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诗（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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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诗【第一篇】
关键词：孟浩然；友道；交友态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83-03
近年来学界对孟浩然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其中又以其对仕途的追求为着力点；二是认为其参加科举前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科举落第，求仕无望之后，则又是以释道思想为主；三是认为在孟浩然身上，儒释道是圆融合一的，它们共同影响了诗人的一生；四是认为在仕与隐的人生选择上，隐逸思想占了上风。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未能以诗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观照诗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论述诗人对于仕途的追求时，把这一思想极端化了，以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其交友主要就是为了求仕。我们不否认这是他求仕的一种手段，但并不能由此论定其交友就是为求仕。为了对孟浩然的形象有一个新的认识，本文以孟浩然的友道为论述点进行探讨，即从他交友的原则、方式、态度等。
在孟浩然不甚得意的一生中，虽未进入官场，不曾有一番政治作为，但却与不少官场上的人往来，有的甚至是“忘年之交”。孟浩然的一生，除了求仕、漫游的那几年不长的外出时间外，基本处于隐居状态，这也是有学者认为隐逸思想对孟浩然影响很大的原因之一。但生活中，他却是“往来无白丁”，不仅“谈笑有鸿儒”，而且还有上人、道士、禅师、隐士、逸人之类有着高雅情趣而又远离俗世之人，隐而不尽隐。与一些经历坎坷甚至命途多舛、宦海沉浮的文人相比，孟浩然一生的经历相对要简单，但这并未影响他生命的厚度。这也得益于所交往的这些朋友。据笔者统计，孟浩然所结交的有官职的友人约六十人，其中有曾贵为宰相的张说、张九龄，有一生亦官亦隐的王维，有裴■、王昌龄、独孤册、卢象、张子容等一些官职不显要的友人。孟浩然固然结交了这许多官场上的朋友，也不能否认这不是他求仕时曾寻求的一种途径，但仅仅把这视为他交友的目的而忽略了他真性情中的另一面，那就把人物片面化、简单化了。如此，孟浩然也不过是一个热衷于追求食禄的大俗人，李白也不会发出如此追慕之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赠孟浩然》）[1]2。在他的心目中孟浩然也不再是“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赠孟浩然》）。李白素有“浪漫主义诗人”之称，给予孟浩然如此高的称赞，融入如此浓郁的感情，这不是一个醉心功名，与人交往时不忘带上功利的孟浩然可以激发的，甚至连结交都未必可能，何况还是“忘年之交”。科举不第，求仕无望，伤心离京，诗人胸中虽有千般沟壑，但面对送别的王维，割舍不下的依然是那份深情厚谊，“寂寂竟何代？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古人违”（《留别王维》）①。古人很重离别，离别唯恐是诀别，多少话儿涌上心头，只怕从此“知音世所稀”。人生贵得一知己，后会未必有期，其间流露的感情可谓真挚深沉。面对友人失意离去，王维也不无伤感，但还是尽可能地宽慰他，希望他“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送孟六归襄阳》）[1]319。经历了宦海沉浮的王维如何不知道为官之艰险，功名固然重要，但生命的意义不止于此。对诗人而言，把守住精神的家园，操持好高洁的品行，也是人生的一种所在，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王维可谓用心良苦。对一个为进入仕途，一心以朋友为方便之门的人，王维是不会如此苦口婆心。这正说明孟浩然性情中“真”的一面。
从孟浩然的寄赠诗中，亦可看出诗人对朋友那份真挚、纯洁的感情。如《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久别思款颜，承欢怀接袂。接袂杳无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听，沿月上湘流。”人在旅途，漂泊无依，势必思乡怀友，而这不仅不能抚慰旅途的孤寂，反而徒增伤感。但诗人还是痴心于这份思念，也就不顾那凄清的猿叫声，纵然“长沙饶瘴疠”，依然“沿月上湘流”，以早点结束旅程，见到朋友，了却思念之苦。经历科举失败的大挫折之后，归于南园，在家乡形山胜水的滋润、抚慰下，诗人的心境日渐明朗。为了不让老朋友担心，他特意写了首《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寄赠友人。也许心愁难以一扫而空，但总体而言还是淡然了许多，“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这正是王维在送别诗人时的希望。孟浩然体会到了友人的良苦用心，以实际行动告慰友人。即便是“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孟浩然也没有为春的逝去而伤神，而是“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过着适意随性的隐居生活。不仅如此，孟浩然还怕京城的朋友顾虑自己仕途的不如意，对自己心有愧意，因而细细地劝解道，“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这些细心之处，不是一个交结朋友重在求仕的孟浩然所能做到的。这是一个对朋友真心实意，坦诚相待的真性情的孟浩然。
在孟浩然的诸多朋友中，张子容可谓是他的生死之交。张中举前，与诗人同隐鹿门山。诗人送张子容赴京赶考时，不忘叮咛要记住彼此的情谊，不要一试高中就忘了山中的他。“茂林余偃意，乔木尔飞翻。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送张八子容赴举》）二人的情谊还表现在诗人写给子容的多首诗中。如《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别业闻新制，同声和者多。还看碧溪答，不羡绿珠歌。自有阳台女，朝朝拾翠过。舞庭铺锦绣，庄牖闭藤萝。秩满休闲日，春余景色和。仙凫能作伴，罗袜共凌波。别岛寻花药，回潭折芰荷。更怜斜日照，红粉艳青娥。”对友人，诗人满心称赞，与友人同乐同醉，尽情享受游赏的欢乐，绿珠女美妙的歌声也不足以触动诗人的心。对友人从繁杂的公务中暂时解脱出来，也是满心欢喜的，“秩满休闲日，春余景色和。仙凫能作伴，罗袜共凌波。”这一点在《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一诗中也有表露，“自君理畿甸，余亦经江淮。万里音信断，数年云雨乖。归来休■日，始得赏心谐。朱绂恩虽重，沧州趣每怀。树低新舞阁，山对旧书斋。何以发佳兴，阴虫鸣夜阶。”友人休假归乡，诗人才觉得有了游赏的兴味。对友人任官而使得二人分居两地，心中是有所不悦的，认为是对情感的伤害，“朱绂恩虽重，沧州趣每怀”。这“沧州趣”并不是诗人一己的情趣，而是二人多年感情的契合点。“何以发佳兴，阴虫鸣夜阶”，夜幕降临，草虫夜鸣，人心闲淡，正是对坐吟诗，携手谈心时，一种自适自得的淡然情怀，无世俗之纷扰，所会的是挚友，所话的是诗酒，所享的是逸趣。这是和二人同隐鹿门山时的美好时光紧密相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诗人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是很重感情的，这种感情也远远重于交友求仕的需求。此外，由此也可以知道，孟浩然之所以有王维、李白这样一些“忘年之交”，并不仅仅是他的诗才受到他们的敬仰，也和孟浩然的交友态度有关的，前已有论述，此不赘言。
孟浩然处在开元盛世的时代大环境下，不可能无半点仕进之心，也不可能全身远离庙堂，因此，希望得到友人的帮助，实现人生功名的愿望，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但孟浩然却不愿意让这种目的伤害到朋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不恰当的时候，于功名于友情，二者发生冲突时，诗人断然选择了友情。根据《新唐书・文艺传》的记载，“采访使韩朝宗约孟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约期。’浩然叱曰：‘业已饮，惶恤也！’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1]318孟浩然如果是如此强烈地希望通过朋友的引荐进入仕途，也就不会拒绝韩朝宗的援引，让机会溜走。对于孟浩然的仕或隐，余忠恕先生有一个很恰当的解释。“仕和隐、寄身尘世和隐逸幽栖，在他们的生活中，至少观念上不那么对立，甚至可以做到协调、融通。这是盛唐人特有的一种心态。仕也好，隐也好，主观上都是惟求其适意。客观上彼时隐居不会过分寂寞，主观上也还不致完全扭曲个性。”[2]这也使得孟浩然对友情格外珍惜。
在孟诗中还有不少是与前所言之上人、道士、禅师、隐士等人交往时作的诗，他们是孟浩然生命中的另一种朋友，不同于官场上的朋友，对诗人的精神与心灵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是更为纯粹的心灵之交。“结交”但“指松柏”，“寻故人”只需“策杖”，诗人与他们的交往可谓-山草香§ 不带任何尘俗之心。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诗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彼此间的感情也至纯至厚。“竹房思旧游，过憩终永日”，“日暮辞远公，虎溪相送出”（《疾愈过龙泉精舍呈易业二上人》）。据徐鹏所注，远法师居东林，其处流泉匝寺下入于溪。每送客过此，辄有虎号鸣，因名虎溪。后送客未尝过，独陶渊明、陆静修至，语道契合，不觉过溪，因相与大笑，世传为《三笑图》[1]315。由此可看出，正因为诗人与易业二上人交情不浅，话语投机，才有如此相送甚远之举。在与这些上人、道士、禅师、隐士的交往中，孟浩然感受到的，是生命中另一种喜悦，是人生境界的另一种开阔。“朝来问疑义，夕话得清真。墨妙称古绝，词华惊世人。”（《还山赠湛禅师》）孟浩然与这些上人朋友、道士朋友、禅师朋友不聚则已，聚必“宴息花林下，■谈竹屿间”（《游景空寺兰若》），其中的怡情快意可以想见。在孟浩然看来，与这些朋友在一起，是一件无上的乐事，“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游凤林寺西岭》），他充分享受着这种浓情厚谊。为了寻访友人，诗人甚至不顾路途的艰险，哪怕“屡践莓苔滑”（《寄天台道士》）。面对友情，诗人表现出的深情有如孩童般的纯洁、可爱之趣。
孟浩然与这些隐士、逸人朋友在一起时，心情总是愉快的，“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野童扶醉舞，山鸟笑酣歌。幽赏未云遍，烟光奈夕何！”（《夏日浮舟过陈逸人别业》），“竹引携琴入，花邀载酒过。山公时取醉，来唱接篱歌”（《宴荣山人池亭》）。其中最典型就是《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诗中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情谊和谐的氛围。情境既圆融又真趣盎然，语言淡雅而不减情味。友人的盛情，彼此的深情，尽现其中。此次宴会还未结束，就已约好下次相聚的时间。余忠恕先生对此也颇为赞赏，认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寓深挚的友情于极为淳淡的色调和气氛之中”[2]9。之所以如此，和当时的社会氛围也是有关的。余忠恕先生认为，“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单纯、健康的社会，从日常社交关系中，也常常表现出一片淳朴的情谊”[2]162。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孟浩然对朋友的真挚之情，他和朋友之间深厚、淳朴的友情。这和他与上人、道士、禅师那些朋友在一起时的感情又是有所不同的，但都不失一个“真”字，一个“纯”字。
在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孟浩然势必会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交友求仕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一生对朋友的感情至真至纯。如为强调仕或隐对孟浩然一生的影响，而把这种情谊看作是揉进机心、手段等庸俗杂质的手段，那就把人物形象扁平化了。他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性情就更谈不上。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孟浩然之所以干谒不成，是因为孟浩然遮遮掩掩，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这也是过于片面的。那都不一个健康的孟浩然形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把孟浩然作为一个立体的人，从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角度去观照诗人的生命历程，用生命的意识去解读生命，才能对诗人有更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把诗人的形象扁平化、单一化、理论化，才能让生命焕发出他本真的美。
参考文献：
[1][唐]孟浩然。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孟浩然【第二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推翻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政腐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孟浩然的诗【第三篇】
慢慢地，两人走到江边突然停了下来。李白摸摸胡子，满怀深情地说：“贤弟，今日本是兄弟游山玩水之日，可你我却要在此离别。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因愚兄有要事在身，不能与你一同赶往令人向往的扬州，等我办完了事，我一定到扬州找你，到时候我们再饮酒赋诗，来个一醉方休。”孟浩然欣然一笑：“仁兄，不知我们这一离别何时才能相见。不过，要记得，我们之间的友情就是万水千山也隔不断，我心有你，你心有我！”李白随手拿出纸笔：“贤弟，你的突然离开，我也没有什么准备，让我再为你作画一幅，你看见这幅画，便如同看见我一般。”于是，李白挥手大作，一幅美丽，栩栩如生的画呈现在孟浩然的眼前。孟浩然也把一块珍藏多年的玉佩送给李白，上面刻着五个大字：“友情无尽头。”
孟浩然登上了一叶小舟，缓缓地驶向远方。李白按捺不住自己激动无比的心情，大声喊到：“贤弟，一路顺风！”“我在扬州等你！仁兄”孟浩然回应道。想起和孟浩然春天赏花吟诗、夏天饮酒赋诗、秋天观叶赏诗，冬天看雪作诗的情景，李白的眼睛湿润了。看着友人的小舟渐渐的消失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江水浩浩荡荡地在天边奔流。李白不禁吟道：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孟浩然的诗【第四篇】
王维、孟浩然生活经历的不同
（一）王维――从士大夫到居士
早岁的王维本有济世抱负，向往“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的开明政治，但步入仕途不久便屡遭挫折，加之李林甫当道后社会政治异常黑暗，他既不肯同流合污，出于种种原因又要忍为官事，宦海沉浮不定。除政治的苦闷外，王维三十一岁妻亡，不再娶亦无子女，孑然一身，孤居一室。然而给他最大打击的是遭遇安史之乱，由于位显才高，被安禄山挟持，被迫任伪职。政治、生活和精神上倍受折磨与煎熬，越发促使他投入佛学禅宗的怀抱，藉此来寻求精神的解脱和灵魂的归宿。他晚年已无意于仕途荣辱，对官场采取了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过上了亦官亦隐的生活，长期隐居辋川别业。在京时“以玄谈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可以说王维的遁世隐居是从心灵上的一种彻底的归隐，对王维而言更重要的是隐逸的情趣，而不是方式，得鱼而忘筌岂不是潇洒的人生态度？
魏晋时期就有“朝隐”之风，所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意即只要内心清静超脱，即便身居朝廷，位列高官，依然可称之为隐士。王维虽然身居辋川，但并不是与官场彻底决绝，他还在享受着俸禄，可见他既厌恶官场又割不断与官场的联系。其内心深处依旧承认朝廷的权威的，只不过他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精神的家园。表面上看他亦官亦隐的生活似乎有些拖泥带水，而实际上他的“心灵归隐”似乎比孟浩然来得更纯粹和干脆，他已寂灭了入世之念，所以他的诗更显得平和、宁静。
（二）孟浩然---由假隐士到真隐士
孟浩然，襄阳人，是盛唐诗人中终身不仕的一位作家。孟浩然归隐鹿门山，修身养性，苦练文章，灌蔬艺竹，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在他人眼中孟浩然是位地道的隐逸诗人。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对孟浩然淡泊名利，自放于山水之间的生活态度给予由衷的赞美。其实孟浩然并非无意仕进，他希望有朝一日飞黄腾达，经国济世，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他的《书怀贻京邑同好》就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仕途的热望以及期待朋友们援引的心情。同样在《临洞庭上张丞相》也流露出了一展抱负的雄心壮志。作者写此诗呈给当时丞相张九龄，想求得他的赏识和提拔，措辞得体而不露攀附痕迹，委婉地向张丞相倾诉衷肠，抒写自己因为无官位而不能施展抱负的淡淡忧愁，表露求仕之心。
孟浩然是典型的隐士，这不仅仅是指他大半生都隐逸山林，还因为他身上带有中国隐士的典型气质，即隐逸之中不改事功之心。或者说他的情感始终纠缠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之中。孟浩然的隐是以退为进，在归隐中寻找一展才略救世济民的机会。此一时期，他的诗所表现的最突出的情感心理特征就是在清朗疏俊、淡雅柔美的诗歌意境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抹不去的躁动、伤感与反复。
孟浩然身上带着儒家文化最显著的入世情怀，又交织了释道中的澹泊明净，清淡无求，以温和之态交融三者，相济相补，而又并未走向任何一端。他后期成了真正的隐士，知命达观，淡漠功名富贵，清高孤傲，耿介正直，不慕荣华，不趋权势。他没有杜甫始终如一的“社会我”追求，也没有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张扬，亦没有王维顿悟体禅的宁和平静，融化在孟诗中的就是平淡、自然夹杂些许不平之气和个性表现。他只是从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中，从诗词歌赋、交友清谈，饮酒品茶中，从沉思默想、著书立说中寻觅人生的价值和乐趣。
王维孟浩然诗风的不同
由于王孟二人生活经历、气质、性格、才情等的不同，他们的诗中表现出的思想内容和基本特色也有所不同。
（一）王维更钟情于佛性山水，孟浩然更热爱日常世俗生活。
宋代的李之仪曾讲“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姑溪居士前集与李去言》）要想打得过，就得让宗教体验转入艺术体验。王维应该是一个“打得过者”，他之所以超过他人一筹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称誉的诗人关键在于他的诗作中，既没有教义、宗旨的说教，更没有佛禅术语，但却充满了灵动之禅境与禅趣。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内篇》中说：“太白五绝，自是天仙语，右丞却入禅宗。”清代的徐增在《而庵诗话》中则说：“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可见王维在佛学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艺术家兼佛教徒两重身份在王维身上是合二为一的东西，他既精通佛理，又有艺术家兼诗人的对美的敏锐的感受能力及巧妙的表达能力。王维一生喜爱山水，崇尚自然。山水田园风光是王维欣赏的客体，它能使诗人体验到自然美的多姿多彩，获得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同时佛家又讲寂静山林是“第一修为处”，是“第一空寂去处”，所以幽静的山林田园在王维眼中就成了“山水美景与宗教环境”合二为一的所在，徜徉其间，诗人既寄情山水，又可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体悟禅理，倾心奉佛。王维隐居后所写的山水田园诗多表现佛性山水的恬静之美。王维诗中所写的景物往往是他以禅入诗的契机。他看待世间风物往往带着佛家的“禅意”眼光，凝神关注自然万物的动静声息，参悟不可言喻的内在精神及生命的轮换更替，显示出空灵敏锐的智慧。自然山水净化着诗人的心灵，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观照自然、体味禅理、安放身心以及大自然的亲和的过程中，诗人返境观心，意会体悟，而且很自然地将宗教情感转为一种物我相融的动人诗情。他的诗大多不直接出现人物，写的只是自然景物。我们感受到的诗人是置身于景物外的旁观者，他好像独坐景外，看景中花开花落，发出会心的微笑，独悟其中真谛。不见禅语而禅意惊人，王维被称为“诗佛”可见一斑。
王维是以禅入诗，孟浩然却即兴而发。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世俗的生活，如陶渊明一般，写与农人的交往、写乡村的景色，吐露生活气息，“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我们可以在诗中看到诗人直接地出现，透露出浓郁淳朴的日常生活气息。如《过故人庄》，用口头语，写眼前景，说凡人情，境界清新怡然。一种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跃然纸上，一种醇厚的情味沁人心脾。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诗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一分子，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他对山水田园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景与人浑然一体的境界呈现出超凡脱俗的品格，表现自身的隐逸身份。
（二）孟诗审美情趣“清而旷”，语言自然平淡；王诗审美情趣“清而秀”，诗中有画。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4中曾以“清而旷”和“清而秀”来比较孟浩然和王维的诗风。“清”主要指王孟之诗清新朴素，一洗六朝以来的浮靡铅华之气，诗作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态度和闲适静寂的审美情趣，所写山水田园诗充盈着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和与世无争的桃源理想。“旷”主要指诗旷达古朴，用笔简约、淡雅、多空白处，意境开阔且想象空间辽远。“秀”则指诗精致典雅，工整丰润，点点滴滴，透视全面。
从孟浩然的生平我们看出他一生经历比较单纯，基本上都是隐居或在山水间游历。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到孟浩然，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孟浩然诗中情与景的关系，彼此衬托而又常常达到水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剔除了不协调不必要的拖沓的成分，从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他往往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用素淡的语言，简洁地写出自己直观的感受，自然平淡、通俗浅白，看似不经意，但又具有超妙自得之趣。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他冲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指孟浩然的诗歌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很高的艺术功力。
王维有多方面的艺术审美才能，素养深厚。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书、画、乐和禅法皆精。所以他的诗作往往不自觉地运用其他各种艺术的表现技巧，使诗情、画意、乐感与禅趣融为一体。尤其突出的是他的“诗中有画”。他把诗画的审美感觉经验相互打通、贯通，以诗的气韵作画，画便有了周流回转之美；以画的构图、色彩、线条、明暗对比作诗，诗便有了空间色彩之美。
王维在声律美上的感觉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史鉴类编》说：“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白啭流莺，宫商迭奏……真所谓有声画也。”其五言古体《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在声律美上的成就被《声律四谱图说》称为“无一复调，凡古今体平仄韵正拗各格起承粘对之法，转换变化之妙，俱尽于此”，可谓五言古体声律美之楷模。王维著名的《送元二使安西》被谱为《阳关三叠》；唐代著名歌手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
王维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在他的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体现，这也难怪殷在《河岳英灵集》中称王维的诗能“着壁成绘”而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更是明确地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