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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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发展历程综述

一、中国保险业的恢复阶段（1979年~1995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1979年开始恢复营业，从此中国保险业进入到强劲复苏下的混业经营阶段。细分此阶段其特征为：一是国资保险公司不断出现，二是外国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进入我国，三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进入保险市场。

第一，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业务恢复，交通银行1987年成立保险部，并于1991年4月组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为中国第二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1988年4月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区开业，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并于1992年6月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从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和平安保险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第二，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外国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进入我国。9月，美国友邦成立上海分公司，是保险市场恢复后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第一家外国公司。随后，日本东京海上日动亦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

第三，保险公司投资主体丰富化，企业资本开始进入保险市场。1994年10月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是中国首家由企业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1995年1月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成立，成为由企业出资组建的第二家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

1992年之前，保险产品的营销模式以公司直销为主，而友邦公司将个人代理制引入我国，并且这种营销模式发展势头异常迅猛，随后保险代理机构也开始出现。恢复阶段的保险公司仍是混业经营，但在1995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要求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业经营，从而中国保险市场混业经营的局面告一段落，中国保险业进入到了分业经营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保险业的规范发展阶段（1996年~2000年）

为配合《保险法》的实施及其分业经营的要求，199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撤销中保集团，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保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业进入到了分业经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有三：一是分业保险公司不断涌现；二是外国保险公司大量进入我国，并且中外合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三是保险行业进入国家监管下的行业自律发展阶段。

第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大批分业保险公司不断涌现。如1996年8月，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安成立；9月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10月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1998年10月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1999年4月金盛人寿保险公司获准成立；2000年11月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四家寿险公司成立；12月前身为新疆兵团保险公司的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成立等。

第二，国外保险公司开始大量进入我国，并且来源区域和投资方式日益丰富。1996年11月，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与外经贸信托在上海合资设立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这是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合资的寿险公司；12月欧洲瑞士丰泰保险集团成立；1997年5月，法国安盛巴黎联合保险集团获准在上海建立一家合资的人寿保险分公司；1998年10月，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同月中美合资保险企业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在上海开业；1999年6月，中国人寿和澳大利亚康联金融集团的合资公司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开业；2000年6月，荷兰保险有限公司和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获中国保监会批准，在中国筹建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显而易见，来源区域从第一阶段的美国、日本，此阶段扩大至加拿大、瑞士、英国、法国等国家，投资方式也有原始的独资发展为中外合资或外外合资的方式。

第三，国家监管下的行业自律发展开始形成。在分业经营发展阶段，中国保险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是1998年11月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中国保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进入到规范化发展阶段。2000年11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京宣告成立，同样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开始走上政府监管下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携手共进的自律性管理发展轨道。

在此阶段，兼业代理的营销模式开始发展。从最初1996年银行兼业代理，到2000年已发展成行业代理、企业代理、团体代理等各种兼业代理形式。同时，保险营销的经纪人模式开始发展，保险经纪公司也开始出现，如2000年6月国内首家保险经纪人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综合保险经纪公司。

三、中国保险业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对保险业做出高水平、宽领域、分阶段开放的承诺。到2007年3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达到万亿元，距离突破1万亿元大关仅3个年头。截止到2011年12月底，保费收入为万亿元，中国保险业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的发展特点有三：一是中国保险公司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二是保险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三是国家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建设。

第二，保险对外开放程度加大。2003年底开始，对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公司取消限制。同时，除有关法定保险业务外，向外资非寿险公司放开所有业务限制。至2004年5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入世过渡期完成，保险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呈现出以我为主、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第三，在中国保险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如200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2006年4月发布《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同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国十条）正式发布；200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发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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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篇2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自 1978 年末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了我国在政治走向国际化的强大助力.如今,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得三大引擎.若将目光观至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1978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亿元上升至206亿美元,实现了从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到制成品为主的跨越,但是对外贸易的收支差额仍然表现出周期性的态势,且贸易对象单一的问题也使得我们不能全方位的发展我国的技术性,原创性产业.那么改革开放后呢,又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态势呢? 数据表明,在1978-1990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亿美元上升到了亿美元;在1990-2000年间,由亿美元上升至亿美元;2000-2010年间,从亿美元上升到了亿美元.如果从1978-2007年计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外贸易增长了104倍,即从206亿增长到21737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已位居全球第二位, 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附图一).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了%和%.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增速比上年回落个百分点;进口亿美元,增长%,回落个百分点.单看这样一组数据可能会给人误导—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但是对全球的贸易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的确如此,但是在全球货物贸易额仅增长%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额进一步提升.其中,出口占全球比重为%,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首位;进口占全球比重为%,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第二.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中国仍够能以稳定的态势发展,为全球贸易增长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当我们细化的观察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7--以调动对外贸易部门经营积极性为目标的改革

1979 年到 1987 年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增加对外贸易口岸，下放外贸经营权，广开贸易管道，改革高度集中的贸易体制；

二、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向结合；

三、建立和完善外贸宏观管理；

四、探索促进工贸结合的途径；

五、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

在此期间,中国在广东和福建沿海开设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并打开了两省的贸易通道,更是由点及面的在全国逐渐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到1987 年止，中国大陆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新体系(附图二)。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1．初步建交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体系。

1978 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有效地运用关税政策。一方面为避免因过快地实行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进口激增、贸易赤字和通货债务，一方面也为了可以得到较高的关税收入.而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是对交易权利的严重限制。国有外贸公司控制着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连通。贸易公司往往只能在规定区域从事规定产品的贸易，有时还会被政府限制贸易伙伴的类别。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些比较大的外贸公司拥有某些敏感商品的垄断贸易权.此时的自由贸易,可以说是建立在一道无形的“安全门”中的贸易.2.启动汇率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被高估，1980 年 1 美元兑换 元人民币，这一汇率明显对出口不利。此后整个 80 年代，随着经 济发展与一轮又一轮的对外开放，人民币不断贬值。到了 1986 年，1 美元兑换 元人民 币，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人民币贬值约 60%。在 1988 年到 1993 年之间，中国实际上存

在着两个汇率体系，一个是官方的固定汇率体系，一个是市场决定汇率的外汇互换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进口商与出口商以及其他有外汇供给或需求的市场参与者按照市场决定的汇率进行交易，这就是“汇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推动了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这也为中国在1997-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打下基础.此后,人民币曾于1994年一度贬值至元,但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升值,截止2013年9月28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至1:下放外贸经营权和进口定价

1978 年后，“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国家主要的大政方针。相应地，国家放宽外贸公司数目。同意各级工业部门设立外贸公司，原国有垄断外贸公司在各省的分公司变为独立公司，截至 1988 年底，全国有约 5000 家国有外贸企业，约 10000 家制造企业有直接出口权利。

政府也逐渐放开进口价格管制。进口商渐渐能够决定进口价格，并通常是以世界平均价格加进口商的佣金进行定价。

总的来说，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的外贸体系是由完全的计划贸易体系转变为以高关税、多非关税壁垒的典型的实行“进口替代”的贸易体系。

自 1985 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向东亚“四小龙”学习，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出口，并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出口加工贸易制度，使得出口商得以摆脱原来中央对贸易的垄断。到了 1987 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独立的贸易体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传统的贸易体系。而且前者已经超过后者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

 第二阶段:1988-2001--以建立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自负盈亏为中心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仍然保持国家垄断外贸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将外贸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来改善外贸部门的经营状况，包括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两个阶段。而中国在1986年正式申请重新加入 gatt，即所谓的“复关”（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议中的缔约国地位），但一直到 15 年后，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才成为 wto 的第 143 个成员，中国融入国际贸易的大家庭也从“复关”变成了“入世”。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史和世界谈判史上艰难的一次较量。在漫长的谈判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1989 年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动荡大大加大了中国加入世贸的难度。在谈判进入第三阶段即复关/入世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时，中国大大深化在外贸领域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的可兑换；二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三是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中国还取消了近千种出口商品的配额和许可证；四是改进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五是加强外贸政策的法制建设;六，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给入世扫清障碍，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连续 9 次降低关税。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出口稳步增长，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的一个贸易大国。同时，它所面临的反倾销也越来越多。自 1979 年 8 月，中国首次被欧共体控告倾销后，中国受到越 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中国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伤害大的国家之一。从 1979年 8 月至 2001 年底，共有 30 多个国家对中国提起了反倾销诉讼，累计案件达 480 余起。针对中国的反倾 销案件占世界反倾销案件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 %，在 2006 年下半年新发起的 103 件反倾销调查中，有 36 件是针对中国的，占全部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一强，远远超出中国在 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2007 年上半年新提出的 57 项反倾销制裁中，有 22 项针对中国产品，中国是遭遇反倾销调查多的国家。反倾销案例的增加无疑也使得中国的入世之路更是举步维艰。

总之，15年的谈判过程，既是中国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的 历程；也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 第三阶段:2001-2008

--以 wto 规则为基础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全面改革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外贸体制也进入了 一个以 wto规则为基础进行全面改革的新阶段。wto的基本规则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入世之后，中国至少在三个方面加快了改革。首先，中国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修改了不符合 wto规定的政策法规；其次，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尤其是允许私营外贸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转变外经贸主管部门的职能，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研究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并向全社会提供相关信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分配外贸资源。

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要求，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诺，主要包括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服务业市场两个方面。这些承诺具体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等法律档中。降低贸易壁垒是指：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关税的大幅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渐取消，为外国商品和投资进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的承诺，到 2008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将由 2000年的 ％降至 10 ％。其中，工业品的平均税率由 %降低到 %，农产品的平均税率相应地由 %降 低到 %。与 90年代初的 40%左右的关税率相比，中国关税的下降幅度很大，但是仍高 于世贸组织成员国 6%的平均关税。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中国已经并且还将取消许多非关税壁垒，主要包括进口配额、投标资格、贸易经营权、国产化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政府采购等。入世后，民航、医疗器械和 it产品的所有进口配额立即被取消，汽车等产品的进口配 额也将以每年 15%的速度递增直到全部被取消。自 2002年 1月 1日起，中国已取消了粮食、羊毛、棉花、晴纶、涤纶、聚酯切片、化肥、部分轮胎等产品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开放服务市场是指：入世后，中国的服务业将成为开放幅度大的领域。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采取渐进式的开放，由管制较严的“试点”或部分禁入，到可预见的逐步准入，到完全开放。(附图三) 第四阶段:2008-现在

--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争夺战

2008年9月美国华尔街爆发的这场由美国房屋价格大跌,贷款和其他与房屋相关资产价值的损失引起的金融风暴,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全球主要股市因此大跌.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偏于外向,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出口11月开始负增长。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比2008年下降%，其中出口下降%；进口下降%；尽管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出口开始出现同比下降，但月度贸易顺差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到2009年2月，由于出口的持续下滑，月度贸易顺差开始减少，2009年全年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

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迹象开始呈现，我国出口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附图四,五,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政策,而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其中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别保障措施7起，涉案总额约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和%。2009年9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008年11月g20 峰会以后，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采取的99项措施中包括损害中国商业利益的内容。已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针对的重点目标名单中，中国位居榜首；134项尚未实施的措施中，77项影响中国利益，影响美国和德国的仅分别为19项和30项。对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为俄罗斯（13项）、印度尼西亚（9项）、印度（8项）、德国（8项）和西班牙（7项）、美国（6项）、法国（6项）。

但是在多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下,中国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进行对外贸易的增长.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目前欧盟、美国、日本仍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０年与中国贸易额分别增长％、％和％。同期，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额分别增长%、%、%、%和%。去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亿美元，同比增长%。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增速比上年回落个百分点；进口亿美元，增长%，回落个百分点。(附图七)2012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了外贸全球份额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定增长,扩进口政策力度加大，顺差处于合理区间,加工贸易增速回落，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国际市场布局优化，中西部地区外贸活力增强的特点.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进出口分别增长为%、%和%。对美国进出口增长%，其中出口增长%，美国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对欧盟、日本进出口额分别下降%和%。(附图八,九)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回暖，加上稳定外贸增长政策措施成效继续显现，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去年底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突出特点是：

（一）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一季度，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亿美元，同比增长%，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进口4658亿美元，增长%。

（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两旺。在出口企业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等因素带动下，一季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亿美元，增长%，高出总体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进口亿美元，增长%，高出总体进口增速个百分点。

（三）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进一步迸发。广大民营进出口企业抓住国际市场回暖的有利时机，积极拓展营销渠道，深度开拓国际市场，一季度进出口亿美元，同比增长%，占总体进出口比重为%，比上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51%，占总体出口的比重达%。国有企业进出口亿美元，下降%。外资企业进出口亿美元，增长%。

（五）中西部地区出口强劲增长。中西部地区承接外向型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一季度，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高出总体出口增速个百分点.（四）对新兴市场出口明显快于传统市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市场，中国对多个新兴市场出口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出口分别增长28%、%和%，合计拉动整体出口增长个百分点。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趋稳、零售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随着欧元区金融稳定性增强、经济衰退程度放缓，中国对欧盟出口恢复性增长%。受日本内需疲弱、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对美欧日出口合计占整体出口比重为%，比去年同期下降个百分点。受过境中转增多、跨国公司向香港转移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拨中心等因素影响，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201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会在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发展.综观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长足性的进步,在国际上也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这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下,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可小觑的,入世是一个坎儿,如今的金融危机是机遇也是一个坎儿,只有在风险中稳定的求发展才能获得更大的机遇.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篇3

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1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编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

让我们以上述伟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力求正确把握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进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种幼稚病。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篇4

中国教育事业３０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３０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３０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３０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５７０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１．２８亿，录取人数约５３８６万，其中，１９９９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录取人数约４０１０万，１０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录取总数的７５％。

从１９８６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１０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８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扩大到９９％，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１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２００７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８００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３０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３６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１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２００４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建设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１．５亿学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２１８２亿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２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１２００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每年５００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１８００多所高校的４００万大学生和１．５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１６００万学生„„

３０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２００１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２１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３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５％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万人，３０年扩大１６８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３１．９７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１２３万人次。遍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１０３４个。

３０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３０００万人。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２６２所，分布在７７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已有４６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６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３０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１９７７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是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恢复高考这一标志性事件至今，中国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恢复到改革、发展和创新的一系列巨变。回顾３０年的艰辛探索，教育事业前行的每一步，都使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回望３０年的非凡历程，教育事业改革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国家和民族书写着更加辉煌的未来。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篇5

政治与法学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0611班06103033柴韶华

内容摘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使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注意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外向型经济中，我们实施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本文将从中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战略，企业的对外发展和外商来华投资的态势，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举措。

关键字出口导向走出去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年均增长了%，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左右的增长速度；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亿元，进出口总数由1978年的亿美元到2007年的亿美元。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经济总是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数居世界第三，外江储备居世界第一。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冰紧张把握住了全球化浪潮带给我们的机遇，站在时代的哦潮头，一个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

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引起了举世瞩目，而在经济不断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外贸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出口贸易领域陆续形成了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和科技兴贸的具有鲜明特点的三大战略。

作为企业，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亿美元，遍及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领域涵盖采矿业，商业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众多领域。①

目前我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全方位，宽领域的“走出去”格局形成。就对外投资而言，基本形成了“亚洲和拉美为主，发展非抽，拓展欧美”的多元化市场格局，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占全球的8%左右。

二、对外贸易方式日趋多样，水平逐步提高。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我国世纪利用外交969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7754亿美元。

三、经营主题队伍壮大名企业跨国精英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国际竞争力增强，2006年中国境外企业实现小手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亿美元，2006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其中雇佣外方人员万人，境内肉孜主题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出口额达亿美元。②

而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fdi）方面，虽然我国征服在中西部设置了不少优惠政策，但是东部地区忧郁在1992~1998年中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集聚和配套生产能力，使得在东部与中西部吸引外贸差距不断扩大，fdi呈现出高度集中于东部

地区的特点，截至2006年底，东部地区吸引了84%的fdi，二我国的基尼系数为增至高于国际警戒线。③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30年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但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目前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出口导向”贸易发展面临挑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抵消进口替代的偏向性，达到进出口平衡，国家采用了大力鼓励出口的措施，这使得“新生商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继续实施“出口导向”难以为继，这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和对能源的消耗对他国经济安全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市场份额快速提高打破了他国的全球贸易关系“平衡”，从国内层面来看，“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扭曲了生产要素配置，支持其发展的比较优势几处还在逐步弱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能源、矿产资源等价格的上升等一系列的原优势基础逐步成为外向型企业发展的“门槛”。

政府的发展滞后。政府主观认识不足，孤立、静止地看待“引进来”和“走出去”，忽视“走出去”对“引进来”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意义，制度建设滞后，法律法规政策尚未完善，项目核准程序繁杂不顺畅，产权保护机制缺乏，信息服务不宽善，政府定位尚未明确，政企不分的玩家仍旧存在，计划经济尚未完全退出中国经济的舞台。

企业发展仍旧难以与国际同步，作为企业，尚缺乏全球化战略意识和现代化经营手段对外投资战略不明确，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地区分布不合理，缺乏对外投资资金和高等质的跨国经营人才。2004年出现的“刘易斯拐点”使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更是面临巨大挑战。④

面对以上出现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做出深深地反思，基尼系数显示了我国贫富差距偏大，从“民工潮”到“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从按劳分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从“双边”贸易转为“多边”贸易发展后，就需要不断的调整思路，紧跟世界经济发展脚步，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长盛不衰，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任何风浪面前稳步推进。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实施“中性的”贸易政策。

1、从战略目标来看，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并追求多变目标，出口不再被视为追求的目标，而更多的应被视为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系。

2、通过国际规范的政策措施和工具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要在wto的规范下完善现有的贸易促进政策体系，加强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3、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管理下的自由和自由上的管理。

4、充分挖掘大国的国内市场优势。

二、完善才政府职能，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

统一制定对外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遵守wto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进行充分合理的运用，正确处理“引进来”和“走出去”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到融通互补，加强社会资本的投入力度，加大资金支持幅度，促进对外经贸的发展。

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在对外经济中要占有主动权，环境诶国内能源资源约束，鼓励加强海外资源合作和利用，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加强市场开拓能力。

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开放也是改革，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向国际展示一个制度更加完善，社会充满活力，持续稳定发展，对

外更加开放的中国。

注释：

①《2006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部

② 同上

③《收入分配与和谐社会》李实中国人口科学2007第五期

④ 经济转机，社会分成和社会流动——一个部门检验王美艳

中国劳动经济学王德文张建武都阳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4

参考书目：

①《经济学摘要》保罗·r·格兰高利电子工业出版社

②《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t·w·舒尔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01）

③北京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④《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回顾与展望》李计广张汉林桑百川《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研究所2008年第六期

⑤《开放三十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演变及动因分析》于蕾

《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研究所2008（06）

⑥《改革开放依赖中国周边外交变化与社会资本创建》韦红

《社会主义研究》（双月刊）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2008（05）

⑦《我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三十年：理论回顾与述评》赵峥

《经济体制改革》（双月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8（05）

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态势及其目标》贺晓勤

《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研究所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