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英雄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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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英雄【第一篇】

他，2007年3月26日刚刚踏入中国的土地。因为语言不同，所以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不懂，我们表达的意思，只有靠他表姐——“翻译官”来翻译。他比我们都要大，但却没有一点架子，总是嘻嘻哈哈的面对任何困难。

记得我和他同桌时，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和他交流，也怕我说的他听不懂，就没有开口。但是他却先开了腔，虽说他说的不是什么怎么流利，但却缓解了我们之间尴尬的“场面”。后来，我也开始和他聊了起来。这才慢慢发现他是一个很乐观很幽默的人。和他坐在一起时间长了，又觉得他很有礼貌。每次向我借东西前都会用他那一口不流利有简单的中文说一句：“借一下！”

事后，我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在韩国，自己独自来中国，现在和舅舅、舅妈住在一起。他的表姐帮他了解中国，每天都要抄课文，以促进中文学习。

在中国两年了，中文说的还不错。突然有一天，我关注到了一个没有人想到的问题：他乐观、笑容的背后是什么呢？应该是寂寞？还是……这个“线头”让我又深思下去，他独自踏入中国，没有父母的呵护、陪伴，没有父母的嘘寒问暖，一定很难过；他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祖国，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有怎样度过这一天又一天的呢？自己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苦，内心这样孤单又为何这样乐观，每天保持着笑脸？我又想：每次集体晨会上我们唱着中国国歌时，他内心又会在想什么？

最后，我在他的笑容中找到了真正的答案：他坚强、乐观！但他内心的孤单、寂寞是我们都无法想象也是无法体会的。

我想，我身边的英雄就是他——河东镐

哦，我佩服你，我身边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第二篇】

人们总以为英雄是一定要牺牲后才识真正的英雄，其实不是的，那如果这么说，杨利伟，聂海胜，费俊龙都不是英雄了吗？他们当然是，只是，英雄们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并不是光荣牺牲之后才能称为英雄的。

邱少云，好一个响亮的名字，他那种顽强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难道称不上英雄吗？

邱少云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匍匐前进，他没有丝毫的后悔，他不怕敌人的枪弹。就这样，他倒在血泊中，和他一起的战友们惊呆了，他们想大声喊出来，可是，有敌人的围攻。他，再也见不到他的战友，在也见不到他的家人，他，就这样英勇无畏地走了，他走的太匆忙，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真正的英雄【第三篇】

关键词英雄 升华 罗曼・罗兰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087-02

罗曼・罗兰在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塑造了一个昂扬着奋进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曾说：是贝多芬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毫无疑问，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形象的塑造是以贝多芬作为原型的，作者把贝多芬的禀赋、精神、性格等诸多要素赋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本人曾做出了如下评述：

不过，读者干万别把约翰・克利斯朵夫看成是贝多芬的翻版！克利斯朵夫不是贝多芬。他是新时代的贝多芬，是贝多芬式的英雄，然而是独立自主的，投身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即我们所处的那个世界里。他与波恩的那个音乐家在身世上的相似之处仅仅表现在第一卷《黎明》中克利斯朵夫家庭的某些特征上。倘若我故意在作品的开篇造成相似的假象的话，那是为了肯定我的英雄与贝多芬属同宗同祖，为了把他扎根在莱茵河以西地域的历史之中：我让克利斯朵夫的童年生活浸沉在―个古老的德意志――古老的欧罗巴的氛围之中，不过，大树一旦冒出地面，就生长在“现时的一切”之中了；克利斯朵夫本人不折不扣地成了我们之中的一员，成了经历1870年至1914年向西方两次战争的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了。P

当我们把《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贝多芬传》加以对比参照就会发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贝多芬之间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尽管如此，罗兰把二者当成“文化巨人英雄”来歌颂和塑造却是确定无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罗曼・罗兰按照自己对英雄所下的定义，为我们成功塑造的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伟大精神力量的巨人英雄形象。罗曼・罗兰在作品的序言和《回忆录》中均提到他要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一颗“伟大的心”：

真正的英雄之所以伟大，由于他有一颗伟大的心。克里斯朵夫的伟大的心不仅表现在坚贞的爱情和诚挚的友谊方面，也不仅表现在希望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永远不要战争的博爱幻想方面，而且表现在对被压迫被蔑视和践踏的善良正直的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上。

“必须有伟大的心，才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罗曼・罗兰关于英雄的界说。可以说，这一英雄主义观念深深地根植在克里斯朵夫的性格之中。克里斯朵夫出生在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的穷音乐师家里，在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他的祖父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祖父把自己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心理通过讲述英雄故事的方式，不断灌输给幼年时期的克里斯朵夫，使他小时候就确立了英雄创造世界的英雄主义观念。如果说英雄主义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中最初还仅仅是一些观念的东西，那么，当祖父带他出席欢迎大音乐家哈斯的宴会时，隆重的场面以及他第一次接近大人物的经历，使他的英雄主义观念越来越具象化了。后来，演奏会的成功使他真正体会到了英雄的神圣与荣耀。

初恋的失败曾经打击和动摇了他的英雄主义梦幻，克利斯朵夫十四时爱上了贵族少女弥娜，他自信地去向弥娜求婚，但曾经像母亲一样关心他的弥娜的母亲克里赫太太无情地拒绝了他：“别争了，这是不可能的，不单是金钱一项，还有门第……。”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克利斯朵夫的心，他看到他和弥娜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他的心灵接受了一次痛苦的洗礼。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使克利斯朵夫开始放纵自己，“他拚命喝酒了”，“完全消沉了”，“遗传得来的本能，前人的恶习”在他心中抬头了。这时，高脱弗烈特舅舅帮助克利斯朵夫克服了精神危机。劝告他：“人是不能要怎么就怎么的。志愿和生活根本是两回事。别难过了。最要紧是不要灰心，继续抱住志愿，继续活下去。其余的就不由我们作主了。”并提出了他的朴素主义英雄观：“英雄！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并严厉地告诫他：“别用暴力去挤逼人生”。高脱弗烈特舅舅挽救了精神上遭遇危机而堕落不能自拔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十五岁的少年似乎听到了来自上帝的声音：“往前啊，往前啊，永远不能停下来。”高脱弗烈特舅舅的这一朴素主义英雄观改变了克利斯朵夫的命运，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这是罗曼・罗兰借他书中的人物之口，对英雄观念的人性化解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傅雷先生对此所作的精辟诠释：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你在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要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断。

英雄不仅在于能够克服外部障碍，竭尽所能，而且还在于能够战胜自己。一生奋斗的克利斯朵夫无数次陷入困境，却从不退缩，从不放弃，他顽强、执著地抗争着，他战胜了别人，也战胜了自己，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真正的英雄。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雄行为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在儿童时期，克里斯朵夫要征服的是物质世界；在青年时期，他却要征服精神世界。他为了精神的自由而丧失了物质上的一切依傍；他呼唤着法国，那是他向往已久的自由国度。但光怪陆离的法国艺术界却使他失望，在对毫无生气的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和苛刻的嘲讽之后，克里斯朵夫潜伏的巨大创作热情，促使他创作了一大批不断地冲击着欧洲艺术界的优秀作品，但却并未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这时，奥里维在克里斯朵夫的生命中出现了，他吸收奥里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他开始了解法国民众，他认为惟有和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有生命力。在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难后，他的心情趋于平静。在他弥留之际，他对着幻觉中的上帝说道：“主啊，你对于你的仆人不至于太不满意吧？我只做了一点儿事，没有能做得更多。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为父的臂抱中歇一歇罢。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 在音乐的回响中，孤独的英雄克利斯朵夫离开了我们。

“真诚”是克利斯朵夫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他憎恨虚伪，他最大的誓愿是为真诚而写作，他撕毁了过去充满谎言的作品，发誓为真而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成就不是凭借权力或智力取得的，是来自心灵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他，战胜自己，战胜鄙俗平庸的社会环境，战胜一切困难，进行锲而不舍的追求，成为生活的强者。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借鉴音乐的表现形式抒写的理想主义英雄诗篇，它的以个人奋斗为主旋律的抒情乐章，不愧为是用文字谱写而成的《英雄交响曲》。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英雄主义观念的形象图解，罗曼・罗兰把他塑造成一个不屈的强者、力的代表、音乐的天才，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凭借强力，在虚荣的野心的驱策下，为人类酿造巨大灾难的所谓“英雄”，而是一生以慈悲为杯，爱人类胜于爱自己，倾心为公众服务的真正英雄”；Q是一个超乎寻常的“贝多芬”式的文化巨人英雄。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源于拉丁语的“hero”一词具有双重涵义：一是（男）英雄；另外一层意义为（男）主角或（男）主人公。与此相对应，“Heroine”一词的涵义也具有双重性：即女英雄；女主角或女主人公。如果不是某种机缘与巧合，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肇始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学中的主角其实最初就设定为英雄。徐保耕先生认为，西方文学是一部人类心灵的历史，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理解：西方文学更是一部抒写英雄心灵的历史，是一曲交响着慷慨与悲壮的英雄史诗。塑造英雄可以说是西方文学的伟大传统，倾注了西方文学家们历久不衰的创作热情：从英雄形象的第一个原型――半神――在古希腊文学中诞生，“英雄”形象就一直支配并主宰着西方文学的人物塑造，正是这些英雄形象汇成了西方文学多姿多彩的河流。罗曼・罗兰笔下的“文化巨人式英雄”，既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半神式”英雄传统的可贵坚守与回归，也是对英雄传统认知范式的突破与超越，从而赋予了“英雄”概念以崭新的意蕴及特定的指涉意义。

真正的英雄【第四篇】

考场借鉴：缘事析理 论证丰富

“我是的亲密战友李继德，我在朝鲜战场上亲眼目睹了壮烈牺牲的一幕。”最近，年过八旬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继德奔波数千公里，回到生前所在的部队，作为一名亲历者讲述牺牲的场面。“英雄就是英雄，绝对不可以被抹黑。”李继德这么讲述他此行的目的。他知道，网络上一些刻意抹黑英雄的行为正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

有人说，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其实，最单纯的信仰，不是要虚构历史，对不存在的事实信以为真，而是要坚信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伟大、美好与壮烈。不因史实与个人认知或经验有差距而视而不见，这是个人历史观应有的底线。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壮烈事迹，有的读起来惊心动魄，有的看上去扣人心弦，因为与当下的时间间隔不断拉大，超越了现实条件下的个人认知和想象，因而带有某些“传奇性”，但这并非否认英雄的理由。不要忘记，英雄故事的历史性远远大于传奇性。

没有英雄的时代是贫瘠的，遗忘英雄的时代是短视的。抹黑英雄，不光是抹黑历史，也是抹黑一代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或许有人会说，每一个时代都会诞生自己的“英雄”，可有的人在特定时期大红大紫，风头一过就被人们遗忘。其实，真正的英雄能够穿越时代而存在，凝聚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英雄主义精神和情怀，历久弥新、永不褪色。请相信时间的筛选，那些战胜时间的英雄不会被历史遗忘。

有人觉得，在和平的年代，就不用弘扬战争年代的英雄了，这种认识无疑是浅薄的。我们今天的和平，正是战争年代的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争取来的，对英雄故事的传颂，是享受和平的我们表达敬意的方式。不管时代怎样变迁，英雄主义精神都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承，它构建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凝聚正义、力量和无畏的勇气；它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们以引导和激励。

崇拜英雄不是“中国特色”，而是扎根于几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如果你看过几部好莱坞大片，就能发现英雄情结在美国文化中一样兴盛。“美国队长”“超人”“闪电侠”，这些虚构的形象之所以在美国乃至世界走红，成为代表西方文化的“主旋律电影”，正因其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在各个国家，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牺牲的英雄们，那些代代流传的英雄故事，无一例外都受到赞誉和推崇。

抹黑英雄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从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看，活跃在近现代民族独立舞台上的英雄，属于中华民族英雄文化史的一部分。不管是岳飞、文天祥还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一脉相承。否认他们，就是对历史的遗忘和对民族精神的背叛。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而言，过去岁月的屈辱抗争和硝烟炮火，或许因为久远而有了疏离感。可这不是无视历史、淡忘英雄的理由。我们铭记历史，不只是为了记住一个个年代；我们缅怀英雄，也不只是为了记住一个个名字。从历史的记忆中，从英雄的故事里，我们感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挺起的脊梁和自强不息的奋斗，这是我们生存、成长、强大的根基。

（本文原载2015年5月14日《中国青年报》，本刊有删节）

真正的英雄【第五篇】

[关键词]英雄主义；《追捕》；社会环境

日本影片《追捕》主要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警察对杜丘的追捕，另一条线索是杜丘对真正罪犯的追捕。两条线索交织形成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杜丘的扮演者高仓健外表冷峻、坚毅，他将这种特点很好地与所扮演的人物杜丘结合在一起，将身处危境之中的检察官的意志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渲染了人类对英雄的崇拜情结，导演佐藤纯弥将虚构的故事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处理得富有感染力，使英雄形象更加丰满动人。因此，杜丘这个英雄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并形成深远的影响。影片中所体现的英雄主义是人类的文化追求，英雄的出现与文化心理、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本文将从文化心理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对英雄主义特质进行分析，从而阐述英雄现象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一、英雄主义的特质

英雄指的是具有优秀品质、智勇超群和献身精神的人。英雄是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事物有超前的认知能力；英雄情感丰富而富于理性的光彩；英雄具有坚强不屈的意志品质，英雄主义通过英雄摹本体现出其精神特质。同时，英雄主义又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文化心理， 英雄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社会价值取向而存在着。以荣格为代表的心理学家认为，英雄是符合大众潜意识及普遍心理需求而受到大众信赖的领导者。英雄在智商、情商和逆商三个方面表现出英雄主义的精神特质。

从智商方面来说，英雄具有非凡的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英雄拥有非凡的智慧。在影片中杜丘外表冷峻，表情严肃，但他并不是鲁莽的硬汉，杜丘具有很高的智商，他的智慧体现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分析能力上，他在遭到诬陷后，保持头脑冷静迅速找到疑点，最终否定了自己只是意外被误认为罪犯，而是有预谋的栽赃陷害，他每次遇到困境都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正确判断事物的矛盾要害，快速而准确地锁定追踪对象，为自己定位，为嫌疑人定位，为如何寻找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找到正确的方向。英雄的智慧还体现在善于学习和超越自我方面，影片中的杜丘在没有学过驾驶飞机的情况下，仅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学会驾驶飞机，这就是英雄才具有的超乎常人的“急智”，虽然只是艺术虚构，却把英雄的智勇双全的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雄的情商往往会带有理性和感性的双重色彩。情商一般指人的情绪和情感，英雄有丰富的情感，这不仅体现在和常人相同的感情内容，也表现在非常环境之中的所作所为。影片中杜丘的面无表情让人感到他是个没有情感、不善于交际的人，实际这是导演有意制造的假象，随着故事情节发展，人们会发现他不仅感情丰富而且极富理性色彩。影片中杜丘为追捕他的警长矢村治伤，这时两人处于对立的身份中，一个“逃犯”不趁火打劫（他可以将警察的枪抢走）逃之夭夭，反而对追捕他的警察施救，这里展现的是具有人性化的杜丘，使观众认识到他是一个拥有热烈情感的人。同时杜丘的情感里也颇有理性色彩，英雄不会被非理性的感情所左右，英雄的感情中带有强烈的理性特质，这成为英雄的一种重要品质。当警长矢村不但没有感谢杜丘的救命之恩反而毫不留情地说“你救了我，我也不能放过你”，并且再次把枪口对准杜丘时，杜丘表情平静，他没有对矢村的缺少人情味有丝毫的反感，因为他早已理性地判断出矢村本质上是一个正直无私、忠于职守、严格执法、不徇私情的执法者，从这点杜丘找到了与矢村的共同点——二人同为法律的捍卫者，这也正是杜丘理性地处理两人的对立的情感基础，这为后来他与矢村成为追捕真正罪犯的合作者打下了基础。

英雄具有常人不具备的高逆商值，逆商是指面对逆境和挫折时人类产生的不同反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应对逆境的智力和能力。英雄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是积极的，并拥有正视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尼采认为英雄精神体现为能够直面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甚至从悲剧性的残酷中肯定自身。英雄极端地肯定了痛苦从而肯定了最高的生命类型，他以自己的伟大拯救行动担保了人类整体生命的繁荣，成了担保人类整体生命繁荣的重要条件。影片中的杜丘面对误解是痛苦的，但他有很强的承受能力，在强大的政治恶势力的威胁下，他依然坚守一个检察官的操守，在遭遇到猛烈的迫害和阻挠时，他没有退缩，他不是一味地逃亡，而是主动出击，理性地扭转超困局，想方设法与警长矢村勾通并获得支持，最终他由一个“被追捕者”变成一个“主动的追捕者”，从而彻底摆脱了逆境，这是他抗挫折能力和自我超越能力的体现，高逆商值是英雄自我升华的重要条件。

二、英雄与价值观、社会环境的关系

英雄主义是社会主流精神价值观的体现，往往，民众对英雄的判定是由其社会价值观来决定的，社会价值观是帮助人们辨别好与坏、美与丑、正确与错误、真实与虚假等的标准。人类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对英雄的具体理解和表述也不同，但从整体上来说，人类对英雄特质的认知具有普遍的共性。英雄普遍机智勇敢、坚韧不拔；在危局中有掌控局面、扭转局面的超能力；英雄以大众利益为重，并终生为理想而奋斗。

英雄主义的核心在于对英雄的价值认定。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中，英雄是现有社会体系和大众利益的维护者。黑格尔认为，英雄是基于个人的意向而实现总体性利益的人，英雄的价值观不仅仅体现在内在的个人意志方面，而且这种个人意志是与大众利益同步的，英雄不是单纯、孤立、个别的人物，英雄是大众中的杰出者，他与大众之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英雄是正义的践行者，他的背后是大众的利益，他是实现这一利益的不可缺失的实体。

至于英雄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当然是社会环境造就了英雄的个性，在文学作品中，英雄往往是产生于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中的。环境越恶劣，困难越大，越容易有英雄产生，《追捕》中杜丘就是身处一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中：一方面是正常的社会环境遭到破坏，无辜的执法者却遭受到恶意的指控；另一方面是身为统治阶层的议员可以无视法律而以身试法，恣意践踏法律和执法者。在这样的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检察官杜丘就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当个人与法律、正义站在同一立场中的时候，他就具备了成为英雄的必要社会条件，杜丘必然地从这样的恶劣环境里脱颖而出，成为站在黑恶势力反面的人物，肩负起维护法律尊严的重任。

英雄既是现有社会价值观的体现者又是对固有社会价值体系的勇敢超越者。在不断演进过程中，英雄会和社会环境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转化。《追捕》中杜丘勇于打破现有法律条文对他的种种束缚，不惜成为逃亡者，这是需要勇气的，也是对现有的制度一种超越。而在这次与黑恶势力搏斗的过程中，杜丘完成了一次次对自己、对社会制度的勇敢超越，他尝试着不停地转换自己的身份，从一个正常人转换为痴呆者，从一个执法官转化为逃亡者，然而正是在这种超越之中，在其英雄特质的支持下，最终的结局是杜丘恢复社会正义，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三、在美好事物的烘托下，

使英雄人物产生对大众心理的积极引导作用文艺作品将英雄主义理想赋予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为了表现英雄的形象美和心灵美，往往以美好的事物对英雄进行烘托和肯定，这样对大众审美起到了心理引导和示范的作用。《追捕》中的真由美外形具有美丽的特质，这种形象使大众在审美心理上普遍容易接受，她和杜丘的冷面和严峻产生审美缓冲的作用，影片利用她的美丽和美好事物相联系，使真由美成为美好事物的化身，从而起到对英雄形象的正面烘托作用。真由美不但外表美丽，也具有对正义美好事物的判定能力，更有坚忍不拔的克服困难的勇气，她集美丽、智慧、勇敢于一身，影片中杜丘能够脱险，多次因为真由美的出现而化险为夷：她说服父亲为杜丘提供逃跑用的飞机；在杜丘陷入警察的包围时，真由美引领马群冲入重围解救杜丘；她还假扮成杜丘的妻子进入杜丘被囚的医院，探视杜丘并取得指认罪犯的药物证据。大众心理往往被这种烘托人物所拉动，所提升，尤其在是非观念模糊的时刻，这些烘托人物起到帮助人们分辨是非的能力。真由美说出了自己和被追捕者是“同谋”时，说明她对事物的准确的判断能力和正义的精神，也说明真由美要勇敢地站在正义的一边，也就是杜丘的一边，这时的真由美所表达出来的，已经不再是儿女情长，而是忠诚、信仰正义精神的体现。真由美是正义和美好事物的化身，她对杜丘的英雄形象给予了有力的烘托，从而英雄形象更加立体化。

综上所述，英雄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实体，英雄主义通过英雄摹本体现其精神特质，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英雄主义越来越具有全人类的广泛的精神意义，而日本影片《追捕》正是这种英雄精神的集中表现。影片的导演在杜丘这个人物身上赋予典型的英雄特质，将英雄的冷峻和冷静、理性和热情、机智和忠厚、刚毅和温柔等英雄特质与人物个性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外形到内心成功地塑造了杜丘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英雄范本。《追捕》导演的英雄主义表现方式给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带来的影响是启发式的，它使得亚洲影片中的英雄形象逐渐由单一变得丰富而富有个性化，这就是《追捕》所产生的巨大的艺术影响力。《追捕》上映之后，中国内地刮起了《追捕》热，杜丘或高仓健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文化符号，杜丘的表情和穿戴（冷酷的表情、立领风衣、墨镜）成为阳刚硬汉的符号，也对中国观众的英雄审美观产生了巨大影响。《追捕》的成功说明英雄主义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环境中可以找到共通点，对真相、真理的崇尚永远是艺术作品不朽的主题，所以《追捕》成为跨时空、跨国界的优秀侦破片。

[参考文献]

[1] [法]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2] 刘力。剖析人生——心理类型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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