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诗歌（精编5首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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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诗歌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红歌；中国艺术歌曲；文化内涵；史诗风格；歌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内涵的界围分析红歌与艺术歌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歌曲艺术分支，其产生的背景与内涵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分歧和特性。明晰两者内涵的界围是进行特征分析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就红歌而言，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颠覆性进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三座大山，开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了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历血雨腥风、翻身做主人的伟大转变之中，爱国、革命、奉献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也深深地影响着数代人的精神世界。围绕这些主题，人们开展了“文化自觉”式的爱国、革命、奉献的歌曲创作。他们通过借用、改编、模仿国内外经典歌曲及其旋律，紧密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老百姓苦难生活与情感变迁的实际，不断进行填词或使用西洋作曲技法创作积极向上、昂扬奋进和富有民族精神、喜闻乐见、广为传唱的群众歌曲、革命歌曲、爱国歌曲。长久以来，则逐渐积淀了狭义上的红歌——红色革命歌曲——的内涵。如代表作《十送红军》《过雪山草地》《游击队歌》《延安颂》《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我们的田野》等，这些歌曲歌词通俗易懂、短小精炼、容易传唱；内容多以表达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等弘扬正能量为主，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而音乐整体上饱含着对西方音乐的借鉴，呈现出中西交融的特性。学界关于广义上的红歌界定，主要侧重于历史的追溯，主要是指在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历史中，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以古诗词为依托而创作出来的那些饱含儒家思想、鼓舞人心、给人积极影响的歌曲作品。如《秦王破阵乐》《凤求凰》等。可见，广义上的红歌内涵并不具有代表性，更无法替代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红歌的认识、理解及萌生的情感。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内涵界定，在国内观点众多，但各有偏颇，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为学界所共识。相反，国外艺术歌曲研究起步早，理论相对成熟，有种观点倒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共鸣：美国纽约大学的音乐资深教授罗杰·卡曼指出：“在艺术歌曲中，诗歌与音乐融为一体，声乐声部与钢琴结合一体……是带钢琴伴奏的，以诗歌为歌词，以音乐表达诗歌的情绪与想象的独唱歌曲。”可以看出，此内涵既进行了体裁界定，又对音乐特征、风格、审美表现以及艺术追求进行了定位和价值判断，已经涉及歌词、音乐、作曲技法、伴奏，甚至情感等方方面面，细致全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两者的内涵界定可以发现，首先，它们并不诞生于同一时期，其时代背景也自然存在明显差异。红歌的时代背景特别鲜明，而且依赖性强；而艺术歌曲则相对模糊，没有明显的时代特性，它更偏重于对艺术本身的追求与把握。其次，创作者也截然不同，红歌的创作者大多来自于特定时期的老百姓和音乐爱好者，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也诞生了大量的红歌创作者，他们不是专业的学派创作者，因此在艺术造诣上需要模仿、借鉴、创新；而艺术歌曲的创作者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赋予的命题和精神也截然不同，创作者大多关注于自身或他人精神世界的把握和对艺术本身的陶冶、追求。最后，红歌主要承载着革命、爱国思想的积极向上的、正面的主题追求，甚至用艺术的形态服务于红歌主题，主题大于艺术；而艺术歌曲的主题更为丰富，涉及情感、生活、精神世界、兴趣、观念等方方面面，侧重于对人性情的追求，对艺术本身的把握，主题与艺术同等重要，甚至偏重于艺术追求。

（二）史诗风格的趋同史诗本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最早的史诗与口头诗歌有很强的联系，文学家常借史诗的形式写下鸿篇巨制，荷马史诗最为典型。在艺术形式不断交融的影响下，史诗文学意蕴在歌曲艺术里得以积淀和彰显。红歌与艺术歌曲异曲同工地借鉴和传承了史诗精神内髓，并形成史诗风格。红歌作为革命、爱国歌曲的典型标识，天生承载着表达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沉重与辉煌使命，其中史诗风格的彰显与升华自然地成为红歌的重要的艺术形态。也正因为有了史诗性历史画卷的描述，红歌从始至终都凸显着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感召力，为数代崇拜英雄的中华儿女歌颂传唱，经久不衰。同样，中国艺术歌曲虽然并没有向红歌一样拥有诞生的特殊背景和先天的史诗题材，但在艺术的贯通交融中，也受到了文学史诗风格的影响，进而逐渐形成其重要的特性之一，如《走进新时代》《西部放歌》《祖国，永远祝福你》《凝聚》等。因此，在对史诗风格的继承与发展上，红歌与艺术歌曲可谓殊途同归，把史诗风格作为共同的艺术形态加以表达。两者的史诗形态主要体现为：一是对重大的革命题材、英雄事迹进行关注与表达，描绘出或震撼的、或凄婉的、或气势恢宏的历史场景，歌颂中华民族和革命先烈本真的美德与精神，可谓是史诗性的赞歌。二是为突出历史画卷的壮美与恢弘，红歌与艺术歌曲通常要借用数百甚至数千人以舞蹈的形式，或勾勒出大型背景图画，或用雄壮厚重的音乐来凸显史诗意蕴，彰显史诗的壮丽。此外，通过对歌曲的有机编排，把一幅幅历史画卷串联起来，也是史诗的重要承载形式

当然，在史诗的大趋同下，红歌与艺术歌曲的微观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走向截然不同的情感视域里，表达着不同的史诗命题。综观两者宏观上的艺术流向可以发现，红歌不管是歌词、曲调，还是旋律、节奏，都充满着革命豪情的崇高之美与荡气回肠的优美元素，或抒发革命精神的气势磅礴，或歌颂爱国精神的气宇轩昂，或感叹祖国河山的衰亡破败；而艺术歌曲“不仅在歌词上，还是在旋律、节奏上，都少了气势的奔放，多流露出轻盈婉约的舒缓、悲壮及平静，更多地是通过艺术内在的音律、节奏去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1]而不是像红歌一样依托于外在的表达元素抒写史诗风范。

（三）歌剧特征的差异一般而言，学界多从音乐创作和歌唱技巧两个视域审视歌曲艺术的差异。具体来讲，音乐创作指涉音乐语言、节奏把握、曲式编排、和声运用、旋律追求、配乐选择等；而演唱技巧主要指涉音质、音色、行腔，以及共鸣、力度、语言、语法的应用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歌曲间在音乐意指、题材和体裁的选择，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表达、氛围的营造和渲染等方面的差异辨析也引起了重视。红歌并不是大的艺术门类，而是歌曲艺术的一个分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因此，红歌的诞生与发展是在对其它艺术的借鉴、模仿、创新的基础上最终独树一帜的。在此过程中，歌剧对红歌艺术的影响不仅不可避免，相反，红歌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擅长人物个性塑造，注重叙事性情节，具备了中国式歌剧的特征。但歌剧始终视人文思想为灵魂，最终把关注的思想内核灌注在主题、题材、人物、歌词、音乐等个要素的追求上，从而实现歌剧彻头彻尾的创作上，对其它艺术形态的借鉴并没有红歌那么多。其次，歌剧虽然与红歌一样注重表现真情实感，塑造个性化的音乐形象，但更加偏重戏剧冲突的关注，从而编制出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掀起波澜壮阔的艺术高潮。再者，红歌只是特定时代诞生的歌曲分支。而歌剧至始至终都是涵盖文学、音乐、艺术表演、美学、舞蹈、建筑等学科综合运用的艺术门类；在创作上犹如电影创作一样复杂，涉及歌唱家、作曲家、演员、诗人、指挥、乐队、舞台美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有关技术人员等，庞大而丰富，属于群体性的创作与表演活动。歌剧与艺术歌曲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于演员的扮演与表达上。歌剧中的演员各有定位，每个人只扮演一个角色，表达一个戏剧人物，并随着剧情和矛盾冲突的需要而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审美追求。艺术歌曲则完全不同，需要承担这个作品的主要角色，甚至几乎所有角色，要靠演唱者根据歌曲情感、意境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声色、情绪、情感、表情、动作的变化。音乐不论是由弱到强，还是由强到弱，亦或强弱起伏跌宕，都要求演唱者通过恰当拿捏语气、胸腔、喉结，准确细腻地去表达。也就是说，演唱者并不只过于关注歌词情节，更多的是在演唱过程中靠演唱功力、形体语言、情感表情来抒发与现场情境相一致的意境之美。另外，演唱艺术歌曲常常只需要一个表演者和一个小乐队就可以完成，并没有像歌剧那样要求严格和复杂；在演唱者深情表演中，演唱者带给观众更多的是细腻的主观情感世界的变化，旨在有限的视听空间里达到视听审美的更高境界，从而呈现出艺术歌曲细腻、柔美、高贵、精致的特性。歌剧中的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变化起伏的节奏、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以及声、行、情不断交错的情感表达，着重展现的是综合的、叙事性的长篇画卷或诗篇；而艺术歌曲更为简短精炼，在相对单简单的元素表达中，主要运用歌声与配乐来直接性抒感，呈现画卷局部的色彩斑斓和惊叹。

红色经典诗歌【第二篇】

论文摘要：闻一多关于《女神>的两篇评论是新诗史上的重要文献。他在高度赞扬时代精神的同时，又批评《女神>“薄于地方色彩”，有严重的欧化倾向，从而提出了中国新诗“应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编织的一匹锦”的重要观点。而他自己在创作《红烛>时自觉地贯彻了这一艺术主张，使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红烛>的明显美学特征。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闻一多的《红烛》同为新诗草创时期的两部重要作品，可以合称浪漫主义双璧。由于郭氏成名在前，《女神》出版亦在前，故前者对于后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正是闻一多对《女神》震惊、钦羡的产物。…同时，闻一多对郭沫若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具有独立的批评意识，并善于在自己的创作中避彼之短而扬己之长，从而使《红烛》成为一部不同于《女神》而自有其面目，并且能与之各焕异彩、交相辉映的经典之作。

闻一多的《女神》批评

闻一多“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在留学美国的轮船上，还兴致勃勃地背诵

立即回信说，这使自己“欣喜如狂”，“记得我在国时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如今果然证明他是与我们同调者”，并且说出了这样极端的话：“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闻一多的出版于1923年9月，是经郭沫若、成仿吾介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的。出版前，他请家人到泰东书局了解“是什么办法”出的，表示“纸张字体我想都照《女神》的样子”。学美术的闻一多，《红烛>的封面却如《女神>未加任何画饰，足见其对《女神>的喜爱之情。

当然闻一多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思考，有着自己独立见解，审美趣味很高的诗人和诗评家。他对郭沫若在服膺和赞赏的同时，也把他视为“劲敌”。对也是褒贬皆有，实话实说。闻一多在1923年6月3日和10日的上连续刊出两篇著名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成为《女神》问世后最及时的反应，至今仍称得上深刻而有深远影响的评论。前者开宗明义给予

在新诗史上，闻一多独具慧眼，最早针对《女神》提出了对于新诗创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色彩”问题。《女神》诞生于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可谓“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创作

对于《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整个诗坛盲目西化问题的针砭。尤为可贵的是，闻一多在这篇评论中还明确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新诗的重要观点：新诗的“新”，“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认为，诗与一切艺术一样，都“应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编织的一匹锦”，新诗人应该随时都不能忘了我们的“今时”与我们的“此地”。他进一步分析说，《女神》“薄于地方色彩”表现为使用大量的西方事物名词、典故和洋文，以及他所讴歌的东方人物如屈原、聂政、聂婪、庄子、老子、墨子，“都带有几分西方人的色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

批评《女神》与《红烛》的创作

闻一多批评《女神》时提出的上述艺术主张，在《红烛》创作中得到了自觉的贯彻。鲜明的民族色彩是《红烛》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在统摄全书、堪称“主题诗”的《红烛》诗前，他引用李商隐的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作为题词。《太阳吟》、《忆菊》都和我国古代诗中的意象既有联系而又完全是崭新的创造。《太阳吟》在《离骚》意象的基础上使之现代化，作了飞跃性的拓展。《忆菊——重阳前一日作》中的菊花本来也是传统意象，但在闻一多的演绎下，最后显露为“我的希望之花”灿烂开放，独特新颖，迥异于前人，可以说已经使之“脱胎换骨”，与“时代的经线”密切地结合起来，获得了鲜活的生命。《红烛>中的许多篇章，在提炼白话口语的基础上，吸收古典词语，化用传统典故，同时又适当采用一点欧化句法，多种元素有机结合，形成独特风貌，大大提高了诗的语言表达能力，新奇而富有创造性。

这种融合得益于闻一多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留学的机缘。闻一多在清华，最初学的是古文，写的也是古文。他对旧体诗词赋均有所尝试，并得到老师赏识，在学校享有盛名，曾辑有未刊之《古瓦集》。“五四”以后，转而钟情新诗，全身心投入，收获甚丰。1922年寒假，在蜜月之中，竞完成论文《律诗之研究》。暑假“放洋”前，又复“埋首故实”作《义山诗目提要》，“研究放翁，做笔记少许”。到美国留学，虽然学的是美术，却只是以美术为文学之辅助而已，仍对中国古代诗歌研习不辍。到芝加哥以后，趁开学之前，“作就陆游、韩愈两家的研究，蝇头细字，累纸盈寸”。开学后，又称“近复细读昌黎，得笔记盈寸”。他与同住学友爱在晚饭后到芝加哥的公园散步，躺在草地上同读等中国古诗。与此同时，在留学期间，他广泛地涉猎了欧美诗歌，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特别偏爱，衷心钦敬。这些英国诗人一般注重诗的节奏和形式，让讲究诗歌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闻一多强烈共鸣。《红烛》中的长诗

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女神》中那种过于欧化的毛病，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分析“也许就是太不‘做’的结果”。闻一多这里的“做”指的是一种自觉的文体建设的精神与态度。尽管闻一多“也不相信没有得着诗的灵感者就可以从揉练字句中作出好诗来”，但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仍直接批评说“郭君是个不相信‘做’诗的人”。这是符合事实的。

当《女神》以惊世骇俗的艺术品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美学发生激烈的对抗与冲撞，其卓然独步的雄姿震撼新诗坛时，郭沫若最初作诗的直接诱因却很简单：与日本姑娘安娜的恋爱，爱情带来了创作的激情与灵感。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诗人“虽然闻听了他们的风声却不曾瞻仰过他们的实际”，《新青年》杂志在1920年回上海时才得以阅读。当时诗人得见的唯一国内刊物是

针对《女神》“写”诗而疏忽形式建设的问题，闻一多提出，“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因为，“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1923年，他又在《莪默伽亚漠之绝句》中批评郭沫若“每一动笔”，“总可以看出一个粗心大意的不修边幅的天才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一笔点成了明珠艳卉随着一笔又沥出些马勃牛溲……”因此，便使“我们不能不埋怨他太不认真把事当事做了。”闻一多推崇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作风。这种苦吟在《红烛》中既表现为炼字造句，也表现为对于形式的自觉追求。闻一多于1926年在《晨报·诗镌》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倡导新诗走格律化的道路，犹如石破天惊。但是，他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在《红烛》出版前后就开始思索并进行试验的。事实上在美国期间，他已经着手新诗格律的尝试。在《红烛》中，可以看到由无韵到有意识押韵的变化。诗人自己曾不无得意地向友人宣称：“现在我极善用韵。本来中国韵极宽，用韵不是难事，并不足以妨害词意。能多用韵的时候，我们何必不用呢？用韵能帮助音节，完成艺术；不用正同藏金于室而自甘冻饿，不亦愚乎？《太阳吟》自始至终皆用一韵，我并不吃力。这是我的经验。你们可以试试。”对此，唐鸿棣在具体分析《红烛》中部分作品的基础上所做的论断是相当精辟的：“闻一多早在1922年便开始了对格律新诗的尝试，从《红烛》集里，可以看到诗人后来倡导格律体新诗的端倪。”

闻一多自觉的新诗建设意识实际上在“五四”时期就开始萌芽了。闻一多弃“旧”图“新”，最直接的推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秋清华园内突然兴起一阵吟诵古典诗词的风气，闻一多当即在《清华周刊》第211期发表《敬告落伍的诗家》一文予以抨击，正告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Ll他还开列了胡适、康白情的文章供大家参阅，从中理解、探索写新诗的路径。他最早发表的新诗是1920年4月《清华周刊》191期上的《西岸》，后来收入《红烛》。在《红烛》出版之前，他还将自己最早的15首新诗辑为《真我集》，诗人对其“少作”要求很严，只有4首后来编入《红烛》。其中的《雪》，经过大幅度修改，并删去了原注：“有一次作文课的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瑞候先生的评语讲‘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附潮流。’真是可笑，特把他录下来。”其实，这倒是他当时热衷于新诗的一个重要史料。他觉得再写旧诗是可笑的，竞不遵师命而冒违规之险，果然受到老师的批评。诚然，评语于婉转批评中不无夸奖之意，但他还是觉得不合真正的时代潮流，宁愿坚决“趋附”之而不悔。闻一多对于新诗“质”的要求很高。1921年6月，他在《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上发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对于“本年度”发表的旧诗不屑一顾，认为本来就不该发表，发表了也不应批评，因为“批评便是提倡”。他对自己发表的6首作品“不便批评”，而对于另外的10首则一一点评。此文所透露的他的诗观，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对于移植十四行诗的肯定；二、提出“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的观点，可以视为他后来提倡新诗格律的滥觞；三、不但“没有感兴不能作诗”，而且应以“可以不做就不做”为“全科玉律”，强调有感而发，反对无病呻吟，甚至“小小感冒，不必呻而呻”也在反对之列；四、对音韵节奏的重视，体现于对一些作品具体细致的分析；五、经常引证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与批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足见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受到纵横两个方面的影响，这在《红烛》中有充分的反映。此文作为他从事新诗批评的开始，起点可谓高矣；而且这样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在当时简直是风毛麟角，应该视为新诗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余绪

以上通过闻一多对于《红烛》的批评，通过他在批评中所阐明的诗歌理念在自己的创作中的贯彻，说明闻一多的《红烛》既受益于《女神》，又自觉避免了《女神》的不足之处。闻一多是一位对于诗歌艺术自觉而执著的追求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统一者。这在新诗史上也是难能可贵的个案，因而特别值得珍视。由于论题的限制，我们没有更多地涉及《红烛》创作所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例如闻一多与梁实秋的情谊与诗谊，他们的互相促进与砥砺；闻一多在美国强烈地感受到的民族歧视对于他的创作的激发；闻一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和对于诗歌艺术的无限忠诚、不懈追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虽然闻一多对《女神》的批评和《红烛》的创作，距今都已经有8O年之久，但是对于当今的诗坛，其现实意义仍然显而易见；对于当今诗坛的若干流弊，显然不失其针砭作用；而对于今日的新诗创作，也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每念及此，我们一方面不能不敬佩闻一多先生的伟大，他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感慨莫名，疑虑丛生。

1925年4月，闻一多自美返国之前，在致梁实秋信中，附录了他“废旧诗六年”后“复理铅椠”所得的四首旧诗，让我们以其中的《解疑》一诗作为本文的结尾，一则以此印证本文的论述，一则以期振聋发聩也：

艺国前途正渺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红色经典诗歌【第三篇】

关键词：李商隐 诗歌 语句修辞

李商隐诗歌具有意象朦胧、意蕴深厚等特点。他的诗歌采用了许多修辞学手法，具体来说，有造词、用典、声律和其他技巧的运用，这里主要讨论其词句的修辞手法的运用。

人们往往认为李商隐诗歌意义难解，这主要是因为除了美学和接受方法等因素外，李商隐诗歌还具有字面上的朦胧模糊跳跃的特点。

应该留意的是，“含蓄”、“朦胧”的情况下，必须有深远的命意才能足以承担幽远的艺术效果，离开了充实的内在，“含蓄”只会变成无病、不知所云和故弄技巧而显露空虚，李商隐诗歌的感人之处正在于他对内在的独特视角和表述方式。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1]（《无题四首》之二）诗句，感动了无数人，认为道尽了相思的痛苦折磨。但如果细加分析起来，“相思”与“灰”原是两个不相关的东西，“灰”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具象物质，而“相思”却是无法量度的极端抽象的感情名词。而诗人偏偏用两个表现极细微距离的“一寸”来量度有形的灰和无形的相思，将二者统一起来，也许我们可以将“灰”理解为“心灰意冷”的“灰”，意为渐渐黯淡、渐渐绝望，越是相思，心就越凉，别有一种虽未声声泣下却仍肝肠寸断的意味。

一、含蓄深沉的用典效果

近体诗人为了显示才力，喜欢运用典实，而典实运用精当时则有助于律诗的对仗精巧，结构整伤，加深蕴含。要想做到用典恰切且不着痕迹，对作者的文思和学养要求极高。李商隐的诗歌用典甚多，其用典极为精工，一方面，不论是经史子集还是神话传说，在诗中一经使用，便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内涵，大大丰富了诗作的思想内容，增加了诗作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也因为其用典过多，便使得诗作显得比较晦涩难懂。如这首用典集中的诗：

锦炜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吴越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招腆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薰。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

此诗八句，用了八个典故，不可谓不密集，然而在感觉锦绣满眼的情况下并无堆砌繁杂之感。首先这得益于所用意象与牡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含“富贵”旨义的契合，“锦”、“绣”、“玉”、“金”这些光彩四射的字眼迎合了牡丹的高贵花性。“锦韩初卷” 和“绣被犹堆”来形容正盛开着和含苞待放的牡丹花，接下来用“垂手乱翻”和“招腰争舞”赋予牡丹花拟人化的情态，描绘它们迎风摆动的娇烧姿态。两联可谓营造了光彩富丽的气氛。然而接下来出现在第五、六句中的石崇的蜡烛与荀令的香炉，给人感觉非常突兀，硬把读者从对眼前牡丹的欣赏中拉开，然后作者又带领读者蜿蜒到了第七、八句的情语中，先用“何曾”和“可待”的疑问语气调动起读者的思路，最后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二句，将本诗的格调以及读者的思路升华。用典集中的确易造成表面上的“晦涩而费解”，但诗人的驾驭能力还是非常高超的。在发挥空间相对较小的咏物诗中，能做到如此大量用典而又浑然天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事典的含义通常因为历代诗人的反复运用而一般固定下来，成为熟典，而这些熟典到了李商隐手中，用他自己的视角，加入他自己的感彩，赋予了熟典以新的情韵，这就是所谓“重旨”。《文心雕龙・卷八》说“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唐皎然在《诗式》中也说：“两重意己上，皆文外之旨。”李商隐诗歌所用之典尽管有些过于冷僻如“星辰海底”，“雨过河源”（《碧城》），大多数都可说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这使得其诗作有隐秀的风格，更具蕴藉含蓄之美。

李商隐诗中如“蝶梦”（《锦瑟》）、“逝川”（《和人题真娘墓》）、“团扇”（《和友人戏赠》之二、《河内曲二首・湖中》）、“蓬山”（《无题四首》之一、《无题》、《海上谣》）、“洛阳花”（《漫成三首》之一、《送王十三校书分司》、《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潇湘烟景”《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夜意》）、“梁间燕子”（《无题四首》之四）、“秦娥碧箫”（《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等等，无不是熟典，但到了作者手中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归来辗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无题四首》之四）中的“梁间燕子”，为常用之典，但诗人巧妙利用，生出新意。如“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无题》）中的“蓬山”“青鸟”，将主人公相思之苦和急不可待的心情传神地表达出来。有时，李商隐在诗中使用的典故与情感的结合是十分隐晦而巧妙的，诗人的真实用意是也是十分闪烁的，颇具巧合性和戏剧性，又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锦瑟》）历来有多种结论，有的人根据月隐于海和玉埋于土的遮盖感而得出怀才不遇的认识；蜀王望帝化为杜鹃，悲啼出血，写出了执着一念却终成空的痛苦；海中蛟人泣泪成珠，则直指伤感：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庄周梦蝶，写出一种回顾人生的如烟似梦的虚幻感；“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是存在于凝神定思的想象中的美景，静谧而虚幻。然而，仔细感知沧海、明月、宝珠、美玉、暖日、生烟等视觉意象的共通性，我们把它们当成一幅画面中的几个元素来欣赏的话，可以整体感知到，沧海月明与蓝田日暖都是一种静穆、安详的气氛，呈现出静暖明亮的画面感，都可以意喻美好时光；珠有泪与玉生烟均为散发光彩，气氛指向显然为晴暖而非凄冷。

在诗中用典，无非是借典故以自喻，因此在理解诗作中的典故时，不仅应了解典故的本意，更应努力感受诗人在选用此典时所可能生发的情感波动和想象。这种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感悟式思维，正是欣赏诗歌尤其是李商隐朦胧诗时所必需的。

二、跳跃出奇的意象组织

李商隐的诗歌具有跳跃朦胧的特点。因其纠结复杂的微妙心绪难于在诗歌中直白的表述出来，所以诗人常对意象、词语做超乎常规的组合、搭配。李诗中常出现一些看似全无关联性的意象组合，这些意象组合构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视觉画面。如“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虽然此诗中色彩交融、明暗交错，情感深切，给读者美仑美奂的视觉享受，但深究起来反而无从下手。这似乎是叙事绘景，又似乎是记实。“曾是寂寥”与“金烬暗”之间，“断无消息”与“石榴红”之间，“暗”和“红”之间不管是在字面义项上和心理机制上都没有任何的联系，但它们之间与作者当时的寂寥孤寂的情感指向却分别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描写现实情况的“曾是寂寥”和“断无消息”相对应的“金烬暗”与“石榴红”才是诗句的关键，金烬渐淡表达了心绪如灰烬般逐渐暗淡，“暗”和 “红”是本诗的题眼，孤独寂寥中的心境自然是灰暗阴沉，而“红”表示诗人心里仅存的些微的希冀。正因它们出现的突兀性，才更体现了与心灵感应结合的因缘际会，细细读来，“金烬”与“暗”的连接与“石榴”与“红”的连接均是合情合理的。

这种修辞手段跳脱了语言表达逻辑性的约束，表面上看是使语言更加抽象费解了，然而在同“红”的常见义转变到诗中所用义的过程中，为读者开创了新奇的思维想象的空间，具有凝练朦胧的艺术效果。当然，达成这个艺术效果的前提是能保证诗歌气氛的整体浑成性，仍举《锦瑟》来说，《锦瑟》中的“蝴蝶”、“杜鹃”、“珠泪”、“玉烟”四个典故，按照典故各自的原意，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无关的。但李商隐把这四个看似无关的典故用在一处，却并没有破坏诗歌意境之美，反倒是用这种方法组合典故所造成的诗歌意象的朦胧迷离的效果，似乎是表达人们（不只是李商隐）心灵中时常产生的一些无法清楚言说的模糊然又挥之不去的情绪感受最适合的方式，也使诗人于不同时代不同经历境遇下的读者超越诗歌表面的形式，在心灵的更高境界中相通，成为可能。

三、言简鲜明的对比修辞

对比修辞手法最突出的作用是可以在平实、客观的语言中不动声色的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能将其渲染得更加鲜明强烈。李商隐诗歌中对比手法应用广泛，多见于于咏史诗、托物咏怀诗及无题诗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更鲜明地体现了李商隐诗歌的写作特色。如：“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辛辣的讽刺了玄宗的荒淫；又如“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表达了强势的环境与纯洁而卑微的理想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对比中反映出难有作为的无力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无奈感。诗人还善于用平静的语言，在极度矛盾甚至可笑的对比中，表达内心强烈的愤感。再如“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诗的前三句写的是被冷落的才士被君王重新热情召见的场面，君王的礼遇使他看上去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然而末句使读者的心一下子坠入谷底，统治者关心的哪里是治国之道和天下苍生啊！国民不足以使他访逐臣，而鬼神之说就可以让他放下那高贵的身段、不顾夜深劳累而迫切追问，这种强烈的对比蕴含着浓重的讽刺意味，更可见作者针贬时弊一针见血的勇气和驾驭语言的高超本领。

四、点睛回转的虚字运用

李商隐善于锤炼字句，无论实词、虚词，他都仔细揣摩，誓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

词句中用来表情达意的主要是实词，虚词是依附于实词起辅助作用的。但虚词在诗词创作中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虚词与实词的不同搭配会可以表达不同的语气，使诗句呈现不同的意味。恰当使用虚词，能够加强语气，突出所想表述的诗意。李商隐在诗中对虚词的传神运用，更是形象传达了诗人情思的发展变化，强烈抒发了诗人的内心感受，并增强了其诗词诵读时的音乐之美。如： “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桂林》）这一联写景的诗句中的“将”字赋予山势以动态感，将雄伟的形态夸大，加重了山雄而城小的对比，而“共”字却巧妙的另辟视角，把宽阔的江面与地面联为一体，天地互映，浑然苍茫，眼前之景与内心胸怀的辽远阔大顿出。又如：“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之一）中的“已”和“更”，在时空和情感的流程中横插一刀，暗喻着心里对时空的无奈己经无以复加，哪里晓得蓬山隐隐无尽头，使本难以继续流走的心绪更遭遇了足以使人绝望的阻碍。另外，在“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中，二人的姿态如在眼前，这里的“可怜”是前两句感人泪下的和谐场景的碎然中断，不仅是对贾生有才无运生不逢时的悲叹，更是对当政者清冷的讽刺，是对当今国运不再寄予一丝希望的冷嘲，甚至是对自己曾抱有的满腔热情的自嘲，所述事件用到的词语没有感彩，但两个虚字的巧妙运用能使读者感到诗人绝望己极。

而“玉挡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中的“何由”，“堪叹故君成故宇，可能先主是真龙”（《井络》）中的“堪叹”、“可能”，“想象咸池日欲光，五更钟后更回肠”（《初起》）中的“更”，“岂关无情物，自是有乡愁”（《寓兴》）中的“岂”和“自”，“乘运应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陛”（《题汉祖庙》）中的“应须”和“安在”等等，这些虚词起到的不仅是语句结构上的作用，更有点睛之力。正因虚字之虚，所以更容易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巧妙的带出作者的隐情，细细读来，情感更真，意蕴更深。

注释：

[1]本文引用李商隐诗均出自[清]彭求定编《全唐诗》卷五百三十九至五百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蒋有经《模糊修辞浅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

[3]《唐诗鉴赏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4]郑远汉《修辞学风格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年。

[5]李晗蕾《辞格学新论》，[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5年。

红色经典诗歌【第四篇】

“新民歌运动”理念在于继承过往新诗，融合“古典”与“民歌”的优长，将诗歌发展推上高峰。但也正是在如此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中，新民歌在传承古典诗歌和学习传统民歌方面，都未得精髓，也无法自由书写其精髓，更没有发挥新诗的社会效应，成为“一个苦难民族在一场乌托邦之梦之梦中的呓语”[1]。本文主要以《红旗歌谣》为例，探讨其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形式与风格等，再围绕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在这种具体分析中，笔者逐一浅析新民歌与古典诗歌、传统民歌和新诗传统的关系。

一、较古典诗歌：从作品内到作品外

首先在表现手法上，新民歌特色之处在于用典和夸张。用典尤其注重神话的运用，但是新民歌时期的创作用典不再是为了达到艺术审美性，也不是利用神话书写个人独立的思想情感，而是为了政治宣传的渲染效果。例如《明天要去闹天宫》中“要和神仙比高低，喊声冲上九重霄。……夺取天河浇仙桃。”作品利用天界仙桃神话表现的是攀比和抢夺的欲望，从而体现了盲目的政治狂热和自我膨胀。神话成为了政治渲染和衬托的工具，用来宣传“”下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夸张也常见新民歌中，但不同于古典诗歌。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夸张极言个人的悲伤情绪，新民歌中没有个人自由情感的真实表露，更不会允许悲哀、忧郁等消极情感。在作品中，夸张的手法多用来突出生产的成果，却又违背基本常识，展现给读者强烈的虚假感和不可读性，成为了一种“生产的‘副产品’”[2]。

其次，作品在意象选取方面尤其偏重于“太阳”这个意象元素。在古典诗歌中， “日”虽然可以象征君主和帝王，但更多是诗人借景抒情，更有夕阳意象，或表现国家衰败，或体现羁旅之情，或抒发个人愁思。然而新民歌让“太阳”这个意蕴丰富的意象走向极端单一化，成为政权的象征和个人崇拜的符号。“太阳”也从此与“光明” “红色”等词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古典诗歌的含蓄蕴藉。

第三，新民歌注重形式的齐整与和谐。《红旗歌谣》五字诗、七字诗有较大篇幅，明显是受了古典诗歌中五言、七言的影响。此外，诗歌注重押韵和声律的和谐，然而这种形式的仿效十分粗浅，在五七字的诗句中，作品常用“着、了、过”及各种语气词拼凑，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却没有留有古典诗歌简约雅致的词句风格特色。

走到作品外看，古典诗歌的创作环境都是在专制主义强权政治下的书写，同样的，新民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从诗经时代开始，“风、雅、颂”中的“颂”就是为了讴歌贵族盛典和先王懿德，到魏晋南北朝赋渐渐兴盛，后来汉赋也成为政治宣传的有力手段。然而强权政治下的古典诗歌却依然呈现出参差多态的瑰丽美学，因为思想尽管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没有完全被政治笼罩，诗人仍有着独立思辨的灵魂，能够遵循“诗言志，歌咏言”。

二、较传统民歌：人性抒写到政治书写

传统民歌是真正的农民文学，以农民及其生活为创作主体，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经的一种来源方式就有传闻为“采诗说”。传统民歌受重视是因为其是人文景观、社会风俗、民生民情的缩影，它代表了纯净、淳朴、自然的劳作者情怀。然而新民歌运动时期的作品，不再带有人性自由的伸展流露，而成为了政治书写工具。笔者结合《红旗歌谣》，重点讨论“爱情”和“劳动”二者，从原来的人性抒写转变为政治书写。

爱情的描写在《红旗歌谣》中有相当的篇幅，然而笔者存在的疑问是，既然在公共空间中话语权已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掌控，那么爱情作为个人情感的描绘是何以存在的？既然爱情的描绘确实存在，在时代特殊的政治语境下，这种描绘又有怎样的特色和时代影响？

可以说，爱情描写和政治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一方面爱情在当时为革命精神所不容，诗人往往在进行爱情描写失去自然生命力，利用意识形态来弥补自由情感的空缺；另一方面，政治也借用新民歌中的矍槔创锏秸治宣传的目的，利用爱情这个符号来歌颂党的宏伟蓝图。如“新娘子刚进庄，小伙子都拥上……新娘笑容满面，她不慌也不忙，从怀里掏出张跃进计划，向大伙说详端。”这段民歌在描写农村婚嫁场景时，在末端强硬地安插了“跃进计划”这个政治典型，违背了民间嫁娶的习俗，在生硬的转折中把爱情婚嫁划为意识形态的宣传要素。《红旗歌谣》中还有民歌对唱的描写，“男：叫声妹妹加油干，咱俩争取当模范。女：不当模范不见你，谁不上山不结婚。”在问答对唱中，缠绵悱恻的情话和政治宣传语交相错杂，政治的正确性和大胆热情的表白相结合，诗歌开头先写“做工”和“志气”等符合“”时期规范的姿态，而在诗歌中间又描绘了男女之间的思念，到结尾处又通过“模范”来挽回自然欲望的漏洞，成为了符合政治宣传的文艺工具。爱情与政治之间存在“隐形的互文关系”[3]，然而最终爱情做出了让步，服务于政治，才能够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

笔者更发现，新民歌中的“爱情”与“劳动”相结合，更彻底地符合“”众志成城的生产热情。因而，“劳动”也从传统民歌中的农民生活情态变为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标志。例如“情哥挖坑妹放苗，遍山坡上新绿袍。”有情男女共同在田间耕作，而诗句最后落足在“新绿袍”的生产成果上，爱情和劳动成为表层的掩盖，展现出新时代和谐的生产景象，最终为了宣传“”劳动生产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妹妹挑土哥挖塘，汗珠跟着泥水淌。妹挑千担不知累，哥在泥里不觉凉。”爱情和劳动相互交织，可是读者感觉不到爱情的微妙和深邃，而是从“泥水淌”“不觉凉”等词中感受到对于劳作的鼓励和赞美，而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劳动”，是时期领导者期待的群众形象，是特殊化的宣传标语。

其实不止于劳动中的爱情，亲情、大自然乃至宗教都成为了政治宣传的符号。在新民歌描绘下，爱情、亲情、自然、宗教等共同存在，显出昌盛丰富之态，最后又倒向共同的中心――意识形态。“主席走遍全国，峨眉举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在政治抒写下，大自然显示出臣服的姿态。红旗歌谣显示出的是一种挑战的欲望，挑战他人，挑战自然，认为主体无往不胜。这种狂热的斗争欲望，恰恰反映的是另一面，是焦躁不安，人心不定。在面对宗教神灵时，云南傣族有一首“敢于过火海，上刀山，敢于倒转乾坤，――向神圣的叭英宣战。”叭英即傣族语的“上帝”。作品表现出蔑视天地，自我膨胀，反映人焦躁不安的斗争状态心理。反对神魔，实际上是创造神魔；没有独立的信仰，只有群体的崇拜。情感、自然、宗教等等不再是自我意识的目的，而是群体崇拜的手段，成为了政治书写的元素之一。

三、较新诗传统：“大众化”“通俗化”的歪曲

五四以来的新诗作家，一直试图寻找一条捷径，希望通过简洁明了的字句，通俗地表达的观点，从而便捷地启蒙大众、唤醒大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事”中就提出“不避俗字俗词”，通过倡导白话在群众中做普及工作。然而正如三十年代的评论一样，“五四时的白话，实际上只是一种新式文言……一般工农大众，不仅念出来听不懂，就是看起来也差不多同看文言的一样吃力”。[4]新诗发展的症结，在新民歌运动时期达到了另一个极端，在语言方面一味追求“通俗化”，在思想内容方面一味追求“大众化”，却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下的固有矛盾。

首先，“通俗化”被曲解为语言的空洞。通俗化仍然是文学艺术审美性中的重要一点，但是新民歌为了传到政治宣传的革命目的，只选取了通俗化的表层，将诗歌创作视为运动形式，将诗歌语句视为宣传标语，将诗歌这种艺术的目的视为政治的手段。于是，直白的诗句因传达狂热的政治情感，而不免失去“通俗化”的初衷，而流于恶俗。诗歌中甚至出现“打死”“砸烂”等意识形态性强烈的用语，失去了诗歌的形式美。这种诗歌创作有其失败根源。曾经倡导人民群众搞自己的文艺，于是在新民歌运动中，许多农民作家的文化水准非常低，他们的学习典范就是党的宣言，将空洞视为通俗。

其次，思想普及的“大众化”理念中，大众群体与创作群体处于不对等的关系。“我们”和“大众”是一组矛盾的概念，“我们”是已然清醒的群体，那“大众”则是另一端，是等待唤醒的、可以组织的另一群。但“唯其由大众出身的作家，才能具有大众的意识，大众的生活感情；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表现大众所欲表现的东西”，[5]诗歌创作者在清醒的认识者和混沌的待启蒙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存在缝隙，肩负着进一步启迪大众的社会责任。而新民歌运动轻易草率地处理了“大众化”问题。新民歌简单地描绘了想象中没有苦难的大众生活，不在于启迪大众的智慧，而在于削弱大众的思考，抓住人性人性的贪婪和畏惧，省略了生活中的苦难描写，占据了灵魂领袖的位置。

《红旗歌谣》作为新民歌\动的产物，值得研究之处并不仅在于文学价值，更在于特殊年代的社会历史价值。本文仅以《红旗歌谣》中部分诗篇为例，简单分析了文本内部诗歌的表现手法、意象选取以及诗歌形式方面特色与，根据特色产生的缘由剖析文本外的政治语境与时代背景，最后对新民歌有进一步的认识。由于政治时代的需要，新民歌运动被要求与“古典”和“民歌”相结合，但也正是这种强硬的政治要求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自然规律，使得新民歌在古典诗歌和传统民歌传承方面存在弊端，也成为新诗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笔者仅通过文本内部细读和文本外时代特色分析，浅述了新民歌运动与古典诗歌、传统民歌与新诗传统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3）.

[2]肖来请。 “红旗歌谣”：虚假的民间发声。 文化纵横谈。

[3]薛祖清，席扬。 “符号”与“歧义”――《红旗歌谣》“情诗”解读。 文艺评论，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