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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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第一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宪法得到不断修订与完善。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三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宪法发展的历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三是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四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
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经济体制改革总结【第二篇】
第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
大家知道，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大体说来，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初建于新中国诞生之际，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又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不断得到强化。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不能不是一种党政不分、权责不明、过分集权的体制。到“”期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更是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使其弊端充分暴露，以至于酿成对国家的空前浩劫和巨大灾难。“”结束后，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就是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晶。这篇讲话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党在80年代初期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一个集中体现。这篇讲话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发至全党，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时至今日，仍然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这篇讲话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作为其关键领域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了系统深入而又精辟明确的论述。其着眼点主要是如何从制度上防止“”这类历史悲剧重演，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这篇讲话敏锐而又深刻地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产生根源、问题的实质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改革的锋芒所向，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主要是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提出了系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来得及作全面的设计和规划，只是提出了继续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的任务。
第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阶段。时间是80年代中后期。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遇到了政治体制的阻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出来。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从1985年下半年到1987年上半年间，他多次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并强调指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体化，要进行总体设计，要有一个蓝图。他指出：“一九八O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178页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开始了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共十三大报告认为，我国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兴利除弊，清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该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依据这一思路，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以中共十三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始启动。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许多领域，但改革的核心，还是直指我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第三阶段：总结经验调整思路阶段。时间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中共十三大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不久，国际国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就是苏联东欧剧变与国内的。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于我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面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和国内外的复杂局面，如何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也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胆识，以彻底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大无畏气概，顶住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干扰，特别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三步走”发展战略不动摇。他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同时，又反复提醒全党，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坚持，不足的加点劲，错的赶快改。正是因为有邓小平掌舵，在这样重大的事变面前，在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压力下，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才没有改变。但在具体思路和作法上有所调整和改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大致是这样一种状况：第一，从基本思路上看，原来政治体制改革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任务提出和部署的，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得比较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份量比较突出，但后来调整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份量不那么突出了，有时只提民主法制建设，甚至干脆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提了。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强调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干部制度等，后来变成了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第三，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放缓，从而在整体上，使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学者曾这样论述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从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攻坚战”转入“战”。这种调整和变化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主要内容发生了转移。具体说，就是从着重解决原有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攻坚战”，转移到完善那些本来就比较好的原有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上来了。这些方面的制度，从总体上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只是有些不完善之处，需要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而作为原有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不相容的，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必须加以变革，而且是“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复强调改革也是革命，其意义就在这里。
客观地说，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作一些调整，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因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发生致使改革开放发生逆转。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迫于形势剧变不得不做的暂时调整，只能限于“一定时期”而不能把这种调整长久化。
有人在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剧变似乎是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至少政治体制改革是原因之一。这恐怕是因果颠倒。其实，任何历史事变都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而得不到缓和的结果。如果一定要从错综复杂的漫长因果链条上找因果关系的话，那就只能是：苏联的主要原因，是出于苏联的领导集团无视时代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期坚持僵化的旧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致使长期积累的众多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总爆发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相反，它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从体制上清除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迟早会因为诸多社会矛盾的积累而出现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只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灵活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使社会矛盾及时解决，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不从根本上触动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势必严重影响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第四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期。时间是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
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根据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首次郑重提出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在改革实践中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中华大地掀起新一轮改革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中共十四大报告是这样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体上是按照调整后的思路讲的。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也有不少新进展，例如促进政企分开，继续精简机构，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基层民主等。但是，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并进入攻坚阶段和体制创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出来。此时，国内学术界不时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国际上也有中国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之说。
1996年3月末，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内参《中央党校简报理论与政策研究专刊第11期》刊载了笔者撰写的《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几个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一文，引起了中央注意。同志作了重要批示，并主持召开了中央意识形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研究相关问题的座谈会。由此可见当时党中央对党政干部关注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注。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提到重要位置，专门写了一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新的论述和部署。其突出特点是：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目的更加明确，即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部分中，开宗明义地讲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二，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法治”概念，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突破性进展。这一突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在较长一个时期处于“战”状况的突破。因为要致力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意味着必须改变“人治”状态，这就必然要触动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的体制，否则，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二是把改变权力过分集别是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路，提升到现代法治的高度，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这就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了，也与现代民主政治相一致了。这就为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制度保证。三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它内在地要求法治国家的建立。没有法制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因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新思路，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第三，规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即：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中共十五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他方面的改革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199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摸索，我们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并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2000年1月20日，在向政治局通报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时，特别突出地概括了一下10年来即1989—2000年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主要讲了七个方面：
一是改进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得到了很大改变，党的领导得到了加强与改善；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选举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进一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四是进一步加强了城乡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广泛推行了村民自治；
五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框架，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
六是各级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党政机关精简机构工作已在进行之中，实施了公务员制度；
七是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了新成绩，对干部选拔开展了民主推荐，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引进了竞争机制。
2000年秋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增加了两项：一是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二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又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并具体讲到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进人民民主发展。强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发展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在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报告中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进一步作了论述，其主要论点是：
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点。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把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强调，一是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二是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三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特别提出了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在党的文献中还是第一次，这将为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如果能够认真研究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并大胆地加以借鉴，很可能成为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经济体制改革总结【第三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发展
如何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探索和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新规律和新办法，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在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方面，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论断，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理念化了，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更加科学、完备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定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明确强调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指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关键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十五大报告科学总结了实践经验，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既坚持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地位，又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分析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光辉典范。十五大报告还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从根本上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教条式理解。突破了传统所有制模式的束缚，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为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方面，确立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主攻方向。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玫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五大重申了上述观点，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是这些年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取得的新认识，是完善国有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公司法》又把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法律化、制度化。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积极进行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投资等体制改革，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机构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外部配套条件。党的十五大郑重要求全党：要坚定信心丁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在经济改革的依靠力量方面，江泽民同志多次明确指出。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改革和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改革和建设的最基本受益者。他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时，再次要求全党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改革和建设增强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这是我们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在经济改革的宏观环境方面，党的十四大以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创造，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宏观调控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前已初步形成，可供选择的调控手段逐渐齐备，货币、财政政策传递机制日臻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和政策日趋成熟，特别是1998年，中央及时采取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等积极财政措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水的考验。充分反映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稳定局势、推进改革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高超领导能力。
在农业、农村、农民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研究和部署农村改革，1993年1998年先后两次召开中央全会，集中研究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十五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我国农村20年改革的基本经验，高度评价了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从经济、政治、文化上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党对农村改革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发展。关于农村改革，《决定》一方面强调要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特别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又结合当前的实际与改革进程的发展提出了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任务和方针。对农村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总结【第四篇】
一、联社集体企业改革发展现状
联社所属集体企业大都是20世纪50年代经过手工业合作化发展起来的小型集体工业企业，主要生产民用日常生活消费品。多年来，集体企业在发展地方工业经济、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壮大公有制经济、安置城镇就业人员、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西安市工业合作联社系统情况来看，原有的行业涵盖五金工具、工艺美术、服装鞋帽、皮革制品、塑料制品、包装装潢、木器家具、轻纺复制品等8个大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大多数企业已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现有各类企业96户，其中生产经营 6 户、商贸经营 14 户、出租维持 55 户、空壳企业 21 户。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在全国总社、省联社的指导下，按照中央关于“积极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方针，结合联社集体企业的特点，积极探索改革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资源整合、整体改制、兼并出让、关闭终止等形式，全力推进市属集体企业改革改制，促进了联社集体经济的发展。组建了一批产权主体多元化、结构合理且有活力的企业，消化了一批生存无望、资不抵债的困难企业。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如下。
1.总结形成了一套指导企业改革发展的文件及规定。在集体企业改革发展缺少政策扶持的情况下，不等不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企业条例》、全国总社《联社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及《物权法》等相关法规，结合联社企业实际，形成了18个指导集体企业改革发展、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文件、程序、规定，对集体企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确定了市属工业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在对企业进行详细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确定了联社系统“坚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项目为依托，以产权为纽带，以产业和行业为联系，做响品牌，做强企业，做大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基本思路。
3.因企制宜，规范运作，加快推进集体企业改革改制。对有资产、有经营项目、企业管理基础较好的企业，积极推动其改制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责任公司。对资不抵债、无自我发展能力的企业，按照“把职工群众安置好，把债权债务承接好，把联社资产处置好，把领导干部安排好”的原则，采取兼并、合并、破产、关闭等办法，使其退出集体企业的序列。截止目前，共完成企业改革改制46户。
从全国各地情况来看，联社集体企业改革发展也不平衡，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进展快得多，东部、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进展快得多。其主要原因：一是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状况的不同。二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阶段不同。三是当地政府给予的一些扶持政策不同。通过改革，在集体企业中也涌现了像海尔集团那样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闻名的企业。
二、联社集体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
从目前西安的情况看，影响和制约集体企业改革发展的难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少。大多数企业仅靠出租厂房场地维持生存，经济规模小，使联社集体经济短时期在生产经营上形成规模难度较大。
2.企业负担较重。企业资产总量小，内外负债大，职工社会保障和收入水平低。
3.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差。土地、房屋、建筑物，虽然存量不少，但单体量小，且零星分散，性质复杂，处置难度大。
4.符合改制条件的企业少。企业自有资金少，改制成本严重不足，职工得不到妥善安置。
5.政策法规层面的空缺。国家和省、市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改制都有相关扶持政策，集体企业在改革改制中却不能享受。
6.企业维稳难度大。由于集体企业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遇到改制时，企业同部分职工的利益性矛盾，成为职工上访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已法定退休的职工在集体企业改革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公司时，能否与在册职工一样参股配股。二是企业关闭拆迁时，已退休的职工也要求与在册职工一样予以补偿，甚至有的要求将企业资产分光吃净。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企业资产归属的规定性法规不明确造成的。
三、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目前在西安推进集体企业改革改制的实践中除了遇到上面几点问题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部分职工对企业改革改制不太关心到十分热心。二是部分职工对有关集体经济的政策不愿了解到从自身利益出发认真研究，“引经据典”找问题。三是部分职工对原有的民主决策程序从认可到要求“绝对的民主”。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1.建议总社与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有关加快推进集体企业改革改制的综合性、规范性指导意见，使集体企业改革改制有政策可依。
2.近年来，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中规定了相关优惠政策。例如，《实施意见》中规定：“社有企业在行业发展、改制和资产整合重组中涉及到原国有划拨建设用地，经批准可采取出让、租赁方式处置，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优先用于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用。”此项政策也是国企改制的优惠政策。再如《实施意见》中规定：“供销合作联社企业改革，可以参照执行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安置职工所需费用主要通过处置资产等方式解决，不足部分由同级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联社集体企业与供销合作社企业同属集体经济，有着类同的运营机制，在同等情况下应享受相同的优惠政策。建议总社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比照供销合作社企业改革发展中的有关政策，研究制定联社集体企业改革发展中在资产处置、土地出让、职工安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印发各省、市政府，从而加快推进联社集体企业改革发展。
3.建议总社向国务院提出联社集体企业在改革中可参照国有厂办大集体改革中支付解除在职集体职工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即可用净资产支付解除在职集体职工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净资产不足以支付解除在职集体职工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差额部分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给予一定比例补助。
经济体制改革总结【第五篇】
一、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是新时期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同时强调“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回顾近年来的改革，尽管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但总体上推进乏力，一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未能按预期实现突破。究其原因，大量问题出现在改革顶层，主要表现为改革的决策设计机制、执行协调机制和监督考评机制三方面的问题。
（一）决策设计机制
1、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导致市场化不足与市场化过度问题同时存在
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还没有有机融合，政府主导型改革导致部分领域市场化不足。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直以来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即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及优势。突出体现在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其结果是出现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过度主导产权制度和资源要素配置，造成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非常艰难，垄断性行业改革难以突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还没有真正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计划经济下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的矛盾，构成了对市场化资源配置的障碍，割断和阻塞了经济总循环的畅通，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厘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全面市场化导向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脱节，社会体制亟待构建。改革以来，长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大量民生问题不断凸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市场化过度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控制的资源多、政府的管制多、政府干预经济多。在此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没有相应改革，政府部门没有相应转型，政府职权没有重新界定，官员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原来设想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有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
2、从改革的思路来看，改革推进的策略和方法枯竭
一是有的改革思路尚不明确，改革推动没有抓手，大量改革问题悬而未决。当前，许多领域面临改革深化找不到着力点、改革推进无从下手的疑惑，如统筹城乡、两型社会等体制部位找得不准，住房保障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可能还没有摸透。国有经济怎样布局和国有资产如何监管，收入分配制度如何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如何保障劳动报酬比例的合理提升，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如何分配等问题，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改革办法。
二是改革缺乏优先序安排，改革推进没有主线和中心环节，各领域平行推进。从当前实际工作看，原有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系统性取向存在着一定的断裂，导致能够带动全局的改革主线不清晰，各方面的改革出现了一定的自我循环、各自为战、改革合力取向衰减的局面。对于未来的改革优先序安排，理论界的争议亦很大。有人建议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带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有人认为以要素的市场化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以微观领域的改革突破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有人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走进了一个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打开局面的阶段。
三是改革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通道均不通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想改而没权改、不敢改的问题。地方政府受制于中央现有的各种禁令以及各级各类法律法规，一些领域的改革遭遇到很多“红线”，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改革试点权的前提下，地方上只能维持现状，或者通过一些变通手段、欺瞒手段艰难推进。另一方面是地方缺乏自，想改而改不了、需要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问题。如与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考核评价制度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相关的体制等等，关键靠“自上而下”系统配套的、强有力的行政推动，需要渐进的改革过程，仅靠地方政府难以实施。
四是增量改革原则没有创造性的延续应用，利益格局调整困难。增量改革原则被无数改革实践所证明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们推动各项改革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虽然改革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的利益分配很大程度上已由过去的增量变革变成了现在的存量调整。但是，存量在增长，存量亦包含着增量，利用增量调整来改变存量格局仍然能够完成改革目标。目前这一重要的改革方法没有有效地运用于各领域改革中，改革措施只是针对改革的存量、针对既得利益和弱势群体来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困难无疑是巨大的。
3、从改革的任务来看，改革的系统性取向断裂，长期与短期混乱、发展与改革错位
改革的系统性取向断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难以构成有机整体。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原有的几块内容（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等）与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新提出的一些改革任务（如统筹城乡、两型社会等），它们之间不融洽、不协调，长期任务和短期任务交织、发展任务和改革任务并列，难以构成系统性的考虑。原有的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改革任务，但新老关系纠结，改革日益领域化、部门化，许多改革形成了并列前行而又难以取得进展的局面。
（二）执行协调机制
1、机构势微力薄，无统筹，欠协调，改革弱化虚化
一是改革缺乏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机制。当前，深化改革面临着许多矛盾和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的领域和环节，问题大量发生在顶层，改革的综合性要求更加突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深化，已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连在一起，改革真正成为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职能部门进行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在实施中可能会衔接不好，影响整体改革的进展，乃至成为维护部门利益、损害改革开放大局的工具。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现有的发展改革部门从根本上担当起统筹协调各利益部门、利益群体的重任难度很大。如果没有更高级别的改革机构，改革将会继续面临2003年后国务院体改办撤销之后改革事业进展乏力的局面，同时进一步推动改革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二是目前适应新的改革形势要求的横向部门之间的改革工作协调机制还不健全，改革总体指导与专项改革沟通协调、改革牵头部门与责任部门协作配合等，缺乏制度保障。目前，横向部门之间现有的协调机制缺失，发展改革部门由于权力级别所限根本不能担当起改革统筹协调的重任。专项改革的推进必须通过建立更高级别的改革领导小组才能统筹协调。改革缺乏整体设计，各领域各部门单独推进，受制于部门利益难以取得较大成效。
三是发展改革部门的工作力量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目前，由于改革工作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虚化，改革进展短期内难有起色，因此，不少发展改革部门具体从事改革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业务素质比较高的骨干力量转向其他部门或其他业务领域，改革工作面临队伍不整、人员涣散、经费保障不力的困境。
四是发展与改革脱节，改革的长期目标受短期波动掣肘。主要是改革让路于发展，改革措施短期化，改革与发展的认知与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改革和发展只是理念上结合，实际工作中脱节。地方政府这些年来一直是“最关注发展、最担心稳定、最排斥改革”，对改革工作重视不够，存在“发展硬、改革软”的问题。“发展出题目、改革作文章”，是正确的指导，但需要从改革开放事业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理解和指导改革实践。改革重在“治本”，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长期性的体制障碍，但近年来改革的长期目标受短期波动掣肘，改革举措更多地体现为应对宏观形势起伏的政策性手段，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带有较强的短期性取向。
2、方案设计论证不科学，部门、地方、行业利益阻挠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
一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决策方式已不能适应民众广泛参与改革的新需要。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很多，要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普遍提高，维护自己对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要求日益强烈。而现实中民众在改革中处于弱势地位，民众参与改革方案设计、改革过程监督的程度比较低，“部门化改革”强化了部门利益，由此导致了一些改革成果被少数人窃取、多数人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后果。
二是改革工作虚化、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各领域的改革方案过于原则性、理念性，缺乏可操作性，对既有利益格局调整有限，真改的地方不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垄断行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财税体制改革很难按预期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未有实质性突破。改革触及的领域与环节越艰难，就越要求把工作着眼点放在取得实效上。而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更加注重务实地推进改革。
三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改革已进入到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新阶段，一些改革在各种利益的诱导下“走形变样”，如行政权力支配了部分资源配置，市场运行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往往演变为逆向淘汰，从而加剧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各个部门纷纷立法保护自己的权力就是典型的“内部人主导型改革”。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突出的就是行政权力分权后进入市场，一旦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就不容易再改了。这里的困难，不再是认识上的，或纯粹意识形态上的，而是非常坚硬的、实在的既得利益。
（三）监督考评机制
一是建立促进改革创新工作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建立经济体制改革考核评价制度不仅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而且也有利于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衔接好各专项改革方案。目前，各级政府很少将改革工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是否具体安排，改革信息的反馈是否及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协调机制是否有利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推进改革的措施是否有力，推进改革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否有效，改革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调研及宣传情况等都没有列为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具体考核内容。
二是改革落实检查监督、责任追究力度不大。改革措施落实往往正面要求多，对执行不力的结果问责不够严格。对于没有严格执行改革措施的行为，往往没有严格问责，追究缺乏力度，使改革执行大打折扣。由于深入跟踪检查、过程督察不到位，对改革监督检查不到位，集中检查点多面广，难以深入，多停留在总结材料、领导汇报的层面。
三是改革评估机制亟待建立。改革执行力的强弱和高低、改革成效如何，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目前，改革评估机制的不健全突出体现在：一方面，评估指标体系缺失或片面化，偏重于经济方面，社会体制、行政体制评价较少；另一方面，缺少多元参与评估机制，对改革进展的官方评估很难见到，而社会舆论评价众多，但对改革进程难以发挥影响力。
二、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新时期深化改革要坚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制度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着重从全局和整体层面来设计和推动改革，对改革的目标、思路、任务、执行和考评做到科学规划，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相协调，使制度改革的设计、制定、实施、监督等程序和环节相配套。
（一）目标设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未来一段时期，改革的顶层目标设计要紧紧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的总体要求，清晰界定我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涵，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加强产权保护和市场法制建设，以完善体制机制为重点，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及政治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的重大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二）思路设计：按照“渐进式”改革思路，不断创新改革推进方式
作为一种辩证思维方法，“渐进改革原则”在改革之初发挥了巨大作用。攻坚阶段的改革，综合性、系统性明显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渐进式”改革思路应继续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削弱改革阻力，减少改革成本。这就要求未来的改革要循序渐进、由易而难地不断向前推进；要把握推进时机、合理分担改革成本；要坚持增量原则、自下而上推进各类改革试验；要合乎国情、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和方法。
（三）任务设计：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全面体制创新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直接讲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建设领域的变革，但是它要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政治发展领域、文化发展领域。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就是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大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因此，适应新的改革发展形势，改革之初形成的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扩展到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全方位的体制创新，系统性显著增强，整体配套要求更高，单个领域的突破已很难达到改革目标。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的体制变革。
（四）执行设计：重构统筹协调机制，破除既得利益干扰
当下要尽快明确“顶层设计”的主持机构，建议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的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形成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推进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有力保障。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五）考评设计：强化考核，多元评估
首先，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进展。其次，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第三，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