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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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论文1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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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论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221-03

中共十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主要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承担着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命。正如当代学者曹景文所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承担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的重任，它对大学生培育民族精神、凝聚共识、增强公民意识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这就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相统一的。因此现代学者杨军建议要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载体相结合”[2]。然而，这种普遍流行的看法却无法解决二者之间何以能够结合的问题。

一、“史学危机”的理论挑战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要揭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就需要考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采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等概念，标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曾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在新时代也越来越面临严峻的理论挑战。1986年，何新明确批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指出这一学说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他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线性演化模式歪曲了马克思理论的本意，是误植欧洲历史模式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3]。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与主流结论不同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在具体考察了“封建”“封建社会”和“封建主义”等概念后，冯天瑜、李慎之、黄敏兰、侯建新等学者指出，将秦朝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称为“封建社会”名不符实[4]。

这些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呼应，冲击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存在的合理性。这让一些主流历史学者倍感危机，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龚书铎曾写道：“近年来，‘史学危机’的说法颇为流行。”[5]“这一说法其来有自，部分主流历史学者僵化、教条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实情，以致难以引起社会的共鸣，突出了原有历史研究模式的弊病。何平指出，“史学危机”主要是历史叙事引发的传播危机，“‘叙事本位’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史学却日趋与中国固有的历史叙事传统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了史学的空框化”，“而所谓历史评价也往往表现为非叙事的当下意识形态评判或价值评判”[6]。“史学危机”使旧史学的宏达叙述研究模式逐渐淡出学术视野，历史逐渐回归学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

“史学危机”及其深远影响揭示了以往历史理论重结论而轻学术的问题，因此结论常常给自身带来困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明确反对封建文化，认为封建社会的儒学已与近现代社会脱节，但这一说法无法解释魏源、徐继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儒者接受和传播近代西学现象。与之类似，教材批评北洋政府的崇儒政策，却也给自身增加了解释现实的困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分内容出现的理论困境影响了被接受的程度。调查显示，大学生普遍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论证没有新意”“一些结论缺乏说服力”[7]。

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事实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有其合理之处。在5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已经落后于近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落后性表现为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的各方面的竞争中都处在不利地位，令民族和国家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处境。换而言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能够清晰地解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也为中国未来提供了发展方向，最终迈向独立、自由、强盛以及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反对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国内的封建主义力量，建立人民民主的现代国家。

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反思封建主义文化。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称为“封建伦理纲常”“封建主义思想”[8]。它主要包括官方儒学以及佛教、道教。这些文化与现实文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时代差距。为了突出这一观点，教材提出了3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作为理解封建主义思想的内在条件。

第一个观点，封建主义思想不适宜近现代生活需要，这一观点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密切相关。按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学说，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总是朝着更高级、更文明的方向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过程及趋势表明，封建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更落后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封建社会的文化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整整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了这样一个文化判断，即作为封建文化的孔学、儒学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

由于封建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因此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孔学是很合理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它特别称赞太平天国的反儒活动，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推行的反儒政策合乎历史发展的趋势。教材非常坚持这一观点，它始终相信，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已经难以与近代的生产力相适应。这就决定了儒学被社会遗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评价“中体西用”时，教材明确指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中学”（即儒学）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

对孔学的批评将人们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提出第三个理论观点，即与世界同步，认同和接受近现代化理念才是中国的发展出路。教材在讲到维新派的文化主张时，将他们的思想主张称为“思想启蒙”。教材非常支持维新派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要反对儒学意识形态，必须引介西方近代的社会思想观念以及科学理论知识，运用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与学说（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进化等）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严格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维新派的思想文化主张激发了中国人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热情，成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惯性。教材也明确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使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的同时，积极开展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进行理论辩论，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先进特征。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渊源

尽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批评孔学已落后于时代，但它却又主张儒学并非一无是处。这一判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规律被同志表述为“一分为二”，即矛盾具有同一性与斗争性两种属性，同一性是保持事物存在的重要力量，而斗争性则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存在于事物之中。这种矛盾的观点是考察传统文化的重要哲学原理，较早地运用这一原理考察传统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采用了“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待儒学。他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而在正确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上，明确指提出“精华糟粕论”的观点：“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9]同志的这一观点被概括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著名论断。

这样的观点也被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其他教材接受。《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更将传统文化视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该教材第一章明确指出，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转变为中国化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能够被中国社会广泛认同。要达到这样的文化发展目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课题使人们回到传统文化中，重新建构新的历史文化脉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察传统文化的根据，对传统文化开展拣择，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精神广泛传播到人民群众中，使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明，认同和回归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有关。当时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在主张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主流哲学推动下，作为主流文化意识的思政理论必然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因此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决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一文化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结合，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滋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时展的必然结果。

综合上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它以文化的历史变迁呈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新时代文化，即以吸取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时代价值，树立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目标。

这一结论对思想政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具有历史底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必须具有开放的心态，深刻反思当下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问题。有学者已经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话语方式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现象[11]，主要表现在将政治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用政治话语、文件话语和权力话语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12]。事实上，这样的话语体系必然难以承载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因此思想文化的缺位使思政教育缺乏对现当代社会思潮和个人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理解，以致于一元化意识形态权威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解构，社会上出现了价值失范的现实问题。正如当代学者许苏明所说，多元话语形态“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霸权，旧的思想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并指向传统话语的权威地位、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和话语方式等各个方面，传统话语认同危机加剧了人们精神迷失和信仰虚空”[1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样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尽管教材在很多内容的表述上已经明显与时俱进，但是部分内容却没有采纳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没有及时更新的相关内容，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它会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应给予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曹景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5）：12―21.

〔2〕杨军。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的历史文化载体――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7）：87―90.

〔3〕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今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J].读书，1986，（11）：40―51.

〔4〕叶宪。“封建”新辨――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9.

〔5〕龚书铎。从“史学危机”想到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1）：53―54.

〔6〕何平。历史叙事功能的退化与史学危机――兼论历史评价问题[J].探索与争鸣，2005，（2）：11―13.

〔7〕游海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局限评析[J].思想政治理论新探索，2010，（00）：439―451.

〔8〕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54.

〔9〕刘西芳：略论对传统文化的吸取[J].孔学研究，1999，（00）：33―43.

〔10〕本书编写组。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4.

〔11〕任帅军。教育困境还是范式转换――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引出的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802―808.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3

一、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首先是与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联系在一起的。

音乐观是人们对音乐的本质认识，是指导人们音乐实践的思想观念。

上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音乐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产物与工具的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音乐工作者乃至广大群众。受这种观念的制约，音乐艺术在人们心目中实际缩小为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的音乐，基本可以概括为革命音乐以及那些与革命相关的音乐，革命音乐之外的古今中外许多优秀音乐作品都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而遭到某种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即便是一些健康向上的抒情歌曲也一度被斥为黄色音乐或靡靡之音而遭到口诛笔伐。“”时期极左思潮的钳制更是将音乐异化为一个“巨无霸”般的钢铁战士，音乐的内容与形式都刻下了深深的专制主义的烙印，音乐艺术的无比丰富性和音乐观的多样性被彻底遮蔽和扼杀。狭隘的音乐观不仅使音乐实践与音乐生活被拘囿在基本以革命样板戏和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为主宰的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同时也导致了有限的音乐理论研究只能锁定在某些特定的音乐对象之上。

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不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大社会观念，人们的音乐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致祝辞。祝辞对“”期间的极“左”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对“五四”以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与评价，指出文艺创作与批评应坚持“双百方针”，“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②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音乐思想领域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同年12月在中国音协召开的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开始受到质疑，学者们试图对此作出新的阐释；80年代初，音乐艺术的阶级性与音乐语言的特殊性、音乐的“共赏性”等问题进一步引起学界的争鸣讨论。学者们在依然承认音乐艺术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由于音乐语言特别是纯器乐艺术的非语义性、音乐的民族性以及非劳动人民的创作也可以具有人民性和进步性等因素，音乐审美中是存在着同一件艺术作品被不同阶级所接受和喜爱，即所谓“共同欣赏”现象的。③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艺都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文艺的本质属性’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缺乏科学性的。”“要是只承认文艺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那么客观存在的许许多多并不具有‘阶级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势必被排除于文坛和艺苑。”④上述引文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并非什么新鲜的理论学说，但在拨乱反正之后的历史转向之际，这些问题的讨论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音乐界已经开始对既往的狭隘音乐观进行拷问，僵化的音乐神经从观念深层开始活跃起来。摈弃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音乐，从音乐自身特殊性着手、尊重艺术规律及其丰富的人文价值的音乐观念已经开始复苏。

此后，80年代以来音乐学研究的整体推进为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音乐美学领域对音乐的本质和美学规律的深入探讨、音乐批评领域对音乐现实问题的热情关注以及有关民族音乐传统的争鸣讨论等，都极大地开拓了人们长期封闭的音乐视野和音乐观念，对于更为开放的新的音乐观念的重塑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的音乐实践对人们音乐观念的冲击更是有目共睹。80年代流行歌曲与新潮音乐两大乐潮的强势崛起彻底改变了人们既往的音乐观念，随着音乐商品化、风格多样化的兴起与发展，以往左右人们音乐观念的一些条条框框迅速被打破乃至沦为边缘化。因这两大乐潮而掀起的学术争鸣亦不绝于耳，尽管当时也由于非音乐因素的干扰而导致对这两大乐潮的贬斥与否定，但从今日人们对先锋音乐的宽容态度以及流行音乐已融入最广大民众的音乐生活来看，两大乐潮的兴起对新时期以来音乐观念的开放与重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或者说，两大乐潮的兴起本身就是音乐观开放与重塑的感性而生动的体现。90年代以来音乐文化的日渐多元化更是不断地对既往的音乐观念进行着新的解构与重构，人们的音乐观也日趋多元化而更为开放。

由此观之，多元音乐文化的并存发展与音乐美学等学科研究的深入推进正是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在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上的重要体现，其根本结果是，以革命音乐为圭臬的褊狭音乐观及其实践逐渐让位于多元并存、尊重音乐艺术性的音乐观及其实践，音乐艺术愈来愈解放为“为人服务”而非过去那种桎梏于抽象地“为人民服务”的框框里，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主体性开始得到凸显。尽管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音乐观念问题一度变得复杂而敏感，但最终还是在改革开放国策的继续驱动下再度驶入健康而良性发展的轨道。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生命与发展，上述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中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必然促发学界对以往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音乐史观进行深入的反思。

二、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

唯物史观是我们正确认识音乐历史发展的根本历史观。

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起步阶段乃至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在音乐史观的理解和运用上更多地强调乃至夸大了唯物史观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尤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一度主要是对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家的研究，音乐家在阶级斗争观念下被分划为不同的阵营。左翼音乐运动以及由左翼音乐家发起和主要领导的新音乐运动实际上成为30年代后新音乐发展与评判的标尺，有些在近现代音乐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但不属于左翼或革命阵营的音乐家被边缘化乃至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即便一些曾在抗日救亡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专业音乐家也被鲜明地“一分为二”地审视。政治的偏见替代了理性的认知，不少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并没有得到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建国后音乐历史的实际发展也并非真正与所谓建国前夕“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音乐大军胜利会师”的史学描述相一致，因为在新音乐运动中即已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左”的音乐思潮在50年代后期“左”的政治思潮的裹挟下，仍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影响，以往不同“阵营”中的音乐家的命运、地位及其评价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别。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认识到，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近代中国音乐家共同书写的历史，而非哪一个党派、哪一个集团和哪一个乐派的历史。因此，有学者针对以往存在的“因人废乐、因事废乐、因乐废乐”现象，明确提出：“只要对中国音乐有过相当贡献的人，都要进行研究，根据他们的贡献和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给予恰当的评价。”⑤

80年代以来音乐领域里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特别是80年代初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讨论、1986年在辽宁兴城召开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80年代中后期“回顾与反思”的学术讨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近现代音乐史学界对历史观问题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章，如于润洋《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张静蔚《音乐理论的历史反思》、居其宏《归来兮，音乐批评之魂》、《一个不可逾越的反思课题》、梁茂春《从中国音乐史看文艺理论》、戴嘉枋《面临挑战的反思》，等等，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以往极“左”思潮下的音乐史观及其消极的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如，针对过去以唯物史观面貌出现而很少有人提出质疑的“音乐史是人民创造的”的音乐史观，有学者撰文指出：“以往我们在‘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下，一直强调要写‘人民的音乐史’，但始终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谁也难以把它成为事实。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这个概念所隐含的‘人民’与音乐家对立的前提下去观照历史，而史实所能提供的又多是音乐家的创造实践活动，非音乐家的活动在其中仅占据了一小部分，这就使我们的音乐史学家论述某些在音乐史上具有杰出贡献，而偏偏其作品又缺少一点所谓‘人民性’的音乐家时，难免会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惶恐感。”作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命题，认为正是“‘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创造了音乐史’的命题是契合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家审美的主体性在创造活动中的能动发挥对音乐史发展的重要作用”。⑥

尽管上述有些文章曾一度成为权力话语批判的对象，其中也的确存在某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今天看来，这些文章中所蕴含的某种真理性是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被遮蔽的，相反，新时期音乐学的进步与发展已经宣告了这些文章中提出的某些观点的历史进步意义。

历史观的改变，使得那些被遮蔽的历史正逐渐走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视野。一个基本的认识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非只是一部革命音乐统而贯之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所有为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音乐家都应成为不可遗忘的记忆。因此，为某种功利目的服务而观念先行地取舍历史的做法正日渐失去其往日的影响与力量。

三、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

1958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的豪情中开始启动，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人们对这一学科功能的基本认识带有鲜明的庸俗社会学和功利主义特点，音乐史学被看成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的一门充满战斗性的学科。当时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两个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北京方面提出的口号是写出一部‘真正的人民音乐史’，上海方面提出的口号则是写出一部‘我们自己的革命音乐史’。”⑦吕骥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音乐史主要地应该把人民的音乐突现出来，不只是专业的，而更主要是民间的、业余的……我们把音乐看作一种社会的现象，音乐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音乐史……应该打破专业创作的狭隘范围……应该着眼于人民的音乐生活。”⑧上述指导思想及其操作的可行性无疑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给刚刚起步的年轻学科，套上了‘左’的框框，影响了几近半个世纪。”⑨在这样一种音乐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史学价值观乃至方法论等问题都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功利性和庸俗社会学的特征。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并没有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与充满人文精神的音乐学科。

音乐史学观是人们关于音乐史学的性质、本质及其原理等学科元理论的根本认识。所谓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主要就是对“左”的思潮影响下的音乐史学观的拆解。80年代不仅在政治上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同时也是学术研究中“方法论”热的年代。受历史学界对史学基础理论的整体反思和音乐学界对音乐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推进的影响，伴随着音乐观与音乐史观的改变，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学观问题也逐渐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一问题的逐渐浮出，表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自身已经成为问题研究的对象之一。新的音乐史学观需要重新建立起来。

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不少资深学者都对以往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汪毓和在论及历史研究中由于片面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导致的随意改变历史的现象时指出：“仿佛历史是一块可以随便捏的‘ 橡皮泥’。这种恶劣的影响也曾波及到音乐界。一会儿把某个作曲家、某个作品或音乐理论著作捧上了天，一会儿又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莫衷一是、啼笑皆非。尤其对于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更被人们视作畏途，生怕在评价问题上由于摸不清政治气候而犯错误。”⑩陈聆群也在文章中就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以及史学的战斗性等思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批判。{11}张静蔚则就“长期以来，近现代音乐史学被某种思想所束缚，只能在某种‘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研究，而不能从其它角度加以审视”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许多研究成果大体上都是从音乐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音乐社会学从外部研究音乐创作、音乐现象以及音乐欣赏等等，主要角度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它不能对音乐探幽发微，揭示音乐的底蕴。音乐历史是多层次，多角度，甚至是多学科的科学综合，仅从音乐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历史，就形成线性的单调描述。”{12}

上述反思与批判都在不同层面上涉及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学认识论、本体论、史学思维等史学观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到本世纪初曾引起众多学者参与讨论的“重写音乐史”问题，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观与史学观更新的学术要求。除却学者们大多指出的需克服“左”的观念对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影响之外，对于音乐史学观的关注与强调、有关史料建设的范围与策略、传统音乐与新音乐“两个传统的衔接”乃至音乐史书写作的个性化等问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应当说，“重写音乐史”的讨论推进了近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展开评述。{13}

此外，近年来的不少学术成果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体现出音乐史学观的种种变化。比如李岩结合民族音乐学方法对20世纪上半叶曾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但在学界却长期无人问津的口琴运动及其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14}王勇贯穿运用“关联视角”对王光祈的研究；{15}居其宏以多重视角对新时期音乐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16}孙继南对黎锦晖与“黎派音乐”充满人文关怀的最新研究；{17}冯长春借鉴早期法国年鉴学派“从阁楼到地窖”史学观念，重视运用被遮蔽的非经典、非精英史料对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研究；{18}等等。

总之，笔者以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正如有学者于80年代所希望的那样――是与“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19}的发展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这些成绩是与音乐观、音乐史观及音乐史学观的更新与实践分不开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无论是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还是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都反映了当代学人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影响的反拨和不断接近历史真实与对史学人文价值的诉求，在这样一种努力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正日益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音乐学科。

当然，从总体上看，与一些人文学科或艺术学科的研究相比，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还存在着某些滞后与亟待解决之处。比如，“左”的思想的影响至今犹在，史料建设比较缓慢，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没有很大的突破，专题研究不够深入，音乐本体分析与深度理论阐释能力尚嫌薄弱，海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引进与介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等等。从这些问题来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需要观念更新，同时也期待更多脚踏实地的践行者。观念更新并非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一切观念的更新与实践都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切近历史、清醒地认识历史、深刻地阐释历史。如此，随着不断增加的历史自身和研究力量的日渐壮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必将取得更为令人瞩目的成就。

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是鸦片战争以来至改革开放后一个半多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1840年至1949年为近代部分，1949年后的20世纪下半叶为现代部分｡作为当下观照的“当代音乐”一般是指近距离时段的音乐事象，它主要是音乐批评的对象｡本文所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包括对1949年后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

②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9页｡

③参见吴毓清《音乐的阶级性与“共同欣赏”》,《人民音乐》编辑部选编《1982年音乐争鸣文选》,第1―9页｡

④杨琦《再谈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倾向性及其它――兼答冯光钰同志》,《人民音乐》编辑部选编《1982年音乐争鸣文选》,第39､25页｡⑤周畅《不拘一格，广些，深些，精些》,《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17页｡

⑥戴嘉枋《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吕骥同志等商榷》,《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第106页｡

⑦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课题组著《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⑧转引自黄翔鹏1958年12月31日记录整理《中国音协理事会讨论“中国近代音乐史”提纲第二次修订稿的记录整理材料》,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所1959年编《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一辑(内部参考资料，油印本)｡

⑨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课题组著《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⑩汪毓和《应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14页｡

{11}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

{12}张静蔚《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两点思考》,《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16页｡

{13}有关“重写音乐史”的学术争鸣及其评述，请参见余峰《重读“重写音乐史”文论之误释》,《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3期｡

{14}李岩《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一种城市大众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博士论文摘要､序论及结论部分),李岩《朔风起时弄乐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97页｡

{15}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7年版｡

{16}居其宏､乔邦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音乐思潮》,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7}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8}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19}戴嘉枋《继承､扬弃与发展――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1期｡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4

报考时间

甘肃庆阳2020年4月自考时间安排在：4月11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4月12日星期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具体开考专业及课程考试时间安排见附表。

附件：2020年4月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及课程考试时间安排表

一、专科(含基础科段) 时间

专业 4月 星期六(4月11日) 星期日(4月12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020203会计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57管理会计(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146中国税制 00041基础会计学

00155中级财务会计 00020高等数学(一)

04729大学语文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30112法律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5679宪法学

00247国际法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45刑法学 00260刑事诉讼法学 04729大学语文

05677法理学 030301行政管理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292市政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107现代管理学 00277行政管理学 04729大学语文

00040法学概论 040103小学教育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405教育原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406小学教育科学研究 00413现代教育技术 00415中外文学作品导读

00417高等数学基础 00012英语(一)

04729大学语文

00416汉语基础

00418数论初步 040109心理健康教育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5615心理健康教育概论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618青少年心理卫生 00031心理学

01755人体解剖生理学(教育类) 04729大学语文

02108实验心理学

03584偏差行为辅导与案例分析 050114汉语言文学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24普通逻辑

00535现代汉语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06写作(一) 0053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80701计算机及应用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

02318计算机组成原理 02198线性代数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30电子技术基础（三） 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00012英语(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4729大学语文

02323操作系统概论 100701护理学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997护理学基础

00488健康教育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179生物化学(三) 03000营养学 02864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4729大学语文 03002妇产科护理(一) 03003儿科护理学(一) 二、独立本科段(含本科段) 020104财税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54管理学原理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69国际税收 00015英语(二)

0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20202工商企业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51企业经营战略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54管理学原理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53质量管理(一) 00015英语(二)

00152组织行为学 020204会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60审计学 00015英语(二)

00158资产评估 020210旅游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98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97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 0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152组织行为学 06124旅游文化学 020229物流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51企业经营战略

07725物流规划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361企业物流 07006供应链与企业物流管理 00015英语(二)

00152组织行为学 03364供应链物流学 030106法律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249国际私法

00264中国法律思想史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0167劳动法 00015英语(二)

00226知识产权法

00233税法 030302行政管理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18公共政策

00024普通逻辑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1848公务员制度 00277行政管理学 00015英语(二)

00034社会学概论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40102学前教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94幼儿园课程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85学前卫生学 00402学前教育史 00882学前教育心理学 00015英语(二) 040107教育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55教育管理心理学 00445中外教育管理史 00015英语(二)

00453教育法学

00450教育评估和督导 040110心理健康教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626*心理学（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406情绪心理学 05622临床心理学 00471认知心理 00015英语(二) 06059心理学研究方法 040112小学教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227大学数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65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72比较教育

03330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00015英语(二)

00467课程与教学论 050105汉语言文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37美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015英语(二)

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87英语翻译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31英语语法 00832英语词汇学 00604英美文学选读 050305新闻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642传播学概论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661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00015英语(二)

00658新闻评论写作 080307机电一体化工程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245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20物理(工) 0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2200现代设计方法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15英语(二)

0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080702计算机及应用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324离散数学

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326操作系统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325计算机系统结构 00015英语(二)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 080709计算机网络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335网络操作系统

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49网络工程 04751计算机网络安全 00015英语(二)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4742通信概论

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 080806建筑工程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439结构力学(二)

02446建筑设备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20物理(工) 02198线性代数 02275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15英语(二)

02442钢结构 090102农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003作物育种新技术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678农业推广学 02679种子学 00015英语(二)

02680农产品加工 100702护理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202内科护理学(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200预防医学(二) 03201护理学导论 00015英语(二)

03007急救护理学

03004社区护理学(一) 030401公安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69警察*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70刑事证据学 00015英语(二)

04729大学语文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5

关 键 词：重写音乐史 音乐思潮 学理 学科建设

“重写音乐史”论争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领域近年来的重大事件。从文章发表的时间上看，1988年戴鹏海第一次提出到2007年，主要论战人物约15人，主要论文20余篇，主要论战阵地是以《黄钟》为首的约8个期刊。内容从挖掘因过去“左”的思想而被“遗忘”的音乐家、音乐作品，到集中焦点评论中国大陆唯一正式出版的近现代史书——《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汪毓和著），再到业界学者们思考如何写史，以及对纯学理之思索，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对此论争，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来看其所折射出的问题。

一、回顾“重写”论争爆发前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发展历程

年王光祈著《各国国歌述评》一书，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音乐的某些历史现象。

年李树化撰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其中有《音乐》部分，介绍了当时的一些音乐家及其作品。

3.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由吕骥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

年由三个音乐单位动员了大量人力写作了三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最后得到公开发行、通行全国的是汪毓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要（1840—1949）》专著。至此，这是到1988年戴鹏海先生在论文《两点置疑致成于乐先生》中首次提出“重写音乐史”时，国内能够见到的“唯一”的近现代音乐史专著。

由此可看出，这个“家底”使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呈现出些许的“幼稚的面貌”。

二、“重写”是20世纪四次音乐思潮论争的延续，作用是对前三次思潮的反思，折射的核心问题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理的认识、学科建设的思考

(一)中国音乐文化走向何处？这是困扰音乐人百年的核心问题，因而有了以下四次音乐思潮论争

1.第一次论争是在20世纪上半叶军阀割据时期，民间缓和进行的关于“国乐—新音乐—国粹论—全盘西化”之争。

2.第二次论争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战中展开的，主题是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强调音乐为政治、为战争、为鼓舞民族精神而服务，此点在毛泽东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精辟的论述。

世纪中叶，第三次论争是建国后两条文艺路线之争，争论的结局是残酷的。

世纪下叶，第四次论争思潮始于改革开放至今，历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抒情歌曲/革命抒情歌曲——新潮音乐（谭盾/卞祖善）——“重写音乐史”——文化价值相对论/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学术规范、文德、文风/自我复制、抄袭——新世纪中华乐派。

(二)20世纪中叶的闭关锁国使得两代人长时间的寡闻陋见，由此造成第三次音乐思潮的讨论常陷入一些基础知识、常见专业术语、低级层面知识结构上的冲突里。僵化的思想很难一下子转变

1.从经济上看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60余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向商业经济转化的历程。在前进的途中受到复辟、军阀割据、日本侵略等来自内外的阻碍。但这些仅仅只是“阻碍”“绊脚石”，是暂时的艰难困苦，是阶段性克服的目标，却并不是向商业经济转化的总目标。

2.从科学治学角度看

归纳、推理、演绎等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逻辑手段，也同样是人文科学的手段；实验、观察、再实验……经得起反复实践验证的才是科学。

3.从全人类音乐史上看

世界在这160年的历史，是音乐音响巨变的伟大变革时期。将声音保留，长途传输，原声原样再现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同影响，这种划时代的创举和人类保留火种的意义同等。因为音乐创作，是根据表演方式进行构思的：人类从无固定演出方式到广场演出、室内小型演出到皇宫、小平台、贵族的沙龙，平民的勾栏、酒肆、茶楼，到商业革命后的大剧院、大舞台，再到今天的电影、电视、电脑、手机的方寸荧幕。音乐作品将根据新的表演方式重新思想、重新计量。百年来的大交响乐、大歌剧、大合唱、配器法及传统乐器人声等的声源都在改变之中，对音乐艺术的认识扩展到对音响艺术的认识。

(三) 历史从近处看是何等的波澜壮阔，然而从远处看却是静止不动的

修史，应该相隔两代人以上，否则就会被纷扰的场景干扰，成为“近视眼”。汪氏的这本专著写作时间离历史太近，在1958年就写到1949年为止的历史，没有看清这些和音乐有关联的时代大背景，有些主观片面地操刀修史，被人群起攻击也就不奇怪了，他连自己也承认需“重写”。

“重写音乐史”是第四次音乐思潮论争的一个组成，起到了对前三次思潮的反思和清算，以此扫清思想障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纯学理的探索、学科建设铺路：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的批评刺激下，有了学术规范、文德、文风的“集体讨论”，由“夹叙夹议”的散漫写作思维、“以我画线”的“人治”观念，转到用科学的方法治学、探索纯学理的“法制”思维、“数字化”观念；由传统名帝名臣名将名医名妓之“唯一史观”，转到多维度、多层次、多方法的“三多”史观。

三、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理、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重写”

音乐史的写作，避免不了“音乐的构成”问题，它也就是今天音乐史学的学理基础。写作音乐史，必须面向学理的学科建设、培养人才所依赖的教育技艺传习活动、理论思想建设及其重要的机制保证。

(一)“音乐的构成”涉及的音乐史学学理

1.声音体系：无论哪一个民族、国家的音乐史，都是各自在把握与建构自己社会一种特殊的、具有各自社会意识形态、从艺术实践产生的、音乐概念的声音体系。这些不同的声音体系反映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特点、艺术思想、生活情感，按照一定规则选择适合的方式、方法、技术、工艺建构组合的。

2.它的学理反映在学科科目上是比较广泛的，比如：社会人文科学体系大纲，自然科学体系大纲，全球史，中西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思想，音乐学，中西音乐史学史，音乐基础理论、记谱法与读谱法，音乐声学、律学，西方音乐技术理论，中国音乐文学，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大纲，中外音乐名著欣赏，音乐心理学等等。

不难看出，音乐史包罗了理论、实践等十多个大类，以中国音乐史为主轴，存在着纵向、横向的关系，单独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与音乐的相互关系就可列出数十项子学科项目，如：音乐与自然科学：乐器的发生与发展、声乐生理学、声乐卫生、音乐物理学、声学、音响学、音乐医学治疗、音乐生物学等等。

音乐与人文社会科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经济学、音乐音响军事学武器学等等。

此外，尚有政治与人类社会始终结伴而行。因此，单纯以一些大作曲家的各自一批音乐作品为代表的音乐史写法就显得不全面了。更何况以作曲家作品为代表的、以我划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不顾中国实际来著书立说的那种音乐史。

(二)目前急需的学科建设问题

1.需要大量的可说是无休止的原始文献、音响、实物来还原历史事实真相，需要佐证、辨别真伪。

2.需要统一制定音乐艺术学科专有名词、术语、专业符号、名称与计量，由政府公布，统一应用。因为现在的中国音乐专业术语、外来语的译音、译义是不统一的，非常不利于科学研究。

3.需要用数字管理方法，将各项学科按分类法做成音乐系统结构图表——种、类、门、科、目、项的金字塔形结构（例如：某一时期音乐史发生的某件事，看看它属于哪个层次、哪个面，它的上下左右关系从表图上就不难看出或想到它在系统中的性质、地位）。

4.有多种多样的音乐史类别就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的方法论给学科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虽然方法论是很老的老问题，但在音乐学院课程中是一种新的学问，应该开设这门课程。

5.学科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专题、一个方面的研究对象。

6.学科建设的核心是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机制。人才是研究、整理、发掘音乐史的关键。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管理人才，需要激励机制，制度保障自身也是一门学科、学问，需要有远见的政府从制度上保障，使音乐史学研究人才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开门七件事发愁。

结语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可以从各种角度、各种层次，用各种方法，由各色人等来写，以市场做检验，时间来评判。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重写”的时机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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