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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实用(最新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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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一篇】

走访留守儿童——关于农民工留守儿童心理情况的调查。

在我们周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用勤劳和智慧获取家庭收入,为经济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作为子女的他们却留在了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成为儿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儿童。所谓“留守儿童”即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16岁以下(包括16岁)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父母亲其中一方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

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留守儿童群体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频频引起社会各界侧目,让人们觉得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呵护!

据资料显示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获得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教育,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走上犯罪道路。

为此,应学校号召,为了正确认识国情、深入了解社会、提高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借暑假机会进行社会实践,由于家住农村,外出务工的农民较多,本着学校要求的“就近原则”,他们留守在家的子女自然而然地成为我此次社会实践的对象。经过几天时间的构思、收集整理资料、制定调查问卷等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带着一份好奇和几许期待踏上了漫长的家访之路,在有关村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村民们的热情帮助和极力配合下,我走访了我村共28个组(据村委介绍我村除去统征人口目前总共28个组)的社员,对符合条件的目前未外出的留守儿童(因为有几位家长已带着孩子外出,家中空无一人)的心理情况进行了调查,共收集到50份有效调查问卷(附后),并获得了一系列数据和一些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截至调查日期,有8位孩子的父亲外出务工、4位孩子的母亲外出务工、39位孩子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其中包括父母离异者)。这些留守在家的孩子大多由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并且大多数都是在婴幼儿期或者还属学龄前儿童时都已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跟随年迈的老人一起生活。另外虽然有部分幸运的孩子是由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亲自照顾,但是由于不能同时拥有父母双重的爱,心中难免不舒坦,再加上外出的家长在外打工所持续的时间不等,短的至少已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最长的已有长达16年之久。家访过程中,我还了解到部分家长由于心系赚钱,已持续有好几年不曾回家探望家中的儿女。让原本就渴望他们关爱的孩子们一次次的化希望与盼望为失望,一次次的由兴奋与激动变为深感无助,一次次的觉得他们的父母已然不再爱他们、已然将他们深深遗忘。让那幼小的心灵倍受打击,留下无言的伤痛,并且伤痛在无形中扩散,扩散得肆无忌惮!再看到同龄伙伴可以无忧无虑地同时拥有父母亲双重的关爱,可以时刻承欢父母膝下,那早就伤痕累累的小小心灵难免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通常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有的孩子日常行为粗暴蛮横、脏话连篇、易于发怒、脾气多而暴躁、易冲动、怒则打人摔东西;有的孩子故意与家长逆反或者经常沉默寡言、不合群、胆小,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有的孩子由于渴望更多的关爱,喜欢借故向别人撒娇,以期获得更多的关注;有的孩子由于年龄太小就离开父母或不得不与其中一方分离,误以为是他们不爱自己,于是在家中就一味的对家长撒谎,借故索要更多的物质和金钱、铺张浪费,或者贪玩厌学、学习成绩一度较差以此来报复那离他们而去的父母……孩子们的表现千奇百怪、不胜枚举,无不以自己的方式向社会、向父母控诉着自己孤独无助和对父母双重呵护的渴望!

也许你会认为他们的表现很令人心寒,辜负了父母殷切的希望,但换个角度试想:他们有这些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何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叛逆呢?是缺失了父母的双重的爱,是社会对他们的关心不够,是命运对他们不公,导致他们沦为受人“歧视”的农村留守儿童,导致他们从小就远离父母的教育和怜爱。

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业、人格等方面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问题显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不仅涉及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更严重的影响到我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直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进程,尤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公正、和谐社会的实现,亟需社会共同的关注才能全面控制、逐步解决。

面对“祖国花朵”的上述一系列情况,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是否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呢?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走访他们的监护人,带给他们适用、孩子易于接受的教育方式;我们可以走访他们就读的学校,给予他们一定的关怀,带给他们一些书本、文具等物品,也带给他们知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带给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激励他们不断进取、努力奋斗,同时也把他们的坚强与微笑带回我们的校园;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具有一份社会社会责任感,对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儿童的成长多一份关心,努力保护好中国的“脉搏”以促进华夏民族的不断发展!

通过此次暑期社会实践走访了这些留守儿童及其“代理家长”,感觉自己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暗自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让自己的子代成为留守儿童,同时也为回报社会对我们留守儿童的关爱之情!

在此,我衷心地感谢村的相关领导人的支持与指导,感谢全村广大社员的热情帮助与积极配合,祝愿您们生活愉悦、合家欢乐!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二篇】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xx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20xx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xx年、20xx年、20xx年和20xx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和个百分点。

(二)本地农民工增长较快,占比提高。

从农民工构成看,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比上年增加289万人,增长%。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比上年增加63万人,增长%。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

单位:万人、%。

20xx年。

20xx年。

增减。

增长。

27747。

27395。

352。

其中:外出农民工。

16884。

16821。

63。

10863。

10574。

289。

(三)中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长快于其他地区。

从输出地看,中部地区农民工9609万人,比上年增加163万人,增长%,占农民工总量的%;东部地区农民工10760万人,比上年增加96万人,增长%,占农民工总量的%;西部地区农民工7378万人,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占农民工总量的%。中部地区农民工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西部地区高和个百分点。

(一)女性农民工比例有所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女性占%。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女性占%;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女性占%。农民工中女性比例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占比提高,而本地农民工女性比例较高所致。

(二)青壮年农民工比重继续下降。

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从平均年龄看,农民工平均年龄为岁,比上年提高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比上年上升个百分点。

单位:%。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50岁以上。

(三)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小学文化程度占14%,初中文化程度占%,高中文化程度占%,大专及以上占%。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提高个百分点。

单位:%。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出自

大专及以上。

(一)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例提高。

从输入地看,在中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977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16489万人,比上年增加64万人,增长%,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209万人,比上年增加104万人,增长2%,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

(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745万人,比上年减少122万人,下降%,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比上年减少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下降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下降个百分点。

表420xx年外出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构成。

按输出地分。

外出农民工总量(万人)。

构成(%)。

外出。

外出。

农民工。

跨省流动。

省内流动。

农民工。

跨省流动。

省内流动。

合计。

16884。

7745。

9139。

东部地区。

4944。

858。

4086。

中部地区。

6592。

4024。

2568。

西部地区。

5348。

2863。

2485。

(三)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

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1190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其中,%流入直辖市,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流入省会城市,提高个百分点;%流入地级市,提高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80%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省内流动农民工%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提高个百分点。

表520xx年外出农民工流向地区分布及构成。

合计。

直辖市。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小城镇。

其他。

外出农民工总量(万人)。

16884。

1460。

3811。

5919。

5621。

73。

其中:跨省流动。

7745。

1188。

1752。

3258。

1473。

73。

省内乡外流动。

9139。

272。

20xx。

2660。

4148。

其中:跨省流动。

省内乡外流动。

(一)在第三产业就业农民工比例提高。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下降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下降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为%,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提高个百分点;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提高个百分点。

表6农民工就业行业分布。

单位:%、百分点。

20xx年。

20xx年。

增减。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其中:制造业。

-。

建筑业。

-。

第三产业。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住宿和餐饮业。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二)在中西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较快。

在中、西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分别比上年提高和个百分点,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在中部地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占%,分别比上年提高和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占%,分别比上年提高和个百分点。

表7分地区的农民工产业分布。

单位:%。

在东部地区。

在中部地区。

在西部地区。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三)本地农民工从事制造业比重上升,从事建筑业比重下降明显。

本地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占%,提高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占%,下降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下降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占%,下降个百分点。

(四)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上升。

受雇方式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受雇就业农民工比重较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中受雇就业的比重为%,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中受雇就业的比重为%,提高个百分点。

(一)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增长%,增速比上年回落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和个百分点。

单位:元、%。

20xx年。

20xx年。

增长率。

合计。

2864。

3072。

制造业。

2832。

2970。

建筑业。

3292。

3508。

批发和零售业。

2554。

271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301。

3553。

住宿和餐饮业。

2566。

272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532。

2686。

(二)在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213元,比上年增加247元,增长%;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918元,比上年增加157元,增长%;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964元,比上年增加167元,增长6%。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和个百分点。

(三)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增速高于本地农民工。

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359元,比上年增加251元,增长%;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2781元,比上年增加175元,增长%。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578元,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个百分点。

(一)外出农民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速加快。

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1012元,比上年增加68元,增长%,比上年加快个百分点。其中,居住支出人均475元,比上年增加30元,增长%;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分区域看,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快于中部地区,且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居住支出增长最快。

表9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月均生活消费和居住支出。

生活消费支出(元/人)。

其中:居住支出(元/人)。

居住支出占比(%)。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合计。

944。

1012。

445。

475。

东部地区。

954。

1028。

447。

480。

中部地区。

861。

911。

414。

425。

西部地区。

957。

1025。

449。

469。

(二)在地级以上城市务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分城市类型看,外出农民工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的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为1106元,比上年增长%;在地级市务工的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1043元,增长%;在小城镇务工的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为892元,增长%。在地级以上城市务工的外来农民工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在小城镇务工的外来农民工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

表10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类型务工月均生活消费和居住支出。

生活消费支出(元/人)。

其中:居住支出(元/人)。

居住支出占比(%)。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合计。

944。

1012。

445。

475。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1020。

1106。

489。

528。

地级市。

968。

1043。

420。

452。

小城镇。

853。

892。

430。

444。

(三)独立租房、购房、早出晚归农民工比重上升。

外出农民工中,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在工地工棚居住的占%,下降个百分点;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下降个百分点;与他人合租的占%,下降个百分点;独立租赁居住的占%,提高个百分点;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占14%,提高个百分点;在务工地自购住房的农民工比例为%,提高个百分点。

(四)得到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宿舍或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减少。

外出农民工中,从雇主或单位得到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下降个百分点;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为46%,提高个百分点。

(一)超时劳动情况有所改善。

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个月,比上年增加个月。外出农民工月从业时间平均为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个小时,均较上年略有下降。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分别比上年下降和个百分点。

表11外出农民工从业时间和强度。

20xx年。

20xx年。

全年外出从业时间(月)。

平均每月工作时间(天)。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小时)。

日工作超过8小时的比重(%)。

周工作超过44小时的比重(%)。

(二)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20xx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分别为%和%,分别比上年下降和个百分点。农民工签订一年以下短期劳动合同的情况有所改善,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

单位:%。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年以下劳动合同。

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

没有劳动合同。

其中:外出农民工。

其中:外出农民工。

(三)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提高。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提高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提高个百分点。

20xx年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2%,较上年提高个百分点,高于其他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制造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提高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均为%,与上年持平。其他行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表13分行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

单位:%、百分点。

20xx年。

20xx年。

增减。

合计。

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四)人均被拖欠工资有所上升。

20xx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788元,比上年增加277元,增长%。其中,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10692元,比上年增加79元,增长%;被拖欠工资的本地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8667元,比上年增加519元,增长%。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三篇】

春节过后,返乡农民工面临新的就业选择,是继续外出打工,还是返乡就业、创业?为了解节后xx市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意向,国家统计局xx调查队抓住春节期农民工大量返乡有利时机,在节日期间深入建安区、禹州市、长葛市、襄城县等四个县(市)、区,采取座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15个行政村的400名返乡农民工进行了走访调查,及时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基本摸清了xx市返乡农民工节后就业意向。

(一)大部分农民工选择回乡过年。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农民工选择返乡过节。其他农民工未返乡过节的原因多种多样,除去部分已经在外出就业城市安家的以外,主要原因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多行业在春节反而是生产或销售旺季,加上节日期间劳动报酬更高,很多农民工选择节日期间继续工作;还有部分农民工认为回家过年来回路费、人情往来花费负担较重,不必年年回家过节。

(二)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

以中青年男性为主。在受访的400位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75%,女性占25%;从年龄阶段来看:16-30岁阶段的占21%;31-45岁阶段的占41%;45岁以上的占38%。综合来看,45岁以下占比达到62%,由此可见,我市外出务工人员以中青年男性为主。

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占9%,初中占68%,高中及以上的占17%,大专及以上仅占6%,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专以上文化学历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29%,30-45岁之间的占59%。

省外是主要就业地,就业方式以打工为主。从调查结果来看,有77%的外出人员选择省外就业,仅有23%的人员选择在省内市外其他地市就业。有87%的农民在外以打工为生,仅有13%人员在外自主创业。

务工行业以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从事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人员比例分别占41%和22%;但新兴的服务业也逐渐成为出外打工的选择,有11%的人员从事居民服务业,从事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人员分别为6%;另有7%的人员从事批发零售业。

(三)大部分农民工节后外出意愿强烈,收入差距是主因。

大部分务工人员仍选择继续外出。从节后就业意愿看,有高达85%的人员选择继续外出打工;仅有9%的人员愿意留在市内;有6%的人员还处在犹豫当中,但如果这部分人短期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很大。

在外打工收入更高是最主要的因素。在对继续外出的人员调查其原因时:有57%的人员认为外出打工收入较高;有35%的人员选择“就业机会多”。从我们对外出务工收入的调查中,外出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41%;“3500-5000元”的占40%;“201-3500元”的占17%。月收入3500元以上占比达到81%,如果考虑到部分企业提供免费食宿等相关因素和务工人员的怕露富心理,高收入占比会更高。在进一步的询问中,很多人表示,外出务工特别是远离故土也并非农民所愿,如能在本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且收入可以,他们也不愿远离故土。

就业渠道选择有惯性。除收入原因之外,我们在调查中得知,农民在外出就业选择时,往往习惯由先期外出的亲戚、朋友、老乡等社会关系介绍工作,从心理上也更加相信熟人介绍的工作,认为比较有保障,容易形成一村一地“抱团”就业的趋势。以长葛市南席镇方于村为例:该村有2人常年在新疆承包工程,吸引带动了全村100多人前去就业,工作相对稳定并且老乡之间能够相互照应,所以该村几乎所有返乡的农民工都选择过年后继续到新疆打工。

家庭原因是返乡主因。在对选择留在市内就业的人员调查原因时:选择“家庭原因”的比例最高,占31%;仅有14%和10%的人员选择“自己想返乡创业”和“国家政策鼓励返乡创业”。

(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意愿较低。

从返乡创业的意愿看,仅有25%的人员选择愿意返乡创业。在对创业动机的调查中,选择“创业扶持政策好”、“兼顾家庭”、“自主创业收入高”等原因的占比最高,分别占43%、30%和24%。

(五)高学历务工人员创业比例高,收入水平高。

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务工者群体中,有35%的人员在外自主创业,在外创业比例高于全体水平23个百分点。从务工收入看,71%的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27%的人员收入月收入在3500-5000元之间,在外务工高收入仍是吸引xx返乡务工者继续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在问及是否会留在家乡创业时,仅有6%的人员表示愿意自己返乡创业。

(一)风险承受能力较低。

创业意味着风险与机遇并存。在调查走访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往往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生存状态,家庭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普遍存在不敢创业的心理,认为创业风险大,一旦失败,很有可能把大半生积蓄赔光,甚至背上债务。打工相对而言安全性较强,不用承担经营风险,若就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或者出现拖欠工资情况,可以马上跳槽,“东家不打打西家”,收入损失也相对小一些。

(二)自身缺乏创业能力。

返乡创业最大难题是资金不足。在问及何种帮扶措施最受期待时,选择“小额担保贷款、创业补助、税收优惠”的.比例分别占到23%、21%和13%;选择“创业培训和指导”占16%;另有11%的选择“行政审批手续简化”。可见资金问题是目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最大制约因素。

创业技能不足。农民工虽然在外出务工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与经验,但在信息获取能力、市场分析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在选择创业项目、市场定位、发展前景等方面极易出现决策判断偏差,影响到下一步发展。

(三)客观环境存在制约。

创业优惠政策力度小,手续多。近年来我市相继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政策的扶持力度、发展前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显不足。另外,一些优惠政策在申请时手续繁多,令一些创业者望而止步。

农民工创业者对政策的主动关注度不够。据我们了解,农民工群体对政策关注度普遍不高,总觉得扶持政策很难惠及自己,造成许多农民工对各种扶持政策缺乏基本了解。在调查中,有高达68%的受访者完全不知道当地政府是否有优惠或扶持政策;仅有9%的被访者表示会主动关注扶持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很多帮扶政策落实不到位、不充分。

用地、环保等要求较为严格。目前,由于环境生态保护和节约使用土地资源的政策导向,各职能部门对设施用地审批等方面较为严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养殖和休闲农业创业者的经营发展。

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创业指导缺乏有效性。目前xx市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农民工创业就业培训体系,据调查了解,培训还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抓大放小,精准扶持。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关键在于吸引外出就业的“领头羊”回流。这部分人很多在外面已工作多年,打工者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自主创业者不少已经开了店铺,甚至办了企业,这一类人有经验、有技能、有能力、有眼界,单纯的依靠大水漫灌式的普惠政策,很难吸引他们回乡二次就业。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认真了解掌握情况,有针对性地为这部分人返乡就业提供切实有效、量身打造地“政策大礼包”,增强返乡就业的吸引力,切实提高扶持政策的实际产出价值。从而产生带动作用,达到“回来一个、带动一群”的效果。

(二)打铁还需自身硬,吸引外出人员回流,充足的就业岗位是基础,提高收入水平是关键。农民工外出务工本质上是自由劳动力自发流动的结果,是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现实反映。要吸引劳动力回流,就必须在承认并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加快区域发展速度,提升发展质量。一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农业转型速度,从农村解放更多劳动力;二是合理布局工业体系,既要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岗位消化就业人口,实现充分就业;同时又要加大转型升级力度,确保高附加值产业快速发展,以提供足够的利润和税收,为中间收入阶层的发育提供收入支撑,进而刺激促进三产快速发展,最终推高本地工资收入水平,吸引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回流。

(三)提高培训指导针对性,扩大培训指导政策惠及面。一是政府免费为需要较高专业技术的创业者搭建技术学习交流平台或提供中介服务,让其可以及时学到全国范围内的先进技术;二是为需要规范管理经验的创业者增加学习研讨机会,并请行业内典范介绍成功经验;三是加强培训前期调研,掌握农民工群体实际需求,开展针对性地培训指导,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培训质量和成效。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四篇】

自《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20xx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20xx元,比20xx年增加359元,增幅达%,拖欠问题有效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子女教育、自主创业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自主创业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创业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估算,20xx年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达15863万人,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和方针政策,农民工权益和生存状况基本得到解决,使农民工逐步摆脱了“弱势群体”的名称。但由于农民工数量过于庞大。为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必须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自主独立的发展和工作。因此,对于农民工的自主创业问题显得十分重要。那么,对于农民工而言自主创业意味着什么?他们自己又如何看待?对此,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外语系“三下乡”第二支队带着这些问题在我国农民工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市及周边区县通过分发统计表、踩点访问、网络查阅、图书查阅等途径搜集大量数据,在加以汇总和分析后得出相关结论并撰写此次报告。

50名调查对象中,平均年龄为岁,其中16~20岁的占15%,21~25岁的占24%,26~30岁的占30%,31~35岁的占20%,36~40岁的占12%。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

从文化程度看,小学文化程度占8%,初中文化程度占52%,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3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6%。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20个样本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占32%,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20%,批发零售业占14%,住宿餐饮业占1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0%,其他行业占8%。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20xx年占%,20xx年初达到%;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0xx年占%,20xx年占%,20xx年初达到%。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9049元,人均收入4869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675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1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0xx年,农民工月均收入达1690元,比20xx年的875元增长近一倍。从数据分析与往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据我们的统计和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对自主创业的相关常识较为生疏。在50名调查者中对自主创业有意识或对自主创业内容或国家相关政策的农民工只占到总人数的22%(11人),但希望通过自主创业摆脱打工或现状的占总人数的68%(34人)。

我们对50名农民工就业状况和创业意愿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有自主创业意愿的7人,占14%。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就业期望值过高,因就业素质低,岗位、待遇不合意愿,也在创业与求职就业之间徘徊。

目前,对于农民工求职就业,我们主要是依靠行政促进、信息转达等手段,开辟渠道行聘求对接之便,其就业成果往往依托于企业及三产服务业等提供的岗位。政府能够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仅仅是杯水车薪。没有足够的岗位,促进措施力度再大,也不会有更大的成效。而自主创业,须经政府有关部门、创业者个人及其所在基层组织合力同步才能实现。通过网络数据对某县有创业意愿的9684人调查发现,截止20xx年五月中旬,已实现自主创业、项目在建或启动开始创业的有20xx人,已建设和在建创业项目1786个,实际创业人数占%。总体来说,能够走上创业之路者比例还相对较低。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现在农民工对待自主创业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一是个人、家庭等各方面不具备创业条件,也没有创业动机;二是有创业意愿而望“海”兴叹,随着创业大潮的涌动,内心也燃起创业激情,想通过自主创业改变现状,但缺乏信息,无技能,少资金,因而显得有心无力,难以迈出创业步伐;三是虽具备一定的创业条件,但由于创业意识淡薄,感觉创业路难走,不愿担冒风险,“怕”字当头,缺乏自主创业信心;四是创业愿望迫切,掌握技能或具备一定的创业条件,有决心有信心,这类人往往是创业的成功者。

制约农民工创业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资金不足,缺乏金融支持。农民工依靠一般性耕种和在外打工所积累的资金有限,甚至没有积累。资金的关卡把许多农民工挡在了创业大门之外。政府扶持创业的小额贷款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拿到的是少数,有的创业项目小额贷款额度也难以满足需求。调查的有创业意愿的9684人中,因为缺少创业资金难以成行的就有7166人,占74%。无钱投入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创业的“瓶颈”。

二是创业起步,渴求指导服务。调查发现,由于一些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对项目缺乏生产行业、产品、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信息,以及投资适度、设计规模、经营核算等方面的知识,迫切需要得到有关方面对项目的“会诊”定位及其他各个环节的指导服务。没有这种指导,他们往往缺乏信心,举棋难定。一部分创业者因为缺少这种指导,使投资陷入盲目性。

三是缺乏经验和技能,期盼创业培训。大面上只注重了就业技能培训,而对创业者的培训重视不够。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知识限制,部分创业者思维方式传统,营销观念滞后,市场开拓能力差,家族式管理,机制不合理,生产人员技术水平低,产品缺乏竞争力。因此,经营管理培训和生产工人的技能培训是创业者的迫切需求。

四是盼望有关部门热心支持,便捷服务。农民工创业,有创业的外在条件即产品、市场等,有内在条件即个人创业意愿,但这距挂牌开张、创业成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经过工商、税务、劳动、卫生、环保、土地等多个部门的多道门槛,他们最盼望一路“绿灯”。这些部门的热心支持、快捷服务是他们顺利创业,成功创业的关键。任何一道关都有可能把创业者挡在门外。

以上农民工新情况的分析表明,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农民工的会保障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是农民工收入低、社会障参保率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大多没有产生积极自主创业的想法和准备。总的来说,首先是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还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

农民工的状况之所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得到有效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问题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意见》的贯彻,显现出明显的政策效应。而农民工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意识没有形成,主要原因也在于农民工对社会和个人的认知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以及制度的缺陷和政策效应的不足等,因此加强和普及农民工思想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许多政策措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要引导和培养农民工形成自主创业的意识。

《国务院若干意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现在的关键是要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根据上述对农民工新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特别要注意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加强对农民工的学历及社会教育,逐步引导走向自主创业;加大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整顿和完善政府的就业组织和社会职业介绍机构,强化对农民工的就业信息和培训服务,保证农民工就业的正式渠道的廉洁高效;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首先下决心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然后再逐步纳入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自主创业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自主创业问题。

农民工和“民工潮”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农民工和“民工潮”既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也是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结构转换都还没有完成的结果。农民工和“民工潮”虽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较大的积极作用,但把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区分为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两种,毕竟是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农民工潮水般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毕竟还是一种非常规的成本过高、问题过多、副作用过大的乡城人口流动。农民工问题和“民工潮”现象最终必将消失。

那么,农民工问题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现象怎样才能最终消失呢?我们认为,其一是将农民工城市化。因为,只有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落后的二元经济才能真正转变成一元现代化经济,“候鸟”式的农民工才能成为永久性的城市职工,农民工才能变成市民,春节一般也不需要回农村过年,也就不存在农民工及各种歧视和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问题,“民工潮”及其带来的春运紧张也就自然消失。

其二是引导农民工形成自主创业的意识。随着我国,尤其是重庆市及周边区县农民工城市化的逐步扩大,城市人口量激增。对城市人口就业将产生极大的压力。同时,城市化的农民工学历文化水平较低,在社会岗位的竞争上不占优势。因此若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不仅发挥农民工大量劳动力优势,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能够一定条件下能够避免农民工在以往形式的就业中遭遇不公平待遇。

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帮扶十分重要。

引导推动农民工创业,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缓解就业压力,统筹城乡就业的治本之策,长远之举。就业岗位决定着就业成果。因此,政府如果单纯在岗位和求职农民工之间为就业而推张举措,从宏观、长远的角度来说是被动的。必须从根本上探索长远的、可持续增加岗位、扩大就业容量的体制、机制和措施。那就是政府在积极推进招商引资、筹建大企业项目的同时,强化措施引导推动农民工自主创业,增加创业项目数量,扩大就业空间。发挥出农民工创业的潜能,就把包“袱变”成了财富。创业项目对于促进带动就业的作用是巨大的,门槛低,易于就地就业,双方对接相对灵活。

政府方面一是要引好路,为农民工创业定好位。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市场的眼光选项从业。依据个人条件帮助选准项目是创业成功的重要一环。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设立由经贸、商业、金融等方面的专家及有关行业权威人士组成的指导团、智囊团或成立这方面的专门机构,帮助把脉诊断,为农民工创业人员定位选项,出金点子。对自有资金少或可能争取到的资金少的,从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低的小项目做起,陆续滚动发展;对缺少技能、市场开拓能力的,可立足当地农产品或产业集群上项目,利于掌握技能和融入市场;对有一技之长的帮其发挥个人优势,筛选合适项目。通过综合谋业人员各方面的条件,帮助“量体裁衣”,规避风险,扬长避短,让他们因人而宜,圆创业梦。

二是拓宽融资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这是促进创业的“瓶颈”。在用足用活小额贷款政策基础上,政府与金融部门协调,开拓支持创业的信贷渠道。实行农户联保,协调加入行业协会实施联手“抱团”担保,都是可行的。政府也可探索建立农民工创业专门扶持基金,重点对创业项目实施贴息扶持,或者研究试行农民承包土地抵押贷款,扩大抵押资产范围。逐步放宽政策,开放融资渠道,允许民营金融机构进入民间融资领域,促进资金信贷的市场竞争,激活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使面向农民工的信贷机制更加灵活。

三是简化程序,营造宽松创业环境。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放宽条件,降低门槛,开辟绿色通道。农民工创业报批涉及到的各个部门要一盘棋,也可以实行并联审批,减少环节。目前,各地都有对于创业的优惠政策,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方面。但创业者能否享受到、享受多少,则少有过问。这其中缺少一个牵头或综合督查落实的机构或部门。立足于在体制、机制上为农民工创业拓宽空间,有专门机构负责或制度规范,以确保搞好“保驾护航”是必要的。

四是搭台铺路,筑巢引凤。政府投入一定资金,统一规划建设创业园、创业基地或创业一条街,也可依据产业组织农民工居家集体创业,结伴出“海”。政府强化服务扶持措施,减少创业人员创业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昌乐县自去年以来,建设了下岗职工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各镇(街道)建设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这些园区和基地都实行选址、规划、建设、设施配套及项目审批手续等统一办理,极大地方便和促进了农民工创业。同时,创业项目同一种类,同一行业形成集群的,由政府出资聘用权威技术能人,统一指导创业项目生产经营。对于有技能、有实力的在外务工能人,政府可引导、鼓励、邀请其回乡创业。

五是搞好创业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针对创业人员需求,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向”、“分级”、“分行”培训,对创业项目的招用工人实施技能培训,或者按照创业项目需求进厂(场)培训,积极为创业人员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

六是注重给创业者以政治荣誉,提高其社会地位,打造其与政府之间的情感平台。对于创业的模范、典型,要大张旗鼓给予表彰。在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同时,在政治上给与一定的地位。通过发放慰问信、贺年卡、组织召开座谈会、茶话会等形式与创业人员沟通感情,体现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五篇】

我区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万人,在职工中比例大约为37%。4月中旬至下旬,区总工会在我区工业企业、餐饮企业、商贸服务业等行业内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工资收入、工作情况、职业卫生状况、生活满意度、个人意愿等方面的48项内容,调查样本为400人。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工业制造、建筑装饰和商贸服务业,技术性工作与轻体力工作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首选,与传统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相比,有了本质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高出我区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6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工资水平较低,二是技能水平偏低,三是就业选择被动,四是权益容易受损。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工资水平偏低。20xx年我区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319元。调查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为1867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把高工资作为择业首先。有%的新生代农民工把工资收入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依次是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分别是22%和10%。考虑工作危险性和受企业尊重分别占2%和%。目前的高物价和高房价,是新生代农民工背负的两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新生代农民工只能把生存作为第一选择。调查显示:78%的新生代农民工当月工资全部花光,没有积蓄。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工资分配机制存在缺陷。现阶段,民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数、工资增长基本上是由企业单方决定,不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调查显示,由企业单方确定的职工工资占69%,通过工会集体谈判确定的占12%,职工与企业商谈确定的占6%。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占13%。在工资增长方面,民营企业多数没有健全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技能水平偏低。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序仍然偏低。其中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占47%,高中和中职教育比例为41%,大专以上文化占12%。工业企业中,68%的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取得相应专业的技能等级证书。取得初级技能等级证书的占21%,具有中级技能等级证书的占9%,具有高级技能等级证书的仅占2%。而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备中职、高职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占劳动力市场总需求的60%以上。很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水平还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并且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新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他们中只有30%能够长期稳定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他们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成长进步的关键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渠道单一,最主要的原因是职业教育培训资源相对不足,其次是继续培训短缺。我区境内有xx职教中心、正大软件学院、xx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xx工业管理学校、xx民族专修学校等学校、大江技校等学校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学校针对初中毕业学生开展基本技能技术教育,其中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但仍然有许多从农村出来的初中、高中学生,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而直接进入工厂或走上工作岗位。即使是接受了初级职业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继续培训的困难。目前我区基本上没有开展此类培训的机构。另外,企业不看重技能等级证书,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不主动考取技能等级证书的原因。多数企业并不看重职工的技能等级证书,而只看重职工的实际操作能力。企业不把技能等级水平与工资标准挂钩,职工就不会主动去争取那一纸证书。一些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专门招聘低技能人才,也让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失去了培训提高的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权益容易受损。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人均拖欠工资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12。

调查显示,25%的职工不能在8小时内完成劳动定额任务,需要加班才能完成。在加班的职工中,81%的职工加班时间在2小时以内,19%的职工加班在2至4小时。有59%的职工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标准拿到加班工资,33%的职工加班工资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标准,有8%的职工没有得到加班工资。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争议得不到有效调解。我区企业普遍存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不健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不能有效调解劳动纠纷等问题。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企业不重视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企业认为:企业已经作出了处理,企业自己怎么调解?调解应当是上级职能部门的事情。企业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把解决劳动争议责任推向政府部门,增加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量,使得那些矛盾比较小,比较容易解决的劳动争议也得不到妥善处理,损害了职工权益。

区总工会接到的投诉,比较常见的是经济纠纷。因为几天的工资问题双方协商不好,引发劳动争议。这类问题,企业本身是有能力解决的。但企业采取推诿拖延的方式处理,职工无可奈何。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的问题,很多打工者选择了放弃,大多数人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还有部分人认为,找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太浪费时间和精神,还不如去多找几分钱挽回损失划算。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会保险意识不强的现象。调查统计显示,我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79%,医疗保险参保率为67%,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4%,生育保险参保率为72%,失业保险参保率为40%。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要高于平均水平。因为他们更了解《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在应聘时,会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等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较为挑剔,频繁在企业间跳槽,工作单位不稳定,个人不重视参加社会保险。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不重视劳动合同履约的现象。调查统计显示,我区民营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较好。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较高,达84%,但劳动合同期限普遍较短,1年的占31%,2至3年的占41%,3至5年的占17%,5—7年的占6%,无固定期限的占5%。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比较开放,更希望自由,更渴望实业职工梦想,盼望尽快融入城市。相对于父辈,他们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严,更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赚钱的机器。有的打工者想法很单纯,只满足于“找份工作,不要太累”,他们不愿在一个单位长期固定打工,因此有些人主动放弃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有的虽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因为自身原因,放弃履行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履约率低,自身权益受损。同时他们在就业中存在参加社会保险意识不强,不重视劳动合同履约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城市生活有边缘化倾向。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城市生活边缘化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就业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他们有文化知识,思维活跃,维权意识有所增强,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在城里长大,即使在农村,也完全没有农业生产经验,所以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回农村居住。在城里居住,他们就面临高房价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案例:小宇到主城打工快一年了,工厂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小宇和同事刚成为朋友,就得分开,到现在也没有知心朋友。在工厂,小宇要从周一工作到周日,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9时,中间只有2小时的休息时间。在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里,小宇总是选择上网来逃避现实,“在网络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压力,很快乐”。

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现实: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的过程中,正处在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变革最激烈的时代,人口流动更快,信息更全面,新思潮此起彼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多元,外在表现时尚,职业期望高,追求物质精神享受。他们不像传统意义的农民工那样仅仅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满足简单、机械、重复的劳动,而是寻求自我发展机会,寻找立足城市的机会,或者为回乡创业打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已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我们应当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同时也要引导他们自主创业、返乡创业,推动新农村建设。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六篇】

在最近公布的《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尘肺病农民估计数量在600万人左右。尘肺病的死亡率高达%,更为严重的是,每年仍有2万名新增尘肺病患者。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验是,尘肺病问题由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遏制和解决,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在1970年,美国尘肺病在1930年代已经消灭。目前在我国,与尘肺病的严重性相比,它的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尘肺病患者90%是农民,他们从事矿山开采、路桥隧道开凿、金属冶炼等行业,缺乏安全和权益保障,维权艰难,更缺少发声途径。曾经很多人不知道这种职业病,但经过近些年的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事件、媒体报道等,尘肺病的知晓率已经有所提高。

“高达82%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终在家里去世,因为他们在患病晚期已经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了”。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十分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的家庭变卖过家产”。

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一组组数据敲击着人们的神经,这是接受调查的501个尘肺病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全国逾百万尘肺病患者的现实生活。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在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以门诊为例,%的人一分钱未报销,%只报销1000元。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入不敷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倍,最多的更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只报销1000元的为%。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入不抵支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治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未申请过赔偿,申请者中%未获得赔偿。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的人依靠有关部门,%的人主要靠自己,%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及拖延时间长;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有关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xx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xx年以上的占到%。%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和工地(%);有%为民营小企业;%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的农民工只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的人表示用工单位没有提供,%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工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过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七篇】

我们学校现有在岗教师128名,学生1051人,下设5所村小,学生居住在三个乡镇26个村。其中,农民工子女127名,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2%;农村留守儿童12名。最近,我们进行了一次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

我们学校地处近郊农村,6所学校分布于新城子现代副城周边。事实上,已成为大量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小学。我们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体现,不是简单的城乡差异,而是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间的差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全校所有的农民工子女的问卷和统计资料进行了分析。

农民工子女实际上包括了两个群体,一个是流动儿童,一个是留守儿童。从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出发,这两个群体都是我们所要关注的。这两个群体之间,从整个变化态势来讲,是动态的,今天的流动儿童可能会成为明天的留守儿童,今天的留守儿童也可能成为明天的流动儿童。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加之城市劳动力的缺乏,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

1.心理问题突出。文化背景各异、学习方式不同,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不平衡。农民工子女大多来自经济条件比较差、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偏远农村,且农民工子女都是从农村的学校直接进入本地,他们和真正的农民并不相同,而是介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生活,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进度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使得他们的成绩较本地孩子差,使农民工子女极易产生自卑、自控能力不强、意志力薄弱、戒备能力强等不良心理。来自本地孩子的歧视,内心世界对社会差别感受到的强烈不平等,也让农民工子女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

2.安全无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工作大多不稳定,工作变动导致了居住场所的不固定,而且流动人口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租住房往往都是在环境较差、出行不便、租金低廉的地方。这样一来,学校和家庭无法建立稳定的联络方式,致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无法有机结合起来,学生脱离家长监护问题非常突出,而且导致学生的出行安全无法保障。

3.教学内容相异。一般来说,农民工子女大多是从偏远农村的学校转入我校。他们的文化基础较差,所采用的教材版本往往不同(尤其是英语教材),不同的教学进度、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不同的学习环境导致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能适应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学习热情,缺乏成就感,情绪不稳定,如忍受性低、孤独感强等;二是缺乏团体归属感,易产生不良情绪如反抗倾向、被压迫感等。同时,农民工子女还普遍存在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偏低、自卑、自闭、压抑等心理特征。这些原因导致流动儿童产生厌学态度。

4.家长思想观念落后。家庭能否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上的帮助对学生适应性有显着影响。调查表明,大多数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还是非常关注的,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家长不能对子女的学习进行有效的辅导。流动人口多半来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农村,较低的文化程度和生活上巨大的压力让他们没有能力、时间和精力来科学合理的教育孩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严重脱节,家里根本没有读书学习的氛围,以致流动儿童在学习心理上也存在一定问题。

(三)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对农民工子女权益的尊重,更关乎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长远发展,因此全社会应一起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让所有的农民工子女都能在共同的蓝天下一起成长。

1.制度创新问题。我们国家已逐渐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就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国家已经规定了两个为主的原则,就是以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以政府为主,这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以政府为主,公办学校为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改变当前以户籍人口为准的教育管理体制。我们管理模式是以户籍为主的,要适应流动人口的现实,就要改成以常驻人口为准,把常驻人口纳入地方公共服务的范围,纳入政府的教育的日常管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创新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制度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就教育问题来谈教育的制度创新,因为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当务之急,是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消灭城乡两元制度,这个制度不改革,经济不发展,城乡的差异造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农民要进城,就是因为经济水平的差异,经济制度的差异,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2.正确认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首先,教育是“全民教育”,农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权利。其次要认识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子女正逐步递增,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已是一个克不容缓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农民工子女比较懂事,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总之,农民工子女也是公民,他们的父母也是国家的建设者,政府义不容辞地有为他们提供教育的责任。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八篇】

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蔓延到我国,“”、“”及等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号称“世界加工厂”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企业相继停工停产、减薪减员,市外出农民工开始出现回流。根据省、市相关部门关于开展返乡农民工调研通知要求,我们组织专班人员先后对各乡镇办区及所属村组开展多次农民工回流情况专项问卷调查,摸清底数,分析原因,采取措施。

截至今年6月底,市农业劳动力转移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万人。根据等乡镇提供的情况来看,截至11月底,市农民工回流5800多人,占外出务工总数%。其中,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东升镇回流1362人,占市回流总数%。总地看来,呈现以下特点:

(一)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男性偏多。经抽样调查,返乡农民工中,初中学历且技能单一的男性居多。按年龄划分:35岁及以下2300多人约占%,35岁以上3500多人约占%。按学历划分:小学及以下1200多人约占%;初中4100多人,约占%;高中、中专及以上500多人约占%。按性别划分:男性将近3000人约占%;女性2800人约占%。

(二)从“”、“”及沿海地区回流占主体。经走访了解到,农民工回流前原务工地多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中,从、、等地回流2300多人约占%,从州、、等地回流1400多人约占%,从、、等地回流700多人约占%,从、、等地回流400多人约占%,从回流不足400人约占%,从、等内地回流200人左右约占%,从等省内地区回流100多人约占%,从其他地区回流300人约占%。

(三)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企业停产减员是主因。据等地统计表明,家具制造业接近1000人约占%,电子加工业900多人超过%,服装加工业近900人约占%,鞋类加工业800多人约占%,建筑施工业600多人约占%,玩具加工业500多人约占%,其他行业近1100约占19%。

分析市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地部分出口创汇企业因产品滞销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开工不足并逐步裁员。二是外地部分企业经济效益差并停工停产,减员减薪,高额的城市生活和交通等费用部分农民工在务工地留不下来。三是外地部分企业因更新生产加工的设施设备,以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少数技能偏低、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转岗转业困难,而且用工单位也不愿在外来农民工技能提升方面投入资金。四是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特别是粮食收购政策和新的土地政策的出台,吸引了农民工返乡务农或农产品加工。五是本地创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优惠政策逐步出台,吸引了部分农民工返乡准备自主创业。六是本地经济发展带动部分职业(工种)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特别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吸引了农民工回流就业。

据了解,市农民工回流人数仍在不断增加,预计今冬明春将迎来回流高峰。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农民工因工资拖欠原因正在等待用工单位年终结算;另一方面是由于春运期间正值农民工返乡高峰,可能导致农民工返乡后不再返岗而留在本地。

从目前情况,市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将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本地用工单位的岗位更加紧缺,特别是出口创汇企业因产品外销受限而将逐步出现职工富余,市场重现就业难局面。二是由于市内供过于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城乡失业率将有所回升,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农村可能出现回流农民工争地现象,并将影响本地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垸镇北碾村杨珍元等回流农民工原在从事缝纫,现因已返乡准备在家务农。

据了解,市农民工回流人数仍在不断增加,预计今冬明春将迎来回流高峰,农民工回流所产生的就业压力将延续到年下半年或年上半年。为及时缓解就业压力,积极促进就业,市现已采取七项措施:

一是发动各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开展农业人力资源调查,及时登记回流农民工的原务工地、原职业(工种)、现专业技能、培训就业愿望等情况,建立市、乡镇办区、社区村组三级联动的信息报送制度,每天一次登记,每周一次上报。

二是引导回流人员参加技能提升培训。技工学校、训练中心等培训机构已面向回流农民工开展了招生活动,现有1874名返乡农民工已经或正在参加培训,其中就业训练中心培训407人。8月初,高基庙镇邓家岭村农民工杨鑫荣从返乡后,参加训练中心计算机平面设计培训,并享受了培训补贴。

三是举办返乡农民工招聘会,重点引导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扩大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用工需求。11月28日,市举办返乡农民工劳务交流会,2600多名农民工进场求职,当天1132人与38家进场用工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四是动员本地用工单位招收技术人才。扬子江泵业、新传媒等企业招用车工、造型工、广告设计等长期短缺的熟练技术人员,现已有1900多名返乡农民工实现转岗转业。

五是依托新农村建设就地消化。市各行政村正值换届选举,各乡镇办区将新的村级领导班子成员选举范围扩大到了回流农民工,并动员回流农民工参与本地农业产业化经营。

六是发挥驻外劳务机构和驻外流动党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引导部分有就业技能并准备回流的农民工在务工地转岗就业,一方面动员在外创业的籍成功人士带动农民工创业。

七是发挥创业培训和小额贷款作用,引导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回流农民工自主创业,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筹备过程中。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九篇】

2月24日,由徐州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徐州市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出炉。此次调查对象为徐州五县及铜山、贾汪两区在本地企业和尚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效样本266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知识水平偏低,6成农民工从事短期零工,“看电视”、“上网”为主要消遣娱乐方式等。,%的农民工将“继续外出打工”,%选择“在家创业”,农工民最期盼工资能够及时发放,社会保障能够加强落实,增强农民工的“生存安全感”,希望政府能够在产业信息、创业渠道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

70后、80后男性。

调查显示,70后、80后男性为农民工主力军。266位被访农民工中,70后和80后占%。其中,男性占%,女性占%。7成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或高中、中专。%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为初中,%为高中、中专,%为小学及以下,%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从被访农民工平均每月休息日来看,%的农民工表示每月几乎没有休息日,持续工作,%的农民工平均每月仅有1-3天休息日。从被访农民工自身感受来看,%的农民工表示劳动强度很大,超出了身体负荷,仅有%的农民工表示工作较为轻松。

从事短期零工。

调查显示,在“家”打工成首选。20,%的农民工选择在徐州本地(含各县区)打工,与同期的调查比较,提高了个百分点。其次是长三角地区,比例为%,与20基本持平。剩余%的被访农民工散布在全国各地打工。

6成农民工从事短期零工,自主经营比例较往年提高。除%的农民工目前“失业”外,%的被访农民工为“短期零工”,%为“长期合同工”,%为“自主经营”,而年的调查中,仅有%的农民工自主经营工作。在工作种类上,技术类工作和工厂普通工人为主。%的农民工从事包括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驾驶员等在内的`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工厂普通工人的比例为%。各种职业比例较2014年没有明显的变化。

近7成农民工。

对收入感到满意。

调查显示,%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其中%“很满意”,%感到“基本满意”。有%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很不满意”。

在选择主要生活开支时,除去日常生活开销,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占比较大,而用于储蓄的比例较去年有所增加,尽管收入满意率有所提高,但由于开销日益增多,农民工群体经济压力较大。

调查显示,“看电视”、“上网”为农民工主要消遣娱乐方式。“看电视”、“上网”是农民工工作之余主要的两种消遣娱乐方式,比例分别为%和%。“和朋友聊天”以及“麻将”的比例也超过了%。

在回答“您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具体打算?”时,%的农民工选择“继续外出打工”,%选择“在家创业”,另有%表示“还没考虑好”,而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仅有%。

期盼多渠道创业帮扶。

调查显示,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最期盼工资能够及时发放,社会保障能够加强落实,增强农民工的“生存安全感”。同时也有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管理,控制工作时间,杜绝疲劳工作,保障农民工正常福利待遇。还有一些农民工表示,孩子上学难、家乡老人没人管依然是他们不能安心外出工作的两大难题。

选择在家创业的农民工,最希望政府能够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并提供小额贷款优惠帮扶,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在产业信息、创业渠道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

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继续整治村庄环境,合理规划,维修道路,保障村民出行,同时还对子女教育、医疗保障、降低物价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诉求。

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第十篇】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今天公布海南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状况调查报告,报告以-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为依据,对我省农民工就业、收入与生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报告显示,我省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收入不断提高,就业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比重逐年增加。

农民工规模逐年增加。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海南农民工监测调查资料推算,20我省农民工总量为万人,比增加万人,年均增加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万人,年均增加万人;本地农民工万人,年均增加万人。

就业主要集中在省内。

受特殊地理位置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我省农民工就业主要以省内为主,所占比重达90%左右。其中,乡内从业的占%、乡外县内从业的占%、县外省内从业的占%,近几年受本地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省外务工人数逐年下降。资料显示:年省外务工的农民工仅占%,比20下降个百分点,有回流趋势。

2015年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为%,与2013年相比,减少了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25%,与2013年相比,增加了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比重分别为%和%,比2013年分别增加和2个百分点。

从从事职业来看,2015年,从事商业、服务业人员占%,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占%,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3%,其他从业人员占%。

近几年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小城镇加快建设步伐,为外出农民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在县市地区及建制镇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由2013年的%增加至2015年的%,提高了个百分点。

收入水平逐年提高。

近年来,我省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省政府连续多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收入水平增长较快。农民工监测资料显示: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从2013年的2032元提高至2015年的2434元,三年间增加402元,年均增长%;本地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从2013年的2118元提高至2015年的2477元,三年间增加359元,年均增长%。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农民增收做出积极贡献,据监测资料显示:2015年外出农民工除去必要的生活消费支出,人均寄带回金额为5220元,占务工收入的'比重为%,比2013年提高了个百分点。

外出农民工中,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民工比例由2013年的%,降至2015年的%,下降个百分点;月收入2000-3000元的农民工比例由2013年的%,增至2015年的44%,增长个百分点;月收入3000-5000元的农民工比例由2013年的%,增至2015年的%,增长个百分点。本地非农务工农民工中,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民工比例由2013年的%,降至2015年的%,下降个百分点;月收入2000-3000元的农民工比例由2013年的%,增至2015年的%,增长个百分点;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由2013年的%,增至2015年的%,增长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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