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选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案例（精彩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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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第一篇】
读这本《中国近代史》感觉并不像之前的历史教科书那样枯燥乏味，反而像听一个长者在述说着一个遥远的故事一样，既充满遐想，又不失趣味和深刻。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民族复兴道路的坎坷，真可谓是“乱世出英雄“，中国近代史跨越了封建制度、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制度的三种社会体制，对于古老而守旧的中国而言，就像是一个高龄迟暮的老人要拼命奔跑着追赶一辆急速飞奔的蒸汽火车一样，显得十分力不从心，并且最后幡然觉悟，却也只能望其项背，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袭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只是输在起跑线上了，我们背负的包袱过于沉重，却还是一厢情愿的把这种包袱当成我们封建王朝的资本。
封建的思想和封建的体制束缚着我们的民族裹足不前，自以为是的王朝终于在面对强大对手的层层武力打击和主权被不断瓜分、帝制权力不保的危机情况下，终于开始图谋改变，但是顽固的士大夫阶层和封建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不肯积极的应对改革与变法，导致很多有才能、有远见的仁人志士不能被很好的重用，反而受到压迫和排挤，最终这种封建势力严重阻碍了我们民族的复兴，种.种变革的尝试都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
说实话，读近代史其实就是在读”耻辱史“，近代史从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处境一直都是”外有列强，内有**“的窘境，外面有八国列强不断的虎视眈眈，欲瓜分中国或者盘食利益;内有太平天国，义和团、匪拳，邪教、土匪，等等藩镇割据势力此起披伏，大清王朝军事落后，政治昏庸无能、明君良臣少之又少，封建体制已经不能迎合开始近现代化市场和时代，中国的领导决策者又未能及时改革，战争频繁，民怨民愤满溢，所以各地各种藩镇割据势力和农民运动不谋自发的揭竿而起，最终导致大清王朝和封建体制岌岌可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觉得对于失败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我们才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发展。
从大的方向看，中国对外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在于两点：第一，器不良，第二：技不熟。
器不良，主要是说，我们的武器军备要落后敌人很多，无论是军舰、还是枪炮，我们都远远落在了列强的后面，古语云：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们想打败敌人，还是要先夯实最基本的基础，在作战工具上一定不能输于对手。
技不熟，主要是说，我们的战略战术，实战经验方面远远逊色于敌人，我们长期的养尊处优，让军队严重丧失了战斗力，俗话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留血“，但是当时大清朝军事还是停留在”人海战术“、”大刀长矛“十分落后的层次上，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化战争上。最重要的是，官员腐化严重，军训军政不强，军心不稳，导致士兵没有斗志和战斗力。
但是从更深的层面分析，我们就会了解，近代屈辱史的最主要的根源不在于”器不良、技不熟“，或许在于我们输在了文化和体制上。
在文化方面，这里不是说传统文化不好，而是说我们既没有把传统文化活学活用，也没有很好的借鉴学习西洋文化，反而近代的八股文科举制度的僵化不仅限制和扼杀了很多优秀并有主见、创新能力的人才，也让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都背负着严重的封建思想，所以士大夫对清政府的愚忠和守旧导致中国所谓的精英阶层不会成为中国前进的动力，反而成为了中国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最大阻力!
在体制方面(尤其政治体制方面)，中国没有及时改良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引进更多的民主制度，而是维持着陈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统治制度已经严重不符合工业革命以后的时代了，日本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了明治维新，开展君主立宪制的尝试，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的先进教育、文化、先进的体制和改革政策、包括利用拖欠的巨额外债胁迫列强来扶持日本的经济、军事等方面，并且积极的在列强各国设立大使馆，加强对外交流合作，这种兼收并蓄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日本迅速的跻身强国的前列，才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而导致列强随后瓜分落后的中国，并且落井下石，签下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最后直到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很多从小就接受先进的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最终折服了千千万万中华有志青年的心，中国一夜之间封建王朝就被推翻，步入民国时代!
这本书上也有分析说：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他对西洋情形和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化有足够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者速成班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经受过长期训练的!
可见思维方法是如此重要，小则影响一个人，大则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的近代史的启发，就是有形的军备我们都是可以买，但是无形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才是决定事物发展走向的根本原因，一个民族同样如此，一个不团结，价值观不统一的民族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文化、思维、精神、信仰方面的问题的话，遇到任何一个外在的问题都会陷于各种内部矛盾和无休止的扯皮内耗当中，而不能共同团结起来一致解决外在面对的各种问题，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蒋介石的政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确实很有道理，只是有很多历史学家把这句话”误读“了，其实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如不能先解决好自身的心理矛盾和内在问题，当外在的”意外“问题来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自己先暴露出问题，而疲于应对所有的突发状况!
最后一句话结束，我们都常说”修行故在修心“——其实治国何尝不是如此呢?若每个人的文化和思维理念正确了，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民主、民权、民生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人变得包容开放、并且具有不断颠覆、改变、创造、创新的文化意识，每个人都能更好的掌握自我命运、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这个国家自然也就有救、有希望了!
热门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第二篇】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署《辛丑条约》之后，加剧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辛亥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国人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实行“新政”。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经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的形势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这些出国留学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国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所以说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它促进了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国际方面来说，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在政治上不惜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军阀官僚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了一些反动法令，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在经济方面，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当时的中国又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第一，它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第二，它不能充分的发动和依靠群众。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来的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无论怎样，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阿瑟。贾德森。布朗著，《辛亥革命》，解放军出版社，
2、傅国涌著，《百年辛亥》，东方出版社，
3、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中国新闻社著，《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
热门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第三篇】
(一)鸦片战争：
19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政治腐败的封建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停滞，十分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
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最终导致了反侵略战争的失败。
(二)鸦片战争的影响：
1.对中国社会的危害：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第一：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使中国经济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必须与英国商定。《五口通商章程》又规定主要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为5%左右的低税率。这些规定不但使清政府成为世界上海关税率最低的国家，使清政府的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中国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损害了中国形象，降低了清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鸦片战争后短短几年，英国等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向中国疯狂倾销商品，特别是洋布、洋棉充斥中国沿海市场，使中国东南沿海传统的棉纺织业几近破产。此外，外商还操纵中国的丝、茶等大宗货物的出口贸易，使中国的丝、茶生产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中国逐渐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这样，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第二：使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盘剥加重，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政府在财政上就已经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而《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加之列强继续向中国走私鸦片、大肆倾销商品、控制贸易，致使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断增加税收，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最终导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促成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第三：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
2.对中国经济和商业的影响：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战前，中国经济上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有力地排斥着外国的商品侵略。战后，废除“公行”制度，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主权，外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这种商品“重炮”，逐渐摧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使中国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外国在华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旧中国兴办近代企业，先有外国在华资本，后有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当洋务企业于60年代初陆续创办时，外国在华资本经营的近代工厂已有26家，其中船坞船厂10家，机器铁厂3家。这些厂在使用机器、培养技术工人、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后起的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直接间接地起着示范作用。
3.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4.加剧国内社会问题：清中叶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种种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兼并、人口过剩、贪官污吏等，但在川楚教乱之后数十年的太平，使得当时的社会问题隐而不现，鸦片战争虽然直接影响的地区不多，但对于清朝的权威有所打击，许多社会上的问题逐渐浮现，造成较多的民变发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的兴起。
5.对知识思想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而发出“外抗强敌，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御海之道，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振兴。但本质上还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
虽然这个时期中国人刚刚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下惊醒，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肤浅和感性的，而且对本国封建主义的认识同样是不深刻的。但他们却开启了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大门，他们无愧是中国近代首先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中国社会转折时期思想界所起的深刻变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锐意进取的奋勇精神。新思想的萌发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启迪和召唤着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它是近代中国人民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
从历史的宏观看来，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上)的巨大差距，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物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但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此外，由于五口通商使得口岸的商人(或被称作买办)，反而较一般知识分子更先开始接触学习西方事物。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热门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第四篇】
根据会议安排，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xx重要讲话等精神，专题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感悟思想伟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建中国共产党，纵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彪炳史册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其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帝国主义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的后方基地变成了反帝斗争的前哨阵地，大大增强了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遭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最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才顺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中国的统治。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所形成的这些基本结论，成为中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
总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历史发展阶段论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完整的不断革命过程，是中国革命历史选择的必然，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最后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必然历史选择，它们是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彻底革命过程，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织部分，是毛主席为代表的完整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系列革命理论和实践最后得出的必然历史结论。
热门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第五篇】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传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总结：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败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先驱者所留下的不能泯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辛亥革命将会作为一颗明亮璀璨的明珠永远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陈晨：《孙中山轶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2、任知：《话说中国史5》，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6页。
热门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第六篇】
年，被称为“方便面之父”的安藤百福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享年97岁。从1958年第一份方便面问世，到如今全世界每年要消费近900亿份方便面，安藤百福创造了一个传奇。
安藤百福191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嘉义，原名吴百富。23岁到日本大阪经营针织品批发生意，后又经营过贸易、机械制造、百货公司、制盐、信用社等各种行业。
田市的私宅，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当时，日本经济处于开始腾飞的最初阶段，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对速食产品需求量很大，安藤决定研制快速冲泡后食用的拉面，以抢占商机。于是，他在家里专门搭出一间小屋，开始埋头研制方便面。
安藤百福设想的方便面，是一种只要加入热水立刻就能食用的速食面，食用起来非常简便。他定了五个目标：第一，味道不仅好吃而且吃不厌;第二，可以成为家庭厨房常备品且具有很高的保存性;第三，简便，不需要烹饪;第四，价格便宜;第五，由于是食物，必须安全、卫生。
但是，对于从事面类这一行,他完全是一个外行。而且面条的原料配合非常微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在研制的过程中，他把所有能想到的东西全部试了一遍，但效果都不好。方便面的关键，首先是面条必须能长久保存，不易变质;其次，冲泡时又能快速恢复面条的弹性和口感。在经历多次失败后，安藤从妻子炸“天妇罗”(日本传统油炸食品，用蔬菜、虾等裹上面粉下油锅炸成)中得到启发，发明了“瞬间热油干燥法”。具体做法是先将面条浸在汤汁中使之着味，然后将着了味的面条放进油锅中油炸，从而使面条中的水分快速挥发，这样就解决了面条的保存问题。至于烹调就简单了，因为面条在油炸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细孔，用开水一泡，水分能迅速渗入面条里面，从而使面条恢复了弹性，即可食用。
继而，安藤对调味料做了反复调配。当时，他家后院的研究小屋旁养着鸡，经常用来杀了上餐桌。有一天,他的岳母将用鸡骨头熬的鸡汤放在拉面里，儿子居然吃得很香。安藤受到启发，决定方便面也用鸡汤做调料。
出人意料的是，在市场宣传、免费品尝等攻势下，方便面很快在日本列岛掀起热潮。不断地有好奇者打来电话问：“听说你们那里有加热水就能吃的魔术拉面?”
安藤百福开始了自己今后一辈子的事业，时年他48岁。当年年底，安藤创立日清食品株式会社。
方便面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效仿者不断出现。1959年，方便面消费量为7000万份，到1961年，消费量已急增至1亿5000万份，生产厂商超过100家。为规范方便面制作销售市场，安藤于1961年注册了“鸡肉拉面”商标，并在第二年取得了“方便面制作法”专利。在日本市场占据绝对地位后，安藤开始考虑把方便面推向世界。1966年，安藤在美国考察时意识到，欧美饮食中没有碗、筷等东方人普遍使用的餐具。为适应欧美市场，安藤又发明了“杯面”和“碗面”。1971年9月，世界首份“杯面”上市。
1981年，安藤将日清总裁一职交给自己的长子，自己担任董事长。两年后，两人在公司决策方面发生分歧，安藤再度出山担任总裁。直到年，他才将总裁的职位交给自己的二儿子。年9月，安藤在95岁生日当天正式辞去日清董事长一职。
即使在年过九旬后，安藤百福仍不肯闲下来。他说，方便面就是自己的命，“每天都要吃，琢磨新点子”。据说，即使到了晚年，安藤对日清公司推出的新产品都要亲自品尝鉴定一番。在被问到长寿秘诀时，安藤说，每周打一次高尔夫，每天吃一碗鸡肉方便面。他还利用自己的长寿，不遗余力地为方便面辩护。
在韩国首尔参加世界拉面协会大会时，身为会长的安藤在新闻发布会上开口就先赞美方便面：“方便面有害健康的说法很多啊，可是你看我活得好好的，这足以证明方便面是好东西。”安藤在会上得意地说。
热门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第七篇】
摘要：本文作者介绍了室内装饰工程预算编制的现状及要求，指出了室内装饰工程预算需注意的问题，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装饰工程;预算编制;探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确定室内装饰工程造价预算，必须在装修建设程序的各个阶段即从装饰方案的提出进行可行性研究，选择最佳施工方案到初步设计和施工阶段，均采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和切合实际的计价依据，才能对设计方案的优秀程度、投资的使用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1室内装饰工程预算编制的现状及要求。
建筑装饰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优秀的建筑装饰能够体现人的艺术性，具有良好的实用性。随着我国装饰工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做好室内装饰工程预算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现行装饰工程预算定额的管理体制按其管理分工，分为全国统一定额和地区统一定额。这种状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跨地区跨行业进行设计、招标和施工的诸多不便，弱化了国家对定额标准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促进全国统一的建筑市场的开拓发展。
在我国装饰施工的目前情况下，为了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施工单位首先应该不断的提高装饰施工的水平，并在提高装饰质量的同时做好装饰工程的预算工作。其中，施工人员是施工质量的生命线，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就必须极强施工队伍的建设，适当的加强政策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训，保证这些施工人员能够不断的学习新知识，不断的在提高施工质量的同时改进施工方法，达到节约造价的目的。从事经济工作的专业人员还要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在具体的操作中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保证装饰工程预算的相对准确性和严密性，对工程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费用控制，从预算、施工到决算层层把关，以保证资金的正常运转，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
2室内装饰工程预算需注意的问题。
提高装饰管理人员的素质。
目前建筑装饰行业的项目管理人员素质普遍较低，致使先进的成本管理理论和方法在装饰工程中得不到应用。因此，必须加强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使他们通过学习现代成本管理理论和先进的成本管理方法不断的增强成本管理意识，提高成本管理水平，将现代成本管理理论和成本控制技术与装饰工程特点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成本管理方法实现对项目成本的有效控制。
树立成本控制意识。
目前我国建筑装饰企业由于大部分延续了建筑业的管理模式，在成本控制方面出现了许多经营思想与组织管理上的缺隐，产生了诸如成本控制责任不明，成本控制流于形式，成本开支的范围未能全面考虑成本的补偿，许多规定不尽合理等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成本控制中出现的问题，其难点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在于人的管理思想，在于人的成本意识。
现代成本控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经营观念和成本经营模式，它要求对传统的企业管理观念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革。
在经营思想上破除单纯依靠提高工程造价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思想，对立“低成本，高效益”的观念，着眼于企业内部挖潜改造，降低成本。
在成本经营上变成本的事后核算为事前的成本控制;变成本开支的实报实销为先算后用，限制使用;变财物部门的单兵作战为全员参加的成本控制;实现“哪里有费用，哪里有成本控制点”的全过程、全方位控制。
在分配上，建立和完善谁节余谁受益，谁超支谁受罚的管理制度。
在考核上，变过去单纯考核人员消耗指标为不仅考核人员而且考核与成本密切相关的管理工作，解决成本控制过程中职责不明，归属不清的问题。从而把项目成本与全体员工的经济责任和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全员参加成本管理的氛围和格局。让参与施工项目管理与实施的每个人都意识到加强项目成本管理和成本控制对施工项目的经济效益及个人收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那么,各项成本管理工作才能在施工项目管理中得到贯彻和实施。
运用好施工图预算。
施工图预算是装饰单位工程造价计价的核心环节。室内装饰工程造价按工程项目核算具有单件性,需要就各个具体工程,按程序计算其造价。装饰工程是一个周期生产过程,历经方案的提出、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招投标、合同签订、施工、竣工验收使用等程序,并建立相应的经济关系。因此,造价计算也应分阶段进行,形成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标价与合同价的确定、施工结算、竣工决算等环节,最后得出工程的实际造价。作为单位工程,装饰工程也或多或少地由各类分部分项工程组合而成。其造价只能是各个不同分部造价的汇总。由于装饰工程构成的复杂性,我们更应注意选择装饰工程造价的编制方法。
工程量计算。
工程量是审核工程预算的依据,是工程结算的基础。由于设计单位设计深度不够，或施工单位不按图纸施工，这就显示出审核人员在审核中必须以工程竣工图及现场实现情况为依据的重要性。或者以施工图设计和现场经济签证为依据，或者以现场实测取得数据为依据，严格按装饰工程预算定额、工程量计算规则及有关说明逐项进行核对。为防止超规模施工,应严格按审定设计方案进行控制，凡任意扩大工程量部分，不能进入结算。在建安工程和装饰工程单独承揽时，应注意工程内容和范围的划分，避免重复计算，例如室内地面、墙面、天棚的找平层或整体面层，门窗口和扇，给排水管线和洁具，照明中的灯具，吊顶的预埋件等工程量易重复计算;测量数据当场核对、分析、确定，审核人员根据现场测量结果，结合有关施工过程记录、签证，综合分析确定工程量;隐藏工程应及时通知甲方代表和监理检查签字,否则按最合理最经济的状态推测计量。
加强工程直接费的控制。
材料费的控制。
工程成本由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其他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在装饰工程项目成本中，材料费约占工程成本的75%-80%，因而，应将控制材料费作为工程成本控制的重点。控制的措施有以最佳方式采购材料，努力降低采购成本，与材料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按工程进度计划采购供应材料，避免因材料大量积压而增加了材料的损耗和保管费用;对于常年使用的大宗材料，如膨胀螺栓、自攻螺钉、电焊条、绑丝、水泥、黄砂等可根据经济订购批量订货。
人工费的控制。
从定额的编制时间和执行时间来分析，定额的人工费具有滞后性。在施工过程中，人工费的控制具有较大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控制支出和按实签证两个方面来着手解决。首先是按定额人工费控制施工生产中的人工费;二是考虑用其他直接费、间接费适当补充一些;三是如产生预算定额以外的用工项目应按实签证。
机械费的控制。
机械费的控制要尽量减少施工中所消耗的机械台班量，通过合理施工组织、机械调配，提高机械设备的利用率和完好率，同时加强现场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降低大修、经常性修理等各项费用的支出，加强租赁设备计划的管理，充分利用社会闲置机械资源，从不同角度降低机械台班价格。
3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突进，特别是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条件下，施工企业要想增加市场份额、实现经济效益，必须做好装饰工程项目的工程项目管理，因此做好装饰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斌.工程预算定额在招投标中的应用[j].科技致富向导，，(8).
[2]韩一彬.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探讨[j].企业导报，2019，(11).
热门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第八篇】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为大家分享的“热选近代史论文近代史论文案例（精彩8篇）”，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阿拉文库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阿拉文库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1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1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师为尊的传统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个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逐渐遭到强烈批判，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五四”运动爆发，西方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传入，为中国的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无数爱国者对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一直尊崇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教师具有至高的地位，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安排，是一种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早在《尚书·周书·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绥四方。”君、师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他们具有同等地位。汉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育与政治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思想家们制定“三纲五常”来约束学生民主意识的发展，晚清传奇人物谭嗣同提出“为学莫重于尊师”。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教育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垄断，教育的传播途径少，教师作为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自然地处于教育权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霸权地位。
传统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从人伦天性出发，有利于师生间矛盾的缓和，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是尊师重道的传统思想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弊端——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學生的学习喜好和对生活的观念深受教师思想的影响，缺乏对知识和生活现象的独立思考。传统的师生关系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教师以“长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顶层，学生是被教育的对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师掌握着教学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发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进师生关系新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教育观念发生剧烈的撞击，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师生关系应当如何革新的问题引发了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对传统教育进行不断反思，对外来教育理念进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学制系统，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到确立。”[1]这一举措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各个阶层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意识开始觉醒，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做出了新的设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为民主平等型师生关系打下基础。
“五四”运动中平民教育思潮爆发给了更多下层人民接触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再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兴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在他们看来‘平民主义’的践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权，维护‘平等’而其关键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让社会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张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教人做人，要培养有知识、有生产能力、有社会公德心的新型学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围扩大，教育观念普及，打破了传统教育的阶层性，促进了教育的公平。随后1923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经农两位先生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学习教材。“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五四”运动引发的平民教育促进了教师育人意识的变革，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传统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养，教学开始结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长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进思想的传播，普及了知识和先进的生产经验，教师开始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内容，促进了人民思想的开化，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三）课堂角色转变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纪初期，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学合一”指出1.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2.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先生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很多学校响应，也用教学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适、蒋梦麟和郭秉文的联合邀请下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的运用达到高潮。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下师生关系开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教师开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转向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更加注重学生自己对知识的选择和学习。课堂不再是教师单向知识、理论传授的场所，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平等交流对话，共同探讨，各抒己见的平台。
（一）“五四”运动中师生关系的反思。
相较于传统“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五四”运动时期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运动促进了教育观念的革新，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平等作为西方教育的“舶来品”具有一定的激进性——过度主张学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没能更好的调和师生间的人际关系。
“在当时中国的整个教育实践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思想。”[5]长期以来受教育者遭受着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依旧镌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竭尽全力构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主体间性、共享、平等、对话等纷纷涌入“师生关系”话语而日渐成为主流。”[6]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学校和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在新的时期又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考验。
（二）“五四”运动对现代师生关系的启示。
“五四”运动促进了师生关系革新，对教育现代化中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交流与对话，让教师从传统教育的绝对权威中转化出来，走近学生与学生相互尊重、教学相长，担当教学活动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积极引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与技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双主体，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体现了现代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和对教师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运动产生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社会进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关注，在发展民主平等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学生各个发展阶段中心理和认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性，促进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向着更为健康科学的方向前进。
參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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