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字]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范例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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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第一篇】

古人有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唐太宗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中国近现代史连接过去和现在，起着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其下一站就是社会，要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才能以清醒的态度、严谨的唯物史观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学习中国近代史，所学何用?当然要祭奠那些无辜丧命于外敌枪炮下的万千同胞，要追忆三元里人民的拼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要缅怀“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然而，最重要的意义是从这段苦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励精图治，振奋自强，做好今天的事，写好中国的未来史。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发端，意义不寻常。如果说此前的中国仍沉湎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境之中，那么此后的中国则被列强的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不可能有与世隔绝的安宁，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除被迫一战，别无选择。此后，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绵延不绝。

18世纪，工业革命过后的英国在与闭关锁国的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向中国销售鸦片。林则徐禁烟之后，英国政府以此为由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其性质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但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最大的后果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使中国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解体。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思想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也从此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发展重工业。但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同事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挽救清王朝发动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其重点在军事、外交、机器制造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某些文教事业，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本质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且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官僚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有限，难成大器。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政治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于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于是他们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转换观念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上来。于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发动了“戊戌变法”。但是最终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最终没能成功实行，但是其积极意义仍然很重大。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

习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变法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戊戌变法使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广大爱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清朝的统治者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同志。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了国民党，并领导广大爱国志士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后试图复辟，但这场闹剧曹操收场，袁世凯也病死。但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19**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联合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但是后来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了分歧。于是国共内战爆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中国共 产 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妄图在中国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于19**年6月，发动了旨在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全面内战。经过3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共 产 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等，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全国领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我们一定要牢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承担起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学习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易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读史明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一定要将中国近代史牢记于胸，并时刻不忘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第二篇】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三、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历史贡献以及借鉴意义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3]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75-527.

[4]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M]//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59-626.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第三篇】

摘要：本文通过《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对戊戌变法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第四篇】

摘要：《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得九江成为了通商口岸，随后1867年传教士创办了埠阆小学，大批的教会学校涌入九江。九江教会学校虽然是一种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外国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冲击，但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新的教育理念，对九江的教育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教会学校；教育；九江

随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蜂拥而入，足迹所至，遍布全国，尤以通商口岸为最。九江作为江西省的北大门，在沦为列强的通商口岸时，帝国主义在这里强占租界，控制海关。洋商和传教士大量涌入使九江成为殖民侵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据点。由此建立了一大批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九江本土教育，对九江地区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九江教会学校产生的原因

九江教会学校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产物，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订立，外国教会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也有天主教自身向外传教的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外国传道士通过各国列强与中国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在九江进行传道，并寓宗教于科学开始建立一系列的教会学校。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通过签署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近代九江历史开始剧变的年代。外国列强根据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天津条约》增辟长江沿岸的汉口、九江、南京和镇江为通商口岸，其中第十三条的明确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欲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①。天主教，***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入了中国各地，传教士九江作为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被传教士所侵占。传教士们在这里传播***义，但在传教过程中发现他们西方宗教信仰与传统儒家文化存在严重的冲突，为了更好的传播教义，也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国传教士，他们开始在九江兴办教会学校。于是手捧《圣经》的传教士们，由教堂转向课堂，并将这一政策视为拯救中国人“灵魂”、传播基督“福音”之捷径。

（二）内部原因

***会天主教会自身有对外扩张的需求，他们需要更多的教徒更多的人来信奉他们的上帝。中国众多人口和漫长的不信奉***的历史是他们想去中国传教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为什么去中国，原因之一是在哪辽阔的土地上，每个月都有一百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状态中死亡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中国生活着三亿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能想象或者不信仰上帝吗。”②面对如此大的不信教的人口，传教士们都想去中国传教，去吸引更多的信教徒，这是***天主教自身向外扩张的属性所决定的。

二、九江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九江教会学校在就将成为通商口岸后开始出现，主要是小学水平的教会学校居多。“从1865年开始，作为法国侵入内地的主要工具的天主教，在九江以及赣北、鄂东各地，先后设立了天主堂、仁善堂、医院、济世中学、济世小学等十余个教会团体和学校。继天主教之后而来的是***。从1867年起美国***的美以美会，内地会，卫理公会先后侵入九江，建立了以此为中心的赣北、鄂东教区管辖甘南堂、化善堂妇女传道部、同文中学、同文小学、儒励中学、儒励小学、医院、护士学校等20多个教会团体和学校”。③九江的的教会学校，由于传教士，教会团体的增多逐渐增加，地区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大，对九江的教育影响也越来越大。

1867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赫尔利、陶理在湓甫路创办九江近代第一家教会学校“埠阆小学。”“1873年美以美会办理九江‘半日女校’，1882年美以美会办理九江‘传道女校’，1908美以美会年办理三翘小学即翘志小学、翘材小学、翘秀小学。1910年美以美会办理翘德小学”。④一系列的教会学校的出现说明教会学校随着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的发展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1867年美国基督会创办的埠阆小学最初的有十几名的学生他们大多是九江教会的信徒子弟。学习的课程有圣经、天文、地理、论语、算数等。随着学生的增加逐渐改变了以前在教堂直接教学的方式，买了一栋民家大院，开始按年级授课，教育逐渐走向正规。1873年九江半日女校开办时，最初只有两名学生，经过十年的发展人数增加到50名学生。学生为初小四年，高小3年。课程到民国前达到十五课之多，但大多还是学习西方文化以及圣经。学生的学费免收，衣食也由校方提供，每人每月还有约半银元的零用钱。为了防止学生中途退学，学生需要和校方定公约，若学生中途退学，学生需要赔偿校方所给的费用。1882年创办的九江传道女校，是专门招收未婚女子和寡妇入校学习《圣经》，学习三个月后出去传教。以后，学校发展为专门为各牧区培养女传道人员的专门学校。”⑤从最初的综合类的小学，到半工半读的女子学校，再到最后的专门类职业学校，教会学校的一系列的变化，表示着它在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

三、九江教会学校的教育状况及其模式

教会学校虽然混杂了宗教的内容而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资本主义教育的面貌，但它的基本模式，包括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生源状况、教师状况都值得我们研究分析。

（一）教会学校的培养目标

教会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教徒，使学生成为传教士的主要助手，使更多的人信奉上帝。一位主持教会学校的传教士曾这样谈论教会学校的目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成为某***的宣传工具，从这里将培养出具有教徒般的热情和信心的青年，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传播耶稣福音”。⑥教会学校从来就不是慈善事业，它的目标从来就是为了扩展教会势力，从而培植出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但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仅仅为培养传教助手的教会学校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教会学校最终也不得部改變最初的目的，更加注重专门教育职业教育，使得学生更好的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二）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

早期为了培养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它的教学内容就必须以宗教课为主，但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只有宗教课的教会学校改变了它们单一的的教学内容，后期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除开设基本的宗教课程外，教会学校为了适应中国的需要还开设了经学课程和一些西文西艺等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程。“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算数、国文、道学、地理、历史、生物、天文、体操、音乐、英语等”。⑦教会学校丰富的教学内容吸引了更多学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对外国的西文西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

教会学校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方法，注重知识的接受规律。学校根据学生的程度和不同情况，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教学时讲究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循序浙进，逐步提高。“教会学校遵循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原则，反对注入式，主张启发式教育。教育虽然要以教科书为蓝本，但还提倡以实物示予学生，引起和启发学生的兴趣”。⑧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自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反对之前的灌输式教育塾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模仿作习的学习方法。

（四）教会学校的生源状况

教会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来自于贫苦家庭或者是教徒的子弟。“19世纪中叶，教会办的学校绝大部分是小学性质的走读学校和义学，规模很小，有的只有两、三个学生，多来自贫苦人家，有的还是收容的孤儿以致小乞丐”。⑨教会学校的生源单一，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贫寒子弟，即使是这样教会学校的生源还是十分紧张，基本上还是招不到学生。

（五）教会学校的教师状况

教会学校的教师大多数都是传教士兼任的，大部分没有专门的教师。“教会学校的教师则由传教士或者他们的妻子担任”⑩教师的兼任状况使教会学校的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以传教士为教师的学校更加注重培养传道助手。

四、对九江教会学校的评价

九江的教会学校是在特定历史下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九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侵略的手段在一定程度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文化渗透，以配合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攻势在意识形态上奴役中国人民以达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面对九江教会学校的复杂性，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它。即要承认其侵略性也不能否认其进步意义。

（一）消极作用

这是因为“帝国资本主义要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必然要利用富有欺骗性质的传教士作为他们的爪牙；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但需要利用宗教统治本国人民，而且需要把这种统治方式向外延伸，绝不是传教士发什么“善心”所能改变的”。?教会学校基本立于中国体系之外，它作为一种文化侵略手段旨在同化我们的思想，从思想上奴化人民，从而达到他长期统治的作用。

（二）积极作用

九江教会学校在历史上虽然是作为一种文化侵略的手段出现，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教会学校在进一步加快了九江教育近代化，弥补了九江公立学校的良莠不齐，发展缓慢等问题。解决了一部份贫苦人民的子女的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同时教会学校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推动了中国的教育革新，对中国的近代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加快了九江近代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速度。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让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西方文明。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汇编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2]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3]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

[4]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4.

[5]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6]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注释：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汇编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97.

②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25.

③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19.

④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4.

⑤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4.

⑥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32.

⑦田正平.教會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09.

⑧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0.

⑨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7.

⑩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7.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39.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第五篇】

[摘要]西藏本民族的服饰特色得以保留主要原因是取材自然，源于生活，符合藏族劳动人民的生产劳作方式，简要对藏族聚集地区的服饰进行描述。

[关键词]西藏;服饰;特征

服饰是承载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及审美内涵。藏族服饰，从头到脚一应俱全，主要有动物皮、氆氇制作的僧俗帽类，藏袍、袍裙、长布衫、皮毛坎肩、围裙，衬衣，僧装，帮典还有传统藏靴。藏族不论男女极喜爱穿金戴银，佩饰就地取材，常用红珊瑚、绿松石、玛瑙、翡翠蜜蜡镶嵌点缀，给人厚重古朴的质感。衣领、袖口、饰物图案花纹丰富特征明显，辨识度极高。

近代前期藏族服饰样式变化不大，基本沿袭甘丹颇章时期的传统。根据藏族主要的分布地区，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区域。

一、卫藏服饰

城镇居民服饰，平民男子以长袖装为主，襟大、袖长，用料为氆氇。内穿棉布衬衫，脚穿牛皮底的藏靴，靴面用借植或平绒。夏天戴毡制礼帽，冬天戴橙植或狐皮帽。平民女子夏装为斜玛、稽毽质的无袖长袍，内穿粗布衫，冬装穿里子为羔皮或夹棉的藏袍，外套棉布罩，腰束帮典。戴次仁金果帽，靴子用氆氇制成。

牧区服饰，主要指阿里高寒地区。男子以长袖皮袍为主，襟、袖和底边镶上黑色平绒、灯芯绒和毛呢，女子藏袍以着皮袍为主，在板皮外边镶上五彩的帮典料，然后用紅、蓝、绿等颜色作花纹，在襟、袖口和底边镶上黑色羊绒、灯芯绒或毛呢，增加服饰的色彩感和立体感。黑氆氇的藏袍，肩披绸缎为面料水獭皮镶边的披肩，藏语称“甲不力”。

二、康区服饰

康区包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西藏的昌都，青海的玉树地区。史上称康巴为“人域”，人杰地灵，风景秀美。一年之内的民族节日盛会很多，藏历年、金马节、迎秋节，每逢节日，康巴汉子、姑娘着盛装欢庆。

农区藏袍大襟、宽腰、长袖、无扣。注重色彩的艳丽明快。男子藏袍以挂金丝缎或毛呢等为面料，下摆、襟、袖等处镶宽大的水獭、豹、虎等珍贵兽皮，白色衬衫外，穿锦缎袄褂夏装与冬装基本相同，只是冬天里子加羔皮，夏天为单层，脚穿钩鼻厚底藏靴，显得粗犷刹悍。康区女子服饰有较大的差异，玉树、昌都、甘孜等地的女子藏袍制作极为考究，多用织锦缎、毛料为面子，边镶一尺余宽的黑白相配的水獭皮，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对比感。稻城等地女子盛装，以五颜六色的花错植制成的百褶连衣裙，左右胸襟处镶以红、黄、绿、藏青、金丝绒三角形，双袖肘处镶红布，袖边镶绿布，背部镶绣吉祥图案“公热”，裙边镶红色，色彩鲜丽，装饰性极强。

牧区由于多在高寒地带，男女均以厚重的皮板老羊皮、羔羊皮为袍，上饰线条宽大的五色布、呢料条纹或其他宗教图纹。气候稍温暖的地方夏季以轻、薄的面料里加羔皮，或穿错植袍。早期穿光板老羊皮裤子，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脚穿厚底藏靴，腰际横插长刀或铁棍（以防狗），火镰、后腰吊小刀。女子不佩长刀，在前腰佩吊小刀、针线盒、奶钩、银链等，服饰基本形状与玉树农区相似。

康区的丹巴县太平桥的上宅垄、下宅垄和半扇门一带，至今留着清代遗留下来的古老服饰，每逢重大节庆日，妇女们都会穿上先人留下来的盛装歌舞。可能是古老的清代服装珍品在社会上流行的唯一一处地域。

三、安多服饰

农区妇女多选锦缎为袍面，白羊羔皮作里皮，纯黑、紫青、墨绿、碧蓝、咖啡等色为上乘。袍边、袖口常用橙、黄、绿、蓝、靛五色氆氇镶成一寸宽的花边，犹如彩虹叠绕，色彩明快艳丽。戴白毡高尖帽，帽尖高约一尺，沿圆缀以黑色布边。还有一种棉边帽，俗称“四片瓦”，是用细棉制作的圆顶小帽，镶满了金银丝织锦花条。靴子由氆氇制成，靴头、靴帮都用不同色线装饰，在色线中又夹杂着十字纹作为装饰，不同的色块区划分单元，图案十分耐看。

西藏的服饰之所以与内地的服饰有很大差异，最根本的原因是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和基本政治结构不同，我们还需要联系藏民族的文化和其基本精神的影响。藏族人民的服饰一开始便与大自然有密切联系，制服材料取之于自然，用青稞染色，皮毛，羊皮袍，藏地昼夜温差大，牧区风大寒冷，服饰整体厚重。避免了服饰与宗教一体化的僵局，同时一味地突出自然属性，使其服饰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上。

参考文献：

嘉雍群培.藏族文化艺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07.

[作者简介]

苏丽英，山西省原平市人，目前就读于西藏大学。

[作者单位]

西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