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营养学论文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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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模式论文【第一篇】

公共管理模式论文

公共管理模式论文1

摘 要：本文主要对公共管理模式进行研究，从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入手来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公共管理事业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公共管理模式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做出预测与指导。

关键词：公共管理；模式；选择

前言

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在公共管理事业上的选择则变得尤为重要。

公共事业管理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管理功能的定位以及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

下面让我们来进行研究。

1 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及现状

计划经济下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在公共管理领域里，政府是绝对的统治者，所有的公共服务都由政府统一计划安排，是绝对的一元化管理模式，这种绝对在实践过程中造成了公共管理参与意识淡漠、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公共管理目标实现偏差进而导致整个公共管理模式僵化，无法实现公共利益共享，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市场经济下多元主体的公共管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但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及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复杂性，我国开始了多元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尝试[1]。

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多元公共管理主体系统。

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得到强化，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调整，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而是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分权，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使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大大提高。

这种模式下共有四类主体组成：第一类是人民群众，第二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广义的政府)，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三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四类是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包括各类政治团体、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民间组织)。

其中人民群众是基础主体、共产党是关键主体、政府是核心主体、非政府公共机构是新兴主体。

这个相对丰富的多元系统大大促进了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它的不足依然明显。

我国公共管理现存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公共管理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能让人满意的问题，我国政府受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影响，官僚制思想严重，一直以来，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都以采取“政府干预”的模式为主，这就存在着一些问题。

就公共管理的发展而言，传统行政管理理念中，官就是为老百姓做主这种想法仍然存在于公共管理事业中。

在这样思想的潜移默化下，在政府公共部门任职当官的人往往把自己当作权利的所有者和社会的主人，而把公共权力的真正所有者-公民当作公共权力指向的对象，从而强调公民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服从义务。

长此以往，公民也习惯于服从政府的“管理”，以致依赖政府和官员们替自己做主[2]。

在这样扭曲的理念下，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和公共权力所有者-公民之间就产生了实际的距离。

2 对公共管理模式的分析

干预模式。

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又称官僚模式、科层模式，是一种政府依靠庞大的官僚组织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并垄断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管理模式。

在这种公共管理模式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是间接的。

公共管理干预模式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代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设计的“官僚模型”。

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是一种政府与市场分权、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管理模式。

在这种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是直接而非间接的[3]。

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

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亦即政府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提出：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与市场制度中的交易行为大体遵循着同一种模式，即“经济人”模式。

经济人模式的共性在于追求个人利益，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因此公共选择并不具有永远正确的天赋。

由于一些政府纯粹是为官僚机构的自身利益而不是为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对社会只能产生负效应而不是正效应，因而也就遭遇着失败的危险。

那么，政府失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原因又在哪里呢？对此布坎南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认为，政府失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府政策与工作的低效率，其原因在于政府组织间缺乏竞争，政府部门缺乏降低活动成本的激励机制，政府机构的自我膨胀以及政府监督信息不完备等。

为了补救失败，布坎南提出必须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改善官僚制的运转效率；改革赋税制度，通过限制政府税收收入而限制政府权力；创立新的政治技术以约束政府权力，使公共选择最大限度地接近公众的实际价值偏好。

3 对公共管理模式的而正确选择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行政环境会随之改变。

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究竟采取何种模式更能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大众的切身需要，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今后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取向问题。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模式和充分发挥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优良传统，我认为可以关注四种公共管理模式取向，即企业化模式取向、公民参与模式取向、放松规制模式取向、社区政府模式取向。

对于现实中国而言，选择适合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这种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公共管理各种模式(尤其是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进行理性评价和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客观认识的基础之上。

企业化模式，是在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市场化的公共管理模式。

在企业化模式下，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学习借鉴企业管理中先进的管理技术、方法、手段于公共管理事务中，以提高政府管理的行政效率，做到事半功倍。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企业化模式对提高我国政府绩效、增强我国政府的竞争性、培养我国政府真正地以顾客为导向的思想等方面，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民参与模式，是指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能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发挥民智的一种公共管理模式。

这里的公民参与，不仅仅是指社会大众的参与，还包括在政府组织层级关系中，位于中层和基层组织中的公务人员的参与放松规制模式，是指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过程中要适度去除一些繁琐的规章制度和繁杂的行政程序，使行政公务人员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心来从事新的创造性的工作，以使政府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政府的公共管理新途径。

如果说以上的三种公共管理模式取向，是主要借鉴于西方发达国家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话，那么社区政府模式就是主要来源于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优良传统。

社区政府模式，主要是指发扬民主革命时期边区政府和建国初期城市街道居委会的亲民模式。

社区政府模式，对发扬我国优良传统、建立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我国亲民政府、坚持群众路线等方面将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结束语

以上文字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创造有我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

应继续发扬我国政府的优良传统，建设和谐的政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1(4)：12-13.

[2]张德信、薄贵利、李军鹏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6(2)：15.

[3]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20(4)：28.

公共管理的新范式2

摘 要：强调“以问题解决”作为一切活动的逻辑，使得整体性治理必须充分利用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专有资源和比较优势，自发生成多变的网络治理结构。

在此网络结构中，协调、整合和信任机制是整体性运作的关键性功能要素。

在数字化时代即将来临的21世纪，整体性治理的思想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公共管理的整体性治理范式日益凸显。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网络结构；协调；整合

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国家开始了一场新的寻找“公共部门协调与整合机制”的改革运动。

这一趋势不仅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非常明显，而且在其它并没有致力于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国家也日益显现。

一、整体性治理兴起的背景

公共管理论文【第二篇】

关于公共管理论文

摘要：传统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存在内容空洞和方法机械的突出问题，政务信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主要分析传统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困境，以及“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对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影响，并探索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

挖掘和利用“互联网+”专业和行业信息资源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早在，教育部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就明确提出要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方法、内容创新”，要“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帮助教师有效应用信息技术，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1］。，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2］。在这种形势下，国内高校开始探讨如何将“互联网+”与专业课程教学要素相结合的问题［3］。这种改革不仅是指在形式上采用网络课程、微课、慕课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处理好专业课程如何学、学什么等关键问题，也就是如何挖掘和利用“互联网+”专业和行业信息资源来改革和优化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改变专业课程教学“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的问题。在本科专业课程中，“互联网+”专业信息资源给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带来的影响最显著。

一、传统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困境

（一）教学内容空洞

尽管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从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但教学内容空洞依然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科主干课程的理论都产生于西方，因而国内所使用的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基本都以西方的理论体系为蓝本，脱离了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4］；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管理类课程讲述的问题与党政机关事务密切相关，问题的政治性强，信息公开程度低，长期以来外界很难知晓其真实信息，尤其是在我国，政务信息的披露十分谨慎，任课教师往往不能了解真实的公共管理实践过程，教学过程中基本无专业信息资源可用。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公共管理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基本都单纯地介绍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导致教学内容空洞。例如，在讲述《公共政策学》政策过程理论时，教师往往只能讲述布鲁尔（）和德利翁（）很多年前提出的“阶段论”（thestagesheuristic），并将政策过程理想化地划分为政策问题、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分离的环节，而对于我国独特的“边制定边执行”的“政策试点”机制等相关内容鲜有涉及。

（二）教学方法机械

教学内容空洞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教学方法机械，我国任课教师往往单纯采用理论讲授的方式进行教学，较少使用案例式、启发式、探讨式等教学方法。由于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同时部分教师对西方理论本身的理解也不是很透彻，导致教师在讲授时经常是机械地、苍白地对理论进行介绍，无法激发学生对我国公共管理现实问题的探究兴趣和深入思考。例如，在讲述《行政组织学》组织结构时，仅依据教材内容按部就班地讲解什么是“科层制”及其特点，什么是“管理宽度”，什么是“管理层级”等，而对于我国从中央政府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地区、盟）、县（区、自治旗）、乡镇（街道办）等各级行政组织体系的复杂结构及其职责配置不了解，导致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

二、“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对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影响

随着政务信息进入“互联网+”时代，包括我国在内的各个国家治理过程中各级党政机关的方针政策、数据资源、管理过程甚至是核心的决策过程，已经基本全方位、关联性地通过网站、移动政务平台、政务微博等载体公布于众，真实的“公共管理活动”逐渐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展现。这种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活动及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将会对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产生积极影响，也为走出传统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困境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

（一）“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拓展教学内容

“互联网+”对教学的直接影响是“拓展教学内容和学习资源”［5］。一是“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拓展教学内容的宽度。教学内容的宽度是指教材容纳的教材章节数量，发达的网络信息资源将教学内容从章节数量有限的教材延伸到了各级网站甚至是全球各国网站的全部内容，其能够提供远超出教材章节范围的教学内容。例如，&著名公共管理导论教材《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经》，对美国国家行政、联邦制与府际关系、联邦预算、美国公民行动等内容的讲述中链接了大量网站信息资源。此外，类似因“互联网+”政务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有限的教材内容中大幅拓展教学内容宽度的还有的《公共政策导论》、NicholasHenry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等，这些都可以说是“无限延展的教材”。二是“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增加教学内容的深度。教学内容的深度是指某个章节知识点的纵深程度。“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能够以提供现实案例和数据资源的方式深化传统教材文字表述的理论内容。例如，的著名公共政策导论教材《理解公共政策》，在讲解美国的刑事政策、健康与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时链接了丰富的源于政务网络信息的案例资源和数据分析资源，使教材中每个章节的内容都具有立体化和通透性特点。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教材而言，“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增加教学内容深度的最核心表现就是提供了教学内容本土化的途径。所谓教学内容本土化就是注重总结和讲述中国本土的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基于实践提出的理论。例如，近年来在《行政组织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基础》《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课程中，有学者尝试提出“职责同构”“政策试点”“协商民主”“党管干部”等本土化内容，但基本都停留在概念层面，没有丰富的实践信息，而“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提供了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有利于实现教学内容的本土化。

（二）“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优化教学方法

在“互联网+”政务信息时代，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教学方法的优化。首先，政务信息资源的丰富和获取方式的便捷，为教师广泛使用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探讨式教学等方法提供了现实条件。例如，案例教学的前提是必须有丰富的、真实的、可供讨论的案例，如果所需的教案案例都通过实地调查获取，一般高校教师不可能做到，但“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为所有公共管理类核心课程提供海量的案例原始信息。正如著名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专家在《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指南》所指出的，政务网络信息资源在第一手调查资料之外，提供了更便捷的获取公共管理案例的途径。其次，可以提升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互联网+”政务信息时代打破了传统教学囿于有形教室课堂的局限，能够实现“课内课外”与“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并提供“永不下课”的课堂，改变传统教学方式“课堂上热闹一下，教室外就抛脑后”的状况。例如，无论是案例教学还是探讨式教学，丰富的“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促进学生在教室课堂外开展自主式和研究性学习，甚至能够吸引兴趣浓厚的学生进行长期深入的探究，从而大大提高这些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三、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我国自10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网站正式上线以来，已经持续实施了10多年的政府上网工程，尤其是近年来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互联网+公共服务”项目的推进，使我国从中央层级到省级、地市级、县区级、乡镇级的党政机关和公共管理机构的政务信息甚至是内部流程信息和数据公之于众，形成了庞大的“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而如何将“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有效运用于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是亟需探索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探索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路径（见图1），其包括持续循环的5个环节。

（一）分析课程教学对“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的需求

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全方位调查，确定“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类课程中挖掘使用政务信息资源的需求情况，形成学生和教师在公共管理类各门核心课程、各章节教学中对政务信息资源的需求详单。

（二）“互联网+”政务信息教学资源体系开发

“互联网改变了知识的存储、流动与获取方式”［6］，“互联网+”政务信息为教师挖掘“实践中的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广阔空间。根据学生的需求，教师能够以“互联网+”时代各级各类党政机关网站、非政府组织网站、官方媒体网站，以及相应机构的微博平台、移动政务平台等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并参照《行政管理学》《行政组织学》《公共政策分析》《政府经济学》等公共管理类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范围，运用信息资源挖掘理论，开发和挖掘可用的教学资源。其中，开发和挖掘可用的教学资源既包括可以直接获取开发的资源，如网站上的政策数据库，也包括需要间接挖掘和加工分析处理的资源，如统计部门网站上的公共管理行业数据。

（三）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课程教学设计

运用教学设计理论和方法，在公共管理类核心课程中以基本章节为依据，重新设计和安排每门课程各部分的具体教学体系，形成系列规范性的教案或自编教材。例如，在讲述《行政组织学》中关于“我国政府结构”的内容时，可以引入各级政府的网站，在讲述基本理论的过程中，让学生通过网站直接观察不同层级政府的架构。

（四）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教学方法改革

互动教学是培养学生兴趣和启发学生思维的最好方法，而“互联网+”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互动式教学提供了技术手段［7］。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教学方法改革要以互动式教学为核心，探索“模拟现场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法。“模拟现场教学”是充分利用政务网络信息资源，当场展示公共管理的“真实面目”和“现实问题”，并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任务驱动教学”是指引导学生自主挖掘政务信息资源，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共管理问题，其彻底改变了教师单方面灌输理论的方式。

（五）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教学效果评价

在公共管理类核心课程均实施教学改革后，通过在线互动技术广泛征求学生、教师和专家的意见，并评估每门课程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教学效果和质量，为下一轮“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教学需求确定、教学资源挖掘和教学方法优化提供依据。

公共自行车论文【第三篇】

近日，广东深圳蛇口湾厦山公园出入口，出现了大批被人为破坏的公共自行车。几种品牌的数百辆公共自行车堆积成两座“小山”，不少单车的车把、车篮等零件散落在周围地上，一片狼藉。

看到这样的新闻，正在享受共享便利的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管理问题。只是，该打板子的对象，到底是公共管理还是企业对自身资源的管理？

面对堆积成山的公共自行车，从事此领域的企业，显然难逃其责。公共自行车作为企业自身的资源，是需要善加管理的。纵然是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标榜的企业，其技术与手段也是让管理服务更加完善，否则要在所谓的公共便利中谋求自身的价值与利益，便是一种滑稽的幻想。

但还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企业管理的不善与公共管理的缺位很难完全切割开。就如同当年的流动小贩一般，自从公共自行车出现在街头，便遭遇了各种管理的困境公共自行车的议论文600字公共自行车的议论文600字。比如车辆被恶意损坏，车身上的二维码被贴上了牛皮癣广告，而此前媒体报道，四川成都城管干脆一次性收缴了数百辆公共自行车，理由是“非法占道经营”。

基于便利与有序这一矛盾体，人们借助堆积成山的公共自行车来反思公共管理，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无论是提供公共自行车的企业、参与享受公共自行车便利的个人，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面对有助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公共自行车，反思的视野目前尚停留在那辆街头的'单车上。企业认为，只要将单车投放到市场，就达到了共享的目的；消费者认为，只要自己能够有辆单车骑就可以了，至于下一个人如何使用并不重要；政府认为，只要把乱占道的单车收缴起来，就实现了城市管理。

但这是我们想要的共享经济吗？我们对公共自行车的管理反思，难道不是为了让共享经济有一个良性的土壤环境吗？我们共享的到底是那辆街头的单车，还是一种思维，一种能够根本性重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维，一种企业、个体、政府共同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思维？

倘若承认我们共享的不只是一辆单车，而是一种社会运转的思维，那么就需要将反思的视野放得再宽阔一些，投放到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信任、规则与秩序。这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要科学规划，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市场要用主流方式推广良好的出行方式，实现健康运营；社会也要积极参与，诸如以社会信用积分的方式鼓励自觉维护秩序者。今天为公共自行车花些工夫，将来才能让更多共享经济产品顺利落地。

公共福利相关论文【第四篇】

公共福利相关论文

一、福利影响因素的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一）数据来源下文采用的所有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文数据库。

（二）福利指数计算公式本文重点分析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对福利指数公式的构建。首先主要对国外学者阿玛蒂亚森（）的福利指数进行分析，因为森的福利指数是社会福利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在构造社会福利指数公式时，都参考森的福利指数，其表达公式为：S=RY(1-G)(1)其中S代表福利指数，RY代表人均实际收入，G代表基尼系数。这个指数主要说明了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分配差距越小，所能够体现出的社会福利水平越高，反之则相反。但是社会福利不仅仅包含经济福利，因为经济福利并没有把社会的公共福利和个人的福利包括进去，因此阿玛蒂亚森福利指数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国内外学者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对阿玛蒂亚森的福利指数进行了重新构建，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保健协会的ASHA指数，其指标包括六个项目：就业率、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表达公式为：ASHA指数=（就业率×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指数×人均GNP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2）基于公式(1)和(2)，刘长生等三位学者对上述公式进行了改造，借鉴了森福利指数中的收入分配指标，增加了ASHA指数中没有包含的如环境污染程度、资源消耗度等指标，建立了以下基本公式：社会福利指数=人均GDP实际增长率×(1-基尼系数)×(1-环境污染程度)×(1-资源消耗度)×就业率×识字率×(1+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率)×[(1-婴儿死亡率)／(1+人口出生率)]×(1-婴儿死亡率)⑦（3）以上各种衡量社会福利指数的指标，已经从GDP这个单一经济指标转向了经济、文化、社会指标，对社会福利的衡量更为全面。但是，各种评价指标在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证实。比如，环境污染程度和资源消耗程度等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在现阶段还没有文献实证。因此，本文借鉴公式(1)(2)(3)中的指标以及其相关指标：人均GDP、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基尼系数、环境污染程度、资源消耗程度、就业人数、失业人数、就业率、失业率、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人口出生率，并根据目前各公式的实证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基尼系数、就业率、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人口出生率，重新构建出社会福利指数公式，并利用软件计算了全国及各省市相应的社会福利指数。得出的具体公式为：社会福利指数=100×人均GDP增长率×(1-基尼系数)×就业率×识字率×(1+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率)×[(1-婴儿死亡率)/(1+人口出生率)](4)

（三）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建立了不同时间、不同省份的计量模型。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model）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它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两方面的信息，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构成样本数据，是近几十年来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的重要发展之一，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由于我国社会福利既受到不同地区的影响，也受到不同时期的影响，因此结合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具有以下优点：第一，面板数据模型既可以分析某一时期各省（市、区）政府支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差异，还考虑了时间因素的影响；第二，从统计角度看，与单纯的截面数据模型或时间序列模型相比，面板数据模型大大增加了观测样本量，提高了样本自由度，使福利影响因素的估计值更加可靠，而且减弱了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降低了估计误差。本文基于“省（市、区）——时间序列”的数据组合，根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五个变量数据，建立了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

二、我国社会福利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我国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及结果分析利用公式(4)计算出了1996-20我国的总体福利水平，具体的指数见表1：通过表1的福利指数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在稳步增长，个别年份可能存在着偏差，这与当年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这势必对国内的经济环境产生影响，导致GDP、CPI等经济福利降低，由于危机影响的滞后性，导致及的福利水平骤然下降，随着国家的调控，福利水平又开始稳步上升。前文对国内外的社会福利指数进行解构和剖析，并构建了我国社会福利指数计算公式，计算1996-2011年全国的福利指数⑧，主要是为对下文实证分析我国福利影响因素奠定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此来揭示这些因素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状况并解释其背后的意义。

（二）实证分析及结果检验1.变量定义本文构建出社会福利指数回归模型，以社会福利指数为因变量，将社会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X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2)、社会保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X3)、恩格尔系数(X4)、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X5)作为自变量。2.回归分析模型构建根据前文对我国福利指数的计算发现，大部分福利指数呈现出规律性变化（除部分年份由于外部和内部情况的变化导致福利指数出现一些剧烈的变化外），即呈现出一种增长的态势。一般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即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各方面配套设施、制度健全，其福利指数会高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政府制定出的相关的公共政策会对社会福利指数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这几个指标能够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描述政府的相关公共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尽管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有很多，由于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一些影响小的因素（比如居民身心健康发展等）可以归结于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忽略这些小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准确度。3.面板数据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用Eviews软件对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从表2可以看出，数据序列是平稳的，单位根不存在。由于面板数据可以将生产函数对数化为线性函数，因此本文利用对下面的个体效应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具体步骤如表3。通过上述检验，该面板数据可以设定为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同时随机效应模型还需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这里的P值为0，则表明随机效应非常明显。在设定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时，再进行Hausman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4。表4中的p值（其值为0）说明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好。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认为随机效应模型的基本假设（即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得不到满足。因此，本文设定的面板数据估计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

（三）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1.全国福利指数的实证分析本文基于表2显示的序列平稳性，根据(6)式的模型对全国社会福利指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的结果如表5。从估计结果来看，其与当前社会现实状况基本一致。可见，从社会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恩格尔系数、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这五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分析，其结果比较令人满意。全国的福利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解释如下：（1）在社会固定投资方面，政府制定出相应的投资政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社会福利减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投资基本是在基础建设上（20国家制定的四万亿刺激经济投资计划主要投向高速公路、高铁等，而主要的社会需求并不在这上面），对于民生方面的投资并不突出，因此制定的投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福利起反作用。（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对社会福利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更大。这种经济福利势必会提升非经济福利，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得以提高。但是这种提升毕竟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大部分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仍然以储蓄形式存在。（3）社会保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这一因素也会对社会保障产生负面影响，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所涉及的方面并不全面，从而导致其对社会福利的提升并不明显，甚至有着反作用。（4）恩格尔系数越高，社会福利水平越低。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越高，手中可支配收入也就越少。因此，降低恩格尔系数对社会福利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5）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越高，社会福利也会越高。这是因为科教文卫投入增多，会使非经济福利增加。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让更多的人得到受良好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会使得人口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文化和卫生方面的加强，可以促进人的身体健康和情操方面的发展。因此，政府制定的支出政策在科教文卫方面的倾斜，会促进非经济福利的提高。个省（市、自治区）福利指数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通过对前文求出的1996-2011年各省（市、区）的福利指数，本文实证分析了社会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恩格尔系数、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这几个影响因素对31个省（市、区）的福利影响，其结果如下表：通过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固定效应的估计，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权重，并通过加权克服了截面数据的异方差产生的影响，同时对各个截面数据进行单位根的检验，结果表明所有的影响因子都不存在单位根的现象，避免了上述回归成为伪回归。因此表6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将31个省（市、区）的福利指数实证分析结果与全国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不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的相关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不一样。首先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中央政府主要是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而且重点是对高速公路、高铁以及高科技产业进行投资，对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投资相对比较少。而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公共投资政策上反而会向民生倾斜，比如加大对居民的衣食住行的投入，改善城市环境等，这样自然使得各个省（市、区）的社会福利会有所增加。其次在社会保障方面，各省（市、区）与全国的结果也存在偏差。这主要是每个省份经济发展不平衡，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广，而西部地区就相对比较窄。为了反应福利水平的空间地理差异，本文进一步用与组内估计量等价的LSDV估计方法进行估计，LSDV的其余参数的估计与组内估计量是等价的，但LSDV的一个优势是能估计出个体效应，由LSDV估计的个体效应如下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出，各地区的福利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地理差异。其中，云南、青海、贵州、内蒙古等西部地区的福利水平较低，北京、天津、上海、福建等东部地区的福利水平较高。这说明福利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居民收入较高的地区，这也验证了本研究的结论。

三、结论

基于对全国和31个省（市、区）社会福利的计算以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科教文卫投入的增加会提升全社实证分析会的福利水平。因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一）可支配收入方面。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并不热衷于传统行业，因此要制定出相关公共政策，加快相关产业转型，促进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不仅仅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还要增加产品自身的附加值，真正让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得到真真切切的提高。

（二）社会保障方面。不仅要加强失业保险、城镇医疗保险，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全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并参照沿海发达地区成熟经验，将好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三）固定投资方面。主要向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的项目多倾斜，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居民安居工程等。而对一些高耗能工业、淘汰产业等的投资可以减少甚至叫停。

（四）加大提升非经济福利的政策力度。如做大第三产业，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避免出现经济福利提升，而非经济福利降低的情况。

（五）进一步促进国家公共政策做大做强社会经济蛋糕的作用。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要遵循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与我国社会和现实相适应的公共政策系统，从而为提高我国社会福利水平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