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类新闻作品范例汇聚 深度报道新闻的精编作品【汇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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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策划与编导论文【第一篇】
[深度报道]为什么去香港上大学(组图)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去香港上大学(组图)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香港大学
香港夜景
人民网・天津视窗7月21日讯：香港的大学，突然间成了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内地“尖子生”们的一个热门新 选择。一时间，警告内地一流大学正在降为二流的疾呼有之，对此“威胁”表示不屑的有之，但是，在争论到底香港的还是内地的大学算是一流时，有多少人真正了 解香港的大学是怎么办的，从办学理念到教学方式究竟与内地已经司空见惯了的高教体制有何不同？
香港高校冲击波
内地学生选择香港的大学，意味着选择了与内地大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香港高校的“报考热”，迫使内地同行重新思考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
7月15日下午，北京市重点中学四中(其毕业生每年高考到重点大学的占95%，其中上清华、北大的比例一直稳定在40%左右)的理科生杜鸥家，一家人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先把15000元港币的定金汇到香港大学，这样还可以有整个暑假的时间做出选择。
7月14日，今年高考674分的杜鸥，收到香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她没有获得该校奖学金。“薄薄的几张纸订在一起，就像一份账单，第一年3万，第二年8万……”杜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知书上写明，7月15日是递交回执和定金的最后一天，逾期视作放弃。
几天前，杜鸥收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录取通知书。另外，她还参加了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均被录取，但也都没有获得奖学金。
去清华，还是去港大？全家举棋不定。毕竟，如果选择港大，就要承担每年约10万元港币的花费。
最后，杜鸥的父母决定汇款，预留下香港大学的名额，然后再多方打听、综合考虑到底该去哪所大学。他们有一个夏天的时间做出选择。但如果最后决定去清华，那15000元港币的定金就打了水漂。
最高录取比例48∶1
与其他参加香港大学自主招生的考生不同，杜鸥提前参加了香港大学的“校长推荐考试”。这是为综合能力强的 学生提前设立的面试，面试时间很长，考官询问得也很细。在北京有60多名学生参加了这个考试。根据面试情况，香港大学给这些学生的高考成绩分别加上10 分、20分或30分，以保证他们更容易获得录取资格。杜鸥在这次提前面试中，得到了30分加分。然而即使如此，她还是没有获得奖学金。竞争之激烈，由此可 见一斑。
杜鸥在查询香港大学的报名申请名单时发现，北京四中至少有100多名同学报了名，占该校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的1/5。
据统计，今年8所香港高校在内地计划招生约1300人，而全国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录取比例大约为23∶1。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内地学生及学术事务主任朱力径此前向媒体披露，今年香港科技大学在内地共收到了6300份报名申请，按计划今年港科大在内地招生人数为160人，录取比例近40∶1，甚至高出北大、清华在一些地方的录取比例。
香港理工大学的录取比例更为惊人。有媒体报道，香港理工大学今年报考人数为9600多人，是去年的3倍多。该校计划录取200人，录取比例高达48∶1，是8所港校中最高的。
“生源实在太好了！”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该校原定今年招收170名内地学生，但现在决定把招生名额的上限提高到220名。
经教育部批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今年被列入内地本科一批录取名单，即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以像选 内地院校一样选报这两所院校的志愿，如被这两所高校录取，不能再被其他院校录取。而另外6所港校――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 学、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继续采取考生自行选报、高校自主录取的办法。
高额奖学金、全英文授课、国际化程度高以及就业前景好，是港校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以奖学金为例，张信刚 说，香港城市大学给出的全额奖学金是4年44万港币，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香港城市大学每年学费6万港币，宿舍费万港币，加上杂费，饭费等，一年9 万港币足够了。即使学生一年探家两趟，也会有节余。
起步于8年前：由冷到热
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始于。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港校到内地招生最早得益 于香港一个慈善团体“赛马会”的支持。19，赛马会给香港高校提供了一笔资金，作为招收内地学生的奖学金。从此，港校拿着这笔钱开始在内地招生了。 当时的做法是，港校委托内地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浙大、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代招”学生，这些高校把一些已经考入该校的学生推荐给香 港高校。那时，港校在内地招生的总数也就几十名。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人士告诉本刊，“代招”的做法从年一直延续到。起，教育部允许港校在内地自主招生，但仅限于北京、上海、广东等6省市；增加到10个省市；又扩大到17个省市；增加到20个。
据吴清辉介绍，香港每年招收大学本科生约14500人。港府教育统筹司规定，1998年香港高校招收的非本地生总额不超过学生总数的4%。这一规定在有所放松，达到8%。今年又进一步放宽，达10%。未来几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25%。
“在非本地名额中，只有少数是海外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内地学生。”吴清辉说。
内地的学生和家长起初对港校是比较冷漠的。“刚开始，内地对港校知之甚少。”张信刚说，那时候内地的很多领导常常望文生义，以为香港城市大学是专门培养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人才的。“有领导甚至希望我们帮助通通下水道。”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港校的宣传攻势也不断扩大，港校在内地的声望水涨船高。
陈虎(化名)是北京四中今年应届文科毕业生。他告诉本刊，今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港 校都在北京四中做了宣讲，有的还不止一次。港校请回从四中毕业并已在香港就读的学生现身说法，推介港校。据他了解，有的港校还给已经保送清华、北大的学生 开了会，承诺如去港校就将给高额奖学金。
“前几年还没人知道，”陈虎对本刊说，“没想到，这两年港校在内地招生一下子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
两种大学体制的竞争
香港中文大学目前已招到4省的高考状元；广东省14名总分同为900分(指标准分)的状元中，7名报考了港校……7月，香港8所高校到内地大规模录取“尖子生”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以致于有媒体把港校在内地招生称为“掐尖”。
对此，本刊记者所采访到的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等纷 纷表态，要理性看待这件事。“北大、清华永远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们不会赶上北大、清华的。”潘宗光更说：“今年香港在内地只招1300多名学生。我 相信，内地的好学生肯定不止这些。”而内地的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则指出：“前些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就曾有人惊呼人才流失。而现在，国家 的很多重要岗位，却都是那些有留学背景的人。”
张信刚这样解释香港城市大学为什么参加内地高考统招：“我们之所以选择参加高考联招，而没有选择自主招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高考联招目前是最公平的方法，托人情等一些干扰力量不能发挥作用。”
但是，校长们也看到了依靠高考分数的弊端，吴清辉说：“依靠高考分数固然简单，但我们不相信，因一分之差，学生会有多大差别。所以在面试中，我们主要看学生的应对能力如何，反应是否快。”
当本刊记者向张信刚提到，有内地高校教师提出，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应全部纳入统招计划。因为一些港校在 内地学校录取后招生，造成一些内地高校录取的考生不报到，“北大去年因此浪费了10余个名额”。张信刚回答说：在西方，一个学生收到几份录取通知，从中选 择一个学校，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自己的女儿当年就收到了哈佛和斯坦福两所高校的录取通知，最后她放弃了斯坦福。
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对此的说法是：这是国际通例。考生之间要竞争，大学之间也要竞争。
所以，看起来，北京大学因香港高校招生浪费了十余个招生名额，是一个不同招生规则造成的技术问题，但其后面，是两种教育体制的不同。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杨 东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考生和家长看中港校的往往是奖学金高、就业前景好等现实因素，其实，作为大学之间的竞争，内容要丰富得多。“与其说是 名校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两种大学制度的竞争。”杨 东平说，选择香港的大学，意味着选择了与内地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校园文化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
谈到大学教育，一位香港名校的校长这样自信地说：“我们的学生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
作为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体制中发展起来的香港高校，虽然受到了内地考生、家长乃至有关学者的热 捧，但它们具体情况，实际上大多数内地人并不了解。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学校，奉行怎样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制？学生在那里会受到怎样的教育和训练，又会向哪些 方向发展，有怎样的前途？
特别是，已经有人指出，今年是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教育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教育市场的全面开放，已是不远的事。了解香港的大学是怎样运作的，就显得更有意义。
香港三名校：港大、中大与科大
目前在香港，一共有8所大学(university)，另外还有许多学院(college)。这8所大学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岭南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和教育学院。其中前三所，实力最强。
香港大学正式成立于19，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也是香港8所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它与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仅有的2所综合型大学，包括了建筑学院、文学院、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等10所学院。在20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最佳200所大学中排名第39位。
而香港中文大学，是由四所书院组成的。除资源分配、招生政策等由本部中央管理，各书院行政独立，享有书院 文化发展的自由。这四所书院都有其各自的背景。像新亚书院，就是由一批著名学者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创立的，成为当代中国，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学科的一 个学术重镇。崇基学院由于是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的，因此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与前两所大学不同，香港科技大学的历史非常之短。它创立于1988年，于1991年10月才正式开学。但 是，在短短十几年里，它已在《泰晤士报》的全球最佳200所大学排名中，位列第42名。从办学模式上讲，科大模仿了美国公立大学，其75%的教师在北美 62所一流研究型学府中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香港，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老牌的香港大学是英式教育的代表，中文大学，则饱受中国文化的浸泡，而后起之秀科技大学，是典型的美式教育。然而，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的卢乃桂教授认为，应该说它们现在都是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是混合的、港式的教育模式。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这样向本刊记者表达他的办学理念：重视人文精神和科技成果的相互配合，提倡学术自由、表达自由、信息流通自由。“我当校长快11年了，我的治校理念很简单，就是让学校更像一间大学”。
而中文大学的副校长郑振耀用更简洁的话总结他们的办学理念：“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
政府出资，教授治校
香港的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大学。每所大学都是通过有关的香港法令组建的。该法令总体上规定了大学的权利和责任、特权和构造，而这些规定的修改权只属于香港立法会。
大学办学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入。根据香港大学官方网站资料显示，～有 64%的办学资金来自于政府支持，%为学费，还有%是社会的捐助。香港中文大学官方网站的资料也显示，～来自于政府支 持的经费占到了总数的%。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教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政 府设有一个专门的大学拨款委员会，通过不定期的研究评估，分配政府的教育拨款。政府的财政拨款，一般用于学校日常运作；而社会捐助部分则一般用于具体的某 项事务，例如设立某项奖学金，建立某个研究所，修建某项设施等。
虽然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性质，但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管理。郑振耀介绍，依据香港法令规定，大学的最高决策机 构是校董事会。校董会主席由香港特首任命，董事会成员也需由主席提名，并经特首批准通过。这些成员中，有超过一半是校外的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例如， 立法会议员、工商教育界知名人士等。来自校内的董事，则由校长、各学院院长以及一些著名教授组成。目前香港所有高校都会把校董事会成员控制在30名以内， 并且每名校董都有其固定任期。
学校中最重要的决策均要通过校董事会。例如聘请校长，就是由校董会成员组成一个专门的小组，在全世界内进行公开招聘。
但学校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学术、教学上的工作，都是由教务委员会来处理。教务委员会全部是由教授和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占多数。只要是在教务方面的决策，校董会都会尊重教务会的有关决定。因此，郑振耀把其称作：教授治校。
丁学良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介绍了科大教师的聘用过程。每当有空缺职位时，该系会成立 专门的录用委员会，并在多家英文和中文的专业期刊公布招聘信息。委员会由资深和资浅的教员搭配构成，经过几轮筛选和无记名投票后，选出候选人，有关的结果 和系主任的意见经由学院复议，最后报学校批准方可聘用。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刘继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香港高校新教师的聘用，均是采用合约制，一般是3年一签。
除了教师招聘制度，香港教师的评审制度也非常严格。郑振耀把教师的评审、晋升指标归纳为4点。首先，是教 师的学术成就；第二，是他的教学水平；第三，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这其中包括参与不同的社会机构，例如政府的一些咨询会议、专业团体的工作，而这些都是非牟 利性的；第四，就是对学校、书院、学院所做的贡献。而有关的评审也是由教员组成的学术评审委员会完成的。
身在香港，同时也身处全球
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系的大一学生金韬，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一项自费的 暑期交流活动。“快要考试了，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屋里复习《流体力学》，不过抽空儿也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这次暑期交流的机会是她从学校寄给每一个学生 的电子邮件中获知的。而学校一般都是通过电邮的方式把各类实习、交流机会的信息传递给学生。学生只需填写有关的申请表，就可以参加这样的交流活动。
在香港高校，这种国际交流是非常习见的。据郑振耀介绍，中文大学每年有2400多个各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国 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中大每年招入的新生共2900多人)。中文大学已与180多所著名的海内外学府开展学生交换计划(时间不少于一学期，正式参与对 方学校的课程，并且达成学分互认)，其中就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等世界顶级大学。
港大、科大的情况与中大的情况基本相似。据资料显示，3所学校每年的学生交换计划均不少于400个名额。 香港理工大学潘宗光告诉本刊：“我们每年有500个交换生名额。交换的学校一半在内地，一半在海外。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前，每人都有一次 离开本土的机会。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半。”
世界各地的学生也在涌进香港校园。用科大人文社科部读研究生孙元嘉的说法，“你随时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各种不同肤色的人，连老师的构成也是多元的”。
在港大2004～20的官方资料中，在1万多名在校生里，有超过1000名的非本地学生，来自世界上3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段海燕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四的学生，大三时曾去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半年的交换生。在中大期间，她选修了高阶德语课。令其深感佩服的是，老师是个德国人，德语和英语的水平自不待言，就连广东话和普通话都转换自如。
在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读二年级的张怡也非常感叹：“就连我的1门选修课――《中国历史》的老师，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
据郑振耀介绍，中大的教师都是从全世界公开招聘的，95%的教师拥有国外名校学历。郑认为，每一名从国际 名校归来的老师，都会有他的国际联系网络，从而也就使得学校能够跟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这样，我们的课程、教学、管理等都会有着很好 的国际性的背景。”
国际交流，不单单体现在人从国外来。所有曾在香港高校求过学的人，对于学校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快捷都深有感 触。香港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隋玉杰副教授告诉本刊，香港高校的图书资料系统非常全面，尤其是国际领域的最新成果，可以随时检 索到。“有些需要付费才能看到全文的文章，只要你提出申请，学校都会马上帮你转过来，在这方面学校都有相应的补贴。”
刘继同教授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记得一本名叫《社会政策》的英国学术期刊，在中大图书馆中，甚至可以查到从20世纪初创刊以来的每一期。
香港高校与国际接轨的，不仅是英语授课。在课程、教学方式等方面，都采用了国际主流的方式。
与内地的学分制不同，香港的学分机制相当灵活。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学到更为广博的知识，并且加强自学的能力。郑振耀把这种教育方式称为通识教育。 具体来讲，如果是按照3年制(目前香港高校本科仍然采用3年制，因此内地学生去香港念书还要读1年的预科)来算，中大学生要修满99个学分，其中基础课和 必修课最多不超过70多学分，剩下的学分都用于其他的选修课程。而且，即使是必修课，其大部分也可以由学生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上哪些课以及在哪个学期上。 郑振耀说：“这样，学生不会把全部的学分放在主修方面。而选修课涵盖了全校的几百门课程，这其中包括了文化传承、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等很多方面。”
对于这种自主选择权，就读于香港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的本科生周的感觉是“很松快”。由于头两年只有5门必修课，于是周选择了很多金融、投资方面的课程。
这样做，对于学校教师，也是一种压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曾赴香港中文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评价说，由于学生的这种选择自主性，不能够吸引学生的课程，就无法开设下去。
除了学分机制外，香港高校的课程设置也相当灵活。曾赴香港大学交换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韩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一般性的讲授课外， 香港高校的课堂还会安排专门的讨论课。这种讨论课常由助教主持，采用小班模式，一般只有约1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在每堂课结束时，助教会布置下一堂的主 题，列出要看的'书目。在下一堂课，通过观察学生之间的小组讨论和提问学生，来判断每名学生是否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如果没看过那些书，你就根本没法参与到 那些讨论中。”韩颖说。
香港高校的课程数量虽然不多，但韩颖介绍，由于学校十分注重考核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因此每名学生的工作量非常之大。港大期末考试的成绩通常只占总成绩的40%左右，而其他考核项目包括出勤、平时作业、期中考试等等。
“这里的理科生更是辛苦，压力大、作业多，每天熬到夜里两三点是很正常的。”韩颖说。
张怡的学习也非常紧张，几乎每周都会有考试。“记得有一门实验课，最后的总成绩就是由10次考试的分数加总得出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他们的前程很让校方欣慰。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在该校就读的内地本科生毕业后，约25%的留校读研，20%拿到奖学金去国外 继续深造，30%多留在香港工作，14%选择了回内地工作。而在香港科技大学，该校20毕业生中，92%毕业生在8月份以前就拿到了offer(入 学或工作的批准书)。而选择就业的学生，平均月收入为11554港币。
用郑振耀的话来评价：“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某方面的专才，而是通才，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成为领头人。我相信，他们具有在香港、内地、乃至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能力。”
“Hall文化”
在香港高校读书，社团活动是其校园教育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它的“Hall文化”。这里的Hall就是指学生居住的宿舍楼，学生会 以它为单位组成社团。“也许你不属于系的社团(类似于内地高校的系学生会)，也许你不属于院的社团(类似于内地高校的院学生会)，但从你一进校开始，就一 定属于某个Hall的社团。”(香港高校中，只有Hall社团无需报名，当你入住时，自动成为它的一员)张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Hall中的事务都是由学生自主解决的，每个楼层都会有楼长、副楼长，负责学生生活的管理。“譬如规定晚上12点开楼会，如果你不来，楼长会点名批评，还会找你谈话。如果几次不参加Hall里的活动，就会渐渐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甚至被赶出Hall。”韩颖说。
每栋Hall都有不同的风格，学生在参与、组织Hall活动的过程中，锻炼出很强的领导能力，也培养了的团队感。“我们那个Hall的社团名叫 冰川舍，据说是因为楼里的空调特别猛。”张怡说。冰川舍平均每2周就会举行一次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各种运动比赛，有时是楼内各层间的竞争，有时 是与其他社团的比赛。张怡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每到期末考试之前，冰川舍都会组织一个“烧猪大会”，祈祷大家在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烧猪会”结束，同学们共同分享众多的美食。
韩颖住的伟伦楼中，有一个传统节日“伟伦节”。即每个楼层包装一个“楼花”，最后参加评选，看谁获胜。同学们拍摄专辑并录制成CD和录像带、送 海报和小礼品、派传单……“有好几轮攻势，真的和包装一个明星差不多。”韩颖的楼友当时是参与的主力之一，每天上午8点多就起床出门了，而第二天早晨五六 点才会回来。“那次我们楼层最后获胜了，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非常感人。”韩颖说。
对于香港高校丰富的社团活动，郑振耀认为这在学生的个人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香港高校里，学生需要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筹备 很多事情。”在中大有200多个学生社团，而这些社团的管理都完全是由学生自主进行的。他们的参选、竞选、拉票，乃至筹备活动都是由自己来解决。学校提供 给学生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引导和启发学生自由的成长。他认为，这也是学校全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来自上海的王净先后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曾做过系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对港校社团活动感触颇多：“社团活动的经费是由学生会拨款，而学生会的钱是由港府提供的专项资金，学校是不能随便砍掉的。”
但韩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样的“Hall文化”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些学生宁愿每天赶很远的路在校外住，也不愿住在Hall。“因为真的很花时间！说实话，有些内地学生并不太能够接受这些。”
平等的对话空间
“我觉得港大这里的确开放、自由，有次见到数百教职工在图书馆前搭台抗议，痛斥学校没有诚信、不守诺言，而从港大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已经司空 见惯了。”韩颖在港大交换期间，深深感受到了香港高校内这种平等的对话空间。“那时，大家对Hall旁的食堂服务不满意，于是学生自己组织群体签名，要求 学校做出改善，而最后食堂果然改制了。”她说。
港大学生周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间餐厅合约期满，都会由餐厅附近Hall的同学投票，来决定其去留。
在香港高校，各个Hall常常会有夜话和糖水会，为了想要更深入的接触学生，了解学生对校政的意见，校长每学期都会到各个Hall参加这种气氛融洽的夜话活动。学生既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向校方领导表达意见，也可以从长者那里了解到学术和生活的经验和体会。
由于香港高校预计在到，将本科阶段由三年转为四年制，加上学校正常的规模扩张，很多学校正面临着在校生要大幅增加的压力。为了缓解这方面的压力，中大校方提出将部分学生宿舍由两人间改为三人间。
由于涉及学生切身利益，校方先是公布计划，然后就这一提案在校园中进行广泛的意见征询，所有学生都收到了学校相关的电子邮件。同时，学校还在每个书院都设立示范单元，让学生去参观，实地感受三人间带来的变化。
但是，在意见征询中，学生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改制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同时，有人提出，部分宿舍的改制，增加的床位有限，成本还很高。最后，学校宿舍管理处认可了学生们的观点，就取消了这一计划，并随即再次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学生。
“这样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民主政治的养成，有助于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人才和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杨 东平如此评价。
深度报道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论文【第二篇】
深度报道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论文
提要本文以深度报道记者的QQ群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深度报道记者交流形式的发端、功能、作用机理。作者认为，深度报道记者QQ群不仅仅是深度报道记者之间保持沟通和协作的工具，而且直接影响了深度报道的生产方式，重塑了深度报道记者在产业链中的身份，并且有可能成为构建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共同体的第一步。
关键词深度报道记者 QQ群 虚拟社区 职业共同体 新闻生产方式 媒体协作
一、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概况
本文所探讨的深度报道记者QQ群，特指由深度报道记者为主创建、群成员绝大多数以从事深度报道、调查报道、舆论监督报道、异地监督报道为主的记者的QQ群。由于中国深度报道记者数量有限，因此，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数量并不多。事实上，对于深度报道记者们来说，他们经常参与的QQ群往往和人数多少、是否活跃并非密切相关，甚至于连这个QQ群的名字中是否包括“记者”二字都不重要。目前，深度报道记者比较集中的QQ群如“小刀”、“蓝衣”、“东八区”，字面上都看不出与媒体工作者相关，但却是深度报道记者最常使用、有效性也非常高的QQ群。
一般而言，记者QQ群创建者的身份、目的十分复杂，由此建立的QQ群也十分多元。比较常见的种类有：
1.由具有正式身份的记者创建的QQ群，如“深度报道记者群”、“小刀”、“蓝衣”、“东八区”等。
2.由非正式的记者或者非记者创建的QQ群，如“律师媒体俱乐部”是由一名律师创建，像鲁宁平、葛树春等民间职业爆料人也建有自己的QQ群。
3.由公关、广告等广义的“媒体人”创建的QQ群，其对广告、公关的诉求目的性更为明确。尽管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广告群数量巨大。
与后两种QQ群不同，深度报道记者QQ群建立的初衷，都是帮助职业记者交流信息、完成采访。这样的QQ群往往是几位平常联系比较密切的记者发起组建，并在各自的交往圈中介绍、吸收新的成员，往往成员之间相互比较了解、信任，共同语言较多，尽管创立之初以完成工作为目标，但是随着交流增加，完成工作的功利性逐渐降低，情感交流等其他功能的重要性逐步提高。
综合考察上述三种QQ群，不同的QQ群，人们加入的方式和路径存在差别，而其难度也完全不同。
一般而言，要加入一个以深度报道记者为主的QQ群门槛相对比较高、难度比较大。除非是由已有的成员邀请或介绍加入，一个新进者的加入往往需要经过相对比较严格的验证过程。首先，申请加入者必须告诉群管理员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供职单位，管理员会借助百度或者谷歌等搜索工具进行搜索。如果搜索结果和申请者的描述不符，或者申请者发表的报道的数量和性质与群的定位不符，管理员会拒绝其加入。其次，管理员会在群内询问其他群成员是否认识或者了解这位新加入者，如果得到的结果是否定的，申请者即使已经被批准加入，也会被立即清理出群。最后，群成员往往被要求修改“群名片”，以真实的供职单位和姓名示人，这样，即使有人利用管理员的一时疏忽进入群，也会很快被发现。
二、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发端
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出现，既是深度报道这一特殊新闻报道类型的需要，又是中国新闻生产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客观上，深度报道记者需要借助各种手段缩短自己和报道领域、消息来源之间的距离。
如果按照报道内容和日常工作方式来对记者这一职业进行分类，通常情况下，可以把他们分成条线记者和综合记者。中国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绝大多数都是综合记者，其中的涵义包括：
1.由于报道性质和报道领域的限制，在物理空间上，他们的报道范围经常是陌生的；
2.在人际关系上，他们报道的对象往往不在自己日常交往的范围内；
3.在知识领域，他们的报道内容往往是他们不常接触的。
比如，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全国性新闻周报中，综合记者占多数，即使有个别记者有自己的专属条线，也是长期自发形成而非制度性的。
同样的情况即使在美国也同样存在。赫伯特・甘斯对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的研究也表明，全国性的新闻工作者――我怀疑也包括地方性的新闻记者――只是在一个相对小而狭窄的消息来源集合体中腾挪辗转。而在这个集合体中，那些与他们保持经常性接触的人占大多数。①
如果说进入网络时代，通过搜索工具和借助外脑，深度报道记者能够快速弥补知识和背景的缺陷，那么，对于消息来源，他们就必须借助更加多样的手段来发掘。
其次，中国特殊的新闻生产环境决定了深度报道记者之间有交换信息乃至建立自己虚拟社区的需要和可能。
这里所说的中国特殊的新闻生产环境也包括几层涵义：一是中国幅员辽阔，不仅地理环境，而且在风土人情习俗和历史沿革上有巨大的差异；二是中国的新闻管理制度和信息公开现状，决定了记者获取特定信息的难度；三是本地记者在报道本地负面新闻或舆论监督类新闻时往往受到各种限制；四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际关系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上述原因，对于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来说，他们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远离自己熟悉的地域，进行异地采访报道；必须设法突破异地既有的信息封锁；必须克服社会关系的局限，拉近和消息来源的距离；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弥补知识背景上的差距。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掌握消息来源和采访资源的本地条线记者或深度报道记者来说，由于报道本地负面新闻受到限制，他们有输出手中资源的主观意愿，而这种意愿的强烈程度取决于新闻本身在其个人价值判断中的结果和位置。这种价值判断可能基于个人的新闻职业理想和职业伦理，也可能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比如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与记者个人利益直接相关。
对于双方来说，他们所缺少的是联系彼此的纽带，深度报道记者需要及时找到本地同行，而本地记者则需要找到对自己掌握的资源感兴趣的外地深度报道记者。
第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建立一种既能迅速发现彼此、又能在一定范围内保密的社交关系成为可能。
如前所述，外地深度报道记者与本地同行记者之间的联系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十分频繁。例如广西南丹矿难发生后，广西媒体都不敢掀开黑幕，于是《广西日报》有人想到了当时供职于《羊*晚报》的赵世龙，打电话把有关消息告诉了他。第二天，他就飞到南宁，采访了参与前期暗访的多家媒体的记者，并在第三天发表了《大水淹了南丹七个矿》，率先报道了南丹矿难。②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种彼此联系更多是依靠长期互动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具有点对点的特征。进入异地采访的记者，要么是在当地早有朋友，要么是通过其他朋友的介绍去结识新的朋友，具有相当的封闭性。相对而言，这种联系方式对于掌握信息一端的人来说更加主动和便利。而对于深度报道记者来说，一旦在自己现实世界的朋友圈中无法得到反馈，整个联系纽带就会中断。
在互联网出现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网络论坛（BBS）一度成为记者之间彼此交流的方式，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西祠胡同中的“记者的家”讨论版。由于其成员多数是全国各地的记者，因此这里成为同行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但是类似的讨论版不可避免地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由于同行之间存在竞争，记者们往往不愿意在讨论版中发出求助信息，唯恐引起其他同行的关注；二是由于讨论版具有开放性，参与其中的成员的真实身份很难掌握，人们担心在其中讨论新闻报道的信息会引起被报道对象或新闻管理部门的关注，使新闻报道夭折。而那些为记者提供信息或其他帮助的人，也担心在这一过程中暴露身份，引发报复。这使得BBS更多地充当新闻业务研讨的阵地，而非新闻信息交流的场所。
正是新闻信息供需双方对于沟通有效性和保密性的双重需要，才直接导致了调查记者QQ群的诞生。
三、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功能
深度报道记者的QQ群的功能很广泛，包括投诉报料、通报信息、发布招聘信息、开展业务互助、娱乐消遣、生活帮助等等。具体到新闻生产上，深度报道记者的QQ群在提供新闻线索、寻找采访对象、远程核实事实、实现组团采访、共同应对外部压力上都经常性地发挥作用。在这中间，对于新闻线索、信息来源的交流是建立QQ群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正如美国学者德尔默・邓恩所言：“记者唯一重要的手段，就是他的新闻来源，以及他如何利用这些新闻来源。”③
通过近两年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例，有助于我们更直观地了解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功能。
案例1：现任中共云南省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从担任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开始，就以“云南。伍皓”的网名加入了包括“深度报道记者群”在内的多个深度报道记者QQ群，但直到他转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才真正引起QQ群中成员的关注。作为一名善于使用互联网工具的宣传官员，伍皓是**群中的活跃者，和群成员保持着密集的互动，包括介绍云南、交流信息，甚至为前往云南采访的各地记者提供各种便利，这也使得拥有官员身份的伍皓得以长期保留在QQ群中。
案例2：1月19日，多个深度报道记者QQ群中传出消息，新华社《t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在广西阳朔采访时，被荔浦县公安局强行带走，在出示了相关证件之后，荔浦警方仍坚持现场手写“拘传证”，将周范才从阳朔带到荔浦。接到这个消息，QQ群成员迅速行动，一部分人设法和周范才所在单位及同事联系，核实信息；一部分记者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搜集荔浦警方相关人员的信息。在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并得到荔浦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法之后，众多媒体记者开始频繁地给包括荔浦县委书记在内的相关负责人打电话，了解案情、敦请维护记者权益，共同给当地警方施加压力。20日凌晨1时，周范才恢复自由并被送回阳朔。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在20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通缉事件中也出现过。
可见，在广泛的意义上，深度报道记者QQ群具有精神鼓励、技术交流、资源共享、遇险互助、行业自律等功能。互联网社会学研究者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和他的同事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者基于共同的兴趣和价值加入网络或线上团体，既然人都有多种兴趣，在线上的成员身份亦复如是。随着时间流逝，许多原本是工具性而且专属化的网络，最后会提供个人实质上和情感上的支持。④由于记者群体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这个群体与公权力、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和互动是频繁的。在这一过程中，深度报道记者QQ群在凝聚群体、整合力量、维系稳定上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个可以对此加以解释的工具是“群体内聚力”。群体内聚力是指群体对其成员、群体内成员彼此之间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说这个群体是具有内聚力的群体。影响群体内聚力的强弱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作任务的目标结构、群体的领导方式、群体内部的奖励方式、群体内的人际关系、外界影响、群体成员的个性特征以及群体规模等，具有强内聚力的群体特征为：领导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成员参与共同活动；成员之间经常沟通；经常给予群体内其他成员以肯定评价；成员满意度高；成员的士气高昂。⑤
在拥有深度报道记者QQ群之前，深度报道记者之间尽管有沟通、交流以及共同活动，但往往只能局限于小范围中，并且以具体新闻报道为主要话题，其沟通的经常性、话题的多样性、共同活动的规模性都十分有限。深度报道记者之间竞争的关系大于合作，由于交流不畅，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往往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影响了群体的整体评价。在拥有了深度报道记者QQ群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尽管目前还缺少关于中国深度报道记者相互选择的实证研究，但非常直观的是，自从有了深度报道记者QQ群，以往在线下以及BBS论坛上频次很低的相互联络和沟通变得频繁多了，而彼此沟通的内容也大大丰富，远远超出了信息求助和帮助的范畴。
四、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意义
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出现，首先使得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共同体的出现具有了某种可能。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在西方，社会职业共同体只有两种：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医生职业共同体，有的还加上教师。其主要认同的标准是，这两个群体受过难度很高的比较一致的职业训练，拥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有着独特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伦理观。而记者以及其他普通知识分子，首先在职业训练的难度上既不算高，也不一致。⑥
有的传媒人也认为：在媒体分类上，恐怕我们有全世界媒体行业最为复杂的分类标准。这种相当复杂的层级划分和分类，背后是复杂的权力格局，承担的是不同的传播功能，体现的是不同的利益机制，形成的是四分五裂的媒体从业人员结构，生产的是五花八门的媒体产品。在此基础上，很难想象会有基本行业共识的产生，会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更难想象会产生对共同公共命题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⑦
但正如《南方周末》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傅剑锋所分析的，在深度报道记者这个群体中，从理论上说，存在构成共同体所需要的条件：
1.有难度很高的较为一致的训练或从业经历。他们所受到的限制，以及生存与安全的压力，远大于西方调查记者，他们不是简单地依靠勇气和激情，还有成熟的、高度智能化的技艺。
2.有共同的外部压力与威胁，这种外部压力也促使深度报道记者需要有一个共同体成为他们的庇护所。他们是记者中最需要有共同体作为家园的群体，以抵抗精神上的不安。
3.有初步的共同利益、伦理标准和价值标准。⑧
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出现实际上是验证了学者展江的一个判断：“如果说媒体的强项是大众传播――向大众海量输送信息和理念，那么媒体作为共同体的。第一步，恐怕是在媒体界开展有效的组织或群体传播――培养、扩散共享价值观和在特定的事件中发出维权之声。”⑨
深度报道记者的QQ群毫无疑问已经迈出了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共同体的“第一步”，事实上，由于QQ群的存在，使得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共同体不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
其次，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出现，直接改变了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方式，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合作”的出现。
作为一个社会学术语，“合作”是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成功的合作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一致的目标、统一的认识和规范、相互信赖的合作气氛、具有合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定物质基础。在诸条件中，必要的物质条件（包括设备、通讯和交通器材工具等）是合作能顺利进行的前提，空间上的最佳配合距离，时间上的准时、有序，都是物质条件的组成部分。⑩
在有QQ群之前，深度报道记者之间的合作往往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信息的需求者无法及时发现信息的提供者；深度报道记者由于缺少经常、有效的沟通而彼此陌生，缺少必要的信任感；由于信息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缺少共同的旨趣和约束，双方很难有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
但在有了作为一种群体内沟通形式的QQ群之后，上述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进步是，由于加入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成员往往既要通过身份验证，又要经受同行口碑检验，其身份的真实性得到了很大的保证，其行为规范面临更为明确的约束，这对于提高合作的效率是一项重要保证。
一旦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发挥合作的力量就成为常常面临采访困境的深度报道记者的必然选择。《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说：“一个好记者有几方面要求：第一是人际资源，第二是技术资源，第三是思想资源。这三个方面，或许是超越的基础。”QQ群的出现，无疑是对记者人际资源、思想资源的一次拓展。
第三，正因为“合作”的出现，QQ群使得参与其中的深度报道记者的身份常常发生很大变化。
通常情况下，按照性质不同，合作可以分为同质合作与非同质合作，前者是指合作者无差别地从事同一活动；后者是指为了达到同一目标，合作者有所分工，如按工艺流程分别完成不同工序的生产。
由于媒体对一个选题往往只派一名记者、同行之间又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因此同质合作并不适合于深度报道。非同质合作占据合作的主流，这时候，深度报道记者不再是单纯的采访者，在特定的新闻事件采访中，他们会重新进行分工，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这种情况，在重大新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在云南盈江地震报道中，几个深度报道记者QQ群中曾经出现了成员的广泛参与和自发分工：一部分人负责收集各媒体赶往地震现场的记者名单和联系方式，以方便同行在一线互相联络、互相帮助；一部分人负责收集和通报救援队、医疗队等社会各界赶赴现场的资料和信息，以帮助在一线的同行扩大信息收集面，并在必要的时候寻求帮助；还有一部分人则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发布记者赶往一线的信息，以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为前往一线的同行提供精神鼓励。
参与这一过程的人虽然本身都是深度报道记者，但是由于各自职责的不同，在自身职业精神的驱动下，自发地进行了分工。那些未被自己供职的媒体派往地震现场的记者，主观上有意愿在此类报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些被派往现场的记者，又受到信息沟通不畅的制约，客观上需要信息的补充和协调。这种分工和协调本应由各媒体来承担，但事实上，由于受到体制、机制和利益的制约，媒体自身缺位了，QQ群及时填补了这项空白。
如果将QQ群视作媒体协作的一种形式，那么必须要说，这种形式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互联网诞生之前，这种协作更多是以现实社会中个人点对点联系的方式存在。在互联网之后，又经历了从BBS到QQ群演变的过程。影响这一切的决定性因素都是技术变革。事实上，即使是**群自身也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在“群共享”这个功能出现之前，成员在QQ群中更多的是即时询问某个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但是“群共享”出现之后，群中的主要成员往往会将自己的采访资源交给大家随时共享，这使得群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互助变得更加经常和有效。这恰恰是技术变革影响新闻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值得重视的是，微博的出现将给新闻生产方式带来新的变化。
无论是BBS、QQ群还是微博，对于新闻生产来说，其缺点和优点都一样鲜明。在BBS上，记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比较少、保密性比较差、效率比较低下；QQ群信息庞杂、议事混乱，虽有一定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受到多种不可控的因素影响；微博则会牵扯使用者过多的精力，对于工作繁忙、任务繁重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记者也同样面临着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描述的状况：我们像魔术师的学徒一样，在信息洪流中被冲得晕头转向。……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
在现有的条件下，记者必须善于综合运用包括线下、BBS、QQ群、微博在内的多种协作方式，才能适应形势的迅猛变化。
注释：
①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②赵世龙：《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第61~62页，中国方正出版社版
③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第179页，华夏出版社年版
④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4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⑤⑩《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第224、9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⑥傅剑锋：《对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愿景》，《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2010年版
⑦石扉客：《反暴力是构建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2010年版
⑧傅剑锋：《对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愿景》，《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2010年版
⑨展江：《新闻职业共同体呼之欲出》，《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2010年版
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第251页，南方日报出版社版
张志安：《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新闻记者》20第3期。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版
大学生使用信用卡利弊的深度报道【第三篇】
近几年，学生信用卡在各大高校迅速窜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使用这种先消费后还款的透支服务。各家银行都推出了相关的学生信用卡业务，慷慨地提供给大学生额度不小的透支额度。其中，建设银行提供的最高额度为3000元，工商银行的额度为500元，其他银行的透支额度大多控制在元以内。同时，信用卡办卡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在哈尔滨地区的黑龙江大学，从起，开始提供自愿办理工商银行的信用卡，信用额度为500元。而哈尔滨工业大学，提供由金城国际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和广东发展银行发行的“大学生信用卡”，为本科生设定的授信额度为1000元，研究生为3000元，研究生以上为5000元，有效期为在校期间。
根据对50名学生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显示，52%的大学生月消费水平在500~700元，13%在500元以下，；主要经济来源为父母的占到86%，其余有的来自奖学金，有的来自勤工俭学或者贷款。
“办理信用卡主要目的”一项中，分别有一半的大学生选择“付款方便”和“学习理财”，而选择“超前消费”的占了14%，还有一些大学生选择了积累信用值、应急、受身边学生影响等。
调查还显示，有69%的大学生对信用卡的使用细则和欠还款的滞纳金收取规则不了解；有49%的大学生没怎么使用过信用卡，36%的是大学生每月使用1至3次；29%的人选择透支消费，8%选择分期付款购买商品，3%选择透支取现；担心自己可能过度透支而无法按时还款的`比例占到39%，而已经有8%的大学生曾缴纳过滞纳金；对“超前消费”持赞成态度的人占到了77%；75%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使用信用卡利大于弊，其他人则认为弊大于利。
从信用卡的有利方面来说，信用卡有助于较早培养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就信用制度而言，很少有大学生知道这是一种发展机遇。当信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信用额度会随之增加。不仅如此，当学生的信用高，以后在进行贷款等方面会方便很多。
有很多大学生为学费和生活费四处兼职，以致影响学业。信用卡的普及，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情况，还可以提高大学生对信任关系在
第一文库网现代社会生活中意义的认识。因此，接受、使用信用卡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信贷问题。借贷本身并不是信用问题，借贷的还款才是信用问题。对于出国留学的学生而言，信用卡的另一好处是支付方便。大学生中，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的学生群体中，有许多想出国求学的学生，而大部分出国考试，如托福，GRE等，都可以通过信用卡网上付费。以报考GRE为例，如果该学生用招行开通了网上支付功能的一卡通付款后，当考试中心ETS要退款时，会从美国寄出美元支票，该支票的地址不是用中文而是用拼音拼写，这就使得考生收到这笔款项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如果该考生采用的是招行一卡通支付功能的信用卡付款后，考试中心在退款时会将金额直接打回信用卡，从而免去不少麻烦。此外，目前招行和建行的学生信用卡都是双币卡，对于出国旅游或者想要留学的学生而言免去了到国外再办一卡的麻烦。
信用卡省钱，是许多招行信用卡推销员着重强调的特点。这一点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也是很大的。每月一次免息取现的政策，虽说每次省下的金额有限，但几年积下来也是很可观的。不仅如此，汇钱到异地信用卡是不收任何手续费的，所以对于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来说，这个政策很受欢迎。
但是，从上面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持有信用卡的大学生对于自己办理的信用卡的相关明细并不清楚。这就导致费用的增收。像工行的信用卡，只要每年划卡五次，就可以免去年费，否则，就得承担100元年费。
过度消费，容易成“卡奴”。信用卡对于缺乏自制力和尚未体会到社会残酷的大学生而言，是个盲目消费的泥沼。如透支过度，难以还款，一不小心成了“卡奴”，对于透支后未能及时还款的后果认识不清等等。
而且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经济来源主要来自父母，当他们过度消费，就会给父母产生负担。
权衡信用卡的利与弊，大学生使用信用卡应该更加普及。信用卡可以使大学生增强责任感，学会理财等。大学生在办理信用卡是应有选择地理性。面对营销人员的鼓动和游说，我们要学会理性办卡，选择与自己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方式和行为相适应的金融结构办卡。一般要选择网点多、还款方便、信用度高，又具有网上支付、转账功能，费用低的银行办卡。
不仅如此，大学生要合理透支按时还款。要了解和学习信用卡的基本知识，加强信用观念。充分利用信用卡给大学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信用卡的合理透支是能尽量享受最长的免息期和不同的优惠商户和优惠活动；按时还款，不但能减免利息，还能形成良好信用记录。信用卡主要是用于消费，要尽量少取现。 大学生还应加强信用卡的防盗意识。有的大学生往往将信用卡的密码设置的过于简单或用生日日期作为密码设置，这一点要引起注意，并且丢失后要及时办理挂失；消费后要及时确认，在这点上YOUNG卡做得很好，可用手机短信的形式确认，学生在消费后会立刻收到招行的确认短信，网上支付时也需要通过手机输入验证码才可以顺利付款。这样能有效地防止失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与国外的日益接轨，信用卡为大学生带来了许多便利之处，了解和使用信用卡，是新时代大学生的必修课。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其放任自流，糊涂消费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要学会理性消费、合理理财，上好大学生活的理财的第一课。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今天，理性对待信用卡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深度报道类新闻作品范文汇总【第四篇】
按照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要求，结合纳税人满意度调查工作的开展，找准找实党建工作与纳税服务的“切入点”“结合点”，有效破解“两张皮”问题，积极创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税务机关，切实推动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纳税人满意度持续提升，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强化组织领导
xx党支部以培树党建特色品牌为抓手，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强思想之基、固忠诚之本，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重点工作在党支部会上“议一议”，将“加强办税服务厅疫情防控工作”、“如何落实好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非接触式办税中的难点赌点”、“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纳税人满意度调查”等专题工作在党支部会议上进行安排部署，大家畅所欲言、统一研讨、集中议定，同时成立纳税人满意度调查领导小组，一把手亲自部署和督导纳税人满意度提升工作，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有力促进党建工作与纳税服务深度融合。
（二）坚持党建、服务“一盘棋”
办税服务厅作为纳税服务的前沿阵地，始终牢记党建是“第一责任”，同时以第二党小组为学习阵地，在政治学习中融入税收业务知识，把业务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坚持“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服务”，确保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税法宣传，向纳税人讲解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与税收政策，解答纳税人疑难问题，及时纠正纳税人存在的错误认识和对税法的片面理解，帮助纳税人提高依法纳税的自觉性，使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融为一体，相互促进。
（三）坚持党员引领精诚服务
办税服务厅坚持党建引领，把牢行动方向，将各项便民惠民举措作为提升纳税人满意度的重要抓手，主动问需，着力破解纳税人办税繁琐、多头跑、重复检查等难题。通过开展党员警示教育、主题党日、谈心谈话、应知应会测试测试等多种形式，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充分发挥办税厅党员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求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勇挑重担，让党建引领纳服，让党员带头示范，为纳税人解决实际问题，替群众排忧解难赢好评，切实履行“为国聚财、为民收税”职责使命。
（四）强化办税厅建设，提升服务质效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和股室业务骨干驻厅辅导制度，分局主要领导和党员干部每月到办税服务厅至少全面蹲点和办税体验一次，详细了解纳税人涉税诉求和办税服务厅各项基础工作制度的落实情况，走访并听取典型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改善服务态度，加强办税服务厅团队建设，落实礼仪规范、文明用语等要求，统一行为规范，提升办税服务厅人员形象，实现纳税服务言行类零投诉。全面提升办税服务厅人员素质，围绕最新政策、纳税服务规范和涉税系统操作，采取晨夕会、辅导培训、老帮带、轮岗轮训等多种形式强化岗位技能培训，提升窗口人员政策熟练程度和系统实操水平，确保上岗人员会办、快办、高质量办各项涉税业务。
xx党支部以党的建设为引领，聚焦主题主业主线，按照“四力”工作要求，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积极扶助企业复工复产，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严格规范税收执法，加快办税缴费便利化改革步伐，纳税人满意度稳步提升。一是加大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小规模纳税人复工复业增值税优惠政策、阶段性减免社保费、享受减免税（费）简便等政策宣传力度，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积极运用大数据助力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纳税人获得感增强。二是有力破除涉税办理痛点，聚焦发票领用、税务注销等复杂业务，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推行发票网上申领，推进清税证明免办、即办和“承诺制”容缺办理，办税更快捷。三是网上办税体验有所改善。不断完善网上办税功能，强化对纳税人的辅导教学，提高纳税人端办税系统管理、监控、服务水平，纳税人体验感明显提升。四是税收执法行为持续规范，减少各类办税证明，实现税费业务办理规范化、标准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内部风险防控，增强权利运行透明度，降低税务干部寻租空间，纳税人办税受制、受阻情形明显减少，税收执法水平不断提高。
（一）加强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必须把突破旧的思维模式作为出发点，推动思想观念积极转变
一要以党建为核心、群众需求为先，中心工作为重，找准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在服务中、发展中、改革中抓党建，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核心与基础作用。二要完整理解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转变政绩观，转变考核方式、完善评价标准、加大奖惩力度，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加强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必须把转变工作机制作为着力点，从制度层面加快融合进度
一要资源整合。切实发挥党组织的作用，统筹整合党建和业务工作资源，围绕业务抓党建，确保党建工作有联系实际的抓手和依托，抓好党建促业务，确保业务工作得到坚强的政治、思想保障，力争使党建、业务由“两根筷子”变为“一根麻花”。二要运营融合。把党建工作融进业务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到同步规划、同时布置、同步检查、同步考核，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工作格局。
（三）加强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必须把建立科学考核机制作为落脚点，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一是健全党建工作考评机制。改进考核指标体系，厘清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关系，单设党建工作指标并适度提高权重，加强考评指标管理维护，根据业务工作实际及时调整，加大考核力度。二是加大对党建工作部门和党务干部的考核。立足主业，聚焦主题，加强考评结果应用，把考评结果与党员干部绩效、奖惩、调整等结合起来，对重视党建工作、履职尽责到位，群众反响好的党务干部要与业务工作优秀的干部同等重视、同等培养、同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