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最新4篇】
【写作参考】精选写作资料让您远离加班熬夜，此例“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最新4篇】”由阿拉网友整理分享，供您阅读参考之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需更多相关内容请搜索查阅，喜欢就复制下载吧！
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第一篇】
平凡伟大的母亲形象—王母
《儒林外史》中还弥漫着一种“母亲氛围”，从篇首的王冕之母到之后的匡超人之母、鲍廷玺之母等，从她们各自的性情和对子女的言教中体现了对功名富贵的淡泊或羡慕，以及她们的态度对子女的影响。
在《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母亲是作者最为赞赏的一个母亲形象，在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正是作者理想中的人格，同时作者将她放在卷首，更是在她身上寄予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说楔子敷陈大义”。王冕的母亲是《儒林外史》中为数不多的是能在贫苦寒微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自身人格高洁与独立的人。在那个唯科举功名至上、唯荣华富贵为宝的社会普遍腐朽堕落的世风之下，王冕的母亲虽身处清贫之境却从不慕富贵功名，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劝过王冕去学八股、考科举。在王冕年幼、家计难支之日，王冕之母对王冕的教导是让他在秦老家诚实、勤勉地放牛，因为这样就“每月可以得他（秦老）几钱银子”，况且又有“现成饭吃”；而当王冕学问已成时，弥留之际的她对依然王冕千万的叮嘱：“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耍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虽然在封建秩序的规范下，女性不可能走向社会的前台，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使王冕之母能够站在社会中功名富贵的漩涡之外，以一种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眼前社会中世风、士风的堕落，以及一种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来理性的思考人的价值和尊严。她的这种独立、自由、摒弃功名富贵的思想正和文章末尾出现的四大奇人的思想遥相呼应，正如裁缝荆元所说的“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倒不快活。”
此外，在王冕之母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见一种自尊的、不卑不亢的人格尊严：当王冕要出去躲开知县的纠缠，却又担心母亲的时候，王冕之母非但没有那种一般百姓对权势的畏惧或谄媚，并且还镇静自若、理直气壮的对王冕说“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从王冕之母对功名富贵的摒弃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刻画此人物的更深刻的用意：那就是让王冕之母以一个道德老人的口气来“敷陈大义”。
王冕之母这种不卑不亢的主体人格和她摒弃功名富贵的思想是相得益彰的。同时王冕之母对王冕的独立、自尊、自由的人格的培养方式和鲁编修对鲁小姐的八股教育方式相对照，更加凸显了《儒林外史》反功名富贵的主题。
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第二篇】
吃人的封建礼教代表——王家三女儿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虽写了不少忠孝节义的行为，但是同样也写到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对王玉辉三女儿绝食殉夫事件的描绘中。
王玉辉“是个迂拙的人”，把程朱理学“教养的题目的词藻”当了真。他的三女儿丈夫死后向他说：“我而今辞别了公婆父母，也须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这是女儿诀别父母、立志自杀殉夫的话。自古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一个好端端的人。三姑娘之所以说出这么一段话来，难道会是一时的想不开么。这完全是由其父王玉辉平日家教造成的。王玉辉平日有一个志向，就是要撰三部书嘉惠来学，其中便有一部便是《礼书》。他要大肆宣扬封建礼教，自然就要先从家实行。请看，就在三女儿的公婆百般劝导未成时，王玉辉竟对女儿的公婆说：“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就这样做罢。”一个父亲赞成女儿自杀殉夫，不是“丧心病狂”，而是迷信“青史留名”证明礼教之毒，已浸腐了他的灵魂。女儿已死，王玉辉也因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而受到众人的钦敬，自然在钦敬之余，有人感到“惨然”。也有人备文书“请旌烈妇”。她的死，便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题目，合县绅礼缙在明伦堂大事祭祀，以旌烈妇，并继以大宴。这就可以看出吃掉王玉辉三女儿的，正是那腐朽没落的封建礼教。合县绅缙便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代表。
但王玉辉毕竟不是人肉筵席上的食客，正在合县绅缙大祭大宴之时，王玉辉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说明了他无意借女儿的尸体为自己图名求利，此后他因怕见“老妻悲恸”“心里不忍”便到外面去作游。“一路上看着山光水色，悲悼女儿，凄凄惶惶”“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滚了出来。”在王玉辉的内心深处，父女的天性未泯，但他对封建礼教的迷信又助杀了自己的女儿，他自己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书中这一段，特别显出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王玉辉的形象刻画得相当成功。当他称赞女儿死节的时候，他是一个丧尽人性的道学传声筒，而他的女儿死后，则体现出他的形象的另一侧面，是一个充满着人性的有感有情的父亲。作者展示的既是一幅血淋淋的屠场写真，指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又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战胜了阶级教养给予他的限制。”是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彻底否定。
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第三篇】
独立自强的新女性——沈琼枝
沈琼枝是和鲁小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女性，她敢作敢为、能文能武。作者刻划这一形象，旨在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士大夫观念，表现其“男女平等”的进步民主思想。在作者的笔下，妇女也有独立的人格，和男人一样有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那么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刻画沈琼枝这一形象的。沈先生领着女儿琼枝，来到扬州，住在大丰旗下店里。那里颗计接着，通报了宋盐商，宋盐商打发家人来吩咐道：“老爷叫把新娘就抬到府上去，沈老爷留在下店里住着，叫帐房置酒款待。”沈先生听了这话，向女儿琼枝道：“我们只说到了这里，权且住下，等他择吉过门，怎么这等大模大样？看来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四十回）这一段交待了事情的起因，接着便集中笔墨写沈琼枝的言行，表现其性格特征。
沈琼枝接过父亲的话说：“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人议论。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模样对待我。”沈琼枝一开口，就可看出她对宋盐商这样显耀人物毫无畏惧，做到有理有节，不失分寸，而且大胆、泼辣、果断、沉着、毫无扭怩作态的性格几笔就活脱脱地展示出来。其独立自主、不容欺凌的勃勃英气已见端倪。
沈琼枝在宋盐商家住了几天，不见有消息，想道：“彼人（指宋盐商）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再来和我歪缠，不如走离了他家，再作道理。”于是将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放丫环，五更时分，清晨便出了钞关门上船，因“恐故乡人家耻笑。”故打定去南京过卖诗文的日子。如此敢作敢为的女子，想到做到，内心是那样的灵醒，行动起来，又是那样的当机立断、果敢迅速、毫无半点拖泥带水、扭捏作态，实在让人不敢侧目，虽大丈夫所为，亦不过如此。既至南京，沈琼枝果然过起了独立生活，凭着自己的一双巧手“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四十一回）一时求诗的、买斗方的、托刺绣的，生意倒是不少。但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于是受到舆论的、习俗和恶势力的围攻。凡遇恶少打她的主意，说些混帐的话。她便怒骂起来。这就体现出她的不攀高、不附势、亦不许人小觑她、作贱她的要求人格独立的性格。难怪作者要借杜少卿的口称赞沈琼枝的这一行动举止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沈琼枝听后，因而深为感动“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猜疑我的心肠。”这里饱含着对妇女人格价位的尊重。
沈琼枝形象的本质内核就是独立自主，她用斗争自卫、用劳动自立、摆脱了妇女对于父母、丈夫的依附，表现了作者关于新女性的理想，因而也是作品进步的民主思想的表现。
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第四篇】
工于心计的节妇形象------赵氏
《儒林外史》中赵氏给人的直接印象是工于心计：她为了摆脱妾的身份，争取到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可谓是机关算尽。首先在严监生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重之际，对王氏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仅白天在病榻旁殷勤侍奉，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每天晚上还在院子里为王氏祈福，这一切都为她在家庭中树立了一个温婉贤良、善良卑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为她取得了王氏些许的信任。而当王氏建议让老爷把她扶正的话刚一出口，她便“忙”把老爷请进来，为自己扶正的事取得严监生的许可，可以看出赵氏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已经很久了。
从她不顾王氏已经昏过去的现实依然如一行礼的举动，也可见她对王氏病重的担心并非出于真心，这只不过是她不得已的以退为进的手段，赵氏的城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当赵氏取得了当家女主人的地位后，她对王德、王仁兄弟，还有大伯严贡生的态度则如对自家骨肉的亲兄弟、亲大伯一般，时时想着，银两、饮食总不忘了两位舅爷、大伯。这样的讨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成效，她的主母身份得到了两位舅爷和大伯的一致承认。
赵氏工于心计的性格的形成是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的，那就是封建社会妾赢制度对妻妾不平等的规定。在封建社会妾不仅对丈夫要惟命是听，同时还要在妻的管辖之下，而且妻的权利竟大到可以左右妾在这个家庭中的去留，这就使得妾与妻之间天然的在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妾与妻这个群体的内部之间的得宠失宠、得势失势的竞争中，必然会加剧妻妾之间的猜疑和表面上的貌合神离。虽然赵氏对王氏的病照顾有加，但是从王氏对她的哭诉默不作声和听到丫鬟说她为自己祈福的“似信不信”中可以看出，赵氐和王氏之间表面上亲如姐妹，实际上确实貌合神离，连最基本的信任也没有。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本是急于坐上家庭女主人之位的赵氏，却能够以强大的忍耐力暂时压抑自己心底的热望，而以一副软弱可怜、毫无心机的外在状态示人，因为在她未达到目的之前，装弱小是她保护自己，并试图赢得王氏信任的一个方式，还因为王氏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有权决定赵氏的去留，以及在她去世后赵氏在家庭中的地位。
而赵氏财产被大伯的褫夺的遭遇，则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当时世风日下、伦常败坏的谴责。在封建社会儒家宗法制度的规定下，外面的世界对女性是关闭的，再加上封建礼法不断强化妇女要“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对女性来讲她们的选择只能是婚姻和家庭。在家庭中对男性的依赖，又使女性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男性的手中，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也只能取决于男性，所以在家庭中有无丈夫可以依靠，以及丈夫对自己的态度，都会从根本上决定女性能否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和生存，及现实处境的好坏，生存上的依附性和族权的权威性是造成赵氏被驱逐出家门的历史原因。而当时世风堕落和伦常败坏的风气则是造成赵氏悲剧结局的现实原因。赵氏独子的突然夭折，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劈雳般的打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的赵氏急忙地想从大伯严贡生那里过继一个小儿子来，不料此时的严贡生出尔反尔，竟说出要把赵氏再嫁出去的话。王德、王仁于此时袖手旁观，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也落得个好好先生。孤立无援的赵氏虽哭天抢地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使她再怎么“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以往的话”也是于事无补。经过严贡生的“多方奔走”还是使赵氏要立大伯的小儿子的愿望落空，自己仅分得了三分家私过日子。但即使是为了这仅有的一点财产，赵氏也是要守节的，因为清律例“如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严贡生的虎噬狼贪、仁德舅的忘恩负义都在把已经孤立无依的节妇——赵氏逼往更悲惨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