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故事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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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故事【第一篇】

怎样为幼儿选择阅读文本，是摆在幼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大问题。目前，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其一，借“重传统文化”之名，各类经书粉墨登场，有人甚至为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儿童读经运动”。其二，借“重世界经典”之名，大量翻译图书占据了幼儿阅读市场。

陈鹤琴先生高度重视幼儿故事读本的选择和创编工作，曾与张宗麟先生合作撰写了《幼稚园的故事》一书，深入分析了幼儿感兴趣的故事文本的特征，阐述了优秀故事文本对幼儿发展的价值。他还与钟昭华先生一起编写了一本《儿童故事》。依据陈鹤琴先生的观点，我们试着对以上两种倾向作简要分析。

一、从幼儿兴趣看文本的适宜性

陈鹤琴先生提出，故事文本必须能够引起幼儿的兴趣。他在《儿童故事》“卷首语”中指出，文本要“适合儿童的口吻，生动形象，内容儿童化”，特别强调“人物情节要在儿童经验范围以内”。故事文本要真正走进幼儿内心，为幼儿所喜爱和接受，其内容必须与幼儿生活有关联，否则便会产生隔阂，影响其阅读兴趣。那么，“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所推崇的“四书五经”与幼儿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刘晓东教授曾经指出，一百多年前就有外国学者非常奇怪，为什么中国人给孩子们读的是远离生活的经书，而拒绝从“猫”“狗”等贴近其生活的内容开始。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兴趣的重要，认识到教学内容必须符合儿童的生活经验，能够激发其内在需要。然而，倡导“儿童读经”的核心人物王财贵先生却在《儿童读经教育手册》中否定了“教材要依儿童的理解能力，由浅到深，由易到难，他能懂的才教给他；教育的目标是遵循实用原则，也就是他生活上有需要的才教给他；教学方法要顺应儿童的兴趣，有兴趣才学得好”等原则，这显然是逆潮流而动。综观那些经久不衰、能够赢得儿童“欢心”的故事文本，都是紧扣儿童心灵、吻合儿童生活实际的。陈鹤琴先生改编的儿童故事，几乎都是以儿童喜欢的动物为主角，以游戏活动等为内容的，充满了童趣，其中《拔萝卜》《猴子学样》《三只熊》等作品至今依然深受欢迎。教育有其内在的、不可违背的规律，四书五经之类的文本不符合儿童的发展特点，在民国时代即遭禁止，今日“卷土重来”相信也免不了再次被淘汰的命运。

陈鹤琴先生认为故事文本“切勿带着很多道德训义。儿童听故事就是为着听故事，不是为着受道德的训诫”。而《儿童读经教育手册》却宣称：“人的生命有限，熟读一些有高度价值的书，可以直探人性本源，较轻便地吸取人生的智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较迅速地启迪自己的理性。”众所周知，经书属于化，刘晓东教授指出，“化要想成为儿童生命和生活中的内容，那么它就必须与儿童的天性相符合，否则就不可能为儿童的生命所真正接受而成为儿童生命中充满生长力的成分。强行灌输给儿童的那部分化只能败坏儿童的生活，是使儿童的生命发生异化的外部干扰因素。”因此。不以儿童身心发展为基础的所，谓“站在巨人肩膀上”只会让儿童徒增恐惧，“轻便地吸取人生智慧”恐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陈鹤琴先生还提出，幼儿特别喜欢“富于本地风光”的故事，因为幼儿熟悉本土故事的题材，具有与之相当的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容易对故事文本产生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他对幼儿故事“本土化”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某些幼儿园一味追捧从国外引进的故事文本，同样有失偏颇。

二、从幼儿语言经验的生成看文本的适宜性

陈鹤琴先生认为，幼儿听故事时“有了兴趣，无意之中就学习了很多语言”。那么读经是否有益于幼儿语言发展呢？《儿童读经教育手册》中有这样的表述：“遇到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文句，要通通含混过去”，并且认为“这样是大有功效的”。果真如此吗？

儿童是学习的主体，在接受信息、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是积极、主动的，文本所涵载的信息与儿童原有的语言经验、认知经验、情感和动机等因素相互作用，发展出新的语言经验和认知经验，成为其下一轮学习的基础；文本内容与词句是否吻合儿童语言水平与语言学习规律，直接影响儿童的语言习得。很多“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也承认，由于“经”的主体是四书五经，还包括《道德经》等成人也望而却步的艰涩文字，因此他们也担心儿童会“学而不化，难以为续”，于是提出先让儿童学“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以奠定读经的良好基础。那么，儿童读“三百千千”的情况怎样呢？据报道，一名四岁女孩学念《三字经》，念到“苟不教，性乃迁”时屡屡记不住，于是干脆把这句经文改为“狗不叫，猫就叫”。在“庄严”的读经活动中，这样的改编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也恰恰说明了经书的语言与幼儿格格不入。

陈鹤琴先生特别指出，幼儿故事的词句“不要失却‘儿童化’”。给幼儿的语言文本应符合其语言表达与理解特点，否则会造成语言传递和语言接受的“信息差”，使传递和解读活动失败。杨实诚先生认为，儿童文学作品的词语要能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去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比如描写气候，一般会采用“风和日丽”或“雷电交加”之类的词语，而儿童文学可能会用“暖洋洋的太阳”“蓝蓝的天空”或“雷公公在发脾气”之类的词语。因此，符合儿童年龄特点是对儿童文学语言上的要求。如，儿童喜爱的卡通形象Kitty猫，作者对其外观是这样描写的：“3个苹果那么重，3个苹果排起来那么高”，这样的语言正是儿童所能理解的。而经书文本中，即使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三百千千”，也与幼儿的语言有很大的距离，幼儿解读这样的文本，不只是“学而不化，难以为续”，根本就是“隔靴搔痒”“过而不入”。语言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文本语言只有与儿童原有的语言经验相结合，才能促进儿童不断产生新的语言经验。读经倡导者所尊奉的“多念多反复乃至于会背诵”“只要能背，不

管懂不懂”，实际上使语言与理解相分离，缺少了“理解”这一台阶，幼儿如何逾越经验之间的距离呢？又如何像读经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让经书内容能够“日后一一从头脑中蹦出来”呢？同样是文本，幼儿解读与其生活相关联的文本是主动索求，轻松理解，积极建构语言和经验。读经书则是糊涂记下，千辛万苦，很难获得语言和经验。这是“事半功倍”与“事倍功半”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

陈鹤琴先生在编撰《儿童故事》时，也引用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但他都根据中国儿童的发展特点，对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尤其是语言作了大量的改动。陈鹤琴先生说：“这里的故事没有一个是从原文直译出来的，个个都是重新写过、编过的。国外的情形与本国的不同，为适应中国儿童的心理，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情节是特别选择，特别叙述的。”今天当我们再思考该如何运用国外儿童文学文本的问题时，陈先生的做法仍值得借鉴。

三、从对幼儿身心的影响看文本的适宜性

陈鹤琴先生阐述了故事的价值：使儿童愉快，涵养性情，引起儿童想象，培养表达能力，学会随机应变等。㈦读经倡导者却认为：“幼儿将文化经典智慧烙在脑细胞的无意识层，以后进入思考发育期，就以才能、性格表现出来。”“儿童诵读经典将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存入脑中，不但可以美化身心，而且可以改变气质，净化灵魂，优化品格。儿童诵读经典时，不强求他理解，只要他当儿歌或广告词来念，自由自在、愉快自然地多读几遍，如此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脑内充满知识，心情平静，心中充满爱与温柔，右脑充分开启，情绪智商全面提高。”

强迫幼儿小小年纪就去读与自身生活距离很远的经书，并期待着这些经书内容有一天能“以才能、性格表现出来”，这真是异想天开。语言发展本与整个身心发展相一致，幼儿不懂的文字难以真正进入幼儿心灵，又何来“美化身心”呢？儿歌是经大浪淘沙，为一代代儿童口口相传的“珍品”，艰涩的经书和儿歌是两码事。能为儿童诵记的广告词大多也是因为内容是儿童熟悉的，所以才引起了儿童的兴趣。儿童被迫去死记硬背那些他全然不理解的文字，这样的文字难免会变得面目可憎，又怎么能让他们产生“爱与温柔”的美好情感呢？

儿童文学故事【第二篇】

关键词：赛珍珠；文化偏见；文化移情；文化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2-0190-4 doi：/

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曾在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代表作《大地三部曲》、《异邦客》、《东风・西风》在世界范围流传甚广，但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却鲜有人关注与研究。赛珍珠在其儿童文学中多次将中国设为故事背景，细致描写中国的人民、社会与文化，其目的就是希望美国的儿童能够通过这些作品，从小就对中国树立正确的认识，了解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度的真实状态，以消除文化偏见，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她创作的《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就是一个范例。该书记叙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中国乡村男孩在美国士兵吉米帮助下实现自己飞行梦想的故事，描绘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通过塑造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爱学习、爱劳动的中国男孩于兰的形象，和一个了解中国人、乐于帮助中国人的美国士兵吉米的形象，打破了中美两国人民对于彼此的刻板印象。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学关于文化偏见、文化移情和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等理论视角，对该文本进行解读，揭示赛珍珠力图破除文化偏见、提倡文化移情、反对文化中心主义和推崇多元文化求同存异的思想，说明她真的无愧于“文化人桥”的赞誉。

1 . 破除文化偏见

“文化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Plotnic和Mollenauer把“偏见”定义为对另一群体的人的不公正、有偏向的、无法忍受的观点或认识。在人际间或国际间背景下，偏见包含不同程度的敌意，会带来负面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影响跨文化交际。在我们实际交流中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平等的态度，即它是“后天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人们习惯于用一贯（消极的）方式对待某一特定的人群或事件”（Chen & Starosta， 1998： 40-41）。

长期以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都是不讲文明、愚昧无知、尚未开化的“野蛮人”，认为中国也是一个劣等、落后、腐朽的民族。而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一群蛮横、霸道、不讲道理，自以为是的洋鬼子。如此一来，刻板印象逐步转化为文化偏见，随之产生消极的态度、厌恶甚至怀有敌意。对此，赛珍珠有自己的看法，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地出现，倘若我能做到的话”（于继增，2007：52）。为此，赛珍珠在其多部作品中运用细腻的笔触构建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她创作的儿童故事《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主人公于兰是一个勤劳、朴实、有梦想、有追求的上进男孩。他的父亲是个传统的中国乡村教师，总是教他讲究礼仪道德；他的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乡村妇女，总是教于兰爱清洁讲卫生，饭前洗手。所以，他非常懂事、孝顺，平日里常常帮助家里干各种农活，照顾弟妹，即使有时并不十分赞同父母的思想，也从不反驳。“Yu Lan listened to all his father’s teaching with great discontent， but being a polite boy he said nothing”（Buck， 1945： 15）. 虽然出身于农村，但于兰并不安于现状。他渴望知识，时刻怀揣飞行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够独自驾驶飞机在天空翱翔。“He cared about nothing but airplanes. Every moment that he had for play he spent in making airplanes from paper and wood…In Yu Lan’s lesson books beside his lines of letters， he made drawings of airplanes of every sort he could imagine”（Buck， 1945： 7-8）. 他对飞机的热爱已接近痴迷，可惜由于没有看过真正的飞机，他制作的飞机模型常以失败告终。他的这种举止，让他父亲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父亲把儒教学说奉为一切行为的标准，对科学知之甚少。他会时常劝说于兰，希望他能停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In spite of this， Yu Lan went on dreaming of how some day he might fly”（Buck， 1945： 18）. 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兰遇到了因为机油耗尽而临时架着飞机迫降的美国飞行员吉米。对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从未见过的金发碧眼的吉米和他的飞机，于兰虽然感到震惊，却十分友好。他很有礼貌地指着飞机问吉米：“Is this your airplane？”；“What is gas？”（Buck， 1945： 25-26） 等一连串问题。接着，他又把饥肠辘辘的吉米领回了家。善良的于兰一家给吉米端上了热腾腾的米饭、蒸鸭子、炒豆角、腌萝卜，热情地款待吉米。于兰告诉吉米：“If I stay here my father will make me into a schoolteacher， and I don’t want to be a schoolteacher…I don’t want to be a farmer. I want just one thing to learn all about airplanes and be a pilot”（Buck， 1945： 42）. 他央求吉米带他离开家乡，去学习飞行知识，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想。

显然，赛珍珠笔下的于兰与先前西方人所描述的“中国人”大相径庭。在此之前，许多西方作家曾在作品中描写过中国，但是他们笔下多为根据自身想象而虚构出来的中国，多为丑化后的形象，并非其真实写照。而“赛珍珠则代表了一种真正去了解异国并诉诸笔端的新的写作姿态。为了建构起新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赛珍珠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写作策略，从而使作品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风貌”（顾钧，2002：41）。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这40年里，她在中国人中长大，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培养了她和中国人一样的情感，让她能够消除文化偏见，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文化。因此，她笔下的于兰一家人再现了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形象。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描述，让西方人能够清楚地认识中国，摆脱刻板印象，消除文化偏见和随之带来的交流障碍，为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相互交流提供帮助。

2 . 提倡文化移情

文化移情（cultural empathy）是跨文化交际中连接双方语言以及感情的桥梁，是双方进行有效沟通的技巧和能力。“跨文化交际作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从一般的符号信息的交流到深层次交流的情感的融合和沟通活动，十分需要科学的文化移情，即需要交往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框架模式，摆脱自身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约束，将自己置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主动的对话和平等的欣赏中达到如实地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高永晨，2003：29）。虽然各民族在社会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自己的民族特质，在跨文化交际中各自具有长期形成一定的语言、交流和交际模式，这些相对固定的模式不可能轻易地改变，这样的状况往往会导致彼此之间的文化障碍、误解甚至冲突，但是文化移情的运用是可行的。因为“移情”所强调的是不一定必须具备对方文化的所有知识，而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应有的宽容态度。

在《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中，美国飞行员吉米就成功地通过文化移情实现了与中国人的友好交流。首先，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背景之下，吉米当时作为一个美国人，能够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帮助中国人民，可见吉米是一个对中国没有偏见，无私奉献的人。其次，吉米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Jimmy used chopsticks very well， and in fact he had made himself so much at home that they all loved him and tried not to think about his queer eyes and hair”（Buck， 1945： 33）. 吉米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当他第一眼看到于兰的时候并未表现出惊讶，而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交谈并礼貌地提出去他家吃饭的请求。他把自己当作中国人的朋友，努力使自己融入到中国人中。在于兰家，他告诉大家，他在美国的家和于兰家一样，是个有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的大家庭，且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相亲相爱，这一下就拉近了两家人之间的距离。吉米甚至邀请于兰一家去他家做客，进一步增进两家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面对于兰，吉米想起了自己的弟弟Tom，觉得“the two boys looked alike”（Buck， 1945： 41）。他理解于兰的飞行梦想，最终在于兰的请求下，安排于兰去了成都的飞行学校，并向于兰的家人承诺，他会像照顾弟弟Tom一样地去照顾于兰。尽管吉米与于兰拥有不同的文化模式，但双方对彼此文化都表现出了宽容与大度，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赛珍珠之所以会塑造吉米这样善于跨文化交际的人物，是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对中国人有着深厚感情的美国人，她曾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与美国人一样，辛勤劳作，生儿育女，尊老爱幼，惩恶扬善，具有人类共同的基本生活常识和道德伦理观念。她尊重并热爱中国文化，同时也希望让美国人明白，人都具有普遍的人性，每个民族，每个种族都是相互平等的。只要彼此都能够适当地、准确地运用文化移情，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帮助。

3 . 反对民族文化中心主义

民族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是对跨文化交际影响最大和最直接的一种心理因素，它指的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态度和敌对心理。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实际是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往往使人们对其他文化的习惯和传统做出错误的判断，使人们对群体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负面评估，导致文化专制和盲目排外，从而使文化发展处于停滞和衰落局面（王晋抚，2011：114-115）。长期以来，西方将其优越论等带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至上的民族主义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这就严重妨碍了跨文化交际的正常进行。“其实，不同民族文化是构成世界丰富多彩性的重要因素和重要条件，是跨文化交际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各具特质的多样性文化都有着自己产生和发展的理由，它们都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下和优劣之分”（王晋抚 & 钱婧，2010）。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将它们看作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

赛珍珠认为，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中，当于兰看到金发碧眼的吉米外表完全不同于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乡亲们时，虽然惊诧，却并没有走开。他们有了如下的对话：

“What’s your name？” Yu Lan said.

“Jimmy Smith，” the man replied. “My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My home， the town of Milford， in Ohio.”

“You are Mr. Jimmy.” Yu Lan said.

“No， either Mr. Smith or Jimmy，” the man corrected him.

“Why not Mr. Jimmy？” Yu Lan asked， surprised.

“In my country，” Jimmy Smith explained， “we put the family name last and a fellow’s own name first. Thus you would be called Yu Lan Kung.”

“How silly，” Yu lan said， “when I am Kung Yu lan！ My family name comes first， because the famil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erson.”

“Ah，” the man said.

“We think the pers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family. So I am Jimmy Smith.”

“Shall I call you Smith？” Yu Lan asked.

“No. Jimmy，” the man said.

“You have mixed me all up，” Yu Lan declared.

“Forget the last names，” the man suggested. “I am Jimmy. You are Yu Lan. Where can I eat？”

“There is no place to eat，” Yu Lan said， “but my mother makes good meat rolls.”

“Please lead me to your mother.” Jimmy said.

（Buck， 1945： 26-27）

上面这段对话不仅揭示了中美两国人在姓氏排序方面的差异，还揭示了他们对于个人和家庭重要性的不同看法。人类学家Hall根据不同文化中人们在表达时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把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大体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Hall， 1976： 57-58， 39， 58），而中国与美国正好分别属于高低语境天平的两端。高语境文化中的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的是“大一统”、“和为贵”的思想，并由此衍生出“他人取向”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更多地把家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低语境文化中的美国人则显示出高度的个体化，更多的强调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家族的力量。

故事中，于兰的父亲常常把儒家圣贤的话作为名言挂在嘴边，于兰从不与父亲争执；而吉米却说他父亲作为受西方政治制度影响的美国人爱讨论的是民主与共和，他也总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刚认识于兰，就要求去他家吃饭。面对主人一家，吉米毫不客气，端起碗筷，就狼吞虎咽。“…and in fact Jimmy had made himself so much at home...”（Buck， 1945： 33） 后来吉米把降落伞上的白色丝绸送给于兰，希望他母亲可以用这些丝绸给他的妹妹做件新衣裳。结果：

“But it’s white.” Yu Lan objected. “There the girls only wear white clothes when somebody is dead.”

“Tell your mother to dye it red， then，” Jimmy said. “Our girls dye it all colors.”

So Yu Lan folded the silk to take home.

（Buck， 1945： 39）

显然，赛珍珠让读者看到，中美文化差异并不影响两国人民的正常交往。

通过《于兰》这一作品，赛珍珠试图启示读者，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不同文化的人们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只有承认文化差异，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才能克服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负面影响，才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进步。毫无疑问，赛珍珠本身掌握两种语言，拥有两种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最为重要的是在中美两国特殊的生活经历给了赛珍珠两种民族感情。这两种民族情感的交融让赛珍珠摆脱了西方人对中国人惯有的文化偏见，所以她能以各民族平等的博怀准确地把握中美文化的异同，用尽毕生的精力去沟通东西方文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给予的“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这个称号她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Chen， G. & J. S. William. Found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Mass： Allyn & Bacon， 1998.

E. T. Hall. Beyond Culture[M]. New York： AnchorBooks/ Doubleday， 1976.

Pearl S. Buck， Yu Lan： Flying boy of China[M]. Toronto： Longmans， Green & Company， 1945.

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顾钧。论赛珍珠建构中国形象的写作策略[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41.

王晋抚、钱婧。文化中心主义――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障碍[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23）：148.

王晋抚。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中心主义的构建[J].文学教育，2011（11）：114-115.

儿童文学故事【第三篇】

关键词：幼儿园；全语言教育理念；故事教学活动；设计

在幼儿园教育中，语言教育不可获缺，而在语言教育中，故事教学不可获缺，故事是幼儿接触和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户，深受儿童的喜爱，将故事教学法融入到幼儿语言教学中，不但能够丰富儿童的语言知识，而且能够丰富儿童的情感体验。在幼儿园教学改革日渐深入的今天，幼儿园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对全语言教育理念进行深入分析，并将其应用到语言教学中，为儿童设计有趣、有效的故事教学活动，激发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从而提高幼儿园语言教学的有效性，使幼儿语言水平和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一、融入全语言教育理念，注重故事活动设计原则

全语言教育理念于20世纪在美国兴起，这种教育理念不但融入了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而且吸取“学习者中心”的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语言学习将语言划分为“听、说、读、写”四个部分的观点，认为语言的学习不应该被分割成不同的“技能”，而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让学习者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掌握语言。在幼儿园教育中，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在传统的幼儿园语言教学中，教师单一地要求学生背诵、写字，难以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幼儿园教师应该对教学观念进行更新，将全语言教育观念引入到教学过程中，充分应用故事教学法，为学生设计相应的故事活动［1］。在对故事活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以下原则：第一，整合性的原则，即各个故事活动之间应该具有联系性，从整体上提高儿童语言水平。第二，生活化的原则，即故事活动应该与现实生活具有联系性，激发儿童参与活动的欲望。第三，建构性的原则，即故事活动应该以幼儿兴趣相符合，让儿童能够主动参与到活动中。第四主体性的原则，即故事活动的中心应该为儿童，让儿童能够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自主获取语言知识。

二、创设丰富的故事情景，激发儿童参与积极性

在教学中，兴趣往往是最好的老师，儿童只有在活动过程感受到乐趣，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接下来的活动中。因此，在对故事教学活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情景教学法的应用，为儿童创设丰富的教学情景，将儿童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儿童产生浓厚的兴趣，主动参与到其中。但在创设情景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全语言教育理念中的生活化原则，从儿童实际生活环境出发，创设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景，提高儿童兴趣。例如，在“大树妈妈的信”这一故事活动的设计中，教师可以在幻灯片上做出秋天的背景，并对教室或者活动场所进行布置，营造出秋天的氛围，然后给儿童朗读故事，并在朗读过程中引导儿童在活动产所找到“收信人”，如，变黄的小草、水变凉的水池等，让儿童亲自感受秋天到了大自然会发生的变化。随后，教师引导幼儿对故事进行复述，这样，不但能够提高幼儿兴趣，而且能够培养儿童细心观察的习惯。

三、提供丰富的故事材料，引导儿童自主探究

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往往需要从感知开始，杜威曾指出，调查研究是儿童四种本能之一［2］。如何充分将儿童的这种本能利用起来，应该从从全语言教育理念的建构性原则入手，让儿童主动对探究过程进行建构。因此，在幼儿园语言教学的故事活动中，教师应该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故事材料，并引导儿童对这些材料进行观察、记忆与探究，充分将儿童在语言方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发挥出来。比如，教师可以应用“动物脚印的不同”为儿童创建故事活动，在活动前准备好相应的绘画工具，给儿童讲一个雪地上发生的故事，重点指出雪地上出现了扇子、竹叶、梅花等图案，让儿童猜测是哪种小动物画上去的，随后引导幼儿自主将各种小动物的脚印画出来，并让儿童想象这些小动物是怎样在雪地中留下脚印的。这样，不但能够加深幼儿对故事的印象，提高幼儿对各种小动物的认知能力，丰富儿童的知识储备，而且能够培养儿童自主创作的意识及能力。

四、注重故事活动的游戏性，发挥儿童主观性

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在故事活动的设计中，教师应该充分注重故事与游戏的融合，以儿童的兴趣为依据，设计出儿童喜欢、能够接受的活动方式，实现“寓教于乐”，将儿童主观性充分发挥出来，以提高儿童应用语言的能力。例如，在给学生讲《小红帽》这一故事时，把大体的故事内容告诉儿童后，给儿童播放这一故事的动画片视频，随后组织儿童玩角色扮演的游戏，让儿童分别扮演小红帽、大灰狼、外婆等角色，让儿童模仿这些角色说话的语气说出相应的台词。这样，不但能够让儿童亲自参与到故事活动中，而且能够让儿童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提高应用语言的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幼儿自主创编故事，在讲完了一个故事之后，引导儿童充分发挥想象力，对故事进行续编，比如，在讲完《丑小鸭》这一故事后，教师引导儿童进行想象：在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丑小鸭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让儿童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小故事的情景，并给出一定的课堂时间，让儿童互相分享这些小故事。这样，不但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培养儿童的发散性思维，而且能够提高儿童组织、应用语言的能力。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近年来，幼儿园教育改革日渐深入，人们对幼儿教育中语言教学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而在幼儿园的语言教育活动中，故事活动较为常见，也比较重要。在应用故事教学法进行语言教育的过程中，幼儿教师应该注重全语言理念的引入，注重故事的选择及故事活动的设计，以提高故事活动的有效性，从而保证儿童语言水平提升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杜诗函．幼儿园语言故事创新教学的实践研究［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5(49):28．

儿童文学作品【第四篇】

关键词： 语言教材 儿童文学作品 语言修辞特征

儿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就如同所有的建筑物不能离开最基本的建筑材料一样，儿童文学的城堡是用形象、生动的、多彩的语言砌成的。离开了语言，文学便不能存在，因此人们称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1]。

陈子典认为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相比，儿童文学语言具有表达内容、提供学习语言典范的双重意义。儿童文学作品要担当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与训练的任务，他们从中学习语言、丰富词汇，懂得如何运用准确、鲜明、生动、简洁的语言描绘客观事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对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语言修辞特征的分析探讨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前对儿童文学语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儿童文学语言特点的研究，强调语言要浅显、易懂、口语化、形象性、音乐性等，除了郑荔在《学前儿童修辞特征语言研究》一书中论述了儿童文学创作中语言应符合儿童修辞特征外，对儿童文学语言修辞研究的鲜少。修辞性语言反映了语言运用高位能力，有利于扩展学前儿童语言经验，挖掘语言美的潜能，激发学前儿童的美感，提高学前儿童的语言交际质量[2]。鉴于此，本文从修辞学的视角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行研究，发现教材中语言的以下修辞特征。

一、以形象性比喻为主，与幼儿自身经验相结合

比喻就是通常所说的“打比方”，即用某一事物或情境比方另一事物或情境的辞格，被比喻的事物通常被称为“本体”，用来比喻的事物称为“喻体”[3]。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比喻以形象性比喻为主，所选用的喻体多与幼儿生活经验相关，并且符合幼儿文学诉之于听觉的特点，比喻句中口语化倾向显著。

儿歌《下雪天，像过节》出现比喻四次：停着的小车像鼓鼓的面包，圆圆的屋顶像涂满奶油的蛋糕，树枝像胖乎乎的薯条，下雪天像过节一样热闹。所使用的喻体“面包、涂满奶油的蛋糕、薯条”这些食物都是幼儿生活中很喜欢吃的食物，形象生动，与阅读作品的幼儿的经验直接相关，所以幼儿在阅读中倍感亲切，同时为幼儿提供认识事物的新视角。谜语《猜猜我是谁》中出现比喻两次：耳朵像蒲扇，身子像小山。把大象的耳朵比喻成蒲扇，身子比喻成小山，用词口语化，符合幼儿接受语言的特点。并且通过这种创造相似性的比喻，将新的词汇“蒲扇、小山”纳入原有的语言系统中，幼儿对新词汇的理解更形象化、熟悉化，学习语言对于幼儿来说变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二、拟人符合幼儿“泛灵论”的思维特点

拟人，又称人格化，是指根据想象把物当作人来写，赋予“物”以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语言表达手段[4]。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多是篇章化拟人，并且拟人的对象具有普遍性，除了人以外的事物都是被比拟的对象，如秋弟弟、春姑娘、燕子姐姐、青蛙妈妈等。林小杯的儿童诗《我被亲了好几下》通篇用拟人的手法，把阳光、风、衣服，甚至石头和水滴都赋予生命和感情，使作品呈现一种天真活泼的稚拙美，在读者的心理上产生激荡，引发读者对美感的体验。究其根源与学前儿童“泛灵论”的思维有关，学前儿童往往将自身的感情投射到周围的事物上，被人格化了的世界，在幼儿看来却是最本真的最自然的。

拟人修辞是幼儿文学创作中的宠儿，可以说拟人是幼儿文学的灵魂，没有了它，幼儿文学便是死的文学，没有了它，幼儿文学便如同折断了翅膀的小鸟，不能在儿童的心空上飞翔。两套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语言注意到幼儿对拟人修辞的喜爱，拟人化语言符合幼儿“泛灵论”的思维发展特点。

三、以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反复为主，情节反复为辅

教材中作品语言的重复多以词语、句子的反复为主，情节反复为辅。反复可以给幼儿安全感和舒适感，也可以让幼儿获得内在秩序感，形成最基本生命的秩序感。如南师版儿童诗《欢迎》中：“欢迎！欢迎！大树真好。”词语反复出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跃然纸上。故事《鼠小弟的背心》，通过小鸡、海豚、狮子、大象反复试穿鼠小弟的背心，最后鼠小弟的背心成了一个布条。情节反复增强作品的趣味性，让幼儿在兴奋、高兴之余，无形地融入作品的情境。

但儿童文学的反复是有细小变化的重复，不是单调的重复，苏教版有些作品语言反复单调，没有趣味性。如中班上的儿歌《我爱上幼儿园》：“念念儿歌，跳跳舞。动动蜡笔，画画图。举起手儿数一数。有趣故事读一读。上学快乐又幸福。”中班下的儿歌《上学最开心》：“唱唱儿歌，跳跳舞。动动蜡笔，画画图。举起手儿数一数。有趣故事读一读。上学快乐又幸福。”这两篇儿歌内容除了名字和内容中的“念念”和“唱唱”不同外，其余是完全重复的。

修辞性语言代表语言运用的高位水平，修辞的运用有利于儿童认知、情感及审美的发展[5]。幼儿教师应做到顺应儿童修辞天赋，引导儿童分析儿童文学作品中国语言的修辞特征，鼓励儿童自由使用语言，并不断加强自身关于儿童文学修辞学的知识学习，促进学前儿童修辞性语言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卫平，王坤建。儿童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4.

[2]郑荔。学前儿童修辞特征语言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97.

[3]陈莎莉。试论幼儿文学创作中比喻的运用[J].云梦学刊，2002，23（5）.