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为何能成陷阱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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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对策1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例如，韩国在1980年时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时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11,469美元。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76年就接近5000美元，到1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

但也有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198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671美元，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他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马来西亚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2022美元，在26年以后的2006年只达到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也只有4369美元。智利在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2006年则为6574美元。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一直冲不过10,000美元的门槛。

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3700美元，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从长期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增长，但高增长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而没有体现在质量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高增长也带有一种虚胀的成分，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和高投入、高污染的存在等，都是虚胀的具体表现。

中国要想获得长期发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目标

具体在产业选择方面，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四是要适度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汽车产业；五是要适度参与国际化进程，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六是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笔者建议可在全国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他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笔者认为，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要重视国民幸福度的提高。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要变追赶型发展战略为和谐型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就业问题。

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切实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

我国经济发展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重要举措。首先，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十分欠缺。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最重要主体。早在2006年，我国就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优势。如何在未来10年时间里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近年来，中国企业研发投入逐年加大，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自主研发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但与国外同行业优秀企业相比，发展方式相对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仅占%，而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大多数企业中，该比例都在4%左右。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万件，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公司，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缺少核心技术，不仅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在最低端，也形成了产业技术上高达40%的对外依存度。

其次，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而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就只能在低端制造上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句空话。在发展科学技术具体对策方面，一是要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要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要落实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估体系。要加大改革力度，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和科技资源整合、开放与共享。要加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二是要立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要优先解决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要充分发挥科技工作在建设农村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中的积极作用；要重点抓好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技术改造和产品质量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问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另外，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部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

三、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推进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是独特的。其一，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而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制度创新是大量利益主体为利益进行博弈所导致的均衡。制度创新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一般而言，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相对较大；相反，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相对较小。政府一般是社会的强势主体，所以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二，政府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发展离不开人才，这是一个共识。解决人才问题，关键是要为人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好环境。而在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其三，政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关键。其四，政府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其五，政府在意识形态变革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其六，各国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政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市场自身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也功不可没。从各国发展实践看，凡是社会经济有良好发展的，政府在其中都起到了好的作用；凡是政府没有起到好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存在许多问题。其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和关键。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主要是：1.发展中国家制度创新的任务更艰巨；2.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更滞后，市场失灵更严重；3.发展中国家人才问题更严重；4.发展中国家政府变革的任务很艰巨，这也导致政府失灵问题十分突出；5.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滞后；6.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十分突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好关键作用和主导作用，否则，社会经济发展就有可能是扭曲和高成本的，社会经济运行就有可能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轨道上。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责编/张立新）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对策分析2

摘要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在我国困扰众多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在逐渐显现。本文通过对我国陷入陷阱的原因进行分析，相信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能通过采取推动收入分配公平、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产业结构 收入分配

一、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大关，从而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

（2）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表现：这些原因在中国也能找到痕迹。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历程中很容易看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子。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超过1000美元，完成了贫困期的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超过2000美元，2008年突破了3000美元，2010年更是达到了4000美元上限。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8月的最新标准“99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996到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1219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中国已开始进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加速期。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种种迹象也在中国逐渐显现。表现在：第一，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内需不足，从而使经济无法持续发展。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影响其能否顺利跨越的因素很多，但收入分配政策及收入分配状况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成功国家中日韩的收入分配状况较好。如日本仅为，但与其相比，中国为，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第二，城市化发展问题。城市化是指农村经历城镇化后，逐步在基础设施配备完全后，进入城市化的过程。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各地经济资源不同，使得各地的发展也不尽相同。这种状况下，我国城市化水平在各地不一样，有些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为超级大城市，可以与华盛顿等国际都市相比，但有些地区发展严重落后。这种状况会引发社会不稳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在制度上有其特殊性。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我国是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加上抗日战争和内战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是我国资源、产业、人才都很不足。再加上我国的建国后特殊的政策，这些都对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造成影响。

（1）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国初的按劳分配政策，其实是有差别的平均主义，损害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定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破除了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倾向。并在十里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逐渐完善，但在这过程中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由于个人禀赋不同，及权钱交易等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是我国近些年社会不公事件屡有发生，比如“李刚”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等。与其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更是达到国际警戒线上。这都表示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对社会发展的限制。

（2）产业结构转型困难。这与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着同样的道理。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比例关系不尽相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不同。因此，把包括产业的构成、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的结构特征概括为产业结构。由于建国后过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使我国产业结构失衡非常严重。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升级，但我国现仍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这对我国的长期发展很不利。

（3）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的人口由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农村逐步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并不协调，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种矛盾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不平等，而且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还十分落后。

三、如何跨越陷阱的对策

目前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已有很多，各方学者都给予了较高的重视。所谓的“陷阱”，也就是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造成的，只要解决好这些矛盾，并通过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我国就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技术创新较为落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发展方式久久难以转换、公民综合素质偏低、法治建设比较落后、腐败问题严重、政府效率较低、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垄断严重。

第一，重视公平的收入分配，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就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发展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度达到10%，创造了中国速度。这种高速发展，为经济发展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近些年来，投资和出口两架马车的能力不足以使我国经济达到更高的一个阶段。

第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焕发经济增长活力。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是要素（劳动力、资源）和储蓄因素，认为是他们的增长带动经济的发展。但现代索罗-斯旺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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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卫，高桂芳。日本、韩国发展战略转变的经验与启示[J].亚太经济，2009，（03）.

浅析“中等收入陷阱”3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要归因于“制度高墙”现象，即当前的制度已经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收入量，产业配置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引入邓小平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中，让有能力、有贡献、敢担当的人先富起来，使底层收入的人群进入中产阶级，如此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可以预见的。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制度高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许多国家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寥寥无几，由于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改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是指年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

二、中国的现状

2012年的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表明，中国年人均GDP达到5540美元，而美国年人均GDP为49120美元。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收入差距扩大，且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即高收入人群很少，中等收入人群较少，低收入人群占了很大比重，收入量的人群比例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

其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孕育着经济发展的较大风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我国的劳动力和资源密集产业比较优势消失。

最后，与先进国家相比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培训就能上岗工作，劳动者贡献的主要是他们的体力和耐力，而不是技术和创新能力。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下面我们看看日本的跨越经验和巴西的转型教训。

（一）日本迈进高收入国家的经验

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后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都有现实的指导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必然要负起它的责任，当时日本面临着国内经济的大破坏和大萧条。在随后的连续30年里，日本经济恢复迅速，经济平均增长在7%左右，甚至有连续20年经济增长在9%左右，到1980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0440美元。日本经济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们认为其中有二个重要原因：

一是产业实现了大型化，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他们掌握了国际先进技术，也在发展中形成适合自己国情的理论体系，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顺利地迈向集约型；

二是社会实现了成功转型，通过一二三产业的同步发展，实现了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的转移，中产阶级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超过70%，社会负担降低。

（二）巴西经济结构转型的教训

巴西是南美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从50年代到八十年代，巴西的经济增长平均在7%左右，似乎再有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一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通货膨胀严重等经济和社会因素，经济长期徘徊，经济增速缓慢，到2006年巴西人均GDP为4730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巴西长期经济徘徊难以跨入高收入的原因？

一是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后，靠资金推动愿望过于强烈，想靠资金的密集投资，通过大型基础工业的发展来实现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不但没有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使民众就业成了社会问题，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内部矛盾突出。

二是巴西工业化主要依靠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支持，对世界级的领先技术介入较少，国际的先进技术掌握的也不多，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自主创新的机制和体制，长期依赖别国的技术，最终使得巴西经济发展空间减小。

三是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均衡，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民众收入的增加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的增长。财富向富人集中和工业的不平衡造成失业等，使得高收入的消费虽然很高但是人数很少；有消费倾向中收入阶层人数少，水平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低收入人数很多，但是消费能力很低，结果使工业品增长空间受到限制。

四、中国冲破“制度高墙”现象的思路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正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内，要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必然要建立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比例较低，而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国情，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和政府的稳定，另一个就是必须冲破“制度高墙”现象。我国现阶段社会稳定，只要制度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者说破除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必将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发达国家有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中产阶级占到社会总人数的大多数，贫穷的和富有的都占少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橄榄球”型分布，而且富有的人群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然而，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收入量多少比例分是“金字塔”型，低收入人群处于底层。目前中国富裕起来只是相对于30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绝不能“小富即安”。

如何实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法宝，我们分析研究“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最关键的一共有两条，一条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两条理论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邓小平理论”依旧是指导我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宝。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已明确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将在今后的改革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未充分体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个让”就是冲破中国制度高墙现象的总体思路，怎样才能实现呢？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承认中国并不富裕，今后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坚持“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结合”，让有能力、有贡献、敢担当的人先富起来，使底层收入的人群进入中产阶级。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与“加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结合”，协调利益关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必将冲破“制度高墙”。中国的发展必将有一个更高的飞跃，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梦想必将在建立新中国100周年前实现！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4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早在2003年“民工荒”时就已经来临了。但现在仍有人预计要到“十二五”末和“十三五”初才出现“刘易斯拐点”。

撇开单纯的概念之争，看看工资是不是在上涨，劳动争议是不是在增多，制造业成本是不是在提高，产业是不是出现了向国外或中西部转移的趋向？

如果承认是，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作为价格信号，让企业家、投资者，甚至劳动力供给者作出反应。

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事情是，中国如果应对不慎，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人力资源要适应产业升级

要避免陷阱，就要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去中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有人口红利，因此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光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是可行的，这时你非让它转变，其实也仅仅是号召而已。但现在，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了，资本反而相对充裕，就必须要从“投人”转向“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日本“失去的十年”里，原因不是企业得不到资金，而是政府的补贴、投资，是在保护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结果导致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双双下降。

这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我们现在潜在的一个危险是，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机会正在失衡。这不在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关键在于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

当企业遇到困难时，政府来补助它；当企业遭遇打击时，政府一味予以保护和投资。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会有越来越多不健康的成分出现，最终使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提高。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该转变的没有转变，结果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短缺后，最需要的是显著提高人力资本，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美国正在经历无就业复苏，人们预计可能要十年。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往上走，但相当多的劳动力却在向下走，连大学都不上。产业结构升级了，劳动力没有跟上，美国现在还想保留一些适合中国农民工做的工作，并说中国拿走了他们的就业岗位，这是不公平的。

这也提醒了我们。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现在每年大概有10%。这改善了收入分配，但也释放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很多农民家庭觉得孩子上学不如赶紧去找工作。除此之外，还有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这对未来人力资本构成了一个不可预知的、不太健康的预期。从大的环境来看，中国正面临下一代人力资源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危险。

需建立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风险，就是如何让劳动力市场制度替代单纯的劳动力供求机制，成为工资形成的合理方式。

让我们看看日韩的例子。日本在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拐点”，10年后消费率就停止下降，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时点，可以说它的“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斯转折点”相交了，收入分配改善了。而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拐点”，10年后其消费率还在下降，到了接近20年，才改变了收入分配继续恶化的状况。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是日本一开始就有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叫“春斗”，由西装革履的政府官员、工会代表和企业家代表三方，拿出数据来，讨论，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工资涨幅，结果工人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步增长。

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时任总统朴正熙还在压制工会，不能顺应工人涨工资的诉求，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直到他去世以后，韩国才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状况才得到改善。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到达之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起作用。

回到中国，“十二五”期间，可以说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如何应对工资诉求问题，成为了未来能不能社会安定、能不能改善收入分配、能不能创造庞大的消费群体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本刊记者孙荣飞、李光敏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