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智慧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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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智慧范文1
[关键词] 生态伦理、生态忧患意识、天人合一
通行本《周易》由“古经”和“十翼”两部分组成。“古经”即64卦卦爻辞,据高亨先生研究表明“大抵成于周初”[1],而“十翼”即10篇《易传》则作为注解“古经”的作品成书较晚,其各篇的问世时间已不可考,大致在战国后期至汉初才最后定形。《周易》古经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阐发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观念、展示中华先民智慧的著作,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的发韧之作。
《周易》古经《小畜》卦上九爻提出了一个与生态伦理相关的命题——“既雨既处,尚德载。”即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停雨的时候就停雨,这是因为人们有至高无上的道德能够载物(容纳天下万物,既对人讲道德,也对万物讲道德)的缘故。句中“雨”为动词“下雨”,“处”为动词“停止”,“载”,按《周易·象》的解释是“德积载也”,也就是人类效法大地“厚德载物”之“载”义,指人们积蓄了高尚的道德,可以容纳天下万物。这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出的一种生态伦理思想,说明在西周初期我国先民已经将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拥有的高尚道德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这种文明的出现和长久不衰,当然与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景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何保持“既雨既处”的理想生态平衡景观,就成为我国古代先民现实生活中最关注的重大问题。西周初期的知识精英们从总结周这个小邦国取代大国殷商的政治现实出发,思考周兴商败的哲理,发现“德”这个因素十分重要,统治者有道德、能顺应民心,就能取得天下,而一旦失去“德”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周人提出“天命”取代商人的“帝命”,用敬天重德的伦理政治取代商人重帝神、轻德性的神权政治,这无疑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这种伦理政治观折射到农业生产上去,就出现了“既雨既处,尚德载”的生态伦理思想。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商人的神权政治下是不可能产生这种重德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这种“尚德载”思想只有在小邦周取代大国商以后才可能问世。这种思想第一次见诸于西周初期和文献《周易》古经中,决不是偶然的。
“尚德载”的生态道德观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中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资源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夏朝时天文学就相当发达,有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夏历”即俗称农历问世,这正是用天文指导人事,具有丰富“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力证据。)这种体现着农业文明智慧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在西周初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周的创立者们提出了“天”这个概念,使“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观念有了可以明确表达的方式。《周易》作为西周统治者们推广其敬天重德政治伦理的一本著作,第一次用适当的方式阐述了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周易》古经《乾》卦九二爻辞和九五爻辞分别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两句皆是十分明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文字。《周易》古经文字中象这样的语句不胜枚举。可以说,整部《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就是按照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写成的。西周初期的先民们一方面看到了“敬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凸显“重德之人”的主体地位亦相当重要,所以“敬天”与“重德”不能分开。只有发挥“重德”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敬天”“事天”,得到“天”的佑助;不是“重德之人”,“天”是不会给他带来好运的。《周易》古经《大有》上九爻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思想,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西周初期的先民们已经相当自觉地把人的命运与如何对待上天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从上天得到了佑助,出现“既雨既处”的自然景观,生产、生活才会吉祥而无所不利。所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把我国古代先民这种敬天重德的“天人合一”自然观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organic naturalism)。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2](P338)我们说,正是“天”这个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所以西周初期的先民们才如此“敬天重德”。他们不但认为只有自己本身高尚的“德”(“载物”之德)才会得到“天”的佑助,而且认为“天”本身也是有至高无上的道德的“重德”之物,正是由于这个“德”字才把天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即所谓“天人合德”观。这一点,《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作者在讲解《周易》古经时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为战国时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轲和荀况所明确揭示。
“天人合德”的命题是在《易传·乾文言》中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这样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句话是解释《周易》古经“乾”卦九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什么“飞龙在天”与“利见大人”有“天人合一”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合其德”的关系,即“天人合德”,这样才把天人关系有机统一起来,出现“乾”卦九五爻的“天人合一”景象。这种“天人合德”关系包括了四种相“合”关系:与天地同德,厚德载物;与日月同辉,普照一切;与四时同律,井然有序;与鬼神同心,毫无偏私。这实际上将“大人”(君子、大丈夫)的个人品格及其为人处事的高尚行为作了全面的概括。只有具备这四种德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君子、大丈夫)。这种思想与战国中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子的高尚君子(大人、大丈夫)人格论和以德治国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孟子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者……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又讲:“圣人,人伦之至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并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主张“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之所以有这种“大人”仁德重义思想,与其“天人合一”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孟子认为“天之道”与“人之道”是有诚相通、相互感动的,主张“乐天”、“畏天”。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并提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的以德治国主张,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把“德”通过天人合德关系从个人品格修养拓展到治国理念与实践上来,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我们说《易传·乾文言》与《孟子》都是同时代的儒家文献,因为受《周易》古经“尚德”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才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天人合德”观,这是《周易》古经对儒家思想影响的佐证,也说明了儒家在汉代为什么要将《周易》纳入儒家经典文献之一的合理性。
“天人合德”观还在与《易传·乾文言》同时代的解《易》文献《易传·系辞上传》中作了充分的阐发。《易传。系辞上传》最末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段文字由讲“卦”与“辞”、“变”与“通”的关系,推而广之讲“人”与“天”的关系。最后的那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学者多有误解,以为也是讲人,如宋儒朱熹就在其《周易本义》中作注道:“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实则不然,这是讲天“德”而非人“德”。全句用排比句式讲解三对范畴、三种关系,即“卦”与“辞”、“变”与“通”、“人”与“天”,何以见得呢?原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先秦思想家对“天”德的常用赞语。天不会说话,所以只能是“默”和“不言”的样子,但它能通过“成(通“诚”)”和“信”这些德行被人们感知到它的存在和运行规律。荀子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感知到天的存在和运行规律即所谓“天行有常”(“常”即运行规律)时,指出:“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荀子·不苟》)荀子告诉我们,虽然天、地、四时这些自然界“不言”,但因为它们有“诚”这种美德,所以被人们称赞并感知到它们的运行规律。正是在这种认识前提下,荀子才将“天之道”与“人之道”通过“诚”这种美德连在一起,进而提出自己的生态伦理观的。《周易·系辞上传》这句话,可以说对荀子影响巨大。因为“人”是有“神而明之”的高级动物,所以才能从“天”这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的“德行”中体会出之所以会有“天人合一”关系存在的奥妙来。这也是《周易》古经提到具体的天人合一关系时,为什么往往与“大人”相连的奥妙所在(“大人”即有德行有地位之人,西周初期的知识精英们认为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是不配也不能做“大人”的)。也正是由于“天人合一”中,天与人皆有高尚德行(“天人合德”),所以才会有《周易》古经主张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思想出现。
《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解释是符合《周易》古经本义的。得到上天佑助的“神而明之”的人,的确是重视“德行”的。《未济》卦六五爻辞说:“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把“有孚”即有诚信,看作是“君子之光”即君子的光辉所在。“有孚”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写作“有复”,有学者认为这个“复”是“返回”之义,这是不对的。“复”并非仅仅只有“返回”之义,这里“有”为动词,“复”显然为名词或名词词组。我们认为当为“实践诺言”亦即是“诚信”之义。《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集注云:“复,践言也。”说明“信”与“复”同义相关。所以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将今本《周易》古经中所有的“孚”字写作“复”,完全可作“诚信”之义解。
“君子之光有孚吉”明确给西周初期先民们的“重德”思想作了最好注脚,因为只有讲诚信,老天爷才会佑助,否则就会失去天助,出现“羞辱”之事。《恒》卦九三爻辞说:“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不能永久地自守德行,就会有羞辱之事发生。这句话曾被孔子引用过。《论语·子路》记载道——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可见,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也很看重《周易》古经这句重视“恒德”之言。由此可见,孔子儒学受到《周易》古经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周易》古经讲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后紧接着例举了一件“羞辱”之事,即“九四:田无禽。”因为不能恒守德行,所以打猎一无所获,得到了天的报应。《周易》古经作者这种“重德”观,把人之德与天之德紧密相连,体现了“天人合一”最初形态观念的德性价值取向,这是《周易》古经最为突出的一大特征。这种德性价值取向也影响了“亚圣”孟子的生态伦理观。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人之道”与“天之道”能够相合一就在于有“诚”这种德性。这种价值取向,成为历代儒家生态德性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从中,我们也可体会出为什么《周易》在汉代地位突出,成为“六经之首”的深层原因所在。
《周易》古经的作者看到了风调雨顺对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主张通过“尚德载”这种厚德载物的美德感化上天,达到“既雨既处”的生态平衡目的。但是自然界并不总是风调雨顺的,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也是经常会遇到的。《周易》古经就描绘了诸多灾害现象:《离》卦九四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一场大火灾,不仅烧毁了森林,也烧毁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井》卦初六爻:“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严重干旱,连古井都变成了废井,井里只剩下干巴巴的泥土,再也不见鸟儿光顾。《既济》卦上六爻:“濡其首,厉。”洪水泛滥,人头在洪水中挣扎,多么危险呀!……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火灾、旱灾、水灾等的危害对人们的生存带来的可怕情形,《周易》古经的作者才充满了生态忧患意识,提出了生态爱护和资源节用思想。
在《否》卦九五爻中,有一个生态忧患的呐喊,真是扣人心弦,即“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桑叶是喂养蚕的基础,一旦桑树死亡,蚕也会因失去食物而死亡,所以蚕农们小心翼翼地精心种植桑树,时时刻刻心系着苞桑树。这种“心系苞桑”的生态忧患意识是华夏农业文明得以开创和发展不衰的原动力。《否》卦九五爻记载的中华先民养蚕业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得到了证明,公元前3000我国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养蚕业和丝织业,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我们说,正是由于有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农民们注意保护生态资源,确保资源不枯竭,生产生活有保障,才谱写出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农业文明乐章。
为了爱护资源,保护生态系统,《周易》古经提倡一种节俭消费观。《大有》卦九四爻辞讲:“匪其彭,无咎。”程颐《伊川易传》作注道:“彭,盛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奢侈就不会有过失。这个“彭”有两层含义:既指饮食穿着太奢侈,也指居住豪华、大兴土木。饮食穿着太奢侈势必过多消费粮食和布匹,而居住太豪华,大兴土木则势必耗费过多的土地空间和建筑材料,这都是没有做到节俭,故会有咎。《周易》古经借助天人合一的力量,通过讲解“有咎、无咎”来推行自己的节俭消费观,强调节俭就“无咎”,否则就会遭天的处罚。
爱护资源,节俭消费,也包括对动物资源的爱护和节用。《周易》古经特别提倡古代天子打猎用的“三驱”法,不主张对野生动物一网打尽。《比》卦九五爻辞说:“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意即:最明显的比附措施是用“三驱”之法,放走前面的野兽,使周围的邑民百姓没有戒备之心(意为不搔扰狩猎地区民众),这样才是吉利的。什么叫“三驱”之法呢?《周义正义》解释说:“凡三驱之礼,禽向己者则舍之,背己者则射之,故失其前禽也。”即打猎时将三面包围,放开一面,进来的野兽,凡是面对自己直冲过来的,一律放走;凡是背朝自己的则可以射杀。这样就可以保证野生动物资源不枯竭。
《屯》卦六三爻辞讲:“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意为追逐,“无虞”指没有经过虞人的同意允许,古代虞人是专门管理山泽资源的官员。这是一句保护动物资源的劝告辞。盲目追杀野鹿,误入虞人管辖的森林中,如果你真是君子的话,就见机行事,不如放弃追杀吧,再往前走就会有麻烦了。这是在苦口婆心地劝告猎人做“君子”,放弃一味盲目猎杀野生动物,服从虞人管理。其目的也是出于节用资源,反对赶尽杀绝的行径。
《师》卦六五爻辞揭示了这种既反对赶尽杀绝行径,又要保护好资源的生态伦理辩证法思想。这句爻辞是这样的:“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意即:野兽来到田地里损坏庄稼,捕捉它是吉利的,没有过失。但是兴师动众,打围歼野兽之仗就很不好了。你看哥哥带头追杀,弟弟抬着野兽们的尸体,把野兽杀得“舆尸”遍地,这是典型的赶尽杀绝的极端行为,是凶的征兆,故曰“贞凶”。这里前后两句话,一句“无咎”一句“贞凶”,反映了《周易》古经作者在保护动物资源上的清醒立场,这在近三千年前的西周初期的思想家中是十分难得的宝贵思想。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对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的生态伦理观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智慧的活水源头,值得我们珍惜,并加以发扬光大。
《周易》古经作者倡导生态资源的爱护、节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源枯竭,危害人类的生存。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周易》古经还看到了“生态之乐”,提出了自己的生态和谐观。
《中孚》卦九二爻描绘了一种将动物拟人化的“生态之乐”——请听:“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一只鹤鸟在树下阴凉的地方鸣叫,它的好伙伴声声应和:我有好酒,想与你共同受用。这是一幅生态和谐的美景画,大树为鸣鹤提供乘凉的栖息地,大自然为这对声声相应的鸣鹤提供了“好爵”,好令人羡慕,它让人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这实际上是作者借鸣鹤抒发自己的生态社会理想。
为什么说是“生态社会理想”呢?这从《履》卦的有关卦爻辞可得到很好说明。《履》卦生动地描绘出了这种生态社会理想——请听:“履虎尾不咥人,亨。”朱熹《周易本义》注释这句爻辞为“履虎尾而不见伤之象。”为什么象老虎这样凶猛吃人的动物,踩着它的尾巴,也不伤害人呢?《履卦》提出了四种不伤人的原因,即“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这四种不伤人的情形都与人的德行有直接关联。首先看“素履往,无咎。”这句是讲与老虎保持和平的,没有非份之想的往来,所以“无咎”;再看“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这句是讲不乱来的人(“幽人”)与老虎交往,保持诚信坦然的胸怀,独守正道,所以“贞吉”;其次看“履虎尾,愬愬终吉”。这句话讲与老虎交往是持恭敬之心,所以踩着虎尾也是“终吉”的;最后看“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这句是讲看着老虎就想到自己要态度祥和,一举一动都相当圆满,所以是“元吉”的。《周易》古经作者大胆地提出这种“履虎尾不咥人,亨”的生态社会理想(“亨”这里作“太平盛世”解),并一再强调人们只要真正用和平、诚信、恭敬和祥和的一颗心去与老虎这类猛兽交往都会平安无事的。“老虎不伤人”,这在三千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决不可能出现的社会景象,所以我们称之为“生态社会理想”,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这种理想的太平盛世,与统治者、老百姓推行德治,讲究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周易》古经强调生态伦理与社会伦理相统一,才会有“亨”的太平盛世出现。否则,不会有太平盛世。《履》卦六三爻辞明确指出:“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为什么踩着老虎尾巴而被老虎伤害呢?这是因为“武人为于大君”的缘故呀。“武人”即不讲仁慈,不讲和平,滥杀无辜(包括动物)的人。这种人一旦干政,当了“大君”(国王),国家就不会安宁,不仅那种理想的生态社会不能维持,反而会造成天下险象横生的局面。《履卦》泾渭分明地展现了两种政治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出现的情形,即“幽人”(这里指“无为而不为”的统治者,他们是不乱来的人)政治,就会出现“虎不咥人”的社会景象,而“武人”政治则会出现“虎咥人”的社会景象。显然,《周易》古经作者是很反对“武人”政治的。《履卦》用占了全卦5/7的篇幅描绘虎不伤人的生态理想社会,并详细探讨了实现这一社会的四条德性措施,而对“武人”政治,则只是一语带过,其不肖一屑的态度跃然于纸上。我们说,《周易》古经这种生态理想社会思想对后来儒家提出“大同”社会理想和道家提出“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汉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儒家理想生态社会蓝图,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此,这是毋庸置疑的。
《周易》古经“生态社会理想”的提出一方面当然与其追求“鸣鹤在阴”的生态和谐观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与其安邦治国、推行德治和共同富裕的政治道德观息息相关的。《周易》古经政治上重“君子”,看不起“小人”。《师》卦上六爻辞明确提出:“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主张“大君(国王)”应该远离“小人”。《遁》卦九四爻辞说:“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好的无为而治的国度,因为用了“君子”才吉利,而“小人”就不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君子”讲“有孚”(诚信)之德,而“小人”则不讲道德,这样“君子”会“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小人”没有德性不能与天沟通,当然得不到天的佑助了。《解》六五爻辞赞扬“君子”的“有孚”之德,不仅用之于个人自身修养,而且用之于与“小人”关系的处理上:“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胸怀大度,一派仁人志士的气魄,即便对小人也能用诚信之心去化解矛盾,这是多么高尚的人呵。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儒家“以德报怨”思想的源头。《周易》古经还主张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生态社会。《小畜》九五爻辞说:“九五:有孚挛如,富比其邻。”挛,即心连心、手牵手而有仁爱之义。这句讲人人有诚信、讲仁爱,就会共同富裕起来。这种“有孚挛如,富比其邻”的政治社会理想与“履虎尾不咥人,亨”的生态社会理想二者相结合,才是《周易》古经作者所追求的完美的太平盛世理想。显然这种理想在古代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种理想象光芒闪射的一轮太阳,给华夏民族自强不息提供了巨大的热能和动力,推动着中华文明穿越古今时空,迈上新的征途……当今世界生态失衡,全球各种危机四伏,有识之士都在自觉倡导生态道德,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危机,寻求维持新的生态系统的法宝。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智慧的奇葩——《周易》古经所阐发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无疑是一剂济世良药,是拯救地球、解决危机的有效法宝。试想,如果全世界那些富裕国家都能“富比其邻”,不肆意掠夺别国的资源、制止好战的“武人”政治、和平共处,讲究“有孚挛如”,保持“尚德载”的胸怀,那么全球“既雨既处”、“虎不咥人”的美好生态社会降临的日子还会那么遥远么?!
参考文献
[1]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李约瑟。李约瑟文集[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山草香给大家分享的5篇易经的智慧,希望能够让您对于易经的智慧txt的写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易经的智慧范文2
有智慧才有领导力。“慧足千百智,道足万法生。”有了智慧,就拥有了一双洞察世间万物的“慧眼”;有了“慧眼”,就能够洞察人间沧桑,能够高瞻远瞩,能够明白道理规律,能够找到思路办法。
政府治理,贵在领导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智慧首先是积极的心理能量。有智慧者人际关系处理得好,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沟通;有智慧的领导作风好,平易近人,不恃强凌弱,领导效果好,威信高。德高望重的领导者几乎都是智者,心态安宁,心胸宽广,看得远,看得透。有些领导虽然位高权重但缺少智慧,这样的领导就是爬到高位也往往避免不了个人政治生涯上的悲剧。
领导智慧,也是人生智慧。在生活道路上,走得快需要“力”,走得稳需要“心”,走得又快又稳就需要“心”与“力”的结合。政府治理也是这个道理。推进治理现代化,这个现代化需要快,慢了搞不定,慢了落后于时代。但一味图快,搞不好就跌倒了。为什么呢?走不稳,社会心态就会不稳;心态不稳,就容易缺少智慧。追求速度,还要追求效率和效益,追求踏实稳定感,这个稳定感很重要。
曾经说过,“人之力莫大于心”。心是力的根本。要想把治理问题解决好,首先要重视把心的问题解决好,把民族的精神气质、社会生活的刚阳之气、民众的正义之气培养出来,这样就抓住了治的根本。治理不是管制维稳,治理不是控制打压,而是生活中那种心态安宁。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人心民意”问题。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的“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这句话很重要。风清气正才能心齐,心齐既依靠外界环境的改善,还要依靠正气的维护。
那么,心如何到位呢?一是责任心。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祸害一方。能造福一方,说明有社会责任心。二是慈悲心。慈悲心就是要对人好一点,对老百姓疾苦多关心一点,领导不易,群众更难。那些挤地铁坐公交的,租不起房子住地下室的,多数都是底层百姓。三要有感恩心。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帮助和关怀,这些关怀包括家庭、组织、社会以及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官员离开家乡,走向工作岗位;离开小家庭,成了公家的人,从“私家”走出来到了公家,就是公家的人了,就要为公家办事,得有公道心。公道在哪里?公道在感恩中。同时,还要有敬畏心,有了权力不能为所欲为,不敬畏制度,不敬畏权力,不敬畏法律,就会贪赃枉法。
易经的智慧范文3
4月底的一条消息让投资大智慧的股民感到焦灼不安,大智慧公告称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消息一出,5月4日开盘,大智慧一字跌停,报元,次日继续跌停。对于高位接盘的股民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甚至有参与配资购买大智慧的投资者在股吧中发出了死亡威胁,这和之前受到资金热捧的状况可谓云泥之别。
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5年以来,大智慧股价在86个交易日中累计上涨%。而截至5月15日,大智慧的估价已经从最高位的35元下跌到了元。
事实上,此次信披违规被查,已经不是大智慧第一次触及监管条例红线。
2014年,大智慧通过旗下收购的天津民泰贵金属白银交易曾陷入违规操作交易的质疑,引发投资者集体维权。虽然股票一直在涨,但大智慧的互联网券商战略一路上走得很艰难,萦绕在投资者心中的问题也很多,一家业内互联网软件是如何成为明星,又是如何走下神坛的呢?
疑点重重
作为一家互联网投资服务公司,大智慧从上市以来有两大疑点特别值得关注。
疑点一:一家不断亏损的互联网公司如何扭亏为盈?
翻看大智慧的财报不难发现,2012年大智慧巨亏亿元,而2013年前三季度一度预亏亿元,差点就直接ST。神奇的事情发生在了第四季度,2013年第四季度,大智慧依靠民泰贵金属的盈利,合并报表后扭亏,避免了ST。
一家拥有上亿用户的互联网软件服务公司,连续3年都在为生存挣扎,通过什么方法扭亏为盈呢?
在这儿就不得不说到贵金属和做市商交易,尤其是以天津、云南等地为代表的做市商制度贵金属交易所。这类贵金属做市商制度下的交易由做市商自主报价,做市商本身成为所有客户的对手方,交易所及会员单位主要盈利模式为客户亏损产生的头寸、以及高额的点差和延期费,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容易滋生上述的种种违法操作。
事实上贵金属做市商交易已经变成了一场不公平的对赌骗局,平台和运营商获利极大,风险却很小。
“有一段时间,我们出去吃饭都不敢戴工牌,怕被人打。”一位大智慧的前员工私下对笔者表述。“曾经有一个退役的拳击运动员在大智慧做了白银投资,把钱都亏完了,就守在大智慧办公楼下,出来一个打一个。”
而偏偏现货白银交易行业的维权还十分困难,目前国内还尚未出现投资者贵金属经营公司或者交易平台而胜诉的案例。
疑点二:究竟是大智慧收购湘财,还是新湖收购了湘财证券?
很多人都认为一家上市公司从事贵金属交易这种备受争议的高风险业务,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大智慧会对于2013年实现盈利如此看重呢?如果把接下来大智慧和新湖关于湘财证券的一系列资本运作放在一起看或许就能有个更加清晰的答案。
大智慧2014年一季报中,新湖中宝还是大智慧的第三大股东,持股%,而截至6月底,新湖中宝已将大智慧股份全部清仓。而接下来不过2个月的时间,大智慧就宣布了增发股票收购湘财的消息,而湘财证券的大股东为新湖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这样一来,新湖系几乎不用花钱,就能将几年之前投资湘财证券的股份转化为大智慧的股份,根据今年4月3日的公告显示,湘财证券收购完毕后,“新湖系”持股%,而与此同时,大智慧也将获得一张非常珍贵的券商牌照,可谓双赢。事实上资本市场在2015年第一季度对于大智慧的热捧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家对于这笔交易的认可。
但这笔交易的实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大智慧必须摆脱亏损的风险,因为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持有券商股份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提到,股东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是一个必要条件。很多人认为,大智慧之所以铤而走险,利用手上的客户资源,参与贵金属投资,也是为了抢在时间点上实现盈利的目标。
并非“孤本”
乘着牛市的东风,大智慧一度成为了领涨沪市的大牛股。但一旦风停之后,仅仅凭借互联网证券的概念是不是还玩得转,令人怀疑。
投顾牌照被吊销,主营业务迟迟无法盈利,屡次触及监管部门红线,重大收购前途未卜,这些因素都是未来大智慧需要面临的困局。
事实上,另外一家互联网券商概念股东方财富网虽然处境稍好,但也面临着相当大的业绩压力。今年5月,东方财富和乐视网成为了引领创业板狂潮的领军者,最高时股价达到元,总市值超过万科地产。要知道万科去年的净利润有192亿元,而东财只有区区亿元,相差百倍之多。
哪怕考虑到互联网+证券相对较高的盈利增速,在整个上市券商中排名,东方财富网与一些中型券商的市值相接近(东方证券总市值1500亿左右),但从利润的角度来说,还不足东方证券的一个零头。
打开报表,从主营业务构成来看,东方财富网主要集中在软件销售、网页广告和基金代销。2015年一季报之所以获得了巨大的增速,从业绩上看主要得益于基金代销的收入,天天基金网2014年基金销售2298亿元,而2015年一季度销售额就达到1264亿元,同比增长了228%,不过随着股市的波动震荡,基金销售是否还会延续之前的增速还未可知。
易经的智慧范文4
关键词:智旭;《周易禅解》;大过卦;定;慧;“增上慢”;“枯木禅”
buddhist zhi-xu’s interpretation on the hexagram of da-guo in zhouyi
abstract: zhou-yi-chan-jie (an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by buddhism), written by renowned buddhist monk zhi-x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the first work interpreting zhouyi from buddhism thought and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zhi-xu interpreted the hexagram of da-guo. in his interpretation, zhi-xu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mādhi(定)and prajňā(慧)in practicing buddhism. he said that only practicing samādhi and prajňā simultaneously can we attain the mature phala(果) and warned that if we practice samādhi or prajňā separately too much,we would get into "zeng-shang-man"(增上慢)or "ku-mu-chan"(枯木禅), either of which will hinder you becoming buddha. at las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inspiration of zhi-xu’s interpretation to modern i ching learning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zhi-xu, zhou-yi-chan-jie, the hexagram of da-guo, buddhism, samādhi, prajňā
《周易》有着广阔的意义空间,在这个广阔的意义空间中可以构筑出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这就是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周易》,并赋予《周易》以各种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而使表面上单调、晦涩的《周易》变得丰满而丰富多彩。直到今天为止的易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人们不断地通过解读《周易》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想文化现象,其中《周易》中的各种原理便是此类解释的有效的“依傍”或公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俨然是一个“意义库”,人们可以从中寻找出自己所需要的各种意义来为自己服务。既然《周易》是一个“意义库”,那么这个“意义库”中有没有 佛教的意义呢?智旭(智旭(1599—1655),字藕益,自号“八不道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以推动儒佛合流而闻名于中国佛教史。)所作的《周易禅解》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周易禅解》是易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地以佛教的知识和道理来解读《周易》的杰作(今人陈德述和施维对此书作了精心的注释和点校,并将其与智旭“以佛解儒”的三部作品《论语点睛》, 《大学直指》和《中庸直指》合编为一本(后三者也同样被作了精心的注释和点校),名为《周易·四书禅解》,为我们研究《周易禅解》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版本。在这个合编本的书背有如是之介绍:“《周易禅解》、《四书禅解》是明代四大著名僧人之一智旭的两部精心之作。他主张融会性、相两宗,用禅、教、律相统一,定慧双修的佛理,对《周易》和《四书》(缺《孟子》)进行系统的精密的注解。这两部书融熔儒、道、易理、佛法于一炉,溶仁爱、慈悲于一体。这是第一部用佛理佛法解儒、解易的创造性著作,也是首次标点、注释出版问世的极有价值的书籍。《周易》和佛教爱好者可以从中获得‘易道广大’和‘佛法无边’的深邃智慧,还可以从中领悟到奥妙的人生哲理,获得极丰富的《周易》和佛教的知识。对于专业学术工作者来说,也是一部难得的研究儒佛会通的佳作。”)[1],其作者智旭在中国佛教史上以推动儒佛合流而闻名,这部《周易禅解》就是他为推动儒佛合流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智旭认为《周易》是儒学的“首经”,了解儒学必“先从《周易》始”,讲儒佛合流也必须从易佛合流始,这是他作《周易禅解》的缘由。智旭通过《周易禅解》,一方面从《周易》中读出了佛教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借助《周易》中形象的卦爻原理显明了佛教晦涩的道理,尤其是使佛教中的某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明朗,易于为人理解。因此,对于那些想要了解佛教的人,尤其是那些初涉佛教的人来说,《周易禅解》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之入门读本。
关于《周易禅解》的总的思想,笔者在《以佛解易,佛易一家——读智旭〈周易禅解〉》一文中曾作过全面系统的宏观介绍和论述[2],这里不想再重复。本文拟作“解剖麻雀”的工作,对《周易禅解》中解《大过卦》这一节作些微观的分析,看看智旭是如何用佛学的思想来解读《大过卦》并反过来借《大过卦》中的易学原理来阐明佛理的,从而“以斑观豹”,对《周易禅解》有个更为深入细致的认识。
另外,我们之所以要选取《周易禅解·大过卦》一节进行“解剖麻雀”,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考虑,那就是,智旭在解读《大过卦》的过程中,阐发了中国佛教修行中的核心问题即“定”与“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宋明以后演变为“禅”与“教”的关系问题)。 了解中国佛教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題乃是中国佛教中的大是大非的根本问题,中国佛教各宗派的观点、立场、方法甚至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就取决于如何理解“定”与“慧”的关系;对其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宗派的不同。
一
智旭立《大过卦》(巽下兑上)的主题曰:
约世道,则贤君以道养天下,而治平日久;约佛化,则四依以道化群生,而佛法大行;约观心,则功夫胜进而将破无明也。夫治平既久,则乱阶必萌,所宜防微杜渐;化道既盛,则有漏易生,所宜陈规立矩;功夫既进,则无明将破,所宜善巧用心。
这个主题是从“大过卦”的卦辞“栋桡”取意并以世法比照佛法的。“栋”即屋之栋梁;“桡”是弯曲之意。一幢房屋,最关键的部位就是底部的地基和顶部的栋梁。栋梁的弯曲对屋来说显然是个坏兆头,但是栋梁部位高高在上,平日不易为人所注意,一旦弯曲变成倾斜,那将后患无穷,因此“栋桡”象征着事物的隐患。智旭取此意认为,佛教在“佛法大行”和“功夫胜进”的时候,也是存在着隐患的,犹如世道“治平日久”就会萌生“乱阶”一样,此时乃需要做“防微杜渐”之工作。
那么,何以佛教在“佛法大行”和“功夫胜进”的时候也还存在着隐患呢?或者说,何以“化道既盛,则有漏易生”,而“功夫既进,则无明将破(智慧)”呢?这是佛教中的两个paradox(似非而是的观点或现象),其中一个叫“增上慢”现象,另一个叫“枯木禅”现象。所谓“增上慢”,佛经上说,“不得谓得,是为增上慢”,它是佛教的“七慢”之一(“七慢”指:一慢,二过慢,三慢过慢,四我慢,五增上慢,六卑慢,七邪慢。),意谓得增上之法而起慢心也,通俗地讲就是,一个人懂得了佛法就沾沾自喜,自认为自己超凡脱俗了,进入高层次了,从而自我增高而生傲慢之心;殊不知,佛陀告诉我们,圣即凡,凡即圣,凡圣不二,执着于圣,便是“有漏”(“有漏”,相对于“无漏”而言,所谓“有漏”就是有分别,犹如一口碗分裂成两半,水就会漏出来一样。佛教反对一切分别,讲求“不二”(生死不二、凡圣不二、一多不二等等),认为一有分别便易生烦恼,犹如碗一分裂就会漏水一样。如果一个人执着于圣,作凡圣分别,那么他就不可能脱离烦恼。),便不是究竟(佛陀同时还认为,就是对佛法本身也不能产生执着之心,因为佛法本身也是空的,它只是渡人之船,人一到彼岸便应舍弃船,不能带着船上岸;同时佛法也像治病之药,病一好,药也应舍。佛陀为了防止后人执着于法,遂在弟子面前说,他一生中不曾说过一个字的法,然而实际上他却说了四十九年的法,此不可不深思也。),一个真正进入佛道的人是平平常常的人,是不以圣自居的人,这就是禅宗的“平常心是道”、“担水劈柴是道”。智旭之所以说“佛法大行”时也存在着隐患,说“化道既盛,则有漏易生”,正是基于上述“增上慢”的原因。有了这种“增上慢”的心理,佛法越是大行,就越是背离佛教真谛,离真正的佛教修行也就越远,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paradox真理。
对于智旭所说的“化道既盛,则有漏易生”的“增上慢”现象,我们还可以用智(智 (538—597),字德安,俗姓陈,陈、隋间高僧,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 )〗所说的“度变蔽”现象来加以佐证。“度”即“六度”,指能度人成佛或度人到彼岸的六种行法: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智慧;“蔽”即“六蔽”,是相对于“六度”而言的,指阻人成佛的六种因素:一悭贪,遮蔽布施使不生;二破戒,遮蔽戒行使不生;三瞋恚,遮蔽忍辱使不生;四怜念,遮蔽精进使不生;五散乱,遮蔽禅定使不生;六愚痴,遮蔽智慧使不生。智 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在末法时代,“度”行法在佛教界虽然十分盛行,但是这些“度”实际上却都变成了“蔽”,因为它们不但不能助人成佛,反而阻碍了人成佛。他在《观心论》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终日忍饥非节食,终日忍寒非苦行,终日少欲不乖贪,终日行慈夺他命,终日畏罪转行非,终日求医弥益病,终日布施更增悭,终日断嗔三毒盛,难思议难思议。”[3](第46卷,第587中)智 的这段话实在是对智旭“化道既盛,则有漏易生”的最好注脚。以“终日布施更增悭”为例,布施本是无悭,本是能度人成佛的“化道”,然而何以“终日布施更增悭”?何以如此之盛的“化道”反而会生“有漏”之悭呢?个中缘由是这样的:布施者不是出于慈悲或轻视物质财富而布施,而是为求取社会声望而布施,因为布施会给他们带来社会声望,布施越多,社会声望就越高。他们贪恋并执着于布施所带来的社会声望。在这样的动机下,越是布施,离佛就越是远。(现代社会中的有些——也许是大多数——富翁的布施,即举办慈善事业,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为了社会声望、“广告效应”及死后的余荣。虽然这些富翁的行为客观上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和民众的,但是这些行为却不属于佛教意义上的布施。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可见,兴盛的布施背后也是隐藏着佛教的隐患的,是为“布施增上慢”。不过,不可否定,有些信佛的富翁,尤其是在港、台、日、韩及东南亚地区的富翁,他们的布施确实是具有佛教意义的。
另,《坛经》(契嵩本)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韦刺史)曰:弟子闻达磨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磨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师(慧能)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养、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参见郭朋《〈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年6月版,第78-79页)在达磨和慧能看来,梁武帝的布施也不是佛教意义上的布施,尽管梁武帝表面上看来为佛教做了许多事。)
以上我们探讨了在“佛法大行”时所存在的“增上慢”隐患,接着再来探讨一下在“功夫胜进”时所存在的“枯木禅”隐患,只有同时了解了这两种隐患,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智旭对《大过卦》的卦辞“栋桡”的佛学解释。
“枯木禅”本是《五灯会元》卷三十四中所记载的一则公案,此公案曰:
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依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孩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遂遣出烧却庵。
公案中的“庵主”自以为禅定功夫到家了,当一个二八芳龄女子过来抱住他时,他毫无感触,说是“枯木依寒岩”,这时“婆子”遂称他是个“俗汉”。按理说,坐怀不乱应该是修成正果了,但是,中国佛教是讲求“烦恼即菩提”,“世出世间不二”的,不懂得中国佛教的这一究竟胜义,越是坐禅就越是远离佛。中国佛教本质上如太虚大师(太虚大师(1890—1947),俗姓吕,浙江海宁人,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和佛教改革家, 以提倡人生佛教而著称。)所说,是一种人生佛教,要求修行者去做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性的真正的人,而不是去做一段“枯木”,去做一个毫无感情的冷血动物。智旭所说的“功夫既进,则无明将破(智慧)”,其意思就是,一个人虽然禅定很有功夫,但却为“无明”所蔽,缺乏中国佛教的智慧,不懂得禅定的目的是要做人,而不是要做“枯木”。应该说,“枯木禅”现象在佛教修习者中是很常见的,它是禅定中存在的最大隐患。可悲的是许多人陷于“枯木禅”而不知,还以为得了真正的禅定。殊不知,真正的禅定不是枯坐,而是活泼泼无烦恼的人生状态,难怪上述公案中的“婆子”要称“枯木坐”的“庵主”为“俗汉”了。
二
不管是“增上慢”还是“枯木禅”,对于佛教修行来说都为害匪浅,所以要加以预防,防微杜渐,智旭在解释《大过卦》的彖辞时阐明了这一点。此彖辞曰: 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智旭解释曰:
“大”者既“过”,所以必当思患豫防。“初”、“上”皆弱,所以刚中,不宜恃势令桡,刚虽过而得中。又以“巽”顺而悦行之,所以犹有挽回匡济之术,乃得“亨”也,永保无虞亦在此时,盛极忽亦在此时,其关系岂不大哉。
“增上慢”和“枯木禅”都属于繁荣背后所藏着的隐患,是“大”者之“过”,前者属于大“慧”之“过”,而后者则属于大“定”之“过”。孔子曰:“过犹不及”,“慧”太“过”和“定”太“过”都不是好事,因此,需要“思患豫(预)防”。智旭根据《大过卦》的卦画结构指出,此卦“初”、“上”均为阴爻,中间二、三、四、五均为阳爻,此乃“刚中”之象,“虽过而得中”,所以“慧”和“定”虽“大过”,但其主体依然还是刚强中正的,是好的;也就是说,“慧”和“定”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过”了才显不当。总之,在智旭看来, 这个卦画的“初六”和“上六”正是表示着“慧”和“定”之“过”,而中间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的刚强又表示这种“过”是完全可以挽救的,而且这种可挽救性还表现在《大过卦》的上下卦的关系上:上卦兑 ,“兑”者“悦”也;下卦巽 ,“巽”乃“顺”也,“顺而说(悦)行之”,则必有挽救之术,故“亨”。
既然根据《大过卦》的卦画,“慧”之“过”“增上慢”或“定”之“过”“枯木禅”还是可以挽救的,或者说还有挽救的可能性,那么究竟该如何挽救呢?智旭通过解释《大过卦》的象辞阐明了这一点。该象辞曰:
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智旭解释曰:
泽本养木,而反“灭木”,“大过”之象也。惟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之力持之,庶学有本而养有素,可以砥柱中流耳。
《大过卦》 之下卦巽 为“木”,上卦兑为“泽”,“泽”本应在“木”之下而养“木”,今却反了过来,“泽”在“木”之上而灭“木”,此乃“大过”之象也。智旭以此象比喻“慧”与“定”本是有助于修行成佛的,但“慧”若“过”而成“增上慢”,或“定”若“过”而为“枯木禅”,则“慧”与“定”就将有碍于修行成佛,这时,真正的修行者(“君子”)就应该“独立”和“遁世”;只有“独立”才能“不惧”,只有“遁世”才能“无闷”,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独立”,在佛教中是指不为“方便”所惑而直达“究竟”,就“慧”与“定”而言,“方便”是指在人们的一般理解中,两者都是有助于修行成佛的,但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就其“究竟”而言,两者之中乃是隐藏着阻人修行成佛的隐患“增上慢”和“枯木禅”的,修行者必须认清这一点,不为常见所囿,“独立”地对自身的“慧”与“定”的状况作出判定,弄清楚自身的“慧”是真正的“慧”呢,还是“增上慢”的“慧”;自身的“定”是真正的“定”呢,还是“枯木禅”之“定”。唯有具备了这种“独立”的精神,修行者才能不为“增上慢”和“枯木禅”所惧并消除之,完成修行使命。再看“遁世”。所谓“遁世”,不是“远离世间”之意,而是“从世间超越”之意(“遁”者,遁升,超遁,超越也)。中国佛教要求从俗世生活中获得超越,而不是鼓励逃离俗世生活,因此,中国佛教亦可称为“遁世主义佛教”(加拿大mcmaster university冉云华教授之语)。智旭认为,要消除“增上慢”和“枯木禅”,必须回到俗世生活中,采取“遁世”的方法。一个人身处俗世而能认清俗世的虚幻性质,这才是真正的“慧”;身处俗世而不为俗世所累,这才是真正的“定”。任何逃避俗世生活的修行都不能获得真正的“慧”与“定”,都是处于“闷”中,唯有“遁世”,从俗世生活中潇洒地超越出来,才能“无闷”,才能处理好“慧”与“定”的关系。总之,智旭告诉我们,要挽救“慧”之“过”和“定”之“过”,消除“增上慢”和“禅木枯”之隐患,必须从“独立”和“遁世”做起。
三
以上智旭通过解读《大过卦》的卦辞及其相应的彖辞和象辞阐明了在佛教修行中“慧”与“定”中存在着的“增上慢”和“枯木禅”隐患,并提出了消除这种隐患的方法。接下来,智旭通过解读《大过卦》中的六条爻辞及其相应的象辞全面地展开了有关在佛教修行中应如何正确处理“慧”与“定”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兹分别引述于下,并作简单的点评。
(一)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智旭解释曰:
世法佛法,当“大过”时,皆以刚柔相济为得,过刚过柔为失,今“初六”以柔居“巽”体之下,而在阳位,无功名富贵以累其心,唯庸德庸言,下学上达以为其务者也,约佛法者,定有其慧,兼以戒德精严,故“无咎”。
笔者点评:“初六”阴爻居阳位,刚柔相济之象也,以喻定慧兼备、“定有其慧”,非“枯木禅”也。又“初六”居“巽”体之下,“无功名富贵以累其心”(因为“巽”是风,风之流动顺畅,毫无累碍),故“无咎”。
(二)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智旭解释曰:
刚而得中,又居阴位,阳得阴助,如“枯杨生稊”之象,盖过于下贤者也。约佛法者,慧与定俱,如先见道,后修事禅,故“无不利”。
笔者点评: “稊”同“荑”,草木初生的叶芽。“枯杨生稊”,“老夫女妻”,乃是阳得阴助也。如果“慧”得“定”助,见道又修禅,那佛法就会胜进,故“无不利”也。
(三)九三:栋桡,凶。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智旭解释曰:
过刚不中,任其刚愎,以此自修,则德必败;以此治世,则乱必生,故“栋桡”而“凶”。约佛法者,纯用邪慧,故“不可有辅”。
笔者点评: 表面上看来,九三爻辞“栋桡,凶”与卦辞“栋桡,利有攸往,亨”是相矛盾的,但实际上两者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九三爻辞是说“栋桡”本身是“凶”,而卦辞则是说“凶”的“栋桡”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防微杜渐,故又是“亨”的。前文已说过,智旭认为“栋桡”在佛法上喻示“慧”之“增上慢”和“定”之“枯木禅”,但是智旭在这里只是讲到“增上慢”即“邪慧”(可能是疏忽,也可能是以一代二)。既然是“邪慧”,当然不可以助其膨胀,故“不可以有辅也”。 (四)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智旭解释曰:
刚而不过,足以自立立人,但居悦体,恐其好大喜功而不安守,故诫以“有它”则“吝”。约佛法者,亦是慧与定俱,但恐夹杂名利之心,则自利利他,未必究竟,故诫以“有它”则“吝”。
笔者点评: “隆”者,高也;“栋隆”指的是房梁高耸,表示房屋完好稳固,这是“慧与定俱”,修持稳健之象也;但是,由于是不离俗世而修行,很有可能还“夹杂名利之心”(即“有它”),“慧与定俱”只是一种假象,故诫以“吝”。
(五)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以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智旭解释曰:
虽云阳刚中正,然在“大过”时,则是恃其聪明才智者也。享成平之乐,不知民事艰难,且不知下用贤臣,惟与“上六”阴柔无用之老臣相得,何能久哉!约佛法者,慧力太过,无禅定以持之,何能发生胜果。
笔者点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古代讲求夫死不改嫁,今“老妇得其士夫”,老妇都还嫁人,此事实在太过而“可丑也”。智旭以“老妇士夫”喻“慧力太过,无禅定以持之”就不胜得佛法正果。
(六)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智旭解释曰:
居过极之地,惟有柔正之德,而无济难之才,故不免于“凶”,而实非其咎也。约佛法者,正定无慧,终为顶堕。
笔者点评:上六阴爻,太软弱而居于顶,必将堕坠。智旭以此喻定而无慧,也将一事无成,不能成正果。
[结语]
智旭用佛教的知识和道理对《大过卦》的卦辞、爻辞及其相应的彖辞、象辞逐条逐项地作了详细的解读,他通过这种独特的解读,依傍《大过卦》中的易学原理阐明了佛教修行中“定”与“慧”之间的互利关系,指出只有“定慧兼济”、“定慧双修”才能最终修成正果,并告诫要防范因“定”或“慧”太过而造成的“增上慢”或“枯木禅”现象,因为这两种现象将会导致一切佛教修行前功尽弃。虽然历史上易学对佛学的契入不像儒学和道学对佛学的契入那样广泛而深入,但是智旭在《周易禅解》中以佛解易、以易学契入佛学的工作却是相当出色的,无论在佛学史上还是在易学史上,这样的工作都应占有一席之地。本论文虽然只论及智旭对《大过卦》这一卦之佛学解读,但是,仅此已足以让我们了解作为出家僧人的智旭对易学的精通矣。同时,我们也从智旭以佛解易的工作中看到了易学在中国文化中真的是无处不在,处处渗透——易学的文化力量不可谓不大矣!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智旭以佛解易的方法中抽绎出对现代易学诠释的一些启示,即对于现代人来说,古老《周易》之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说了些什么,并不在于它的“先天”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去解读它并发掘出它所蕴含的“后天”意义,因为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不囿于它那机械的词句的,而是追随着人类的精神、思想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胀的。
参考文献:
[1] 智旭。周易·四书禅解[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易经的智慧范文5
关键词 智慧互联;机遇;挑战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7)189-0075-02
随着世界网络建设发展,网络相关的设备也越来越完善,智慧互联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践。经过不断的发展实践,在基于“互联网+”时代基础,智慧互联也能够为企业、商家创造出更多的机遇,伴随机遇是更多的挑战。随着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用户反馈机制越来越完善,基于智慧互联的相关产业,也会随着网络建设而逐步完善。
1 智慧互联带来的机遇
在现代社会中,智慧已经成为互联互通时代的高频词汇,特别是智慧教育、智慧服务、智慧生产等智慧现象不断出现,也说明智慧时代已经到来,同时推动社会和媒体更好衔接的动力也是智慧互联,另外,智慧效率和智慧流动的速度决定着物质、知识、信息流动的效率。
智能模式
在智慧互联到来之后,通过智能模式不断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1]。随着我国脑科学、人工智能、交互技术、显示技术、传输技术、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各种领域中智能模式也逐渐替代传统的模式,对人们生活和企业的生产进行了改变,例如:智能产品(电视、空调、冰箱等)、智能软件(浏览器、视频播放器、输入法等)、智能手机(华为、金立、小米)等新产品、新体验、新技术不断完善,使现代社会智能现象非常壮观。
智能终端,人机合一模式
因为人体的延伸是媒介,所以人类感知器官的延伸就是智能终端,在现代社会智能模式基础上,人们可以通过智能终端实现信息共享、信息传播、信息编写等[2],因为信息传播的速度较快,使得公共事件爆发和发酵的速度也迅猛提升。例如:在我国社会中智能电脑已经逐渐普及,同时智能电脑已经成为广大群众进行日常工作和社会交往中文本传播、搜索、接收的常用终端。另外,人脑的延伸也是智能终端,随着虚拟技术不断发展,在信息传播中逐渐出现机器编辑、机器作者、机器记者。这些智能虚拟技术不但可以自动提取想要的数据,大大降低有效新闻线索发现的时间,同时智能虚拟技术出现之后,可以更快地对大数据进行调用、对比、处理,并通过智能技术,形成不同的文风。
智能平台
智慧互联平台是多种功能、多种类型聚合的平台,主要分为:增值服务平台、交易平台、沟通平台、媒体平台等智能平台[3]。智能平台可以超越服务的边界和产品的边界,智能平台将服务的载体变成产品,从而实现产品使用用户极致的体验效果和良好的服务,为各个行业的品牌链、服务链、生产链、供应链进行改革,使服务模式和产品模式进行有效连接,形成平台和企业组合的模式。例如:网易新闻以用户体验为主而搭建的智能信息传播平台,根据网易新闻用户评论、转发、评论等行为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时根据用户的分析结果对用户所处环境进行考虑,并将用户近期点击次数高的新闻进行推动等。通过智能平台可以将信息传递给用户。
智库模式
随着知识社会的带来,对知识的管理和整合已经成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重要任务,特别是我国在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目标是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社会,使世界向可持续的知识社会和大方向包容的社会上发展。在全球知识社会中,知识的传播、管理、整合、创新等环节都是依靠智库模式实现的[4]。
我国传统社会,知识的整合及创新都是受到创新者的价值观念和目的所影响,但是在智慧互联时代下,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推动力。因此,现代社会知识的整合及创新不再受创新者的观念所影响,而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生产对知识需求的计划性和优先性进行的创新和整合。
智识模式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个人、市场、政府的地位和传统社会相比也有所不同。传统社会价值创造和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资源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而现代智慧互联时代,个人成为具有资源、思想、能力、知识等综合系统[5],因此,现代社会逐渐进入到个人时代。个人时代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现人对人的管理;其次,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企业,实现人对人的生产模式;最后,每个人都是自媒体,实现人对人信息的传播。在现代社会个人时代,每个人的创意和智慧都可能被网络所挖掘并聚集,就像所有河流最后汇集成大海一样,将个人的创意和思想演变成巨大的能力。智识模式下的个人时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体验模式、微模式、用户模式[6]。
改变的生活方式
用户端家电智能,家电使用者通过相关App对智能家电进行操控,从而更科学的分配各种电器用电计划,降低家庭家电开支。阶梯计价地区可以综合考量所有家电用电情况,对用周期进行合理规划减少用电浪费。综合用户日常用电习惯,为用户提供合理的用电规划,提升用户体验。
智慧互联,重塑物流企业。我国在2015年就已经成为物流包裹第一大国,因此,智慧互联时代的带来,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物流行业的效率。例如:菜鸟智慧物流,传统的物流单采用的都是纸质面单,而智慧互联时代到来之后,采用电子物流面单,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较多的成本。
2 智慧互联带来的挑战
智慧互联时代虽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但是智慧互联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智慧互联平台可以为企业实现数据信息贡献,可以使企业实现信息整合、利用、传播等过程,因为其中存在超级多的数据,必须使智慧互联平台中利用先进的技术,使智慧互联平台可以稳定和安全,而我国的科技技术虽然不断发展,但是在某些技术上的研究要处于初级阶段,使得智能互联平台的稳定性不能有效保障。
智慧互联面临的安全挑战,主要有功能安全、信息安全。
功能安全:制造业离不开自动化机器,在自动化机器运行过程中,运行部件可能会出现腐蚀或者高温的情况,如果操作人员直接与机器接触就容易发生危险,因此,我国现在没有完全离开人操作的自动化机械,这也是智慧互联面对的主要安全问题。
信息安全:在智慧互联时代下,因为信息数据实现共享,在这个过程中极其容易出现信息数据被盗窃的情况,容易造企事业和人民的财产受到损失。例如:智能手机和智能运动手环之间的智慧互联,如果在两个设备传输信息过程中别截取或者某一个终端设备丢失,其中的信息数据就会丢失,造成使用者一定程度的损失。
3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中使用智慧互联系统可以使企业在市场中具备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同时在众多企业资源配置中,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数据。现阶段企业使用智慧互联之后,不但让设备进行了智慧互联,还为企业客户提供了更多数据,使企业客户满意度大幅度增长,减少企业服务成本,提高企业服务效率。
参考文献
[1]孙晓萌。探究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的技术发展机遇与挑战[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5(11):4004.
[2]朱立。“智慧北京”为首都高职院校软件技术专业带来的机遇[J].科技创新导报,2015(2):213-214.
[3]蔡若佳,易钢,李坚,等。“智慧城管”初探: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管理创新[J].学理论,2015(13):28-29.
[4]李国军。智慧互联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工程机械c维修,2015(11):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