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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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1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早在2003年“民工荒”时就已经来临了。但现在仍有人预计要到“十二五”末和“十三五”初才出现“刘易斯拐点”。
撇开单纯的概念之争,看看工资是不是在上涨,劳动争议是不是在增多,制造业成本是不是在提高,产业是不是出现了向国外或中西部转移的趋向?
如果承认是,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作为价格信号,让企业家、投资者,甚至劳动力供给者作出反应。
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事情是,中国如果应对不慎,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人力资源要适应产业升级
要避免陷阱,就要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去中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有人口红利,因此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光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是可行的,这时你非让它转变,其实也仅仅是号召而已。但现在,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了,资本反而相对充裕,就必须要从“投人”转向“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日本“失去的十年”里,原因不是企业得不到资金,而是政府的补贴、投资,是在保护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结果导致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双双下降。
这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我们现在潜在的一个危险是,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机会正在失衡。这不在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关键在于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
当企业遇到困难时,政府来补助它;当企业遭遇打击时,政府一味予以保护和投资。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会有越来越多不健康的成分出现,最终使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提高。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该转变的没有转变,结果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短缺后,最需要的是显著提高人力资本,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美国正在经历无就业复苏,人们预计可能要十年。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往上走,但相当多的劳动力却在向下走,连大学都不上。产业结构升级了,劳动力没有跟上,美国现在还想保留一些适合中国农民工做的工作,并说中国拿走了他们的就业岗位,这是不公平的。
这也提醒了我们。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现在每年大概有10%。这改善了收入分配,但也释放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很多农民家庭觉得孩子上学不如赶紧去找工作。除此之外,还有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这对未来人力资本构成了一个不可预知的、不太健康的预期。从大的环境来看,中国正面临下一代人力资源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危险。
需建立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风险,就是如何让劳动力市场制度替代单纯的劳动力供求机制,成为工资形成的合理方式。
让我们看看日韩的例子。日本在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拐点”,10年后消费率就停止下降,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时点,可以说它的“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斯转折点”相交了,收入分配改善了。而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拐点”,10年后其消费率还在下降,到了接近20年,才改变了收入分配继续恶化的状况。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是日本一开始就有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叫“春斗”,由西装革履的政府官员、工会代表和企业家代表三方,拿出数据来,讨论,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工资涨幅,结果工人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步增长。
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时任总统朴正熙还在压制工会,不能顺应工人涨工资的诉求,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直到他去世以后,韩国才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状况才得到改善。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到达之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起作用。
回到中国,“十二五”期间,可以说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如何应对工资诉求问题,成为了未来能不能社会安定、能不能改善收入分配、能不能创造庞大的消费群体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本刊记者孙荣飞、李光敏采访整理)
浅析“中等收入陷阱”2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要归因于“制度高墙”现象,即当前的制度已经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收入量,产业配置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引入邓小平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中,让有能力、有贡献、敢担当的人先富起来,使底层收入的人群进入中产阶级,如此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可以预见的。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制度高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许多国家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寥寥无几,由于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改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是指年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
二、中国的现状
2012年的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表明,中国年人均GDP达到5540美元,而美国年人均GDP为49120美元。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收入差距扩大,且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即高收入人群很少,中等收入人群较少,低收入人群占了很大比重,收入量的人群比例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
其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孕育着经济发展的较大风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我国的劳动力和资源密集产业比较优势消失。
最后,与先进国家相比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培训就能上岗工作,劳动者贡献的主要是他们的体力和耐力,而不是技术和创新能力。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下面我们看看日本的跨越经验和巴西的转型教训。
(一)日本迈进高收入国家的经验
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后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都有现实的指导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必然要负起它的责任,当时日本面临着国内经济的大破坏和大萧条。在随后的连续30年里,日本经济恢复迅速,经济平均增长在7%左右,甚至有连续20年经济增长在9%左右,到1980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0440美元。日本经济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们认为其中有二个重要原因:
一是产业实现了大型化,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他们掌握了国际先进技术,也在发展中形成适合自己国情的理论体系,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顺利地迈向集约型;
二是社会实现了成功转型,通过一二三产业的同步发展,实现了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的转移,中产阶级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超过70%,社会负担降低。
(二)巴西经济结构转型的教训
巴西是南美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从50年代到八十年代,巴西的经济增长平均在7%左右,似乎再有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一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通货膨胀严重等经济和社会因素,经济长期徘徊,经济增速缓慢,到2006年巴西人均GDP为4730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巴西长期经济徘徊难以跨入高收入的原因?
一是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后,靠资金推动愿望过于强烈,想靠资金的密集投资,通过大型基础工业的发展来实现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不但没有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使民众就业成了社会问题,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内部矛盾突出。
二是巴西工业化主要依靠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支持,对世界级的领先技术介入较少,国际的先进技术掌握的也不多,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自主创新的机制和体制,长期依赖别国的技术,最终使得巴西经济发展空间减小。
三是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均衡,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民众收入的增加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的增长。财富向富人集中和工业的不平衡造成失业等,使得高收入的消费虽然很高但是人数很少;有消费倾向中收入阶层人数少,水平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低收入人数很多,但是消费能力很低,结果使工业品增长空间受到限制。
四、中国冲破“制度高墙”现象的思路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正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内,要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必然要建立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比例较低,而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国情,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和政府的稳定,另一个就是必须冲破“制度高墙”现象。我国现阶段社会稳定,只要制度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者说破除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必将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发达国家有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中产阶级占到社会总人数的大多数,贫穷的和富有的都占少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橄榄球”型分布,而且富有的人群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然而,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收入量多少比例分是“金字塔”型,低收入人群处于底层。目前中国富裕起来只是相对于30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绝不能“小富即安”。
如何实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法宝,我们分析研究“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最关键的一共有两条,一条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两条理论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邓小平理论”依旧是指导我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宝。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已明确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将在今后的改革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未充分体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个让”就是冲破中国制度高墙现象的总体思路,怎样才能实现呢?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承认中国并不富裕,今后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坚持“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结合”,让有能力、有贡献、敢担当的人先富起来,使底层收入的人群进入中产阶级。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与“加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结合”,协调利益关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必将冲破“制度高墙”。中国的发展必将有一个更高的飞跃,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梦想必将在建立新中国100周年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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