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任命书【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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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书的格式范文【第一篇】

以燕山大学为例，电子文献资源的语种包括中文和外文两种；所属学科包含经济/管理、法律/政治、材料科学、机械工程、生物科学/生物工程、体育、光学/仪器、化学/化工、环境科学、交通运输、电气/控制/自动化、艺术/传媒、语言/文学、哲学/宗教、数学/物理、信息科学/计算机/电子技术、土木工程/建筑、动力/能源/矿业、图书馆/情报/档案，共19个学科；应用学院包括机械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车辆与能源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体育学院，共16个学院；资源类型包括期刊、学位论文、报纸、视频、年鉴、参考工具、电子图书、工具书、专利、会议论文、标准、音频、案例、科技成果、法律法规、事实型数据，共16种；揭示深度包括全文、文摘、题录、目录、事实5种；文献来源分为购买数据库、免费数据库、NSTL提供、国家图书馆提供、自建数据库、试用数据库6类。另一方面，电子文献资源的采购方式和采购年限也并不统一。中文电子文献资源多采用自主谈判的方式进行，外文电子资源分为DRAA组团和自主谈判两种采购方式。采购年份根据学校经费情况以及DRAA联盟采购方案要求分为1年合同、2年合同以及多年合同。电子文献资源类型的多样化、采购方式及采购年限的差异化加大了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管理工作的难度，对电子文献资源采购工作的规范化、系统化管理成为图书馆建设的重中之重。高校图书馆迫切需要一套基于网络化应用的、可内部共享的、便于使用与维护的电子文献资源采购管理系统，以实现对电子文献资源生命周期全过程的高效管理。

2电子文献资源采购流程的设计

电子文献资源在图书馆的生命周期包括选择评估、提供试用、试用情况评估、沟通谈判、组织购买、使用评估几个阶段。其中，对于参加DRAA联盟组团的外文电子文献资源的采购可以省去沟通谈判环节。在电子文献资源的采购工作中，资源评估是前提工作，谈判购买是核心工作。高校图书馆要对每一个新增电子文献资源进行试用前评估，分析新增资源是否与已有资源重复、是否能对教学科研起到辅助作用以决定是否提供试用；要对每一个试用电子文献资源在试用期内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组织购买；要对每一个购买数据库在合同期内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续订。对通过评估的电子文献资源，图书馆可以通过参加DRAA联盟组团和自行谈判两种方式开展采购工作。

3系统功能实现

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管理系统读入图书馆采购电子文献资源的基本信息、年度采购信息、联系人信息以及集团采购方案信息，可按照年度查询本年度电子文献资源采购完成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任务，可按照指定数据库查询该数据库历年采购情况，以明确数据库价格涨幅情况，并对数据库的采购价格进行预测。该系统还具有电子文献资源合同信息扫描件上传的功能，实现电子文献资源采购信息的数据化。另外，系统后台数据储存时指定文件上传的物理路径并对上传电子文献资源信息的命名格式化。该系统操作简便、实用性强、功能齐全，实现电子文献资源购买和相关服务的流程化、规范化、平台化管理，提高电子文献资源采购、信息维护、服务、保存等业务和管理工作的效率。

系统安全登录

系统严格审核执行电子文献资源采购任务的工作人员的角色和权限，根据工作人员角色、权限的可定制功能实现用户分级管理，超级管理员可实现对整个系统的读写操作，一般采购人员只可实现读操作，不可进行写操作。由于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管理系统中涉及电子文献资源合同期限以及价格等敏感信息，为了保证系统内容的隐私性，系统对管理员的活跃时间进行限制。如果管理员超过15min未对系统进行任何操作，系统默认管理员已经离开，再次操作时会出现超时提示。

按年度查询采购情况

系统可提供指定年度电子文献资源采购统计信息，包括采购电子文献资源总数、续订电子文献资源总数和新增电子文献资源总数，方便管理人员明确采购的方向。同时在电子文献资源列表中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重点信息展示，方便资源查看和对比。系统采用JS控制实现将新增电子文献资源高亮显示，方便管理员查看。

按资源查询采购情况

系统可以实现按照电子文献资源名称查询特定电子文献资源的历年采购情况。在电子文献资源详情页面可显示电子文献资源采购的年度信息、基本信息、联系人信息，并提供电子文献资源的扫描文献下载专区和集团采购方案下载专区。其中，年度信息提供电子文献资源历年合同起止时间、合同价格信息、数据库商以及付款商合同签署时间、发票时间以及冲账时间；基本信息提供电子文献资源的内容、类型、回溯年限、涉及科目、网址等基本信息；联系人信息提供电子文献资源采购联系人的基本信息以及联系方式；扫描文件下载专区提供历年采购合同、回执、发票等纸质文件扫描版下载；集团采购方案下载专区提供历年采购方案扫描版的下载。

超级管理员登录系统后可实现对电子文献资源采购信息的上传提交，分为基本信息提交、年度信息提交、联系方式提交、扫描文件上传、采购方案上传5个子模块。其中，基本信息提交、年度信息提交、联系方式提交是电子文献资源基本信息，对年度采购信息以及联系人信息进行人工录入系统。扫描文件上传、采购方案上传是将电子文献资源的采购纸质文件以及采购方案电子化并上传到指定的物理路径。

后台数据存储

系统通过扫描文件上传页面以及采购方案上传页面上传的电子化文件，按照程序指定的物理路径进行存储。同时，系统的一大特色是对上传电子文献资源信息的格式化命名功能，上传的电子文件在上传至指定文件夹的同时，会自动将文件命名格式化。例如，电子文献资源的采购信息在上传后，文件名称自动格式化命名为“年份数据库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文件类别”。通过指定文件上传的物理路径以及对上传电子文献资源信息的格式化命名，后台数据存储更加规范化，电子文献资源采购人员可以清晰地根据文件夹名称以及文件名称快速找到所需要的信息。

4结语

任命书格式【第二篇】

中国古代的秘书群体同其他士人一样，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群体。儒学不仅是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包括内在精神的追求和外在躯体的实践两个方面。在道家那里是通过逍遥无为来实现的，而儒家则提倡内圣外王。儒家把“内圣”作为完善人格的内在规定。“‘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而善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3］具体来说，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基本的道德体系是人超越于自然人之上而成为君子、贤人，乃至圣人的前提。儒家的理想人格还表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实践人格，即将“真实的关切系于国事民瘼，以匡正社会人生为目的，”［4］在外王事功中实现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另一种表述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经世济民的事业相统一。夫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这是将君子的社会活动赋予了天命、天道的理论支撑，而孟子更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舍我其谁”的高度。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个体生命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时候，他的内心就获得了源源不绝的动力。纵观古今，中国传统秘书文化的主流昭示的依然是秘书群体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历朝历代的那些冒死直谏、视死如归者彰显的就是这种追求对家国负责的高尚的价值旨归。阿谀奉承、一心为己者毕竟是少数。支撑古代秘书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正是内圣外王的精神动力。其实，即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精神动力机制依然是秘书成长的动力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定社会中的人。个人价值只有与社会价值相联系、相统一才会最大限度得到实现。秘书从业者，在发展个性的同时，要把握社会大势，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身发展与奉献社会的共赢。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范式是秘书群体

消极心理的根源分析秘书群体的文化心理，除了上述积极的层面，还存在这一些消极的心理因素，比如唯上思想、法制意识淡薄、缺乏独立人格等。究其根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范式有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血缘情感、宗法制度之上的文化体系。“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延伸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等级关系。”［5］父子关系延伸为君臣关系，家庭中的孝悌延伸为朝堂上的忠君爱臣，加之宗法制度的渗透，于是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君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为人臣者，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在这样的体制下，形成了唯上唯大、唯命是从的心理态势。历史上当然不乏敢于犯颜直谏的士人，但也有大量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泯灭了独立人格的碌碌之辈。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表现出重伦理、轻法制，以理代法，道德规范高于法律原则的倾向。长期以来，以儒家的“礼”代替了事实上的“法”，以感性情感统领了严谨的逻辑思维，有“治人”而无“治法”。这样的文化传统再与森严的等级观念和愚忠思想结合起来，把“犯上”和“作乱”相提并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位高就意味着权重，权力大于法律，那么，历史上有那么多阿谀奉承、一心唯上、瞒上欺下的文臣，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伦理范式，对今天的秘书的消极影响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有的领导者把秘书视为自己的家奴、仆人、保姆，必须言听计从；有的秘书对领导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唯命是从，甚至溜须拍马，扭曲了领导和秘书的关系，也助长了一些领导者目无法纪、武断专制的作风，有的甚至由此坠入腐败的深渊。有鉴于此，现代秘书，一方面要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范式的合理因素，建立互相尊重的、和谐的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按照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根据现代管理的需要，摒弃其中的糟粕，主动给领导当好参谋助手。在尊重领导的同时，要敢于、善于“直言进谏”，体现现代秘书对事业负责、对法律敬畏、对领导尊重而不盲从的职业品格。

三、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造成秘书群体

智能结构的偏向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道德伦理泛化至一切领域，就连自然现象都常被用来论证说明道德规范、政治主张。在治学传统上，也是以经学、史学为主线而展开。人才选拔、教育思想无不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比如学术传统，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发展，都是以经学为主流。又如教育和人才选拔，注重的也是人伦道德标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太宗品评大臣“一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中国文化的这一传统产生的影响一方面使儒家文化得以不断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把科学排斥在外，抑制了科学的独立。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反映在秘书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表现为智能结构的偏向。在知识背景上，是人文知识优于自然科学知识；在思维方式上，是重感性、轻理性，重整体感知、轻逻辑分析。在古代社会，大多是文人为臣（秘书），事农事工者难以入朝。虽然与整个文化传统有关，但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重治人、轻治事的原因吧。现代秘书，则应该从这种学术偏向中走出来。在当今时代，科学与人文并重，学科交叉融合，各种知识相互渗透，领导与管理要求科学化和综合。单一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秘书工作的需要。现代秘书要跟上时代要求，既要成为秘书职业的行家里手，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秘书技能；又要成为知识全面的“杂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古今中外的文化常识都应该有所涉猎，用丰富的知识结构支撑立体的多维的思维方式，培养全面的理性的判断能力，成为工作上的多面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履行好秘书职能。

四、官、私两条途径形成了秘书群体一雅一俗、一显一隐两种文化心理

中国古代的秘书职业从周代始就一直存在着官、私两种形式。所谓“官”，是指食朝廷俸禄，有官职，直接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朝臣，即所谓“公臣”。另一种形式是存在于官僚体制之外的“私臣”，又称为幕友、幕宾、师爷。这种形式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养士之风。著名的四公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再如名士吕不韦，相传其门下食客三千。主人自己出资食养门客，奠定了二者之间的主宾关系。到秦汉时期，除了官方选拔秘书（僚属）的“辟属制度”，在官僚体制之外，则形成了幕友制，即幕主出资聘用幕宾，幕宾为幕主出谋划策，草拟文书，经办具体事务，实际就是充任幕主的私人秘书之职。以后历代，这种体制外的幕友、师爷一直与体制内的官僚秘书同时并存，相辅相成，弥补了官僚体制内秘书人才的不足。直至清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其时俗称师爷，而又以绍兴师爷最为有名。秘书职业的这一“官”一“私”两种形式形成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种文化。官僚秘书大多为中国古代士人中的精英，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如前所述，他们把内修圣贤品德，外致帝王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人格主体上来说，他们追求的是“超我”的实现。而体制外的幕友、师爷们，大多是下层文人，官僚体制的大门毕竟很窄，要挤进去不容易，于是厕身有名望、有权势的官僚，不失为一条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幕主与幕友之间的雇佣关系，使幕友对幕主有较强的人身依附色彩，加之幕友之间的竞争又十分激烈，多重因素作用下，儒家那种殿堂文化逐渐退居其次，市民文化、俗文化因其较强的实用性而逐渐成为主流。例如清代专门培养师爷的“幕馆”，除了传授处理文书文案和官衙日常事务的技能，最主要的就是教士人如何揣摩社会风气，揣度幕主心理，谙熟官场应酬规矩。幕友、师爷“在辛亥革命后，作为一个群体虽已解体，但其影响却继续存在，与当今千千万万从事辅助领导工作的秘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当代秘书与‘师爷’有承继关系。”［6］幕友文化、师爷文化中俗文化的成分也沉积在秘书文化心理结构中，作为“隐”的部分和主流文化一起共同作用于秘书群体。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秘书，分布范围已十分广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资和私人企业都有秘书岗位的存在。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秘书，本质都不同于古代的公臣和私臣，其表现是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所处的法律道德环境的一致性。作为现代秘书，要按照这种一致性的要求，自觉剔除上述两种文化心理的不良积淀，无论是在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无论是在任何一种性质的单位，都要把服务领导、服务单位的职责延伸到社会，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不能孤立，更不能对立。否则，秘书就会沦为私人工具而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操守。

五、结语

公司任命书【第三篇】

日前，中组部下发任免通知，李建波任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免去杨利民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职务。经中央批准，李建波任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组长，免去杨利民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组长职务。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任人社部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任财政部党组副书记。

5月7日，武警广东省总队举行宣布命令大会。武警部队副政治委员崔景龙中将宣读了国务院、中央军委任职命令，许亚非少将任武警广东省总队总队长。

4月22日至23日，山西省军区党委十届一次全会选举袁纯清为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选举张少华为省军区党委书记，选举刘云海为省军区党委副书记。

近日，柯瑞文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晨霜不再担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职务。王斌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姜鑫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宋宁不再担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总经理职务。陈红旗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潘洪亮不再担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职务。

4月19日，中共贵州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为省委书记，赵克志、陈敏尔为省委副书记。中共贵州省第十一届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宋璇涛为省纪委书记。

4月24日，龙江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吉炳轩为省委书记，王宪魁、杜家毫为省委副书记。龙江省第十一届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黄建盛为省纪委书记。

4月28日，中共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三运为省委书记，刘伟平、欧阳坚（白族）为省委副书记。中共甘肃省第十二届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张晓兰（女）为省纪委书记。

4月28日，中共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罗保铭为省委书记，蒋定之、李宪生为省委副书记。中共海南省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马勇霞（女，回族）为省纪委书记。

公司任命书【第四篇】

一、司马光的早年经历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其父司马池，宋真宗时进士及第，历任永宁县主簿、光山县令及凤翔府、杭州、晋州等地方长官，颇受好评。其事迹载于《宋史》卷298《司马池传》。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字君实，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祖籍陕州夏县（治今山西夏县）涑水乡，后人称“涑水先生”。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68岁的司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获赠爵号“温国公”，谥号为“文正”，故后世称之为“司马温公”和“司马文正公”。司马光的事迹，主要见于《宋史》卷336《司马光传》，以及苏轼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

司马光是一个早慧之人，儿童时代的砸缸故事，见于惠洪（1071―1128年）所著《冷斋夜话》等宋人笔记，也被《宋史・司马光传》收录。据说在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和洛阳等地就流行着《小儿击瓮图》，以表彰其事。据苏轼撰《行状》记载，“公自儿童，凛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是分量最重的经书之一，还特别讲究微言大义，七八岁的儿童听讲之后即能“了其大义”，若非夸张，实在是不简单。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20岁，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任华州判官。不久，其父调往杭州任官，于是司马光申请改签苏州判官事，以就近照顾双亲。宝元二年（1039年）到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潜心读书，撰写了多篇史论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服丧期满，皇帝下敕回复其官职，这份命令文书的起草人是时任右正言知制诰的欧阳修。司马光时年26岁，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了地方的佐官和县令。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了“庆历新政”，严厉惩治地方官员的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从庆历四年下半年开始，改革派逐渐被打压。任职于地方的司马光在朝廷政治中还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他未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大量阅读经史，并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河间献王赞》等十几篇史论。其中有一些史论和政论文章，后来经过修改被用到了《资治通鉴》的评论“臣光曰”之中，《才德论》即是一例。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奉调进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间司马光担任的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岗位上，如任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殿校书、直秘阁等。这些职位的历练，对司马光的学术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仁宗时期的司马光尽管写了许多文章，但基本属于个人积累，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的，只有劝仁宗确立接班人一事。宋仁宗老年无子，至和三年（1056年，九月改元嘉）春，仁宗因病数月不能上朝，皇位继承问题再次紧迫地被提出来。不少朝中重臣先后上奏，建议定立皇储。司马光此时在并州（治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市）任通判，连上3篇奏状，请仁宗早建皇储，以安天下。到了嘉六年（1061年），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其谏官生涯。在谏官的位置上，司马光再次提出立储问题，并积极争取宰相的支持。这个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仁宗将侄儿宗实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后来欧阳修在给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的札子中，还特别提及此事，说司马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进士及第后的20多年里，司马光一边做官，一边读书著述，既没有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也没有卷入到高层政治的漩涡之中，这就使得他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历练和学术积累。早慧而不过早地成名，对于司马光后来的学术成就、个人声望和政治作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司马光本人很看重学术的长期积累和人生的历久沉淀，反对急功近利。他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并著《释迂》一文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担任谏官之后，司马光开始活跃于朝廷政治舞台。从仁宗嘉六年（1061年）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在长达5年的谏官生涯中，司马光直谏敢言，针对当时许多现实问题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进行批评，所以欧阳修在《荐司马光札子》中说他“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胞弟曹佾（即传说中八仙之一的曹国舅的原型）担任宰相，司马光就公开上疏表示反对。英宗要给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马光却上疏坚决抵制，指斥其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宋史》卷468《宦者任守忠传》）。在宰相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贬。又如，英宗被立为继承人后相与亲近的王广渊，在英宗即位后受到重用，要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马光上疏论其奸邪，告诫皇帝不可亲近如此小人。他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汉代的卫绾因为不陪着太子饮酒，所以汉景帝特别看重他。后周时的张美因为私下将公钱给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广渊在陛下被立为太子后，百般巴结，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重用这种人，将何以激励人臣守节？再如，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司马光上《言张方平札子》（见《传家集》），针对朝廷用翰林学士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方平文章之外，更无他长，奸邪贪狠，众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对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台谏官员中并不奇怪，但司马光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谏官之一。尽管英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但这些言论使得司马光开始变得声名显赫。

二、编修《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参与政治的一种特殊方式

英宗对司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赏识，没有因为这些不同意见而疏远他。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而司马光考虑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的方式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司马光还在仁宗时期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对于这样一部史书的编撰做了大量准备。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这部书引起了英宗的重视。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48岁的司马光，因此走上了实现少年理想、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人生道路。

英宗为司马光置局修书的决定，是在司马光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的背景下做出的。无论对于英宗还是对于司马光来说，编修此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览的历史教科书。由于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无由可成”（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的困难，司马光开始专心修书。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马光接受任务还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继位的宋神宗对司马光更加重视，要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据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记载，“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宋神宗后来强行将官告塞进司马光的怀里，司马光这才被迫接受任命。到了十月，司马光为神宗进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王府的藏书全部赐予司马光，供其参考。他对司马光讲史非常着迷，曾当面说过，“闻卿进读，终日忘倦”（《续资治通鉴》熙宁元年）。在这篇预先作好的所谓“御制序”中，神宗对司马光所著书的评价很高，寄托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说：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关于这篇《御制序》，后来编写完成进呈上去的时候，神宗当有所补充。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二百九十四卷是书成之后的总卷数，治平四年（1067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前八卷。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次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祖宗法度不可改变，新法必定生事扰民。他和协助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吕惠卿辩论说，“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宋史・司马光传》）。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宋神宗则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他说：“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但是，司马光始终没有接受。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久任，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治今西安市）。他要求以书局自随，继续编书。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这样一个冗散之职，淡出官场，不言世务，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完全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掌的差遣。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从治平三年（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他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那是司马光从48岁到63岁的15年，对于从事史书著述来说，或许是一个黄金年龄段。

司马光将自己的后半生基本上奉献给了编撰《资治通鉴》的事业。但是，他并非与世隔绝地在修书，而是密切关注着从熙宁新法到元丰改制的朝廷政治动向，以修书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宋神宗也始终关注着其修书的进展，没有弃之不顾。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4记载：

又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淄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

邵博的祖父邵雍是司马光的好友，父亲邵伯温更师事司马光，所以邵氏对司马光的评价多有溢美，但书中所记神宗对司马光的眷顾当是事实。毕竟，北宋时期的史学与政治并无疏隔，司马光所依托编撰《资治通鉴》的书局，与王安石所依托主持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隐一显两个智囊机构。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敕编撰完成的史书。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重视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三、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并未影响《资治通鉴》的史学地位

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无论是他们的师长辈如欧阳修，还是他们的学生辈如苏轼，都无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断，遑论千年之后的当今读者。陈寅恪所说的“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许是历来政治家和读书人的共同选择。司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锐意进取，都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开诚布公、敢于担当的精神。当司马光给王安石去信告诫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懂得“知人论世”的政治家。当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响亮地答复司马光，“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改革家。

元丰七年（1074年）年底，因为编撰完成《资治通鉴》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意在复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担任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68岁的司马光在做了八个月的宰相后，因病去世。

司马光的晚年和身后，都陷入到激烈的党争之中。但是，《资治通鉴》一书却一直受到重视。因为，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能够注意将个人的愤激之论与历史的资治价值区分开来，将传统史学的鉴戒功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编修期间相对远离政治，也使得此书的史事选择与历史情怀能够超越于其时的政治斗争，真正做到“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

无论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说，还是从当今吸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来说，《资治通鉴》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后，此书就不断受到推崇，即是由于此书可以“资治”，无论对于治国理政还是修身齐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曾国藩《致某书》说得更加直接：“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论事）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资治通鉴》在当今依然具有显著的资治功能，除了据以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盛衰、民生利害，还可以在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养等方面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