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学论文精彩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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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第一篇】
阿里和那曲，是这片高原上气候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两个地区，平均海拔达4500米以上。然而，人民银行阿里地区中心支行行长**在被世人视为“生命禁区”的地方，一干就是25年。他25年如一日，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豪情壮志，以对金融事业的热爱和建设边疆的执著，扎实工作，敬业奉献，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位高原央行人的忠诚和本色。
**在参加工作之初，由于受当时特殊环境的影响，和同期许多少数民族干部一样，也面临文化水平较低的困难。为了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掌握更多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了《农村信用合作会计》、《农村金融统计》、《农村信用社管理》等专业课程。当遇到不懂的生字时，就拿出《新华字典》一个一个去查。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他攻下了一本本厚厚的金融专业教材，在最短的时间里进入了工作角色。
1986年8月，通过不懈的努力，**考上了西藏银行学校成人中专班。在校期间，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学习专业知识，刻苦钻研写作技能，在校期间撰写了多篇调研报告和经济论文，其中《羌塘牧民在改革中前进》等文章被校刊采用。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87年被西藏银行学校评为“三好学生”，获得了一等奖学金；1993年又考上了中国人民银行北京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在西藏银行学校的学习和在北京金融管理干部学院的深造，为**做好金融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常说：“搞好基层金融工作的关键在于调查问题、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是他对搞好基层金融工作的具体认识，也是对自己实际工作的具体要求。
多年来，**一直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那曲地区十几个县、上百个乡他都去实地调研过。在日常工作中一旦遇到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就下乡了解情况，有时一去就是十天半月，与基层干部同吃同住，克服种种困难，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
1989年冬至1990年春，那曲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雪灾，给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也给牧民群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及时让地方党政部门、上级行了解灾区信用社和牧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带队深入灾区，带头捐款捐物，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送到灾区群众手中。一路上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点雪水，困了就在路旁的道班住宿，慰问了很多的牧民群众，指导他们抗灾自救，回行后及时撰写了题为《浅谈那曲地区灾区信用社的困难及对策》的金融简报，此文对灾区信用社的经营情况以及灾害的滞后效应进行了详细、深刻的论述，为做好当地抗灾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0年7月，针对那曲县罗玛区信用社干部巴增挪用库款一事，中支派**组织工作组下乡调查。在调查中他又发现冒名贷款6千余元，经过逐笔逐户调查，形成《关于罗玛区信用社干部巴增挪用库款和冒名贷款的调查处理报告》（那银发[1990]72号），此事的妥善、及时查处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对指导信用社的工作提供了较好的依据。
为了能够向上级及时反映更为透彻的情况，**总是不厌其烦地深入实地进行详细认真的调查研究，有时一天的时间内往返商业银行、企业之间十多次。那曲地区十几个县、上百个乡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凭着对金融事业强烈的责任感，他经常组织和带领工作组，走南闯北，开展调研，协调各方面关系。针对1995年那曲地区收购畜产品受阻的情况，他深入收购第一线，调查了解事件的形成经过，及时撰写了《“32”事件的启示》一文，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干预与经济规律撞车的尴尬局面，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合理化建议。此文在《西藏金融》上刊出，立刻受到上级行和地方党政部门的高度关注，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恶性蔓延，也给有关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起到了积极的政策导向作用。对金融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他凭借自己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掌握的理论知识，建设性地提出问题的本质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先后撰写了《国有企业信贷资金风险隐患及化解风险对策》、《我地农建两行引起贷款纠纷的调查报告》、《关于农业银行贷款核销深层问题的调查及处理意见》、《“放水养鱼”与“清水养鱼”》和《那曲地区企业欠息情况的调查报告》等近五10篇文章材料。这些调查报告和汇报材料都得到自治区人民银行的肯定。有些材料被商业银行领导视为借鉴材料，加以落实；有些调研报告对当地经济、金融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不同渠道加以反映，对那曲地区经济金融运行，甚至是西藏自治区的金融决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金融工作者，**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原则加以贯彻。他时时告诫自己，决不做一次划框定调或谎报不实的调查，决不写1篇夸大事实、哗众取宠的宣传报道，坚决维护调研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
自1983年12月至2005年8月，**在人民银行那曲地区中心支行经历了从办事员、科员、副科长到科长、副行长、行长的成长过程。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不变的是他开拓进取、积极工作、努力钻研的精神。
**在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积极探索适合本行办公室特点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先后制定了11个工作岗位的岗位责任制，通过完善后勤制度，每年仅汽车油料就节约3万多元。担任计划调统科科长后，面对计划调统科刚成立，人手少、业务生、资料缺、展业难等一系列问题，**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充分调动科员工作积极性，推动全科各项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同时，积极理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及地方综合经济部门的关系。在他的倡议下，由人、农、建三行联合组建了那曲金融系统调研中心，并创办了《藏北金融》和《金融调统与分析》两份刊物。
1997年，**在人总行及西藏分行党组织的安排下，赴经济较发达的江苏省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内地人行的商业情况调查、工业景气调查、储蓄问卷调查、存款证办证程序和其他相关工作程序，并积极参与江苏省人行调统处组织的一系列金融调研活动，吸取了好的经验和方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一年的认真学习，他在工作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将许多新观念、新信息以及内地调统部门职责明确、分工协作、数据准确率高和高强度决策等优良作风带到了相对落后的西藏那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00年担任副行长到2005年8月正式任命为人行那曲地区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期间，**大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增进领导班子团结，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短期内把中支各项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单位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积极培养和提拔有能力的干部，注重加强与地方党政部门的沟通协调，为那曲金融工作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06年12月，**调到人民银行阿里地区中心支行任党委书记、行长。
阿里是全国综合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面积万平方公里，人口8万余，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的西藏”、“生命的禁区”。阿里距拉萨1700多公里，距新疆叶城1100多公里，每年有半年时间不能正常通车，是一个连西藏本地人都望而却步的地方。
军功章里，有他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的事业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很多人都是想方设法调到气候好的地方工作，可是**的妻子为了让丈夫全身心投入到基层央行事业，无后顾之忧，自己也跟随丈夫调到阿里农行工作，全家人同甘共苦，相互扶持，共同为阿里金融事业而奋斗。他们这种不畏艰苦、乐于奉献的精神，已成为阿里金融系统流传的佳话。
在阿里的一年多，**做阿里人，办阿里事，说阿里话。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主动放弃了3个月的休假。阿里交通线漫长，基本是简易沙土公路，在阿里，出差是非常辛苦的。2007年**出差就达7次，行车里程约3万公里。通过一年多的努力，人民银行阿里中支各项工作步入了正轨，内部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外部形象得到逐步提升。
工作25年来，**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1998年被人行西藏分行评为“十佳行员”；2002年荣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青年五四奖章”；2004年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和“首届全国金融系统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兵”；2005年荣获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2000-2004年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2007年，光荣当选人民银行总行党代表。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职业背景；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85-08
一、导言：文献综述与评论
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从成因上分析有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structure inflation）。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论战中，规则论者强调通货膨胀的可控性，认为因为短期菲力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供给外生性情况下，央行有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由于动态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 theory）以及政治经济周期的作用（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和产出的动机，因此建议实施货币政策规则。Rogoff（1985）提出将货币政策委托给既有相机抉择又有灵活性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则事后通货膨胀可以下降。其逻辑关系是在央行独立性、浮动汇率制度背景下，保守银行家决定货币供给，其偏好与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保守中央银行家（中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偏好，或者说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 bias）如何决定？理论上影响偏好的因素很多，比如公众态度（Maier and Knaap,2003；Maier andBezoen,2004）、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来自银行、保险、政府等，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给与的权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两者权重不是很明确）、政府偏好对保守中央银行家的影响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自身的教育与职业背景等(Belden,1989)。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对通货膨胀已经做出了大量研究，而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与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早期所受的教育影响了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危害性的理解和认识，且后天的干中学效应（Learningbydoing）没有改变其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劳动经济学文献显示，个人教育和职业背景在个人提升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Gildea, 1990；Havrilesky，1990）。而职业背景不仅加深了他们及其所在行业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和认识（如房地产等行业明显喜好通货膨胀），更主要的是他们代表了一定利益集团的利益。
国外学者最早研究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是Belden（1989），他发现，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投票决定经济政策时，委员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目前经济所处的状态等对投票有决定作用。Gildea(1990)、Havrilesky(1991)和Chappell(1995)研究了教育、职业背景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Ghlmann和Vaubel（2007）分析11个国家和欧盟1973―1998年的数据，发现：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最长职业背景考虑，在5%的置信水平内，保险公司背景和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如果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所有职业背景考虑，在10%的置信水平内非中央部委部门公务员背景的委员，在5%的置信水平内中央部门背景的委员、银行背景委员和保险公司背景委员，都有负的通货膨胀倾向；在1%置信水平内，中央银行背景的委员也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综合考虑了教育背景、最长和所有职业背景、央行独立性与不具有独立性、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度后，他们发现工会领导人和政治家有通货膨胀倾向，相反，来自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尤其是在央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比一般经济学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法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比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有更高的通货膨胀倾向。研究支持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但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存在什么关系，国内尚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中国与他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教育背景分布特点；最后给出简要的政策结论。
二、中国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划分为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工程学和其它，委员有跨学科学位时本文仅考虑最高学位的教育背景（样本中仅2个人存在这种情况）。考虑中国具体现实，且结合国外文献（Gildea, 1990；Havrilesky, 1990），职业背景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一是只考虑此人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之前最长的职业背景；二是考虑到样本中此人所有的职业背景，且分别赋予相同权重。职业划分为：银行家、保险公司管理者、经济学者、地方政府官员、中央部委官员、企业管理者、农民、中央银行官员。由于中国1997年才开始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调整也不是很频繁，样本选区从1997―2006年，样本区间比较短。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委员的教育、职业背景资料来自新华社播发的个人简历。样本区间以自然年为单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组成年内有调整的以中国人民银行年底公布为准。
1．描述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5条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以下人员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人、 财政部副部长1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2人、金融专家1人；第6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11人组成，但是2000年开始由12人组成，2001年增加为14人，2002年增加到15人，此后一直稳定在14人。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从1997年到2006年分别是：11、11、11、12、14、15、14、14、14、14。2003年6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强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主要变化有：增加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增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为更全面、充分反映银行业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代替原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据认为调整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从而有利于发挥其货币政策咨询议事作用，有利于货币政策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有利于充分反映社会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制定的意见。
表1是1997―2006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所有任职与最长任职、年通货膨胀率、年经济增长率、年失业率分布表。从表1可以看出，历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学历结构中经济学占绝对优势，为56%，各年总体稳定在7人左右，工科背景一直稳定在2人，占15%左右，再次是管理学与法学背景的委员。经济学背景占绝对优势是因为经济学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大体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其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相关系数很大，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按规定多由经济金融部门人员组成。从最长任职经历来看，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占前三位。一个显著变化就是：2001年以前，曾长期任职于银行的官员比例很大，36%左右，但是2001年后，有银行经历的官员只占不到10%；相反，中央部委背景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到20%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57%。增加中央各部委背景的委员可以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现更多宏观经济部门对通货膨胀的反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央行工作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从1997年最初设立时候的19%，提高到2002年的36%，最近几年稳定在20%左右。中央部委和央行背景的委员合计占77%。所有职业背景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银行管理者居前3位。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央部委工作背景的人员比例逐年提高，地方政府工作背景的委员各年基本稳定，银行管理者工作背景的人员逐年下降。所有职业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人员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特点、中国体制的特点以及中国官员的提拔方式，即看重地方工作经验，同时更加注重把握全局工作的能力。
2. 统计分析
Ghlmann和Vaubel（2007）认为，估计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偏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区分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央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偏好更容易体现在通货膨胀上。他们还认为，即使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货币政策委会委员也有能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对政府提出建议，其对通货膨胀也是有影响的。他们在固定汇率、央行非独立性下对教育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的研究表明，在1%置信水平内，法学教育背景人员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在5%置信水平内，地方政府公务员职业背景和银行背景人员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
本文的模型如下：
一些文献认为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滞后期为2～3年（Batini，2000）。Gerlach 和Svensson (2003)认为欧元区为9个月滞后期。王志强（2000）利用1990―1997年的月度数据，证明货币供应量对GDP时滞为4个月，对物价时滞为8个月。卞志村（2004）利用1995年1月―2003年3月的月度数据证明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GDP滞后时间为7个月和8个月，对CPI滞后时间为3个月和6个月。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在每季度的第1个月份中旬召开例会。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因此，正常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年至少有4次会议，经济政策至少有4次调整的可能，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几个月的时滞，认为在1年研究的样本期内可以不考虑时滞问题。
本文分别讨论教育背景、职业背景（最长）、职业背景（各种职业背景）以及其组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样本区间较小，教育背景与最长职业背景的组合、教育背景与所有职业背景的组合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本文不予考虑。
从表2可以看出，法学、工科和经济学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在5%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影响，经济学的影响为，法学为，工科影响为，文学和管理学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告诉我们，虽然总体上这3个学科都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学背景的委员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偏好，而工科背景的委员则有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偏好，法学背景居其中。这也许是因为偏向文科的委员对通货膨胀有更深刻的学理上的理解。
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最长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中，各变量影响都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后，结果仍然不显著。所有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回归不显著，但是若增加经济增长率变量后则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变量和中央部委职业背景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中央部委背景变量的系数为-，这表明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1%的通货膨胀率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这也与基本经济理论符合，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厌恶，这可能与他们对1989年和1994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危害记忆犹新，也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的理念。这也与Ghlmann和Vaubel（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
注：**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货币政策委员会所有任职背景在不考虑经济增长率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最长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都不显著。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再列出这些结果。为什么影响不显著呢？Cukierman(1994)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都不相关，因此在央行独立性假定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就更不相关了。
还有可能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货币内生性增强。据统计，中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上升到2006年的%。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例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中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见表3。
分析表明，虽然中国央行独立性较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最长任职经历）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作用，但是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比央行独立性强的国家高。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不存在诺德豪斯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央行没有利用相机抉择政策制造通货膨胀促进就业的动力。Fuhrer(1997)认为通过汇率安排将本国货币钉住价格稳定国家的货币可以成功地稳定通货膨胀。Mckinnon (2005) 也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钉住美元成功稳定了通货膨胀。
三、国际比较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背景与通货膨胀统计检验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不具备上述分析的一些前提条件。但是正如Rogoff（1985）所说，职业、教育背景对个人的通货膨胀偏好形成是有影响的，理论上与通货膨胀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为此，本文认为进一步的国际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中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的比较研究。对比中国与美国等12个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教育背景，表4表明总体上经济学背景在各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都占最大的比例，其次是法学。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都是经济学教育背景占第一位，法学占第二位，管理学占第三位。在中国、工程专业占第二位，这在各国中是比较独特的。而法国、英国等大国都是法学专业背景占第二位。
从表5可以看出，总体上看、大国来自企业的比较多，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更好地反映和听取企业意见，而我国来自企业的委员相对较少；小国倾向于央行官员，与国家经济单一、规模较小有一定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任职最长职业背景包括：地方政府、央行和企业等。我国为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美国情况比较特殊，侧重专家学者，法国、德国侧重于企业。中国侧重于中央部委，也反映了中国央行接受政府领导，统一贯彻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理念。从趋势上看，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和银行背景的官员比例下降，而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增加。而中国如表1所示，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比例显著提高，央行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也显著提高。
表6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有任职情况。小国如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士有央行背景的人员占有绝大部分的比例，这与表5是一致的。大国如德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央行背景的人员都占很大比例，法国中央政府、央行、地方政府背景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也是较大的，美国来自经济学者、银行、央行与地方政府背景的人员占前四位，中国依次是中央政府背景、地方政府背景、银行背景和央行背景。因此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与西方大国分布基本一致，唯一区别是经济学家和企业背景委员所占比例偏少。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劳动经济学理论，即在不考虑外界因素，或者外界因素干扰较小情况下，个人主要依靠自己所受教育和工作经验做出决策。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中工科、法学、经济学与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且工科有最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其次是法学，最低是经济学。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仍然如此。所有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率关系中，中央部委工作背景与通货膨胀率显著负相关。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背景、教育背景与西方大国有很强的相似性，即委员职业经历结构广泛，既有地方背景，也有中央、企业和银行背景，体现了大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本文还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经济学者背景和企业背景的委员比例偏少，这不利于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广泛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因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往往分歧较大。现有委员组成中没有企业代表，由于我国是“世界工厂”，工业产值占我国GDP很大比例，因此货币政策不能不广泛听取企业的意见。
最后，一个新的趋势是，近年来，我国具有中央部委和央行职业背景的人的比例显著提高。这是我国最近比较突出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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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LI Yongning WU Lianda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and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exists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flation rate and the members with law, economic, engineering background, but exists neg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ivil servant and the inflation rat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hows the sa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and inflation in structure, but the members with economic and businessman background in foreign countries take up little percentage. Recently, members with civil servant background increase greatly in China.
央行【第三篇】
一、基层央行财会工作中的问题
(一)财会内控制度不够健全，岗位职责不够明确
首先，内控制度不健全，落实也更有难度。其次，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虽然环环相扣，层层把关，但相对严密的安全线，特别是在事后监督上更显不足。大部分基层央行没有设置专职的财会事后监督人员，帐务的准确性、合规性受到影响，资金安全存在一定风险。再次，岗位责任不够明确，相互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工作效率、水平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对原有的岗位责任制度没有进行及时修订完善，也不能保证很好地实行定期或不定期岗位轮换以及强制休假制度，制度不够明、责任不够清，导致财会工作规范程度相对不够，以致于影响了财会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二)联行业务相对集中，产生了新的内控风险
会计核算集中后，联行往账会计信息和原始凭证核对分离，形成内控风险。会计核算集中后，央行县支行的联行被取消，只作为核算中心的网点，办理往账业务的信息录入及来账业务的信息读取，联行业务统一由市核算中心联行柜处理。其目的是为了规避因人员少、素质不高而引发的内控风险，但是联行业务集中后，又产生新的内控风险：以前每笔联行往账业务，均有原始凭证与联行往账报单或事后核查单相互核对，可以及时发现少发、错发、漏发的联行往账。但是核算集中后，县支行只负责录入原始凭证有关信息，再由中支行的核算中心生成和发出联行往帐业务，这就形成了县支行虽然有原始凭证，却无法与实际发出的往账核对；而中支行核算中心联行柜按照网点发来的信息进行处理，却无法核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必然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控风险。
(三)会计岗位设定与现有会计人员配置的矛盾
按照央行财会内控制度的要求，县支行会计国库科承担着会计管理和会计核算双重职能，一般应设置接柜岗、记账岗、复核岗、联行岗、综合岗、系统维护岗、会计主管岗、事后监督岗、电子联行岗、票据交换岗、结算管理岗、会计档案管理岗等岗位。其中事后监督员、票据交换员、系统维护员、会计主管员不得参与日间账务处理，记账员、复核员必须交叉，联行来账、往账和联行对账与管理必须分离，印、押、证必须分管，但实际工作中存在人员少岗位多的矛盾。要保证正常业务的开展，必须一人多岗，一人多责，如遇培训、外出检查、正常休假等情况，兼岗和替班就不可避免。人少岗位多的矛盾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按制度要求充实会计财务人员，就会不同程度出现混岗、兼岗、漏岗等现象，各个岗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不完整，风险隐患较大；另一方面是县支行规模小，人员少，会计业务量较小，按制度要求充实会计人员，势必造成会计人员占全行人员比重较大，人力资源浪费，不利于县支行其他工作的开展。
二、基层央行财会工作对策
(一)提高对会计财务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要高度重视和支持会计财务工作，从观念上实现两个转变，从工作上处理好一个关系。一是会计财务人员思想观念的转变。央行会计是宏观金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会计人员在管理范围上，不仅要管好央行的基础货币，及时办理各金融机构的缴存款及其相互之间的资金清算，还要做好管理结算，在管理内容上会计部门要充分利用其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搞好会计分析，通过其固有的反映监督职能，为宏观管理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同时做好内部资金和财务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会计工作要实现由核算型到管理型的观念转变。即以记账、算账、报表、费用核算为中心的会计核算体系转到以加强监督管理，保证资金安全为中心，以执行央行货币政策为主要任务的会计核算体系，央行会计的工作范围也要逐步延伸拓宽，反映、控制、监督、管理、分析、预测都是央行会计的首要的、基本职能和任务。一个关系是处理好会计改革和加强会计管理的关系，作为金融管理职能部门之一的会计部门，管理与改革同等重要。因此应当处理好改革与管理的关系，改革可以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而管理水平的提高又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开辟道路。央行会计应加快改革步伐，尽早、尽快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
(二)全面落实会计财务各项检查制度，进一步规范会计财务工作行为
一是建立和健全会计财务检查监督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等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的会计财务检查监督，对一切有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对违规操作行为严肃处理。二是全面落实会计财务工作自查与定期检查制度，坚决避免搞形式、走过场，要将各项检查制度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开展检查工作，每一次检查要研究制定检查方案，落实检查责任制，形成会计财务工作人员向会计财务主管负责、会计财务主管向分管行长负责、分管行长向行长负责的三级责任区，层层负责制；要通过自查、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等形式，对所有会计财务业务进行全程检查监督，形成环环相扣、层层把关的安全线；对查出的问题不隐瞒、不回避，敢于发现和暴露问题，树立会计财务工作无小事的意识，真正发挥检查监督的作用，确保资金安全，工作规范。三是检查内容要全面，检点要突出，切不可厚此薄彼，特别是要对联行清算、账户管理、会计财务核算、费用开支、内控制度执行进行重点检查，及时发现问题，防止差错，堵塞漏洞，从而保证会计财务核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
央行【第四篇】
一､文献综述
理论上，描述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关系的经典理论是预期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本期的长期利率是本期短期利率与未来预期短期利率的平均值｡用公式可简单表示为：
Rt(n)=1n(rt+Etrr+1+Etrr+2+…Etrr+n)公式(1)
其中，Rt(n)为t时点的长期利率，rt为t时点的短期利率，Etrr+1､Etrr+2､…Etrr+n为t时点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值｡
货币政策可以控制短期利率，但进而如何对长期利率产生影响，取决于人们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即预期未来短期利率的变化方向和程度｡例如，货币当局针对通货膨胀，在t时点上调本期的短期利率，即rt增加时，如果市场预期未来短期利率不变或继续上调，则按公式(1)都会导致本期长期利率Rt(n)的上升，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通货膨胀期及货币紧缩期的开始｡而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期及货币紧缩期的末端时，市场预期在本期短期利率rt上调之后，通货膨胀会消除，甚至经济衰退，为此货币当局在未来将降低短期利率，即Etrr+1､Etrr+2､…Etrr+n下降｡根据公式(1),本期的长期利率Rt(n)将有可能下降｡因此，综合看来，短期利率的调整对长期利率的影响如何，取决于短期利率调节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部分，进而人们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如何｡
关于短期利率对长期利率影响的定量研究，传统方法是：将短期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将长期利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如CookandHahn(1989)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10年期国债和20年期国债利率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1974至1979年间，联邦基金利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将使得10年期国债和20年期国债利率上升和个百分点｡后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如MillerandRussek(1991)､国际清算银行(1994)等，引入某些宏观变量，如GNP､政府赤字､未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与短期利率变量一起，建立对长期利率的回归模型，并且还采用了一些新的计量方法，如协整､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等，得出的结论大部分仍然是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短期利率上调1%,长期利率平均会上升%至%左右｡近期的研究，则将短期利率对长期利率影响的研究，扩展到货币政策对整个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如PeterKugler(2002),BraunandShioji(2006)等｡
关于我国的情况，卢遵华(2005)利用回归､协整及因果检验等方法研究了三月期央票和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与中期利率(银行间五年期国债利率)之间的关系；而牛玉锐(2006)则考察了央票发行数量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不但检验央票利率对银行间国债长期利率的影响；还检验了央票利率对交易所国债利率的影响｡因为尽管中央银行票据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但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程度都要高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其对信息的反应状况要快于银行间市场(袁东，2004),因而考察央票利率对交易所国债利率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的反应｡
二､数据和方法
中央银行发行的央行票据有三月期､六月期､一年期及三年期等品种｡其中三月期和一年期票据发行频率最高，目前基本上是每周二发行一年期央票､每周四发行三月期央票｡由于三月期央票的发行利率和一年期央票的发行利率高度相关(相关系数经计算达到左右),且一年期央票在2003年8月至2004年2月之间暂停发行，而三月期央票自2003年4月底以来，基本上每周发行一次，因此为保持数据连续性和充分性，我们选择三月期中央银行票据为研究对象，研究周期从2003年5月6日开始，自2006年5月11日结束，共129期样本数据，依次收集各次的发行利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关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的长期利率指标，我们分别选择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市场的10年期国债利率｡利率数据来自于业界常用的红顶债券分析系统，该系统采用样条插值法将附息债券利率数据转化为标准意义上的零息债券利率数据，被路透社及许多金融机构作为债券利率数据的提供商｡另外，我们还选择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市场的5年期国债利率数据作为中期利率指标，研究央票发行利率对其的影响，以便与长期利率的反应进行比较｡
回归模型的形式为：R(n)t+1=α+β·rt+εt
其中，rt为三月期央票的发行利率，R(n)t+1为三月期央票发行日后下一个交易日的长期(10年期)利率或中期(5年期)利率数据｡
三､结果与分析
在样本期内，三月期央票利率和银行间五年期国债利率､银行间十年期国债利率的走势如图1所示｡三月期利率与交易所国债利率的走势也大致相同，不再另附图｡
图1各期限利率的走势由图1中可见，在样本期内的大部分时间里，三月期央票利率与银行间国债的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运行方向相同，只是在2004年上半年期间，中长期国债利率与央票利率的走势明显背离，三月期央票利率下降，而五年期和十年期利率仍然上行｡考察当时的市场环境，正是经济过热､CPI上升，市场普遍判断会推出加息措施，预期未来短期利率上升，按照公式(1)所示的预期理论，导致长期利率走高｡
用央票利率对银行间国债和交易所国债的中长期利率进行回归，结果汇总见表1｡
表1央票利率对中长期利率的回归结果
表1显示出，总的看来，无论是银行间国债还是交易所国债，央票利率对五年期和十年期利率的回归系数β都显著为正，央票发行利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银行间和交易所的五年期国债利率分别上升和个百分点；十年期国债利率则分别上升和个百分点｡央票利率对中期(五年期)国债利率的影响要大于对长期(十年期)国债利率的影响｡不同模型的R2表明，央票利率对中期国债利率变化的解释程度在以上，而对长期国债利率变化的解释程度则最高只有左右，说明长期利率的变化除了受央票利率的影响之外，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VanceRoleyandGordonShellon,“MonetaryPolicyActionsandLong-TermInterestRates”,WorkingPaper,FederRescueBankofKansasCity,1995
[2]CookTimothyandThomasHahn,“TheEffectsofChangesintheFederFundsRateTargetonMarketInterestRatesinthe1970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November,1989,331-335
[3]PeterKugler,“Thetermpremium,timevaryinginterestratevolmilityandcentralbankpolicyreaction”,EconomicsLetters(76),2002,31-316
[4]Branun&Shioji,“MonetaryPolicyandtheTermStructureofInterestRatesinJapan”,-JournalofMoney,
央行【第五篇】
为推动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适应加入WT0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的监管工作，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2001年7月和200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坚持改革、合理分工、管监分离、集中监管”的原则，先后两次对人民银行内部监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进行了调整。这是人民银行实行新的管理体制以来的一次重大改革，形成了“管监分离、集中监管”的新的监管体制模式，这种模式，对进一步提高人民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中心支行、县支行的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必须尽快转变监管理念。
一、转变监管理念，理清监管思路，明确监管重点，积极适应新形势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
针对“管监分离、集中监管”体制给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工作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基层人民银行应尽快转变监管理念，确立全新的监管思路和重点：即以创建金融安全区，全面提升社会信用度为中心，突出抓好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通过强化监管和扶持措施，督促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全面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不良贷款下降、增加盈利或扭亏增盈目标；创新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金融行政性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其经营管理情况的调研力度，促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继续加大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经济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从这两次监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的调整可以看出，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职责更加明确，而且要大量充实监管力量，这就预示着下一步基层央行面临的监管任务会更加艰巨，对监管工作的质量要求会更高。因此，基层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加强对新监管体制下强化监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摒弃无事可做、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观念，教育广大干部职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总行党委的决策上来，围绕上述监管思路和重点，搞好工作衔接，理顺工作关系，保证新监管体制的顺利运行和优势的发挥。
二、完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政管理的操作程序和管理责任制，创新行政管理手段和措施
一是上级行应尽快制订下发新监管体制下基层人民银行加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政管理的实施方案。原监管体制下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机构年检、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内容，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的需要，操作难度较大。应将有赖于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获取考核依据的内容进行调整，如经营合规性调整为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性，使调整后的内容，既符合银行管理工作的特点，又便于基层人民银行的实施操作。在此基础上，基层央行修订完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行政管理责任制，明确银行管理部门监管人员的管理职责及奖惩办法，层层签订责任书，奖罚兑现，督促监管人员认真履行银行管理职责。同时根据监管机构、监管职责调整后的实际，及时对年度责任目标绩效考核办法的有关内容进行修订、补充，保证对机关监管科室和县(市)支行年终考核工作的顺利实施。二是疏通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传输渠道。在新的行政管理操作考核办法未出台之前，基层人民银行应按照《金融机构管理规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机构年检、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指标规定，要求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定期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有关资料，同时采取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座谈、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等措施，采集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信息，为科学、持续进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提供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基层人民银行要定期对采集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评价和咨询，分析研究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通过召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例会、下达通报或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对有问题的机构督促其整改。
三、建立管监分离、集中监管协调联动机制
由于新监管体制下基层人民银行仍负有向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部门及时反映发现的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违规问题的职责，因此要注重分行银行管理处与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与中心支行银行管理部门之间监管信息的协调沟通，避免“管”、“监”脱节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基层人民银行要加强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经营风险的调研活动。对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贯彻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情况和影响金融发展的不安定因素进行及时调查研究，全面掌握经营风险发生的原因和负面效应。同时认真落实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重大事项、违规违法事件及处理情况的监测报告制度，把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告重大事项作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各级监管人员的责任，落实好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对重大事项迟报、误报、漏报、瞒报等现象，对其有关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查处，并准确及时向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部门做好情况反映，便于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及时运用现场检查手段，采取得力措施化解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定期对有关辖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违规行为，也要及时向分行银行管理部门和有关基层人民银行进行通报，便于基层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对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缩短行政管理的时滞性。
四、以降低不良贷款、扭亏增盈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重点，继续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增强经营实力和抗御风险能力
一是全力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指导城市商业银行以支行改建为突破口，借鉴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经验管理的先进经验，争取政府有效支持，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全面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大力推行主要负责人公开竞聘选拔，严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关和审查关，全面落实工效挂钩，形成高效的人事、分配机制和业务创新机制，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稳健规范运作。督促城市商业银行继续降低不良贷款，开展增资扩股，提高资本充足率，扩大中间业务，努力增加收入和盈利。二是扎实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紧紧抓住分行开展县级农村信用社一级法人改革试点的有利时机，以扎实的工作态度，通过强化监管，规范各项业务操作，加大电子化建设步伐，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持好农信社的良好发展势头。继续督促农村信用社以清收盘活不良贷款为重点，加大收贷收息力度，切实运用好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努力增加利息收入，实现扭亏增盈。通过采取一社一策，清收盘活、增收节支、压缩非生息资产、拓展中间业务等方式，切实做好高风险社的转化工作。三是以规范管理、稳健经营为目标，重点监管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的合规性，严肃查处存款业务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