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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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论文【第一篇】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阿拉文库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四、现代汉语论文指导示例

（一）示例1

2012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语言特点及语言价值观分析》（作者：高歌）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均体现出创新意识。初稿在内容的分析和逻辑结构安排方面还稍显粗糙，在进一步仔细分析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在经过对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理论和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内蕴语言形式”的实质消化之后，对于课本语言特点的概括更加到位，对语言形式负载的价值观的解释深化了，全文的逻辑关系也加强了。

论文视野开阔，结构清晰，分析到位，语言精准。兼具双重意义：既超越了狭隘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于建构由语言表层形式上升到语言内蕴形式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参照意义；又揭示出了语文课本文质结合的特质和规律，对于当下语文课本乃至教育改革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支撑。将多重价值充分挖掘出来、本身又兼具多种价值的论文是不多见的。

（二）示例2

2011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曲阜街头用字的调查与思考》（作者：秦鹏）

这篇论文的初稿思路很开阔，非常难得，体现了作者深层次的一些思考和作者寄予这篇论文的重大责任意识，也因此，文章显得很“沉重”，把过多的问题都夹杂了进来，有些论述离了题，个别地方有过度阐释的表现。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文章主旨应始终紧紧围绕社会用字问题，在列举出问题之后寻找汉字使用混乱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

论文从选题、调查到修改、定稿历时一年多，其间经十数次修改，整体框架和思路相比初稿都有很大改观，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术论文。作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体现出的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尤其值得肯定。

此类论文的成功首先建立在翔实而可靠的调查基础之上，但又没有满足于简单地罗列现象，而是有进一步的深入精准的分析，全文逻辑思维缜密，创新意识突出，理论与实践意义兼具。既可以对语言学界纠正以往语言政策性失误提供一定的借鉴，又可以对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形象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示例3

2008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话语初探》（作者：吴金霞）

此篇论文原来的题目是《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语言初探》，论文基本框定在小品幽默语言手段层面作探讨，无法做深层次的挖掘。其最初思路有两个基本缺陷或误区需要纠正：

第一，仅分析幽默语言手段；第二，将赵本山视为农民的代言人。

笔者针对论文论域过于狭窄的问题，将标题中的“语言”一词，修改为“话语”。标题表面的一字之改，即将论域扩大到了语言的内涵层面，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提供了便利。在此，对于“话语”这一概念，我们突破了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而是将其视为外在形式结构与内蕴价值意义结构相统一的整体。全文因此增强了逻辑联系，前后两大部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修改之后，论述的信度、深度和对事物复杂性的把握都具备了。通过对白云黑土系列小品中独特话语手段和语言本身现实意义的分析，比较中肯地评价了赵本山小品对农民话语权的表达所做出的努力，并深层次地分析了这种努力存在的局限性，揭示出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农民表达话语只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皈依。

（四）示例4

学生初稿提纲

《浅析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的反向应用》

提纲：

1.对话剧小品进行概念界定；简略介绍其发展历程；说明对其进行语言学角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

2.界定语用和言语交际行为的概念；阐述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理论的内容；进而提出有关话剧小品中的言语交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即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是反向应用的。结合具体的例子论证主题观点，并分析说明其反向应用的各种具体方式：

（1）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

（2）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礼貌原则

（3）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使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二者发生冲突

分析话剧小品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例子及方式来说明论证。

3.得出结论：在话剧小品中作者常通过反向应用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方法来进行创作。

笔者意见

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语言对象，对于这个对象，我们不能在分析之前就“观念先行”，就已经套好了理论，那样做的话，最后你分析的那个语言对象只能是装在那个或那些个理论套子里的东西，它应该是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

如果是我写这篇文章，文章标题我会改为“话剧小品中的反向会话（或对话）”。要具体分析以下问题：哪些会话或对话故意违反了常规？用什么方式违反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故意？这种故意对于话剧小品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其中，可以用你学的那些语言和语用学理论来解释。但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要解释这一系列问题，那些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其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反证你的思路是有缺陷的了。所以，应该运用你所掌握的理论——不仅仅限于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应被语言学中有限的理论彻底控制，把研究对象装入理论的框架之中，让理论异化了我们所要研究的语言对象。我们应解决和解释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等问题。

（五）示例5

学生咨询我最近看到一本谈修辞新格的书，不知可否把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新修辞格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这些新修辞格不值得分析的话，那我能否继续修改以前你指导过的那篇论文？

笔者意见

你提到的谈论修辞新格的论著，我看过。那本书对于修辞格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狭隘的分类描写的低级阶段，尚未把修辞格当成一种真正的语言现象去关注和解释，没有揭示出特定修辞格的本质属性来。分类的无限扩展背后对应的是认知的肤浅。如果进行分析的话，主要反思修辞研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存在这些缺陷的原因是什么。

你先前那篇论文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结果，这点难能可贵，如果说你的那篇论文理论性不足，算是它本身的不完善之处的话，比起更多人所惯用的生搬硬套理论类的文章来，我倒以为这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还想继续加工你原来的论文，涉及到的修辞问题也不要受那些修辞学教科书的影响，倒是可以进一步挖掘你分析的那些“解构”现象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原因在起作用，以及语言本身为这种“解构”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和基础。这种“解构”手法形成一定阵势的话，或许“解构”本身就是语言发展的一种正常方式呢。

现代汉语论文【第二篇】

如果说这场争论还有什么价值，还值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话题重新提出来的话，那就是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既具有历史性，又不乏当下性；既是地域性的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难题，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更非一个毫不关己的外部问题，恰恰相反，而是一个有着纠缠不清的切身性的问题。我们当前所要做的，不是鹦鹉学舌一般地跟着别人，老是嚷嚷什么"后现代"，"后启蒙"，"后历史"以及"后理想"等，而是应当塌塌实实地清理"现代性"的具体论域，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结合社会思想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史，认真地思考颇具历史具体性，然而决不有悖于现代性之普遍有效性要求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众所周知，"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之提出，从具体历史时间来看，是在十九世纪，尽管此前不乏对"现代性"的朦胧认识和直觉批判，比如德国启蒙思想家哈曼（Hamann）和赫尔德（Herder）等。马克斯·韦伯（MaxWeber）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家，其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提出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勾连关系，更在于他那个对同辈以及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概括性命题：所谓"现代性"，即是"合理性"；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换言之，韦伯透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所发生的特殊辨证关系的研究，加上对世界上各大文明体系及其宗教理念的比较分析，不但揭示了"现代性"问题和"合理性"难题自身的复杂性，更阐明了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暧昧性。这样一来，韦伯就把"现代性"

问题转化成了理性的问题，现代性批判在他那里则变成了理性批判。

韦伯这样认为，固然有着浓重的康德主义的理性批判色彩和形而上学味道，但他毕竟为解剖和诊治"现代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韦伯在东西方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都成为了一个出发点，轻易绕不过去。

在西方，针对韦伯的"现代性"批判命题，出现了三种相互不同而又相互牵涉的"现代性"模式，分别为：

（1）

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从马克思经卢卡奇，一直延伸到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该派的最大一个特点是矢志不移地进行工具理性批判，然而他们也正是在这点上走向了极端。

（2）

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从韦伯经帕森斯，一直发展到卢曼）；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一样，这条路线也是一以贯之，二者之间并且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

（3）

保守主义现代性模式（以托克维尔，舍勒和西美尔为代表）；该派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不算顺畅，与上两派的激进相比，显得滞后，但近来又有复兴之势，越来越受到重视。

虽然上述三种现代性模式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性批判逻辑和社会改造方案，也形成了迥异其趣的社会理论进路，贯穿着百多年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相互之间或争执抵牾，或补充附和；或一枝独秀，或齐头共进。但是，到了当前，三者走向综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德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尝试，他有关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阐述，把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国，韦伯同样也被当作了提问的基础，"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汉语世界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另人遗憾的，我们在提问过程中，于不经意之间把韦伯的命题给置换了，普遍关注的是所谓的儒家（乃至道家，佛家等）伦理话语或宗教话语与现代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而把现代性问题又一次还原为中西二元关系问题，现代性问题的实质被基本忽略了。

近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刘小枫的力作《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不但在汉语世界重新激发起思考现代性问题的热潮，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把汉语世界的现代性讨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该书通过全面清理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体系，把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引入社会理论领域加以审理，主张要带着中国的现代性建设经验，参与到西方社会理论的修缮中去，以推进对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能够担当协调中西现代性的命运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的中国社会理论。

显然，《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并非没有问题可以检讨，比如其中对于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就有宽泛模糊的地方，把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现代性话语归整为一，是有悖于各自的历史经验的，而且美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特殊贡献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其次，社会理论的本土化是否有必要，是否可行，如果有必要，也很可行，那么，又该如何进行，该书也没有加以深入探讨。

全面评价该书的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我们只是想借用其中的一个基本论点，以便引发出笔者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个基本论点就是刘小枫对于现代现象的形态结构的理解和把握：

从形态面观之，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的秩序重排，它体现为一个极富偶在性的历史过程，迄今还不能说这一过程已经终结。1

因此，刘小枫认为，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上来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并相应形成了三个不同的论域，分别为：

（1）现代化论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

（2）现代主义论域，核心问题是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建；

（3）现代性论域，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态和形态的变化。

刘小枫把现代性问题置于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和文化机制上加以考察，他的这一论点倒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不谋而合，遥相互应。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是想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揭示出社会文化的潜力"，也就是说，要为现代社会的重建寻找到必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因此，哈贝马斯更多关心的是发展社会文化的可能性，而不是社会发展对外部自然的依赖性。他就此曾强调指出：

我对文化发展，法律和道德意识以及现代艺术的兴趣，一句话，我对整个价值定向的文化转变的兴趣，不只是消极的。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从文化发展，宗教，法律和道德意识这个蓄水池中汲取的东西越多，政治和行政管理为了创造群众的忠诚，就越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手段难以达到的文化领域上，它们就越加依赖于潜在的学习可能性，和在文化资本中积累起来的具有爆发性的经验。2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作为一项设计在西方尚未结束，在全球更是处于展开状态。而现代性在当代的重建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便在于文化现代性（kulturelleModerne）。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解和现代性批判也是把韦伯当作起点的。换言之，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也是理性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加以重建。众所周知，哈贝马斯的理性批判是通过所谓的"交往行为理论"而逐步展开并最终完整呈现出现的。按照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现代的解剖共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通过对理性概念的分析，提出了交往理性；

（2）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建议把社会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大相关领域；

（3）通过对理性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指明了现代社会在前进过程中所反应出来的种种病态特征及其根源所在，并努力给出自己的一整套诊断。

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的前言里，哈贝马斯开宗明义地写道：

（交往行为理论）首先涉及交往理性概念，我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虽然充满重重疑虑，但交往理性概念还是顶住了认知工具理性的短见行为；接着是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它用一种并非只是修辞学的方法，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了起来；最后是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摆布。因此，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3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对其作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交往行为理论思路的自我概括。虽然他诊断现代性的入手是理性，但他的理性观有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批判理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否定理性，而是为了捍卫理性，他对因理性批判而走向非理性和反理性的做法深恶痛绝。他认为：

理性永远都是可能达成全面谅解的根本。不仅如此，理性早已存在于历史当中，即存在于社会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当中，例如，存在于民主法治国家的种种制度和原则当中。4

尽管哈贝马斯对理性持捍卫态度，但他并不否认当今世界上存在着数不胜数的非理性现象，诸如军备问题，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权利问题等等。不过，他同他两位老师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不一样，面对这些问题，他并不感到悲观失望，而是对在理性限度内克服这些问题充满信心，因为，在他看来，理性，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还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来无可厚非，也无可指责。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病变，走向"片面化"和"形式化"，决不是先天性的，而是后天性的；更准确地说，不是理性自身的责任，而纯属是人为造成的。

按照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的结果，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最大的病变形态，就是走上了片面的认知--工具化道路。理性的工具化和形式化，使现代性面临着重重危机。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哈贝马斯给出的方案是"交往理性"。而所谓"交往理性"（kommunikativeRationalitaet），就是要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subjektivorientiert），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intersubjektivorientiert），以便阻止独断性的"工具行为"继续主宰理性，而尽可能地使话语性的"交往行为"深入理性，最终实现理性的交往化。理性的交往化应当以"普遍语用"（universalePragmatik）为前提，在一个"理想的言语环境"中，从分化到重组。

总之，在面对现代性的时候，科际整合是哈贝马斯的一把钝锤，理性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他的一双利锥，交往理性是其策略，建设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以审美为动力，以超验力量为调节机制的开放的乌托邦式的"交往社会"，则是其最高追求。

但这里想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哈贝马斯和他的前辈，特别是和阿道尔诺以及霍克海默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除了在于明显化悲观主义为乐观主义，以及进一步地与自由主义现代性，特别是以帕森斯--卢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现代性调和之外，还表现在悄悄地同二十世纪初以来以舍勒和西美尔为代表的德国保守主义现代性话语达成共识。如果说与自由主义的调和主要集中在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的话，那么，同保守主义取得共识则是他在晚近著作中的立场，主要表现在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上，及其有关宗教观念和神学话语的看法上。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把上述两种来自东西方不同语境的现代性理论略加对比：刘小枫的现代性思考立足于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反对左右两种激进主义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吸取各自的精华，试图建立起一种依靠宗教和法律加以约束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哈贝马斯则是坚定不移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主义传统，用自由主义的激进作为对自己的警醒，用保守主义的温和作为缓冲，试图通过继续宏扬启蒙传统，通过对现代社会的不断改良，实现现代自我转换的目标。

我在这里无意也无力提出一套与上述两种现代性理论话语相抗衡的话语体系来，只是想围绕着汉语世界的现代性建设问题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但需要指出的是，我的思考就是从上述这两种言路不同，语境悬殊，然而兴趣并无太大差别的现代性理论的关联出发的，而这也正是我在上文之所以清理他们的思路的目的所在。说穿了，我是想钻他们的空子，尝试在他们之间找到的一条进入汉语世界现代性问题的路子。

同样是关注汉语世界现代性问题，我和刘小枫有所不同的是，我比较强调中国这个特殊语境的当下现实，并努力结合这个现实来展开我的现代性思考。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小枫虽然也关注"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问题，但由于他的侧重点在于建构一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因而他在牵涉到当代中国问题时不是没有来得及具体发挥开来，就是被理论话语的阐述所淹没。而我不想也不敢建立什么宏观的理论体系，仅仅想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汉语世界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冲动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我想把我的立场定位在：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出发（在这点上有别于刘小枫，而认同于哈贝马斯），吸取保守主义现代性话语，特别是德国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有关论点，主要是他们关于超验话语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的观点（在这点上我支持刘小枫，而与哈贝马斯保持距离，尽管他后期越来越重视保守主义在这方面的相关论述），围绕着中国当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的质态及其文化机制的形态。具体思考如下：

1，工具理性批判问题：

工具理性批判是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命题。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话语，自由主义的也好，社会主义的也好，保守主义的也罢，在对待工具理性这点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的，都认为工具理性独步一时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工具理性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的一条必由之路。当然，三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在表现形式和激进程度上有着一定的差别，比如社会主义现代性理论就显得比较突出，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到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再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概念，可谓是矢志不愈，步步深入。

然而，我们虽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冲动之中，对工具理性批判却是重视不够，甚至是无动于衷。放眼望去，我们周围形形的工具理性现象和局促不安的工具理性冲动随处可见，"蔚然成风"。一种"全能主义"5的理性观和实践观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所不同的是，先前的那种"政治全能主义"（比如"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等），让位给了"经济全能主义"（"金钱万能论"等）和"科技全能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等）。这股"全能主义"的趋势目前是愈演愈烈，正在向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理应得到捍卫的生活世界领域蔓延。

因此，在中国的现代性建设过程中，工具理性批判一上来就显得格外突出，我们不应当象西方那样，非要等到工具理性张扬到了极致地地步再来收拾和补救，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工具理性批判当作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起点问题和核心问题加以处理。

2，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一大杰出成就就是认识到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存在，并有意识地从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等多个角度去努力加以克服，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突破了历史学家的预言，非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显示出了比先前更大的生存活力和发展潜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在国际共运还是在国内实践方面都遇到了重重的麻烦，处境极为不利。究其原因，大概在于，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思想，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其合法性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更谈不上有效的解决了。

要想认识清楚并彻底解决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无论是作为思想体系，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或是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苦瓜，相互之间有着相关的合法性背景。因此，澄清资本主义，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特别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事实上，哈贝马斯走的就是这一思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为我们着手分析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提供了样式。在《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LegitimationsproblemeimSpaetkapitalismus）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四种社会危机倾向，分别为：

（1）经济危机；

（2）合理性危机；

（3）合法性危机；

（4）动机危机。

由此类推，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大抵也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种危机趋向。如果说，我们对存在于经济，政治和行政等系统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合理性危机以及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等已经有所直觉，并有所行动（比如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东欧的"纠补革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系统中的动机危机问题却被完全忽视了。而当前社会主义动力系统中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问题。3，超验话语在现代性建设中的作用问题：

拙文《论哈贝马斯宗教观的转变》曾经指出，哈贝马斯宗教观在其前后期的思想中有过一个巨大的转变，归纳起来，就是哈贝马斯对宗教由早期的彻底否定发展到了后期的有限肯定。现代性理论中一个普遍的命题是，现代性等于世俗性，由此人们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性与作为超验话语的宗教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是误解，更始错误。

韦伯对现代性与新教伦理之间内在联系的阐述不管如何需要接受检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世俗性的现代性与超验话语的宗教之间并非是水火不容；宗教对于现代性的发展并不一定构成障碍作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宗教对于现代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它能为社会进步提供动力，也就是说，能够有助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问题。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过程中，政党意识形态与大众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需要摆正和理顺；大众信仰固然不允许凌驾在政党意识形态之上，但政党意识形态恐怕也不能丝毫不给大众信仰以活动空间。

除了能够提供动力支持之外，宗教还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的历史问题。这是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告诉我们的。从赫尔德到舍勒，再到施密特（CarlSchmitt），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一直关注宗教的社会功能，关注政治的神学化与神学的政治化。

哈贝马斯自身的经历也充分说明，忽略宗教的现代转化及其功能，对于现代性批判会造成无数的麻烦。在早期，哈贝马斯正是由于一股脑地否定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才给他的现代性拯救计划带来许多诟病，神学家对他的批评或许是所有批评当中最有力的。哈贝马斯后期引入神学话语，并改变其对宗教的态度，在很大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对其现代性设计的一次重整。

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明朗，起码是难以否认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把在宗教导入中国的现代性建设过程当中，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也比较敏感的问题。敏感的原因在于：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对话问题，这在西方其实早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至尽依然倍受关注，但在汉语世界未见有建设性的讨论。复杂的原因则在于：汉语世界的超验话语比较杂多，究竟应当优先与何种超验话语发生勾连，需要慎之又慎。

4，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稍谙西方思想史的人，可能都知道，西方在其现代化过程当中，从来就未曾离开过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作为他者，在西方社会文化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不应否认，哈贝马斯原初是一个想抱西方中心主义残缺的人，因为他对待非西方的立场和他一贯主张的交往理性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经过来自方方面面他者话语的挑战和批判，哈贝马斯在不久前与泰勒就"承认政治"（PolitikDerAnerkennung）所展开的争论中，也不得不承认，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一条出路。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反躬自问：中国的现代性建设是否可以离开西方而闭门造车呢？今天，汉语世界似乎在这点上已经达成共识：绝对离不开！只是，上层不断高呼与国际接轨，不惜一切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是最好的说明了；下边则普遍欢迎全球化，跨国公司纷纷涌入，消费主义"深入人心"，充分证明了国人对全球化的强烈认同。

既然离不开，那么，我们对西方究竟应该持怎样一种态度呢？把举国上下的态度归结起来，有这么三种：

（1）文化中心主义，这是中央大国的狂妄心态在作崇的结果，显然是要不得的；

（2）文化民族主义，这是"义和团清洁"在当代的变种，光靠说"不"是断然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的；

（3）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态度比较隐晦，也比较具有欺骗性，其实只不过是没有立场的表现罢了。

文化中心主义要不得，文化民族主义又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文化相对主义则不过是一种花招而已，那么，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当然有，哈贝马斯后期所钟情并一再加以论证的"文化交往主义"为何不能成为我们尝试的一种选择呢！

注释：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哈贝马斯：《与克吕格谈话录》，请参阅本书的中译文。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前言，三联书店，2000。

4，哈贝马斯：《与克吕格谈话录》，请参阅本书的中译文。

现代汉语论文【第三篇】

一、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重要性

1、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

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大致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语言运用等几大部分，其中语法部分是现代汉语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理论是否夯实，语法知识是否有所创新与时俱进，都对现代汉语学科有重大影响。在李维瑜的《简论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必要性》一文中给现代汉语下了这样的定义：现代汉语语法是指语言中客观存在的语法结构规律，是语言中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组织结构规律，包括词的构造、变化规律和组词成句的规则；是指语法研究者对语法结构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抽象概括，即语法学。如果说现代汉语是一棵大树，那么现代汉语语法便是这棵大树的主干，主干是否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应，直接影响着大树的生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现代汉语学科充实和发展的重点，是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

2、现代汉语教学发展的内在需求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是在一片争议声中艰难前行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理论体系复杂，各家各派，新旧研究既有补充推动，有的也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研究现状复杂不定。加之现代汉语语法在实际运用中时有脱离实际的情况发生，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没有必要存在，且教授难度不宜过难，教授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对于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没有充分体现。学生现代汉语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实践与运用，可以凭借语境、语感等创设与培养习得，艰涩难懂的语法理论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水土不服”。因此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褒贬不一。但是现代汉语教学离不开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语法教学是其无法回避的一部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可以走出瓶颈，也会促进现代汉语教学的发展。

二、构建科学的教学模式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

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突出了教学模式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针对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现状，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有利于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科学发展。

1、设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

教学任务的执行是围绕着教学目标的实现而开展的，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立，是任何学科教学良性开展的基础和保障。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之所以面临很多困难，主要是由于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目标不明确和目标设定不合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现代汉语学科教学服务，而现代汉语学科的教学目标应该充分体现现代汉语“工具性”特点。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要求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必须有很强的实践性，一味地强化理论知识，只会提高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难度，使得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无法摆脱“艰涩难懂”的“印象”。比如，针对现代汉语课程，有必要设定若干阶段性目标，将这些阶段性目标分化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过程中，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目标设定既要稳固基本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同时必须兼顾实践运用，使得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既不完全脱离理论支撑，弱化学科自身发展，又不完全倾向具体实践。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理论是根基，实践操作是表现。二者缺一不可，所以科学的设定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目标，既不能“人言可畏”，也不能“惧怕困难”，更不能脱离学生习得情况的具体要求。只有将这些因素充分考虑，设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才能建立科学的教学模式，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科学化发展。

2、探索合理的操作程序

科学合理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的设立，需要科学、有序的操作程序执行教学行动。在现代汉语的教学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值得学习和记录的优秀教学案例，这些优秀的教学案例中包含着众多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构建的可执行操作程序，这些程序是否可以广泛传播形成“经验模式”，是否有重大问题需要反思。教学案例记录的是教学模式的具体操作程序，优秀的教学案例提供的是合理有序的操作程序，失误的教学案例反馈的是操作程序不当的具体因素。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材料和教学进程中，探索合理的操作程序对于构建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非常重要。

3、创设有效的实现条件

现代汉语论文【第四篇】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