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论文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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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论文1
[关键词]经济发展智力支农科技兴农
一、目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人才现状堪忧
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受教育状况良好，人才较多且集中，但农村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源量大与质差并存。十三亿人口近八成在农村。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等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占％，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第二，人才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一方面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类人才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现有人才尤其是实用人才开发利用不够和人才流失严重。因农业投入高，收入增长缓慢，不稳定，有些农家子弟中高考毕业后不愿意务农，甚至赋闲在家；年轻而有经营头脑或有一技之长的人远离农村到城市打工或弃农从商去了。留守的劳动力往往年龄偏大，身体偏弱，文化层次低，知识结构不合理，技能不高且综合素质差，大部分只能从事农业最基础的生产或粗加工的简单劳动。不仅制约了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
二、打造新型农民是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内因
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和谐昌盛；没有农民的小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富强。要实现农业丰，农村稳，农民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人来推动的。没有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很难实现。新型农民是指，适应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用性人才。实用性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较高的技术和能力，能够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对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人”。实用性人才可以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可以分别在农林牧副渔等行业，担当起领导、管理、技术、教育、经营、治安、卫生等工作，甚至在加工、运输、营销、农机、建筑等方面成为行业专家、经纪人、带头人、能工巧匠。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规划能力、协调能力、交流与表达能力、接收与转化能力、指挥与操作能力、改革与创新能力等。形成先进的理念、掌握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成为农村建设、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三、农村建设中的误区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
目前，对农村建设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在观念上还存在不少误区，有些人将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建设，盲目地搞工程、上项目、招商引资、,盖房、建楼、减少村庄。这些观念和做法都只是不切实际的表面文章，没有把精力放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农村建设应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科技支农，对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技术指导和文化教育，正是促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的有效途径。已成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智力支农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外因
智力是指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智力支农是指通过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指导和文化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对农业农村问题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和解决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富裕。但中国尚未摆脱的状况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非常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但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对烟台新农村建设进行调查之后，我们发现，智力支农，向农民进行科技指导和文化培训，可以做到田间地头，农民家中；可以随叫随到；可以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便捷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等迅速解决种植、养殖、加工、经营中的疑难问题，较快提升农民的技能和相应素质，建立一支良好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达到以科技振兴农业，以科技发展农业，以科技富裕广大农民的目标。
五、智力支农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做法
1.充分认识以智力支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实用人才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科技普及的载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形成一种理念：农村是农民的家园，社会主义新农村要靠农民来建设。如果农民没知识缺乏文化，没技术缺乏能力，只会干活不懂经营，只会出力不懂科学，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转化和提高生产力。农民不掌握先进的文化和技能，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只能是空谈。烟台市委市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农村实用新型人才培养，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广泛开展科研下乡、科技人员到户，发放科技资料、举办专题讲座、进行现场答疑等活动，培养了大量实用人才，提高了科学技术的普及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2.智力支持的重点应以技能培训为主
我国人均农业资源极为稀缺，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较低，这就需要加大智力投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阶段农村人才培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与文化知识和素质培训相结合，使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短期效益可以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容易更快调动农民的建设积极性。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农民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是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保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烟台市建立长短期相结合的培训制度，计划到2010年培训达到10余万人。蓬莱市“十一五”期间，每年培训农村劳动力15000人次以上，使全市适龄农村劳动力基本掌握1-2门农业实用技术或就业技能。同时加强对农民思想政治、文化素养、法律知识和移风易俗等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劳动技能和文明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
3.智力支农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培训和选拔农村干部
智力支农的内容也包括培训干部、协助选拔干部和向农村输送干部人才。党和国家的政策规范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为执行的决定因素。农村干部理应是农村建设的规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和致富带头人。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村干部综合素质较低，不会技术不会管理，不带头致富，严重影响着新农村建设步伐。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目前农村迫切需要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技能，懂管理、懂市场的干部人才。烟台市的作法是一方面对已有的村干部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建立良好的干部选拔机制。烟台市去年全市共选出村“两委”成员21943人，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岁，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村支部书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对305个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村，由市、县、乡三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得力干部到村任党支部书记。对527个年经济收入5000万元以上、224个过亿元的经济强村，着力抓好新老班子交替，保证发展后劲。莱山区2007年首批招考的23名大学生“村官”奔赴农村23个村居，开展“村村有一名大学生”工程，这是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4.各级政府要在智力支农建设中起主导作用
农民教育培训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属于公益性事业。新农村经济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各级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应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加强政策性引导，努力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企业、用人单位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农民教育培训多元化机制。烟台全市已有4963家机关、事业、企业、小康村分别与4590个村结对共建，占全市规划村总数的96%。充分发挥网络教育、广播电视学校、函授教育、乡镇成人学校等作用，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社区教育，逐步构建农村终身教育体系。
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富裕安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农村经济发展需依靠社会合力。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的杠杆作用还在于智力支持，它可以内化为农民的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上，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阮文彪：关于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2]白越世：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123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27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82
农村发展论文2
关键词：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必要性分析；可行性分析
一引言
目前，从对中国互联网认识和使用的群体来看，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虽然其中会有分布于农业行业的部分，但从总体看来，所占比率很低。而且，就真正农业用户而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用户的真实需求被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正是这种外部环境的局限，使得众多的IT精英们面对农业这个中国最大的产业只能望而却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不论是从建立商业模式的角度，还是考虑操作规程的实施而言，似乎都要比其它的产业的推广应用难得多。
二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基本概述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站点有了显著的发展。
1994年以来，中国农业信息网和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的相继开通运行，标志着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开始迈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信息技术农业应用研究与推广取得了一些成果，建起了一批农业综合数据库和各类应用系统，其中以粮棉油为主的信息技术成果约占1／3。农业部利用网络协议信息与查询等技术，建成的专业面涵盖较宽，信息存储、处理及能力较强，信息资源丰富和更新量较大的中国农业信息网，现联网用户已发展到了3000多家。据农业部信息中心检索，到2002年初，中国大陆农业网站数量已达3000多家，超过了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如果加上台湾和香港的农业网站，中国农业网站数量可排在世界前10名以内
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也已经开始起步。
目前，农业信息体系建设有了良好开端，32个省(区、市)均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多数省份成立了农业信息中心，有1／3的省份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据统计，广东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相当迅速，在全国居领先地位，为农业信息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
全国上网用户比例很低，农民上网更少。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全国将近7800多万网民中，从事与农业相关职业的网民所占比例不足1％，而且绝大部分是农业管理与技术人员。且高度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和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区，真正上网的农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网络成本较高，大多数农民买不起计算机，是中国农民上网的主要阻碍。现在平均每台计算机的价格约为3000元至4000元；农村电话上网费用元／小时，在加上各种培训费用，普遍农民难以支付如此高的费用。
农业网站不多，网站分布不均衡，且利用程度低。
根据CNNIC的调查结果表明：互联网的用户分布与农业网站的地区分布相似，集中在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用户很少，而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技术水平更低，对信息和技术的需求更加重要。同时，以农业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网站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并且利用程度低。在所有的网站中，基本上可以分成下列类型：①由中央部委建立的网站和各级政府建立的网站；②高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的综合性和专业性网站；③各行业建立的专业性网站；④少部分个人的网站；⑤非农业信息网站中的农业信息专栏。
基础工作水平低，缺乏大型实用数据库。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所涉及的信息关系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原有的基础工作比较薄弱，大型数据库的建立也是近几年的比较正规进行。尽管各个单位都有数据库，但真正可以投入运行的并不多。即使为数不多的数据库，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要使用它们，也是困难重重。制作单位利益和数据保密问题，使得这些数据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成很大的浪费。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网站较多，但缺乏专业性和实用性。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网站风起云涌，形式和内容雷同，缺少特色，专业性和实用性不强，农业信息服务体系还没有形成，电子商务给农产品销售带来的作用尚未发挥。目前，除了几个有影响的部级网站外，一些地方性的网站建设水平还不够高，一家有的内容多家都有，甚至导航栏的设置也都大同小异。在内容上以宣传本地农业、为领导服务的信息较多，而指导农民生产、真正适用于农民的信息较少，直观反映的信息较多，有分析、协助决策层和农民生产决策的信息较少，缺乏宏观的指导性的农业信息，信息服务尚未形成。同时，我国大部分的农村电子商务网站，设有农产品行情和供需信息，但很少各个网站对市场需求的评价或预测，更没有各地种植情况的信息，市场信息分析专家的作用没有形成，而农业生产真正需要的这种具有指导意义信息。
网上信息不够开放，有价值的信息不能实现资源共享。
一些网站设有内外网两个部分，外网公开的信息，一般性的信息多，有价值的信息少。内网上有用的信息相对比较多，又实行会员制，相对封闭起来。这样网络间的互相封闭，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信息的发展，也失去了设网建站的目的。
三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必要性分析
发展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可以解决农业信息畅通问题。
综合我国农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信息问题、技术问题和产品管理、配送问题上，而信息问题是最重要的，后两个都可能从信息问题中得解决。大力发展中国农村电子商务，为工农业等物质能源产业的信息化改革服务，更好地促进它沿时代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信息商务化、数字化。可以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解决农业生产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帮助领导科学决策，指导生产者进行合理的安排生产，可以有效避免盲目发展带来的对农业农村的不良影响。目前，农业经济增长对物质投入的依赖趋于减少，而越来越依靠信息劳动，依靠人的智力和知识的投入。
发展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可以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农产品流通问题。
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不仅在实现正常的产品流通上尚有问题，而且功能也不完善，更不能起到有效引导和组织生产的作用。农民虽然在多方面已经努力地去适应市场的需要，但在销售方面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不能主动地选择最有利的市场去销售，而是被动地等待市场的选择。电子商务的发展无疑为解决农业发展中农产品的流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利用电子商务技术改造传统经济下的流通过程，形成由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商流组成的并以信息流为核心全新的流通流程，推动中国农村的新发展。
四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可行性分析
农村发展论文3
农村的真正的问题——农村公共管理责任的缺失
一路上，无论是在湖南耒阳、广东河源，还是江苏丰县，给我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农村公共管理事务的衰败。
在耒阳，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库，多因年久失修，不再可能起多大的作用。当地最大的黄土绅水库，也只储一点水，湖底竟然种上了庄稼。村民说，承包水库的人承包了水库以后，就养起了鱼，但因为担心水多不利于鱼的生长，所以放掉了多余的水。"一旦遇大旱，就麻烦了？quot；老乡说。沿途的高架引水渠，已经废弃，有的已经拦腰折断。我深感可惜，也深感担心。
耒阳的几个乡的主要作物还只是水稻，几乎没有其它作物的迹象，更不要谈产业结构的调整。虽然，农民明知道这种已经种了几千年的作物今天再种已经赔本，不能再种了，但却无力改变现实。农民不是不知道要换换样（调整结构），不是不知道一亩地一年只有300元的收入，还不及工钱（每天不到一元钱，谁不知道少）。但怎么调整，方向在哪，技术在哪，资金又在哪？却无人回答。
无论是耒阳还是丰县，无论是水稻、棉花、养鱼还是养长毛兔，农民们最缺的是技术、优良种子、真化肥农药，还有市场销路，但却没人能够回答他们。农技站的老爷们虽然也挨户收了科技咨询费，但却从不到地里来，顶多用药时用广播喇叭喊一声就算了。而从农技站买到的种子却经常是假货，坑了人不说，打官司也打不赢（农技站有政府背景）。而被垄断的化肥农药市场，更是假货占大半，农民已经习以为常了，通常处理方式就是，不好用就换一家吧。真不知政府垄断种子化肥农药市场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当初不是说为了避免假货害农么？
丰县和集乡的农技站推广的铁红辣椒，承诺亩产400斤干辣椒，几十户农民买了种子，结果全是假种子，但农民们却无法打官司。因为农民们从未打过官司，也不知道如何开始，也没有法律支持，更重要的是，要与乡政府支持的农技站打官司，赢的希望微乎其微。袁砦只有一个杜长金想打，他说，他只是想练练。其实，法院受理时已经有干部告诉他肯定打不赢。他是一个人与整个体制对抗。
因此，农村中诸如公共的利益（也可以叫集体的事，大家伙的事），如打官司、维护农民公众利益，根本无人关心，更不要说乡村中诸如公民教育、科技法律普及这些集体公共利益了。
如果将公共事务的范围看的更为宽泛一些，象村民自治、村主任选举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村民自治组织法》事实上是通过县乡政权来推行的，但是，我们所到之所却没有象想象那样已经实现了真正的村民自治，最多的仍然是原来的由乡里提供一个或几个候选人，然后由村民投票，与原来没有任何差别。其实，这与我们前一阶段所到的山西太行山的左权县交沟村、沂蒙的平邑县车厢峪、蒙阴县的张家楼是所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在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看来，本应得到广泛推广的农村民主却远没有象想象的那样得到迅速推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乡镇政府根本无意承担农村公共政治的供给（创新与推广）工作，农村真正缺乏公共政治的推进和管理机构，象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存在，形同虚设，多数村委会还是沦为县乡级基层政权的传声筒，不是真正对农民的公共需求负责。
78年农村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个体的积极性，激发其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特征。它曾经极大地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时至今日，在生产力获得解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保证其个体活力的同时也能够保障集体公共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农村，几乎一切问题都源于集体的、大家的事情没有人管，公共事务管理供给力量严重缺失。每家每户都有一台一样的农机具，只有那么几亩地（人工都够用），简直在浪费；一户只有那么一点点活，却要全家的劳动力全年守在田里；一方面是劳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确是有许多该干的的事情没人做，比如寻找技术、开辟市场、农业科技投入等。所以，不仅仅面临公共管理的不足，即使是公共政策供给也缺乏，今天的农村迫切需要对78年以后的经营方式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但我们实在看不到有谁在切实在为农民们改变着这一切。
这些事情该由谁来管？
乡镇村政府（我们暂且还可以把村委会村党支部作为乡镇的一级机构）目前无疑仍是最大的公共事务供给源（农民们认为，我们拿钱供养了他们，他们就应该担负起大家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到农村随便走走，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村民会异口同声说，有（这些机构）还不如没有。事实上，农村的最大问题正是源于乡镇村政府，在多数地区（很可能除了东部发达地区和小部分中西部地区）他们不仅本身所起作用非常少，而且农民之所以负担较重，是因为要交费用的很多的劳动剩余去供养这些远远超过需要不劳而获的群体，他们其实已经成为多余的寄生群。所以农民才会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大多数的农村其实直接针对的目标并不是党的政策，而是那些剥削了农民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剩余，但却不仅不做事，相反却坑害农民、作威作福的人。
所以，从一般的农业设施、信息技术、农村福利，再到政策法律、公共事务管理，最后到农村发展方向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公共管理责任，都没有人负责，都已经破败毁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
但是，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不仅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供应不足，另一方面是农民本身的自觉意识又不够强，使之不能自觉地承担起管理自己事务的责任。多数人是站在别人的后边，准备搭别人的便车。更何况，多数情况是，许多事情并非直接影响到每个单个人利益，许多人还可以做旁观者。事实上，即使真的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相关，也未必会有多少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按照正常思路，农民们既然已经对基层政府完全失望，就应该自己站出来，来承担自我管理的职能，比如，出面选举自己的村委会，或组建自己的互助组，实行内部自治，或者抛开基层政府，与公司配合，实现"公司+农户"的模式。但这一切并没有象期待那样获得迅速推广。即使村民选举这样已经有法律保障，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事情，农民们也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足够外部社会的先进文化的进入，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但问题是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对农村问题的有效关注，并没有多少人跑到农村去，尽心尽力为农民们做事情，甚至于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如对环保问题关注得多。所以，农民受到本身农村外的影响实在还是太小了，还没有影响到促进农村改变的地步。
其实，如果能够形成农民互助组织，局面就会改观。但因为没人来推动它，目前连低级的互助组都很难形成。因为考虑到农民的合作意识问题，我曾给一位青年农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互助方案。我说你们家可以建立一个家庭互助组。他有兄弟四个，一个种田比较有经验，可以种四家的所有的地，保证四家的吃饭；另一个可以负责养殖，比如养长毛兔或山羊；老三比较精明，有经商经验，可以跑出去经商，为家里跑跑市场等；老四学习先进技术去，为家里、以至村里提供技术咨询。这样，四家一套农具，也有足够的地种，避免闲着打牌，四家不仅饿不死，又有可能富起来。同时，都是自家兄弟，合作起来又很容易，少猜疑。他也很赞同，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真的行动起来，还和一千年前一样在生活着。所以，连传统的家族观念甚至都不能作为可靠的基础，还有什么能推动农村向更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推进呢？
这样，由于农村公共管理事务的缺位，最终形成了农村社会进步推动力不足，使农村的经济政治形势徘徊不前。
基层政权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农民又无法主动站出来，外部社会还没有有效的关注，让我们到哪里寻找农村进步的推动力呢？
希望还是有的，经过多次的农村考察，也是参照理论界的讨论，我们发现农村的实践已经提供了答案：这个希望就在于农民中产生的具有新思维的农民精英们，而且非常有可能是过去那些有影响力的"农民领袖"（其实只是农村公共事务的带头人），这些人才是农村的真正希望所在。
农村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个案——丰县李庆龙调查
丰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徐州市内，是汉刘邦的出生地，即为"丰生沛羊"，丰县人也以此为骄傲，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丰县在为刘邦修建大型的纪念设施，包括刘邦的雕象和众多的楼阁，其实是想以此起点发展旅游业。
从丰县花三元钱坐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和集乡袁砦村。沿途的路比较好，两边所种的植物多是麦子、棉花、玉米，没有见到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产业结构改变不大。
袁砦是和集村的另一个自然村，属中原地带，没有山，都是平原。该村有村民400多人，农户一百多户，人均有地2亩，人均收入只有三四百元，是一个过去主要作物是玉米、小麦、棉花、蔬菜等，该地气候还好，但作物生长季节也要浇水才行。这几年引进了大量的旱稻，改变了不种稻子的历史。
李庆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比较诚实厚道，还有几分帅气。94年高中毕业返回农村，开始务农。干几年农活，也出外打过工，感到长期下去没有出路，当时就有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创造财富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行动。
92、93年农民负担较重，减轻农民负担呼声高涨。95年乡里征收农户养猪、养羊税，李感到非常气愤，就主动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政策法规，并依据中央政策，拒绝交纳猪头税。乡里收税，李就联络了几户农民，锁上了大门。乡里出动公安司法，撬开李家大门，抢走粮食家具、农用机械。于是，冲突由此产生。
李庆龙后来到丰县局上访，局让找财政局，财政局又让找税务局，税务局不加理睬，后又跑到徐州市政府、人大，虽然态度较好，但却不解决问题；后来又给中央纪委发电报，内容大致为乡政府非法收缴税费，并且镇压农户。没有回音，一怒之下，到县里乡政府，县政府认为计划生育、农民负担这两类案子太多，不能立案。李要求县法院下不立案裁定书；裁定书下达后，李就持裁定书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给江苏省主管农业的于兴德市长去信。后来中纪委给江苏省委来函，要求对害农事件严肃处理，这样于兴德就让徐州市委纪委负责处理。经过九天调查，达成协议，但未按协议执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李协商后，下裁定认为心须立案处理，但仍未公开开庭。迫于影响，赔偿9000余元，保证不再出现此类情况，但未赔礼道歉。在此期间的96年12月份，县里要抓带头闹事的李庆龙，李就跑到了北京，找到《农民日报》社，又找到农业部，日报社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给丰县县委书记，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位书记当时否认曾经迫害李庆龙。回来后，再没事了。
李后来同新任县委书记谈到，农民负担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一农户收入800元，另一农户收入20000元，如负担增加50%，则低收入者肯定感到负担重，但收入20000元者则不认为收10000万元重。关键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所以正确的出路是加大力气帮助农民想法增加收入。书记很赞同他的看法。就很支持他，让他为县里做点事，于是，从那时起，李就开始了为村民进行科技服务的工作，开始在县团委成立了科技推广协会，李专门负责种植业。
96年考虑怎样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想到了大专院校的科技优势，曾到南方院校，但南北方自然环境很不相同。后就联系到中国农大。到中国农科院、专利与科协。与乡里打的官司胜诉后，诉讼费9000元一部分给大家作为赔偿，剩余的作为发展基金。
96年12月又去北京引进农大的旱稻推广20多万亩。现在旱稻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期。随后，又引进了玉米新品种"玉-22"，棉花新品种，受到农民们的广泛好评。农民们也真心相信自己的带头人，说即使价格比其它地方贵一些，也会买李庆龙的，因为可靠。同时也对李庆龙在引进良种失败的事情给以理解，没有人要打他的官司。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村户调研，农户对李庆龙的感激溢于言表，甚至包括那些过去曾经与他对立的人。而且，一个李庆龙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局限在袁砦，周围几乎全县的农户都在用他的种子，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影响简直太大了。如今的李庆龙已经是徐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带头人。
2001年元月市团委接受李的建议，将原来的科技协会分为种植业协会和养殖业协会，流通、加工部，市场预测等四部分，协会独立运作。李独立负责种植业协会，因为种植业协会自发的自发性，市团委不与干预。
就在2001年7月31日，李又成立了"丰县农业高科技推广中心"，由县团委组织计划，为各高校与农户的联系起桥梁作用。由李庆龙、李国峰主持运作。
李庆龙很注意和外界的联系，经常跑到中国农大等单位去，也经常邀请外边过来，中国农大每年都有老师同学来，并建立了旱稻基地、科技基地。我就是在北京认识他的。
李也很注意进行科技宣传，经常到乡镇集市上举办科技大集，在集市上宣传科技知识。李也认为，以书本的形式进行科技传播收效不很明显，要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必须更加通俗易懂、易于接受，所以应该探求新途径。
李也正在考虑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中心"，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但考虑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最多的是政府，而协会保护农民权益是否有跟政府作对的嫌疑。所以，他一直在犹豫这件事。
农村进步的原动力——农民精英的作用
那么究竟这种农民精英会在哪些方面起作用呢？
按照老的种植方式农村不仅仅破产，异常辛苦富裕无望，同时也使资源大量闲置浪费。这种生产方式是必须要改进的。农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问题是因为农民先天的思维保守，信息闭塞，又极少有来自政府、外部社会的强力支持，所以，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本来，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以及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已经产生出许多好的农村工作的新思路。如"公司+农户"、建立农村自助合作社等。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想法目前都还停留在纸上，或顶多刚刚开始。其实本质原因是缺乏推动因素，是将农村自己当作植物生长一样让其慢慢地演变，加速的推动力很小，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广大的中西部以及那些东部落后地区基本呈现这种状况。调查的时候，我们和农民提出几户组建经济合作社，一户集中种田、一户打工、一户负责技术市场、一户养殖，几户合作，大家得利，共同富裕，他们说好，这样大家都可以富起来，可以做。但我们走了，他们也就算了，一个好想法也完了，没人帮助他们去一步一步走下去。自己不行、政府不行、我们不行，靠谁呢？这样一项史无前例的公共事业如果没有一股强有力的推动的话，想完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推动力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寻找推动力问题也就成为农村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但象李庆龙这样的农民精英则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扮演着农村的拯救者的角色，他们比较倾向于对现实加以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农村内部的，如提出新的经营方式、技术改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对外的，如信息交流、引进技术、关注市场等等；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比如减负增收，同时也包含了农村政治上的诉求，比如，促进村务公开，推动村民自治等；甚至可以说如果引导的好，在目前农村形势很不稳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农村稳定的最可靠保障，比如，他们可以将一些群体盲目、冲动的行动合法化（上访、打官司、谈判协商）。
首先，从纯粹的经济运行的角度考虑，这样的带头人在内部将会努力引进先进技术、品种、帮助拓展市场、促进信息交流、有效地进行技术扶助，从而推动当地的农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我所到过的地区，如山西太行山左权地区、沂蒙山区、苏北地区、耒阳地区，在推动农业技术、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只有丰县袁砦做的最好，李庆龙不仅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旱稻，而且在改进原来的棉花、玉米、蔬菜品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个高李庄则成为养长毛兔专业村，他是在袁庆森兄弟的带领下，经过近二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他是以经济为动力，逐渐传播兴起的。如今他们二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宁死不坑一个人"的脾气成为了当地的农民英雄。
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进方面，基层政府本应起到主体作用，但其所做甚少，甚而起了反作用。镇乡村政府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让农民们闻而生畏，因为他们无论是为了政绩还是心存些须善良，都是以"逼民治富"为手段的，最后结果经常是让农民深受其害，而毫无办法。推广时信誓旦旦，不种也得种，否则拔你的秧苗；秋后一旦出现问题，合同无效，损失自负；打官司连案子都立不了，更别说胜了。所以农民们宁可相信外来公司（公司也经常使农民深受其害），也不与政府合作。
在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加速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
在政治方面，这些农民精英们也是最有可能承担起农村集体公共事务管理，推动农村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人。农村各项事业不兴，恐怕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农村各级基层政权的衰落，这样就使本来应该由它来承担的事务交给了民间，交给了农民自己。
其实，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1988年起就开始了村民自治，期望能够先从村级开始解决这一问题，近几年又加大了这一工作的力度。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村委会选举已经如同雨后春笋，绿便全国。事实上，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地方已经海选，成效显着；但更多的地方还是很有限的，有的地方还是延续过去的假选举，甚至还有很多地方根本不知选举为何物。从我们所到之处看，无论是太行山左权地区、还是沂蒙山区、还是丰县地区、河源地区、耒阳地区，都不很乐观。看来要本来就不愿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承担责任是很难的，更何况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而农民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件事，可能是习惯了，或是麻木了。
但这其中却有几个特例值得我们探讨。一个是太行山区左权县上麻田村，本来1999年的选举也非常有可能象过去一样流于形式，但当年出现了一个因为受到旧村委会迫害的付海江，是他改变了选举的即定程序。他带领村民严格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组织选举，公开竞选，公开投票，最后选出了村民真正拥戴的村民委员会。另一个是丰县的袁砦村，也是因为出现了李庆龙这件事，才使选举变成了真正的选举。除了这几个特例，其它地区没有很大的起色。
影响农村的政治氛围，不仅仅局限于村委会选举。在农民自身的权利维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以往农民受到各种侵害，往往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但有了农民精英的地方就不同了。湖南耒阳地区有个普法英雄周宇飞，农民们每当利益受到侵害都找他，如今他已成为农民们的核心。象耒阳的上架和丰县袁砦，都是因为有了农民自己的带头人的存在，所以乡镇政府才答应不再找农民的麻烦，农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农村也经常会有一些发生，在事件中起到稳定作用，不使之成为骚乱的往往是这些农民精英的存在。而缺乏农民核心的地方则经常会演变为一场暴力冲突。这里比较明显的是湖南耒阳上架乡，96年就因为农民负担问题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涉及几个乡，若干个村的抗议运动。农民们组织了自己的抗议队伍，四处张贴反对负担的标语，散发印有党的政策的传单，并进行了游行。最后，农民们包围了乡政府，要求归还被抢去的粮食、家具、电视。由于当地上架中学老师曹博后来的参入，使本来带有暴力性质的运动变得比较温和，后来曹博又组织人与乡政府协商，自己又带人去长沙找省政府，所以就最终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解决了这场冲突。后来乡政府也因此改变了工作态度，避免激起反抗。
这种情况不仅上架乡一个乡是这样，在湖南耒阳、郴州、涟源等许多地方都惊人的相似。但也有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农民精英的存在才会有这样大的反抗活动，有些地方还演化成暴力冲突这里存在着一个引导转化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有农民精英领袖的地方农民的利益得到很好的维护，基层政府的工作也比较积极注意方式，农村进步也可能比较快。
从农村现实的角度考虑，农村稳定与否，与这些精英的存在有很大关系。过去地方政府一向将这些农民领袖视为制造麻烦的人，所以不仅用各种方法打击他们。事实上，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农村问题会更加恶化，不仅仅是基层政权会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农民的反抗也会更加暴力、无组织和冲动，农村形势会日显危险。但如果现有的农民精英们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他们也将逐渐走向与当地政府的对立，最后自发形成农民自己的社会中心，农村政权也将进一步边缘化，失去政权基础，逐渐丧失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农民精英是农村进步的原动力。
所以，政府应该象丰县那样，大度地承认这些农民精英，扶植这些农民精英，引导农民精英为乡村建设多做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使之转化为农村发展的原动力，这才是目前农村最大的工作。
真正的英雄——何谓农民精英
在农村中成为农民精英的人一般具有如下特点：1、他本身必须热爱公益事业，能够对大家负责。这是农村公益事业最起码的要求，没有这一点，在农村现有体制法律制度都很不健全的今天，是不会取得好的结果的。现在的城市都无法实现法治，更何况农村？所以，今天的农村在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要依靠人来推动法治，最后达到二着相得益彰，实现法治。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在农村中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本身应该具有相当的优秀品格和威信；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在农村是绝不会成为核心的，这是由农村的特殊环境决定的；为什么有些科技户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关键在于农村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不管谁，主要还是看其道德水准。如果是好人，他卖的东西才会得到承认；否则，东西再好，也没人买帐。
3、本人一般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或具有某个专业方面的经验背景。这样才会使其成为带动农村实质性进步的中心人物。
4、他本人应该能够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并主动与外界和新事物保持联系。否则也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的需要。这是决定一个农村带头人能否成为一个进步的精英的很重要的一点。
这几点缺一不可，任何一点的缺乏都有可能使之成为农村的落后保守因素。
一个希望的结尾——原动力的普及
农村发展论文4
（一）留守农民发展步伐滞后
相对原生态的农村生活环境使他们固守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作出较大的改变，学习意愿较弱，自主创业意识不强。最后，留守农民精神力的落后。精神力主要指留守农民的受教育情况、精神文化生活与精神面貌等综合方面。有调查显示，山西334位留守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为主，占%；大专及以上仅占％，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极大地制约着留守农民的后续发展。精神文化生活主要指人们通过各类活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并在活动中展现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所坚持的价值取向、所遵循的伦理道德、所倾向的艺术品味及所寻求的精神归属等方面的重要内容。留守农民随遇而安的自我满足感使其精神文化生活匮乏，自我期待很低，仅满足于生存阶段的基础性发展，主体意识未被完全唤醒，不能积极地参与到新农村建设队伍中。
（二）留守农民发展群体失衡
在留守农民发展与群体外部的非留守农民、城市居民存在着巨大差距，但在其群体内部，也同样存在发展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横向上的男女性别发展差异与纵向上的中老年年龄差异。第一，横向上表现为男性优于女性的性别发展差异。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及教育财政投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权被无情的剥夺，女性的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男性15岁以上文盲占人口比重为%，女性则高达%，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的年上升到2010年的年，2010年两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为年①。留守女性的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男权社会的惯性思维直接迁移到行政事务管理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男性参与主要的行政决策，女性则主要是服从并遵守决策。虽然，新中国成立后赋予女性足够的参政议政权力，但在较偏远、偏僻的农村，保守、愚昧的封建思想不仅滞留在众多男性头脑中，许多女性也根深蒂固的保持着这些观念，自主改造的意识缺乏，参政议政程度不高，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女性的劳动收入偏低，女性对收入水平和发展前途的满意度较低，据调查显示，海南省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城镇为%，农村为%。在业女性在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和%，表明女性的经济收入水平在三大产业的低收入组中占据较大比例。第二，纵向上表现为中青年优于老年的年龄差异。从年龄上看，留守农村的中青年的发展比老年人的发展具有天然的优势，作为中流砥柱的中青年因其精力旺盛、思想开放、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等优势等不管是在种植农产品还是自主创业等方面在当地均能起到领军作用，而作为被时代逐渐忽视的“边缘人”——老年人则在时代的发展脉搏中成为了被动的“失语者”，他们不能再为地方发展献言献计，更不能身体力行的投入到新农村的伟大建设中。留守中青年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老年人则被搁置一隅。
（三）留守农民发展的内容片面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科技与人文、物质与精神就如同硬币的双面一样不可分割。只是在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由于某种发展价值倾向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发生了偏向，倚重一方必定轻视另一方。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他的指标也以经济发展或经济获取为参考，人文性、精神性的因素在时展中被逐渐地淡化，留守农民的发展在内容上也出现了此种倾向。第一，重科技，轻人文。人类的生产发展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能极大的推动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后这一论断表达的更为精准。在“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借用科技发展致富成为一条看似正确的真理，这一真理几乎被运用于每一个生产角落。留守农民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努力脱贫致富，改变着农村的面貌，这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可叹的现实是部分留守农民的道德感沦丧、价值观扭曲等报道常常见诸报端，究其原因则是留守农民在用科技知识致富的同时，忽视了人文知识的学习，缺乏对事物“真善美”的真挚追求，精神生活“干涸”甚至“沙漠化”成为普遍现象。第二，重物质，轻精神。以前对农村人用“贫困”形容是可以接受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将这群人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这一群体在社会变迁中正经历着巨大的蜕变。留守农民在守望乡土与经济变革的两难选择中脱贫致富，追求物质利益成为其最主要的发展目标，物质生活的日渐充盈并没有为其带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享受，关于对幸福的评价标准，大多从容易着手的、以收入所得及财物占有为主要考察变量，却忽略了获取有形的财富过程中所付出的、但无法估算的人文与生态代价。物质生活的充足使其逐渐摆脱了贫困文化，但精神生活的匮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化贫困的现实。
（四）引领农村发展的理论缺乏
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沿承下来的农耕经济，在集约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日渐式微。农村的发展不再固守原有的模式，部分农民也跳出了传统的窠臼开始尝试新的习作方式——农民工的出现便是很好的例证。在城镇化的隆隆巨响中，农村该如何发展？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该如何发展？该朝哪个方面发展？这一系列问题是对“现代化”的严肃拷问。农民拥有的传统历史经验在现代经济模式下不再奏效，但对留守农民而言，现代的发展理论还未真正建立，因此，留守农民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显得过于茫然。由于缺乏现代农业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发展理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理论也被留守农民巧妙地运用到其日常生活与新农村建设中。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发展，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盲目的、没有愿景的、片面的发展成为留守农民发展的主要模式，今天的发展会走向何方他们并不会做出科学的规划，发展内容仅片面的注重经济的发展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道德伦理的缺失和精神生活的空虚为惨痛代价的。
二、构建留守农民的新型发展观
当将经济增长视为上至国家、下至黎民百姓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视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时，发展的内涵已异化为发展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并没有使人民的幸福感同步增强，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及自然环境的破坏[6]。守卫“农民的终结”的留守农民在农村激荡的经济发展中缺乏发展的主旨与要义，并外化为物质性的、可衡量的经济发展，人的发展性因素在农村发展运动中被消解。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守农民必需树立新型的发展观以解决遭遇的现实困境问题。留守农民需要通过学习改变观念，由外在干预式发展转化为自然顺应式发展、由阶段性发展转向可持续性发展，并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均衡协调发展。按照弗莱雷的成人学习理论，留守农民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其作为主体人的自我解放、自我超越、自我创造及对自身完整性的不断追求。那么，如何构建留守农民的新型发展观？
（一）从人的本质上，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留守农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然人的生存发展阶段、理性人的经济追求阶段和自由人的全面发展阶段等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说精确的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人的类本质、群体本质和个体本质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即人的实践活动能力；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个体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个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主要包括人的劳动活动、劳动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和人类整体的全面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全面发展的内涵，留守农民的教育不能单纯以“功用”、“实用”的标准来衡量，而更要考虑其内在体验、自身价值与精神享受等方面的内容，只有通过全面教育才能实现人的潜在创造力的发展，只有通过全面教育才能使留守农民实现作为人本质存在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真正体验人生的幸福。
（二）从方法论上，实现经济学范式向哲学人类学范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主导一切的发展主义取向渗透到社会发展的角角落落，留守农民成为追求经济的外化工具，人的心理感受、精神情感、主体价值等均被无情搁置。当城市化发展的疾病“传染”到农村后，仅关注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的外在物质经济的获取显然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因此，强调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反思人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回归并超越人的发展本质观，注重人的主体发展成为时代所需。哲学人类学范式把人的完整性发展作为引领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注重主体自由、充分、全面的和谐发展。
（三）从发展主题上，实现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互促
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在历史纵深发展脉络上，城乡以中心与边缘、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现代与反现代的二元对立形态矛盾的发展着，乡村只是作为城市文明的参照、补充，作为被城市“观看”、俯视的对象，乡村作为前现代的“他者”而被排斥在为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的边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开始了艰辛的城市发展之路，但农村由谁来守护，农村发展由谁来建设逐渐成为被忽视的话题。城镇化的推进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但是，它不应以牺牲农民特别是广大留守农民为代价。城乡对立显然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重新将视角转向中华民族的“根”——乡村，重构乡村发展的意义，使乡村在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农民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城乡发展的主旨、任务与侧重点的不同昭示人们在发展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它们的发展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孤立关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依赖关系。明确城乡发展的目的与任务，实现城乡对立向城乡联动、城乡融合、城乡一体转变。
三、留守农民的教育转型
当农村的精神文化发展陷入空心化、留守农民发展遭遇诸多困境时，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再适用转型期的农村发展，在新型发展观的指引下寻求留守农民的教育转型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一）制定并实施农民教育发展的国家标准
到目前为止，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的教育并没有国家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长期处于无序、“无为”的状态。因此，制定并实施农民教育发展的国家标准是农民发展的纲领性文本与政策性诉求，确立留守农民享有最低受教育标准的权利——农民基本教育标准，并将其视为社会公共事业。第一，制定并有效实施地方农民教育标准。根据农民特别是留守农民在性别、素质、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各级地方政府应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制定农民教育地方标准，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障将留守农民发展教育落到实处。第二，确立留守农民终身教育的发展标准。在终身理念指导下，构建学习型社会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理念导向与实践逻辑，留守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使其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以国家标准的形式使其政策常态化。农民教育发展的国家标准应更加重视教育对留守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制定留守农民终身教育的发展标准，搭建留守农民终身教育发展的“立交桥”，各级政府履行主体责任为留守农民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留守农民基本教育”服务。
（二）创新留守农民教育体系及其保障机制
目前，农村发展与教育的许多观念是依靠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向农村社会强行“植入”的，主要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输入和替代。这种单靠国家力量从外面强制“植入”乡村社会的精英文化与教育观念，难以在农村社会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是一种“无根”的文化与教育。一旦国家力量从农村社会中撤出，这种根系不发达的文化就极易凋谢，只“送”不“种”或只“输血”不“造血”的农村发展思路与理念只会使农村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此，需要通过国家公共财政引导的方式，建立一支乡土化、农民化和本土化的农村发展的精英队伍，使之成为农村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留守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在短时期内实现自我解放，留守农民的教育与发展需要政府主导的体制机制来支持。第一，构建多样化的留守农民教育体系。针对留守农民发展的不同状况，开设不同的教育类型。如针对留守农民中的文盲开设基础扫盲班，针对妇女开设纺织、烹饪等，针对老年人开设智力、读书会等，同时针对所有留守农民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丰富其精神生活。第二，政府应加大投入保障力度。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留守农民的基本教育应由政府主导，并从政策、财政等方面支持留守农民全面发展；政府需转变传统观念，将留守农民特别是留守中青年视为发展农村的中坚力量，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农村硬软件设施，了解农民的发展需求，真正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实处。
（三）实现从单一教育向全面教育的变革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成人学习的目的性与功利性较为明显，对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有用的就学，无用的就不学。传统留守农民的教育主要集中于如何更好的脱贫致富，忽视了人作为主体的生命存在，留守农民的发展成为外化于主体发展的工具。转变农民的生存状态，实现留守农民教育变革是解决留守农民工具性发展的重要方向。第一，丰富留守农民的教育内容。实现由过去单一的职业技能培训向思想政治、道德信仰、文化知识、政策法规、科技信息等综合式教育的转变，丰富留守农民精神生活，提高其综合素质，实现留守农民物质力的提升与精神力的解放相统一。第二，唤醒留守农民的主体意识。关注留守农民的主体意识是激发其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德国生命哲学家西美尔关于生命的命题其中一个是“生命比生命更多”，认为生命是一种运动，是持续不断的。将留守农民的发展视为一种生命冲动，在生命的精神化和精神的生命化中塑造完整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命价值，尊重留守农民的主体发展和创造性实践，彰显留守农民的生命价值及其主体性品格，提升他们独立思考、自主发展的自觉意识，实现留守农民的发展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从“被动”到“主动”的嬗变。第三，实现“留守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身份转变。弗罗伊登博格创造性地将农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农业依靠穷人干农业，现代农业不依靠人干农业，后现代农业依靠的却是让成百万的农民受良好的教育，得到很好保健，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参加多样的消遣活动，包括艺术活动。后现代农业不仅要求转变基本的人的服务，而且要求转变人的态度。农民的价值应该与教授、医生、官员是一样的。通过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业教育、自我实现的价值教育、主体意义的生命教育与回归生活的现实教育等重构乡村对留守农民的真切意义，从观念与态度上改变对自我身份的评判，努力使其成为爱乡、爱土、有思想、素养高、创业发展、幸福感强的新型农民，发自内心的意识到并承认自己是“留守乡村”、发展乡村的新型农民。
（四）大力推进留守农民教育的信息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