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古诗（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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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诗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孟浩然；田园诗派；隐逸诗人
与唐代其他许多诗人相比，孟浩然的思想相对来说要单纯得多。但作为一个不得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生活于盛唐儒、道、释并立时代却仕进无门的知识分子，孟浩然的思想又带有一定的复杂性。
一、孟浩然与儒家
孟浩然以布衣终其一生，这在古代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少见的。在盛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中，他也有高远的志向，“俱怀鸿鹄志，共有心”。他不甘心生于盛世而无所作为“端居耻圣明”。可另一方面，他又仕进无门，“欲济无舟楫”。
孟浩然曾参加进士考试，有“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的壮语。科场失意，仍不愿放弃对功名的追求“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他曾数次干谒权贵，渴望得到引荐，最终却一无所获。因而常有“当世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样的愤慨与不平。尽管前途渺茫，他对功名仍念念不忘：“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
自从孔子提出“三十而立”之说，后代之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便常把三十岁时的成就看作了整个人生成败的一个标准。对于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来说，三十岁，无疑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孟浩然也是如此，在诗中，他对自己命运不偶的慨叹随处可见。他曾几次感叹自己年逾而立，功名未成，“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三十之后的诗人依然未能时来运转，悲苦的心境依旧，“谁知书剑者，年岁独蹉跎”、“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士有不得志，凄凄吴楚间”。孟浩然到晚年，在张九龄的幕府做了一段时间的幕僚，这既表明了他仕途的不得志，又表明了他入仕追求的执着。
因而，孟浩然对功名的追求是终其一生的，他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除了因受盛唐时期的社会风气影响而外，另一个原因便在于他有较坚定的儒家思想。孟浩然常以儒生自许，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俨然以孟子后裔自居，强调自己从小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在《宿终南翠微寺》中，他又说：“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既严格地强调了自己的儒者身份，又为自己喜好山水、喜游佛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在《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中，他还有“欲识狂歌者，丘园一坚儒”之句。如此明确地以儒者自许，正表明了在孟浩然的思想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二、孟浩然与佛教
在孟浩然的诗集中，存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概括起来，这些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写与僧人的交往，间杂说一些佛理；二是写游览佛寺。
孟浩然有“幼闻无生理”之句，可见他较早地接触到了佛教。但如前所述，孟浩然有较坚定的儒家思想，一直都在追求入仕，即使一生失意，也没有真正绝望过。因此，尽管他与僧人们有较密切的交往，对高僧慧远等极为推崇，但他并未把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
孟浩然承继了六朝以来，士人喜谈佛理的传统，在他的诗中，尤其是在与僧人交往唱和的诗中，也时常夹杂玄理。如“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吾师住其下，禅坐说无生”、“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一窥功德见，弥益道心加。坐觉诸天近，空香送落花”之类。在唱和性的诗作或直接写宗教仪式的诗作中，则更是要刻意显出他对佛理的了解，如在《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两诗中，谈理的气味尤为浓厚。
但孟浩然大多数与佛教有关的诗，其目的仍不在谈佛理，他向往的是佛家那种超凡脱俗而少机心的境界。在孟诗中，鸥鸟形象多次出现，“政成人自理，机息鸟无疑”、“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欲知明灭意，朝夕海鸥驯”“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作为一生不得志而又有隐逸之心的诗人，“机息鸟无疑”既是孟浩然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对世事人情的真诚企盼。去除机心与去除尘念常是等同的。“风尘厌洛京”的孟浩然，对佛教的喜好，在于它能使人去除尘念。在孟浩然的诗中，“尘”字一再出现，“上人亦何闲，尘念俱已舍”、“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寥寥隔尘事，疑是入鸡山”。而“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则似乎道出了诗人崇敬高僧的原因正在于他们的超脱尘俗，不像他那样“栖栖复问津”，痛苦不堪。孟浩然常称僧人为“静者”，其实也是在于他们的远离尘俗。
孟浩然这些与佛教有关的诗，在内容上，还有一个特点即山水的内容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常常想到隐逸山野。即使不真正隐居，也常纵情山水、探幽揽胜以消解内心苦闷，求得心理平衡。孟浩然“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本有喜好自然山水的天性，科场失意之后，观览山水更是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他诗作的主要内容。
南北朝以来，佛寺大量兴建，很多佛寺建于深山密林之中，环境幽静，景色迷人。孟浩然喜游佛寺，大多为寻幽探胜而去。如《寻香山湛上人》、《疾愈过龙泉精舍呈易业二上人》、《夏日辨玉法师茅斋》、《晚春题远上人南亭》、《过融上人兰若》等几乎纯为写景。即使谈玄理，也掩藏不住山水的清绝幽美。诗人常在诗的开篇便写佛寺周围的风景。在谈两句佛理之后，常紧接上几句描写风景的、与佛理无多大关系的诗句，这在艺术上使得其诗更加耐读，不致枯燥；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谈玄说理，而在山水之间。
但积极入世的孟浩然在事实上是没能逃脱“尘俗”的，他只是在“尘俗”与“静者”间徘徊。他喜游佛寺，向往静者的生活，向往尘外之踪，其实也就只能是一种逃避，是一种消弥内心矛盾的方法而已。甚至在《秦中感秋寄远上人》、《游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中，诗人表现了自已对僧人的敬慕，对隐居的向往，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仍是一种仕途不得意的牢骚与悲哀。
三、孟浩然与道教
孟浩然与唐时其他文人一样，与儒、道、释三家皆有来往。在他的诗中，也有不少游道观、赠道士的诗。这些诗表现的大多是他对于道士们采药炼丹、自由无拘生活的向往。对道家所宣扬的那种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的赞同。当然，也有借赠诗以发牢骚的时侯。总的说来，道家对他的影响不如儒、佛两家那样深。
孟浩然的诗，真率自然而少夸饰，即使在写一些与佛道有关的诗中，也是很少谈及怪、力、乱、神之类神秘性的东西，始终是平谈而自然的。这固然与诗人的诗作风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从小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孟浩然的诗范文【第二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版
孟浩然的诗范文【第三篇】
关键词：孟浩然 诗歌 传播 人际关系
一、引言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孟浩然在三十六、七岁以前一直隐居在鹿门山，创作了大量诗作。开元十二年出乡，为了求取功名，曾“三入长安”[1]，但终生未官，很长时间在长安、湖湘、吴越等地游山玩水。作为这样一位大半生都过着隐逸的山水田园生活的诗人，他的诗却并没有隐没在深山之中，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2]，到现在，我们对他的诗也是耳熟能详，他的《春晓》曾被选入中国香港人民推选的“你所喜爱的十首唐诗”[3]，可见他诗歌受众的广泛和被人喜爱的程度之深。而隐居甚久的孟浩然，他的诗歌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呢？这其中缺少不了一些题壁示人、艺人传唱等传播手段，可对于孟浩然的诗歌来说，不可忽略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他的“朋友圈”，孟浩然可谓交友广泛，这些好友可以算得上是让孟浩然诗歌从山林间走向大众、文人，甚至宫廷、皇帝的“推手”，对其诗歌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孟浩然的人际交往
孟浩然在人生的前三十几年，一直过着隐士生活，隐居于鹿门山和襄阳南郭外的南园。在此期间，他也会和一些禅师、上人、山人、逸人等交往，或则谈玄说道，或则诗酒遨游。如其诗《题融公兰若》所写“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4]孟浩然也曾在鹿门山办过诗会、在长安饮酒作诗，结交了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人。在游历期间也结识了孔伯昭、谢南池等一批好友。孟浩然居家为母亲守丧时，蜀人李白慕名专程赴襄阳拜访，两人抵足谈诗，促膝论文，互相欣赏，相见甚欢。孟浩然入长安游学时曾“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F、范阳卢Q、大理评事河东裴K、华阴太守郑倩之、守河南独孤策、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5]由此看来，孟浩然通过他的才华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其中不乏名门志士、文学大家和政治门客。他们对孟浩然诗歌的传播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三、孟浩然的人际关系对其诗歌传播的影响
孟浩然在他一生中所x结识之人从不是平庸之辈，多为有才情有想法有前途之人。这些人带给孟浩然的不仅是文学上的相互切磋，对孟浩然的赏识与赞扬，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孟浩然一起做的事、他们对孟浩然的看法对其他人都有一定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孟浩然诗歌的传播。
（一）通过文人聚会直接使诗歌传播
举办、参加的文人集会、聚首是一个可以聚集众人好方法。在众人面前作诗一首，若得到赞赏，必定会通过集会的这个群体一传十，十传百，是一个传播诗歌的有效途径。在孟浩然游吴越期间，曾在万岁楼偶遇故友王昌龄，两人欣喜万分，交谈甚欢。店里的伙计召来本地的头面人物，想让两位名诗人为万岁楼题诗，孟浩然巧遇友人也诗兴大发，提笔一挥而就《登万岁楼》，王昌龄也相应作诗。众人争相传阅，这诗歌也同这众人传开了。这种通过与文人朋友的聚首，来创造从小群体到大群体的传播机会，使孟浩然的诗歌有了更多的受众，能达到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面更广的效果。
（二）通过名人效应间接使诗歌传播
如果说第一种传播途径是“小群体――大群体”，那么通过名人效应来传播则是“个人――大群体”。奥裔美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儿德提出过一个可以解释名人效应的“意见领袖”的观点，他认为“来自媒介的消息总是先抵达意见领袖，接着，再从意见领袖那里流向其同事或是接受其影响的追随者。”[6]而有追随者的“意见领袖”就是有一定名望的人。在孟浩然诗歌的传播中，其诗歌则是先收到了名人的认可，大众因此会追随名人的意见，而去更加了解孟浩然的诗歌。而在孟浩然的人际交往中，他的朋友不乏名人，最典型的便是李白。李白与孟浩然交好，并且十分崇拜孟浩然，曾写诗歌直抒胸臆表达他对孟浩然诗歌的喜爱。比如李白在《赠孟浩然》中直接写到“吾爱孟夫子”[7]。李白的名气使他诗作更容易传播给大众，在他的诗歌传播中，大家就会更加了解孟浩然，大家得知李白都如此喜爱孟浩然的诗，自然会增添对其诗的关注度。不仅李白，白居易也曾写“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8]、张枯提笔“孟简难持节，襄阳属浩然”[9]之词，这些欣赏、理解孟浩然的好友通过作诗表达对他诗作的肯定，其中李白写得最多，有5首之多，他的挚交张子容为其写过3首，王维、杜甫分别写过2首。他的这些作为名人的朋友便是他的代言人，而这些诗也充当了宣传媒介的作用，有名人的宣传，孟诗也更有市场。
（三）通过人际关系创造机遇提高诗人声誉有助于诗歌传播
孟浩然的朋友们不光是文人墨客，更有名望高的“关系硬”的人物。这些朋友为孟浩然提供了增高声望，甚至得到皇上青睐的机会，也是对他诗歌的传播有很大帮助的因素。因隐居时的孟浩然多与禅师僧人交往，使当时天下闻名的高增一行和尚也对他有所耳闻，而这位一行和尚被唐玄宗召到身边时就为唐玄宗举荐过孟浩然，说其“诗才清幽，格调高雅，陛下可留意察访，为朝廷所用。”[10]也是因为这个机会，孟浩然的名字也得以第一次被唐玄宗耳闻。之后，在唐朝数以千计的诗人中，孟浩然作为第一个布衣诗人被皇上召见。《唐才子传》中记载“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南山。”[11]这次机遇也是因为他得到王维的赏识，被王维私邀入府而发生的。正是有这个可以得到皇上驾临的诗友，孟浩然才有这次被皇上召见的机会。虽然这一次的召见没有使孟浩然有官可做，但是他被皇上召见的事在当时不仅是轰动全国的重要新闻，而且还极大程度地激发了青年士子们写诗的热情，李白在《赠孟浩然》中所写“风流天下闻”就是指的此事[12]。这件事的影响之大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孟浩然的知名度，为其诗歌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结语
我们看到了诗人孟浩然虽然生活隐逸，但是他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推手们”为他的诗歌创造了很好的传播道路，使他的诗歌闻名天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际在传播中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孟浩然诗歌本身的特质，如果没有创作出好的诗歌，也不会有人愿意去传播。所以在文学的传播上，好的文学作品和恰当的传播方式结合才能使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更好的影响。
注释：
[1]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黄山：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页。
[2]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3]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黄山：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页。
[4]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6]毛峰：《传播学概论》，长沙：中南大W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7]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8]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9页。
[9]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9页。
[10]李叔德：《孟浩然新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11]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页。
[12]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黄山：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M].黄山：黄山书社，2008.
[2]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李叔德。孟浩然新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4]毛峰。传播学概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5]郭镇之译，[美]Werner /James ，Jr.著。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6]刘峰峰。论孟浩然及其诗歌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D].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孟浩然的诗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田园诗人；孟浩然；华兹华斯；诗歌；相似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17-01
孟浩然(689――740)，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分别是中国和英国著名的田园诗人。他们的许多诗作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句，他们的田园诗都得到后代文学家、评论家很高的赞誉，受到高度的关注。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就两位诗人的田园诗的相似处进行分析比较。
一、创作背景相似
两位诗人年轻时都曾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愿望，却在现实中受挫，于是归隐田园，享受自然，抒情于景。
孟浩然，本名浩，字浩然。生当盛唐，是一位不甘隐居，却以隐居终老的诗人。孟浩然与其他文人一样，受到极兴盛的儒家入世思想的深刻浸染，由于开明的政治局面与富庶的社会环境，士人不免有追求功名勋业的理想。孟浩然早年的诗作亦多以浩大的气势、雄强的骨力直接表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孟浩然壮年时曾往吴越漫游，后又赴长安谋求官职，但以“当路无人”，只好还归故园。孟浩然隐居故乡，自己反复表白“予意在山水“、“归赏故园间”，终身不仕，诗歌创作多为山水田园的优美风光与恬淡情趣。
华兹华斯自幼父母双亡，长期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由亲戚抚养长大。故乡的湖光山色对他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8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意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1790年假期他徒步到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旅行，初步感受到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人们的喜悦之情。当时，年轻的华兹华斯满怀激情，对革命深表同情和向往，认为这场革命表现了人性的完美，可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随后，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把他推入失望、苦闷的深渊：理性的幻想被新的暴力所取代，自由被新的专制蒙上阴影。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流血的动乱、败坏的道德等等，都让他感到理想破灭的痛苦，对法国革命逐渐失望。1795年10月，出于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华兹华斯迁居英格兰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他回归田园的动机在其代表作之一《丁登寺》(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中有所体现。
二、描写对象相似
两位诗人诗歌创作的共同特点是都以田园风光和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
孟浩然的创作题材主要是写家乡的隐居生活或漫游所见的山水。他将田园诗同山水诗合流，形成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一代诗风。孟浩然的山水诗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表现出朴素自然的生活情调，其代表作如《夜归鹿门山歌》、《过故人庄》、《夏日南亭怀辛大》、《秋登兰山寄张五》、《山中逢道士云公》等，无论是高士形象的塑造、山中登览的意趣，还是乡村风光的勾勒、偕隐过从的情谊，都既见淡远清旷、超然脱俗的诗境，又不失朴素真诚、生动活泼的生机。
华兹华斯在他的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第二版序言中表明自己写诗的原则是：选用普通的田园生活为题材，是因为在这里内心的激情找到了能更好地生长成熟的土壤。他的诗大多以农村下层人们的生活和田园风光为题材，如江河湖泊、田野树林、天空白云等等。在他笔下，有栩栩如生的劳动者，有天真的农村小孩，如《孤独的割麦女》 (Solitary Reaper)、《我们是七个》(We are Seven)。这些都是作者描写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代表作。诗人认为大自然是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来源他的诗作中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三、抒情方式相似
孟浩然和华兹华斯都擅长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使其诗歌浑然一体。
《秋登万山寄张五》是孟浩然秋天登览万山寄给他的朋友张五的一首五言古诗，描绘了登高远眺的景色，并抒发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
诗人先写因怀人而登高眺望，然后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致描写，抒发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用写意法构成了一幅水墨画，在这幅画面上，点缀着暮归村人、平沙渡头、天边树影、江畔小舟，同时将自己的情思融入被描写的景物之中，从而创造出一个幽远、淡雅的境界，使人感到淡而有味。
华兹华斯的《咏水仙》（The Daffodils，1804）堪称他田园诗的代表之作。这首诗结构完整、韵律严谨、情景交融，充分展示出华兹华斯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描写自然风景的娴熟技巧。诗中描写的水仙生动、形象、活泼、优美；其中又融入了诗人浓郁的情感，因而景中有情，景因情而有了活力。
相似的生活背景，共同的写作兴趣和一致的抒情方式，使这两位时空都相距甚远的诗人创作出来了有共同特点的诗作，并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学习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