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传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在作风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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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借此机会，由我为大家作一堂党课报告，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党的作风怎么样，是由其党性决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等内容。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
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对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实现新的目标任务的重要保障，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郑重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料在全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骄傲自满现象，就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79年初，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分析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现象，提出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党的作风建设。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1979年11月，邓小平又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抓作风建设，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历史和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抓作风建设的持续思考与重要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总结继承党的作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既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作风建设的基本理论，同时又赋予了作风建设新的时代内涵，开辟了作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新境界。
1969-1975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担任党支部书记;1982到河北正定工作，1983-1985年担任正定县委书记;1985年调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1988-1990年担任宁德地委书记，1990-1996年任福州市委书记;1993年开始任福建省委常委，1999-2007年先后担任了福建省省长，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2007-2012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2012年当选中共中央。从正定，到宁德、福州，到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不管是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乃至全党的，立足不同时期作风建设的实际，着眼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制度规范，抓贯彻落实，始终是坚定不移、坚持不懈、一以贯之的。
(一)正定的六项规定
正定是从政起步的地方。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他先后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担任县委书记后不久，给正定四大机关写了一封“共勉信”，号召大家“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实际”，兴起调查研究的新作风。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呢?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正定县的乡间田野。1000多个日日夜夜，同志的足迹遍及正定县25个公社、221个大队。他经常让县委干部走上街头搞随机问卷调查，有时他还把桌子往大街上一支，自己坐在那里听取群众意见。当时县委、县政府的大门也是敞开的，许多老农背着粪筐就进来了。后来，正定形成的许多文件和重大决策都跟这些调研有关。
当时，清楚地意识到干部作风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有的干部有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缺乏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拍脑袋决策，还有的不深入基层，爱说假话、大话、空话。另外，就是会议多，三挤两占的，落实干工作的时间就没有多少了。1983年下半年，就任县委书记后没多久，他首先和县委班子成员通气，想用几项规定规范领导作风问题，得到支持后，他就把县委办的几位同志叫到办公室，说了非常细致的起草思路，包括哪些方面、什么内容等。稿子写成后，他又几次审核，反复修改，征求领导干部意见。1983年12月6日，经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正式印发了《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
第一，总揽全局，抓大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自觉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县委常委都要在农村和厂矿学校建立若干个联系户和联系点，每年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第三，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坚持每季召开一次常委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增强团结，改进工作;第四，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模范地遵守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要求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第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要根据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聘请有理论、有技术专长的人开课，给常委讲授专业知识;第六，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在国内找出各类同行业的先进典型，发奋比学赶超，力争使分管的工作在全区、全省、全国居于先进地位。
“六项规定”找准当时的突出作风积弊，为领导干部定下规矩，形成制度，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按照“六项规定”要求，正定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效率月”活动，县委领导带头，给下属机关作出榜样，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1984年初，下乡到了朱河乡，乡党委书记一见到他，就诉起苦来：2月份，乡干部上县里开会17次，再加上乡里的会，会太多了。此外，要求上报的报表、总结、汇报和县里各部门下发的文件、简报、通知，太频繁了。更有甚者，上边来人，都点名要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接待，迎来送往，太耗费精力了。同志听后，非常严厉地说：“这件事，要在常委会上研究，要搞无会议日，每周起码两天，全县严格执行。除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三家外，其他单位一律不准出简报。违反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直接没收打字机。县机关干部下乡，找对口人员联系，不能大事、小事都缠住书记、乡长。”1984年3月10日，县委、县政府关于改进文风会风的规定印发。力度之大、措施之实，前所未有。县委、县政府各类文件均在去年的基础上压缩三分之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一般每年不超过两次，局部性和阶段性工作一般不召开会议;建立会议审批卡制度，批准后才能举行，乡书记、乡长参加的会议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当时，每周二、三被确定为县直机关无会日。第一个无会日到了，同志对县委办工作人员说，你们去了解一下执行情况。县委办工作人员迅速做了调查，结果发现，仍有5个县直机关单位照常开会。询问原因，回应是：不开会，怎么布置工作?真别扭。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就是要别扭别扭。会议缠身，实际工作怎么干?”随后这5个单位受到县委通报批评。
可以说，“六项规定”和纠治文山会海的规定集中体现了30多年前对管党治党的理论思考和政治主张，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领导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
(二)宁德的十七条规定
1988年6月，调任宁德地委书记，是宁德地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宁德这个地方很穷，并不富裕。后来同志写了一本书叫《摆脱贫困》，就是记录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的思路和实践的。他在书中提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权力无论大小，都是人民给的，也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我们在使用权力的时候就要让人民放心。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放心呢?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
1989年3月，牵头制定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12条规定，主要包括(1)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2)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3)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4)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5)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6)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7)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8)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9)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10)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11)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12)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之后5月份又推动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从规范领导干部乘车、住房、调研、生病慰问等5个方面作出规定：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
这前后一共17条铁律，每一条都聚焦靶向、切中时弊、直击要害。比如“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放松对各级政府部门拥有车辆管制，地方政府自行采购用车额度剧增，大量进口轿车蜂拥而入，尤其处于东南沿海的福建通过各种途径进口豪华汽车的渠道比较多，也形成了购买豪华进口车的风气。比如“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也是针对当时领导生病，单位都会用公款送礼表示慰问这样一个现象制定的。关于“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这一条规定是很有针对性的。宁德很穷，干部也不富裕。但是当时宁德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员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和多占住房。有的干部，能够耗资十几万，占地300平，建房标准与其收入严重不符。这不是个例。闽东有个旧俗，盖房、修坟、娶媳妇，这是人生三大事。当地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私房到什么程度?从1982年，全区7392名干部营建私房。其中，副县级以上干部242人，科级以上干部1399人，分别占这两级干部总数的49%和46%。盖房要钱，上万数万十几万。缺钱，就以权换钱，贪污受贿。没劳力，就无偿调用。少“三材”(钢材、木材、水泥)，就侵吞计划内物资。甚至有人，连用于教育、扶贫、救灾和海岛建设的物资都敢占为己有。一些人建了私房还占住公房，甚至买地卖地、建房卖房，搞“地倒”“房倒”，从中牟取暴利。对此，群众意见很大，党的形象受损。1988年底，部署1989年工作时，作为地委班子的班长，说：要把查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提上议事日程。清房工作开始后，遇到了各种阻力和困难。有人劝说地委领导：全区建房干部多，相当部分是科处级干部，人际关系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大，有风险，还是暂时不抓为好。面对非议，不为所动：“我就不信，各级党委下定决心，放手发动群众，会有办不成的事!”在地委工作会上，同志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存在的畏难情绪，并表明坚定态度：“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在党的大报告中，在谈到全面从严治党时指出，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最终，在的强力推动下，遏制歪风，立说立行。截止1990年底，全地区共清退公房1982户，清退面积88411平方米。对退出的公房，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公开办事章程、公开办事结果、加强群众监督)，再合理分配。全地区共查结违法违纪占地建房干部3782人，其中处级99人，科级476人，给予经济处罚3446人，收回补罚款万元。正是由于的统筹部署和有力措施，刹住了宁德一些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的歪风，得到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交口称赞。
(三)福州、浙江、上海的系列制度
1990年，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在任上先后提出和建立了领导干部“七不准”规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十反对十提倡”、党政机关干部“五条廉政纪律”、党政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四严四宽”建议、贵重礼品登记报告制度、“一栋楼办公”统一平台监管机制、棚户区拆迁改造中的群众监督机制以及容错机制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是针对出现的新问题，循序渐进推进。
在主政浙江四年半期间，同样把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当时随着互联网逐渐普及，一些机关干部在上班时间炒股、打游戏、不务正业，同时，“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受到群众诟病。2004年2月，同志强调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面对这场“刀刃向内”的探索实践，部分党员干部和单位的思想并不完全统一。归纳起来就是，一是觉得难，许多问题涉及体制，难以触及根本;二是觉得烦，机关效能建设年年搞，年年都是老一套;三是觉得怕，担心动真格，挫伤干部积极性;四是觉得浮，认为这是上级布置的任务，抓一抓，过得去就行。同志敏锐察觉了这些问题。2004年8月，在经过充分调研后，直接推动省机关效能建设“四条禁令”出台：严禁擅离岗位，擅离职守;严禁网上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严禁中餐饮酒;严禁在办事、办证中接受当事人宴请和礼品、礼金。对违反“四条禁令”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与批评、告诫、扣发岗位考核奖、调离岗位直接辞退或纪律处分。2007年，同志明确当年是“作风建设年”，并结合浙江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实际，提出着力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兴学习之风，完善学习制度，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二是深化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方式，深化政务公开制度;三是改进工作作风，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进一步改进会风和文风，坚持和深化领导干部下访、约访等制度;四是改进和规范公务接待，不得搞层层陪同，推行自助餐或者便餐、快餐;五是坚决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六是厉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这六个方面的工作都很实，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这些严格又具体的要求，从此为浙江党员干部绷紧了作风建设之弦，树立了新的鲜明导向。
2007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虽然时间不长，但仍高度重视党风廉政的制度建设。那几年，上海土地批租领域贪腐案件时有发生，当时上海土地批租都在区县层面操作，漏洞较多。提出从土地市场管理着手规范，在有关部门努力下，只用了几个月实践，就促进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开业，全市所有土地交易活动都通过这一平台公开进行。这是比较典型的从制度设计上预防腐败，也反映了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管党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狠抓作风建设的重要理念。
(四)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
党的十八大，当选中共中央。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进而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好转。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十八大后制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并以此为突破口拉开新时代作风建设序幕，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改进作风的第一步。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闭幕刚三天，中央政治局就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对八项规定精神成果进行巩固和拓展。2022年10月25日，届中央政治局首次召开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对八项规定从调查研究、会议活动等8个方面为加强作风建设再次立下规矩。指出，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他强调，必须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三、几点思考
从当年梁家河的村规民约，到正定制定实施“六项规定”，到宁德制定执行“十二项规定”，到福州的“七不准”“十反对十提倡”，到浙江的“四条禁令”“六个方面工作”，到上海的土地交易平台制度，再到中央“八项规定”，充分体现了抓作风建设的持续思考、重要方法和鲜明特征。
一是坚持率先垂范。正如强调的：“保持优良党风政风，必须从党中央抓起、从高级干部做起。”言必行，行必果，承诺就要兑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全党树起样板、作出示范，产生了巨大的头雁效应。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了2012年考察河北省阜平县时的晚餐菜单、2014年考察河南省兰考县时的餐费收据、2015年在原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家的午餐费用收据等票据。正是从自身做起，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从而引领着新时代作风建设形成了层层传导、深入人心、广泛参与的生动局面。
二是坚持抓早抓小。作风建设涉及面广，作风问题多种多样，必须抓住要害和关键。抓作风建设，始终强化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靶向纠治。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从整治“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到清理超标办公用房、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裸官”“小金库”“吃空饷”……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突破，带动面上问题的解决，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有效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明显收敛，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升。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感到党内上下级关系、人际关系正常化了，能够从运作、应付人际关系的苦恼中解脱出来，从文山会海、虚话套话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从迎来送往、推杯换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更多精力用于干事创业上。同时，群众反映强烈的一批社会痼疾有效清除，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小切口带动作风大转变，推动形成了正风肃纪、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刷新吏治的大变局，使这场自我革命变成了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三是坚持建章立制。指出：“要认真落实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做到有章必循、违规必究。要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只有从体制机制层面破题，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才能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现行近4000部有效党内法规中，近十年新制定修订的占70%以上。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中国之治”的一个独特治理密码，是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张金色名片，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同志们，当前，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各种风险挑战也更加严峻，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还将长期存在。作风建设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攻心战。我们要牢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大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坚强的党性锻造优良作风，不断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以过硬作风创造新的时代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