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例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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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论文【第一篇】

“文学”/“文学性”也是韦斯坦因确立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一环。在完成了什么算是“比较的”文学的回答之后，对于什么样的文学可以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韦斯坦因也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在韦斯坦因看来，“文学”/“文学性”也和“语言”一样，有着丰饶的立体构成和深邃的理论价值，它既指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范畴，也指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其重要理论著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韦斯坦因对“文学”作了言简意赅的探讨：在英语和法语中，“文学”一词原来是“学问”(learning)或者“博学”(erudition)的意思。例如，伏尔泰谈到夏普兰时，就说他有“渊博的学问”(une littérature immense)。直到18 世纪，研究的焦点才从主观的人转到了客观的作品上。但即便在这一较晚的发展阶段，文学所包括的还是所有出版物，不管它们在实质上是什么类型的作品(在英、法、德诸语言中，“文学”常常用来指那些非文学的作品)。

在 18 世纪，非功利的作品常常被称为“诗”(poesy)或诗类。直到 19 世纪，才将实用性作品与非实用性作品作了系统的区分。只有当这种区分获得了普遍性的时候，“文学”才获得其真正的含义。正如西蒙•格诺在《七星百科辞典》的序言中告诉我们的，“在搞技术的人们逐渐把他们的专业提到科学这一高度”的时代，“文学是与功能性地使用书面语言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我们不应忘记，直到世纪之交，诺贝尔文学奖还多次授予那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呢。由上，韦斯坦因总结，文学可分为“科学的”和“美学的”两部分(里面也有像科幻小说这种属于两可的情况)，但是，因为有诸如历史小说、散文、日记、自传等杂交类型的出现，这一领域往往不能划出准确的界限。他说：“从理论上讲，如果希望充分考虑文学研究，就应当限制研究非文学现象，而集中探讨文学现象。但在实际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文学界限之外。”

韦斯坦因主张一种“收”与“放”两相结合的“文学”研究。所谓“收”，是指他对“文学”范围的考察和规范，他所强调的立基于文学基础上的比较研究，他的“文学”研究所指，乃为出色的语言艺术品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作品，而非一切文字作品，韦斯坦因和韦勒克一样，强调文学艺术品的美学价值，他说：“文学研究如果降格成为材料的堆砌，它就丧失了尊严，因为不再判断其美学价值了。”所以他认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历史渊源，应该是英国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关注的题目；研究《高老头》中金钱的作用，则是传奇学者和经济史学家感兴趣的题目。此外，他将尼采定位为“诗人”，认为他可以进入文学研究领域，“这不仅因为他写过诗，他的散文风格具有文学性，而且也因为他对许多德国和非德国作家产生过影响。”但是叔本华、博格森、康德、休谟就戴不上“诗人”的帽子，因为他们的著作专业性太强。所谓“放”，是指韦斯坦因为类文学和杂交文学类型留下足够的比较研究空间，他注重具有文学性的作品。韦斯坦因在梳理比较文学史时，曾对布吕纳季耶有所赞誉：“从今天的观点看，布吕纳季耶的思想比他那位杰出的同伴的思想更具现代意识，巴尔登斯伯格后来曾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采取了他的见解。布吕纳季耶说：‘什么叫“文学的”? 不就是有意识地创造那种独特的东西吗？ 或者说得确切些，不就是作者，不论他是知名的还是无名的，本身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的某种雅和美的观念吗？’”迪尼对布吕纳季耶这一进步的观念同样赞赏，迪尼还进一步评论道：“布吕纳季耶主张文学批评不但必须集中于文学作品的本身，而且须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分开。这种见解为 20 世纪的批评艺术做了不少铺路的工作。”"7#(331)从中可见，迪尼和韦斯坦因对“文学”的规定既涉及了文学种类问题，同时也将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形式等涉及美学的问题考虑进去。韦斯坦因既为“文学”划分了疆界，但是又不将其框定死，因为他意识到文学研究中“充满了活跃离题的地带”。与此同时，他仍是反对立足狭隘的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韦斯坦因有针对性地否定了同行学者将比较文学严格地限定在文学的范围内的做法，“我的同道中有些纯粹派，希望把比较文学严格地限制在文学的范围内。

对他们来说，如果我答应永远把文学作为起点和目标，也许可以消除疑虑。弗利德里希建议我们把学术研究和教学分开，以便抚慰我们语文学家的良心，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怀疑这种方法是否明智。”这种收放结合的灵活处理方法，为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研究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于构成“文学”(此处专指比较文学研究)的内核，韦斯坦因划定了纯文学、美学、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圆周环”。他说：“在我看来，在文学和非美学的或基本上非美学的‘人类的表现领域’(例如哲学、社会学、神学、历史编写学和纯科学或应用科学)之间的研究，答案真不简单。”他按照历时的顺序，论述从法国学派肇始的“文学”在名与实上发生的变化和引起的讨论。同样，他划定圆周而不定死边界。韦斯坦因认为，“索邦的创立者们”最初建立学科，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某些褊狭，决定它必定会把自己限制在一种文艺的氛围之内，他也指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其中不断作出努力试图将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展出“纯文学”;然后，二战之后，布朗(C． S． Brown)开始从事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他的观点渐渐成为学科内的潮流和常规；“构成比较文学内核的第二个更大一些的圆周环，是对文学和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它超出了美学范畴，因此更有争议。……从历史上来说，社会科学与文艺学的关系要比自然科学密切。”从韦斯坦因的论述来看，他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倾向，那就是非常青睐文学与其他艺术互相阐发：“只要文学是一种艺术，即它是非功利的积极创造的产物，所以尽管它们的媒材不同，但是它们之间似乎可靠而且很有可能存在的一些共同的因素(反之，它们也为比较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使得文学与其他缪斯控制的领域有某种自然的亲和力。”至于其他学科范围的比较，他认为既然“文学”范围只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只能“讨论方法上较为稳妥的”影响研究，后来，他修正了这一观点，“(我)抛弃了后浪漫主义时代的、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思想，并恢复了世界文学的观点。”所以，他强调将诸如科幻小说、歌剧、芭蕾舞、漫画等文学的混合形式纳入比较文学研究；他尤其关注纯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存在的联系和互相交融的现象，比如瓦格纳的综合艺术品，或具有多方面才能、用两种或多种不同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如米开朗琪罗)。想要指明比较文学的“比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韦斯坦因认为，必须首先界定“整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即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韦斯坦因主要考察的是其余三者与比较文学有所关联之处。

韦斯坦因认为，民族文学是“那些形成比较文学基础的基本单元”，它们在语言的区别上与比较文学形成了分水岭；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区分是人为的，二者在方法学上没有什么意义；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有关或重叠的几层含义有：第一，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包含着对各民族文学的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尊重之意，“因为歌德强调国际接触和富有成果的文学之间关系，阻止根除民族文学特色，所以歌德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对我们的学科是极其有用的。”［5］(20)第二，其延伸的含义，“用以指一切时代和世界各地的杰作”，但是在教学中一般只是介绍并讲解它们，这种实践阻碍了比较研究。第三，作为“世界文学史”的缩略用语，必须被理解成世界上所有文学的历史，涵义更为繁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以上术语，涉及包罗诸多相对流动的边界，需要结合实际，决定它们的归属。综上所述，韦斯坦因以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时期的理念反思比较文学历史；他通过整理比较文学史和梳理文学理论，将语言问题作为区分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标准提出来；他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和语言密切相关的翻译问题将成为比较文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这些，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不止于此，因为对艺术史的稔熟，在将艺术(主要是造型艺术和歌剧)与文学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时，韦斯坦因的“跨语言”已经超越了字面意义上的“语言”，既包含时间维度，也具有历史意识，而成为关乎文学艺术创作、关乎文学艺术作品的接受等问题的链接点，成为理解文学和艺术及其关系的一个符号，从而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立体交叉地综合统一起来，把比较文学研究推入到一个纵深阶段。

二、结语

总之，“语言”和“文学”这两个术语是韦斯坦因视为决定学科独立与否的关键性词汇，“语言”和“文学”将比较文学集成为立体浑成的有机体，既有历时的发展脉络，也有共时的彼此观照，呈现出稳定中的变化、变化中的稳定色彩。可见，“(跨)语言”和“文学(性)”的标准之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规定，是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理论建树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比较文学论文【第二篇】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比较文学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西方；萌芽；发展

在比较文学诞生之前，文学领域内非自觉的零散的比较研究一直存在着，其历史几乎同文学研究自身一样长。

自古代以来，在文学与文化活动中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现象 不断出现。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古罗马文学基本上是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作品是古希腊文学的改编之作，如普劳图斯的喜剧，塞内加的悲剧；一些作品是有意借鉴和模仿古希腊文学写成的，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模仿荷马的两部史诗。古希腊文学对古罗马文学的这种影响，不能不引起古罗马作家和理论家的注意，自然会对两个民族、两种语言的文学进行比较。

中世纪后期，随着神权体系的松动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语言、民族文化逐渐受到重视，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受到关注。但丁用意大利民族语言写作《神曲》,在《论俗语》中，把欧洲文学划分为北、南、东三个部分，并比较了各俗 语文学之间的异同。

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化界兴起了一股具有全欧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受到普遍重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加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传到英国，进入剧作家马洛的作品中。在文学、文化研究中，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各民族之间的比较和古今之间的比较。

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文学作品的翻译大量涌现。法国的启蒙文学作品、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传遍欧洲。作家和作品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影响成为普遍现象，英国理查生的书信体小说《克莱丽莎》(1748)直接影响了法国卢梭的《新爱洛伊斯》(1762)和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随着文学交流和影响的扩大，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更加丰富。伏尔泰在《论史诗》(1727)中高度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学的面貌。他说，古希腊罗马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已将所有的欧洲人联合起来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并为所有各民族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文艺共和国。”“在这个共同的领域之中，各个国家引进了各自特殊的欣赏趣味。”(《西方文论选》)这一自觉认识为比较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东西方文化文学的交流频繁起来，中国的文化文学大量涌向西方，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在德国，比较文学的意识也开始萌芽。莱辛在《汉堡剧评》中通过分析比较，指出古典主义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号召德国作家师法英国的莎士比亚而不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并具体比较了鬼魂在《哈姆雷特》与伏尔泰《塞密拉密斯》中的不同艺术效果，堪称平行比较研究的一个范例。《拉奥孔》中具体比较了诗与画在模仿对象和方式上的不同，堪称跨学科比较研究的一个范例。虽然莱辛尚不具备比较文学的自觉的学科意识，但他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方面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进入19世纪，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发展，受革命、战争、作家流亡等因素的影响，文化文学的交流、影响更加频繁。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超国界”行为也越来越多，研究一国文学再也不能无视它同整个欧洲思潮的关系。

德国的格林兄弟自觉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探索民间故事的来源和人物、题材等在各民族间的流传和演变。法国流亡作家斯达尔夫人在《论德国》(1809)中对德法两国文学作了比较，她的作品“帮助法国、英国和德国人民以比较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社会及其文艺思想和理论”。(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她不仅让法国人认识了德国，并且因此而重新认识了自己。她的流亡经历使她以一个“他者”的视角返观法国。而歌德则把目光移向东方，对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20年后，马恩从经济的国际化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到来及其条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9世纪初以来，一些学者在大学里开始开设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出版比较文学方面的书籍。维尔曼(1790―1870)于1827至1830年，在巴黎大学主讲“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潮的影响”,并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一书，因此而被誉为“比较文学之父”。安贝尔(1800―1864)作了“各国文学的比较史”的讲座，又于1832年在巴黎大学讲授“论中世纪法国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关系”。 1828至1841年期间，维尔曼和安贝尔编撰文学作品选，出版了欧洲文学范围内的研究论文。这些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为本学科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19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历史舞台。其标志是： 1877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出版专著《比较文学》;1897年法国学者戴克斯特(1865―1900)在里昂大学创办第一个比较文学常设讲座“文艺复兴以来日尔曼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并完成法国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专著《让・雅克・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 1872至1890年，丹麦文学史家勃朗兑斯出版了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被公认为比较文学早期的杰出著作。1897至1904年，法国学者贝茨和巴尔登斯贝格(1871―1958)的《比较文学目录》连续出版，最后一版所收条目已达6000之多； 1900夏，来自不同国家的欧美学者在巴黎举行国际性讨论会，提出建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呼吁。

至此，比较文学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而在之后的二十世纪里则呈现出流派繁多、众说林立的局势，但此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亦不是短短篇幅可以说的条理清楚的，故就此搁笔，以俟来日。

参考文献

[1]伍蠡甫 等编 .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6.

[2]勃兰兑斯 著 张道真 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0.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世界文学 茶文学 现状 反思

1.茶叶文学

中国人几千年“种茶”、“品茶”等诸多茶事使其对茶叶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认同和人文情怀，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对茶叶的情感书写与精神寄托构成了醇香悠远的茶文学。在“茶文学”的宏观研究方面，付大霞（2013）与罗璇（2013）分别以硕士论文的形式研究了唐代和宋代的咏茶文学，胡苏姝（2016）、赵倩（2016）等对“茶文学”进行了探讨和论述。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茶文学”并没有确切的定义。笔者在查阅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对“茶文学”进行定义：茶文学是指以茶事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其体裁为诗歌、小说、散文、楹联、游记等形式，描写与茶叶相关的人情风物和生活百态，抒发对茶事的情感认同与精神寄托。该定义把“茶叶文学”与“普通茶书”区别开来，强调了“茶文学”中作者的情感与精神，厘清了茶文学的文体与范围。

2.世界文学视野下的茶叶文学研究

茶蕴含了人类的思想、情感和哲理。茶被传到世界各地并成为一种世界饮品，茶事在各民族文学中的出现已经给茶文学赋予了世界文学的特质。歌德（2010，查明建译）强调世界文学“超越民族文学的狭隘性，而提倡民族文学间的交流、参照、借鉴，应在更广阔的文学视野中发展民族文学”。虽然对国内外茶文学作品的研有广度和深度的差异，不可否认的是，茶文学在不同的民族和语际的出现，确实为世界文学领域的吹来清新之风。由于茶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共性与特性，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和象征的比较为世界文学和文化比较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中的茶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英国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茶的描写和歌颂，茶书写遍及英语诗歌、散文、小说和旅行文学等文体。茶在英汉双语文学书写中这为在世界文学视野中研究茶文学奠定了基础。茶文学研究始于1979年，迄今已有近40年的研究历史。然而，从宏观上对茶文学研究的分析却是一片空白。毋庸置疑，对茶文学研究的系统梳理能更好的掌握茶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使其研究更为深入。本文应用文献研究和数理统计梳理的研究方法，对近40年的茶文学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和解读，旨在对国内茶文学研究进行总结和述评。

茶叶文学的研究内容统计

通过统计和筛选，对“茶文学”的研究论文达到664篇，其中期刊文章数达到627个。在期刊文章中，以《农业考古》和《福建茶叶》两本期刊为主要研究阵地。就研究内容而言，“茶诗”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下表就是对茶文学研究的具体统计：

茶叶文学的研究内容简述

茶文学的研究呈现的特点为“范围广但层次浅，重国内轻国外”。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类和统计发现，“茶文学”研究涉及到在茶诗，茶与红楼梦，茶小说，茶词，茶文学总论和茶曲等领域，研究达到了一定的广度。比如，在茶小说的研究就涵盖了诸如《红楼梦》《聊斋志异》《水浒传》《镜花缘》等古代经典小说，也涉及到了王旭峰《茶人三部曲》等现代小说，甚至也对英国小说中的茶文化和茶仪式进行了研究；在茶诗研究方面，中国古代茶诗词研究一直是热点。同时，马晓莉（2010），王萍（2016），李华（2016）曾对英国茶诗做过研究。然而，茶文学研究也呈现了“分布不均”的态势。中国古代茶诗词研究数量占整个茶文学研究文献的%，而对茶小说和茶文学的整理研究分别只占%和%。外国茶文学的研究仍然凤毛麟角。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文学研究的推进，因此茶文学研究应该拓宽研究领域和思路。

3.茶文学研究评述

茶文学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视角。茶文学研究可以从对文学文本中有关茶叙事、茶描写、茶象征和茶隐喻的文化解读与追思入手，也可以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文本中对茶文化和茶习俗进行对比研究，探索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作为一种研究视野和思路，茶文学研究大有可为。我国近40年的茶文学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也留下了巨大的进步空间。

茶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无论在研究数量的增长还是研究领域的拓展，茶文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成果的获得说明了茶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也彰显了茶叶文化和文学在中华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

茶文学研究数量大、范围广。俗语说，“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生命必需品之一的“茶”，必然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有所体现。从1979年第1篇茶文学研究论文出现以来，茶文学研究一直呈上升趋势。截止目前，“茶文学”研究的文献数量已达664篇，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茶文学研究数量急剧上升。在研究领域方面，茶文学研究不但涵盖了诗歌，小说，词曲，茶古籍等多种文体，也囊括了古今中外的茶文学文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茶的世界传播和茶独特的文化品格，茶叙事和茶书写逐渐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共有的文学现象。茶文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英美文学的领域，特别在英国小说和诗歌领域较多。

茶文学研究成果质量较高。在现有的茶文学研究文献中，硕博论文有37篇，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147篇文章，约占所有期刊文献的%。其中，浙江大学马晓俐于2008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的“《贵妇人画像》中的‘饮茶仪式’”是茶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此外，作为红楼梦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的《红楼梦学刊》刊发了10篇红楼梦与茶文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这足以说明部分茶文学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主流学术圈。

茶文学研究的不足及努力方向

毋庸置疑，茶文学研究领域还有继续挖掘和探索的空间。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茶文学研究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确有诸多不足。这些不足正是今后茶文学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茶文学研究应采取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视角。通过分析现有的茶文学研究的文献，发现有以下问题。首先，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质化研究，很少采用统计等量化研究法。其次，现有的研究集中在茶文学本体研究或宏观评介，缺乏在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农业等交叉学科视角下的深入的挖掘与探讨。茶文学的深入研究呼唤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视角。

茶文学研究应“中外并重”给予外国茶文学更多的关注。茶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茶诗词和中国古典名著（主要是《红楼梦》）领域，而对其他领域则关注较少。茶文学在古今中外的各个文学体裁中都有经典作品，很多作品亟待崭新的视角去解读和剖析。首先，在继续关注中国传统茶诗、散文、小说和经典茶书的同时，可以结合各地历史文化，关注各个地域的茶文学创作与研究。刘昌明的《巴蜀茶文学史》就是对地域茶文学研究的探索。其次，茶文学研究应关注国外的茶文学作品。虽然现在已有对英国茶文学进行了一些探讨，然而其广度和还远远不够。英国诗人沃勒、泰特、莫妥、拜伦等著名诗人层写过著名的茶诗。英语文学中很多小说家，比如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等的小说中都有丰富的茶叙事。在当代茶书写中，美国作家萨拉・罗斯（SarahRose）的历史小说《茶叶大盗：改编中国的世界茶》，是茶文学的一大力作。另外，茶叶的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比如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等国家也是茶叶消费大国，其文学作品中理应有茶叙事和茶现象，这都是茶文学研究需要开拓的方向。总之，茶作为世界饮品，茶文学也必然会在其相应的民族文学中有所体现。挖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茶文学精髓和历史文化背景正是世界文学视角下茶文学研究的努力方向。

茶文学研究应加大对外国文学的茶文学研究，关注中外文学的文化共通与差异追思。茶是联结世界人民的文化纽带，不同国家和民族又蕴含着五彩缤纷的茶文化。陈琦（2013）曾转引过泰戈尔对世界文学的看法：“认为超越民族界限，体现世界意识和世界视野，表达人类普遍文化精神。世界文学的神殿供奉的是普遍的人性”。现有的茶文学研究忽略了国外的优秀作品，更没有做到中外茶文学的对比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语境下的茶文学研究是世界文学视角下重要的研究途径，能够以茶叶为共核，挖掘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中的象征和隐喻。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茶叶文学的跨地区跨民族研究是茶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努力方向。

束语

把茶文学研究置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语境中为茶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这也是由茶的跨民族性决定的。查明建（2011）认为世界文学的意义在于：“每个民族文学如果局限于自身，不通过外国文学的滋养而得以更新，它自身的活力就将枯竭”。茶文学的国别研究和世界文学语境下茶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外文学互通互润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一带一路”文化互通国家战略的时代呼唤。

参考文献

[1]陈琦文化研究视角下“世界文学”的学科边界[J]中国比较文学，

[2]查明建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J]中国比较文学，

[3]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查明建中国比较文学，

[4]李华论茶文化在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体现[J]福建茶，

[5]马晓俐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6]王萍英国诗歌中的茶文化研究[J]福建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