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文集【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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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文集【第一篇】

关键词：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萌芽中的异化：规范

中图分类号：1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07-03

作者：何敏，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师/李延林，中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专家会员；湖南，长沙，410004

项目基金：跨课程教学法在非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本文受到2008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资助。

一、引言：

由于其极致“言情”的修辞，偏离主流的叙事模式和软性语体，鸳鸯蝴蝶派曾一度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而倍受口诛笔伐。甚至还被冠以“反动逆流”的恶名，将其置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但该流派在近代小说翻译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却是不能被淡忘的。据统计，民末清初，在所有从事短篇小说的译者中，鸳蝴派的作家就占70％。该流派“五虎将”之首，有“哀情巨子”之称的周瘦鹃，其译作数量之丰，名著意识之强居该派之冠。(李德超，邓静，2003)1917年他的译文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得到了鲁迅的盛赞，称其“用心颇为诚挚”且所选作品“在中国皆属创见，亦多佳作”(周瘦鹃，1987：1)。

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的异化特色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内收外国短篇小说共48篇，散文2篇。可谓名家荟萃，如司各脱、狄更斯、哈代、伏尔泰、大仲马、左拉、莫泊桑、霍桑、马克・吐温、托尔斯泰、高尔基、歌德等。在当时中国译界滥译英美二三流作家的背景下，这种“名家意识”更为难能可贵。文本选择也体现了他的前瞻性。该译文集中不乏在当时颇为先锋的文类。如心理小说(爱伦坡的《心声》)，大量的意识流(Leonid Andreef《红笑》)。每篇译文前都附有原作者的小传甚至照片，充分表明了译者对原作的尊重和对翻译工作的郑重。从这些方面而言，该文集确实不负“近来译事之光”、“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ibid)的美誉。

然而，翻开《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国旧小说的陈腐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诸如“杏眼“桃腮”“看官”等陈词滥调弥漫其中。为此，它受到了鲁迅的批评“命题造语又系本国成语”。(ibid)仅从文字层面上而言，周瘦鹃的翻译可能比林译小说归化得更彻底。但语言只是两种文明对话时的载体，定义这场对话的本质，标准应看异质文明是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接受国中的。诚如贝克所言“异化使得译文成了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文化它者’(the other)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得到了彰显。”(Baker，1998：242)因此，要给周瘦鹃的翻译策略定性就一定要越过其高度“归化”的语言，透视其对异质文明的处理方法。接下来作者将重点分析该文集是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文化它者”。

(一)爱情观

爱情通常以两种面目出现在中国旧小说中。一种是才子佳人套式：“一见钟情――历经磨难――大团圆”。人们阅读这类小说固然有对爱情的渴望但更多的是对大团圆结局的期待。由于国人长久的文化心理积淀，爱情要臣服于家族本位心理。而另一种则盛行于晚清流行的政治小说中。“经以国家大事，纬以儿女私情”是当时政治小说通行的写作模式。把政治小说视为救国利器的士大夫们将儿女私情点缀于小说中只是为了增强其可读性，从而使民众更好地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两种模式中，爱情要么成了强化传统价值观的工具，要么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在高度理想化，抽象化之后，它也失去了独立性。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各具特色的域外情爱画卷中，爱情并未被按照传统模式加以“理想化”或“功利化”的改写。Wife刻画了一对夫妇：丈夫痴情，妻子绝情，她天性中的“恶”连爱情也无法净化。令人不仅对爱情的真相生出感喟。APatch of Nettles则向我们揭示了爱情的复杂：因为不爱，女主人公无法说服自己以身相许报答男主人公的救命之恩。为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原则，她终身未嫁孤独终老。她与男主人公之间的情复杂得就像标题的那团荨麻，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而在Our FirstNew Year’s Eve中，爱情却由日常琐事折射出，平淡却恒久。这里的爱情迥异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情。它更为立体，也更真实。重要的是它不再被当成某种价值观或政治目的的附庸，其独立性由此得以彰显。

(二)宗教观

国人向来务实。对现世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宗教观念的淡漠。普通人对宗教的信仰仅止于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轮回。而宗教情结却是许多西方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A Child’s Dream 0f A Star就是一例。主人公命途多舛，屡遭丧亲之痛：弱弟幼妹，慈母爱女一一离他而去。支撑他的就是宗教信仰：终有一日，他能在天堂与挚爱的亲人们聚首。A Long Exile的主题也是宗教精神。主人公被误认杀手流放他乡，在26年的流放生涯中他痛失妻女。终有一天他发现了真凶，可他却放弃了为自己昭雪的机会，宽恕了真凶。这种宽恕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宽容”“仁爱”是其主旨。国人则可能从儒家的认知模式来解读它，将其归因于“性善论”。

(三)伦理观

“孝悌”观一直是中国几千年宗法社会的基石。清朝统治者奉行的“以孝治国”将“孝”推向了祭坛的顶峰。很多译者都通过对原著的强化或改写自觉向这一观念靠拢。林纾就惯以“孝道”包装自己的译文。如果以传统的“孝悌”观为参照系，《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体现的某些伦理观足以让当时的国人震惊。E1Verdugo就有长子为了维护家族尊严而手刃父兄的情节，他的这种行为居然还受到了作者的赞扬。The Fu－nekal中的主人公更是“大逆不道”：他陪护着病入膏肓的祖母，在病榻边还有心情对心上人遐思尔想：刚刚安葬了祖母的年轻人们就在葬礼上跳舞作乐。这种行为非但没被斥以“悖逆”，反而还得到了赞美：青年人之间的爱情就像老年人的死亡一样自然。

面对这些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异质文明，译者并没有以传统观念为准绳对其进行文化过滤，而是忠实再现了“文化他者”。至于语言，如同严复用深奥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一样，周瘦鹃的这种高度归化的语言也可看作是对其译作的一种“包装”，一层“糖衣”方便读者更好地接受西方文明。这种译法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也为读者们接受“五四”后出现的学术化，规范化的“直译”进行了必要的心理铺垫。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过渡期特有的产物：语言上高度归化而文化层面上异化的译法称为“萌芽中的异化”。

三、变化中的规范

(一)翻译规范

图里认为，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要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规范(norms)是心理和社会实体，具有社会调节功能，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协调个人行为与集体之间信仰、价值体系和标准等诸多关系。规范能减少行为的偶发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促进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稳定。(Toury，1995：55)规范是隐性的，但在操控翻译活动时，却能体现出其权威性。对译作的社会期待值由规范催生，它对译文的接受情况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契合这种期待，译文就可能遭到制裁(sanction)如更正，谴责甚至是终止对话。”(Her-nlans，2004：82)。在林译时代，“政治化改写”是统摄翻译活动的主流规范，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则是翻译的准绳。越过这一雷池，翻译作品就难逃被打入冷宫或遭人诟病的厄运。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成书于1917年，时间相去不过数十年。为何译者就敢于译介偏离政治主题专注于个人感情的作品，还忠实保留了与传统价值观相悖的内容呢。数十年间，翻译策略从“政治化改写”谈变成“萌芽中的异化”。这一变化应归因于翻译规范的改变。图里认为：翻译规范虽然对翻译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但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文化参数的变迁，主流规范与边缘规范的力量也是此消彼长。随着权力关系的改变，原来处于边缘的规范可能会跃升至中心，成为主流规范。(Toury，1995：57)

(二)文化心态

当时国人的文化心态较之十年前已更为开放。最初，西洋学识被蔑称为“夷学”，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中性词“西学”直至最后“新学”这样一个褒义词。该名词的演变显示了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逐渐清醒，认识到该向西方学习的心理变化轨迹。这种逐渐开放的文化心态有利于知识分子更客观地接受西方文明。文人对西学的普遍接受从当时的流行小说中可见一斑。在鸳蝶派另一干将徐亚枕的《玉梨魂》中，女主人公，一位幽居深闺的寡妇，在送别爱人时居然唱起了莎翁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选段。(魏绍昌，1984a：145)。在该派的另一代表作《玉田恨史》中，女主人公的丈夫曾翻译小说来为她遣愁；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也如是描写闺房之乐：“郎奏批雅诺，妾唱定情歌Darling，My Darling”。(范伯群，1996：56)日益开放的文化心态，为国人接受一个未经“文化过滤”的“文化它者’做好了心理铺垫。但激发规范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还是诗学观的改变。

(三)诗学观转向

林译时代，提倡改良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他们“强国保种”的政治诉求，在遍寻救国良方而不得的情况下将目光投向了被斥为“小道末技”的小说，将其尊为“救国利器”从文学系统的边缘推向了中心。传统小说又因其内容陈腐而难当重任。创作新小说势在必行，而师法来自文明强势国的西方小说就成了文人们的首选。这看似对翻译小说的抬举，事实上却为中国文学系统的发展设置了藩篱。翻译小说从选材到译法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自觉与精英阶层的政治主张及传统价值观契合是翻译的不二法门。译者们煞费苦心用“政治化”来包装自己的译作以确保其被顺利接受。林纾在《雾中人》的序言中就表明自己译该书的目的并非羡慕主人公能抱得美人归，而是要宣扬书中的尚武精神以振士气“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陈平原，1989b：167)在这种“文以载道”的功利主义诗学观的指导下，翻译非但没能起到革新传统文学，保证文学多元系统现代化的作用反而成了一种巩固传统价值观，诗学观的手段。不久，辛亥革命的胜而无果证实了“小说救国论”实乃乌托邦神话。随着政治热情的退潮，小说也表现出了对政治的绝望和厌倦并自行疏离。小说与政治的联姻惨败，“文以载道”功利主义诗学观悄然让位于“娱乐大众”的游戏主义。鸳蝴派的作家们就公然指出济世救民的重任非小说所能承担。1914年，徐亚枕明确提出：“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技，难言经世文章；茶余酒后，只供清谈资料。”(ibid)而另一位鸳蝴派小说家刘铁冷对自己小说的期望仅是：“苟读吾书而(世人)额上皱纹为之一舒，则吾之造福亦已不浅。”(ibid)。于是乎，小说又从“救国利器”沦为“俳优下技”。光环的褪色反而使得人们能更好地审视小说本身的文学和美学价值。人们的注意力也从原来的家国情怀转入了对个人私情的关注。张扬“小我”情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叙事领域。翻译小说的选材及翻译策略也摒弃了那种唯政治至上论，作品本身的美学，文学价值成了人们取舍的标准。这种文学规范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从西方文学中汲取养料，也只有在这种规范下，翻译才能真正起到革新固有文学系统的作用，为创作提供模本。

结语：

短篇文集【第二篇】

与巴金的其它作品类似，小说《玫瑰花的香》发表之后，也经历了数度的版本变迁。1934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过一本《黑牡丹》的小说合集，所收录的篇目皆为1933-1934年登载在《良友》画报上的小说，巴金《玫瑰花的香》亦在此列。同年，该篇收入巴金的短篇小说集《将军》，由生活书局出版。之后，该篇小说也随《将军》集收入1936年4月初版的《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仔细考校这些建国前的版本，除开技术原因造成的错印、谬误，或者一两处字眼、标点的改动，小说《玫瑰花的香》没有文本上的变化。

巴金的这个短篇，实际上只有两个版本可供比较研究：1933年《良友》画报版和1958年《巴金文集》版。为了表述方便，下面分别简称良友版和文集版，加以比较考察。

整体上看，文集版对良友版的改动较多。这种改动从文本符号上来讲，既有部分字眼、词语的细微改动（如词语的变换、增删），以及标点的变化，也有不少独立的句子、段落的增删；由之而来，文本内涵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主要包括外在细节的变化、心理活动的变化、人物形象的变化三个方面；最后，改动前后两个版本的风格也出现不少差异。由于文集版是巴金亲自编选，可以认为，这种改动是巴金对小说艺术处理、艺术品位的某些自觉追求；又由于文集版是建国后的版本，与民国的良友版相比，又反映着时代的色彩与烙印。

首先看外在细部的变化。

第一，是细节描写的删繁就简，如将良友版开篇“在那旁边摊开的吸墨纸套上面她留下一个字条”改为“在旁边她留下一个字条”；将“玫瑰花瓣染着墨汁似的深红色就像一点一滴的血”改为“玫瑰花瓣的深红色就像一点一滴的血”；“就从左边的书堆里拿了一本书来翻看”去掉“左边的”这一方位修饰；“哭声愈响愈高，声音有点儿凄惨”改为“哭声愈高，也愈凄惨”；“这个人家我很知道，丈夫是机器工人”改为“这个人家丈夫是机器工人”，等等。这些细节的简化，使得文本语言更为凝练，叙述更流畅。

第二，是细节描写的重新润色、精确。如“我陷进浓郁的香雾里”改为“我沉在浓郁的香雾里”，由气味的“陷进”深入到情绪的“沉在”；如“她的生活是很俭朴的，只靠着她的一个出嫁的姐姐来接济她”改为“她的生活很俭朴，她靠着她一个出嫁的姐姐寄钱接济她”，修改后不带感情色彩，更像听别人说起的，与前文“关于馨的事……我知道的却很少”呼应。同时，增加的“寄钱”一词，更暗示女主人公馨是独身避居城市，与后文她的住处描写呼应；“我没有说话，只是低声唤着她的名字”改为“我低声唤着她的名字”，更符合逻辑、更简洁；在听到女友馨的隔壁夫妇吵架声后，加入独立的“我用忧郁的、疑问的眼光望着馨，好像在求她给我一个解释”一段，既体现了“我”的心理状态，又很好地接续了下文馨的解释，不再显得突兀。

其次看人物形象、心理描写的变化。

第一，是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改造。小说中有一段话讲到女主人公馨的恋爱史，良友版是这样的：“和她来往的男子并不少”，而文集版改为“跟她来往的男人并不多”，这个截然相反的描述，反映了巴金对女主人公形象的重新改造。联系全文，良友版的女主人公，看起来有更丰富、活泼的个人生活史，有点个人主义的孤僻、叛逆感；而文集版的女主人公，却被描写得在情感生活上更为单纯，个性更为沉静，使得“不曾同谁讲过恋爱”的原因，更导向环境的压抑与个人洁身自好的选择。这一点在好多修改的地方得到了印证。比如，小说描写到馨的穿着，在“花格子布短裙”前面，特意加了一个“蓝”色的颜色修饰，以显其穿着的朴素大方；“她的引诱的眼光笼罩着我的脸，她把我的心里照亮了”改为“她的眼睛像灯光一般，它把我的心里照亮了”，显然，眼光里的性意味被淡化，而情感因素却得到加强；同样的，在逛公园的过程中牵手拥抱，却去掉了初版的“她的手好柔软”，在终于同居的一夜，却删去“这夜晚是美丽的，柔和的”、“这一刻我的全个身子都渗透了快乐”。这些描写的变化，相对削弱了女主人公的主动、个性独立等现代女性特征，多了几分传统的温婉和可爱；而男主人公对她的感情，也减弱了性的成分。

第二，是心理描写的含蓄、简化、省略。如将“我的头好像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了一般。房间里仿佛着了火。我不能够这样忍耐下去”一段去掉了“房间里仿佛着了火”这句过分外露的修饰；将“我更想不到去获得馨的爱情”改为“我更不敢想得到馨的爱情”，既与前文“我从来就不敢做恋爱的梦”相呼应，又显示馨在“我”心目中潜藏的情感地位；又比如心理描写的省略，如当“我”到馨的家中，馨向“我”表露心迹的时候，良友版有这样一段心理剖白“我胜利了，我把馨得到手了！我不能不得意地这样想”，而文集版将这两句话省略了，使得女主人公的诉说更流畅、动人，“我”的爱情也更温情、含蓄；又比如当馨听到隔壁夫妇的吵架，变得忧郁沉默，使得“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时，文集版则删除了这句过于理性明晰的内心独白，更符合人物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心理省略大多发生在男主人公身上。修改后的文集版，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虽然减少，但却更为凝练，深沉，心理描写和性格塑造得以融洽、统一。

综合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巴金小说《玫瑰花的香》1篇，最佳的版本应该是1958年《巴金文集》版（1986-1994年26卷版的《巴金全集》，虽然整体更为全面、权威，然而具体到此篇，也是采用的文集版）。巴金对良友版的修改，主观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小说艺术上的完善；客观上，又和时代的环境、氛围有微妙的关联。后一点，尤其体现在巴金对女主人公现代女性形象的削弱，对恋爱性心理的淡化，这不能说没有时代接受心理的考量。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良友。画报，1933（79）

[3]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赵景深。新文学过眼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李存光。百年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短篇文集【第三篇】

[关键词] 60年 起步 发展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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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如茵的花海，绵延的爱

（一）

30年来，江西的电视剧从业者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创作了一大批思想健康、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繁荣江西的电视剧创作作出了积极贡献。30年来，流转的星河谱写了一曲婉转的歌，而这曲“歌”无论从体裁、题材亦或其它领域看，皆涌动着一种赶超与发展的态势。

1.在体裁领域，电视剧有电视小品（短剧）、单本剧、系列剧、连续剧之分。电视小品（短剧）是电视剧中的匕首和投枪，短小明快，人物和情节都比较简单，常撷取生活中人们易于忽略却又值得注意的平凡小事，挖掘深意、阐明主旨；电视单本剧现已很难看到；电视系列剧作为介于单本剧与连续剧之间的电视剧体裁，其每集均可独立成章，叙说一个完整故事，只是剧中人物与所有故事的主旨基本一致，在中国它常与电视连续剧归于一类；电视连续剧是指三集以上的分集播出的多部集电视剧，其人物与情节是连贯的。

在江西，上世纪80年代创作电视小品（短剧）10部、短篇电视剧42部、中篇电视剧10部、长篇电视剧0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电视小品（短剧）28部、短篇电视剧31部、中篇电视剧22、长篇电视剧9部；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以舞台形式呈现的小品之外的电视小品（短剧）与短篇电视剧乃至中篇电视剧都比较少见了，笼罩荧屏的几乎全为长篇电视剧。概而言之，江西之于这几种电视剧体裁的创作――电视单本剧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电视小品（短剧）与电视系列剧亦并不多见（偶以方言剧样式展露荧屏），电视连续剧发展最为迅猛。

短篇电视剧创作的由盛而衰与长篇电视剧创作的从无到有到逐渐走向兴盛（在全国亦基本如此），应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科学技术、经济体制、受众审美心理等都是引发并促成这一变迁的重要因子。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长篇电视剧的创作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则促成了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电视剧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量化的指标即为其收视率带来的广告收益的多寡。正是这一点让篇幅短小的短篇电视剧遭受了冷遇――一次性闪亮荧屏即便再璀璨，其带来的影响与关注度也无法与一定时期内每日皆在相对固定的时段与观众见面的中长篇电视剧相提并论。而这“影响与关注度”也即收视率，正是决定广告收益多寡的关键因子。此外，短篇电视剧拥有电影一般的时空容量却未有电影基于造型艺术（导演的艺术）的优质声画，短篇电视剧拥有电视剧基于叙事艺术（编剧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却又未有长篇电视剧那足够的时空演绎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这样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使得短篇电视剧进退维谷，两面不讨好；所以在长篇电视剧的创作日益兴盛之后，观众更多地选择了后者。

2.在题材领域，江西自上世纪80年代始创电视剧以来，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并在30年的创作历程中对某些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做了较为充分的探索。譬如人物传记片、小品（短剧）集、戏曲电视剧、儿童剧、革命历史剧、农村生活片、工业建设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均创作了不少作品。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如今已不多见的戏曲电视剧与儿童电视剧，戏曲电视剧《傩谣》（1998），第一次把江西的民歌、戏曲、舞蹈等多种艺术样式融为一体，展示了中国古傩文化（江西戏剧历经百年传承，形成了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三大门类――赣剧、采茶戏、傩戏）在当代社会的升华；《鸡缘》（1991）、《孙成打酒》（1993）、《立碑》（1995），则以采茶戏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戏剧样式，予观众以美的享受。儿童电视剧，这一既难创作又难有经济效益的题材类型，江西并未将其遗忘――《红飘带》（1982）、《真假一百分》（1986）、《小猴斗败大海怪》（1989）、《小猴的笑脸与哭脸》（1991）……将创作的焦点对准下一代，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

上文也已提及，至新世纪，在全国电视剧创作的巨大竞争压力下，江西逐渐有的放矢地把握了自己的创作重心，形成了一己特色品牌――军旅题材，以特色来强化江西作为“红色革命摇篮”的固有优势――《兵哥兵妹》（2000）、《我们的连队》(2002)、《红领章》（2004）、《沙场点兵》（2005）……并在这一题材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在这里想一并提出的是，江西基于本土地域文化可供开掘的题材类型还有很多，就如前些年央视热播的几部分别基于北京的京商文化、山西的晋商文化、山东人的历史、山西人的苦难创作的电视剧《大宅门》（2001）、《乔家大院》（2006）、《闯关东》（2008）、《走西口》（2009）一样，江西也有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譬如红色文化、陶瓷文化、山水文化、书院文化。这些灿烂的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均可化为江西电视剧创作的宝贵题材资源与创作源泉，江西若能充分整合好这些优势，挖掘潜力，赣鄱大地上火热绽放的将不仅仅是受惠于红色文化的“军中绿花”，还将会有更多的“五彩花瓣”铺就“如茵的花海”，构筑绵延的爱！

3.从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30年来江西的电视剧创作一直不乏文学改编的案例：《雪花静静地飘》（1981），根据李陀同名小说改编；《田螺湾趣事》（1982），根据胡桔根同名小说改编；《主人》（1982），根据小说《内当家》改编；《霞村二柳》（1983），根据小说《石门二柳》改编；《澳门轶事》（1990），根据小说《聚龙里轶事》改编；《信念》（1992），根据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的回忆录《艰难的历程》中“悲壮的西征”一章改编；《谢谢你的爱》（1994），根据胡海洋、吴周伟的报告文学《罗琪》改编；《红领章》（2004），根据陶纯、陈怀国同名小说改编；《天下兄弟》（2007），根据石钟山同名小说改编；《地下地上》（2008），根据石钟山同名小说改编。

鲁迅先生曾说过改编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改编要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二是改编要正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逻辑。也即改编并非要受制于原著，而是要在遵循以上两条原则的基础上按照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去重构甚至创造。正如歌德所言：“艺术家是在限制里寻找自由。”这“限制”对改编而言，就是以上两条原则与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及原著所提供的内容。江西由文学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错，权举两例――《信念》与《地下地上》。《信念》改编自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的回忆录《艰难的历程》中“悲壮的西征”一章，该剧并未将回忆录全体搜罗，去全面展示刘俊秀的漫长人生，而是艺术地精选了几个闪光的历史镜头予以放大――截取他革命生涯中最艰苦同时也是最辉煌的篇章，去彰显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对人生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在90年代初，这样精炼而集中的“断章”改编是颇富新意与创造性的，予观众的印象亦尤其深刻。

《地下地上》在改编过程中的两大创意则使全剧更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第一，编剧让原著中结束于“地下”部分的反面人物徐寅初贯穿全剧，延伸至“地上”部分，成为反一号，有效地强化了敌我矛盾，丰富了“地下地上”的深刻内涵――起初以刘克豪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于“地下”，徐寅初处于“地上”；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刘克豪处于“地上”，徐寅初等国名党特务潜伏下来，处于“地下”，改编之后敌我矛盾的线索于全剧一以贯之、清晰明了。第二，将原著中到“地上”部分始出现且仅占原著一章篇幅的人物林静提到女二号的位置。因一般的“反特”类电视剧，在片面追求情节的同时，往往易忽视情感的建构与营造。而有研究数据表明，仅追求情节的电视剧，收视率要远远低于那些既有情节又有丰富情感的电视剧。为此《地下地上》在该剧人物关系的设置上，重点建构了刘克豪、王迎香、林静这一“三角”关系，并让这一复杂的情感纠葛贯通全剧始终。地下工作者的爱情――特殊人物的特殊情感，让人好奇又揪心！《信念》与《地下地上》两剧皆尊重了原著的创作意图，正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逻辑，且均创造性地做出了更合乎电视剧艺术规律的“改”与“编”，于此两剧都收获了改编的成功。

（二）

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回眸江西的电视剧创作，我们细数了过往的种种荣耀与缺憾；而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做的更有意义与价值的事情就是基于这往昔的点滴毁誉，力争在未来做得更好。我以为，优质的电视剧创作该是充分彰显时代精神并能使观众的心灵在场且产生强烈共鸣的。时代精神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意识与价值观念，它兼具民众性、民族性、先进性与推进性。换言之，它是超脱个人代表广大民众的，与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健康的、积极的、文明的、优秀的，能对社会发展构成全面而巨大的推进力量的一种思想取向。有关文艺与时代精神的密切关联，国人早有不少强调，譬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

中国的电视剧事业作为一开始即以国家机构的身份在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下，承载着舆论导向与宣传功能的文艺载体，在国内特定的社会氛围中，不可避免地要维护和捍卫这个社会最正统、最主流的价值观，它对于相对前卫与边缘的思想观念，包容度与忍让度都相对更小，也即它更有必要彰显时代精神。在江西过往的电视剧创作中这一点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比如聚焦京九铁路建设的《京九情》，反映市场经济大潮下国企改革的《黑天鹅》，为隆重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八十周年的《井冈山》，为向建国60周年献礼的《地下地上》。电视剧创作者均能正确地领会和体现时代精神，直面现实、讴歌时代，从而使电视剧作品真正“对社会发展构成了全面而巨大的推进力量”。

那我们正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又是什么呢？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并正在形成的三大精神：一是以生命至上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二是以多元社会、文化并存为核心的宽容精神，三是以社会参与和承担为核心的责任精神。”[1]眼下，与此三大精神相呼应，分别涵纳着“仁爱”、“宽容”与“责任”这三大时代主旨的电视剧作品有不少：黄宏自编自导自演，铭记着sars病毒来袭时人们用汗水、鲜血和生命与病毒抗争的短篇电视剧（上下集）《让我们记住》，重点表现了汶川大地震后七天生死营救的14集纪实系列剧《震撼世界的七日》――仁爱精神；反映城乡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新结婚时代》――宽容精神；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于一体，集中展现从黄埔时期国共合作到共产党战胜这一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人间正道是沧桑》――责任精神。

丹纳说：“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2]我想，丹纳所描述的就是时代精神与艺术作品（电视剧）之间存在的巨大亲和力，这对于所有的艺术部类都是相通并适用的。我们身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成就与新业绩，为我们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电视剧创作者应将自己的创作和祖国、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握并凸显时代精神，这对全国的电视剧创作者而言是一致的。

而言及电视剧创作使观众的心灵在场且产生强烈共鸣，这并非完全从经济这一看似有些功利的角度出发――通过赢得观众较高的收视率来博取经济收益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多的是着眼于艺术（电视剧）创作的终极使命――一种基于人性“共通”之上的“唤醒”， 它是根植于观众心灵在场与强烈共鸣的本质。

黑格尔就曾说过：“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3]质言之，“情致说”的核心观点为：审美意识形态十分丰富，它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受众均可隐约感受它、逐渐领会它，却无法用简单的言语传达它、用抽象的言辞限定它；它是人人心中有却人人笔下无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是稍一触碰即可引发“共通感”的一种“情致”。它所要求的不是相同或一致，而是在成就差异的前提下却又能达成沟通。

托尔斯泰历来重视艺术的感化作用，因此他将感染力的程度视为评判艺术优劣的唯一尺度；卡西尔则重视艺术揭示人们内心生活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重视艺术对隐蔽存在的照亮作用，因而他将强化与照亮的程度视为评判艺术优劣的标尺。而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感染力程度”，还是卡西尔的“强化与照亮程度”，我想在一定意义上皆可殊途同归为艺术基于“共通”之上的“唤醒”。就像电视剧《天下兄弟》中所彰显的一个世界性主题――亲情，刘栋一家为其当兵所作的巨大牺牲，田村父亲田辽沈予其的山一般伟岸的父爱，刘栋、田村两兄弟相逢于军营之后，伴随二人关系的每一次递进所注入的巨大亲情符号――亲情似乎将一切障碍全体跨越了。看着观众在网上的观后留言中写着密密麻麻的“感动”，我想此种“感动”就是基于人性“共通”之上的被“照亮”与被“唤醒”！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朦朦胧胧地感受到生活具有无限的潜在的可能性，它们皆默默地等待着被从潜意识中唤起，继而从模糊的蛰伏状态进入明亮的光照状态。我们所有的人于电视剧中体验到的相通的东西，皆为一种在欢乐与悲伤、欣喜与绝望间相反相成、持续动态的与痛感的混合――而它，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来样态，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本真的运动与颤动！此种审美共通性并不局限于某些特殊个人，而是扩展至全部作评判的人们。

30年流转之星河，完成了江西电视剧创作从“迟来的花儿”到“如茵的花海”之华丽跨越，我们为之欣喜、为之骄傲、为之永远铭记！文末，我权且以一首小诗作结，聊表我对赣鄱电视剧在历经30年不懈奋进之后如今“赣生繁花”的由衷祝贺与深深纪念――

相较中国首部电视剧的诞生

它迟来了二十二年

却在《豆蔻花开》的羞涩绽放中

开启了赣鄱电视剧的宏伟巨篇

八零年代起步 九零年代攀岩

新世纪的奋进成熟

铸就了流转荧河星光点点

有过历史剧的厚重缱绻

有过当代剧的红霞满天

古人的足迹默默绵延

伟人的业绩隆隆震天

山乡巨变 工业新篇

都市交响 回荡在你我耳边

军旅之花开满赣鄱大地的绿色家园

众赞 无比美妍

它是赣鄱电视剧的标签名片

更将撑起赣鄱电视剧的美好明天

注释

[1]钱理群。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J].书摘，2008，12：10.

[2]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66.

[3]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96.

作者简介：

短篇文集范文【第四篇】

一、奖项设置

鲁迅文学奖包括七种文学体裁、门类，分别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

二、推荐标准

鲁迅文学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世界和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优秀作品，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鲁迅文学奖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尤其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三、推荐范围

1.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推荐参评的作品均应为在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由国家批准出版发行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中文作品，由国家批准拥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网站发表的中文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2.鉴于评选工作的语言限制，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应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可参加中国作协主办的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奖。

3.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除小小说外)和报告文学以单篇作品参评。诗歌、散文杂文、短篇小说中的小小说作品，以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小小说集参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著述，单篇作品和作品集均可参评。结集参评的作品，应在评奖年限内出版且其间创作的作品应占结集字数的1/3以上(若书中未予标示，则每篇作品须注明首次发表或写作日期并由推荐单位出具证明)。结集参评的作品，须拥有合法出版书籍的统一编号和版权页。不接受多人作品合集、选集参评。

4.中篇小说指篇幅在万字以上、13万字以下的小说；短篇小说指篇幅在万字以下的小说，短篇小说中的小小说指篇幅在2000字以下的小说。推荐材料中须注明字数。

5.参评文学翻译的作品，文体不限，中译外、外译中均可。

四、推荐办法及时间

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可推荐本地区本系统作家的参评作品，各文学出版社、文学报刊社可推荐本单位发表和出版的作品。

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各网站可推荐本网站的参评作品，参评作品须为已完成的作品，推荐时需注明本网站拥有参评作品的独家版权并加盖公章，并附上本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复印件。

各推荐单位推荐的篇目，每个奖项不得超过5篇(部)。

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方式列出推荐作品名单，并填写“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推荐表”(内容包括800字左右作品简介和200字以内作者简介，并加盖公章),连同作品寄送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每部请寄送五份。参评文学翻译的作品，需附上原文复印件两份)。请在邮件外部标明参评作品的类别，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作品简介、作者简介须同时报送电子文本，请按参评体裁、门类分别发送至各奖项指定的电子邮箱(邮箱附后),并视为同意授权将这些内容在网上公布，供公众阅读。

本届参评作品推荐时间为2010年3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

五、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 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13

电 话：010-6448998764489989

传 真：010-64221879

联系人：赵 宁 郑苏伊

电子邮箱：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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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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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

对各推荐单位和作者的协作支持，谨致衷心感谢！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