发展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并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将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决定》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教育、就业、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作了重点部署。《决定》充分体现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充分考虑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内外开放、人与自然等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所以，《决定》是我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文献，改革开放的系列举措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