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字]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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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论文2900字范文：《浅谈戊戌变法的影响》【第一篇】
摘要：本文通过《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对戊戌变法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最新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推荐【第二篇】
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熟人社会即乡土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个社会所体现的特性，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特点。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特性。所以要谈社会的特点，就必须先了解人。
世界上民族众多，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包括风俗，宗教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的性格特点。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他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位于南欧，两侧分别是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形高低起伏，加上地中海气候，是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当雅利安人迁移到希腊时。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后来就建立起“半权力社会”。多数则选择了航海贸易的行当，形成了“城邦社会”。航海就意味着不断的变化移动，不可能长期和固定的人交往，同时也得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航海和贸易也不可能完全依附某一样东西，所以他们之间表现出更多的竞争。不断的移动和竞争最终带来了一种崇尚自由的品性。在《圣经》中，时常可以看到先知们带着自己的部落迁移，同时也由于自由和反抗压迫等不断地进行战争。
希腊是“城邦社会”他们的城邦是由不断从外面迁移来的人组成的，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对城邦事务进行管理时，就必须协商，最后妥协，这就形成了名著的传统。不仅城邦内部如此，各城邦之间由于力量相当，不能形成专断，所以也表现出一种协商和妥协。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由于地处岛国，土地稀少，且多火山地震，生态环境恶劣，所以日本人对土地有着特别的渴望，同时也有很深的危机感，这也就造就了二战时日本的“大陆计划”，企图征服中国，征服世界。在一部日本影片中，日本即将沉入海底，而多数国家对此置之不理，对日本移民也不断排斥。这些都体现了日本民族沉重的危机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给人以心胸狭隘之感，喜欢剖腹自杀的也只有日本比较常见。日本也是世界上压力的民族之一。
所以一个国家所处区域的环境和天气等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有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同时是季风气候，适宜发展农业，这使中国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东部有漫长的大海，南部大多是高大的山地和丘陵，北有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部则更有世界第一的青藏高原，在加上后来修的万里长城，中国几乎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而中国人也体现出更多的保守性。当然这只是大环境，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是对土地的依赖，也就是处在农业社会中。农业对土地，气候，水利有着特别的要求，一旦选择一块地后，人们便不愿意迁徙。由于人口的增加等带来的粮食的增加，也很少有人另外去开垦土地，而是通过精耕细作来增加产量。而精耕细作的技术也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安土重迁，重传统，不愿对外开放。
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不同。在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化的时候，不同的文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社会制度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在氏族社会靠的是“武力”，在向国家转化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选择了”权力“为主导的分配，形成了高度集权和_封建社会，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则选择了“财力“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的社会。除了性格和制度上的不同，在文化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表现。以哲学为例，西方的哲学是思辨的，中国的思辨和保守二者兼有，而印度的哲学则是思辨性性最弱。
乡土社会即熟人社会，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型社会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没有给人安排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由个人自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安排了一个框架，每个人把不同的人往这个框架上放。每个人都有父子，母子关系，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对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是通过对一类社会关系制定了规则来实现的。儿子必须顺从父亲，但是不会说某个人必须顺从自己的父亲。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规范着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了远近亲疏。春秋战国时的”礼“要求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分出远近亲疏，即区别对待。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宝钗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宝钗亲，可见远近亲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无诉。在古代，进衙门先打三十大板，刑讯逼供更是常事，善恶全凭那个高高在上的县老爷的眼睛。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要受到_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是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别院的居住，平时也很少往来，像贾宝玉那样的则叫封建社会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亲，否则就是越礼。在农村中则表现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远都是婆婆大娘之类的人物，男的有空时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国社会中同性关系亲密，异性生疏，在西方社会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长老制“。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从以前那些浸猪笼的事例来看，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则表现为那些特别有的人，比如说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人物，他们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固然不能再叫乡土中国，但中国的乡土性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依旧还是熟人社会。
_力量。以前曾听说过一个案例。一个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回家后钱借给了同村的人，因为是熟人没有打借条。后来那人赖账不还，并且还不承认借过钱，女青年没办法只好挂上一块牌子在街上哭闹，希望大家为她主持公道。这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特性，寻求道德和_帮助。却很少想到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有很多人借钱不打借条，认为熟人这样做显得生疏，足以可见维权意识的淡薄。
重远近亲疏。人在社会中必然有远近亲疏，但如果不分场合的运用就是一种错误。在社会中走后门，找亲戚的风气很严重。许多人刚上大学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提拔自己的亲戚，通过别人拉近关系，以获得某个职位，这样的例子数见不鲜，贪污_因此而多了不少。“有关系“是对大多数人的一种不合理中的排斥和挤压，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和现代社会的公正平等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映现要么就是冷漠要么就是热情过头了。对于一个不认识的人中国认识冷漠的，或许是因为保守的天性，或许是心怀戒备，总是保持着远离和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对于熟人，中国人很热情慷慨。爱饭桌上可以为你夹无数次菜，饭后争着埋单，可以无偿的做很多事
自私自利。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老先生提到的“臭鞋大阵“，就是自私自利的体现。在每家的门前，除了一堆鞋外，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物，整个公共过道几乎被完全占用，家里面却干净的一尘不染。当然这种状况随着公共意识的提高和物业公司的进驻有所好转，但在公共场所吐痰，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等依然随处可见。可见公共意识的淡薄。
现在在农村进城务工是一种潮流。农民工可谓是地道的乡土人。农村人不常使用自己的名字，刚进城时他们每次使用自己的名字时总是别别扭扭的。在农村名字只有上学等才会使用，而且都是别人在使用，平时使用的都是外号或者小名等，在刚进入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时，他们是很不习惯的。农民工打几年工挣够钱后，通常都是回家去修房子，然后娶妻生子，做点小买卖，平平凡凡的过完一生。除了现在在城市立足很难外，他们的那种安土重迁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现在的农村了解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法律的观念依旧没有转变过来。法律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把要不会来的钱要回来，得到应有赔偿的工具。这相对于权利义务观念还有还有很远的距离，不仅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力，还要知道自己有那些权利和义务和有积极维权和履行义务的态度。美国的一位90岁的老太太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走了几千里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美国国会，被称为“90老太的长征“。她的行为不一定可取，但是她身上所有的这种意识确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美国联邦_称赞她说，”美国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就是靠像她这样的千万万人推动的。“所以对于真正的法治，不是单靠普法就能实现的，还有最重要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改革的大潮下，各种观念纷纷入主中国，中国再也没有几十年前那样全国统一的观念。熟人社会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逐步解体，陌生人社会逐步完善。
熟人社会在中国了这么久，它也并非一无是处。熟人社会重道德。我们都知道，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制约机制，法律只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更注重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_谴责。在熟人社会，道德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做事讲究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乡邻之间的_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在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的作用明显降低，穷凶极恶的犯罪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乡土社会很有利于良好人性的培养。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对法律的盲点有很好的描补作用。
现在在城市里大多数人是各过各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少，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活越来越少，这也造成了人情的冷漠。随之而来的焦虑症，忧郁症等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面对熟人社会时，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新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汇总【第三篇】
你们好！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一建党节，我很荣幸站在这里与各位优秀的党员汇聚一团，庆祝中国共 产党97周岁的生日。
首先，我谨代表向各位劳动在各条战线上的共 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同时也向今天受到表彰的各个单位和优秀个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回忆峥嵘岁月，中国共 产党已走过了97年的光辉历程，在这97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经受住了来自外来世界的考验，维护了祖国的和平和主权。在这97年的人事变动中，我们坚持着最初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这是坎坷的92年，这也是辉煌的97年！
随着十九大的召开和“中国梦”的提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中又增加了两盏明亮的指引航灯。我们的计划要有大局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的工作要更加细化，让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各处的成就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更快实现“中国梦”，并使之更加牢固。
在这里，我回顾这一年来我们的工作，感觉既欣慰又惭愧。
首先，一年来，党委带领着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xx”重要思想和党的“大”精神，在“中国梦”蓝图的指引下，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全镇各族人民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和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一批有觉悟、有潜质的年轻党员，为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强了我党的生命力和生机。
其次，市党委在抓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绝没有放松基层组织的建设。
我们不仅坚持以党建目标管理为龙头，带领着农牧民全面奔小康，而且以村级党支部“五好建设”为基础，狠抓落实，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双带”作用和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我党的战斗力和实践能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再次，市党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团结和带领全镇各族人民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抗震捐款、实施“两基”工程，扶贫帮困，使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各族人民的民族团结意识显著增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不过，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要实现“中国梦”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我们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任务和重要的责任。为此，我特别点出这样几个建议，希望能与诸位共勉：
第一，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理论的学习和理解，全面了解十九大思想和精髓，发挥榜样的作用。
作为党员一定要自律自戒，做人民群众的表率，一定要以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学在前面，用在前面。
第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同务实肯干的作风相结合。
远大的目标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才能实现，因此，我在此希望同志们能够保持住现有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对自己做出更高的要求，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不遗余力。
第三，做好群众工作，执政为民。
无论想问题办事情，都心系群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指导个人行为的标准。同时，我们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意见，彼此促进，为建设更好的城市而努力！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近代史纲要论文2100字范文：《浅论戊戌时期不缠足运动的局限》【第四篇】
论文关键词戊戌时期 不缠足运动 局限
论文摘要不缠足运动是戊戌变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维新派在不缠足运动中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从风俗改革入手变革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明智之举。然而维新派无论在理论宣传上还是不缠足运动中都存在明显的缺陷。无论是从其范围还是从区域，无论是从层次还是从实际功效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缠足的风俗是中国独特的现象，然而由于这种畸形的性心理和病态审美观而形成的封建陋俗使广大女性依附于男性。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下，女性受封建伦理和纲常名教的压制和束缚，没有丝毫权益可言。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思潮兴起，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民主、自由之思想，第一次掀起不缠足运动，目的是争取解放被奴役的广大女性。由于近代特殊的国情和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不缠足运动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众所周知，不缠足运动并没有铲除缠足的陋俗，这固然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有很大关系，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维新派本身的特点有关，然而维新派在不缠足运动中的局限也不可忽视。
从范围来看，不缠足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不缠足会。而在那些没有成立不缠足会的地方，不缠足运动没有得到开展。即使成立了不缠足会的地方也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戊戌时期各地共成立不缠足团体仅二十几个，影响并未波及全国。而且，不缠足运动多在城市的上层社会展开，只有部分地区深入乡村民众之中。女校也是维新派进行不缠足运动的一大阵地。女校规定女校学生必须是天足，如果已经缠足则必须放缠。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各地兴起的女学堂受到顽固派以及其他方面的抵制。1900年，大多数女学堂被迫终止。因而从范围上来说不缠足运动并没有在全国展开，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即使在某个地区也是极不协调的，本身就没有展开就消亡了。
从区域来看，戊戌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广东至江苏的东南沿海地区；二、从上海到四川的长江流域数省。”这一时期的不缠足运动最早在广东四川兴起，然后在湖南、上海、福建、江苏、澳门、陕西等地开始传播。然而在长江流域其他各省如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并未发生较有影响的不缠足运动。长江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不缠足运动并未开展。因而北方地区的不缠足运动可以说雷声大雨点小，而南方也只不多造势很大其实犹如北方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
从层次来看，维新派的宣传活动主要在士大夫阶层展开。维新人士把报纸作为舆论宣传阵地，在《时务报》、《湘报》、《女学报》等报刊上，大力倡导妇女禁缠放足。康有为从男女平等入手，痛斥缠足的弊端。严复、谭嗣同把缠足与民族危亡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梁启超、唐才常从兴女学方面论述，把禁缠放足视为提高女子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他们的宣传使士大夫、知识分子觉醒，而对于广大下层群众，并没有进行详细的理论讲解。各地不缠足会一般采取歌谣的形式进行宣传。在戊戌维新期间《，劝女学歌》、《不缠足歌》在民间流传。然而下层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广大女性并未认识到缠足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具体表现。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婚姻自主只是维新派和知识界人士的主张与共识。多数女性尽管深受缠足的残害，却仍甘愿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她们男尊女卑、以夫为天的封建意识仍然很浓厚。
从实际功效来看，戊戌时期的不缠足运动并未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封建陋俗。1898年8月13日，康有为向光绪帝上《请禁妇女裹足折》，不缠足运动达到了顶峰。他详列缠足的残忍与痛苦，认为这是非人道的，并以此为中国的耻辱；“方今万国交通，政俗互较，稍有失败，辄生讥轻，非复一统，闭关之时矣。吾中国蓬荜门户，蓝缕相望，加复鸦片熏缠，乞丐接道外人拍影讥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奏“请禁妇女裹足，以全肌肤。”维新派的积极主张和行动使光绪帝采纳了这一主张，并于同日发出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然而光绪帝的上谕发出没多久，维新变法即告失败。这一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也宣告终结，可见影响极为有限。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才慢慢的铲除，直到新中国成立，缠足的现象才被彻底消除。
维新派对封建陋俗发起的挑战，只是零星火花，尚未成燎原之势。根本没有铲除缠足这一陋习，更不用说得到男女平等了，从深受封建伦理束缚的旧女性到新型的以“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的新知识女性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需要女性自身的觉悟，而戊戌时期不缠足运动的失败，使这一妇女解放的微弱火苗也随之熄灭。没有思想的行动是外在的、强加的，女性自身内在的解放意识滞后于不缠足运动，她们依然追求着缠足给她们带来的“幸福”，妇女解放这一艰巨任务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
参考文献
[1]李济琛。戊戌百年祭[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2]康有为。请禁妇女缠足折[A].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M].上海：上海 社会 科学 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